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先驱——列夫.托尔斯泰

不久前，偶读了《揭阳日报》一篇《文章合为时而作》的文章。作者叹息：潮汕作家没有一个能登堂入室，甚至于根本没有资格让史论家顺带一提。他把这个原因归咎为：

潮汕的作家们“白读”了孔孟著作，他们缺乏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总是力求中庸，求得稳当，回避“热点”。结果在一个思潮过后，潮汕作家从来都“榜上无名”。——乍听起来，真有点像天外来音，其口气之大有点让人咋舌。

该作者在文中还提到两个他自己发明的新词汇：一个是政治“光圈”，另一个是社会 “贡献率”。他在阐释“文章合为时而作”时，旗帜鲜明的指出，这是“紧密配合”“政治中心”的意思，并且是“无疑地非常正确”。为了践行，他“长期以来不厌于咀嚼与重温、实践和劝说”。看来，比起那无数的“榜上无名”的潮汕作家来，他实在是有先知先觉。他似乎在向大家暗示：一位超凡脱俗的文学天才即将降临到潮汕的大地上，并且是那样的自信。

该作者还说：历史上许多文学流派的产生也都是“文章合为时而作”的产物，是改革创新的结果。

但是，后来却有读者指出，“文章合为时而作（按：作，原文是著）”之句，并非作者所说的出自宋人苏东坡，而是唐人白居易。作者竟把他长期“咀嚼与重温”的文章题目来了个张冠李戴——搞错了。

其实，对“文章合为时而著”的解释，见仁见智，并非一端。我认为，文学创作必须源自生活实践，这一点恐怕大家都不会有异议；而把“文章合为时而著”诠释为政治“光圈”， 并且用来追求对社会的“贡献率”，却是闻所未闻的奇怪新鲜玩儿。

实际上，是不是真如该文作者所言，文学创作只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一出路呢？答曰：非也！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创作的出路非但可以“合时”，而更多的还可以是“非时”，甚至还可以是“逆时”，并且这些例子俯拾即是。

首先看看《归去来兮辞》。

此文是陶渊明在41岁时辞去彭泽县令，摆脱官场生活，逃离政治后的作品。请问其流传之广乎？其艺术价值之高乎？我们说了不算，请听听大文学家欧阳修是如何评说的，他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

西晋的左思，是曾经传为洛阳纸贵佳话的《三都赋》的作者。其文学艺术价值是众所周知的，但它也是不见得有攀附权豪，参与政治的伟大作品。

唐朝的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被政敌排挤在政治“光圈”之外，但是他那才华横溢的高质量的诗文作品，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宋朝的苏轼，在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仕途受挫，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期间，在三个多月内他完成了前、后《赤壁赋》两篇，并且得于流传千古，又何尝得益于政治弄潮？

君不见还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王勃的《滕王阁序》、张继的《枫桥夜泊》和马致远的《秋思》等等；更有著名的四大古典名著的诞生，都是与政治“光圈”毫无关系的“非时”之作。

除此，还有“逆时”的名篇。

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和后人称为“百代文宗”的唐人韩愈，在唐元和十四年（819）因为宪宗迎佛骨入大内，奋力上谏，得罪了皇上，结果被贬为潮州刺史。他的《谏迎佛骨表》就是一篇著名的“逆时”的伟大作品。韩愈在后来的这段黯淡岁月里，他一如既往地关爱黎民百姓，兴利除弊，努力发展当地的农耕和水利建设。当时的韩江因为鳄鱼横行，祸害百姓，原名为恶溪。韩愈为了除鳄安民，命令属官秦济以一羊一猪祭投恶溪水中，并写下了《祭鳄鱼文》这篇有名的祭文。虽然这个祭奠仪式有点玄虚，但此后江中鳄鱼绝迹却是事实。潮汕人民为了纪念韩愈的功德，便把恶溪更名为韩江，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以上所列举的众多文学名著、名篇，已足以说明，文学本身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品位，并不需要依赖或主动趋附政治“光圈”的照临，而且只有这种文学作品的生命，才是永恒的。

至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文章合为时而作》作者认为潮汕作者无名家是因为潮汕的作者们“白读”了孔孟著作，不认识和没有利用政治“光圈”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如果按《文章为合时而作》的作者所言，是否“合时”了，就可以高枕无忧，并立于不败之地了呢？本人觉得不然。非但不然，还有为了“合时”而引来骂声一片，甚至险些砸了锅的事儿呢！

在笔者的电脑私人文库里，我至今仍然保留着2009年10月前后的，有关文学大家余秋雨《南京钟山风景区碑文》的大量批评文章。在此以前，余秋雨的学术成就是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与赞扬的。但是，他从专业学者，跟随着政治潮流转变成为一个追逐政治的社会活动家，对真善美与假恶丑没有一个明确的分水岭，文笔也随着政治潮流之动而动，因而失去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正义立场和尊严。

虽然他的这篇作品存在不少瑕疵，但我认为与他的写作水平无关，人们对他的批判也确实有点过分。仔细分析一下也不难看出，主要是因为他为了追逐潮流，在原来的文学创作上早已分心。俗话说一心难两用，更何况文学创作是一种“高危”作业，稍有疏忽就会出错。这才是引起这场风波的根本原因。

我想，作为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胸怀百姓，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少些名利欲望，少点霸气和浮躁。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都应该始终站在广大人民大众这一边，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柴米油盐，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名符其实的人民文学，只有这样的文学创作，才是有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创作。

列夫·托尔斯泰说：把写作当成谋生手段，这是可怕的错误。这意味着高尚的原则屈从低下的东西。

俄国文学先驱的这句警言，应该成为摇笔为文者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