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管家3.3.2.2下载: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作 者： 【美】法兰克·吉伯尼 著；尚尉、史禾 译
　　出 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序 英 文 版 序

　　1986年7月10日，日本全国性大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即将推出的系列读者来信的中的第一封：这一系列的主题是“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半年以前，即从这一年的1月起，其他主题的读者来信一直显著地以“谈天说地”为专栏标题，出现在《朝日新闻·晨报》的“特刊”版面上。在这之前，“谈天说地”栏目已经推出过另外两个主题：“教师”和“男人女人”，反响都不俗。随着越来越多的读者把他们的想法和评说寄到报社，一种令人瞩目的相互交流、相互切磋的局面出现了。这两个主题的来信后来由《朝日新闻》分别结集推出。

　　“我在战争中的经历”系列本来计划出3个月，但由于这个题目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反响异乎寻常。在成功地抓住读者这一点上，大大超出了《朝日新闻》特刊版编辑原先的期望。这一系列一再延长，最后一直出到第二年的8月29日。来信总数达4000封，其中1100封获选发表。同年，配以适当的介绍，这些信又以一套两卷本的书籍《战争：血泪交织的证词》与读者见面。这书一上市，就入了畅销排行榜。

　　所有来信都直接关乎写信人的战争经历或对战争的看法。一些人是参战的士兵，他们写出了自己亲历的战事、自己在行军帐篷里和战俘营的经历；一些信写的是平民在战时的生活——遭到轰炸的日本城市里，没学可上的孩子；一些述说了战时军事管制下的情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们及一个个家庭。女人们，以及男人们，都在讲自己的故事。那些日本军人的妻子们、母亲们和孩子的感受，听上去令人揪心。大部分写信人如今已是六十出头，战争期间他们正值十几、二十几岁，但信里也说到了他们童年时候的往事。所有的人都在回溯往事。回顾与反省构成了这批来信的共同特征。

　　第一批来信发表了。对过去的事件与经历的回忆——这些事已经埋藏在他们心里几十年——许多人感到受不了，就像是重温早已忘掉的噩梦。这些信超乎寻常地坦率，编辑们常常为其直言不讳所震撼。大部分来信所揭示的，都是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的事。似乎是，在渐入老境的当口，他们切望在离世前直抒胸臆。写信人的回忆覆盖了近乎20年，从30年代初日本进军满州，到40年代末最后一批战犯从苏联遣返回国。

　　这批信在80年代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事实上，许多读者已经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闻》：“我们眼下正在发展与邻国的友好关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我们正在极力把过去忘掉。”“别这么忍心，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求求你们，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汇编的后记中写道，“当人们回想自己私人往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都愿意将那不愉快的回忆尽量抹去。确实，作为个体，忘掉坏事确实属于某种具有自我净化作用的健康行为。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过去的坏事，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么？

　　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人——七千万都不止——正把自己的国家建成世界头号强国。他们怎么干的，都干了些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加在我们肩头的重负。毫无畏惧地面对它，能使我们得到珍贵的教训——这教训将成为一只罗盘，一只肩负着指示日本未来的罗盘。”

　　他的话具有预见性。这本“我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文版（它在战争结束后55年才与读者见面）来得正是时候。也就是说，当日本——无论将它看成一届政府还是一个社会——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国一致地企图将战争中的一切偷偷抹杀，因而遭到了举世的穷追猛打。和很早就面对战争责任、并尽自己之所能对纳粹时代的罪行作出赔偿的德国人不同，日本人一直迟迟不肯正视自己过去犯下的罪孽。

　　二战结束时，日本处在遍及全国的大震撼之中，主要是懊丧与悔恨。毫无疑问，日本人曾经全身心地投入那场战争。到了30年代后期，所有直言不讳的反战意见都遭到有系统的扼杀。为开初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战绩所激励，日本人为自己感到骄傲，万众一心支援军方。虽然私下里许多日本人对国家的这一战争政策是否明智、是否道德疑虑重重，但“须同仇敌忾”、“必举国一致”这类压力，是难于抵抗的。

　　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在很多方面而言是相当成功的，也使日本人在如何对待他们所犯下罪行上，变得不那么无所适从了。为顺利平和地达成美军对日本的控制，“麦帅占领”（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s Occupation）没有触动日本政体。与盟军当局在德国所采取政策很不相同的一点是，美国占领当局非常扎眼地为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它认为，天皇，就算不是日本实际的统治者，也是日本的象征。美国政府坚决拒绝了许多人对此的抱怨，包括坚持认为裕仁犯有战争罪行，而且可能根本就是首犯这种说法。在整个1940年代后期，一心想着如何根除战时军国主义的美国，对日本近代历史教育，基本上取的却是一种 “搁在那里，放一放”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管他们多么努力消除“军国主义政府”过去推行“全民灌输”所造成的影响，事实上却称了日本官僚政治中相当多的人的愿——他们只想把日本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罪行统统忘掉。

　　到了1945年8月15日，在忍受了多年的艰难困苦之后，日本公众已处于麻痹状态。天皇前所未有地以个人身份宣布投降，更加深了民族的失败感和困窘。人们只想忘记。“忘掉战争”这一愿望，从美国方面而言，和日本方面一样，也是日甚一日。这是因为，美国和盟军势不可挡的军事胜利给日本造成的灾难——其顶点为对日本城市惨无人道的轰炸和对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依旧让美国人感到自责。虽然对日军暴行的记忆难于磨灭，盟军复仇的愿望已经相当淡化，这不仅由于日本军人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已经得到确认，也因为日本平民当时的可怜景况，以及日本本土上那一座座几乎遭到彻底摧毁的城市。

　　于是乎，在日本教育中，战争这段时间变成空白。在观念保守的文部省的安排下，1937至1945这一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它钦定的教科书中一笔带过。而随后的年代，由于日本日渐繁荣，对战争的记忆日渐淡化，新的一代对历史真相、对确切发生过的事件，实在是所知甚微。年长的战争幸存者，包括对这一时期应该有更多了解的政治领袖们，采取了对当时发生的事件一概不认帐的态度。比方说，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入侵，被说成是“进出”。在一些长于粉饰的日本历史学家的协助下，许多政客竟然争辩说，诸般罪行中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信口雌黄；而在缅泰铁路和巴丹死亡行军中对盟军战俘的粗暴折磨，也不见有人提及；直到最近，恶名昭著的731部队军医对犯人所施行的触目惊心地肆虐方被揭发出来。

　　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息。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如此众多的人对他们发表这些信件的做法作出的诸如“为什么要把那些陈芝麻烂谷子从早已封存的记忆库里翻出来搅得自己不安宁”；“过去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让它深埋在记忆里吧”这一类反应，耐人寻味。到了1995年，也就是战后五十年的时候，一些日本官员依旧在为这场军国主义战争涂抹洗刷，把它称做“亚洲人对美国和欧洲殖民主义的反抗”。有些日本学者和历史学家，比如著名作家永三郎和色川大吉，曾经尽力描绘战争的实际状况，但他们的努力由于直面令人不愉快的过去而触怒官方，遭遇强大口诛笔伐。

　　但《朝日新闻》令人信服地发表了这批信件。《朝日新闻》本来就以提供论坛、供人进行不加掩饰的回顾而著称，这一回，它的编辑一个个不徇情、不苟且，更与它历来的形象相吻合。创刊于1879年的《朝日新闻》已经以其走过的岁月为自己作出证明：它是日本最杰出的出版机构之一，或许可以说，就是最杰出的。《朝日新闻》的杂志、书籍和日报全国发行，当天的报纸同时出现在东京、大阪、九州和北海道，发行量超过了1300万份（早报和晚报），覆盖全日本，仅次于《读卖新闻》。大阪起家的《朝日新闻》，多年来创出了自己的风格。它崇尚自由与理性，一直尽量对事件作不偏不倚的公正报道。

　　在战前的几年里，军部把持政府，《朝日新闻》为保持自己的特色举步维艰。1930年代，它的办公室数度被砸，还有几次被右翼打手翻了个底儿朝天。在美军占领期间，和后来的1970年代，《朝日新闻》采取的是相当温和的左倾（即关注现实以求改造）的编辑方针。这一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想——它曾经弥漫于日本知识分子中间，意图将日本变成“工人的天堂”——被证明其实是一个幻想时，也渐渐弱化了。眼下的一代《朝日新闻》的编辑们，在公正地对待新闻方面，在日本可能已无出其右。它立足于《朝日新闻》的信用：编辑对来信绝不做任何增删，正相反，力图保证原样托出。

　　早在1989年，在得到《朝日新闻》的这一两卷本时，我就下决心将它翻译出来介绍给美国读者。那时候，包括直到此刻，我都认为，美国人应该从对这场战争的讨论中有所得：这场由自己过去的作战对手所作的讨论，这场熬过了日本历史上可怕的艰难时期的人所作的讨论。好事多磨：寻找英译本资助者颇费时日。最后终于从细川和平基金会和日美友好委员会得到了帮助。对此，我们PBS（太平洋区域研究所）着实心怀感激。

　　虽然《朝日新闻》将来信原封不动地发表了出来，我觉得对美国读者——他们往往对日本事物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浅尝辙止——而言，背景知识的要求是高了一点。因此我决定先将这些信予以分门别类，比方说，侵华战争、后方等等，并在每一节前面作一个简短的介绍说明。这一打底工作，是在我的太太的协助下做的（她阅读了所有的信，并做了部分示范翻译）。而主体翻译，包括更具有挑战性的对来信的筛选，则是由数年来一直和我一道策划此书的柏思·凯瑞（Beth Cary）完成的：凯瑞女士在日本出生，在日本长大，无疑对此胜任愉快。作为一名翻译高手和熟手，她对全部来信反复簸扬、去粗取精，我只从旁小助而已。我们将原来的两卷本精心浓缩成现在的一卷，收入了能代表原来编选意图的大约300封。

　　为了便利美国读者，我有意将这些来信按照其历史内涵进行分门别类的介绍。对许多美国人而言，特别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如果说不是全体的话），战争和战争中的挣扎奋斗，已经变成历史书中遥不可及的故事，或者是报纸上时不时出现的战争纪念日的评论文章。那些艰难时日，那些交战双方的士兵和平民曾有过的英雄主义气概，已经相当遥远了。我本人曾生活在战时，当时的景象在我心中不仅真切，且依旧栩栩如生。说到底，我们这一代就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铸出来的。

　　我是在1942年12月刚进大学的时候应征加入海军的。在经过了14个月的强化日语训练之后，我被派遣到太平洋战区成了一名美国海军情报部(U.S. Navy Intelligence)翻译官。

　　我参加了美军在硫磺岛和冲绳的大部分登陆战役。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地区司令部情报收集中心供职，为我获得比较广泛的太平洋战区战略知识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具有相当特别的审问日本战俘的职业身份，和大多数美国同胞相比，我和敌人的距离要近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日本人熟识起来。到了晚一些时候，在美国对日本占领期间，我则尽一名外国观察者之所能，与日本人民一同度过了这段日子。读着这些来信，仿佛当时来往的那些人，以及在命运攸关的时刻经历的那些事，又回到眼前。

　　这些发表的信没作过润色加工，也没有以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予以增删。我们与写信人没有私交，感谢《朝日新闻》编辑部的出色工作，使这一英文译本在他们的同意之下付梓。它们保持大约十年前《朝日新闻》收到时候的原样，作为战争究竟是怎么样的见证——在这里，开口说话的正是生活在那个时期的日本人。

　　还要感谢《朝日新闻》的编辑和朝日新闻事业开发部所作的安排，特别是在此期间与我一道进行全书结构调整濑恭子女士，以及我在东京TBS部的执行秘书本田雪子女士。最后，让我向M.E. Sharp出版公司的道格拉斯·麦尔文以及他的同事，就他们高度的责任心和机敏的处置表示我的感激。

　　弗兰克·吉伯尼

　　序 中 文 版 序

　　应该说，为《战争》中译本写这篇短序，感到特别不好下笔。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它不是记者或者政府官员的创作，更不是出于专业作家之手。执笔者本是互不相关的个人，出于对一家著名报纸提议的回应，以投书的方式将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出来——这是他们心底多年的私藏啊。他们写下的，不是对遥远幸福时光充满温馨的怀旧，事实上，对大部分投书人而言，拿起笔写下自己战时经历，是一件痛苦的事。许多人对他们干下的或者目睹的事表现出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有些不那么敏感的事物，则被归为“现在”与“当年”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些信使我感觉到，投书人在努力将散落的小块拼成一幅完整的图，不顾那拼接要诀已然丢失。

　　这一困惑与迷乱所带来的痛苦，没有比处理对华战争这一节更甚的了。日本皇军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对中国的侵犯，如果孤立地看，简直就是历史上罕见的恶魔暴行。对其予以宽恕更加可耻，如果不是事实上出于：General Headquarters（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简称，是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立的政务机构，它的命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实际上是日本战后民主改革时期的太上政府的指示的话。

　　“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我们或许会问，“这些人，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民主制度下守法的文明社会公民，怎么会像无法无天的野兽一样行事？”再看我自己的国家，我自己守法的、总体上可称之为良善之辈的美国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他们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所有这一切，是特定的民族性和文化必然演化成滥杀？还是罪恶普遍地潜藏在人的灵魂里，尽管宗教信徒一直在祈祷、启蒙教育家一直在期待？

　　二十世纪一个绝大的悖论，是两个现象并存：一是人类在认知方面所取得最非凡的进步，一是它渴望施暴这一深不可测的堕落。近代以前，战争大致是士兵间的格斗，统帅不过是君主或讲究繁文缛节的官吏。这样的战争所造成的功业及灾难都有限。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就不同了，事情无论好坏，都轰轰烈烈地全民上阵。大规模地集体作恶，酿成大范围的集体受过。无论那参与者个人天性如何、无论他们熟悉的谋生手段怎样，国家和社会无一例外都被历史大潮所裹胁。正如技术和科学使社会全体受宜，20世纪战争导致的灾难，也是由社会全体承担，无法拆分责任。你今天获胜，明天可能就大祸临头。在信息传播完全为宣传所用的时候，浩荡前行的盲目大众是无所谓动机与道德的。

　　当我为本书英文版检阅那些来信，并进行翻译的时候，这些想法曾一次次袭上心头。他们本是正正派派的普通人，一时间握起笔，成为思索者，尽力把一些漫长岁月里精心掩藏的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在他们给《朝日新闻》写信的时候，已经是年迈的老翁与老妇（其中大部分人现在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努力诠释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寻找究竟什么东西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处于支配地位。羞愧的感觉充斥在他们的陈述里，那种在老年间比年轻气盛时更容易感受的羞愧。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因为他们干下的事，大多已经由整个民族偿付了。冤冤相报、以血还血。对骇人听闻的南京屠杀和巴丹死亡行军，有人会说，那报应就是硫磺岛和冲绳之役，还有广岛、东京遭受的轰炸。但这依然不能回答，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是怎么样和为什么全都落到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我在日本住了很久，与日本人长期相处，却依然为上面的问题所困扰。对如此普遍的日本官员与右翼学界的傲慢自大，我依旧感到不解、感到愤怒。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居然还假装战争期间暴行根本没有发生。这是历史健忘症——令人震惊且有意为之。与此同时，我要说，我为那些日本人，那些记住并且写出自己的耻辱与懊悔的日本人骄傲。此外，我钦佩那些日本记者，那些有勇气、有远见把过去罪恶的记忆公诸于世的记者们。

　　在我们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弗兰克·吉伯尼

　　2001年4月

　　序 中 文 译 例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保留这些辞汇的日本用法，并非表示译者同意这种用法，只为保存信件的原貌。所以，以后文中出现此类词语时一律不再做特殊处理，敬请读者注意。同样，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看问题的立场不同，书中某些观点肯定会有不当或错误之处，亦不代表中文出版者观点，相信广大读者自会明白。

　　昭和：除个别情况使用公元，日本人公私场合均习惯用天皇年号纪年。年号也自然地与历史进程发生联系，引起种种联想。如明治与改革维新相联，大正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联。一提昭和，就会与战争联系起来。1925年为昭和元年。

　　支那：辛亥革命以前日本称中国为清国，以后称中国为支那，现在对中国正式的称呼是中国。支那是china的译音，并无特别含义，也曾为我国早期革命者所用。但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支那一词附着了越来越多的侮蔑意味。与支那有关的词有支那事变、北支、中支等。

　　满州：原为满族的自称，日本用来指称中国东北地区，以表示中国在此地并无合法主权。与满州有关的词有北满、南满、满州事变等。

　　终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并不承认这代表日本投降，只承认这是“终战”，即终止战争状态，战争结束。如果日本人想明确地表达失败的意思，会另外使用“战败”、“投降”等词汇。与终战有关的词汇有终战日、终战宣言等。

　　玉碎：牺牲的美称。

　　玉音：对天皇声音的美称。特指1945年8月15日天皇亲自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第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 导 读

　　二十世纪初，因打赢日俄战争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协约国的一方的日本帝国，似乎正成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不过50年前，年轻的明治维新设计师们清除了最后的德川封建残余，开始了日本令世界瞠目的成功的现代化明治维新：在1853年对日本进行的强制性的“开国”，把现代化和惧外仇外的潮流统统释放出来。1868年，担心日本会像中国一样沦为西方殖民地，一批才能卓著的青年武士打头，推行新政，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权力宝座。日本人开始把他们的帝国变成19世纪新兴的民族国家。（英译者注）在这批明治维新的精英中，有民粹派，也有民主派——如中江兆民和板垣退助。

　　总的说来，他们希望以西方民主模式重塑日本，把自己的祖国变成具有强大法制体系、由全民选举产生的责任内阁领导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民将受到充分教育，成为对自己的权利了然于心的公民。 当然，对明治维新人物的主流而言，过快、过激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中的有些人，如山县有朋，仍是强硬的独裁主义者；伊藤博文手定的宪法，看上去也是一部非常保守的文本——而正是这位伊藤，作为首相和明治天皇的亲密助手，决定了日本的政治方向。但如果不考虑明治宪政中此类专权意味，建立民主制政府的趋向确实已经开始。

　　在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原敬的主持下（原是明治元勋的继承人，这批元勋后来都被授予爵位），日本政治体制似乎已演变为欧洲模式的两党制议会民主制。确实是这样。到了1925年，在又一名自由派代言人加藤高明首相手里，国会通过法令给予全国男子普选权，废除了过去通行的财产资格限制。与此同时，一个规模不算大、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女权组织也出现了。

　　以一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动为后盾，日本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到1926年，在日本已经活跃着的两百多个工会，都是在近十年间创立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日本工厂的生产条件和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厂一样恶劣，但工人们和一些开明资产者，已经自己着手，对此加以改造。在这样的局势下，政府着手建立劳动标准并制定法令，如1926年的《健康保险法》。

　　在整个1920～1930年代，贸易和工业都在发展，在财阀——即四个特质各异的家族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领导下，日本力图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获得一席之地。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们都希望成为工程师、企业家，或是进入大公司，比如坐落在东京兜町的某家大金融公司——在众人眼里，兜町简直就是亚洲的华尔街。

　　电影、轻歌剧和棒球，开始与散打、大相扑一道，成为主要的大众娱乐。东京和大阪的部分地区，看上去简直就像欧洲、美国的热闹的市中心。好莱坞明星如哈罗德和劳埃德、查理·卓别林，变成举国崇拜的偶像，与此同时，一批所谓moga、mabo青年，即“摩登女郎”、“摩登少年”，麋集于东京有数几家交谊舞厅，从跳查尔斯顿舞，到演奏舶来的爵士乐，无所不能。一批风格各异手法娴熟的作家，男性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女性如林芙美子，继森鸥外和夏目漱石之后，成为富于朝气的大众文学领袖。伴随着大型全国性报纸，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大量期刊涌现出来，公共舆论的每一个空间，几乎都活跃着享受相当大自由度的报纸、广播。

　　日本是国联的发起国之一，并在该机构草创期的一系列活动中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发言人曾说，即使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门户开放”的原则。1926年1月，外长币原喜重郎告戒国会，日本不应试图对维持中国东部省份的稳定承担责任。“承担此等事项”，他说，“将以我们民族的尊严和骄傲为代价。”随着皇太子裕仁出访欧洲——这是日本皇室成员第一次走出日本列岛的海滩——新的全球性眼光与思路之思潮，在日本出现。裕仁看上去很想成为一名立宪君主，领导一个强大的代议制政府。

　　具有本土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左倾的日本知识界，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授们如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都致力于拓展明治宪政中民主的一面。到了20年代中期，许多人都以为明治维新中自由派改革者的期望，已然开花结果。

　　不幸的是，明治维新还有其另一面。当那批领导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年轻武士渐入暮年，其作为已越来越像谨小慎微的官僚。虽然代表政府的官服标志依旧披挂在身，他们实际上已将伊藤博文写进《宪法》的原则踩在脚下——那不过是皇上“昭示”给民众的一纸文书而已。政府公务员认为，自己是天皇的仆从，而不是日本民众的公仆。在国会政治领袖的背后，一批封建官僚不动声色但目标坚定地拼搏着，反对给民众过多的自由。至于他们的理论根据，则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所谓“造福大众”。

　　还有其他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资本家，他们之上则是日本陆军与海军军官团。这一指向集权、独裁主义的反动势力，在以农业人口为主体、本来已经过于驯良、一心只愿谦卑地趋奉权势的社会里 ，获得了自己的土壤。就在日本实现男子普选的1925年，《治安维持法》出台。这部法案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不敬”罪行以极大的权力——无论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他们从当时“规行矩步的大多数”一边获得广泛支持。具有保守倾向的人总在都市新生代的“道德虚无”面前大惊失色，也为那些思想自由奔放的知识分子的离经叛道而揣揣不安。很多人重提1910年的“大逆事件”。在这个案子里，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后来转向安那琪主义）幸德秋水和另外11人一道被判处死刑，罪名是企图刺杀明治天皇，属于一个虽然没有组织，但非常狂热的图谋的一部分。工会活动招致反感，乃至大萧条时期的严酷镇压。

　　1927年的倒退之后，是1929和1930年更严峻的经济困局——其实正是摇摆不定的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反映。作为一个贸易主导型国家，日本可悲地不经折腾：世界经济一咳嗽，日本就感冒。三十年代初，日本陷入经济大萧条的泥淖，乡村破产愈演愈烈。新的保守政治领袖接替了象原敬和加藤高明那样的自由派领导人。“大正自由民权时代”（以裕仁的父亲、1912年到1926年在位的大正天皇得名）难以为继。

　　新保守派横行无忌的原因之一，是愤懑的少壮派军官组织的形成。他们大多出身穷困农家，对城里人无止境的灯红酒绿忿忿不平，对党派政治家把日本引上民主之路的企图恨得咬牙。和他们的德国同龄人一样，这些人是国家社会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民主主义。与纳粹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期望以军事扩张的方式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在国内，他们发起了一个宣传与恐怖运动，其特征是政治暗杀。原敬就是在1925年遭右翼狂热份子刺杀身亡的。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军事阴谋。

　　这时，明治维新黑暗的一面表现出来了。伊藤博文和他的同僚们曾有意识地将天皇置于日本政治的中心。在某种意味上，他们尽力效仿俾斯麦德国的有限民主——在那里，独裁的皇帝是可以取代首相的。在日本，一项关于“对皇室和民族传统全民尊崇”的吁请，给那批年轻军官的狂热行径提供了上好的伪装。紧随他们的，是贫困和骚动的农村。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南满铁路靠近奉天附近的柳条沟制造了爆炸，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这个地方本属中国，但根据一则长期协议，正由日本军队占据。在随后的两年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部省份，即以日语重新定名的“满洲国”。军国主义的30年代开始了。受到1932和1936年所谓“偶发事件”指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两次政治暗杀。1932年5月15日，一群陆军和海军低级军官杀害了首相犬养毅和其他重要政治领导人。1936年的所谓“二二六事件”，是另一起预谋军事政变，造成多名内阁大臣的死亡。最后在天皇直接命令下，为近卫师团所镇压。（英译者注）的威慑，文官走得比右翼还远。

　　对此曾作出抗争的知识分子分布于广泛的政治谱系：从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像矢内原忠雄那样的自由派。他们这时都受到迅速崛起的政治强权的压迫。反之，大资本家们迅速领悟到，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是获得原料供应绝好的机会。在他们看来，那片被征服的大陆，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正如大约75年前英国以类似手法取得殖民地时所声称的一样。咚咚的鼓声和清脆的喇叭声，让日本普通士兵和百姓一时忘了他们的忧烦。

　　进入30年代以来，年复一年，明治维新一个关键的缺陷变得愈加明显：陆军与海军将领们只须向天皇、而无须向文官政府任何部门述职。实际上，如果陆军和海军不派出现役的将军、元帅出任政府的陆海两相，内阁根本就组不起来。籍着这一特权，高级将校怀着对愤世疾俗的少壮军官的同情与谅解，开始扭转民主潮流。

　　“昭和维新”的军国主义者——昭和是裕仁时代另一个正式的称呼——没费多大力气就加强了他们对国家的控制。

　　他们得手如此容易，靠的是对任何“外来”东西的摈弃。民主和代议制当然是洋玩艺儿，其原理，一般水准的平民不经过努力是不能理解的。而浸透于日本密如蛛网般的社会——注意其凝聚力和部族精神——里边的对皇室无言的忠诚，由将军们发掘出来加以利用，是太现成了。还有什么能比行进着的皇军士兵更适合作激励平民的榜样呢？他们立马就要高喊“万岁”、开进华北平原了。政要们此时只能点头同意。

　　到30年代中叶，极右派几乎全面渗透进日本的教育体系。男孩和女孩全要学习“武士道”。在军队影响下，新的学校教科书按照“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对事物加以阐释。右派发言人为日本古老的神道信仰注入活力，宣扬日本神国论日本神国论：认为日本是由众神创造、护持的神国，日本天皇是众神之母天照大神的子孙。原本是农业社会朴素的神话，明治时代以后被用于对外战争的宣传。。小学教育也难幸免：全国所有儿童年满7岁，就要穿起他们第一套黑色制服，规规矩矩坐在教室，背诵当时通行的儿歌：和大哥哥肩并肩，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小学生还要向天皇照片行鞠躬礼，那照片规定置放在每所日本学校大门口神圣的中心位置。

　　历史课和德育课的依据是天皇《教育敕语》教育敕语：明治3年（1890年），以明治天皇诏书而非国会制定法律的形式发布的教育方针，由山县有朋首相主持，井上毅等学者起草。宣扬天皇以德治国，而臣民应当尽忠尽孝等道德规范。文部省要求全国学校各手一份，在学校的各种仪式上宣读，并且作为德育课目等各科的精神基础。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核心。1948年由日本国会决议废止。，生硬地强调“对天皇的忠诚”是日本人的最高美德。学校的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建军节、海军建军节。所有这些节日的意义都被编在歌曲里，放在演讲辞里，强调臣民对王室的忠诚。1937年之后，当日本军队一窝蜂拥到中国华北，杀气腾腾的军国主义反倒因国际社会的反对而加强。公众被蒙蔽在官方精心编制的宣传里：英雄日本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奋起抗争。右翼势力上升期第一批受害者是日本的自由报业。1936年，一名暴徒袭击朝日新闻办公室；秉笔直书的记者因批评政府而面临骚扰与逮捕。军方利用刚刚煽动起来的战争狂热，把全国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关于这一时期的来信描述了日本怎么走上了战争之路。涉及这一题目的信件特别多，说明民众正从一场可怕的噩梦里醒过来。不幸的是，对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而言，这不是梦，而是真实的经历。

　　第一章 通向战争之路

　　我们为什么没能反对战争

　　有人质问：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的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不许给国民提供正确的信息——根据治安维持法等等法令，对军队和政府不利的消息被秘而不宣，进而被修改成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加以宣传。

　　国民不能反对天皇的命令——天皇是神，是超越国家的存在。天皇说过：长官之命即朕之命。对老百姓来说，军队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不能反对战争，直到天皇下令停战为止。

　　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战争领袖在开战以前必须煽动人民。希特勒宣传德意志人民是血统优秀的国民，而日本则煽动说：我国是由于皇祖神敕而成为天皇万世一系的世界第一的神国，优秀的日本民族要参加天皇的圣战。德国人和日本人被优越感煽惑着，丧失了正义感，心安理得地侵略其他国家，杀戳其他民族。

　　领导人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国家危机的说法不断传播，被煽动的国民信以为真，陷于偏狭的国家主义，成为推动战争的力量，还自以为是。

　　通过教育和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了战争。

　　熊井雅男　66岁　退休　东京

　　走向战争之路的体验

　　战争给日本人的肉体和心灵留下了历经四十年岁月而不能治愈的创伤，而我们日本人自己又是加害者，曾经对广大亚洲人民施加了超过日本人经历的更大的苦难。为了不重蹈战争，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实际的事？在今天这个“和平而富足的时代”一天又一天平安无事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以何种态度度过每一天，才能避免在懵然不觉中被推动战争的力量攫获？

　　因此，不仅战争中的体验，战争以前的情形，也请务必详加讲述。战前的日本是什么样子？人们怎么生活？是怎样陷入战争的？我想，如果一一了解上述事实，就能培养起识别战争发动者的花招的眼光，而这是拒绝协助战争的第一步。

　　比如说，我们知道战前有所谓以“治安维持法”为龙头的一整套恶劣法律。言论没有自由，不能呼吁反对战争。但是，这种压制是一开始就表现为让人动弹不得的高压呢，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收紧，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经无法抵抗了呢?据说有一位著名学者在治安维持法出台时曾追悔说：想不到到头来会出现如此可怕的法律。

　　青山明弘 25岁 职员 东京

　　我的反战斗争

　　既然有人表示希望详细了解战前的情形，我来讲一下我反对战争的经过。昭和6年年中，我因为指挥浅草电影院示威，被菊屋桥警察署拘留了几十天。那是在9月18日满洲事变爆发后，27日，浅草电影院近三百名工人，从电影院屋顶向万余游客撒发了数万张传单，声明“反对解雇、反对减薪、反对侵略满洲、解放朝鲜和台湾”。我们打着红旗，毅然举行了法律不允许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近三十人被逮捕。

　　《日寇暴行实录》中的部分内页

　　昭和7年9月1日，二百多名工人和学生呼喊着反对侵略中国的口号，举行了从靖国神社大村益次郎铜像向九段坂方向的飞行集会。下一步，昭和9年2月，因策划名古屋三菱航空机、日本车辆等大工厂两万余工人参加的、反对为侵华战争生产武器、要求加薪的反战总同盟罢工，一百数十名工人受到爱知县特高课警察搜捕。我好不容易才逃走。

　　五年时间的斗争，饿着肚子，一次又一次被拷问，使我的身体衰弱了。在静养期间，我全力以赴学习，以待他日作一名电焊工。我即使被捕，也没有写过“非法党派成员秘密悔过书”，所以直到日本投降那一天，宪兵和特高课宪兵队：日本陆军七个兵种之一，为军内警察，但也兼任行政、司法警察功能。特高课：隶属于东京警视厅的特别高等警察，专门弹压民众思想言论、出版、政治活动，昭和3年（1928年）镇压左翼运动以后开始在全日本普遍设立。宪兵队和特高课在日本本土和战争期间的海外占领地都是专司政治镇压的超级警察。一直在监视我。妻子和我结婚才三天，就被特高课警察强行“规劝”，离婚回娘家去了。

　　昭和28年8月13日，谷宪兵队的福岛大尉来我家问话。我积蓄数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日本就要无条件投降了！”福岛拔出了手枪。我又说：“纳粹的宪兵和秘密警察都已经被逮捕了。你想开枪就开枪吧！”福岛收起手枪回去了。

　　战争没有被阻止，我对此感到遗憾。让我们把和平运动推向高潮，绝不让日本卷入美苏核战争。

　　岩田英一　80岁　前都议会议员　东京

　　就因为一句“思想不好”

　　昭和16年3月，我是名古屋工科专科学校的航空系主任。入学考试前一天，学生科长A教授到我房间来说：“我接到朋友某校长的信，说他们学校的有个G某，投考你们航空系。此人思想有问题，请一定注意。”他没有说明“有问题”的具体内容。G的成绩优秀，肯定可以参加面试。

　　因此，我和我们系的其他教授商量以后，在入学成绩会议上提出我们系一点也不在乎什么“思想不好”。但是谁也不支持我的意见，结果没有录取G某。

　　后来听说G某第二年进入浜松工业专科学校的机械系。几年后向那个学校的教授打听，听说G已经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 　　校长一句“思想不好”，能给有为的青年造成多大的伤害！这就是太平洋战争以前日本风气的一个表现。

　　山田治夫　81岁　名古屋工业大学名誉教授　名古屋市

　　要是那时候天皇……

　　要问我们那个年代为什么不想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我的解释是：因为天皇的名义被利用了，天皇不是真正的责任者。日华事变刚发生时，政府的不扩大方针完全没有实现，天皇公开表示不满，结果军方更换首脑人物，那里的事态有所改善。后来局势急转直下，事态迅速恶化以至于和谈破裂，凭天皇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更早以前，满州事变发生时，朝鲜师团为救援关东军，擅自越过鸭绿江国境线。那时如果天皇以元帅名义动用统帅权统帅权：根据明治天皇《军人敕谕》，日本皇军直接效忠于天皇而非政府，陆海军大臣可越过内阁直接向天皇“帷幄上奏”，由此确立了天皇是日本皇军最高统帅、皇军不听命于政府的政治地位。宣布“未经我允许调动军队即是叛乱”，命令朝鲜师团撤退，也许历史的发展会大不一样。虽然我对此也感到遗憾，但是，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预见到无条件投降的失败结局，所以这种说法未免有点事后聪明吧。

　　福岛正　72岁　退休教师　东京

　　谈谈战争前夜

　　读了“战争”系列来信，我想，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谈谈战争了。即使战争结束已经过了四十年，来信的内容具体，仍然很有说服力。有的人，是抱着“今天总算可以讲真话”的心情拿起笔的。战争，给人类多么大的精神冲击啊！普通国民和旧军人的战争经历，是对战争宝贵的认识，展现了战争的本质。

　　我希望专栏进一步以“战争前夜”为中心，发动全民讨论。大岛先生的信最后说：“战争是对人的生命和金钱最大的浪费”，那么，为什么战争总是反复地发生呢？战争不是某一天的飞来横祸，而是由实实在在的人挑起的人类的行为。人类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向了战争呢？希望能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大众传媒、职业和地方社会的变化等各各方面，谈一谈各自的经历。我们如果掉以轻心，可能又会拿起枪上战场，那时就晚了。

　　因此，我认为畅谈“战争”和“战争前夜”，将成为国民的历史知识宝库，是对日本和平的贡献。

　　平本俊弘　42岁　公务员　厚木市

　　在东大新闻上可以批判

　　昭和12年11月，随着日军侵略华北的深入，占领地区的所谓“文化工作”也提上了工作日程。我当时是《东京大学新闻》（周刊）的编辑，听说由东方文化学院的某研究员统管策划此项“工作”，就去采访。此人说，军方和外务省已经就教育、思想诱导、医疗救济、学术研究四个方面决定了行动方针，而且一部分已经实行。

　　最让我吃惊的是日语教育计划，此人解释说，这就是“计划彻底普及日语。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设立日语课，诱导华北民众学习日语。要大量培养日语教师，促成华北的日本化。杜绝在华北的日本人使用支那语，实行彻底的日本化。”这不是把在朝鲜和台湾实行的一套原封搬到中国去了吗？

　　我的报道以大号字体刊出。下一周，《东大新闻》又收集教授们的评论，作为热点报道刊出。长与又郎校长的评论是：“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而必须推动其生活向上发展。”理学部的长冈半太郎名誉教授说：“日本有必要重新认识支那国民和国家。必须充分考虑支那国民的伟大之处，以及他们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让支那人讲日语的事就算了吧，倒是日本人不说现代支那语是不行的。应当废除古汉语科目，学习现代支那语。”

　　当时对于军方的政策和宣传事项，还可以进行批判和抵制。但是，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地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一年一年，象前面提到的那位研究员那样的“跟上形势派”的教授，大幅增加起来。

　　桥本正邦　71岁　自由职业　东京

　　孩子们不怀疑战争

　　昭和10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了“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当当的，系着黑带的日本人和带着拳击手套的美国人上了舞台。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

　　比赛开始的时候，柔道选手好几次想扳倒对手，但是拳击手顶住了。几个回合下来，最后，柔道选手终于夹住对手的头，取得胜利。会场欢呼之声鼎沸。美国选手垂头丧气地退场。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当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古泽敦郎　62岁　退休社团工作人员　北九州市

　　日本是为了避免自行灭亡

　　日本是资源贫乏的国家，战前，石油等资源大部分依靠美国和东南亚。为了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以美英两国为中心的主要国家对日本实行了限制进口和经济封锁，造成严峻的事态。石油等物资不能再进口了。ABCD包围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军国主义宣传把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四国对日经济制裁称为对日本的包围。形成。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日本会自行灭亡。

　　美英是世界最大的强国，我们与他们各出全力作战，我们没有获胜的机会。以我之全力击其半，战争还可能进行。当他们一半兵力被牵制在欧洲战场，正是我们与之作战的机会。

　　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州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权益。如与美英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安排。这种和平是真的和平吗？

　　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我无法忘记，昭和21年秋天，有个社会主义者来讲演，大叫“此次战争中，日本的要求是正确的。”

　　岩浪安男　63岁　农业　山形县

　　夜访宿舍的不速之客

　　从昭和16年春天到18年末，我在东京港区的学生宿舍渡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其间数次遭到深夜突击检查。这些不受欢迎的官方人士必定在半夜一点或两点来访。“岩田先生，爱宕署来人，起床！”管理宿舍的大婶不停地敲门，一边大声喊着，才把我叫醒。我睡眼惺忪地起床，让两个刑警进来。一个在我身后来回走动，一个一边看着笔记一边问话。

　　你在哪个学校上学？学什么专业？籍贯哪里？什么时候来这里？真是明知故问。

　　“这些你们不是知道吗？”“别发牢骚嘛。哪回都得问。”

　　“……”“学费也有人掏，出身真不错呀。”

　　在我身后的那个刑警翻箱倒柜地搜查。我感到后背发凉，我怀着青春的满腔热情阅读的《熔炉的火熄灭了》、《在那普前线》《在那普前线》：日本共产主义文学家山田清三郎的著作，那普是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等书，就藏在柳条箱的底层。那个刑警又一本一本细看书架上的书：“你是学理科的，大概不会参加什么团体。不过，真的没参加吗？”一边问，一边抽出一本书来：“这是什么书？”“外文原版的有机化学。“咱不懂这个，可别弄错了呀。行啦，打搅你啦。”说着就离开了，也不把门给带上。

　　我关上灯，可再也睡不着了。这时，从半地下的一层S君的房间传来很大的声响和哭声。S君好象是神田一带的大学夜校学生。刑警怒吼声中，听到S君的声音说：“我是朝鲜人，我是傻瓜……”

　　第二天早晨，我问大婶S君家里是怎么回事。“本来好好说着话，刑警老爷忽然发怒，一下子把书架推倒，把书一本一本哔哩叭啦地抖，看里边夹着什么没有。旅行箱也打开看了，门框上面的地方也看了。可吓人了，真的！”

　　再三再四地被突击检查，我也找到规律：检查的第二天，准有大人物的车队，由开道车和护卫车前呼后拥地从大路上飞驰而过。

　　岩田晴雄　66　退休　三鹰市

　　一般大众赞成战争

　　专栏中举了些在有人战前和战争中批判军部、反对战争的例子。如果国民的多数反对战争，光靠宪兵和警察的镇压，不可能动员全国进行总体战吧？

　　在对美作战以前的日中战争时期，我们一般民众不是反对战争，而是赞成战争，衷心支持、主动协助军部和政府。

　　看样子有不少人在战争初期就反对军部和政府，但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极少一部分学者，他们与一般大众无缘。

　　不错，提供给大众的信息是不充分的，但我们这些大众对人对事的思考方法却是“又是赤色分子在搞事。就会反对天皇什么的，这些家伙真是要不得。”还有，在战争中，确实有人自发地对战争抱有怀疑的想法，或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只限于大学生、知识分子中的极少一部分人。他们没有表明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害怕宪兵和警察，不如说是怕被看成胆小鬼。我们大众在战争开动时，已经经过洗脑，因而赞成战争，醉心于日本军队的强大。

　　为了不再发生战争，必须彻底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赞成战争，支持军部。”不能让这种想法再渗透到大众中去。

　　福岛都志夫　68岁　退休　千叶市

　　希望传达出时代的气息

　　从大逆事件到横浜事件横浜事件：昭和17年（1942年）日本神奈川县特高课以共产主义为罪名，拘禁作家细川嘉六及相关出版界人士，并捏造重建共产党罪名，封闭了《改造》《中央公论》等重要出版物，四名涉案人士被拷问致死。，特别是治安维持法施行以后，钦定思想一统天下，言论控制随着向战争之路迅跑的步伐加速。如果把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空气的细微曲折的、每时每刻的氛围传达出来，我想会有些用处——这毋宁说是一种义务。方法之一，就是倡议大家把童年和少年时代感觉到的社会百态（如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听到的话、街上的情形、偷偷听到的大人们的谈话等）、现在还有印象的当年的流行用语等等，记录下来。

　　我记得最清楚的词语是“满蒙是我们的生命线”以及“紧缩”。还有，深信苏联居住着恶魔。只要能培养所谓“爱国心”，就不知羞耻地歧视其他民族。这一作法贯穿于国民教育之中。

　　战争绝对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经过了缓慢、慎重、聪明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一旦作为体制固定下来，就自动向前推进，人力无法阻止了。历史给我们取之不尽的教训。

　　木村崇　65岁　高校教师　知立市

　　我想解开死结

　　战争是无法弥补的恶。我也有很多悲伤的经历。我希望在死亡不期而来以前，知道怎样才能防止战争。许许多多远因重叠交错，纠结缠绕，战争于是发生。在不同场合和不同时刻，当事人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当然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可是，也不能对一团乱麻置之不理。我想解开死结，探明问题，建立系统的答案。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战争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我所知道的是：1）人口日渐增加，农村凋蔽，特别是东北地区发生冻灾，迫使和我一样年纪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2）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拥有很多殖民地。3）ABCD包围圈等等国际的压力，连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非国民：战争期间日本社会用以指称未能“尽国民本分”为战争尽义务的人，而实际上任何个人以及行为如果不合潮流，或不服从当权者如宪兵警察、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学校老师等，都有可能被扣上这个罪名。的标签，受到众人的责问。寻找广阔的土地以拯救农村贫民的愿望，却得到这样的下场……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所以，实在想弄明白这倒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才能防止战争呢？

　　羽田广子　67岁　退休　八王子市

　　不幸戴错眼镜

　　内阁总理大臣由天皇选定。下一位总理是谁？下达组阁大命之前，天皇垂问于元老西园寺公，西园寺公死后又垂问于内大臣。西园寺公作为杀手锏推出的近卫公，于是作为国民之期望，神采飞扬地登场——这种人事安排真是“不幸戴错眼镜”。据《西园寺公与政局》一书，近卫公“性格非常软弱”，“没长性”，“不能始终如一”。连西园寺公也痛下针砭：“窃以为近卫公具有相当的见识，结果却显得毫无主见。实在难办。”

　　尽管如此，近卫公却三度出任总理大臣。第一次任期内卢沟桥事变，打算不扩大，结果深入中国大陆，不能自拔。第二次任期内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第三次任期，在对美英宣战前内阁总辞职。他的任职去职都被批评为“违心而作，极不负责。”

　　其他总理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逆天皇之意而动，没有断然阻止法西斯行为（举一例说明，任意推动军事同盟的驻意、驻德大使，为什么不立即停职），拖拖拉拉地敷衍下去。不管是哪个内阁，优柔寡断，都得亡国。 　　战后日本产生总理的过程也存在弊端。但是，比起天皇任命的方式，优点在于国民容易了解情况，也可以对总理人选自由地发表意见。

　　米本宝一　67岁　无业　熊本县

　　12月7日之夜

　　昭和16年12月7日晚到8日早上，我在东京芝区明舟町町会消防值勤。现在日消大楼所在地，当时是一片空地，盖了一座消防哨所。一般来说，从神谷町到霞关神谷町是使馆区，而霞关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的地区。的大路，夜里11点以后几乎没有车辆经过，到了半夜，更是连人影也没有。可是从7日晚上起这里就有很多车，天快亮时，飞驰而过的轿车来来往往，8日上午闹得更厉害了。我巡逻一圈回到消防哨，一头雾水地和同伴议论：“今天夜里可真怪。车多得数不清。尽是大使馆的高级车。”“准出事了！”

　　下班回家，从收音机听到对美英宣战的消息。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大众传媒煽动军国主义

　　满州事变爆发后，某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省零花钱为飞机捐款”之类的“美谈”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少年俱乐部》杂志的附录有爱国号的模型，我也组装了一架，通过说明书不知不觉掌握了军事知识。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片山旅团长与××部队合影。

　　日中战争开始以后，又有某报社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词中的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的歌词，后来在日本军队的行动中产生很大影响。与歌咏战争的悲惨和辛苦的明治时代军歌“战友”、“雪中行军”等，恰成对照。后来，报社有奖征歌还产生了“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歌曲。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字。这也是报纸宣传使然。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

　　要不是大众传媒、特别是报纸冲在军方前面，不用说广岛长崎的原爆，就连轰炸东京和冲绳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吧。

　　吉田彰男　65岁　日本电报电话公司退休职员　市川市

　　第二章 军旅生涯 导 读

　　任何优秀的武装部队必须严格具备两点：斗志和纪律。显而易见，训练和武器操作事关重大，但若没有高尚的道德和严格的纪律，即使拥有最现代化技术手段的军队也会有麻烦。

　　在对征募新兵进行灌输、并保持纪律约束过程中，任何军队都有可能出现过于粗暴、残忍和不公正。在交战地区，这类行为往往还会升格，施加到平民和俘虏身上。在二战期间，美国军人也曾违悖民主社会的教养，干下野蛮残忍的行为。虽说可能属意外事故，但这类事从一战到越南战争都有发生。但是，就其形成而言，在日本军队里，野蛮残忍却是规则而不是事故。

　　日本军队可说是现代最后一个远古意义上斯巴达克式战团。到了二战最后那场灾难性的格斗，迷信化血性为忠勇的日本将军们不顾对方绝对技术优势，仍强调战斗精神和为天皇献身。他们就这样输掉了一场战争。

　　在30年代，日本军队有意强化士兵的国家民族荣誉感。 沉浸在中国战场真切胜利的热浪里，叨念着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的成功，日本公众被卷进一场不歇的战争狂热中。出席新兵出征送别式的，不仅有兴高采烈的亲人，还有高级官员。每一个家庭都被告喻，一人参军（皇家陆军和海军），全家光荣。不管自己怎么想，大家都随大流，像每次一样，最后得到报应的是日本。

　　然而，当新兵到达团部新兵营，开始他们第一次训练时，所有夸耀、鼓舞云消雾散。一群可能全世界最凶蛮的军士，对交到他们手上的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抽耳光、拳打脚踢，为让你俯首帖耳。军官团的纪律实施也一样。一名高级军官当众打下级军官的耳光就像家常便饭。这不过是把人变凶狠、变成一名“皇军”的计划之一部分。

　　所有古代日本武士道德的荣誉都调用出来，迅即服务于一部巨大的、举国一致的宣传机器。依照传统，武士们是以自我牺牲而获得声望的。《军人敕谕》《军人敕谕》：明治15年（1882年）明治天皇给军人的诏谕，由山县有朋、西周起草，除宣扬忠礼勇信等传统封建武德外，通过强调“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把军队与趋于自由民主主义的社会隔绝开来，而直接置于天皇的统帅之下。明文写道，“获得此等荣誉重于泰山，肉身之死则轻于鸿毛”。正是这样的训练制造出了神风特攻队飞行员和“人体炸弹”。士兵被教导说，被俘是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耻辱。如果没有战死在战场，自决是弥补失败唯一的荣誉方式。

　　1938年寒冷秋季里的一天，裕仁天皇来到靖国神社，一所为祭奠日本战死的亡灵而建在东京九段坂的宏伟神道道场。在那里，神官以尖细的嗓音诵读祝祷词，超度亡灵。死者的家人和亲属聚在一处行祭奠式。当时由官方控制的英文《日本时报》对那个场面作了如下描述：像神一样进入神社享受祭祀，（士兵们）已成为帝国守护神。他们不再是凡人。他们已经变成帝国的栋梁。当他们在靖国神社享受祭祀时，既没有军阶，也没有其他标识物。无论将军还是士兵，都不再是军人，而是一根根梁柱。正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支柱，得以享受天皇和全体民众的祭奠。

　　支持这类祭典的，是日本军官团对“日本精神”的笃信不移——所有的人都必须浸透在这样的精神之中。有人断言，军队有了“日本精神”，才可立于不败之地。在差不多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整个国家全体民众都作如是想，是很不寻常的。

　　当日本士兵，也即这整套宣传的对象，开始行动后，就像一只注满了情感情绪的压力锅。所有曾压到他头上的凶残和伤害，都将向敌人发泄。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日本军人——从高级军官到他们的下属——施加于战俘的暴行。他们随意的、想都不想就径直发泄的凶残，在一代代西方人眼里，集中体现在巴丹半岛（菲律宾吕宋岛西部，二战战场之一）敢死队的野蛮以及缅甸铁路的恐怖里。这些都是“日本精神”，都太经常受到帝国大本营的鼓励。

　　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1930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

　　当然也有军官尽自己之所能来减轻这类恐怖。他们的好处一直为满怀感激的人所感念，就像发表在这里的信所说的。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

　　到战争结束时，有些日本人开始讲述他们的经历。从大冈升平的《野火》开门见山的讲述，到山本七平大冈升平：1909年生人，昭和19年（1934年）应征入伍，在南太平洋作战，被美军俘虏，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俘虏记》、《野火》等战争文学作品。山本七平：1921年生人，参加菲律宾作战，根据自己的经历著有《我是一个日本兵》、《下级军官眼中的帝国陆军》等。的作品中细腻的心理分析，日本战争机器的恐怖最后终于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但这种怀旧下面的，是一个民族的情感应激：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作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在这里，写出这些信的人，表现出他们不同凡响的勇气。读这些字句，我们了解到，对那些曾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统治下生活过的人说来，想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明日必死！

　　我家正对着鹿岛神宫前的大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大队士兵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年纪很小，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问旁边的人：“那些人干什么哪？”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这就是特攻队员到鹿岛神宫去作最后的参拜。

　　好久以后，我才听说特攻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当时心中堵得难受。每当我看着和当年的特攻队员同龄、正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得不想到，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如果在我们能有所建言的时候不说话，后果不堪设想。

　　大场满子　47岁　主妇玉县

　　学习的好地方

　　这个专栏谈战争的悲惨、战争的恐怖，已经谈得让人发腻了。的确如此。战后四十年，换个角度看战争怎么样？昭和18年12月，我告别病危的父亲，作为学生兵参加中部第五十二部队工兵队。没有上战场，在新城町迎来了终战。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象捉鱼的鱼鹰子似地，用绳子绑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河里，呛得没有呼吸了，才拉上来缓口气，然后又被推到水里。军衣冻成了冰。

　　当新兵的时候，脸蛋子被人用毛竹、皮拖鞋打得不成人样。真不知爹妈要是看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虽说生活严格，可没一个人因此死掉。大概是因为士气高涨吧。日本兵厉害的理由就在于此：军队里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只要干，就能成，不成都是因为没干，没有干着试试这种想法。我从艰苦的军队生活中学会了忍耐，学到“只要干就能成”，这是无论什么也代替不了的珍贵的学习经验。

　　伊藤真治　63岁　退休教师　岐阜县

　　等着瞧，等上了战场……

　　四十几年来，我一直苦于耳鸣。战争期间，我作为肩扛一颗星的召集兵召集兵：日本兵制，除现役士兵之外，遇有战事，再召集复员兵、预备役士兵、民兵等入伍。，被上等兵没头没脑地殴打，留下这个后遗症。军队中不讲道理地殴打新兵和召集兵是常事。军队根本就是把胡乱编造理由的殴打当成教育的最无知、无人性的集团。当时打我的那个负责军械的上等兵，是个一开始打人，就发了狂似地不知休止地打下去的家伙。我从心底憎恶他。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喊着：“等着瞧吧！等上了战场……”那时候召集兵之间悄悄传说：“等到了战场，从后面给他一枪。”

　　幸而，召集解除，没打过仗就退伍了。如果召集没有解除，上了战场的话……到现在我一想起来还脊背发凉。美其名曰“壮烈牺牲”的军人之中，在冲锋时被从后面飞来的仇恨的子弹击中的，大概不在少数。战争这种异常心理状态，使得诸如此类的疯狂行为到处发生，见惯不惊。

　　渡边克己　73岁　退休　大分市

　　指挥官的私刑最成问题

　　队长边走边看地图，不知目的地在哪里，我们则一声不响地行军。这种时候，队长通常会从当地老百姓家里拽出个当家的男人来问路，问完了，一言不发地掏出手枪，一枪打死。不会放走活的，队长说，那样会暴露我方行动。至于被杀的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并不在乎。一颗小小的子弹，吧的一声，人就倒下去，血色渐渐从脸上褪去，皮肤脉脉地颤抖，然后，一切都结束了。

　　军官都有显摆军刀的癖好，不管是家传的宝刀也好，凑合着能使的工场生产的刀也好。队长说要“试刀”，抓来当地的男子，让他自己挖出埋自己的坑，然后让他坐在坑前面。队长提一口气，咔嚓就是一刀。一直坐在那儿的男子，身体向一窜，就倒在坑里。 要试验手榴弹的威力，也是抓来当地男子，把手榴弹绑在他们的肚子上。乘他感到害怕一动弹的功夫，引爆手榴弹，七秒钟后爆炸结束，死者的两脚已经炸得不知去向，只有身体部分落在地上。

　　我们十几个人守卫距部队一公里处的一座桥。敌人前来袭击。正好是十五月圆之夜，敌人的钢盔在月光下闪闪发光。距离我们近得很。部队那边也发射了报警的信号弹。那个下士官队长抽抽达达地说，要是月亮下去了可怎么办哪，吓得几乎想逃跑。有一个下等兵以前是静冈县御前崎打渔的，这时候给队长打气说，以他的经验，月亮都是早上才落：“别怕别怕。俗话说十五的月爷儿早上落嘛。”多亏这句话，我现在还平安无事地活着。

　　我在满州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时，三次应征入伍。火线交战，敌我双方都失去理智，这是人类的本能，我个人认为可以宽恕。我认为不能饶恕的是上级指挥官对于没有抵抗的人不经判决私刑处决。这才是战祸蔓延的最大原因。

　　本间源藏　77岁　农业　新县

　　思想犯成了老兵体罚的靶子

　　我要说的这个人是小学教师，因为抵抗军国主义教育，挺身反对战争，呼吁和平，被判“违反治安维持法”而遭逮捕。他被取消只服短期兵役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参加干部候补生干部候补生：日本陆军中，中等学校以上学历的现役兵可申请参加学习、候补为军官和下士官，称为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间隔还不到五年时间，就作为现役兵，又一次被扔进了军队。

　　老兵和下士官好奇地看着这个比自己年纪还大、高个子的新兵，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个施暴欺侮的好对象，毫无防备地落到这里来了。更何况他还是思想犯、非国民。老兵们肯定估计到，军队会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于是，他就不得不忍受老兵们日复一日的折磨。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作“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他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

　　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这不是“课目”而纯是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而他作为新兵中与众不同的靶子，背负着“非国民”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还要被迫接受二、三倍的体罚。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第二次入伍更得掌握条令。”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

　　用棍棒殴打臀部，老兵让新兵：“间隔一步排开！”，然后从头开始，挨个打来。打过一轮，一年军龄的新兵解散，照旧把他一个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军龄的新兵也学会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轮到新兵洗澡的时候，脏水已经快没到脚脖子了。所以，新兵总是乘老兵没看见，偷偷到河里洗澡，捏死千人针千人针：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流行给出征士兵送千人针，由一千名女性每人一针、在白色棉布条上绣出图案，据说可以避弹。上的虱子。那次一起在河里洗澡时，同期入伍的士兵喊起来：“哎哟，你的屁股怎么了？”他自己就着水面一照，脑袋嗡地一声，只见自己的臀部高高肿起，好象一个青紫色的大桃子。

　　有些士兵自杀了。有些士兵逃跑了。这里是国境线，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站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看到和平和民主主义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稻永仁　74岁　退休中学教师　佐世保市

　　一去不返的逃兵

　　我们这些新兵，怀着“为国献身”的理想参军。当了兵才知道，在军队，吃的是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个不算，还要挨打。最初的悲壮情怀消失了，只想逃出这个地方。只是想到自己如果逃跑，自己家里的兄弟们就会被当作国贼对待，才压下了逃跑的念头。

　　这时，真有一个士兵逃跑了，那家伙是没什么地方可去的。我们接到命令，全体停止一切工作，分头去搜捕这个逃兵。我和同年入伍的A某一组，在四国晓字一九四二部队驻地附近的烟田里搜查。偶然之间，发现那个逃兵藏在烟叶荫中。逃兵拔出刺刀指着自己，哭喊着：“让我死吧！现在让我死就是对我最大的恩惠了。”我怒吼：“要死要活随你的便。可是，靠死来求解脱，也死得太不值了。还不如被敌人一枪打死！”这时，一边的A把刺刀收回鞘里。就算不哀求自杀，在这个战争笼罩全部生活的年头，死亡也是紧紧跟在身边。沉默中，那个逃兵把刺刀往前一扔，说：“我要再想一想。所以，请你们别把我抓起来。”我看到了他值得同情的一面。

　　逃走、自杀、或是归队，他必须一一作出判断。我劝他：“还是尽快归队吧。三天不归队宪兵就要来搜查了。那时候就是严重禁闭也完不了事。大家都等着你哪。”他什么也没说，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低下头，擦去一滴眼泪。我心情高兴起来，一时间几乎有幸福的感觉。一而再再而三地回首向他挥手告别。三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回来。

　　下条哲　61岁　自由作家　横浜市

　　为“立即回家”而备感羞耻

　　我们这些应征入伍的职员，由局长率领，在办公室一角的神龛前做了最后的参拜，然后到讲堂在全体职员面前宣誓“此去必如盛开的樱花之飘逝”，郑重告别。第二天早晨，同事们和亲友们在名古屋车站为我们送行，乘军用列车到金泽的步兵队入伍。这是昭和20年4月2日。

　　可是体检时，军医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不好了？现在就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难受。

　　被命令回家的一共两个人。我们上了火车，心想火车晚上十点才到名古屋，那时天色已暗，可以乘人看不见悄悄溜回家去。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了士兵体检第二类乙种标准，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兵，欢欢喜喜地应召出征了。可是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车厢后门外面的踏板上，心想还不如心一横跳下去死了算了。

　　根本睡不着，睁着双眼到了静冈站。坐一号列车在这里掉头，早上八点半左右进了家门。虽然我自己难过得想哭，母亲却说：“太好了。”正要去上班的同事在名古屋车站看到我，劝我尽快回去工作。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羞耻的感觉，整整在家呆了一个星期，一步不出门，家里来客人我就躲到壁柜里。后来同事T君百般劝说，我才心不甘情不愿地上班去了。

　　每年樱花盛开时，我都会想起这件事——到昭和56年退休为止，我一直身体健康，不管怎么说，整整工作了四十年。同时，我也想到教育的重要性，还有亡母强烈的母爱。

　　长屋义雄　61岁　退休公务员　爱知县

　　在天空中告别故乡

　　昭和18年，我在淡路岛洲本市国民学校上五年级。这年，日本军队连续遭受了瓜达尔纳群岛撤退、阿崎岛玉碎等败绩，但是，国民被蒙在鼓里，仗打得不好，政府和军方对国民的宣传就更加歇欺底里了。对敌人的憎恶变本加厉：美国人英国人成了张着血盆大口吃生肉的鬼怪畜牲。当年北条时政大破北方来侵的元寇，现在东条首相必能大胜东来的美英。学校教授这些东西，使我深信必须惩罚美英。

　　这时候，邻组传达说，我们镇上的川野家的儿子要上前线，将从空中来访问故乡，希望大家出去挥手欢迎。那天，大家都到外面去仰望天空，等待川野到来。他驾着隼式战斗机从大阪湾来到洲本市街道上空，先向地面俯冲，然后又拉起机头向上飞，这样重复了几次。飞机下降到擦着电线的高度上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川野的脸。十几分钟后，飞机好象告别似地，缓缓地向上空盘旋，机翼左右晃动着，向大阪湾飞去。

　　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也能驾机和敌人作战啊？这个念头在我小小的胸怀里沸腾着。我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从飞机上俯看我们家乡熟悉的山川呢？父母又将怎样依依不舍地和空中的儿子告别呢？……当我逐渐了解战争的本质和人情世故，一想起这些事，就不能不流泪。

　　川野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文字：“故陆军航空大尉川野雅章，出击菲律宾、莱特岛和塔克洛班岛，昭和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阵亡，行年二十三岁。”并排而立的另一座墓碑是“故海军航空大尉川野博章，学生兵学生兵：战争末期日本兵源枯竭，1943年宣布除大学理工科和师范生以外，所有学生也必须服兵役。参战，参加特攻队，出击西南诸岛，昭和廿年四月十二日阵亡，特晋两级以资奖励，行年二十三岁。”

　　久保田寿治郎　55岁　律师　横浜市

　　我心中埋藏至今的秘密

　　昭和17年10月，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62部队服役，接到命令，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签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讲述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者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黑乎乎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安放遗骨的余裕也没有，只能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盒，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边浸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了。

　　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的英灵不安。于是，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干对不对？我至今不能决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留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受遗骨的战友已经在冲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

　　和泉彻　66岁　退休地方公务员　别府市

　　心理战指导手册

　　终战前的昭和28年8月13日，我从名古屋到东京市谷的教育总监部教育总监部：日本陆军负责军事教育的领导机关，与军政、军令并列为陆军三大机关。去，他们带我到仓库中去，说是看看有什么想要的书籍，可以拿走。仓库是幢到处漏雨的木结构平房，房间里，被雨水打湿的各国军用书籍堆积如山。

　　我翻到一本宪兵队本部发行的名曰《厌战心理封杀术》的小册子，是一本心理战指导手册，把心理战的妙用讲得天花乱坠。据说此战术利用集团心理，让国民全体自杀，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书上有“军事机密”的连续号码，不知怎么混到这里来了。如果我把书拿出去，大概我自己就得进局子。因为害怕，只好放弃。

　　战后膨胀起来的宗教团体招诱信徒的方法，和这小册子的战术如出一辙。听说这些团体里的确有战争期间搞心理战的人。

　　如果谁有这个小册子，发表出来，就可以解开国民何以明知战争必败还要苦苦支撑的谜团了。

　　小泉好太郎　69岁　翻译　东京

　　父亲唱过的“在大海上”

　　从昭和11年担任驱逐舰神风舰长，到18年12月18日战死，我的父亲几乎全部生活在舰艇上。据说太平洋战争前半期的海战，飞机和驱逐舰承担了一大半，难怪父亲那个时候忙的席不暇暖。我那时十岁上下，最高兴的就是父亲偶尔回家，悠悠然地呆上一阵，我呢，无所事事地傍在父亲身边。有时候，父亲画水墨画，我研墨；有时候，父亲修理屋外的回廊，我就在一边和父亲闲谈。

　　有一次，父亲小声唱起“在大海上”和我在学校学的这首歌的节奏不一样。有几分进行曲的风格，明快多于庄严，但是充满了无限的哀伤。我说：“父亲，再唱一遍。”父亲有点惊讶地看看我，又低声唱了起来。

　　父亲唱的歌词最后一句是：“切莫等闲死。”而不是我们学校教的：“临去莫反顾。”后来我才知道，“切莫等闲死”是圣武天皇的圣命，而大伴家持以长歌作答，其中有“临去莫反顾”一句。

　　父亲唱的“在大海上”“在大海上”：NHK为国民精神动员工作，用日本古歌集万叶集中大伴家持的长歌作词，专门邀请作曲家创作的军歌。因在1938年纪念珍珠港突袭中阵亡士兵时播放而广为流传，以后每当报告牺牲或撤退经常演奏，被指定为仅次于“君之代”的公共仪式用曲。，大概是海军中流行的版本吧。

　　这就是我的父亲渡边保正。他参加了中途岛海战，然后投入了瓜达尔卡纳尔反击战的运输战斗，最后，在冲绳以南海面发现了他和220名“沼风”号水兵的浮尸。没有一个幸存者。舰艇最后发回的电文是：“我们正在攻击一艘浮出海面的潜水艇”。对方美军潜艇格林巴克号也于19年2月26日被日本飞机击沉，所以，没法向任何人打听那次海战的情形了。我真想再听一次父亲唱“在大海上”。

　　鸟居冢规子　54岁　主妇　小金井市

　　尊重人权的中尉

　　我出生的老家紧邻兵营，所以地名就叫作营所，在现在福冈市平和台的陆上竞技场前面，地名已改为大手门。明治以来，营所驻扎着西部第46部队，日清、日俄战争中，以战无不胜的部队而知名。

　　我们家本来开的是书店，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军队用品，人称“士兵商店”了。除了公开出售的军用包、士兵笔记本、珍贵物品袋、士兵名签、步兵操典、军队内务令、作战要务令等商品，连所谓“武器备件”也当作附带经营的商品，货色齐全。第46部队的精锐先后编入瓜达尔卡纳尔的冈部队、在云南全军覆没的松井部队、英帕尔的牟田口军团的一部等，牺牲惨重，兵员消耗殆尽。

　　不可思议的是，就在这个时期，有位调正路中尉，给我留下鲜明印象。他是基督徒，来自同志社大学，由干部候补生提升为军官。肤色白晰，态度安祥而亲切，照已经与海军军官订婚的姐姐说：“这么文雅的人也能打仗？”

　　大概是昭和18年，有一次，姐姐、哥哥和我围着来店里买东西的调正路中尉闲谈。哥哥好象是四年级，我好象二年级。

　　听说当时在满州开发了一种特殊的反坦克炮弹，打中坦克以后，炮弹中的瓦斯气可以立即杀死坦克手。一个从满州回来的军曹告诉我们，已经把中国战俘绑在坦克上，对炮弹进行了实验。那个军曹还得意扬扬地说，这下子可不会输给美国人了。我们姐弟对新型炮弹比对那个被杀死的战俘更感兴趣。

　　但是调正路中尉不一样。他说：“不管为了开发多么重要的武器，也不能杀死活人作实验。”从没听现役军官说这种话。如果传到宪兵耳朵里，中尉的肩章也救不了他。

　　姐姐说：“那样的话，不是就打不赢战争了吗？”哥哥说：“所以基督徒就是没用。”调正路中尉也不生气，严肃地说：“不对。这和是不是基督徒无关。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能杀害放下武器、没有自卫能力的人。”后来，调正路中尉调任山口县的俘虏收容所所长，父亲说：“有这个人当所长，那里的俘虏真是幸运哪。”

　　战后，因为虐待俘虏问题，处理了很多BC级战犯，每当听到这类报道，我就想起调正路中尉。

　　希望不要忘记，战争中也曾有军人说过这样的话。

　　广濑功　58岁　公司干部　诹访市

　　对于我那是耻辱的时代

　　我们这些特干二期生，加入小豆岛土庄部队。当候补生们得知将被派去当“球艇”也就是人体鱼雷时，全体哗然。特干一期生已经都死在菲律宾海战中了。试图逃跑的候补生都受了严重处分。有些候补生申请当了通信兵——据说这个“品种”还有活下去的可能——配备在西宫市的情报连队，在那里接受了“斯”号机也就是音波探测器的训练，在船底一个突出到海水里的盒子中工作。怎么看也是没法活着回家了。

　　我们这个宿舍住的都是身强力壮、逃脱了充当人体鱼雷命运的家伙们，只有会奉承会骗人的机会主义者才吃得开。值周的候补生，先把自己碗里小山似的盛满了饭藏起来，还抢班长的剩饭吃。演习刚一结束，班长、助教就象一群蝗虫似的，乱糟糟地卸装备解绑腿。女人在区队长屋里进进出出，我站夜班岗的时候问了一句“是谁啊”，就把全队集合起来，当众把我训斥了一顿。部队驻扎在征用的校舍里，墙外，就是饥民在空袭的废墟上搭的棚子。军队完全被干部、军官、下士官、炊事员等人饱食终日、自甘堕落的作风左右。其中有些人只上过旧制中学三年级，是纯粹的胆小鬼、帮闲，这时却变得胆敢白日施暴。

　　对于我来说，那是耻辱的时代。我还是从千叶市木村先生的投稿信中，头一回知道召开过特干同学会。那些人现在是不是还在玩那套把戏呢？真是丢人现眼。

　　濑川负太郎　60岁　当地报纸记者　北九州市

　　私刑和头皮饭：一个护士的见闻

　　我是一个护士。一天，值完班从医务室回宿舍，中间路过新兵宿舍，那里传来很大的声响。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一个班长之类的人物正在说：“这回体罚是给你们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叫一个士兵的名字，“分开腿站，嘴闭紧了。”说着，连打了几十个耳光。那个兵摇摇晃晃地拚命忍着。“下一个项目，黄莺越谷。”几十个新兵来回来回去弯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过去。还让他们时不时地发出“咕—咕叽”的叫声。

　　完事了，班长说：“做下一项。知道怎么做吧？”小兵们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回答：“嗨咿。”他们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格子门那个样子，摆到清理出来一块地方，假装是妓女云集的游廓，让新兵学妓女的样子，从格子中伸出一只手，说着：“当兵的，来玩玩呀！”新兵可能是害羞吧，声音很小。班长立刻喝斥：“声太小。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我吃惊得屏住了气。

　　我悄悄地离开，回到宿舍，为长官们残酷的做法，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配餐室里，一眼看见新兵正在拚命地挠头发，把头皮抖到给长官盛好的米饭和酱汤中。看样子，给小队长和班长们送“头皮饭”已经成了惯例。终战那天夜里，长官们心情不好，把好多士兵集合在一起，殴打他们，到处都看见士兵在叫喊：“饶了我吧”。那个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福田迪　60岁　前宇都宫第一陆军医院护士　枥木县

　　他进了精神病院

　　那是昭和19年9月的盛夏。我们40个新兵被征为三重县航空队，由当地出身、身强力壮的老兵连续强化训练，都是在阳光灼人的上午到野外进行。

　　每日的科目之一，是挨个在全队面前背诵《军人敕谕》。轮到小个子的美术大学生O，背到中间背不下去了，大概是忘了词吧。这时，一个老兵涨红了脸，跳过来说：“小子，够了。”说着，把O打到在地。打得O站不起来，被用担架送到医院。我得了肋膜炎，也落得退伍，住进陆军医院。我以前在休息的时候，和O搭话，曾经亲密地谈了些故乡老家的事。所以有一天，我向卫生兵打听他的事。过了几天，那个卫生兵对我说：“来吧。O想见见你。”我跟着去了。

　　他住的地方在另一座病房的深处，安着铁栏杆。我感到意外。原来他被关了精神病房的单人间。他的样子变得很厉害。双眼失神地看着我。

　　“日本打不过美国。我讨厌战争。现在，我无论怎么说，心里痒痒的只想画画。”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我坚信日本不会失败。

　　听说他是某画家的独生子。

　　小室薰　63岁　退休公务员　东大和市

　　我打过补充兵

　　“乌鸦还有不叫唤的时候，熊井可没有不挨打的时候。”后来一块儿当兵的伙伴都是这么说我，因为挨打，我的左耳至今失聪。既然我有这么个名声，当我在前线升为一等兵和上等兵时，老兵们啧有烦言，也就理所当然了。接着，第二年我又当上了专管训练新兵的上等兵。于是我要求自己，第一不打人，第二不让他们偷东西。我已经体验到，打人没有教育的效果，当兵的就算挨了打，也完全记不住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为什么、被谁打。

　　偷盗在军队被叫做“补充缺额”，而受到夸奖。在军队里，缺额物品非靠偷盗不能补充。但是，我告诉他们：“不许偷东西。”一次，宿营演习以后回营，有人申诉：“我的便鞋丢了。”于是我带着这个兵，把每个班的便鞋都集中起来检查，在相邻一个班发现了写着他的名字的便鞋。

　　“谁偷的？老实说出来。不说出来，就用这便鞋打你们全班。”但是谁也不说。我一边祈祷“谁出来阻止就好了”，一边开始用那双便鞋殴打士兵。最后，那个班的上等兵出头请求别打了，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其实我是讨厌那个班负责训练新兵的兵长而迁怒于补充兵，那个家伙老是对新兵吹牛说“当兵有窍门”，教导他们“军队其实就是那么回事”等等。这件事作为我军旅生涯的悲惨回忆，一辈子都忘不了。

　　熊井雅男　67岁　原上等兵　东京

　　延期入伍申请——我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在海军兵工场工作，负责调试秘密武器。上司常对我说：“已经为你申请了‘特种技术人才延期入伍’。在哪儿工作都是为国出力。”但是，昭和18年6月初，我接到了“红纸条”红纸条：日本军队给平民的召集令用红纸印刷，俗称“红纸条”。

　　通知我6月15日报到。我出发时，上司对我说：“肯定是哪里出了差子。我马上再提出申请，会让你立刻回家的。不过，你最好在市政厅秘密地提出申请。”报到以后，立即进行体检和个人情况审查，报告并登记最近有没有得过大病、家里有没有出过特别影响情绪的大事、是否从事重要工作等等。我正是年轻人热血沸腾的时候，生怕让我回家，所以报告说“无需登记”。一周以后，和几名新兵一起出发去了满州，加入苏满国境警备队。

　　一个月左右以后，负责人事的曹长怒气冲冲地叫我去，原来是公司的申请由我原来的部队转过来了。“审查个人情况时你怎么不早说？这儿是战场，部队是按满员编制来的，你走了别人就得多干你那份活儿！”决定让我随服役期满的老兵一块儿离队。由于战况不利，离队的事儿不了了之，我也就留在队里。

　　昭和19年7月师团向南方转移，警备队也随之去了菲律宾。转移之前，决定重兵器中队留在原地，而我被编入其他部队。那时候什么都是乱糟糟的，不过好像公司又来过申请。战后复员回公司，我才听说，公司的申请被打回来，答复是：“此人所在部队转移到南方，服役地点不明。”我虽然正中下怀，但着实给公司的各位添了不少麻烦。

　　关博藏　67岁　私营业主　川崎市

　　千钧一发 自杀未遂

　　战败的前一年的一月，我在东京高射炮队入伍，在代代木练兵场接受严酷的训练。有一次突击演习在雨中匍匐前进，演习结束后，命令我们擦枪。我一不小心，把撞针折了。从入伍以来，就教育我们说：“枪身上刻有菊花徽章，即是陛下所赐，爱护它要胜于爱护生命。”弄坏枪械必受重罚。严重禁闭是跑不了的。禁闭的处罚要用红笔记入履历的奖罚栏中，一辈子都跟着你。

　　全身的血好象都涌上来。我失魂落魄、摇摇晃晃地向附近的山之手火车道跑去。正想翻过护栏时，传来集合的命令。我猛然惊醒，回到队列中去。如果号令晚发一点儿，我肯定已经扑向马上就要开过来的山之手线列车了。

　　队长询问有无异常情况。我豁出去，向前一步，报告说：“对不起。我把枪撞针弄折了。”队长为了让我放松，只说了一句：“过一会来找我一趟。”归队以后，我立刻到队长室去。队长说：“你能明白说出来，很好。放心吧。”就这样，事情结束了。 　　这真是千钧一发，差一点就死了。我想类似的情况下丧命的士兵有很多，此恨不可断绝。

　　池田炼二　67岁　退休大学教师　松本市

　　来洗澡的特攻队员

　　某航空司令官在信中谈到义烈空军挺身队的青年时说：“学习赤穗浪人赤穗浪人：1701年，江户城的吉良上野介义央污辱了播州赤穗城城主浅野内匠头长矩，长矩自杀。他的47名家臣成为浪人，又合谋杀死义央，然后自杀殉主。历史上的赤穗事件，成为日本历代各种文学体裁竞相表现的主题，题名“忠臣藏”。明治以前多表现事件的传奇性，明治以后，则以宣扬忠义观念为重点。自然也成为军国主义宣传的工具。切腹，死得其所。”读到这些话，我感到从所未有的愤怒。那些优秀的青年，就被这样一句话葬送了。

　　昭和20年4月间，战败的迹象已经很明显，父亲经营的公共浴场因燃料不足，天天停业。但是，根据军方要求，浴场成了士兵自带燃料入浴的专场。数百名士兵中，有十几个身强力壮的老在一起，特别引人注目。每回他们洗完澡，就上我们家里，玩将棋，玩围棋，教我（当时是中学生）剑道，把我的小妹小弟驮在肩膀上讲故事，这样玩上一会儿，说是“就要夜间演习了”，然后离开。

　　我记得那天是5月24日。和平常随便的衣着不同，他们身穿军装，日本刀的刀把缠成雪白色，衣甲鲜明，威风凛凛。此时，他们才告诉我的父母，他们是“义烈空挺队”的特攻队队员，并且感谢我父母一向厚意款待，还拿出近百元的一大笔钱给我母亲：“去死的人不用带钱。劳你们以后给我们上供吧。”行礼说：“阿姨，可一定要给我们烧一支香呀！”面对此情此景，我的父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举手敬礼，静静地离去。

　　母亲按特攻队员说的，终战以后立即请石工造观音像，每天颂经供养。观音像旁边立有刻着“敬奉义烈空挺队奥山队一百一十三位英灵”的石碑。母亲于1954年病逝，以后由我的妻子继续供养。

　　他们如果活着，战后肯定活跃在社会各界。每念及此，我就觉得九十五岁的航空司令那个老奸贼，才应该立刻切腹。阵亡的空挺队员，我还记得有宫崎县的谷川曹长，御坊市的中川伍长，还有川崎、荒间等各位伍长。

　　堤建造　58岁　经营公共浴场　熊本市

　　执行任务时能会见父母的少年兵

　　临近终战的8月5日，第一海上护卫队所属第13号海防舰在日本海域执行为船队护航任务时，为补充柴油临时停泊在秋田县船川渔港，舰长很体贴，特许三名家在当地的少年兵，以登陆洗浴的名义在外住宿。第二天早上，其中一人到临近预定出海时间还没有归舰，全体人员都紧张起来。这时，一只机帆船满载着送行的人，挂着幡，插着旗，从港湾远处全速向舰艇驶来。

　　船上人群中，就有那个脸涨得通红的少年兵和他的父母。在那一瞬间，舰艇上一片欢呼声。在舰艇就要出海上战场去拚杀的这一刻，少年兵能和父母会面的欢喜，就是全体船员的欢喜，我们永远感激舰长的这份人情味。

　　舰长还曾多次训示说：“在海上全体撤退时，要有效地利用漂浮物维持生命，节省体力。把一打一升装的酒瓶捆在一起，让两三个人抓着，就有足够的浮力。”还指示说，一定要把甲板上的救生圈捆好，以备遭鱼雷击沉时使用。

　　终战前夜的8月14日，我们在兵库县香住町海面被美军潜艇特里斯托号的鱼雷击沉，多亏舰长的指教，连我这个不会游泳的在内，大部分舰队成员都得救了。

　　舰长是水泽大尉，现在健康地生活在东京府中市。

　　田口铁治　64岁　职员　横须贺市

　　空母信浓的幻灭

　　昭和19年末以来，横须贺海军工厂各船坞不断驶入满身创伤的军舰。铁制的舰只上，被敌舰象切割柔软的马口铁似地打出大洞，翻着毛边，这个样子还能生还，让人看着总是很感动。有时，在被打折的铁板下面，还找到水兵的遗体。

　　国民一心相信我们的联合舰队还在战场上，可是，海军工厂的造船部每天都收到舰政本部的命令，烧毁沉没舰只的所有相关制图。

　　航空母舰信浓号（排水量72000吨）在横须贺工厂六号船坞起造时，原为大和型战舰，后来中途改变设计，建造成航空母舰，装载着110号舰艇和军用飞机，于昭和19年10月5日下水，11月11号公开试航，然后于同月28日离港，返回某海军工厂，次日29日在潮岬冲身中美国潜水艇发射的四发鱼雷，结束了短暂的生涯。

　　我也曾作为试航的一个员工，乘舰在东京湾航行一次。记得我登上铺设好的飞行甲板，从舰尾向舰首处看，人影小如豆粒，不由得出声地赞叹。舰右侧正中位置，舰桥孤耸而出，舰桥右侧可以看到巨大的烟囱。装备在飞行甲板周围的回旋式重型武器象团团转的刺猬。作为世界第一的航母，真是威风十足。

　　信浓号吞食了数额巨大的国家预算，夜以继日地逼着员工加班完工，出海不到两个月，未经一战，就带着1430余名牺牲者沉入海底。战争实在是对生命和金钱最大的浪费。

　　大岛守成　61岁　退休公务员　东京

　　在五十铃河边

　　昭和20年春天以后，组建了与作战无关的特殊部队。从近卫师团中选拔的一个步兵大队组成伊势警备队，作为同名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是天皇家族专有的重要神社，供奉天皇的三种信物剑、镜、玉中的八咫镜。的护卫——据说日俄战争中也有过这样一个卫队——队员们胸前佩戴着八咫镜的标识。

　　4月15日到达宇治山田市（就是今天的伊势市），第一中队任外宫警备，第二、三中队在内宫。

　　我所在的第三中队（细川队）驻扎于五十铃河边的旅馆，第一小队作为内宫卫兵，在神域的各处站岗；第二小队待命，听到警报就派往摄社（月读宫、荒祭宫、风日祈宫等处）；第三小队在神路山设立空袭监察哨。三中队与二中队（星野队）换防，也按照这个顺序安排警备。

　　我们这些卫兵和神宫专属的卫士分别配置，所以有时，军人的靴子也能踏上瑞垣禁地。三种神器之一的八咫镜已经被移到叫做“御宝库”的防空洞，正殿的屋顶挂着粗大的绳子和梯子，以备紧急情况发生时拉倒大殿。7月28日的空袭，把预定四年以后建造正迁宫的材料全都烧毁了，山田市的街道也烧毁了一大半。伊势神宫内宫也中了一颗炸弹。

　　8月15日，汗水浸透的军装上结出盐粒。听说终战的消息，我们放下九九式短枪，疲惫不堪地坐倒。神风终于不再吹了。或者在某种意义上，8月15日，神风神风：日本镰仓时代，元朝军队进攻日本，海船被台风吹翻，进攻失败，因称之为国运所系的神风。军国主义宣传中常以神风比喻或命名各种重要事物。终于吹动了。

　　安西胜　62岁　高校教师　横浜市

　　木头机关炮

　　到终战的前一年为止，我一直在高山市岐阜县立工艺指导所当漆工技师。战争后期，漆工原料不足，工艺品的本行越来越难做。这时，军方命令我们进行各种试验研究。其中之一，是制做装配在飞机主翼上的机关炮的炮身。军方解释说，装入主翼内部的配件是金属的，但突出于主翼之外的配件必须采用防雷达的材料。而飞机的主体上也有防雷达的特殊涂层。我们反复试验，用木板互相粘合成园筒，涂漆加固，让它能承受射击时的震动。没人认为能成功，可是谁都钳口不言。后来听说，我们的劳动成果在射击几发子弹后就坏掉了。

　　指挥战争的人能想出竹枪和汽球炸弹这类让人喷饭的主意，可是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形是：空虚绝望的情绪不能宣之于口，大部分人心中半信半疑，不服从也不行。

　　岩岛周一　68岁　工艺美术家　岐阜县

　　“日本武尊”之战

　　值班队长通知我：“中队长阁下叫你去。”我放下事务室队员的工作，立即到队长室听命。

　　“中牟田兵长，要让你去干一件大事！”

　　冷不丁听到这么一句，我反问：“请问是什么事？”中队长的回答让我心头暗惊。

　　“好好听着。”中队长如此这般地说了起来。

　　我们的驻地在宫崎县城附近的小镇，这里是美军登陆必经之地。师团准备从下属部队中选拔能装扮成妇女的老兵，组成刺杀队。等和美军交火以后，刺杀队扮成女人，接近敌方军官的驻地，进入驻地后故意让对方俘虏，然后引爆暗藏的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我被选作这群“日本武尊战斗”的成员之一。

　　“别开玩笑了。正如中队长阁下所知，我也是曾经在支那作战四年的老兵。此次是第二次应征入伍，已下定必死的决心。参军以来受到中队长阁下特别的关照，所以我就是死，也要以一名士兵的身份，死在中队长的身边。不能穿着女人的衣服去死。我不能从命。”

　　“我知道会这样。我也不同意这种战术。”银行职员出身的中队长平静地接受了我的抗辨。

　　我们分别住在警备地区的平民家庭里。两个星期以前，为了表示感谢，我们连队开了一个演出会，招待附近的老乡。我是报社记者出身，一向关心戏剧和电影，所以召集同样爱好文艺的士兵，写了以江湖浪子为题材的通俗剧本，而且自己担任女角，参加排练。

　　演出那天，我们一边在台上演戏，一边注意观众的反应，当时就知道观众真把我当成职业的女演员了。结果，我们的戏大受欢迎，掌声雷动，受到连队长的奖赏。大概是受了这个启发，师团方面才想到女装刺杀队的主意吧。真是人穷智拙啊——这就是终战一个半月前帝国军队的形象。

　　中牟田胜三郎　72岁　退休　筑紫野市

　　挨打260回

　　我的军旅生涯，一言以蔽之，就是训练和挨打。起床，可以说就是训练。老兵手持竹刀，站在三角形营房的入口处，盯着我们，超过规定时间的，毫不留情地“砰”地打过来。点名以后回营房整理内务。时不时的，老兵们故意把床单、柜子里整理好的衣服倒腾得到处都是，还跟我们说刚发生过地震。碰到这样的日子，早饭赶不上吃一半儿，就得出发训练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对兵营的情况也就了解了：老兵就是神，老兵闲下来就不知干什么好。虽说真正教育性的惩罚也有，但多数惩罚往往是老兵闲极无聊或来了情绪。执行惩罚之前，先得说一通“这是给你们灌输军人魂”。然后命令我们排成一排，咬紧牙齿，保持立姿。老兵用拳头挨个打我们。这算是好的。还有用系佩剑的皮带和皮靴筒用尽力抽打的。打得我们额头上汗津津的，几乎到了人体忍耐的极限。

　　也有侮辱人格的惩罚，老兵在一边看笑话，这已成惯例，而且还要当作“老兵的恩情”。我自问：为什么要执行这些没来由的惩罚措施？因为军队是为战争而存在的组织，而战争，无非是杀人和被杀。以人类的平常心，是无法杀人的。所以，要用无理由的残酷惩罚，把人改造得没有思考能力、只会条件反射地执行长官命令。我曾暗暗发誓永不忘记我的经历，记得我一共挨打260回。

　　坂田毅　62岁　退休　江津市

　　受命赴死的青年的想法

　　20年7月，我作为陆军振武特攻队员，驾着九九式高等练习机——没有任何武器装备，机身稀哩哗啦作响，只带了250公斤炸弹——在不知何时会接到出击命令的情况下，疏散到南九州机场。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照着红薯田，我们把飞机隐蔽在田里。

　　克拉蒙轰炸机来袭击机场了。在50米高度超低空飞行，用机关枪哒哒地扫射。我趴在地上，扭过头去看，可以看到飞行员的半个身子，没穿衣服，大红脸。这家伙真可恨！到底什么时候才命令出击？照目前的情形看来，敌人已近在眼前。出击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非得早做打算。没错儿，最后就那么干吧！出击的命令一来，作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起飞，看准机会，不让同机的人发现，偷偷关上燃料箱的节门。这样一来，没有燃料，不在海面迫降也不行。不管怎么样，手脚横是得废掉一两只，可人能活下来。我讨厌冲锋陷阵。太可怕了。完全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根据什么理由作出决定，就被划成特攻队员去送死，这绝对不行。我要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也得活下去。

　　这就是当时26岁的我的想法。直到战败，出击的命令始终没有来。

　　中田和成　68岁　无业　盐尻市

　　我分队之“冲绳偷窃战”

　　我们分队驻扎农家，全队公推出“红薯小偷”——茨城县产红薯，品种名是“冲绳”。而长势喜人的红薯，对于饥肠碌碌的士兵们具有极大的魅力。半夜12点过后，当选的偷红薯士兵用大约30分钟，“战果”装满背篓，意气扬扬地归来。这是终战那年7月的事。

　　睡意全消，食欲大盛。士兵们迅即生起灶火，蒸上“冲绳”。自分队长以下八人，直吃到撑得两眼发直。太好吃了！两个小兵难以忘怀红薯美味，心想干一次就洗手不干，不会出事。于是不经上等兵阁下许可，又公然在大白天出击，双手拎着“战果”，施施然而归。士兵双手拎着沾满泥巴的红薯行进就够瞅的了，何况“取得战果”的“战场”是另外一个小队的小队长的宿舍的领地，结果被小队长的家属发现，一路尾随，在蒸熟的红薯入口那一刹抓了个正着。

　　上等兵闻而大怒，分队长得知暴跳如雷，从小队长到中队长无不大发雷霆。结果，自分队长以下分队全体成员，吃了中队长一通好说，再加上分队全体作为部队卫兵执勤24小时、作为中队卫兵执勤12小时，以示惩罚。

　　虽说被发现了，可是“冲绳”已经蒸熟，不能扔掉，我们到底如愿以偿地吃了它。要说好吃是真好吃……

　　本治永仪　62岁　剧评家　江津市

　　给同胞准备的子弹

　　终战日中午，广播里嘁里卡啦地不知播了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得到通知，到海岸集合。这地方叫和具，在靠近鸟羽市的答志岛上，驻守着四十名海军，带兵的大尉是从列兵一步步升上来的。我虚岁十八，军阶是海军飞行兵长，一起当兵的还有差不多十名同学。除了队长、由预备生充当的见习士官和我们这些人，另外还有大约三十个补充兵，没有超过四十岁的。

　　那地方有收藏特攻艇的洞穴，可是没有一只舰艇。武器是从中学和青年学校收集来的训练用枪支和一挺轻机枪。除了几支三八式步枪，就净是些一放空包弹就从后面冒火、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这种状态，还能干什么啊？我看当队长的那位老兄也没什么对策。他爱的是听绣眼鸟的叫声，让铁匠出身的列兵给做了一把登山镐，天天拿着那个进山去，把做粘鸟胶当成了日课。我们这帮人也一个样，成天晃晃悠悠的。

　　话说队长在海岸训话，上来先讲了一通“谨尊陛下之圣命，诚惶诚恐，不胜屏栗之至……”，然后告诉我们战争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伺机待命，结尾是“为防备当地人袭击，发给看守仓库值日兵实弹。”这命令可真莫明其妙！不过话虽这么说，还是设立了真枪实弹的值日兵。当然，“肯定有人来袭击”也不为过虑，连值日兵当班时还在仓库里点着蜡烛找罐头吃呢。那是个人人饥不择食的时代。如果有谁来偷东西，大概会按命令用实弹射击吧，被害者可能就是我们每天都要麻烦人家的本地人。

　　昨天还在防备美国，一夜之间，毫不犹豫地就把当地居民当成了防备和实弹杀伤的对象。这以后我开始明白，军队根本是按当权者意志操纵的工具，以及命令的本质是什么。

　　奥山裕司　58岁　伊势消费合作社专务　三重县

　　第三章 侵华战争 导 读

　　1931年，借助中国四分五裂的局势，已经盘踞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日本关东军，扫除了当地军阀势力，开始了对东北的正式进占。到1937年，中国的东北——已经被重新取名为“满洲国”——虽然表面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已经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打算一条道走到黑的日本军方领袖希望把这片土地变成自己的工业基地外加谷仓，以及日本过剩的人口的安置地。

　　移民满洲国在日本受到鼓励。到了1930年代中期，已有五十多万日本殖民者进入这一地区。 三十年代大萧条使日本的贸易经济受到削弱，军方变的愈加胆大妄为，一心将中国华北也并入其征服劫掠之地。1937年7月，正在北京郊区芦沟桥进行夜间战术演习的一个日本某团加强连，与当地中国军队交了火。究竟是谁挑起的这场枪战目前尚无确论，此说有误。史实已证明，芦沟桥事变确系日军蓄意挑衅所为，其目的是为其全面侵华制造借口。并由此引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编者注但操纵了关东军的“樱会”立刻抓住机会，把这一小冲突变成进一步侵犯的借口。当时在中国华北不过7000人的小股日本军队飞快扩编，几个军团顺序攻占京津地区。在东京大本营的策动下，关东军一举攻克并占领了华北。

　　为打击对方弱项，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动用他由德国训练的几个精锐师向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进攻，他们那时正驻守在上海日本租界地。日本陆军和海军联合反扑，战事结束，在上海及其周边的作战中，大约25万中国军队伤亡。和以前对满洲国的侵占一样，东京的文官政府这一次依旧不具足够的权势对此予以干涉。事实上，新的近卫内阁已经转而支持军方。关东军将其侵占扩展到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在上海和整个沿海地带建立起要塞。所谓“中国事变”扩展成一场全面战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外交界和半官方的各类使团，不顾首相近卫文已经完全拒绝与蒋介石当局协商，一直努力与中国人达成某种安排。许多日本人依旧相信，中国不管怎么说也是有可能同化、成为某种超级殖民地的。他们希望日本人能和中国人发展出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如欧洲殖民者在上个世纪做的那样。

　　关东军可没有这类平和倾向。早在1931年，一些陆军校级军官就阴谋部署进行一场大暗杀，摧毁整个文官政府，最后仅受到高级将官的劝阻。这批人反对资本家，也反对外国人，认为日本应该进行一场“昭和复辟”——使用昭和年号，是表示对裕仁天皇的敬意——而这场复辟将最终恢复一个“纯粹”的、统治整个东亚的日本。这短暂但血腥的军事政变是由年轻军官们在1932年和1936年发动的——政府要人遭暗杀，反对军方的文官们从此噤若寒蝉。

　　1937年踏上中国国土的是一支忠诚、勇猛、其残暴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军队。被后方的宣传家称作“圣剑”，这支武装力量注定要为了“神圣使命”而占领中国——日本人民就是这么被告知的。纪律由一些编外的粗鲁的军官制定发布。对招募上来的新兵，他们拳打脚踢，让这支军队从后方的新兵训练营开始就绝对服从。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当值军官的命令或默许，日本军人会在战争期间犯下那样的暴行。几乎没有例外地，日本军官从将官到军士，一概告诉他们的兵士，所有他们遇到的中国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是卑贱的敌人。军队得到命令就地取得给养，为自己的存活，对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实行系统的“三光”。帝国的军队被称作“皇军”，恰如飞来就吃、吃光就走的“蝗军”。

　　在接近1937年年底时，大股日军从上海开拔，朔江而上，直扑南京。12月13日，南京被攻陷。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战胜者执行了一场近代史上罕见的屠杀劫掠。就在一些日军团队有组织、有预谋地杀害中国战俘的同时，其他团队开始对这座城市施以残暴的奸淫、杀戮、抢劫。至少10万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害，有证据大约2万名妇女被奸淫。在1994年的纪念会上，对此刻骨铭心的中国人宣告南京暴行致死者达30万人。

　　无论具体受害者数目有多少，对这座城市的劫掠构成了一幅惨绝人寰的图景。后来也被抓到南京的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们、商人们，事后作为目击者对日军谋财害命的行为给出了报道。其中一人是阿·冯·佛肯豪森（AlexandervonFalkenhausen）将军。这位德国将军当时正借调到中国为蒋介石训练军队。屠杀进行的当口，有人偷偷作了拍摄，大量摄影素材被保留下来。考虑到日本军队严格的纪律，南京暴行不可能是士兵的一时性起，必出于日本军方决策部门的精心设计。持有这一看法的人中，有一位是服役达30年陆军正规军大将朝香鸠彦，裕仁天皇的叔叔。还有一位是日军在这一地区挂名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将军，日中关系的鼓吹者，他为以他的名义干出的这一行为所震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松井石根，被1946年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宣判处以绞刑。

　　虽然日本陆军司令部最初认为战争将很快以自己的胜利而结束，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越来越感困窘。先是中国拒绝投降；接着，蒋介石展开拖延战术，把他的军队撤到了国土西部，并在重庆建都；游击队则雨后春笋般地在日军后方冒出来，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对待施暴日军。为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抵抗所激怒，日军司令官对落到他们手里的战俘和平民更为凶残。在受到国军几次重挫，如1938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以及中国游击队锲而不舍的抵抗之后，他们的愤怒愈加难于抑制。

　　大约有一千万中国平民在日本侵略战争中遭杀害。这场战争始于1937年，直到1945年以强制手段赢得和平。粗略估计，在这八年间，有150万日本军队派到中国，日本的地面力量从没有少于85万。日军伤亡严重，虽然对伤员的救治减少了死亡数目。

　　与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没什么两样，日本对中国的恐怖占领一直延续到这一天——施暴者心中苦涩和反责大量出现。正如一些这类来信所揭示的。日军士兵是被有系统地命令去干那类残无人道的暴行的——从使用中国俘虏作刺刀拼杀练习，到臭名卓著的731部队在哈尔滨实施的活体解剖——其恶魔般令人发指的勾当只有纳粹集中营可以匹敌。侥幸活下来的中国男人被成批（数千名）地转送到日本军队里当苦工——更确切地说，是当牲畜役使。女人的命运更加不堪。数千名中国妇女，和朝鲜妇人曾经历过的一样，转送到官方开办的军队“慰安营”——为满足兽性而开设的军中妓院——另外的人则交由士兵在行军中随意蹂躏，最后一杀了事。

　　犯下了这样的罪孽的人都是普通应征的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乡下的农民、城里的工人或小商贩。他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突然就给发到中国去。几个月下来，他们慢慢习惯了军队严苛的纪律，脑袋里也给灌满了“天皇的军队怎么干都没错”的观念，一味盲目服从。很多人发现他们自己干下的事可怕恶心到了极点，但在当时那种气候下，几乎没人有勇气抗议。正像来信清楚表明的那样，如果有谁敢于对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甚至已经制度化了的残忍提出异议，就等着严厉的惩罚吧。

　　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看上去给中国带去了希望。可惜华盛顿没从一开始就在中国战场投入足够的资源，而是错误地只将精力集中于欧洲舞台。当著名的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发誓说，仅凭空军就能把日本人打回去的时候，当时盟军在中国的总司令史迪威将军曾极力告戒蒋介石不要这么干。他警告说：“如果空袭给日本人造成损伤，它第一个反应就是再向前推进，占领大后方。你们会给逼得比现在再往后撤。”

　　果然一语成谶。1944年初，日本军队开始了“一号行动”：日军如洪水一泻千里，从中国南部他们已占据的沿海基地，向中国腹地广西、贵州、湖南发动攻击。国军在这次行动中损失惨重，但游击队，无论是政府方面的还是共产党方面的，反而越发斗志高扬。他们的每次出击都使当地的日军首领大暴怒，接着作出更为血腥的决定，不分青红皂白地向中国人报复。

　　到了1945年，当俄国人参战后，日本军队发现自己大大地自食其果。虽然一些士兵从“支那战争”回到日本之后大吹大擂，但大部分都品尝着惨败，和挥之不去的罪恶感——为自己曾野蛮地参与的暴戾。没有人急于将过去发生的事讲述出来。但十年、二十年过去，这支因其征掠而理应受到惩罚的军队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去反省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这不是一个快乐的记忆。战后日本民众和政府的趋向一直是减轻甚至否认暴行发生的事实。

　　写下这些信，是需要勇气和坦诚的。

　　画红圈的地方是心脏；不许往那里刺！

　　昭和17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东省单县县城外边的一处墙角的地上。杆子旁边的凹地上，五名被捕的中国士兵，双手绑在背后，挤做一团。他们已经非常衰弱，浑身上下肮脏不堪。他们的脸在抽搐，身体颤抖不止。

　　这些俘虏是用来为大约20名刚刚征募来的新兵做刺杀练习的靶子用的。在我刚到甲府连队受训的时候，用稻草扎的假人当靶子。但到了这里前线，他们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个新兵都胆战心惊——他们的脸吓得煞白，站定了准备刺杀的时候，枪尖一直在打颤。俘虏被蒙上眼睛，绑到了杆子上。在他们的破烂衣服上有一个用红粉笔画的圆圈，标出心脏的部位。刺杀训练开始后，站在他们身后的训导员喊道：“准备——，画红圈的部位是心脏。不许朝那里刺。听懂了吗？”

　　我本以为训导员告诉他们那红圈是让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错了。不许往那里刺，是想让那当靶子的俘虏尽量活得长一点。

　　过了几分钟，“杀、杀”的嘶喊还在县城外边回荡，那几个被刺得满身窟窿的俘虏，已经瘫倒在一片血洼之中。

　　战争把训导员和新兵变成残暴的嗜血狂。这一变态心理对今天从未经历过战争的青年人说来，是难于索解的。

　　河野正人　67岁　饭店老板　横须贺市

　　烧死陈翻译官：中国人的眼睛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队驻扎在中国河北省府庄镇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我刚应召入伍两年。小队长A军曹有一个随身翻译，姓陈。陈翻译官以前曾经在大阪当电工技师，说一口流利日语，还带着大阪口音。他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很有人缘。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陆军人事部从各屯军处抽调兵员，组成混合部队，被派到天津去占领英国租界。一天晚上，守备疏忽，我们的兵营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轰击。黑夜里那爆破火光很吓人。到天蒙蒙亮的时候，共军敌人撤除战斗，转移了。

　　大概在八点钟的时候，陈翻译官像往常一样来上班。A军曹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陈的双手绑到背后，百般折磨，非说昨天晚上的袭击是因为陈向八路送了情报。陈百般辩解，说昨天整个晚上都跟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可A听都不要听。陈翻译的脸给打成猪肝色，肿了起来，A军曹就面对着这不成人样的囚犯，若无其事地吃他的早饭。

　　接着，陈给拉到兵营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当地人担心地从远处看着。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边守卫。A军曹朝农民喊，命令他们围过来。他当场宣布：为报复昨天晚上受到的攻击，以及惩罚陈的背叛，要把他绑在桩子上烧死。

　　排长右手提着手枪：谁要是想离开，他就一梭子甩过去。陈一直在哀告，他的双膝用绳子捆了起来，头朝下吊在柱子上。在他头下边，堆起了一堆柴，泼上了煤油。排长命令士兵点火。陈吊着，他的头和手臂向下垂着。

　　火焰升了起来，他的身子扭成一团，双臂乱舞，像是放在铁篦子上活烤的鱿鱼腿。这一景象延续了大约30秒，陈的烧焦了身体悬挂在浓烟里。在这残暴的景象前，当地人的眼睛里像是燃着愤怒的火。当他们最后把那尸身放到一块木板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抹眼泪。

　　那时候，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兵是可怖的“东洋鬼子”。后来我听当地人说，陈的太太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孤儿。

　　松ケ谷利夫　67岁　退休　千叶市

　　共存于战场上的魔与佛

　　战争中魔也有佛。魔鬼钻进人们的灵魂，但人类必须为自己找到佛。《缅甸的竖琴》《缅甸的竖琴》：日本当代作家竹山道雄以太平洋战争末期缅甸战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品，男主角后来逃离军队，在当地出家。那本书里的主角，就是一个找到了佛的人。

　　五年前，我们战时老伙伴第一次团聚。有一人说，“我要谢谢你，小队长，因为那次你告诉我不要去。”昭和17年他还是个一年新兵，他说的那事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一天，刚吃过午饭，值周的上等兵通知我们：“新兵集合点名！”一场以俘虏为靶子的刺杀训练就要在城外举行。所有的新兵要去观摩，好锻炼他们的神经。作为小队长和辅助训练员，我认为没有这种必要，也不许我班里的士兵参加。对我说谢谢的那个人，是当年的一个没有失去人性的士兵。

　　1943年秋天，我作为中队传令兵参加太行行动，常常离开我所在的中队，呆在大队部。我老是要带着一个装有通讯器材和地图的大包，除此之外，还有刺刀和三九式手枪。虽然9月间山西河北交界处的温度一到晚上就陡降，白天的太阳还是和大夏天一样。

　　有一次，为了传达大队的命令，我进入一个友军刚刚经过的村子，我看到的情景让我一下子呆在路上了。一个大约10岁的男孩倒在地下，他挨了一刺刀，血从前胸的伤口涌出，整个上半身都染红了。他的嘴里冒着泡，火热的太阳烧灼着他的脸。村里一个人影都没有。

　　“我让你舒服一点吧。”我说，拿枪对准他的太阳穴，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确定这孩子已经不再动，我以最快的速度赶上已经走远了的队伍。一边跑，我一边对自己说，“我这样做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

　　我希望那些对战争一所不知而长大的人能起来反战。

　　森伊七　67岁　公司雇员　仙台市

　　“爸爸在哪儿？”战俘的孩子问

　　我在山西荣河县的时候，战俘处决老是在城门外一个特定的地方举行。水流浑浊的黄河边上，见不到什么人。春天到了，一株孤零零的海棠树，红色的花兀自开在那里。

　　昭和14年开春时节，天气相当冷。我们抓到的第一名八路军俘虏给带进了院子，一个日本兵煞有介事地用刺刀顶着他。那中国人看上去三十岁还不到，手上领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下嘴唇肿着，满是泥灰，但他宽阔的前额和轮廓分明的面容，表明这是一个有学识的人。队长命令把那个小男孩从他爸爸身边带走，小男孩哭喊起来，不知谁往他的小脏手里塞了一个饭团。队长让一个老兵把他背到城外去。

　　宣布枪毙的命令后，俘虏的表情依旧淡然。一语不发地，他把手探进了上衣内袋，掏出一块老式怀表。他想把这只表交给那发令的军官而有所请。那军官拒绝了。他朝四周张望，看到一块破损的墓碑。他高高地举起右手，奋力将那表朝碑上砸去，摔了个粉碎。就在他被一个粗壮的兵给绑到一根大柱子上的时候，他突然大喊起来，一脸愤怒，不许蒙他眼睛。被那双充满了怒火的眼睛盯着，那拿着绳子的新兵不知所措了。

　　就在这时，一名军士气势汹汹地跳了出来。或许是想在自己人面前显一显，他掏出手枪，走到距目标3米远的地方。一枪！又一枪！枪声在静寂荒芜的田野里回荡，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气味。鲜血从那战俘的脸上喷出来，像是一个挤碎了的石榴的浆汁。他瘫倒在地。

　　那天晚上，在我绕道返回设在县公署我供职的办公室之后，看见那小男孩正在我的房间，背靠白墙，自己一个人玩一个竹玩具。望着我的脸，他迟疑地小声问：“爸爸在哪儿？”这只陷在网子里的小鸟是想在猎人手里寻安宁啊！整整六年，直到战争结束，这没了爹娘的孩子一直在我身边。作为文官，无论我调到哪里，都带着他。

　　平川善三　72岁　大学行政人员　习志野市

　　细菌战与人体活体试验

　　昭和18年秋天，我在山西临汾陆军医院作药剂师，时任第一陆军医务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少将来我们这里视察，此人曾任臭名昭著的满洲关东军731部队司令。

　　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举行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记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石井领导下的731部队在战争期间，在被俘的中国人身上，以所谓“试验人类在各种条件下的耐受能力”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活体试验和解剖。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在九州帝国大学日本军医和普通医生也以美国战俘和其他人为标本进行试验。（英译者注）

　　而就在此时，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诺门坎事件中的日军惨遭灭顶之灾，在伊尔15、伊尔16战斗机遮天蔽日的掩护下，苏联坦克隆隆开过。被击落的日本王牌飞行员崎中尉的尸体，也被苏联人从他的坟墓里给掘出来。

　　据传石井少将曾发下豪言壮语，要以陆军军医官身份晋升为大将。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做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人古老优美的武士道已扫地以尽，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不错，那些处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绝境的人精神状况不正常，但日本人特别倾向于炫耀自己在人种上优于中国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德国人和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做下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　67岁　社团顾问　习志野市

　　对珠江战役中一幕惨剧的猜测

　　昭和19年年底，我们离开广州，乘坐一组小船，每条船上五、六个人，向上游柳州进发。我们部队是一支航空特遣队，任务是在一座山上设置位置标杆，监视空中敌情。按计划是在柳州得到器材，然后开始这一标杆作业。我们是跟在步兵后边行进的。所有河边的小村都已荒无一人，有的已被焚毁。日本士兵的尸体排列在河边，战死的人漂在缓缓流动的河面。

　　就在我们已经快要到宿营地的那个晚上，我看见了那景象：河水从夹岸山岩间流过，就像是一幅中国水墨画。我们加快速度，互相告戒说，要是有人从两边山岩任何地方用机关枪向我们射击，必死无疑。就在这时，我们看见在右岸砂石山上，有十多个一动不动的日本兵，看样子是尸体。我们把船靠岸，看清一共16具，每具间隔一米，一共两排，整齐地排列开来。他们四周是乱扔着的帽子、撕破的衣服，还有步枪弹壳。

　　看上去他们死了有两、三个月了。让我们大气不敢出的，是死者身上留下的曾经施暴的痕迹。所有的人都赤身裸体，眼睛给挖了出来，鼻子和耳朵割掉了，腹部大开膛，肠子给掏了出来。总之，人身上所有包在里边的东西都给掏出来，而身体外边突出的部位都给削平。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每个人在大腿地方，都有大约10厘米的肉给片下来，露着白色的骨头。他们的左手一律齐腕割下，用白绷带绑着。而在不远处的河滩上，横陈着一个年轻的中国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尸身，不过他们没有被剥光。每人身上只有一处伤口：正刺在心脏部位。

　　我们毛骨悚然，赶紧回到船上，追上乘船进发的友军。那天晚上大家对这一幕惨剧作出种种猜测，结论是：这些士兵是在河滩上被敌方全歼的。他们的肉给大片片下，必是希望他们再不能行走，哪怕起死回生之后。割下的左手不见了，必是后来过路的日本军队作为带给遗属的纪念之物取下的。至于那对年轻的中国男女，大概是因为替日本军队服务而被杀的。我永远忘不了，有一顶帽子落在地上，上边还带着名签，写着一个名字：“黑驹”。

　　西村进　69岁　高中教师　静冈县

　　安排俘虏夫妇会面

　　那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中国北方山西省的军事行动中。我当时在后方做日常工作。一天，我被情报部的中尉叫去，因为有一批俘虏从前边下来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好象有什么话要说。长官说他没有翻译，一开始，我打算借助写汉字和他交流，但很快发现那人能说英语。我的英文虽说不那么好，但总比我的中文强。他下边说的那番话我都能明白。

　　他本是一名通讯技师，娶了一位医生，家庭和美。从军之后，他的太太也到队伍上当了一名军医，还带着他们一岁的孩子。他含泪告诉我，在你们昨天进攻的混乱中，他与他的妻儿失散。虽然现在就剩他孤零零的一个，可耳边老是响起孩子的声音。

　　我也有妻有子，所以反问他，“你参军打仗，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么？”他反驳道，“你的家在日本。如果你作战阵亡，他们会得到合理的抚恤。但这里是战区，没有谁能得到保护。你不觉得两者是有区别的么？”他说话态度尖锐，但没有恐惧和仇恨。

　　“你的立场我能了解，”我说，“但我不过是一个小兵，只能把你的话报告给上司，尽量帮你就是了。” 他点点头，安静了下来。 　　过了几天，押来一个带孩子的女犯，可能就是那个女军医，但那名犯人却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对中尉说，我愿意尽快把这母子送到那人那边，长官立刻就同意了。我带上一把刺刀和一只备用手枪，押解五名犯人上路。

　　中尉是个话语不多的人，但他善解人意，态度随和，不摆架子，很得大家信赖。

　　谢天谢地，那天天气真好，我们一行安全到达。任务交卸完毕，归队前，我偷偷看了一眼那犯人一家感人的团聚。我感谢上苍——为我卸下重负后所获得的心头的安宁。那天傍晚，那落日分外美丽。

　　那家人家后来的命运会怎么样，我一直放心不下，我自己也在风雨飘摇之中。无论过后发生什么事，我可以肯定地说，那轮落日留在我心里的样子没有变过。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会不会来临：让尽可能多的人，平静地活着，心安理得地死去。

　　栗林猪太郎　75岁　退休高中教师　小樽市

　　不要再给捉住

　　我驻扎在宝丰的时候，一个俘虏五花大绑着从连队所在地鲁山押了过来。我们没有接到处置他的任何命令，就一直让他坐在我们下士官简陋的办公室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从食堂端来和我自己一样的饭菜，先尝了一点表示没有下毒，然后把他的绑绳稍微松了松。他一定是饿了好久了，拚命地吃了起来。我对他说，关于他的命令明天会下来，我已经布置了夜间守卫，别想逃跑。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T中尉的命令，对俘虏予以处决。如果我押着他穿过街道走到城外，不管怎么样总会有当地居民看见我们。这里直到几个月前还是敌方地盘，也许居民里边就混有敌方士兵。而且把他就地处决，明摆着一定不得人心。那时， T中尉是宝丰警备队队长，手下50名兵，都是各团挑剩下的和不要的。三名军士，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挂着花，刚从医院出来。我们没有资格上前线。队里还有两名朝鲜人，有一个连日语都不会说。

　　我把俘虏放在一辆马拉的大车上，向城外走去。当地不少居民站在路边看我们经过，眼睛里充满恨。我感到脊背一阵阵发冷。我想到树林里结果他，一边走一边和他说话。我问他是哪里人，多大年纪了，为什么给捉住等，心里直替这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难受。我决定放了他。我自己给自己辩护，放了他，当地人就不会闹事，对宝丰警备队的安全也有好处。

　　我对这俘虏说，我要放了你，今后再也不要回到这一带，到别处去好好活着。他哭了，一遍一遍说“XieXie(谢谢)”。我把枪口朝天，放了三枪，回营房去了。我回过头去看他，那俘虏使劲冲我挥手，向我深深鞠躬，接着飞快地跑了。

　　我回到城里，每个当地人都朝我微笑，说“大人，您辛苦了。”我想他们大概在什么地方看到了我对俘虏的处置。

　　这事发生在昭和20年3月间。

　　内田敬治　66岁　照相机商人　小田原市

　　忘不了，鲜血从那中国孩子的胸膛涌出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州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日子过得平淡无奇，既没有敌人来犯，也无需出兵讨伐。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给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得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二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十八，一个十六。他们没有意识形态倾向，也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那些已经习惯于平安无事状态的兵士，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八月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文给他做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也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战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文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MaYa,MaYa.(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　72岁　幼儿园院长　沼津市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女孩大惊

　　日本刚刚投降的那个秋天，我是岸和田市一所女子中学三年级的学生。那是日本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学校关了门，附近农民也没有粮食了。我们只能靠在路边收点南瓜藤和番薯藤维持生命。我和妈妈决定到新去买点米。我们搭上一列拥挤嘈杂的火车，连洗漱间和行李架上都是人。火车的窗玻璃都没有了，过山洞时，车头排放的煤烟吹进来，把我们的脸熏得黝黑。这么着来到一个村子，我们用钱和家里最好的和服换了一点米。

　　那天夜里我们在一家简陋的乡下旅店借宿。三十叠叠：日式房间地板上铺的厚草席，一块叫作一叠。大小的屋子里挂满绿色的蚊帐，人们合衣而卧。就在我疲惫不堪快要睡着的时候，五、六个男人开始喝酒。他们都是刚刚退役的兵，正得心应手地干着黑市买卖。每个人都在大吹大擂自己战争期间的功绩。

　　这些人的话让人难于忍受。他们粗鲁地大笑，述说他们强暴过多少多少中国女人，说把手伸进女人身体到底能深到什么地方，说是能深到腋窝。

　　我像一个发条木偶那样从席子上跳起来，想冲出蚊帐。妈妈害怕地抓住我，说快别这样，要不然会出事的。我安静下来，那些男人还在说呀说呀。

　　“那是在哪里呀？”

　　“南京南京。那地方真是太来劲了，随便干随便抢。不管怎么说，当兵的行军累得不行了，长官让忍着点儿，说到了下一个城市让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曾经参加过庆祝攻陷南京的游行，挥着亲手作的太阳旗——现在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我曾用我们少得可怜的东西作成慰问袋，放进人形护身符和千人针；我曾经在慰问信里写道“每天都感谢士兵先生”……。听了他们的话，我真是大吃一惊，整整一夜，我根本不能入睡。我不敢想我们的士兵就像他们这个样子。我叔叔就是一个好人，他已经死了，年纪轻轻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

　　在南京和别的地方干过这种事的先生们，现在大概正参加老人旅行团，或者悠闲地打板球吧！求求你们，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写出来吧。

　　尾崎顺子　55岁　家庭主妇　横滨

　　忏悔的证据

　　《南京的故事让一个小姑娘大惊》是对经历了战争这一代人的一个指责，也是一个要求。发现了丧尽廉耻的现实，与保存在她纯洁少女心中对皇军的想象是如此遥远，她怎么能不大惊，特别是在日本战败后一切都乱糟糟的时刻。

　　我也是在昭和14年被发到中国前线的。我们被告之，人生在世当为国捐躯誓不回还。我被编在一个全是老兵的小队里。自从他们的部队在上海登陆、面对敌人之后，他们曾在许多地方参加了许多战事。他们说的以下三点立刻给我们以深刻印象：1）我们不杀人，就一定被杀；2）活一天算一天；3）今天有吃的，明天可能就挨饿——今天是王子，明天就是贫儿。

　　虽然每个个体之间，由于不同的天性的和理智程度，行事可能不尽相同，我认为这些老兵们的想法在士兵中相当普遍。没有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保卫东亚和平”或“圣战”之类的漂亮玩艺，战场上只有及时行乐和杀戳。日本国内经过美化的军国主义宣传与侵略他国的军队的真面目当然不会一个样。战争原本就是最残忍最恶劣的。

　　即使这样，在我被投入战争的时候，由于军队纪律严格，没有出现过南京那样的事。但战场环境会改变人。我们每个人不都有一些记忆，或多或少，根本不愿意去回想的么？我想，事到如今，除了对战争经历自鸣得意的笨蛋，多数人的想法是不愿意再往旧伤口上撒盐。人们可能认为我们是满不在乎，但我们反对战争的誓言就是忏悔的证据，其中包含着对给予他国极大损害的侵略战争的反省。

　　井上一　68岁　私营企业主　东京

　　夜行军死在雨里水里

　　昭和19年5月14号，第27师团沿京汉铁路继续行军，奔赴河南长台关，部队将在那里渡过淮河。倾盆大雨从早晨就下起，大路已经变成泥塘，通向我们的目的地的小路，更是极端困难。在大约持续了20天的京汉战役里，我们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兵士们全都累坏了。

　　雨夜行军，四面一遍漆黑。虽然前线指挥官认为乘天色还亮的时候转移也是可以的，但命令是无情的。结果，由于先头部队行动迟缓，后续部队跟上，大家在公路上挤作一团。淮河决口，河水淹没了大路，低洼处积水过膝。华中5月已经算是夏天，但异常天气下，气温接近零度，水凉彻骨。时间一点点过去，大家一筹莫展。对每一部队来说，避险的最佳时机都错过了。

　　一夜行军，淹死冻死166人。军史提到这一事故只有几行字，报纸则根本不予报道，死者按“前线因病身亡”处理。

　　天亮了，现在可以看见那些满身泥浆好象土偶一般的士兵，倒毙在路上和洼地里，惨不忍睹。死者中没有一个军官，大部分是在部队中被使唤得最厉害的新兵和照管马匹的士兵，他们根本是死于过度劳累。

　　松村龙雄　68岁　退休公司职员　东京

　　两名带着乐器的女兵

　　大约是在昭和18年6月，我是朝日新闻济南站的记者，随军参加了山东半岛的战役，驻扎在沂水县城。济南的司令官是第20军团的土桥中将。

　　我们得知几名女兵给逮住了，队长将审讯她们。她们两人被关在一间破烂的土房子里。我们到达时，她们刚被带上来，面对着队长站着。她们看上去二十来岁，容颜姣好。我不禁想到，如果这些姑娘穿上家常的衣服，一定非常美丽。但她们浅蓝色的制服破烂肮脏，脸上没有血色。

　　“你们是在哪里被抓住的？怎么抓住的？属哪个部队？作为女人，你们在军队里的任务是什么？你们把自己叫做战士，怎么连枪都没有？”

　　在我们这些记者中，有一个家伙的中文特别好，他就当起了翻译。两名女兵看上去没有胆怯，回答提问胸有成竹，一点都不怕。她们的声音甜美悦耳。

　　“我们是八路军的。我们的司令员是徐向前。我们属某某连某某班。我们的任务是演戏和奏乐。我们不带武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娱乐和鼓舞战士们，是感召老乡们。我们带着的是乐器。”说着，把她们身边的中国笛子和胡琴给我们看。

　　“长官，我看顶好还是把她们放了。看不出放了她们对整个局势会有什么影响。”我说。长官答道，“说得对。”两个女兵双手合掌，说，“谢谢。”

　　当时我肯定打听过这两个女兵的名字，但已经忘记。不知道她们能否安全返回。

　　高桥［栋］太郎　78岁　退休记者　花卷市

　　皇军慰安妇

　　昭和13年，我被临时召集，到广岛运输连队入伍。第二年，转调第39师团，进行强化中文训练，接着参加了攻占宜昌的战斗。几乎每支移防的部队都跟着一拨从朝鲜来的妇女。她们把自己的用品打在一个包里稳稳地顶在头上，裙子高高地卷在腰际，跟在部队后边一路跋涉。

　　每每一到战斗间隙，工兵队就匆匆搭起草席围子。当地的民房几乎全被破坏了，但奇妙的是种植烟草的田却一片新绿。草席围子的外边，当兵的排成长队，和剌刀上枪的流动哨兵形成奇妙的对照。中国军队的迫击炮通常隔一钟头打一阵，“警报！集合！”的号声响起，士兵们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裤子还没提好。草围子里边的妇女们看来对这样的突袭已经习以为常。她们立刻脸朝下趴在地上，并尽力拿包袱来遮蔽自己。有些人还是让流弹打死了，但军方也不当回事。

　　她们脏兮兮的臂章上写的是“皇军慰安妇”。突袭一过，又默默无语地尾随在部队后边了。战斗间隙，在和慰安妇短暂的“幕间休息”中，士兵们圆了他们破碎的梦。就在部队在荆门待命的时候，我在我们的一张油印小报《前卫》上，对这一场面作了报道。第二天就被宪兵队狠了一通，但那文章在慰安妇中间却是洛阳纸贵。

　　她们要是能活到战后，今天也当了祖母了。

　　金子阳一　69岁　退休　山口县

　　活体试验

　　昭和12年，日中事变爆发，我作为新兵在上海登陆，参加了中支作战，就象当时报章所说的那样，用每步75厘米的步伐，一步步开进南京、徐州、汉口和宜昌。那时候，我作为“宣抚班”队员开进汉口北边的信阳，负责收集敌方情报，向当地居民作亲善宣传。一天，一个中国间谍给带到我们部队，据说他是被当地眼线告发的。这人已给打得体无完肤，但仍旧死不承认。最后，只好将他当作试验材料，送给军医和兽医了，供他们进行血管注气试验。在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卫生兵们往他的静脉里注射空气。眼看着血管鼓起来，空气一鼓一鼓地灌了进去。那人轻轻地咳嗽，但没有死。当兽医的士官觉得奇怪，说：“要是一匹马，一下子就没命了。”大约30分钟之后，他们决定一刀把他刺死拉倒。

　　那中国人在死前说了些什么。后来我问翻译，弄明白他说的是“AnHaoRen(俺好人)”。他说他是好人，不是奸细。

　　横山常佐　72岁　退休公务员　静冈县

　　对一位老妇人的卑劣行径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58师团独立步兵108大队机枪中队第4小队，昭和17年5月，我们被派往第一中队，开进中国腹地张家沟。就在这年除夕，一中队中队长郡山大尉接到带领主力出动讨伐的命令。雨后的夜晚冷得刺骨。

　　第二天昭和18年元旦，在凌晨约5点的时候，我们来到距离敌人防地3公里远的一个村庄，立即进入战斗准备状态。重武器部队把运输马队留在后边，冲上前线。但我们一枪未发，敌人早已金蝉脱壳。放眼望去，到处一片银白。大家按照命令向皇宫遥拜新年。连队奉命休息1小时，同时开早饭。

　　可是，我们小队的运输马队却没影了。按说战斗部队在前，运输马队应该紧跟在后边。战斗部队冲锋作战时，只带冲锋必要的装备，其他装备驮在马上。这下子可丢了我们小队的脸，平时总是笑咪咪的小队长鹤留少尉大发雷霆，脸涨得通红，赛过了三个猴子屁股。

　　他朝我发令说，“栉下上等兵（我原先的名字），把那些家伙带到这里来，跑步执行。”我挎上左轮枪，开始跑起来，一次次在冻了冰的石块上滑倒。等我进到村里，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嘿，栉下，亏得你一路跑来，瞧这儿正有好戏呢。”给小队长驭马的那个兵把我带到一户人家门口。

　　几名士兵一边把一名生病的老妇人往门口拖，一边强迫她脱衣服。村子里只剩下了她一人，大概她是要留下来看着她的房子——她的命根子。士兵们吓唬她，说要放火烧了它。在这滴水成冰的天气里，把她下身衣裳都给扒了，把她按在椅子上，用剑在她的前面那地方乱捣。血流出来，那老妇人吓得抖作一团。

　　我气得难于自抑，朝他们大叫道，“你们这些混蛋！这要是你们母亲你们怎么想？”一边说着，我把被那帮人剥下的裤子递给她。她的脸一下子有了血色。

　　虽说是新年，托运输队里的五名士兵的福，小队长罚我们不许吃早饭和午饭。当然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所有人饿得都快要晕倒了。

　　上原正男　66岁　退休　大牟田市

　　一个韩国分队长

　　我家的佛龛里，摆放着一块小小的牌位。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朝它祝祷。自昭和22年我复员以来，一直这么做。在那方手制的牌位上，写着“陆军军曹铃川下植”。他是我的下属，是个韩国人。

　　昭和20年3月2日，我们部队与中国政府军在山东一个名叫大辛庄的村子里遭遇。我军一个中队抢占先机,把敌人主力包围在村庄里，大约下午3点钟的时候，我们中队占领了他们的防地。分队长铃川下植爬到房顶指挥，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前胸，他当即从房顶跌落下来。午后的阳光照射在抹着几道鲜红血迹的土墙上，他直挺挺地躺在墙根。

　　有人说，“铃川军曹是为了可怜的石井啊！”石井是铃川班里的一名新兵，由铃川负责他的教育。这年轻人开战不久就阵亡了。我能理解铃川失去朋友的怅惘和愤怒。

　　40年了，我没法忘记铃川下植。他阵亡的情景历历在目，就是平常的音容笑貌在我脑子里也是挥之不去。每当我想起他为别人的国家扛枪卖命，心中不由得翻起阵阵怜悯。我不知道他的父母靠什么过活。恐怕他们一点抚恤金也得不到。

　　平田有一　66岁　退休小学教师　熊本县

　　不喜欢互相射杀

　　作为对（报社）发出的请大家写出“愉快的回忆和战场经历”的回应，我愿意讲述一件有人情味的“奇闻逸事”。

　　就在中日事变爆发不久，南满铁路交响乐团接到慰问前线部队的命令，赶到大同近郊的一个村子。大同是以云岗石窟而举世闻名的。虽然这里是驻守内蒙的日军的最前沿，但只有一支30到40 人的小部队。队长是一名30来岁、身材瘦小的前学校教师。这个村子只有五、六十户人家，坐落在一个不太高的台地上。而它下边40至50米处，就有一小股中国政府军。不但两边都知道对方的存在，双方相持不发一枪的局面已经持续半年了。更让我惊奇的是，我们这边往下扔过几盒烟，他们会扔回一些油炸点心。队长坦然地笑着说，“我是不喜欢互相射杀对方的。”

　　为了迎接交响乐团，我们办了一场演出，由桌子、箱子拼成的台子就搭在村子场院上，上边铺了一层蒲包 。此外还有几片蒲包扔在台下，是为观众预备的。当地村民源源不断地涌来，笑着坐在那些蒲包上。他们当中有孩子、女人和老人，大概倾巢而出了。我们的士兵在他们旁边站围着看。

　　“让他们见识见识连咱们的伙计都稀罕的乐器。”队长心平气和地说。

　　我不知道这个部队和这个村子后来怎么样了。但这正是我所经历的这场战争中暖人心的一幕。

　　伏见义雄　79岁　前南满铁路雇员　春日部市

　　一位好心的长官

　　昭和13年，我们现役步兵部队即将派往大陆前线。小队长进行战术演习前的检查。我们的这名少尉是一个干部候补生出身的召集军官，大约比我们年长八岁，笨得连我们这些刚熬过新兵训练课目的第一年新兵都要笑掉大牙。暮色蔼蔼，训练场上冰雪覆盖，当着排成一排立正站着的下属，他因为领导无方受到中队长的严厉训斥。而中队长正是以勇敢和主动精神闻名遐迩。我们小队长的肩章和马刀都在颤动，一阵恐惧在我们这些就要在战场上受他指挥的士兵头脑里掠过。 没人能说清，在这样的人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给送到了中国前方。在那里，我们小队依旧归这名性格温和的小队长领导，所以全队都大遭中队长白眼，其他小队的人都不理我们。但在战斗中，我们小队的士兵表现得英勇无畏。每次战斗，在各分队长的指挥下，我们都把小队长甩在后边，猛攻敌人营地，给中队长好看。小队长口音浓重地抱怨说：“俺手底下的兵不听俺管”，完全失掉了长官的尊严，但我们都明白他打心里不想让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丧命。

　　战后四十多年，每年的战友联欢会，大家最高兴的就是有他出席。终战时他已经被提升为大尉，可是为人从来没有改变，不象其他军官那样升了官就吹牛摆谱，始终象是士兵中的一分子。所以，在中国战场三年中，他每一次出任指挥官都大受士兵欢迎。身着饰有金线的军官服的他，作为职业军人来说，指挥能力的确笨拙，但他的人情味抓住了部下的心，促使他们在战场上英勇作战。

　　千贺东重　70岁　公司主管　名古屋市

　　握住跳动的心脏

　　朔长江而上，我抵达九江。就像九州的有田县，这是一个瓷都，只不过房顶已经被日本炸弹掀掉。瓷片散落得到处都是，象是有军靴在上面踏过。踩着这些瓷器碎片，我走了20分钟，到了一所据说过去是蒋介石军队兵营的建筑物。从我们护士宿舍望出去，在广阔的练兵场那头，有几个圆形的射击靶。远处是高耸的庐山。

　　我按照卫生兵的命令处理病情，打针。打开前线送来的伤员的绷带，我们发现他们的伤口不但化脓，而且爬满了蛆。第二天早晨下了夜班，我倒干净几个从城里拣来的可爱的花瓶——现在已经当作尿罐使用。

　　一个老人给带到护理所，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Ni-ni（你，你）”地叫他。他把我们的饭食用桶装着带来，清扫走廊和楼梯。在兵营里，还有一个为士兵洗衣服、打扫房间的妇女，她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看到他，士兵们想起自己留在日本的孩子，纷纷把慰问袋里的奶糖拿出来给他吃。他们亲热地把他唤做力力。

　　在军营入口处，总是有一个上了刺刀的兵在站岗。如果他认为进入兵营的中国人没有按规矩鞠躬，他就会上去左右开弓抽耳光。这情形天天都要发生，我已经麻木了。

　　我在临时手术室工作，所以有一天通知我去观摩一个心脏手术。军医让我握住跳动的心脏，我第一次知道，心脏跳动得多么有力。我离开手术室的时候，还有两个裹着被单的中国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这是活体解剖啊。每每回想到这一幕，我都感到心在绞痛。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些写出来。也许我该把它们永远藏在我的心里。

　　山本保　74岁　退休护士　八五子市

　　明天还是陡峭的太行山

　　昭和16年5月，我初次上阵，参加中原作战，在攻击部队作一名山炮兵，拉着一匹驮着弹药箱的马，翻越太行山脉。那年春天，我22岁，是一名二等兵。正如报上说的，“陡峭的太行，山连着山，昨天是山，今天是山，明天还是山”，战斗就是翻山。我咬着牙，翻了一道又一道。我的军靴磨破了。下雨天，我披着一块雨布，拉着马朝前赶。

　　不论走多远，也碰不上敌情。我一个小兵，不可能了解大战役的整体形势，但也感觉到日本军队正一点一点地地收紧包围圈。因为翻山行动如此紧急，我们的供应跟不上。部队越来越饥饿，每顿只用一小捧米熬点粥，里边掺点碎豆豉。军马驮着沉重的大炮零件，因为缺盐而四脚打颤，站都站不住了。

　　我们那时脑子一根筋，什么都不想，心里燃烧着的只有一个字：祖国。在逼近前线的时候，部队的重伤员陆陆续续用担架送下来，阵亡的人则用防水油布盖着，驮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送到后方去。

　　我们部队最后进入山西腹地，占领了一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西阳村的地方。我们在村里的地下挖出几支枪，枪上雕着的菊花纹饰，正是日本军队的枪支。看来，一支部队在我们前边来到山西这个偏远地带，遭到了全歼。没有谁知道这场战斗，这支小部队上不了战史。他们与他们的枪一道给埋入黄土。抬头望天，我们为这些不幸战友的灵魂祈祷。

　　成田武夫　69岁　公司雇员　川岐市

　　濒死伤兵的摄人气势

　　昭和15年5月末，向长江支流汉水东岸集结的日军，冒着对岸中国军队的炮火，强行渡河，直指目的地宜昌。先头部队走得太快，其中一些居然遭到了我方飞机误炸。

　　在准备渡河的三、四天里，我突然发现一名中国逃兵，面朝上躺在一条田间小路上。一个走在我后边的步兵叫道，“嘿，这家伙还活着哪！”我转过身去，他还在说，“帮他一把，让他脱离苦海。”说着用他装在枪上的刺刀朝这名中国兵心脏部位刺去。就在这时，那中国兵抓住指着他自己的心脏的刀刃，鼓起他最后一点力气，不让它这么刺下来。那名步兵既不能朝前刺也不能朝后拉。在这名垂死的中国士兵意志的力量下，那步兵失去了再朝他刺去的意志。

　　那中国兵一只手抓着刀刃，松开另一只手不停地摇，呻吟着恳求留他一命。我们当时正在追赶敌军，不允许延误，就把他原样扔在那里，赶上了前面的特遣队。

　　经过一场激烈搏斗，我们在6月12日攻下了宜昌。没过多久，令人震惊的长江大洪水就来了。从上游无比雄壮的天险大宜昌峡［应为三峡——译注］，漂下无数被残杀的尸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随着湍急的河水顺流而下，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那边不是日本军队占领的地方，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本多弘太郎　70岁　商店店主　东京

　　竟然姓名都无法确定

　　一个中年人来看我。他在一本书里读到了我在战争期间写下的从军记录，他说他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他父亲是中国中部派遣军桧部队日本的军事单位常常使用代号或将官的名字来加以鉴别。比如桧部队，或以他们长官的名字命名的如山本部队。（英译者注）他的父亲，也被送到中国前线，最后因营养不良死在湖南省易俗河附近的基地医院。

　　作为一名卫生下士官，我参加了开始于昭和19年5月的湘桂战役。在7月间的衡阳战斗中，我担任桧、广、岚部队伤员和病号的接收工作，将他们送往设在衡阳郊区杨家坳的野战医院。惨剧就是在那里发生的。来自后方的补给被切断，最基本的粮食供应也没有了。在医院功能无法施展的情况下，霍乱病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病人死去。数目没人说得清，据估计是四千甚至五千人。在这极端的情形下，逃跑和自杀也发生了，死了的人也得不到确认。

　　我所在的诊疗所，不过是一间民房匆匆改成的收容室。泥土地上铺上草垫，收了大约600个病人。他们在霍乱发生后一周内无一幸免。负责照料这六百名病人的六名看护，自己也因为营养不良而病倒，哪里也去不了。人死之后就放在那里，任其腐烂。我不记得我作过死亡将士名册和应送交先遣队司令部的死亡报告书。其他战地救护站一定也是一样。每个士兵都有姓名身份签，但是在那样极端的情形下，也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的客人说，他父亲就是桧部队的一名下士官。四十年了，他依然期待着，期待能知道一点自己父亲临终的情形。我为他的心愿而黯然神伤。

　　飞田俊夫　67岁　公司主管 京都府

　　未经确认就开枪

　　事情发生在昭和14年1月，我在华中战场汉江一带担任警戒期间。前一天晚上就有部队渡河，怀疑是敌人正在发动攻击。我们竭尽全力与中队联络，请求支援，不料答复是“没有可能”，并命令我们坚守阵地到第二天清晨。

　　小队长对哨位上的人说，考虑到从正面过来的只可能是敌人，开枪和刺杀之前不必示警，一定寸土不让。在这样的严厉命令下，每小分队各派两人，在前方100米处的大堤上设了流动哨。

　　那是个漆黑的夜晚，远处的狗吠声让人心悸。村镇之间声光交错，好象在互相打信号。对岸传来吓人的炮声。凌晨，雾气笼罩在堤岸前边草地上，一阵悉悉索索的响声传来，像是有一支大部队正逼近。我怎么使劲看都看不清。砰！砰！我放了两枪，对面的兵喊道“会津！”，我立刻回答“白虎!”，只听对方痛苦地喊：“我中弹了！我中弹了！”来人是我们中队长，还有他的两个兵。

　　“你是新兵吧？”“是，长官。”“为什么你不示警就开枪？”“有命令说紧急情况下可以不示警。”“笨蛋，你从哪儿听来的这规矩？”我们回到阵地继续守卫。我很惊讶，开了两枪，居然打伤了三个人！如果我按照命令开枪打的是敌人，那就是英雄了；但击中的竟是自己人，那就得进军事法庭了。我懊悔不已，觉得与其蒙羞活在世上，不如自我了断。就在我把枪口对准我的喉咙的时候，我们小队的伙伴跑了过来，他们早就防着要出事。他们夺下了我的枪，把我关到一间屋子里，等着我从兴奋状态中恢复过来。他们严密地看着我，对我说：中队长过来也不先联系，命令又是小队长下的，你要死我们也不活着。

　　一个礼拜之后，在我得到允许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老乡。我告诉了他我的经历，他安慰我说：“连打黑枪的事都有。如果为了你这点事就如此打算，那你再多几条命也不够用。”他的话帮我缓了过来。

　　丹野美登理　70岁　农业　二本松市

　　加害者与受害者

　　从昭和17年春，作为一名士兵，我参加讨伐中共军队，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那是在中国的山东省一带。我们常规行动中的一个，就是“确保劳工行动”。

　　我们往往在黎明时分包围一个村庄，把所有的农民一网打尽。将妇女、老人、孩子搁到一边，把所有男人一个不留地交到我们的司令部。我直到复员以后，才知道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劳工，在各地矿山过着极度悲惨的日子。

　　当时的行动残忍可怕。我们的兜捕密不透风，一只蚂蚁都别想溜走。士兵们十米一人，有人举着亮（用蜡烛火把长颈玻璃瓶底烧去，然后把它倒过来，在瓶颈处插上蜡烛），有人使劲敲空油桶或脸盆，一步步缩小包围。不过在那时候，我们认为真实的战争就是这样。后来，我自己也被拘禁在西伯利亚，渡过四年劳工生涯。在那里，我想，这真是我战争期间作孽的报应呀。我们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呀。

　　山田一郎　67岁　染坊主　东京

　　列兵罢工

　　按照“长官之命即朕之命”这一条例，命令一下，士兵须拚死执行。但有一次，军阶最低的列兵们罢了工。

　　第14师医疗队摩托运输中队是由几乎没受过任何训练的士兵组成的。当我们给送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连怎么给自己准备个盒饭都不会。摩托运输中队分成三个小队，每个小队的一分队是担架班，二分队是马车班。担架分两层装在车上。那时是昭和12年，日中事变刚刚开始。

　　中队长是一个品质恶劣的酒鬼，对士兵举止粗野。当我们按照队列行进时，他为了超过前面的部队，总让我们绕远，从傍边绕着走赶上去。士兵们肩上扛着分量很重的器械徒步行军，苦不堪言。这时中队长“傻瓜”、“混蛋”的骂声从队尾频频传来，大家只装做听不见。

　　一天，我们疲惫不堪，正躺在地上待命。就在这时，中队长骑在马上，命令我们去帮工兵队搭桥。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没有比下了命令没人服从的长官更惨的了。果然，部队长官骑马过来，叭地一声，坐在鞍子上给了中队长一鞭子，接着就离开了。

　　步兵担架中队的中队长策马过来：“步兵正在前线打仗。我们必须尽快把桥架起来上去增援。大家都很劳累，可是还得请你们帮忙。”一个接一个，士兵们站了起来，走进河里。这个中队长是一个尝过辛苦、通情达理的人。即使对我们其他中队的人，早上也会招呼说“吃过了吗？”。他在部队人缘很好。

　　丸山孝四郎　72岁　农民　长野市

　　坦克摇晃像一条小船

　　昭和17年6月，以第4骑兵旅团为主力的日军采取侧翼包围行动，意图消灭在河南北部的中国第28集团军。我驾驶的是旅团指挥官所乘的坦克。我们在半夜开始行动，投入所有的激烈战斗，包围了敌方司令部所在的镇。坦克部队配置于该镇西门附近。

　　第72连队的步兵进行了几次大胆的攻击，没有成功。在高树勋将军指挥下，敌人集结了他们最好的部队。这是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最后太阳下山了。我们改变战术，撤下东门的包围，从西门攻入。在步兵的簇拥下，坦克冲破城门，一路碾过去，与预备部队一致行动，城镇被攻陷。敌人最后失败，他们急忙通过东门撤退。

　　坦克部队接到立即追击的命令，我们立刻调整路线。当到达东门附近地区时，前面全是左突右冲尽力逃命的步兵和骑兵。前面的路上，倒着中国士兵的尸体。我们尽量绕着这些尸体走，但不能一具都不压。要想前行，只有从这些战死的人身上驶过。我们决心碾过去。我抓着操作杆，闭上了眼睛。下边软软的，坦克缓缓碾过去，摇摇晃晃地就像一条小船在波浪里上下。我在心里向佛祖念着“南无阿弥陀佛”，硬着心肠朝前开。

　　追击了一阵子，我们发现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国兵正双手合十跪在当道。我们的坦克停了下来。司令官命令道：把枪挂在坦克的无线电天线上。他照做之后，司令官说，“走吧，你没事了。”他站起来，立正、敬礼、向右转，飞快地跑了。这事发生在我们碾着尸体前行的15至20分钟之后。 　　在战场特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顾及人类的感情。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执行命令。

　　须原清一　68岁　退休公务员　稻泽市

　　中国的玛塔哈莉，系着发结的姑娘

　　参加过杭州登陆的四中队长吉田中尉，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军官，以干练著称。我那时是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常和他并肩作战，也多次模仿他的战术。在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转折点，比我们强大数十倍的敌军在后面赶击。吉田中尉的中队志愿担任断后，最后展开与中国敢死队的肉搏战。他臀部被敌军的手榴弹炸开了花，给送进汉口陆军医院。

　　这所医院雇佣了许多年轻的中国姑娘帮忙照顾行动不便的伤员。照顾吉田中尉的，是一名操流利英语的高中毕业女郎，她聪明、善良，在我们当兵的看来，简直美如天仙。她的衣服是简朴的，但他说她老是戴着一个精美的发结。大约三个月后，身体复原了，吉田中尉从医院返回，继续担任四中队长。女郎舍不得和他分离，从陆军医院退职，跟着他回到部队，真让我们年轻人嫉妒死了。

　　她就住在我们的阵地上，不论麻烦她做什么，她都立即回答“明白”，然后飞快地做好。我们于是都称呼她为“明白”。在这里，“明白”也老是戴着她的发结，做事勤快利索，弄得大家都觉得离不开她了。

　　16年12月，长沙第二战役开始打起来。吉田中尉和我一同朝长沙进发，“明白”却突然间失踪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这次战役从一开始就打得艰苦异常。虽然我们最后拿下了长沙，但伤亡惨重。

　　分析这次战役失败的原因，其中一条是，对我军动向，敌方的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有详尽的了解。上峰对此进行了调查，“明白”的名字浮出，说情报有可能由她提供。吉田上尉被控有助敌行为，由军官降为一等兵，遣送回日本。后来有谣言传来，被称作“中国的玛塔哈莉”的“明白”，确是一个机警的间谍，接受重庆的派遣。回想起她老是戴一个发结，而且不许别人碰，是不是里边藏了一个微型话筒呀？

　　川上登喜雄　69岁　退休公务员　枥木县

　　魔鬼军曹的本性

　　我是在昭和20年2月应征入伍的，被编进关东军独立守备队西山中队，在一个从地狱里钻出来的“魔鬼”军曹的手下。三个月艰苦的训练（主要是反坦克训练）结束，第一次实弹训练开始。我三发两中，被任命为轻机枪手。

　　此后日子更艰难了。扛着机枪连续行军6公里已经不容易，我还得跑在队伍的前头。本来白天已经疲惫不堪，夜里还必须保证机关枪状态良好。每当我们略微有点松懈，魔鬼军曹就一边打耳光一边骂：“一张红纸条就能补上一堆你们这号兵，一挺机枪可不是随便就能弄到手的。这是件珍贵的家伙。”

　　8月8日，苏军参战的消息传来，部队得到命令向苏联边境开进。在路途中，我们超过了正在疏散的满洲移民者。我见他们朝我们招手，还听见他们说“士兵们，指望你们了”，我们的勇气倍增。

　　逼近前线。突然，有人喊道：“敌机！空袭！”，魔鬼班长也叫道：“到高粱地躲避！”我跳进一条小水沟，由于机枪太重，我脚下一滑跌倒了。机枪落进泥水，怎么也拉不上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军曹说：“嘿，中村，你干吗哪，还不快点？”“我的枪掉进水里了，够不着了。”“一会儿再拿枪，快，打着你了！”我爬上河沿，朝高粱地跑去。紧追在我身后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声“哒-哒-哒！”。刚刚藏好，就听见子弹扫到我身边地上：噗、噗！

　　当人们面对死亡时，本性往往在最后一瞬露出来。对我说来，地狱来的魔鬼军曹此时成了菩萨，一个来自天界的军曹。

　　中村利夫　72岁　退休　下关市

　　中弹——最后的思考

　　大约在昭和20年8月15日下午四点钟，在一场与河对岸苏联人的战斗中，我紧贴着河岸，呼吸着令人作呕的烧焦的草的气息。那是在北朝鲜清津市郊外榆城桥边。（停火的命令那时还没有下达到前线部队）。

　　我正斜着探出身子打算看看苏军的动静，突然间右耳受到重重的一击，好象用火筷子剜了一下子似地，钻心地痛。我听说，如果子弹击中脖子以上部位，生还的希望不过一、二成。“完了！”我想，这回算是交代了。奇怪的是，这么一想，反倒平静了。

　　我跌倒在地，只觉得在我生命中最后一瞬，时间分外珍贵。血流不止，我虽然努力思想，神智已渐渐昏迷。没有比此时此刻以26岁的青春就这么死掉更让人遗憾的了。

　　一名担架员冲过来处理我的伤口。包扎的时候，他向我保证说，子弹没有打着要害部位，我没事。听他这么说，我立刻获得新生。我感到神智清醒，而苏军的炮火也突然间停止了。我的本能告诉我，天一黑，战斗就会结束。悬着的心放下了，人镇定下来。

　　我看着身边的伙伴。眼见恐惧焦灼从他们的脸上消失。炮声最终沉寂，战争结束了。两、三支烟点了起来，在暮色中点点发亮。

　　每当我想到这一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时刻，我对如今还活在世、并安享和平，心怀无尽感激。

　　加藤俊六　66岁　社团办事员　市川市

　　第四章 大东亚共荣圈 导 读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称谓来自东京的宣传鼓动家。就在日本军队第一次开进中国，接着向前推进到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对这一地区日本的叫法是南洋——时，有数千平民随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军人的眷属，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军官们至少能把自己的家带到中国或者任何他们占据的地方；有些是日本军队攻占一个地方之后雇佣的文职人员，这批人迅即成为自成系统的官僚机构。

　　日文报纸在占领地一份接一份地出现，当地报纸则被日本编辑和军方新闻检查人员所接管。日本企业家们一路飘洋过海，紧紧尾随在占领军之后。当地日本人开始他们的业务，先是给驻军提供军需品，然后是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与此相关的日本公司很快在新的“大东亚”建立起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辅助设施。

　　殖民地官员随后到达。政府鼓励他们把家从日本搬到占领地。出于对日本将在此地长久统治深信不疑，他们实际上也正是这么做的。攻占一旦完成，日本学校跟着就建起来。日本孩子在中国、朝鲜、台湾长大，以殖民者姿态养尊处优地生活在当地居民中。

　　战争结束后，所有这些人都失了根而四处飘荡。住在港口一带的新移民是幸运的，他们会在盟军监督下立刻遣返日本。有些人在苏军占领下的中国和满洲挨延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回不去。在中国，他们夹在对峙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中间，受到的待遇五花八门，有很多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家，因为在日本，平民的处境十分艰难。

　　有人突然之间成了被追捕的逃犯，在日本前殖民领地，他们绝望地为果腹蔽体而颠沛挣扎。数千名儿童在这期间死去，其中不少结果在他们绝望的父母手里。

　　一些地处“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内的地名——香港、哈尔滨、北京，曾经如奇异的路标般闪闪发亮。此时，在丢盔卸甲只剩下一条命的日本人耳朵里，已经变得如丧钟一般。有些人是“装在盒子里”回来的——火车开始穿过当年日本的辖区，携带着士兵的骨灰——他们死在千里之遥的海岛上，守卫着自以为是国土的地方。成千上万个家庭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妻离子散，剩下的只有苦痛。

　　发表在这一章的来信的作者，有些曾为殖民者或辖区官员，有些是占领地的平民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在战争期间千方百计与漂流在外的父亲、兄弟、儿子保持联络的家中亲人。一些打散了的家庭已经没有了团圆的可能。很多孩子留在了中国，直到1980年代，日本政府才开始作出系统努力，接收这些丢了的“战争孤儿”。他们回到本土，大部分人只能说中文，绝望地找寻将他们丢弃的日本亲属。

　　塞班流亡

　　美军在塞班岛登陆时，我还是小学生一年级学生。我在塞班岛出生、长大，四面环绕着南国美丽的大海，渡过了和平的岁月。

　　美军飞机来轰炸了，接着，军舰炮火轰击，最后，美军登陆。

　　父母、姐姐、我、妹妹五个人，和其他的难民一起，在丛林里到处奔逃。最苦的是没有水的日子。夏日骄阳暴晒之下，汗流如注，可是又没有水喝，太难受了。逃亡的路上，日本伤兵和岛上的土人哀求我们：“带上我一起走吧！”

　　父亲把我们安顿下来就去找吃的，一面大声喊着“我不回来，千万别动地方。”一面离开了。他捡回的食物有水果、甜菜、还有日军士兵丢弃的剩饭。

　　在丛林里生活了两个月，几乎连思维的能力也丧失了。日本人、土人的尸体堆积如山，看多了神经已经麻木，根本无动于衷。活着的人的样子，就象现在电视里常见的非洲难民的似的。

　　最后累得动也动不了。正在这时候，被美军抓住送进俘虏营。全家在一起活下来的，就只我们一家，这真是个奇迹。

　　小松惠　49岁　教师　户田市

　　在槟榔屿迎接开战

　　我对此次大战中“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两种境况，都有极深的体验。当时我在英属海峡殖民地槟榔屿开商店。宣战那天天还没亮，突然英国官吏把我们五十三个日本人以“侨居交战国人员”的名义关押在拘留所里。但刚过了二个星期多一点，当地的各民族代表来请求我们：“现在市内完全陷入无政府的恐慌状态，请直接担任治安维持总指挥。”据说面对我空军连日轰炸，以及陆军在哥达巴鲁强行登陆，猛攻槟榔屿，防守的英印军队不战而退，已逃向新加坡。 这样，包括我们这些侨民在内有四十万人口的槟榔屿，实现了兵不血刃的占领。日本人会会长被推为市长，我作为经济部长，致力于保障粮食流通和调查保护占领物资。我们成为绝对权力的拥有者，生活有如王侯。 次年，即昭和17年2月，新加坡陷落，在军队指导下成立槟榔屿州政厅，我们成立了物资配给合作社，帮助当地居民安定生活。之后，日本宪兵队进驻，大量肃清反日共产分子，我作为翻译，在槟榔屿拘留所协助宪兵调查。

　　终战的时候，我是缅甸第三派遣军第三十三军参谋部副翻译，作为“十参谋案”的嫌疑人，被关押在抑光拘留所，受到连日拷问，半年以后终于被释放。不久，又作为“槟榔屿宪兵队事件”这两件事件都与战时日本军队的暴行有关。（英译者注）嫌疑人被送回老家槟榔屿。但因不符合“合并审判”条件，根据“不能重复定罪”原则，经过两年多的拘留，无罪释放。但是，我们中有二十三个人以“参与者全体有罪”被处以绞刑，这是一大事件。

　　吉田为吉　77岁　无业　神奈川县

　　马贼枭首示众

　　我们生在旧满州，小时候，那里马贼横行，双方不分昼夜地开炮射击。我们的城镇住满了军队，简直就是兵营。

　　军队经常出兵讨伐马贼，也经常抓回几个俘虏，在城外枪毙。我和几个朋友就到城外的刑场去看，大概对这种残酷场面已经麻木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可怕的时代。

　　“斩首示众！”蜂拥而去的人声中，我们也跟着去看。几个人头排成一排，切齿怒目、穷凶极恶，仿佛死有余恨。身边围观的中国人人山人海。当时是出于什么心情，去看这种残忍的刑法啊？

　　盐原铃枝　61岁　家庭主妇　岛根县

　　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

　　战争期间，我在上海的造船厂工作。我的上司娶了一个中将的女儿。丈母娘不时地来看女儿。丈母娘在租界里中国人开的商店买了一个纯金搭扣的坤包，搭扣上有一点划伤，于是命令我的上司去交涉退货，中将夫人——那位丈母娘也跟着一起去。我用磕磕巴巴的中国话和那个店主磕磕巴巴的日本话打交道。

　　店主不肯让步：“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仔细看好了才买的东西。也许掉在地上，自己把它碰伤了。”夫人瞪着店主，说道：“咱们要是中尉中佐那么样的小官儿的太太也就算了，咱们哪能用这种搭扣上有伤的包儿？！”我觉得对不起店主，可是还得客客气气地：“这位是中支方面最了不起的陆军中将的夫人。”好说歹说，对方总算明白了。中将夫人的这句话，四十五六年来一直噎在我心里。

　　那时候各工作单位都给家庭主妇办空袭经验讲座。我妻子告诉我，一次讲座后，中将的女儿说：“要是有空袭，只要把东条给我们家孩子的祝语绑在头上，拉起孩子的手避难去就没事了。”听到这儿，我问我的妻子：“就没长辈出来教导教导她吗？”妻子说大家都低着头沉默不语。

　　当时高级军官家属的特权意识真让人受不了，我认为这方面还没受到批判，实在成问题。据说现在很多女性都具有批判精神，我相信这是很有效的“战争制动器”。

　　长谷秀雄　75岁　社团工作人员　熊本市

　　确保中国劳工工作

　　到昭和18年，解决劳动力不足成了军需工厂最重要的课题。这一年四月，我与三菱长崎造船厂三名同事一起，受命从华北把820名中国劳工输送到长崎。我们来到北京的北支劳工协会总部，这里挤满了从全国32家军需工厂来的押送员。我们在旅馆等消息，不久得到了去沧州领人的命令。

　　我们向沧州地区指挥官——一个日军大尉打听劳工是怎么抓来的，他说：把那些晚上出来闲荡的青年，安上“偷猎”的名目，不由分说抓来就是。第二天，50名用细麻绳捆着的劳工，由我指挥着日本兵和新政府士兵，用刺刀押送，步行两公里去车站。送行的人中，有的用充血的眼睛瞪着我，有的好象是母亲，双手合什向我哀求……装运劳工的列车开动了，母亲们在站台上，哭喊着用双手敲打着车厢。

　　这样搜集来的劳工们，用日本的运煤船送到下关。到达下关以后，计划变更，他们又被运到煤矿，听说在那里被残酷地役使。

　　虽说是公司命令的差遣，可是至今想起这事，我的胸口仍然作痛。

　　长谷场季人　75岁　退休教师　熊本市

　　哈尔滨，只有一个人到场的同学会

　　“梦境一般的哈尔滨，我的第二故乡。松花江静静流淌。白俄成群结队在夏天的太阳岛上渡假。街道两旁排列着西欧风格的房子，石头铺成大路。鲜花盛开。冬天则是一片冻土的世界，寒气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通体透明的水晶宫，江面水面都是冰，人们乘雪橇往来。冬天是这样寒冷，可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在校园形成的天然溜冰场尽情地溜冰，非常高兴。”

　　结婚十七年来，我无数次一边看照片，一边听我丈夫这样回忆。对于我来说，哈尔滨是只存在于想像中的城市，而我们将在我丈夫退休以后一起到那里去旅行。没想到去年夏天，有幸得到全家访问哈尔滨的机会。我丈夫操着回国以来从来也没用过的中国话，象以前一样和市民交谈，他四十年来的心愿终于应验了。我们查看地图，找到了我丈夫当年就读的小学。校方一片好意，给我们打开门，让我们参观校舍。校名已经变成“马家沟小学”，但那建筑是我在照片上看熟了的，一点也不错。我丈夫站在当年的老地方，让上高中的长子给他拍照留念，他小声嘟喃着：“这个同学会只来了我一个人！”

　　白梅国民学校五年级二组，是真实的存在吗？那张照片上的老师和同学们，后来都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之路呢？

　　我们找到了我丈夫的旧居。旧居已经一分为二，给两个家庭居住，门厅也被分成两半。从外面回来的一位美丽的女士，可能是住户吧，看到突然出现外国人，好象有些吃惊。她好象明白了我丈夫连说带比划的解释，一边点头微笑，一面说“进来看看吧？”。我丈夫谢绝说：“非常感谢，不过还是不进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附近住家的中国人陆续从家门走出来张望。他们向我们说“再见”，挥手送行。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天色还没有暗下来。

　　城市开发急速进行，我们的背后就有一组完工的塔楼。我丈夫的旧居不知什么时候肯定也会拆除。我们再一次回过头去，凝视旧居。

　　大野由美子　43岁　家庭主妇　名古屋市

　　禁止报道初雪的日本军队

　　昭和18年底，我在满州国三江省省会佳木斯市做《满州日报》佳木斯分社记者。除了重大新闻向《满州日报》全国版供稿外，我的主要工作是给《三江日日新闻》写报道。

　　一天早上，我正要出去采访时，沟口分社长被军方叫去，社里一片骚动。据说原因是我写的关于初雪的报道。那时报道管制森严，对军方稍有反抗立时就会被停刊。可是连初雪的报道也禁止发表，也太厉害了，简直是杀气腾腾嘛。

　　一向不服软的分社长，疲惫不堪地回来了：“军方说，可能让苏联了解北满气象的新闻报道，一律禁止。怎么争取也没用。”

　　国境线上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冬季冰冻，用雪橇可以自由出入。对这一气象情况，苏联不会幼稚到要看日本的报纸才知道吧。我又是生气，又是吃惊——日本军队竟有如此超乎想象的弱点。

　　也许因为这件事，不久，作为“日苏战争报道班主力”的我，收到征兵令，被送到冲绳前线去了。

　　本昌太郎　66岁　作家　东京

　　战争的礼物

　　我在终战前夕成了战争孤儿，对我来说，战争必受诅咒。我的父亲是职业军人，我几乎从来没有和他共同生活过，对于父爱，我没有什么感受。只是每当升学、就业、结婚这些人生的大关口时，就体会到没有父亲的不幸。不过，最近我的看法多少有些变化。

　　单身母亲家庭的确有缺陷，祖母和母亲一心想的就是让孩子们活下去，对我采取了极少压抑的自由的养育方式。在急速转型的民主社会中感到迷茫，每天忙于生活，所以不能保持足够的礼仪，我也许是有这个毛病。但是，在失意中，能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事物，依自己的意志行动。如果严父在世，恐怕必得要求自己的女儿要“有点女人的样子”，成为没有自己的主张的女性。

　　年过七十的母亲一边照顾卧床的祖母，一面照看店里的生意。因为失去丈夫，母亲成为独立生活的女性，到老都不依赖别人生活，而我凡事自己作主。也许这就是战争意外的礼物吧。

　　广重清子　44岁　主妇　山口市

　　我想到北京去

　　我们的祖父于昭和25年在北京去世。时隔36年，我们终于得知祖父的遗骨被收藏在北京的观音寺中。祖母乍闻喜讯，血压升高，不得不卧床休息，但说想立刻就去迎回骨灰。但是，祖母已经不能独自行动，让我代她去，所以我尽快学习中国话，好向中国的人们致谢，感谢他们长年守护祖父的骨灰。

　　在中国内战时，祖母突然当上女军医。那时祖母正怀着我的父亲，临产时，她坐在无脚椅子里，周围放着应急物品，一直等到天黑，生产一直持续到夜里。那时刚发生过火灾，没东西吃，父亲从空空如也的肚子里生下来，营养失调，到现在还是只有一只眼睛看得见，找不到固定的工作。

　　祖父名叫岩村元始郎。在北京住了大约十年。终战以前，因为精通中国话，离开他工作的华北新报社，作了随军服务人员。在东京的时候，祖父当过女校的老师，也许他教过的孩子还记得他。

　　我就是打工也要筹到钱到北京去。

　　岩村燕士　12岁　小学生　横浜市

　　领取遗骨的伤心之旅

　　一期检阅结束以后，在一个营房里同起同卧的士兵伙伴们，在早春的一天出征到大陆去了。我申请候补干部，留在功劳室服役，奉命去领取遗骨。从拘谨的兵营生活中解放出来，到神户港去作公务旅行，真是意外之喜。更何况神户还是我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但是，这次旅行却是一次伤心之旅。

　　客轮静静泊在栈桥，堆满在大陆各地战死者的遗骨。他们无言地回到思念中的祖国。停泊在港口的其他船只汽笛齐鸣，致以哀思。这真是悲伤的一刻。

　　列车到达滋贺县外时，已是深夜。阵亡士兵家属接到村里兵役负责人的通知，集中到最近的火车站，含泪等待见面的那一刻。戴防毒面具和手套的士兵把吊在胸前、用白布包裹的遗骨盒小心地从车窗中递出去。遗属扑过来，年迈的双亲、怀抱婴儿手牵幼子的年轻妻子抱头痛哭，他们泪水涟涟地哭喊：“孩子，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明天我也要随你去了”。我们这些护送遗骨的士兵只能在车窗前无语肃立。

　　这是日中战争开始的第三年，昭和14年初夏，我在敦贺步兵第十九连队服役时的回忆。

　　木村文雄　72岁　退休职员　千叶市

　　伫立在暴风雪中

　　昭和18年1月的一天，暴风雪中，距离五六米远就看不清楚。我好久不出门，这天来到了齐齐哈尔的街道上。我这个新兵穿得厚礅礅的，象个石头佛像似的，天气虽冷也不觉得。但是，这座北满第一城的街道上行人稀少。

　　狂风卷起的雪花中，伫立着男女二人。我马上就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我们匆匆地游览街市，提早回来时，他们还站立在原地。仔细看了看他们的服装，我不由得睁大双眼。男子瘦瘦的，没戴帽子，只穿着夏天穿的外套。女人挺着大肚子，衣服单薄得看上去风也吹得破的，披着夏天用的披肩。我们穿得衣服差得这么远，我不禁叫出声来。他们是开拓团的人，正在等公共汽车。

　　据说满蒙开拓团员满蒙开拓团：日本组织国内贫民，集体移民中国东北、内蒙，从事农业开发。开拓团由殖民机构资助，到东北内蒙后按照团的编制定居，土地多从中国农民手中强征强买。是在欢呼声中来到广阔天地挥动铁锹建设新生活的。今天第一次亲眼看到开拓团员，却让我哑口无言。如果在酷寒的冬天战败，这些人不是全都得弃尸在荒野中吗？这些人在国内就是势力最弱的一群。过去，我们曾经以内外经济交困为口实而发动战争。现在，则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暗中希望战争来到的人们。

　　这些人，没有在战争中悲惨的亲身经历，目光短浅昏聩，真可说是前辈子造孽、这辈子托生成了愚牛笨瓜。

　　NFDA9泽金治　66岁　公司职员　秋田市

　　人民的审判与教师们

　　征服人有“糖果”和“鞭子”两种办法。我终于领悟到，我起的就是“糖果”的作用。我生长在满州，不可能分辨出被“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种种美丽言辞精心包装的满州国的本质。正象日本剥夺了朝鲜和台湾的母语，日语作为“大东亚共荣圈语”在满州国被大力推广。我为之奉献青春的工作，就是教中国女学生学日语。纯真的学生们学习认真，对我也很信赖。

　　昭和20年，在日满一体的名义下，发动了“辛勤劳动动员”。每天饿着肚子踩缝纫机。我有气无力地鼓励学生们工作，其实自己只想哭一场。中国人中间悄悄地传说日本打败了，有的学生借口生病退学回乡了。然后，8月15日到来了。一片混乱中，哈尔滨被中共的军队接管。一天，突然听说两名以前共过事的教师被捕了。当时有所谓“人民的审判”——就是学生们一边喊出教师的罪状一边用石头砸。他们两个让“人民的审判”吓得要死，飞跑着去求救，但这有什么用呢，最终还是被枪毙了。其他学校也有几个教师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们忠于国家方针而热心地去工作，结果得到“残酷使役”、“歧视”等罪名，成了中国民众长期积聚的怒火的牺牲品。我没有被抓，但这是否因为女学生们对我还有一点爱呢？我对此并无自信。

　　去年我访问了中国，有几个当年的学生用很好的日语给我写信。我希望语言以和平的方式教授和学习，然后用于沟通人类的心灵。

　　小野三千代　65岁　主妇　三重县

　　在古城晋州目睹的流泪的日子

　　我在韩国南部的古城晋州渡过了少年时代，直到终战。那时光有时如梦境一般美好，后来，随着战争激化，却变成了让人流泪哭泣的日子。

　　一天下午，我的母亲一边换衣服，一边哭泣。母亲说，我同年级的吉松，父亲就要上战场，吉松抱住父亲，哭泣着不肯放开。“太可怜了，真看不下去。”

　　在小学任职的M老师，听说是内务班内务班：日本军队平时宿营时，每间宿舍数十人为一个内务班，由伍长或军曹任班长，管理士兵日常生活。许多残酷虐待士兵的现象发生在内务班。的老兵。他殴打我们的年级长和田君，只不过因为和田敬礼的时候身体没站直。一次又一次纠正，和田君老也站不直，他就一遍一遍打下去。每天坐火车上学的东谷，有时因火车误点而迟到，M老师不由分说就把东谷打倒在地。

　　战争越来越激烈，M老师也上战场了。学校里只剩下女老师。住在附近的山田先生的哥哥当神风特攻队员战死了。女教师夸奖说：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了。

　　吉松的父亲也战死了。吉松满眼含泪被送回内地。

　　苏联参战了，从元山登陆，步步南下。母亲拿出一个小瓶说，等苏联军队来了，就和姐姐吃毒药自杀。我怎么也不理解为什么母亲和姐姐必须死，只有默默地悲伤。

　　大庭达郎　53岁　职员　町田市

　　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

　　昭和13年，我作为关东军防疫部队（就是后来的731部队）的随军服务人员，随部队前往哈尔滨。那是秋天，我十八岁。第二年，昭和14年年初到初夏一段时间，我的两个小学时代的朋友，被送回后方哈尔滨的医院，他们原来是从东京附近加入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的。我立刻去探视，他们说，义勇军的实际情况与内地宣传的不一样，让人没法不失望。

　　分配给义勇军和开拓团的土地，不光是未开垦的土地，还包括强制收买的当地农民的耕地。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被称为“匪”“贼”的武装组织。

　　14年5月发生的诺门坎事件，以达成停战协议而平息。日军在这次事件中惨败，关系亲密的朋友之间会谈论“苏联军队很可怕。”

　　这年初冬，故乡千叶县栗源町的朋友来信说，我们小学时代的恩师T老师，热心地劝诱他教的小孩们应募参加义勇军。我于是给T老师写信说：“从住院的S、T两同学所说的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事情看来，将来日苏两国发生全面战争时，关东军可能会受重创而败北。当局势土崩瓦解时，在满州的日本人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因此，最好停止输送义勇军和开拓团。”我害怕走军邮信会被抽查，于是贴上邮票投进市内的邮筒。后来朋友写信告诉我，T老师收到我的信非常生气。

　　石桥直方　66岁　公司兼职　热海市

　　台北旧居

　　从台北回到日本，已经四十年了。重访台北，街市面目全非，好不容易才找到以前的住宅。曾几何时，泥泞的水田里水牛慢吞吞地拖着机械犁；旱地种满红薯。现在，这里立着几幢时髦的公寓房子。我们在楼群中间找到我们的家，看样子是最后一座没有拆除的旧房。我们请求住在里边的中国人，对方痛快地让我们进去。

　　我父亲是教师，他心爱的书籍和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的日记，就埋在院子里的草坪下面。记得终战后，我们失去收入，曾经把一些有点价值的书放在三轮车上，运到市场上。我们在那里开了一个铺子卖书。因为回日本时只能带一点用手提的行李，父亲说，总比烧成灰强，就把卖剩的书埋在院子里了。现在这些书已经化成泥土了吧？父亲和我一起伫立在院中，我体会着他的心情，并不急于挖开土地看一看。

　　片山由纪子　49岁　主妇　金井市

　　父母的人性

　　我从来没听父亲说起过战争的经历。也没听他唱过军歌。

　　关于父亲的青年时代、童年时代的事倒听过多次，他最得意的黑田节的事儿，简直听腻了。而父亲作为陆军士兵去满州，回国时带着一个孤女和三个小孩——三个小孩是亲戚，每个孩子都父母双亡——这些事，我都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

　　旅行中骑马的时候，父亲的骑术让周围的人惊异不已。偶然有中国人搭话，父亲能用中国话回答。父亲，你都经历过什么事，又干过什么事啊？但现在我已经没法向父亲发问了。拒收军人优抚金，不唱军歌，这，也许就是父亲对战争的表态吧？

　　父亲从不提起战争。我从父亲那里了解的战争，是大腿上子弹洞穿的旧疤痕，是人高马大的父亲心中那种挥之不去的难言的阴沉。现在我也是母亲了，我不想让我的儿子和我的父亲一样，背负着心灵的重压。这份沉重，这片阴翳，无论如何我想让我的儿子了解。但是，我这个对战争一无所知的母亲，该怎么向只见过祖父一眼的儿子讲述战争呢？

　　岸田真由美　31岁　主妇　馆林市

　　母亲的叹息没有消失

　　昭和19年秋天，日本走向战败的脚步声已近在耳边。就在这时，我的长兄以“光荣应征”的美名，作为无情地奉献给大日本帝国的人牲，断送了生命。下面，是我的年过八十的老母亲，讲述当时的心情：“当时，上面号召粮食增产，而我们却汗流浃背地用野菜作吃的。忽然，脖子后面怪痒痒的。一看，原来是一只蜻蜓让暑气蒸得飞不动啦，停在我的背上。我回过头去捉住它，它也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

　　我仔细地看它，它正用它黑色的大眼睛盯着我看哪。那黑色的大眼睛湿湿的，好像充满了泪水，那么悲伤，好像在向我求助。这是我的大儿子的眼睛啊。该不是我的正在华中战场的大儿子，乘着风，化作蜻蜓来看我吧？‘你想说什么呀？说吧。我的耳朵能听见。’蜻蜓好像说什么似地，一直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

　　几个月以后，接到长兄阵亡的通知。都说昆虫能报信，真的是哥哥的灵魂，化作蜻蜓，来做最后的告别吗？

　　母亲说：“那就是我的大儿子，绝不会错。那眼神就是在叫‘妈妈’呢。我听到他诀别的话了：‘妈妈，这么多年多谢您。连一次也不能报答您的恩情，一点不能尽孝就死去，我实在不甘心。今后弟弟妹妹们就全靠您了。’

　　太伤心了。没有比这更难过的事了。要是天从人愿，我真想飞到华中战场，一下子找到我的儿子的遗体，紧紧地抱住他。喏，他在用尽全部的力气向我喊哪，‘妈妈，我不想死。’”

　　当时我的母亲自己作了这样一篇字字血泪的悼辞：蜻蜓飞到我的身边，它要告诉我什么？它要告诉我，它是战死的娇儿的化身。战死华中的悲情，在月光下更加凄凉。盂兰盆会上看到蜻蜓，也是你吗？我那战死在华中的娇儿啊。

　　母亲的叹息，至今没有消失。

　　吉竹藤三　60岁　退休职员　乌栖市

　　关于阿波丸的补充说明

　　关于阿波丸，我想作一些补充说明。日本接受南方战场的联合国军俘虏通过第三国提出的申请，让阿波丸给他们运去一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昭和20年，阿波丸从南方各地装载物资，开往新加坡。由于这艘船已经得到绝对安全的保证，所以在新加坡装载了镍之类的各种物资，又在西贡装满了橡胶，搭乘人员超过2000人。军方往船上装载的物资过多，所以船长决定提前1小时出港。然后，阿波丸顺利地快速航行，以至于超出联合国军为她规定的航程50公里。这就要了她的命。

　　那个夜晚（4月1日）海上起了浓雾，什么也看不见。美国潜艇现代女王号在莱特盯上了阿波丸。由于阿波丸的位置超出预定航程50公里，而且船上堆满货物，看上去很像巡洋舰，所以，潜艇舰长下令击沉阿波丸。这时，潜艇上担任通信员的少尉发现不对，潜艇浮出水面侦察，救起一名厨师，这才知道打中的是阿波丸。舰长大吃一惊，连忙向附近的美国潜艇求救，虽然有船赴援，终于无济于事。

　　现代女王号被召回关岛，舰长受到军事审判，最后退役了事。美国托辞那天夜里的气象太坏，通过第三国向日本谢罪，表示不论战争结果如何，美国都会承担对阿波丸的搭乘人员作出赔偿的责任，美国将赔给日本一艘类似阿波丸的船，并请日本通知交船地点日期。但是，日本没有作出反应。

　　战后，由于美国给予日本粮食等经济援助，日本放弃了阿波丸的索赔要求。阿波丸遇难者得到的抚恤为：一人7万，一家两人12万，一家三人15万，低得让美国人吃一惊。我个人认为，由于阿波丸装载了重要的物资，美舰击沉她未必不是故意。

　　田贺一　72岁　历史学家　藤泽市

　　捷足先登的关东军家属

　　昭和28年8月6日，我家住牡丹江省宁安县七星第九次坂下村开拓团，我的梦想是成为小学教师。那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到牡丹江市去烫发。为了纪念第一次烫发，我们特地到照像馆去照了相，约好8月15日来取照片，就踏上了归途。从牡丹江站到七星站火车要走二个小时左右。列车开到五林河站，列车员说：“再往前不通车了。走着过去吧。”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关东军的军官和家属把他们的家具财物装满了火车，一窝蜂地往南去。

　　到七星大约有20公里路，我们沿着铁道开步走。大伙儿边走边议论说：“军用列车不是通车吗？为什么我们就得步行？我们也给了车钱呀。”我脚上打了泡，默默地跟在大伙儿后边。我老是不回家，父亲因为担心，套了车到车站来接我。我告诉父亲，为了让关东军的军用列车，我们是走回来的。父亲说：“关东军军官的动向有点奇怪。”8月9日，苏联坦克越过国境，父亲被军队征发，运输土豆。

　　8月11日避难令送达开拓团总部，我们慌里慌张地把食物和衣服堆在马车上，就开始了逃难。但是由于发现苏联坦克部队，又回到开拓团。第二天12日，再度开始苦难的逃难之旅。24日在山里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

　　如果在军官家属南下的6日就发出避难令，开拓团和少年义勇队不会走上如此悲惨的穷途末路。八万开拓团员死去，连墓碑也没留下，其中就有我的小弟弟。

　　三尾宇田子　59岁　主妇　岐阜县

　　你是个美丽的妻子

　　前些天在亲友家里看到一些丈夫从战场写给妻子的绝笔书。时间是昭和17年，他二十六岁，她二十一岁，正当青春年少。他来不及看一眼新婚第一年出生的儿子，就作为海军飞行艇战斗人员参加了太平洋战争。

　　信件大部分都带着“发自◇◇处”的字样，使家属无从知道写信人行踪。有时候，信中提到战舰将要到国内港口停泊，让家属前往会面，领取海军发给的军用票，几小时或几天的探家之后，他又要飞往◇◇处。

　　“我虽然赞美家庭的价值，但是并不期望安逸的生活，而唯愿将至诚之精神与军人之信念贯彻到底。这是扬我国威的战争。你是个美丽的妻子，而今后将要成为我们没有出世的孩子的坚强的母亲。我们年轻人的热情除了投入战争，没有其他的方法，若说这就是青春岁月，也太过于无味了。◇◇子啊，◇◇子，我唯一的◇◇子，远方的你无比美丽。我把你勇敢奋斗的每一天珍藏在心中，这支持着我一直活下来。”

　　他在昭和19年不到30岁时，在南方海上牺牲。

　　两人之间的爱情书简，经过四十一年有余的岁月，大约是几经翻阅，已经变脆，字迹难以辨认。四十封给妻子的军邮信件中，找不出来一个“爱”字。

　　中川美代　64岁　无业　牛久市

　　牵挂儿子的父亲

　　昭和19年12月4日，我作为现役军人报到，从小诸站出发乘火车到长野。车厢里挤满了人，看样子都是附近乡村里的年轻人，明天要去报到的。报纸上天天登载“玉碎”、“战略转移”等消息，战败的迹象十分明显，可是这些年轻人好象忘记了他们是在往死亡走去，喧闹声吵成一片。忽然，我的目光转到车厢后面，透过车厢门的玻璃，看见父亲站在外面的踏板上。漫天飞舞的雪花已经把父亲的肩头、帽子变成白色。父亲背着我上了火车，悄悄地从小诸跟来了。

　　“怎么站在那儿……”我想这么喊，可又踌躇起来，如果过去的话，周围的人会不会觉得我娘娘腔？父亲大概也这么想，站在原地没有动。列车在暮色中到达长野，我们下到站台上。乱纷纷的人群中，我只看见父亲的小帽一闪，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就分别了。

　　此后，我在冬天渡过玄界滩，转战中国，21年7月回到家乡，重见故乡的山河。一天，我想把家里的世界地图卷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在中国当兵到过的地方：南昌，上海……用红笔连了起来，连线大部分断断续续的，可能是从当时消息中，不能确切知道我的部队在哪里吧。我看着这幅世界地图，好象看见父亲拚命地想确定儿子平安的消息的样子。

　　父亲已经去逝。我也超过了父亲当年的年纪。可是，父亲冒着十二月的风雪站立的身影，现在还在我的眼前。

　　小野山清　62岁　保护司　小诸市

　　开箱一看，只有一块木板

　　和泉彻先生打破多年沉默，坦述了领取从南方前线送回的遗骨时，把别人的遗骨分到那些没有遗骨空的箱子里，让我感触良多。

　　我的小弟弟战死在冲绳海域。因为是水兵，死在军舰上，不一定有遗骨。可是，一个白布包裹的轻飘飘的箱子送回来了，里边该是弟弟的遗骨吧？

　　那天夜里，我当着父亲和全家人的面，提出打开骨灰盒看一看。那个时代，这种作法说不定会被认为是对“英灵”的亵渎，大家一时拿不定主意。

　　最后，还是打开骨灰盒。里边只有一块木板，松松地钉在箱子底上。上面写着弟弟的名字，还粗心大意地写错了一个字。

　　当时私下里流传着不少流言飞语，比如，特意把木板松松地钉着，是为了移动骨灰盒的时候，让人感觉好象遗骨在里边。

　　虽说多少有点精神准备，可是面对这片所谓“遗骨”，父亲还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默默地坐在佛坛前面，忍着泪水。看着父亲的背影，我有些后悔给父亲这么大的打击。

　　没法确定弟弟的祭日，就决定以冲绳决战日作为弟弟的祭日。到了那一天，我们脚步蹒跚地送弟弟到千鸟渊墓苑。这里收纳了三十二万三千多具无主的遗骨。“小弟，你就和他们一块儿睡在这儿吧。”我们不想去附近的靖国神社。我们不相信我们家那个小淘气会成什么“神”。

　　安西均　68岁　作家　东京

　　大阪站前告别二哥

　　明治神宫外苑的学生出征壮行会以后，从庆应大学加入海军第十四期预备生、在铃鹿海军航空队服役的二哥崎俊二，忽然出现在我们家的茅屋前。我们简直象做梦一样高兴。可惜父亲出差到东京去了（大哥出征缅甸音讯全无）。二哥坐在茶室里，感慨万分地望着庭院，一任香烟冒着青烟。我这个分别经年的妹妹东问西问，二哥没有一句像样的回答。二哥本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子。庭院里的樱花已现出暮春的样子。

　　“是樱花早呢，还是我？”日本人常以樱花比喻人生。军国主义宣传把为国牺牲比喻为樱花飘落。日语“散华”的意思就是牺牲。二哥冒出这么一句话。对上女校三年级的我来说，这句话实在不好懂。两个小时以后，二哥要动身了，母亲、姐姐和我送二哥到国铁大阪车站。二哥在剪票口说：“就这样吧。”然后立正敬礼。母亲从怀中掏出手帕。二哥大大的眼睛也闪着一点泪光。“哥哥，你可一定要回来啊。”姐姐和我喊着。哥哥点点头，转身两步一级跳上台阶，身影消失在站台里。

　　战后从与二哥同期的学生兵那里得知二哥最后的情形。4月14日，二哥作为特攻队员，开着绑着炸弹的轰炸机，从鹿屋基地出发。在飞机离地的那一刹那，炸弹掉落爆炸，把飞机和二哥身体一起炸得粉碎。战友们郑重地收集二哥身体的残片，按骨骼的顺序放好。战后，骨灰盒交给我们，还能听到里边的骨头咯啦咯啦地响。

　　最后还是打败了。8月15日的天空是多么蓝，云彩是多么白。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年。从战事激烈的缅甸终于复员的大哥，还有我们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人不会永远活着。重要的不是能活多久，而是怎么活着。这决定着生活是否幸福。

　　藤冈美智子　58岁　主妇　宇都宫市

　　父亲留下的笔记

　　我父亲于昭和16年12月25日，战死在香港对岸的九龙。当时我是国民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我清楚地记得，我因为不知道父亲战死的消息，在庆祝香港陷落的一片喧腾中，加入到我们学校旗帜飘扬的队伍中去。香港陷落是父亲战死后不久的事。

　　我常常想，要是父亲运用战术更得法些，也许就不会死了。但是母亲说，父亲是特别为部下着想的那种军官，所以会比部下先牺牲。父亲的遗物送还给我们，有一副沾着血迹的眼镜，弹痕斑斑的背心，军刀，还有笔记本。

　　社会上谴责战争中长官的不人道行为时，母亲拿出手提式保险箱，从里边拿出父亲的笔记本给我看。笔记本上用细小的字体仔细记录了军队的生活。

　　有一个地方写到：“某天行军时，天气炎热，部下十分疲劳，所以拜托一辆过路车，把全体人员带到目的地。因此被大队长申斥。不过没有一个掉队，很好。”

　　母亲无数次告诉我，象父亲这样年纪轻轻可能去死的人，是非常温柔的。父亲当教师也好，加入军队也好，都受人爱戴。每当我读父亲的笔记，就止不住流下眼泪。

　　清水宽子　52岁　护士　横浜市

　　第五章 太平洋战争 导 读

　　太平洋战争在日文中的正式称呼是“大东亚战争”——以强调东京对西方殖民主义控制下的大陆的“解放”——被看作是始于1937年中国事变不可避免的扩展十分有趣的是，“大东亚战争”的老版本，在战后为各色各样的日本“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复活。他们期望证明日本的侵略确实是一个毫无私心的从西方殖民主义者手中解放亚洲的利他行动。（英译者注）虽说日本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但中国幅员辽阔，加之中国政府的顽强抵抗，日本已经陷进巨大的泥淖，而来自本土高级统帅的命令却依旧是进一步扩展，直指东南亚。将军们和他们驯良的文官支持者，对美国和英国就“日本侵略中国”所持的批评态度感到愤怒。他们也急切地想要加入在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中似乎笃定会赢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日本军人对与德国、意大利于1940年9月签定三方公约，持热切欢迎态度。

　　加入轴心国，不仅得到战时首相东条英机热情支持，也为后来的外相松岗洋右大力推进，但这一新的结盟本身就足够摧毁任何与美国联手的希望。到1941年7月，日军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有效地控制了泰国。作为对此举的报复，在英国、荷兰、法国的支持下，美国冻结了日本资产并实施燃油禁运。日本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油料供应遂被切断。

　　当时日本军方有两个起到主导作用的战略体系。海军有意在东南亚扩张并进入太平洋，想象着一举歼灭美国舰队；陆军则希望逐步实现其往日的梦想：北进，摧毁苏俄在亚洲的霸权。这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野心，根本不顾1938年和1939年与苏联军队在日苏边境的张鼓峰和诺门坎接战而遭到的惨败。同时，不顾国际反对，军阀们希望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占。战争似乎已成定局。在东京，受当局控制的报纸大谈日本面临西方列强 “包围”的危险。

　　但日本的资源，就实施两线作战而言，是极为有限的。东京政府和军队里边，不乏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此有所建言；连东条将军也表达了对取得最后胜利的怀疑（他认为有可能酿成僵局）。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作出了难以想象的卤莽的决策，继续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推进：在太平洋上攻击美国，包括进一步进军东南亚；同时继续掠夺中国、准备对苏联摊牌一般公认，美国毫不妥协地反对日本在中国的冒险，使得两国处于对立。对这样一场战争，两国都没有准备，美国是策略上的，日本是战略上的。（英译者注）。

　　1941年10月16日，东条出任首相，替下了高深莫测的近卫公爵。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东条既是首相，又是大本营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在公众带有反战情绪的声音遭到长期压抑后，他的任命标志了任何民间对军方政策提出异议的终结。

　　把日本推进战争的军方，其一贯做派没有任何改变。发动中国事变的那群咄咄逼人的陆军将官，已经全面控制了政府。海军希望走得慢一些。日本有一大宗资财在海军独一无二的统帅、现代战略家山本五十六元帅手里。攻击珍珠港的卤莽决定，只不过是山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以他对美国的了解——他曾在华盛顿当过一个时期的海军副官——山本五十六清楚知道日本作为工业强国的不尽人意之处：在一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中，必处于大劣势。他告诉帝国大本营，对珍珠港实施致命一击，他可以在六个月或一年内“飞速突进”，实现以海军为主导的东南亚侵占。在这之后，他希望美国人会同意某种经协商而达成的和平，允许日本至少保有他已经占据地盘的一部分。战时在美国流传甚广的一则山本语录：他将“在白宫口授和平指令”，其实在相当离谱。山本实际上说的是，为了打赢这场太平洋战争，日本必得打败美国人，这样，一个一揽子和平协议才有望在白宫签署，而他不认为这是现实的。

　　攻击按照计划实施。当山本五十六的炸弹在珍珠港落下的时候，山下奉文将军摧毁了马来半岛，最后占领了新加坡，从而结束了英国对远东的占领（香港在1941年圣诞节沦陷）。到1942年三月，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牢牢地落到日本人手里。科雷吉多尔，这个建在菲律宾的最后一个美国要塞，于5月7日陷落。已经在缅甸重创英军的日本陆军，正对印度构成威慑。确实，曾经攻击珍珠港的航空母舰部队那时已经远航到印度洋，她的飞机已经对澳大利亚北部实施轰炸。东南亚已经全部在日本的占领之下。

　　整个国家沉浸在某种巨大的欢欣鼓舞之中：打败美国、打败英国、打败欧洲强权，真让这个自1868年的明治维新就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埋头苦干、以期赶上西方的国家陶醉呀！每当记载日本战绩的记录片在国内放映，充满欢快的剧场里掌声雷动。每当对新的推进作出报道，广播里照例是看家的《战争进行曲》和其他爱国歌曲。日本平民心甘情愿地捐献出贵重物品支援前线。一拨接一拨的新兵大踏步走向战场。

　　不幸的是，对日本说来，广大民众盲目的爱国信念到了帝国统帅部，又再度加码。“日本精神”远优于因奉行“物质至上”而成了软骨头的西方国家。日本的将军们（大部分是海军上将）从而切实感到，他们的赌博胜券稳操。他们忽略了谨防日本被长期战争拖住这一基本要素。他们认为，敌人的抵抗会越来越弱。几乎没有后备计划以应付美国可能的反击。

　　当太平洋战争变为主要是海战和空战时，作为主角的航空母舰体现了美国海军上将阿尔弗莱德·马汉的观念：海洋霸权是国家力量的基石。美国人令人惊奇地从他们的最初的震惊中彻底恢复。1942年4月多利特尔率领一小队B25轰炸机空袭东京，虽然威力有限，但大吃一惊的帝国大本营还是明白了，所谓“士气受挫”的敌人还是有能力长距实施报复的。一个更大的震惊是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那一次，山本五十六在夏威夷岛的西边建立一个基地的努力受到美国航母的重挫。

　　1942年8月，美军第一舰队在索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占领了岛上的机场。1943年，该舰队攻占塔拉瓦岛，预示跳岛作战开始。当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开始以菲律宾为最后目标，一点点逼近新几内亚，美国海军正越过太平洋向前推进。在1944年的菲律宾海和路易湾战役之后，日本帝国海军已不再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1945年4月，超级战舰大和号在一次对冲绳的不成功的突击中沉没，标志了一个时期的终结。冲绳岛（它是日本所辖诸岛中的一个）本身在一次长达三个月的血腥的战役之后，已在美国第十军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从南方北上的麦克阿瑟的部队一路打进马尼拉，菲律宾光复。

　　除了这些明显的军事成功，美国潜艇不同寻常的破坏性能力显示了盟国对日本帝国的约束力。在太平洋战争初始阶段，日本海军的战略家们曾预料，当时随时可以调用的600万吨的商船，是足够保证在新设备出厂之前应急之用的。而美国潜艇在两年间摧毁了其中的500多万吨，日本工业没有能力对此予以补足。即使在战争开始时，日本，以它20%的稻米需要进口而言，根本没有办法自立。东印度群岛的油料储备，如果不能运输到本土的话，几乎于事无补。

　　就这样，自1943年以来，战争在三条线上展开。包括美国人显眼地一步步逐个岛屿挺进；还有不那么显眼的潜艇对日本商船的战役，它最终使得商船即使在岸边航行，也安全难保。最后是摧毁性和残忍的B29对日本人口密集的城市的轰炸。

　　“先期胜利”的卤莽规划，使得日本军方组织有效抵抗、以对付美国越来越明显的工业和军事威力的能力明显丧失。这一现象无独有偶。二战结束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他的班子，在认识并制服中国军队在北朝鲜的危险方面的意外失败，就是一个相类似的掉以轻心的例子——因初始的胜利而骄傲自大并非如此。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所决定。非正义者必败——编者注。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行，东京的帝国大本营日渐一日的败像已无法掩盖，对来自美国的任何一次攻击都无力反击。一次又一次，当日本的指挥官们在自己的岛屿上打仗的时候，他们或没有、或极少得到来自东京的任何形式的实际增援，也见不到本部的任何联合战略。日本民众方面发生的影响是逐步形成的觉醒。与官方的宣传相反，为一次次的失败所形成观念，无法全部抹去。可能在美国于1944年中攻占了马里亚纳群岛之后，“日本可能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这一想法开始变得普遍了。

　　长达几十年的军国主义灌输依旧具有影响力。日本军队盲目地战斗，宁死也不投降。他们迫使数千无辜平民和他们一道死在海岛要塞。而超过十万的冲绳平民死亡，更多地应归罪于日本而非美国。在原子弹已经落到广岛的时刻，军方强硬派还在尽力阻止天皇投降诏书播出。到了8月中旬，迟迟不肯加入太平洋战争的苏联军队终于露面。此刻对他们而言，制服曾经在满洲耀武扬威的关东军，简直是手到擒来。

　　来信的作者们给我们讲述发生在这一期间的故事。先是对胜利的无限陶醉，接着对失败渐渐有所察觉，生生绘画出一个个活人为了活命而挣扎在饥饿、枪炮创伤、敌对行为中的撕心裂肺的故事。有趣的是，大部分信件谈论的都是日本日渐明显地行将失败的这一时期。在战争结束后30多年写这些信，那些有所触动抗战期间，中、美空军创造了40年代航空技术史上闻名的“驼峰空运”把抗战急需物资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送往中国战场。

　　而讲述自身经历的人，明显对谈论他们自己的苦难比谈论他们加于他人的苦难更有兴趣。总的说来，通过他们对皇军行为的评价，使人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灌输，简直是强大到可怕的程度。

　　从对早期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胜利回忆开始，这批信件顺序描述越来越艰难的境况，直到陷入困境和最终失败。即使到了那时候，有些人还不投降。小野田中尉的奇特经历就在这一章中：在战后结束后的30年间，他奉命留在菲律宾，像只孤身奋斗的大猩猩。他如此行为，如他所说，无非是“服从命令，叫干什么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