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别找我麻烦的舞蹈动作:倪斐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3:01:30
贺耀组是我舅公，倪斐君我叫她斐舅娭，在重庆时对我很是照顾，文化大革命时我谈了她率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后来听说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至死，她为党和人民做了那么多好事，却死得如此冤，真使人痛心。虽然我那消息来自报上，但是；如果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那就罪该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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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挚友倪斐君 (1996)
回忆起三四十年代的倪斐君同志，我便想起她那颀长、健美的身材，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那潇洒大方的举止，和她那音调平稳、带有锋利刺人力量的谈吐，以及她那无拘无束的爽朗笑声。桩桩往事随之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多年来，我总想就我尚能忆及的片断往事撰写成文，以寄托我对这位挚友的哀思，苦于琐事羁绊未果，现在得偿夙愿，惟时隔半个世纪之久，难免挂一漏万，倘有谬误，尚望知之者给予指正。
初识斐君
1937年底，我和胡绣枫、傅伯群等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的影响下，在武汉自发地组织了一支“难民妇女服务队”，为伤病战士和难民服务，同时广泛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战斗。我们的行动遭到国民党陈逸云、唐国贞之流所把持的“慰劳总会”的种种刁难与排挤，她们不发给慰劳伤病员所需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在我们面临“断炊”的紧急关头，胡绣枫想起了贺耀组，胡的爱人李建华因参加过“左联”而被国民党蓝衣社逮捕入狱，是贺耀组设法营救他出狱的。贺耀组当时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军事统计局局长。贺虽系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又是蒋介石的亲信，但为人重道义、乐助人。当胡向他说明了“难民妇女服务队”处境困难的情况后，贺十分仗义，当即向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作了介绍，并请他们给予援助，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以后贺又介绍其妻倪斐君参加我们这支队伍，并肩负领导重任。迁往重庆后，斐君改队名为“难民妇女服务团”，并自己出资租赁了曾家岩50号二楼为团部，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并肩战斗。
斐君性格豪爽，富正义感，扶危济贫，见义勇为，而且有胆有识，敢于负责。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其他贵妇人那种矫揉造作、趾高气扬的表现。由于她面色略黑，言语锋利刺人，何应钦给她起了个“黑玫瑰”的绰号。她十分鄙视那些在国难中自命清高的人。为了堂堂正正地从事救济伤病员和难民工作，她给大家制作了印有“难民妇女服务团”红色大字的服装和草帽，使得那些排斥我们的特务、党棍们无可奈何。她还从难民中挑选了身体健壮、有文化的女青年，组织了一支救护队，并亲自向她们传授包扎、敷药、止血等一系列操作技术。遇有敌机轰炸，她立即背起急救箱，抬起担架，带领这些年轻人奔赴现场进行抢救，在重庆山城的坡路上爬上爬下。盛夏季节，在素有“火盆”之称的重庆奔波，不要说妇女，即使是青年小伙子也要“几步一身汗，爬坡张口喘”，何况她这位富里生富里长的贵妇人?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更可见其舍己为人、扶危济贫的高尚精神。她以苦为乐，为活跃大家的精神生活，有时忙里偷闲，组织大家唱歌或坐在一起讲她的家庭和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趣事。
倔强姑娘
1912年（民国元年)夏，斐君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离城10多里的一个农村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世代以经商为主，耕读为辅。她的祖父在宁波开有木行、猪行、钱庄，还在本村雇工种着80多亩旱田。她父亲弟兄四人，排行老三，还有姐妹五人。父亲和叔父在汉口经营钱庄、百货店。母亲是个憨厚老实、平日少言寡语的农村妇女。
斐君7岁开始上村小学读书，6年的小学教育，使她通达事理，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当她看到母亲受到公婆或其他人欺侮的时候，她便替母亲大鸣不平，理直气壮地和对方论理，因而得不到长辈们的喜爱，被长辈视为家庭中的“叛逆者”；同辈也不敢接近她。惟独她父亲最喜爱这个性情直爽、敢于奋斗的女儿。
斐君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带到上海，并把她送进了上海郊区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曼摩氏 -教会女子中学”。当时正是五卅惨案后爱国革命运动震撼全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听到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斐君感到痛快淋漓，兴奋异常。她想，如果自己也能投入到游行的行列里去该多好啊!跨进“曼摩氏教会女中”后，她对那里的教学、上课、生活各方面都效仿美国教会的方式。感到处处不习惯。对那些穿着教会修女服装的所谓“姑奶奶”们的一举一动虽然觉得新鲜，但对每天面对“耶稣”偶像自言自语地喃喃背诵圣经、默默祈祷，又感到无聊、可笑。
爱国情切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斐君听了悲愤异常，她组织了一部分爱国同学准备上街游行，遭到了校方的严厉斥责和阻止。她气得伏案痛哭，边哭边喊：“什么博爱、自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弄得同学们不知如何劝慰她才好。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3月进入上海，学校停课。斐君欣喜若狂，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跑上街头，高呼“欢迎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此后，她到处打听哪个学校进步。在众多同学的推荐下，她决定报考“吴淞镇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不料此举遭到父亲一位好友的阻止，此人对她父亲说：“中国公学里面华侨和共产党员很多，像斐君这样喜欢活动、渴望到外面闯荡的孩子，到那里很危险，不如让她去产科学校，学点技术，将来毕业后也有出路。”她听了之后产生一种疑惑不解的心情，她暗自琢磨，共产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可怕?既然可怕，为什么很多同学都愿意考这所学校呢?……但她只好遵从父亲的意见，考入上海私立“人和产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基督教徒，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曼摩氏女中”相似，而且对学生的训育比“曼摩氏女中”的专制程度更甚。她既后悔又恼火，想离开这里，报考中国公学附中，又怕触怒了钟爱自己的父亲。她内心十分痛苦，觉得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总是坎坎坷坷的，感到前途黯淡渺茫，学习不起劲，生活懒洋洋。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感到再这样消沉下去，一无所获，将来走向社会，靠什么工作?于是她决定发奋学习，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将来做个独立的、不依赖别人和不受人摆布的人。她在学校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并且在上海市教育局备了案。为此，她遭到那位独裁专制而顽固守旧的校长和那些追随校长的老师们的嫉恨，他们总想在她身上找岔子，拔掉这个“眼中钉”。可是，对这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又在学生中间享有很高威信的斐君，他们又无可奈何。
斐君在有着各种压力而且极其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锻炼，终于度过两年，于1930年踏上了社会。—开始她在南京私立济生医院任护士长，经过半年的实习，又回到了上海，在天主教圣心医院作妇产科助产士。由于她生性桀骜不驯，每当在工作中接触到那些脾气古怪、面孔冷冰冰的法国修女时，便忆起中学时的那些“姑奶奶”们，从内心感到厌恶。尤其在她们对中国护士的工作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时，斐君便总要和她们争执几句，时间一长，矛盾加深。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这种现实，只有另谋出路，摆脱这种环境。她又返回南京，经朋友介绍到康济医院工作。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发一弹，把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斐君听了，把满腔愤怒都倾泻在张学良身上，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束缚得张学良无所作为。她对蒋介石鄙视、忿恨，感到中国的前途渺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她忧心如焚，意志消沉，工作之余便去玩乐，终日浑浑噩噩。
1932年1月28日，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志士们和英勇抗击敌人的十九路军的英雄战士们，使斐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时医院院长逃离上海，医院群龙无首。斐君毅然挺身而出，组织一些爱国医护人员，成立了一支“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闸北、江湾、吴淞一线，抢救伤病员。她亲眼看到那些满身鲜血仍在挣扎杀敌的英雄和倒在血泊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尸体，以及沿途经过战火摧毁的破瓦颓垣，流落街头的难民。十九路军以不足5万的兵力，抗击敌人10万之众；以简单的枪械，对抗日本侵略军的新式武器，苦战30多天，因之震惊中外，唤起子中国人的自信心。
1933年春的一天下午，康济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病人，是院长的同乡至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贵严(耀组)。他因患神经衰弱症来院就诊。通过接触交谈，斐君觉得这个人虽性格内向，但那股豪爽劲儿，颇与自己的性格近似，而且气质不凡，谈吐文雅而风趣，举止腼腆含蓄而大方，她内心深处萌发了朦胧的爱。之后贺耀组慷慨资助斐君，由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办了“良友产科医院”。次年(1934年)，为了提高斐君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帮她进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贺耀组如此的关心和体贴，斐君决心以身相许。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均被父亲以贺有发妻，且年龄大斐君23岁为理由拒绝。同时，许多亲友也进行劝阻。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她最终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果断地于1934年春和贺耀组结婚，但自立门户，不与其发妻同住。
1935年2月，贺耀组奉命出使土耳其，斐君离开了仅差半年就毕业的东南医学院，随贺出国，两人相依相伴，游历了欧洲l0多个国家。这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增长了。同时，也体会到，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外国人的鄙视和欺侮。
奋起抗日
1936年8月，斐君夫妇绕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贺耀组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辕主任。同年6月，斐君携次子仁体同住兰州。未及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在国共合作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组织“妇女抗日后援会”，号召各省主席夫人参加，斐君首先响应并积极奔走呼号。但参加该会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开展活动时有不少遭到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捣乱破坏，斐君万分气愤。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兰州代表是谢觉哉、彭嘉降。因谢老和贺耀组是小同乡，每天夜晚必来贺处闲谈，每谈必涉及国共两党关系与抗日战争问题。尽管二人各有见解，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脸红筋涨，甚至大声喊叫，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感情。斐君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静听，谢老的谈吐犹如流水，明净、流畅、坦率、生动，极富说服力。久而久之，斐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法西斯本质，也看得更清楚了。从而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当时尽管贺耀组的政见是偏袒国民党，但遇有援助敌后解放区的举动，他还是肯于帮助。如宋庆龄曾几次以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用民用航空飞机通过兰州向敌后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食品。按蒋介石指示，这类飞机，必须报请他批准后才得放行，但贺总是不经请示即予放行。贺与谢老之间的往来被当时驻兰州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知，告密于蒋介石，贺得知后一笑置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斐君随贺到达武汉。不久，她又随贺撤到贵州，由贵州转到重庆。在贺的同情支持下，她毅然担任“难民妇女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实现了她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当时，斗争十分尖锐，特务多如牛毛，进步人士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但由于她以贺耀组夫人的身份为保护，不避劳怨，不畏牺牲，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使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当住所，斐君从胡绣枫处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与曾家岩50号房主磋商，取得房主同意，将一、三楼房间腾出，让给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这样，周恩来夫妇与“难民妇女服务团”同住一幢楼内，楼上楼下，经常有机会接触。周恩来、邓颖超每次演讲我们都能听到。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这位中共传奇人物时的情景，斐君始终不能忘记。周恩来问起“难民妇女服务团”的工作开展隋况，又谈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要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一切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改变“包办抗日”、“片面抗日”的错误政策，一致对敌。斐君感到他的话坦诚、感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使她豁然开朗。她望着周恩来，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她很想和这位伟人多谈一谈，但又不愿耽搁他更多的宝贵时间。后来她去看望邓颖超时，遇到吃饭，经常看到他们夫妻俩在吃糙米饭和四川常年盛产的紫苋菜、无心菜。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为国家、为民族不分昼夜的忘我工作精神，使她清楚地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哪个是美，哪个是丑，更激发起她追求进步的信心。
追求进步
不久，她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结识了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李德全、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接触面更加广泛。她遵循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日久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但特务们碍于贺耀组的关系，不敢轻易触动她。贺耀组对此也有所耳闻，多次劝阻她，她不以为然。有时贺大发脾气，她置之不理。国民党为了拉拢她，曾通过贺耀组劝她填写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贺耀组和斐君虽然在思想上、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他并不强求斐君听从他的主张，十分尊重斐君的意志。他坦率地告诉那些劝斐君入国民党的人说：“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我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1940年4月，贺耀组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及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侍从室是专为蒋介石服务的机要部门，既是蒋介石和下属之间的“联络站”，也是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加工厂”，它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见蒋介石当时对贺耀组的宠信。斐君正是以此为保护伞，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特务也在重庆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内部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进行调查、监视，并炮制黑名单，逮捕、审讯。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白色恐怖笼罩山城。我们“难民妇女服务团”为了保存实力，立即宣布解散，把一部分青年工作人员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其他在重庆有亲友关系的分散离开曾家岩50号。只有我无处投奔，况且早被特务盯住。斐君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用贺耀组的汽车把我接到地家，作为她家的家庭教师，掩护起来。贺耀组也支持这种正义行动，可见贺之为人。当时重庆一度谣传“张启凡就是张晓梅的化身”。因此，军统特务曾多次通过贺耀组找我谈话，每次斐君必陪我同往，唯恐我遭特务们暗算。有一次特务头目徐锡增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我不是。”(当时我确实尚未入党。)他说：“你不是共产党人，你敢不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我毫不含混地反问他：“难道不是共产党人都要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吗?试问中国有四万万人，不是共产党的都登报声明了吗?”弄得他张口结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斐君坐在一旁报以轻蔑的微笑。徐锡增马上改变了冷冰冰的面孔，强作笑容，厚颜无耻地采取利诱的手法对我说：“你既然不是共产党，我们欢迎你继续把‘难民妇女服务团’恢复起来，经费开支全部由我们提供。如果将来你想去外国学习，我们可以保送并提供经济帮助，你考虑考虑。”我回答说：“难民妇女服务团’已经解散了，抗日有罪我还恢复它干什么!至于去国外学习，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中国人，在国难期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怎能离开祖国跑到外国去?谢谢你的照顾。”尽管我言语间带有讽刺和不满，但碍于倪斐君在旁，他又不敢对我怎样，于是谈话就这佯结束了。
不久，史良又介绍斐君与宋庆龄相识，宋对斐君十分器重，让她协助作社会福利救济事业。1942年秋，宋庆龄为了援助当时在重庆的一些生活贫困的作家，在七星岗胜利大厦举办了一场募捐舞会。斐君积极参加筹备并四处奔波推销入场券，把一张价格最高的荣誉券卖给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舞会举行的那天，宋庆龄、孙科，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亲临现场，特务们想捣乱也不敢妄动。
1942年冬，贺耀组受斐君的影响，失宠于蒋介石，由“侍从室一处”主任的重要职位降为重庆市长，这对于贺是个沉重的打击。斐君尽力开导自己的丈夫。通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贺耀组总算度过了这段烦乱、困惑的时期，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他抱着心安理得、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在新任命的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斐君又办起了重庆产院，干起她的专业。在此之前数年，经李德全介绍，她结识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冯亦代，她和冯亦代又协助陶行知筹备建立起难童学校，推行劳动教育。这所学校就是全国闻名的育才学校。斐君在众多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决心以爱和献身精神换取社会的进步与光明。
同年夏秋之交，国民党特务一再向贺耀组施加压力，要他把张启凡交出来。为此，斐君与贺之间发生矛盾。贺扬言要把我的行李扔出门外，目的是要我立刻离开他家。当时我正在赈济委员会，斐君匆忙跑来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我立即叫斐君把我的行李取来，移住在赈济委员会(我当时是赈济委员会专员)。几天以后，斐君与贺为我而争执的家庭纠纷平息下来，贺又感到当时一气之下的言语不当，愧对于我，便派斐君邀我去他家便酌表示悔意。当时我正在郭沫若先生家，当斐君说明来意后，我还没表态，徐冰便抢着劝阻说：“不要去了，我们请你吃饭。”斐君便不再勉强，匆匆离去。
1945年，斐君又和邓颖超、李德全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她以发起人的身份积极团结各阶层民主妇女，推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运动。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到达重庆。8月31日，毛主席在他下榻的张治中住宅“桂园”(当时毛主席实际住在“红岩村”，即被人称作“红岩嘴”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接见柳亚子、王昆仑、曹孟君、倪斐君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微笑着非常坦诚地说：蒋先生打了三封电报邀我来，他是要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一副和平姿态，我为了示信于全国、全世界，不管他是真心和谈，还是假意，我来了，让天下人看看，到底是哪个要真和平，那个要假和平。如果蒋先生要谈，我们就谈，如果他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各位以为如何?请各抒己见。大家听了这一席富有深刻哲理而锋芒犀利的话语，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深表折服。随后，柳亚子、王昆仑各自谈了自己的庶见。这次会见，在斐君心里留下了长久的记忆。回到曾家岩50号，她兴奋得手舞足蹈，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激”情，像孩子般地对大家讲个没完。
相隔十多天，毛主席又在“桂园”邀请各妇女团体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斐君代表“中国妇女联谊会”出席。 10月10日，国共两党结束了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违背协议精神，继续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5年底，贺耀组被蒋介石解除了重庆市市长职务，打入冷宫。
1946年2月，斐君全家由重庆迁回上海。她除继续协助宋庆龄从事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外，又通过各种渠道，团结各阶层进步妇女，发展组织，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后，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迫害进步人士和学生。斐君的活动早被注意，于是他们一方面公开制止，一方面对贺耀组施加压力，要他限制斐君的活动。斐君不听贺的劝阻，贺迫于无奈，向斐君提出离婚。斐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对丈夫是能够理解的。她想，夫妻相处12年，生有五子二女，突然离开，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悲剧，而这悲剧不是由于夫妻感情破裂，更不是一方“变心”造成的，怎能忍心地离去呢!她跑到正在上海的邓颖超大姐那里说了这件事。邓大姐听了很耐心地劝慰她：“你们夫妻在感情上没有隔阂，只是各自的政治信仰和事业追求不同，但他为了你的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现在的处境、心情你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该离开他，应当安慰他，更重要的是争取他，在政治上帮助他。况且你们有那么多的儿女，绝不能给孩子们带来痛苦，还要培养教育他们。现在我们党在上海还需要人来做很多的工作，希望你忍耐一些，不要轻率地就离婚……。”一席话使斐君又振作起来。同时贺耀组也在众多近亲好友的批评、指责、劝导下有了悔意，一再向斐君表示歉意，夫妻又重归于好。
斐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又去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 1948年夏学习结束，通过一位牙科主任医师洪明的介绍，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斐君到这个医院工作的目的是：(1)想通过给伤病员治病，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相机进行策反工作；(2)这所医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工作半年后，国民党特务注意上她，派人到医院里调查斐君经常接触的人。由于她群众关系好，特务抓不到任何把柄，难以对她下手。直到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的一天深夜，特务们以斐君系“共党匪谍”的罪名，到医院搜捕斐君两次，适斐君不在医院而得以幸免。几天后特务又去拘捕，事前该院前院长王世诚得知消息告诉斐君，她立即与冯亦代逃到郊区宋庆龄的一位美国友人谭宁邦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贺耀组由于与何应钦关系密切，在何应钦继孙科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挂衔职务。贺预见到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他曾劝说汤恩伯步傅作义后尘，走和平起义道路。开始汤恩伯曾表示接受他的劝说，但不久他再次和汤商谈此事时，汤的态度改变。贺惟恐汤密告于蒋介石，即匆匆飞往香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子第二联勤总医院，斐君怀着对新生活渴望的激情，抱着一颗赤热的心回到医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还邀请她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夏，贺耀组在香港通电起义并发表了反蒋宣言。斐君得此消息万分高兴。她放下包袱，打起精神积极工作。
不久，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贺耀组在香港处境困难。周恩来立即派人通过与港方关系人士联系，将贺接回大陆。斐君全家团聚了，斐君感到终于如愿以偿，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斐君在上海任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妇女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她含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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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君性格豪爽，富正义感，扶危济贫，见义勇为，而且有胆有识，敢于负责。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其他贵妇人那种矫揉造作、趾高气扬的表现。由于她面色略黑，言语锋利刺人，何应钦给她起了个“黑玫瑰”的绰号。她十分鄙视那些在国难中自命清高的人。为了堂堂正正地从事救济伤病员和难民工作，她给大家制作了印有“难民妇女服务团”红色大字的服装和草帽，使得那些排斥我们的特务、党棍们无可奈何。她还从难民中挑选了身体健壮、有文化的女青年，组织了一支救护队，并亲自向她们传授包扎、敷药、止血等一系列操作技术。遇有敌机轰炸，她立即背起急救箱，抬起担架，带领这些年轻人奔赴现场进行抢救，在重庆山城的坡路上爬上爬下。盛夏季节，在素有“火盆”之称的重庆奔波，不要说妇女，即使是青年小伙子也要“几步一身汗，爬坡张口喘”，何况她这位富里生富里长的贵妇人?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更可见其舍己为人、扶危济贫的高尚精神。她以苦为乐，为活跃大家的精神生活，有时忙里偷闲，组织大家唱歌或坐在一起讲她的家庭和她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趣事。
倔强姑娘
1912年（民国元年)夏，斐君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离城10多里的一个农村封建大家庭里。这个家庭世代以经商为主，耕读为辅。她的祖父在宁波开有木行、猪行、钱庄，还在本村雇工种着80多亩旱田。她父亲弟兄四人，排行老三，还有姐妹五人。父亲和叔父在汉口经营钱庄、百货店。母亲是个憨厚老实、平日少言寡语的农村妇女。
斐君7岁开始上村小学读书，6年的小学教育，使她通达事理，有一定的分辨是非能力。当她看到母亲受到公婆或其他人欺侮的时候，她便替母亲大鸣不平，理直气壮地和对方论理，因而得不到长辈们的喜爱，被长辈视为家庭中的“叛逆者”；同辈也不敢接近她。惟独她父亲最喜爱这个性情直爽、敢于奋斗的女儿。
斐君小学毕业后，父亲把她带到上海，并把她送进了上海郊区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曼摩氏 -教会女子中学”。当时正是五卅惨案后爱国革命运动震撼全国的时候，许多青年学生在街头游行示威、演讲，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听到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斐君感到痛快淋漓，兴奋异常。她想，如果自己也能投入到游行的行列里去该多好啊!跨进“曼摩氏教会女中”后，她对那里的教学、上课、生活各方面都效仿美国教会的方式。感到处处不习惯。对那些穿着教会修女服装的所谓“姑奶奶”们的一举一动虽然觉得新鲜，但对每天面对“耶稣”偶像自言自语地喃喃背诵圣经、默默祈祷，又感到无聊、可笑。
爱国情切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执政府一手制造的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斐君听了悲愤异常，她组织了一部分爱国同学准备上街游行，遭到了校方的严厉斥责和阻止。她气得伏案痛哭，边哭边喊：“什么博爱、自由，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弄得同学们不知如何劝慰她才好。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927年3月进入上海，学校停课。斐君欣喜若狂，像一只冲出樊笼的小鸟，跑上街头，高呼“欢迎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此后，她到处打听哪个学校进步。在众多同学的推荐下，她决定报考“吴淞镇中国公学附属中学”。不料此举遭到父亲一位好友的阻止，此人对她父亲说：“中国公学里面华侨和共产党员很多，像斐君这样喜欢活动、渴望到外面闯荡的孩子，到那里很危险，不如让她去产科学校，学点技术，将来毕业后也有出路。”她听了之后产生一种疑惑不解的心情，她暗自琢磨，共产党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可怕?既然可怕，为什么很多同学都愿意考这所学校呢?……但她只好遵从父亲的意见，考入上海私立“人和产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留学美国的基督教徒，学校的教育方式，和“曼摩氏女中”相似，而且对学生的训育比“曼摩氏女中”的专制程度更甚。她既后悔又恼火，想离开这里，报考中国公学附中，又怕触怒了钟爱自己的父亲。她内心十分痛苦，觉得自己十几年的生命历程，总是坎坎坷坷的，感到前途黯淡渺茫，学习不起劲，生活懒洋洋。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感到再这样消沉下去，一无所获，将来走向社会，靠什么工作?于是她决定发奋学习，掌握一门有用的技术，将来做个独立的、不依赖别人和不受人摆布的人。她在学校发起成立了学生会，并且在上海市教育局备了案。为此，她遭到那位独裁专制而顽固守旧的校长和那些追随校长的老师们的嫉恨，他们总想在她身上找岔子，拔掉这个“眼中钉”。可是，对这个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又在学生中间享有很高威信的斐君，他们又无可奈何。
斐君在有着各种压力而且极其复杂的环境里，经受了锻炼，终于度过两年，于1930年踏上了社会。—开始她在南京私立济生医院任护士长，经过半年的实习，又回到了上海，在天主教圣心医院作妇产科助产士。由于她生性桀骜不驯，每当在工作中接触到那些脾气古怪、面孔冷冰冰的法国修女时，便忆起中学时的那些“姑奶奶”们，从内心感到厌恶。尤其在她们对中国护士的工作吹毛求疵、百般挑剔时，斐君便总要和她们争执几句，时间一长，矛盾加深。她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这种现实，只有另谋出路，摆脱这种环境。她又返回南京，经朋友介绍到康济医院工作。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不发一弹，把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斐君听了，把满腔愤怒都倾泻在张学良身上，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束缚得张学良无所作为。她对蒋介石鄙视、忿恨，感到中国的前途渺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她忧心如焚，意志消沉，工作之余便去玩乐，终日浑浑噩噩。
1932年1月28日，贪得无厌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场新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慷慨激昂的志士们和英勇抗击敌人的十九路军的英雄战士们，使斐君看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当时医院院长逃离上海，医院群龙无首。斐君毅然挺身而出，组织一些爱国医护人员，成立了一支“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奔赴闸北、江湾、吴淞一线，抢救伤病员。她亲眼看到那些满身鲜血仍在挣扎杀敌的英雄和倒在血泊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尸体，以及沿途经过战火摧毁的破瓦颓垣，流落街头的难民。十九路军以不足5万的兵力，抗击敌人10万之众；以简单的枪械，对抗日本侵略军的新式武器，苦战30多天，因之震惊中外，唤起子中国人的自信心。
1933年春的一天下午，康济医院来了一位特殊病人，是院长的同乡至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贺贵严(耀组)。他因患神经衰弱症来院就诊。通过接触交谈，斐君觉得这个人虽性格内向，但那股豪爽劲儿，颇与自己的性格近似，而且气质不凡，谈吐文雅而风趣，举止腼腆含蓄而大方，她内心深处萌发了朦胧的爱。之后贺耀组慷慨资助斐君，由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在南京开办了“良友产科医院”。次年(1934年)，为了提高斐君的资历和技术水平，又帮她进上海东南医学院深造。贺耀组如此的关心和体贴，斐君决心以身相许。她几次征求父亲的意见，均被父亲以贺有发妻，且年龄大斐君23岁为理由拒绝。同时，许多亲友也进行劝阻。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她最终决定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果断地于1934年春和贺耀组结婚，但自立门户，不与其发妻同住。
1935年2月，贺耀组奉命出使土耳其，斐君离开了仅差半年就毕业的东南医学院，随贺出国，两人相依相伴，游历了欧洲l0多个国家。这期间，她最大的收获是：眼界开阔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增长了。同时，也体会到，由于中国贫穷落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受到外国人的鄙视和欺侮。
奋起抗日
1936年8月，斐君夫妇绕道美国回国。1937年春，贺耀组出任甘肃省主席兼兰州行辕主任。同年6月，斐君携次子仁体同住兰州。未及一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在国共合作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不久，何香凝先生在上海组织“妇女抗日后援会”，号召各省主席夫人参加，斐君首先响应并积极奔走呼号。但参加该会的积极分子在各省开展活动时有不少遭到国民党政工人员的捣乱破坏，斐君万分气愤。
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兰州代表是谢觉哉、彭嘉降。因谢老和贺耀组是小同乡，每天夜晚必来贺处闲谈，每谈必涉及国共两党关系与抗日战争问题。尽管二人各有见解，争论不休，有时争论得脸红筋涨，甚至大声喊叫，但并不影响彼此间的感情。斐君总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坐在一旁静听，谢老的谈吐犹如流水，明净、流畅、坦率、生动，极富说服力。久而久之，斐君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有了一定的认识，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法西斯本质，也看得更清楚了。从而萌发了追求进步的思想。当时尽管贺耀组的政见是偏袒国民党，但遇有援助敌后解放区的举动，他还是肯于帮助。如宋庆龄曾几次以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名义，用民用航空飞机通过兰州向敌后解放区运送大批物资、食品。按蒋介石指示，这类飞机，必须报请他批准后才得放行，但贺总是不经请示即予放行。贺与谢老之间的往来被当时驻兰州国民党特务机关侦知，告密于蒋介石，贺得知后一笑置之。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斐君随贺到达武汉。不久，她又随贺撤到贵州，由贵州转到重庆。在贺的同情支持下，她毅然担任“难民妇女服务团”的领导工作，实现了她为抗日救亡贡献一份力量的愿望。当时，斗争十分尖锐，特务多如牛毛，进步人士随时都会遇到生命危险。但由于她以贺耀组夫人的身份为保护，不避劳怨，不畏牺牲，大刀阔斧地打开局面，使特务不敢轻举妄动。
1938年1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到达重庆，一时找不到适当住所，斐君从胡绣枫处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与曾家岩50号房主磋商，取得房主同意，将一、三楼房间腾出，让给周恩来和邓大姐居住。这样，周恩来夫妇与“难民妇女服务团”同住一幢楼内，楼上楼下，经常有机会接触。周恩来、邓颖超每次演讲我们都能听到。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这位中共传奇人物时的情景，斐君始终不能忘记。周恩来问起“难民妇女服务团”的工作开展隋况，又谈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要大家同心协力，团结一切抗日民主的政治力量，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改变“包办抗日”、“片面抗日”的错误政策，一致对敌。斐君感到他的话坦诚、感人，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使她豁然开朗。她望着周恩来，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她很想和这位伟人多谈一谈，但又不愿耽搁他更多的宝贵时间。后来她去看望邓颖超时，遇到吃饭，经常看到他们夫妻俩在吃糙米饭和四川常年盛产的紫苋菜、无心菜。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为国家、为民族不分昼夜的忘我工作精神，使她清楚地认识到，谁是真抗日，谁是假抗日；哪个是美，哪个是丑，更激发起她追求进步的信心。
追求进步
不久，她参加了“中苏文化协会”，结识了史良、刘清扬、沈兹九、李德全、曹孟君等著名民主人士，她的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接触面更加广泛。她遵循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日久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但特务们碍于贺耀组的关系，不敢轻易触动她。贺耀组对此也有所耳闻，多次劝阻她，她不以为然。有时贺大发脾气，她置之不理。国民党为了拉拢她，曾通过贺耀组劝她填写参加国民党的申请书。贺耀组和斐君虽然在思想上、政治立场上有分歧，但他并不强求斐君听从他的主张，十分尊重斐君的意志。他坦率地告诉那些劝斐君入国民党的人说：“信仰是个人的自由，我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意做的事。”
1940年4月，贺耀组调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会议及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侍从室是专为蒋介石服务的机要部门，既是蒋介石和下属之间的“联络站”，也是国民党大政方针的“加工厂”，它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可见蒋介石当时对贺耀组的宠信。斐君正是以此为保护伞，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特务也在重庆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内部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也进行调查、监视，并炮制黑名单，逮捕、审讯。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白色恐怖笼罩山城。我们“难民妇女服务团”为了保存实力，立即宣布解散，把一部分青年工作人员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送往延安。其他在重庆有亲友关系的分散离开曾家岩50号。只有我无处投奔，况且早被特务盯住。斐君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用贺耀组的汽车把我接到地家，作为她家的家庭教师，掩护起来。贺耀组也支持这种正义行动，可见贺之为人。当时重庆一度谣传“张启凡就是张晓梅的化身”。因此，军统特务曾多次通过贺耀组找我谈话，每次斐君必陪我同往，唯恐我遭特务们暗算。有一次特务头目徐锡增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我不是。”(当时我确实尚未入党。)他说：“你不是共产党人，你敢不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我毫不含混地反问他：“难道不是共产党人都要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吗?试问中国有四万万人，不是共产党的都登报声明了吗?”弄得他张口结舌，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斐君坐在一旁报以轻蔑的微笑。徐锡增马上改变了冷冰冰的面孔，强作笑容，厚颜无耻地采取利诱的手法对我说：“你既然不是共产党，我们欢迎你继续把‘难民妇女服务团’恢复起来，经费开支全部由我们提供。如果将来你想去外国学习，我们可以保送并提供经济帮助，你考虑考虑。”我回答说：“难民妇女服务团’已经解散了，抗日有罪我还恢复它干什么!至于去国外学习，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中国人，在国难期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怎能离开祖国跑到外国去?谢谢你的照顾。”尽管我言语间带有讽刺和不满，但碍于倪斐君在旁，他又不敢对我怎样，于是谈话就这佯结束了。
不久，史良又介绍斐君与宋庆龄相识，宋对斐君十分器重，让她协助作社会福利救济事业。1942年秋，宋庆龄为了援助当时在重庆的一些生活贫困的作家，在七星岗胜利大厦举办了一场募捐舞会。斐君积极参加筹备并四处奔波推销入场券，把一张价格最高的荣誉券卖给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舞会举行的那天，宋庆龄、孙科，以及一些民主人士都亲临现场，特务们想捣乱也不敢妄动。
1942年冬，贺耀组受斐君的影响，失宠于蒋介石，由“侍从室一处”主任的重要职位降为重庆市长，这对于贺是个沉重的打击。斐君尽力开导自己的丈夫。通过一段痛苦的思想斗争，贺耀组总算度过了这段烦乱、困惑的时期，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所以他抱着心安理得、不与人争的处世态度，在新任命的岗位上照常工作。
1943年6月，斐君又办起了重庆产院，干起她的专业。在此之前数年，经李德全介绍，她结识了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冯亦代，她和冯亦代又协助陶行知筹备建立起难童学校，推行劳动教育。这所学校就是全国闻名的育才学校。斐君在众多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决心以爱和献身精神换取社会的进步与光明。
同年夏秋之交，国民党特务一再向贺耀组施加压力，要他把张启凡交出来。为此，斐君与贺之间发生矛盾。贺扬言要把我的行李扔出门外，目的是要我立刻离开他家。当时我正在赈济委员会，斐君匆忙跑来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我立即叫斐君把我的行李取来，移住在赈济委员会(我当时是赈济委员会专员)。几天以后，斐君与贺为我而争执的家庭纠纷平息下来，贺又感到当时一气之下的言语不当，愧对于我，便派斐君邀我去他家便酌表示悔意。当时我正在郭沫若先生家，当斐君说明来意后，我还没表态，徐冰便抢着劝阻说：“不要去了，我们请你吃饭。”斐君便不再勉强，匆匆离去。
1945年，斐君又和邓颖超、李德全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她以发起人的身份积极团结各阶层民主妇女，推动抗日救亡，争取民主运动。
走向光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到达重庆。8月31日，毛主席在他下榻的张治中住宅“桂园”(当时毛主席实际住在“红岩村”，即被人称作“红岩嘴”的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接见柳亚子、王昆仑、曹孟君、倪斐君等，就团结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微笑着非常坦诚地说：蒋先生打了三封电报邀我来，他是要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现出一副和平姿态，我为了示信于全国、全世界，不管他是真心和谈，还是假意，我来了，让天下人看看，到底是哪个要真和平，那个要假和平。如果蒋先生要谈，我们就谈，如果他要打，我们奉陪到底。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知各位以为如何?请各抒己见。大家听了这一席富有深刻哲理而锋芒犀利的话语，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深表折服。随后，柳亚子、王昆仑各自谈了自己的庶见。这次会见，在斐君心里留下了长久的记忆。回到曾家岩50号，她兴奋得手舞足蹈，按捺不住内心燃烧的激”情，像孩子般地对大家讲个没完。
相隔十多天，毛主席又在“桂园”邀请各妇女团体代表开了一次座谈会，斐君代表“中国妇女联谊会”出席。 10月10日，国共两党结束了历时43天的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违背协议精神，继续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全国人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5年底，贺耀组被蒋介石解除了重庆市市长职务，打入冷宫。
1946年2月，斐君全家由重庆迁回上海。她除继续协助宋庆龄从事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外，又通过各种渠道，团结各阶层进步妇女，发展组织，组建“中国妇女联谊会上海分会”。
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后，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迫害进步人士和学生。斐君的活动早被注意，于是他们一方面公开制止，一方面对贺耀组施加压力，要他限制斐君的活动。斐君不听贺的劝阻，贺迫于无奈，向斐君提出离婚。斐君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她对丈夫是能够理解的。她想，夫妻相处12年，生有五子二女，突然离开，无论如何也是一场悲剧，而这悲剧不是由于夫妻感情破裂，更不是一方“变心”造成的，怎能忍心地离去呢!她跑到正在上海的邓颖超大姐那里说了这件事。邓大姐听了很耐心地劝慰她：“你们夫妻在感情上没有隔阂，只是各自的政治信仰和事业追求不同，但他为了你的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现在的处境、心情你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该离开他，应当安慰他，更重要的是争取他，在政治上帮助他。况且你们有那么多的儿女，绝不能给孩子们带来痛苦，还要培养教育他们。现在我们党在上海还需要人来做很多的工作，希望你忍耐一些，不要轻率地就离婚……。”一席话使斐君又振作起来。同时贺耀组也在众多近亲好友的批评、指责、劝导下有了悔意，一再向斐君表示歉意，夫妻又重归于好。
斐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又去上海东南医学院继续学习深造。 1948年夏学习结束，通过一位牙科主任医师洪明的介绍，到国民党第二联勤总医院工作。斐君到这个医院工作的目的是：(1)想通过给伤病员治病，广泛接触国民党官兵，相机进行策反工作；(2)这所医院，医疗技术水平较高，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工作半年后，国民党特务注意上她，派人到医院里调查斐君经常接触的人。由于她群众关系好，特务抓不到任何把柄，难以对她下手。直到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的一天深夜，特务们以斐君系“共党匪谍”的罪名，到医院搜捕斐君两次，适斐君不在医院而得以幸免。几天后特务又去拘捕，事前该院前院长王世诚得知消息告诉斐君，她立即与冯亦代逃到郊区宋庆龄的一位美国友人谭宁邦家中躲避，故未遭毒手。
贺耀组由于与何应钦关系密切，在何应钦继孙科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这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挂衔职务。贺预见到蒋介石政权的覆灭已成定局，他曾劝说汤恩伯步傅作义后尘，走和平起义道路。开始汤恩伯曾表示接受他的劝说，但不久他再次和汤商谈此事时，汤的态度改变。贺惟恐汤密告于蒋介石，即匆匆飞往香港。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卫生部接管子第二联勤总医院，斐君怀着对新生活渴望的激情，抱着一颗赤热的心回到医院工作，上海市人民政府还邀请她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夏，贺耀组在香港通电起义并发表了反蒋宣言。斐君得此消息万分高兴。她放下包袱，打起精神积极工作。
不久，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贺耀组在香港处境困难。周恩来立即派人通过与港方关系人士联系，将贺接回大陆。斐君全家团聚了，斐君感到终于如愿以偿，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
斐君在上海任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服务部长、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常委兼妇女公债推销委员会主任委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她含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