快贷怎么开通网银盾:浅析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推行“富国强兵”政策，使国家迅速发展起来。随之，日本为与西方列强争夺与瓜分世界，欲称霸东方，日益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给中国等亚洲国家和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
　　随着侵略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不断确立和强化军国主义体制，大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在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也促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法西斯化。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意识产生严重影响，促使日本民众自觉不自觉地为军国主义所左右，成为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
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于1872年（明治5年），建立了以美国等西方诸国教育制度为样板的西方民主教育体制。该体制实施几年之后，在对于是继续推行欧化教育还是推行文明开化的教育政策问题上，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歧。围绕着建立什么样的教育体制问题，在统治阶级内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如伊藤博文的“教育论”对元田永孚的“教育圣旨”，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的有关德育的论争等。论争的实质是继续保持传统的封建教育体制还是建立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教育的问题。随着天皇制国家体制的确立、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及《教育敕语》的公布，关于教育体制的论争也随之结束。日本最终选择了在利用西方教育体制的同时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教育体制。
（一）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军国主义教育是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治初期进行的教育改革是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改革，随着军国主义路线的逐步形成，学校中的军国主义教育也逐渐形成和加强，改革的目的本来是想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资本主义民主教育体制，但是事实上，传统的封建思想教育在建立近代天皇制之后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为以后学校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治初期颁布的《学制令》中，尚未出现军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随着军国主义思想的加强，在1880年修改后的《教育令》中，就开始出现了“尊皇爱国”的字句。在1890年10月30日日本天皇亲自颁布的《教育敕语》中，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更是暴露无遗。其具体内容是：“朕，念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日本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于此。望尔臣民，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律己，博爱及众，修学问，习职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辟世务，常遵国宪，时守国法，一旦危机，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穹之皇运。如是，则不独可为朕之忠良臣民，且足以显彰尔先祖之遗风”。
　　当时，日本政府把《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的总纲领，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标榜天皇具有最高的道德，是道德的化身。为了把“国体精神”和《教育敕语》精神贯彻到学校，《教育敕语》颁布之后，特别是进入昭和之后，日本政府提出了教学刷新和学制改革两大重要课题，开始对学校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日本政府为了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28年文部省把学生科提升为社会教育局，强化思想教育；1935年设立了“教学刷新评议会”；1936年又设立了“文教审议会”，开始按照内阁总理的咨询，对“关于国体观念的彻底和振兴国民精神的重要事项”进行调查和审议，通过审议后认为：为实现“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必须确立把学校变成“国民训练的场所”，把从国民学校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纳入“皇国之道”的天皇制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同时，要进一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最终使教育完全纳入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体制。具体的实施方法：（1）教育思想。将“皇国之道”作为教育的基本思想，强调学习“皇国之道”，“归依皇国之道”，培养为国家服务的人；（2）教学内容。为了让学生学习“皇国之道”，学校采用统一的教科书，进行合科教学；（3）教学方法。为了培养成皇国民，在国民学校重视基础训练，在师范学校重视训练方法，在中学重视实践锻炼和团体训练。
　　以小学为例，来看一看日本政府是如何对学生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首先将小学的教育目的从过去的以知识教育为主改为以“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为主，把教授“普通知识技能”限定在“生活必须的范围内”。1891年11月17日，日本制定了“小学教育大纲”，大纲对修身科做了如下规定：“(第二条)修身把以《教育敕语》之精神，启发培养儿童之良心，培养其特长，教授人道实践之方法作为宗旨。”①所谓修身，其核心就是向小学生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天皇说成是“万世一系”的神，其目的就是在小学生心目中树立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使小学生长大之后绝对服从天皇，无怨无悔地为其服务。这一大纲一直实施至1941年3月《国民学校令》（为了推行所谓名副其实的国民教育，《国民学校令》将小学改称国民学校）发布为止。
　　《国民学校令》发布不久，1941年3月14日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国民学校令实施规则》，该规则的开头是这样规定的：“奉体教育敕语之精神，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学习皇国之道，特别应坚定对国体的信念。”②在国民学校中重新强调了一切教育活动以《教育敕语》为基础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军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日本政府除了系统地向学生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外，还经常举行一些效忠天皇的活动。从1891年开始，要求学生必须会背、会默写《教育敕语》；1891年6月学校制定了《小学节日祭典规程》，把拜读《教育敕语》和向天皇皇后的“御像”礼拜作为学校的固定仪式，各小学都要在最庄严的地方悬挂天皇的“御像”，老师和学生经过“御像”时，要恭恭敬敬地致以崇高的敬礼；在学校所有的节日和祭典上都必须唱国歌《君之代》，学生和儿童低头聆听校长带着白手套毕恭毕敬地朗读《教育敕语》。
　　在军人学校、师范学校以及青年学校（劳动青少年教育机构），除了贯彻《教育敕语》外，早在1883年《征兵令》修改后就设立了“步兵操练科”，确立了军事体操制度。师范学校的学生全部寄宿，日常生活仿效兵营组织。其目的是想把小学教师培养成“准军人”，然后利用这些“准军人”去教育全国的小学生。
　　总之，《教育敕语》被强制灌输给孩子们，使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接受军国主义思想，逐步被卷入了具有玉碎思想的集体之中，最终成为侵略战争的炮灰。
（二）军队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形成
　　江户时代末期，以萨、长两藩同盟为核心的讨幕派推翻了幕府独裁政权，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新政权。为了巩固天皇新政权，明治新政府开始建立近代化的军队。其基本方针是建立举国皆兵的军事体制，把强兵和对外侵略作为国家首要政策。掌握着当时兵部省实权的山县有朋（长州出身，前奇兵队总督，后任陆军卿）与西乡从道（萨摩出身）联合起来开始整顿军队，1870年宣布全国陆军统一采取法国式体制，海军统一采取英国式体制。
　　1873年1月，明治政府颁布了近代《征兵令》，建立近代常备军；为了强调军队效忠于天皇，故取名“皇军”。为了加强天皇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在组织上，于1878年设立了直属天皇的最高军令机构—参谋本部。该部负责处理一切军令事宜，军部大臣可以不通过内阁会议讨论直接上奏于天皇。结果使军部的权力越来越大最终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对军队进行思想教育和控制，陆军卿山县有朋于1878年颁布了《军人训诫》。该训诫以“忠实”“勇敢”“服务”为军人的根本精神，禁止士兵谈论天皇、议论朝政。
　　日军方在教育的实施和管理上都有一套完整的体制和措施。明治时期负责部队教育的部门是监军部，后来改为教育总监部。军队教育又分为学校教育和部队教育。院校教育有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兵学校、航空士官学校等实施教育。部队有各级指挥官直接负责教育。对部队和军人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学习、执行《军人敕语》、《军人训诫》《作战要务令》、《步兵操典》。1941年，日军还颁布了《战阵训》。这些都是强化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而《军队内务条令》则是约束军人和士兵接受教育的条令。
1882年1月，明治天皇亲自向陆海军卿颁授了《军人敕语》，敕语中阐述“我国军队世世代代均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肽，汝等仰朕为首脑”。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天皇的命令，谁敢违抗必将遭到制裁，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是干涉统帅权，最终将受到制裁。《军人敕语》还以“忠节、礼仪、武勇、侠义、质素”等五项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必须遵守之德目。
　　在日本军队中，士兵在整个服役期间，都要受到严格的与强制性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军人不仅在学生时期已接受了《教育敕语》的严格教育，在部队仍要全部背诵《军人敕语》，如果背不下来或背错，则要受到殴打等惩罚。部队还采取一系列措施，训导士兵学习、背诵《军人敕语》。此外，士兵还要背诵《作战要务令》、《步兵操典》等。
　　军人比地方学生要受到更为彻底的武士道精神教育，使其确立不以生命自己为重而以天皇和国家为重的帝国军人思想和精神素质。为了进行这方面教育，日军还要求官兵以此类“英雄人物”为榜样，如日俄战争中的樱井忠温中尉等。他的鼓吹武士道精神的书《肉弹》成为士兵必学的材料。士兵还通过唱军歌、参加各种仪式、纪念活动等等，接受各种军国主义教育。

（三）通过社会团体进行广泛的军国主义教育
　　除了通过国家教育部门、各种学校的正规教育，通过对军队的精神教育，贯彻《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语》中的军国主义思想外，日本政府还利用各类右翼社会团体，鼓吹军国主义，灌输军国主义教育。
　　早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著名右翼团体玄洋社（1885年成立）、黑龙会、浪人会等在右翼民族主义头目内田良平、头山满等主导下，大力宣扬国粹主义、日本主义，拥戴天皇制“国体”，实行扩张主义的大亚洲主义等，对军国主义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日本进一步介入国际侵略战争，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本的民族主义更加膨胀，国粹主义日益高涨。1917年后，日本相继成立了“大日本国粹会”、“关东国粹会”、“经纶学盟”等等许多右翼团体。这些团体在社会上极力宣扬“国粹主义”和“忠君爱国”等军国主义思想。
　　在发动侵华战争及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一些右翼军国主义团体更加活跃。如“神武会”、“满鲜问题解决同盟”（头目也是头山满）、“国家主义青年同盟”等等，数目众多，活动广泛。他们既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又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者和传播者，更加强化了军国主义及其教育体系。
　　特别是1910年成立的退伍军人组织“在乡军人同盟”，是对社会青年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织。大正天皇曾专门为其颁布《在乡军人敕语》。该组织有纲领，有宣传教育内容；组织发展广泛，遍及全国，深入到农村，活动活跃。该组织极力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具体灌输“教育敕语”内容，倡导“忠君爱国”，特别是对社会青年具有很大影响和精神约束力。
（四）利用文化、宗教等进行军国主义教育
　　利用文化和宗教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日本迫使大量文化人、作家充军，进行战地报道，在国内组织军国主义文化团体，宣传军国主义思想。
　　从明治初期至二战期间，日本一直通过组织青年、军人、在乡军人参拜乡间的招魂社、伊势神宫、靖国神社等，每年春秋两季参加“皇灵祭”、“招魂祭”等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对青年和国民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教育其具有为天皇和军国主义献身精神。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就将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作为全国最高军国主义教育基地。至今一直继承了这一传统。
　　在宗教方面，日本主要利用神道教与其他部门相结合，极力推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神道教在明治政府成立后，即被定为国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长期对民众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忠皇”教育，宣扬“国家神道”、“圣战”、“八紘一股”等等。二战期间，日本还在本国以及中国和朝鲜到处兴建神社，经常组织军人、在乡军人、地方青年参拜神社，通过朝拜，从文化上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利用神道教广泛推行军国主义教育，起到了很坏的影响作用。
　　除神道教外，儒教、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在战时也被作为军国主义教育的御用工具，令各种宗教必须为日本的“圣战”服务，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和教育。例如基督教当时就曾宣传“日本打中国是圣书的教诲”，“是神的旨意”。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又成立了“大日本宗教报国会”和“大日本战时宗教报国会”，强令各种宗教与神道教一道，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
二．军国主义教育的几个方面和主要内容
（一） 进行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教育
　　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采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后，不但没有削弱天皇的地位和权威，反而逐步强化、神化了天皇在国家和部队中的绝对权威地位。这是日本政治和历史的独特特色。
　　日本首先是通过宣传教育忠君思想，来神化和使天皇权威化的。早在明治初期，日本从小学生起就“以神话为主进行世界观教育”。日本宣扬天皇是神，是神武天皇的后代，有“三件神器”为证。天皇是“万世一系”的神，是“天照大神的子孙”。继而又将天皇奉为陆海军大元帅，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如此军队就是神的皇军，军队的军国主义行为也就成了按神的旨意行事的“合法的”、“神圣的”行动。
　　日本进行效忠天皇教育的一个主要做法就是进行“国体教育”。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明治前又进行了“锁国”，在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下，尤为重视自身的政治传统和统一性。明治维新后直至日本投降，提出“国体”的独特概念，并一直进行这方面教育。所谓“国体”即天皇制，所谓维护“国体”，也就是维护天皇制。日本军国主义在此教育中，也把“国体”宣扬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强化捍卫团体就是维护天皇制及在天皇体制下的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日本更强调“国体”教育对坚持军国主义的重要性。直至日本投降时，日本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只要能保住国体，即保住天皇和天皇制就投降。日本在这方面曾提出“日本国体论”、“天皇归一主义”等等。

（二） 进行“尚武”和“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精神教育
　　日本军队在明治维新后是仿照德国普鲁士军队建立的，其后又进行了改革，与德军的绝对服从和扩张主义一脉相成。日本和日军尤为重视“尚武”的武士道精神教育。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后，更加验证了“尚武”对军事扩张的重要性，更加深化和强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又宣扬“武备第一”、“武勇武运”，继续鼓动发展军力。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并通过“教育敕语”和“军事敕语”，以及天皇发布的一系列敕语，来强化军事素质、教育训练，增强部队和民众“为天皇献身”的精神和能力。
　　日本不仅是在军队还在地方也采取各种方法强化这方面的教育。如灌输武士道精神，组织学生进行各类军事训练，重视柔道、剑道等军体训练。要求青少年学习为军国主义献身的“英雄人物”，以他们为榜样为国尽忠。
　　“尚武”教育的中心内容是武士道教育。日本民族自古代始，始终不断进行征战，军人武士享有特殊地位，社会上也形成一种“尚武”的精神和传统。后来日本逐步形成一种“武士道”的武士文化，具有很浓的封建主义色彩。
　　明治维新后，日本更将其视为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亦使之失去文化色彩，更强化了军国主义精神成份。日本军国主义宣扬的武士道的核心内容是“忠”、“勇”。两者并之，相辅相成。所谓“忠”即与忠君思想想结合，灌输“主从道德”。为了实现“忠”的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继而又鼓吹“勇”，即为天皇为国家的“献身精神”。而“勇”的终极手段是死、玉碎、切腹。为此，日本在推行军国主义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鼓吹这一思想，颂扬“死的美学”，号召官兵和民众效仿这样的人物。如日俄战争时的统帅乃木希典大将曾为效忠明治天皇切腹自杀，被誉为楷模。
　　武士道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所谓“大和魂”，即武士道精神的主导核心，即效忠天皇、为天皇、为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勇于献身的精神。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特点是，追求精神上的忠勇境界，而不贪图个人任何实利。日本军国主义把武士道推崇为“日本的行动精神”、“日本的推动力”，不遗余力地推行武士道教育。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始终贯彻的是绝对服从主义，教育尊皇的目的也是绝对服从天皇。特别是在军队中，绝对服从主义的教育极为彻底。绝对服从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成份，也是法西斯化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这方面的教育也是极为严格的。
（三）推行军事扩张的军国主义教育
　　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攫取、瓜分中国之门，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军事扩张、参与瓜分亚洲的野心，极欲并更加有恃无恐地推行军事扩张主义。军事扩张主义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日本为推行和强化军国主义，并大力推行军事扩张政策，亦极为重视，着力进行军事扩张主义教育、军事扩张主义教育，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首先，日本极力鼓吹民族主义，鼓动民族优越感，把日本说成是“神的国家”，自恃“大和民族最优秀”，日本是“万国之本的国家”。二战结束时，远东军事法庭起诉书中就指出：“日本民族的精神对亚洲、全世界其他民族，主张民族优越性。”“根据这种有害思想，有组织地发动了侵略战争”。
　　日本这种民族优越感的教育，也是建立在歧视和仇视亚洲国家各民族基础上的，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宣传自己是“神的国家”的同时，一直宣传“外夷野蛮”，称中国人是“猪仔”，称朝鲜是“野蛮国家”。翻开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可见宣扬民族优越感，歧视和仇视亚洲国家的言论比比皆是，最近日本学者安川寿之辅所著的《福泽谕吉的亚洲认识》一书就披露了大量的这类典型的言论。
　　随着民族主义的膨胀，日本愈加不能满足于东方岛国的地位，因而不断进行扩张主义教育。首先，日本在教育中提出“尊皇攘夷论”，强调日本对亚洲的主导地位。明治时期的维新开放的倡导者福泽谕吉就宣传“日本为东方魁首盟主”，应“争雄东亚”。极右势力头目头山满鼓吹：“日本应该是称霸亚洲的盟主”。还有的称日本应是“指导亚洲的盟主”，甚至猖狂称“日本民族解放世界”。直至日本投降，日本不断灌输这些反动思想。
　　为了实现充当“盟主”的野心，日本军国主义者又鼓吹“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体”、“东亚共荣圈”、“从白人手中解放亚洲”等等，并称“这是大和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国民和军队树立一种意识，即日本必须出兵，发挥军事作用，为“亚洲做军事贡献”。
　　在强化军国主义军事扩张教育中，日本军国主义者还鼓动国民以维护和寻求民族生存利益为目的，参与推行军事扩张战争。早在明治时期，曾任首相的政界元老山县有朋就提出中国、朝鲜是日本的“生命线”。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发表“田中奏折”，又提出“满州是日本的生命线”，并提出保卫“北部生命线”。“9?18”事变后，松冈洋佑又称“无满蒙即无日本的生命线”。对于东南亚地区，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海上生命线”，东南亚是日本的“资源圈”，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推行 “海上生命线”教育，鼓动进行海上军事侵略与扩张。
　　日本军国主义者还不断加强“忧患意识”的形势教育，激发部队出兵“保护日本的利益”。例如日本在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就一直称“要防止俄国南下”，阻止苏联的“赤色威胁”，宣传“日中战争必然论”、中国“威胁日本驻军安全”，并称“东洋风云日益紧急，帝国前途日益多事”，日本“海上生命线受到威胁”等等，鼓动帝国军人“挺身奔赴战场”“为国捐躯”。日本著名“战争文学作家”大冈昇平在曾深刻指出，当时的军国主义者的爱国主义教育实际是鼓吹“爱国就到别国去，进行掠夺，屠杀别国人”③。
三．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特点及对国民意识的影响
（一） 军国主义教育的主要特点
1． 军国主义教育的传统性和一贯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并非偶然，与日本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具有密切关系，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亦并非一日之功。在历史上日本就一贯坚持“忠君爱国”、“万世一系”“天皇是神”的灌输与教育。日本的武士道教育、“武运”、“尚武”精神教育，也是自封建社会武士阶级的出现以来，就一直广泛进行的。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注重明治维新的研究和维新的积极方面，从而忽略了现代军国主义的产生与教育。实际上，日本走向现代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本身就是明治维新的一对孪生子。明治时代政府一方面提倡“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又确立“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始终坚持这两方面的教育。明治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将领，如福泽谕吉、山县有朋、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伊藤博文、大畏重信等本身即是军国主义头目和鼓吹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者。
　　大正时代虽短，仅有14年，但是，从天皇到社会上并未放松军国主义教育。大正天皇亲自颁布诏书、敕语，过问军国主义教育。社会上也广泛实施军国主义教育。进入昭和时代，是日本军国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时代，军国主义教育也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也前后一致，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
　　由上观之，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传统性、连续性和继承性，这一特征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具有如此特点，因而促进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持续发展。
2．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全面性和广泛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使整个国家纳入军国主义时代；军国主义的形成，也是由于国家实施全面和广泛的军国主义教育所致。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从国家的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军事制度等，均确立了各种法制和要求，制定各种规范和措施。教育的实施者既有天皇、军政大臣，国家教育、军事部门，也有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部队各级军官，还有各类社会团体和人员。教育的范围包括精神、伦理思想、教育，心理素质、军事体育教育等；还有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施加教育和影响。可以说从大都会直至偏远的山村无处无时不在实施军国主义教育，各个行业、各个阶层、每个人无不受到军国主义教育。
3．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彻底性、绝对性
　　人们熟知，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军国主义教育，是残酷的、强制性的，学生、军人、社会上必须绝对服从和接受，无法逃脱这种教育，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教育。军人及每个日本人必须绝对服从天皇，在关键时刻必须为天皇“玉碎”。例如，“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语”是学生和士兵的必修科，不但要深刻领会精神，还要倒背如流，否则要受到处罚。军人若对中国人、朝鲜人表示同情也是不允许的。
　　军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专制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对整个军队和国民进行彻底地精神和思想控制，使官兵和民众确立绝对服从主义思想意识。
4．军国主义教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愚弄国民形成一系列的错误和反动思想，促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投入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在对天皇制的教育方面，把天皇神化、绝对化，大力宣扬天皇的神话故事，对一般群众影响至深，令其对神之天皇深信崇拜至极。又如在武士道精神教育方面，日本军国主义者竭力宣扬“忠君爱国”，为天皇为国家献身的最终行为是死，是精神修养的最高表现，是一种美学。这种欺骗性促使民众不分是非，只要是天皇和军队推行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就可轻易地随时为之去死，因而致使许多日军官兵勇于为军国主义卖命。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满蒙生命线”等宣传教育，诱使广大偏僻乡下贫困农民参加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开荒种地。这些农民真以为是来发家至富，殊不知是在为军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政策服务。再如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宣扬“解放”亚洲，反对白人殖民主义统治是日本的责任，这不仅使其发动的侵略战争合法化，而且诱骗大批的军人和国民积极参与侵略战争，并为之献身；同时也掩盖了其与西方老殖民主义争夺殖民地，欲将欧美殖民者挤出亚洲、独霸亚洲的目的。而对于亚洲各国的人民来说，无非是赶走了老虎又来了狼，这种教育和宣传不仅欺骗了日本国民，对少数亚洲国家和人民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二）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国民意识的影响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国民长期受军国主义的强制和欺骗性教育，受到深重的毒化，精神思想扭曲，军国主义意识也相当深，至今仍未得到彻底解脱。
　　在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下，日本国民意识中的“效忠天皇的意识”极为浓厚，他们对天皇的神与神之权威深信不疑，顶礼膜拜。迷信天皇、尊崇天皇、效忠天皇，成为日本国民意识中的居主导地位的精神思想。不少官兵直至临死时，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因此，在长期的军国主义泛滥与横行过程中，他们都认为所作出的军国主义行为是忠于天皇的表现，更不怀疑像天皇这样至高无上的神还会有错误，直至日本投降时，听到天皇宣布投降的“玉音”时，许多人还不相信这是天皇的旨意。即使日本战败，不少人也不认为是天皇的责任，直到过了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末，日本还有人称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由此看见，这种国民意识影响之深。
　　自古以来，日本一直崇拜中国文化，虽有过圣德太子“日出之国的天子”的妄言，但长期以来民族优越感并未在日本民族意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一批维新派们看到西洋物质文明，并以西方物质文明的标准，开始萌生歧视中朝及亚洲人的意识。经过明治维新后的变革，日本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特别是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胜利，在军国主义的影响下，大和民族优越感不仅充斥政界和社会上层，，在一般国民中也日益普遍存在。许多人瞧不起中国人，对中国人、朝鲜人歧视心理很重，对中国人、朝鲜人并无同情心，甚至看到中国人与日本人一同坐车都感到“岂有此理”。日本人当年在中国吃白米饭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吃白米饭却被视为犯法。朝鲜人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时代讲朝鲜话被视为违法。因此，日本人在高谈人权、民主的当代，是完全想象和理解不到在军国主义时代，日本是如何任意歧视、虐待和杀戳中国和亚洲国家人民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民族优越感对整个日本社会和国民意识的毒害是很深的。
这种民族优越感影响日本国民盲目投入战争，非但没有侵略的罪责感，反而感到是在“解放亚洲”，“拯救亚洲国家”，是在以实际行动促进亚洲从白人手中得到解放，并帮助一些地区实行了现代化，促进了发展与“繁荣”，例如对台湾的侵略就存在如此看法，。由于这种思想意识根深蒂固，所以，至今日本社会上仍有一些人还对那场侵略战争的性质认识不清，始终认为“那场战争是正确的”，不肯认罪，反倒认为有理
　　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教育所形成的绝对服从主义，在日本国民中是有传统的，也体现出日本国民意识的一个突出特点。日本人从明治时代以来，从小就受到绝对服从主义教育，不仅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军国少年”、“帝国军人”，整个社会都存在这种绝对服从的思想意识倾向。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天皇，个人服从国家，已成为每个人的意识观念，“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语”也已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因此，人们在言论和行为上没有自主性，对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在参与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时，由被动转为主动，由胆怯到不在乎。日军在训练士兵屠杀中国人时，在上级的命令下，无论对方是什么状况，只要上级下令，没有思考的余地，坚决执行命令。在日本士兵的思想意识中，“上级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必须坚决执行。
　　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教育的结果，促成了全民皆武的局面。即使在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意识没有泯灭，但是“尚武”的思想意识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这种“勇武”精神意识，促使日军顽强好战，宁死不投降。在日俄战争时，乃木希典创造“肉弹战”，在二战中日军组织敢死队，神风特攻队，在塞班岛、硫磺岛，到处都出现日军“玉碎”式自杀。不仅仅是军人，地方上也出现类似状况。在中国东北的开拓团中，曾不断出现日本丈夫杀死妻子儿女全家“玉碎”的情况。在冲绳岛决战中，亦有日本女子中学生去“玉碎”。这种“为国捐躯”的国民意识使日本国民深受其害。
　　在一系列军国主义教育下，日本人中也产生一些谬误的思想意识观念。例如，明治以来的历次侵略战争，不问性质，不问青红皂白，都认为是为了国家的战争。参加战争死去的人，不论地位以及战争行为、性质如何，都是为国捐躯，死了都是神，不纠其责，都应怀念和悼念。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包括一般士兵也都成了大大小小的诸“神”。而对于被侵略国家，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人，被大量随意杀戳，却沦为日本军刀下的“鬼”，有些日本人至今仍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例如一再否定“南京大屠杀”就是一例。这些意识观念又受到军国主义残余势力的渲染鼓吹，成为后来否定侵略战争，为侵略战争翻案和歌功颂德的舆论导向，至今仍未得到清除。
注：
①（日）山住正己：《教育敕语》，朝日新闻社，1980年版
②（日）山住正己：《教育敕语》，朝日新闻社，1980年版
③（日）大冈升平《战争》九艺出版社，1975年10月5日

参考书目：
（1）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
（2）日本近代教育史刊行会编：《日本近代教育史》，讲坛社，1973年
（3）田中惣五郎：《日本军队史》，理论社刊，1954年11月
（4）远山茂树等：《近代日本精神史》，青木书店，195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