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官路团队:“魅惑”魏碑在书法史上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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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

    北魏轻车将军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铭并盖．孝昌元年（520年）11月，志文正书22行，行22字。志盖篆书镌“长孙氏墓志”2行共五字。石高47厘米．宽47厘米，志盖同。

延伸阅读（一）

北魏书法的历史地位

    如何正确评价北魏书法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南朝(包括东晋)书法视为正宗，而把北朝书法视为旁系别支，甚至当作异端，尽量贬低它。早在南北朝后期，颜之推就讲过“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颜之推在梁朝做过散骑侍郎，又在北齐、北周做过高官，他的话对后世很有些影响。唐代，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的原因，许多人对北朝书法几乎连提都不提了。连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褚遂良、欧阳询、颜真卿等，尽管后人在评论他们的书法时，认为是受过北朝书法的影响或启迪的，但他们自己曾未公开承认过这件事。天宝年间的书法家窦臮在所著《述书赋》中，评论历代书法家，从周至唐一十三代，他列举了二百零七人，其中由晋到陈一百四十五人，竟然没有一个属于北朝。宋代的苏飞黄飞米等人，也是言必称二王。这种轻视和鄙薄北朝书法的状况，直到清朝晚期才有了改变。当时的书法家钱泳、刘熙载、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相继著书立说，从不同角度对南帖北碑进行了重新评说。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一文中，公然提出“尊碑、备魏、取隋、卑唐”的主张，对北魏书法，尤其对郑道昭的书法艺术大加赞扬。虽然在他们的言论中有不少偏颇之处，但他们那种勇敢精神，是顺应了书法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真相，因而在近、现代书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尔后，许多名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飞赵之谦、李瑞清等又率先进行实践，加上金石学的发展，碑志等出土文物的增多，更进一步突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使书法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下，书法的道路愈走愈广。临摹北魏书体的人也愈来愈多。一些著名的书法家，例如沈尹默，就曾以个人多年的实践体会，写文章、做报告，对北魏书作了充分地肯定。广大书法爱好者的思想已经解放，不再为正统与非正统的言论所束缚了。然而对于北魏楷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问题，是否已经彻底解决了呢？恐怕没有。
    前不久，笔者翻阅了几种大学用的教科书，就使我非常吃惊。例如：1961年出版的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该书第二册第五章第三节在论述南北朝文化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 “二王真书为南朝书体的正宗，北方沿袭魏晋(西晋)旧书体，南北书法不同。南北统一后，经唐太宗的提倡，二王真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对龙门石窟文化，只说其中“保存了石刻文字，至少有一千四百余种”，而对它的书法艺术竟未赞一词。1962年出版的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三册，在“书法、绘画艺术的兴起”这一节中，也只列了王羲之、王献之两个人的书法成就，对于北朝的文化艺术基本没提。就连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那样权威性很高的著作，也以主要笔墨称赞“东晋王羲之吸收汉魏以来名家的精华集书法之大成”。讲到北朝书法时，也说“保留隶书的笔意较多，表现出特殊风格”寥寥数字而已。
    1934年《历史研究》第一期，发表了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仲荦教授《论隋唐五代的书法》。王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褚遂良和欧阳询一样，虽然宗法二王，但受到北方风格的影响，已经融合南北的风格而加以进一步发展了”。“欧阳询的书法成就虽高，但在二王的嫡系看来，还嫌不纯，有掺入北方风格的地方，因此对他尚有微词”。王先生的评论无疑是公正的。但当谈到请他再写一篇关于北朝书法的文章时，他却摇头了。他对于郑道昭的书法价值，也不愿深谈。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据我了解，当前对北魏书法 (即楷书)究竟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而且也确实不易讲清楚。所以不少人都采取回避的态度，深恐发表有损二王的言论；引起争论。但我认为应该明确指出：北魏书法，包括它的杰出代表郑道昭的书法，在推进和促成我国楷法走向完全成熟这一过程中，是有着重大历史功绩的。它的一些特点即群众性、多样性，创造性，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相反，二王的成就主要在于草隶，王羲之不可能是楷书的集大成者。一、从历史的发展情况看众所周知，楷、行体源于汉末，兴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完善于隋唐。这当中，经历了以隶为主、隶楷参半，进而以楷为主、隶意犹存这样几个发展阶段。其关键时期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艺术成就，首先是绘画和雕塑，特别是和佛教发展有密切联系的绘画和雕塑。同时与绘画性质比较接近的书法艺术，也随之发达起来。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书法艺术是绚丽多彩的，主要表现是字体的演变。它是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由分书、章草向着楷书、行书、草书过渡。并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诸如钟繇、张芝、索靖等第一批书法大家。但是可惜，这一转变过程发展的很不顺利，它被西晋“永嘉之乱”引起的内乱外患打断了。在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分争割据形势，民不聊生，书法的发展无从谈起；在南方，东晋王朝也是在逃亡的情况下建立的，虽然政治局势比北方稍为稳定些，但人才、资料都受到限制。象张伯英的章草墨迹，钟繇的真书墨迹或者“过江亡失，妙迹永绝”；或者根本就没能带过江去，造成“江东无复钟迹”的憾事。由于西晋的门阀之风，过江后更为严重，书法艺术为士大夫们所垄断，群众性的书法活动得不到重视，加上碑版不兴，楷书对于酬答唱和的不便，因此书法的发展偏重于行书和草书。《晋书王羲之传》载，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同书《王献之传》也只说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都没有讲他们的楷书情况。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的隶书，就是今天的楷书，这显然是不对的。我们可以从梁代庾肩吾的《书品》中找到佐证。该书指出： “寻隶体发源秦时，隶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见而奇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难制，遂作此法，故曰隶书，今时正书是也。”这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近年来南京一带出土的东晋文物，例如《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等等得到证明。可以断定，王羲之所写的“正书”，应是带有隶意的正书，或称隶书，决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已经完全隋唐化了的楷书。相反，从西晋末年，中原地区经过了一百二十多年的战乱，到了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黄河流域之后，北方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了。等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由平城迁都洛阳时，久遭破坏的北方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特别是均田制的实行，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起来。拓跋宏以华夏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也为了使鲜卑人的子孙后代“广博见闻”，尽快摆脱“面墙而立，见识短浅”的境况，除了推行禁止胡服、胡语，禁止鲜卑人同姓通婚，改变鲜卑复姓，改变原有官制等一系列政策外，还积极修学校，建城廓，结纳汉族世家大族，挑选崔、卢、王、郑等中原大姓和陇西李氏的女子作后宫，并为五个皇弟分别聘李、郑、卢家的女子为王妃。很多鲜卑公主也嫁给汉族高门。这些都有利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佚名）

延伸阅读（二）
魏碑书法的魅力

    当下的书坛是碑帖共存相映成辉的时代，以“二王”一系秀健雅逸的帖学占有相当的分量。但不可否认，北朝魏碑风格的书法作品仍以其无穷的魅力被众多书家所青睐。

　　魏碑是指南北朝、北魏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石刻书法作品。从书法风格上来讲，其概念体系运用又包括北齐、北周、东魏等石刻书法，甚至向上可延伸到东晋的一些石刻书法作品。

　　魏碑，上承汉晋，下启唐宋，在中国书法史上地位尤殊。其笔法浑穆、点画峻厚、意态奇逸、骨法洞达。清康有为曾誉魏碑：血肉丰美，结构天成。举凡墓志、造像、碑版、塔铭、刻经等，其数量之多或以千万计，其结构之奇、气势之强、变化之大是其他书体所不能比拟的。

　　北魏时期，特别是迁都洛阳以来，尚武之风渐衰，转而崇尚儒业，王公子弟，多文人才士。尤其是魏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喜润色金石，于是刻碑之风继东汉之后愈演愈烈。当时人死后若无人树碑立传，对于一个高门大族出身，而又显赫一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即使是一个小官吏死后亦有人替他撰文刻石，歌功颂德，以期名垂后世，这就是北魏墓志众多的原因。正如《书林藻鉴》所说:“北朝之书，魏为最盛，享国既永，艺业日臻，竽以孝文，好文润色金石，故其时隶楷错变，无体不备。”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南北朝是我国文字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楷书刚从隶书蜕化而来，处于一种不成熟的初创时期，但正是这种“不成熟”，使魏碑书法同时蕴涵了隶书、楷书两种不同书体的特征，反而使它的艺术风格更加多变，信息含量更加丰富，也许这正是魏碑书法的魅力所在。

　　北魏楷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宣武帝为界，以前的楷书仍有两晋时保留下来的隶书遗风，笔调劲健朴实，率意生动。因笔方圆兼之，结体攲侧而不失重心平稳，整体艺术效果粗而不野，厚而不臃，颇具天真烂漫之趣。第二阶段是从宣武帝开始，楷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减弱隶书影响的同时，另一方面其作为一种新兴书体的各种本体特征正在不断完善。隶书的笔画特征被整合进了楷书的笔画改造中，体势也朝平正宽博的方向发展。当然，这一点在南北两大地域的书风表现中还是有差异的，北方作品取势多活泼自然，以攲侧雄强为基调。第三阶段约于孝明帝时开始，书法体势复归平正的倾向更趋明显，用笔上更加细腻周致，俊美俏逸之风取代了雄悍自然的表现形式，典型的楷书用笔及结体法则渐渐形成。

　　从书体形制上细分，魏碑书法大体上可分为碑版、摩崖、造像、墓志四大类。其中墓志与造像书法尤其值得关注。墓志书法不仅出土数量壮观，且风格种类繁多，写刻亦良莠混杂，书者都是名不见经传处于社会较低层的属吏，行款不整，或稚拙古朴，趣味盎然;或方笔峻利，体势雄强;或浑劲姿媚，精到细腻。北魏造像记的绝妙之处在于其不可端倪的千变万化。你无法找到这些民间写手与刻工书刻的规律性，他们信手写来、随意刻下，人的真性情也就在这毫无遮蔽的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北魏的造像记中，我们几乎可以窥见他们无拘无束的浪漫情怀。巨大的风格差异使我们无法用一种范式去规范，去整合，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才更加感受到创作的自然和可贵。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艺术的真谛所在。从这中间，我们感到了书写的快乐，也正是因为北魏造像记的这种变幻莫测、自然妙趣，至今让人醉心不已，流连忘返。

　　北魏石刻不乏书法精美的作品，但更多的是书风稚拙、刻工“粗劣”的作品，其刻手大都是文化水平较低或没有文化的工匠。他们的“误读”、“误刻”，导致了总体风格上的“粗率”、“拙劣”，因而往往被清朝以前的书家所不重。清乾嘉以后，随着艺术思想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惊奇地发现，正是这些被“误读”、“误刻”的碑石文字恰恰有着无拘无束的天趣和勃勃生机。今天北魏石刻无疑已成为人们创造新的表现语言的一种源泉。

　　北魏书法种类繁多，举不胜举，这些数以万计的墓志刻石作品，给我们研习魏碑书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肉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可见南海先生对魏碑的推崇。对魏碑的学习，首先要宁拙毋巧，但对一些朴陋、荒率、生犷、支离、稚拙的作品则只可取其意而不可徒以貌似为尚，亦可结合一些魏晋六朝时的写经、残纸等墨迹来研究六朝人的笔法并恢复原来的笔意，在表现金石趣味的同时，还要强调“写”的作用，即透过刀锋看笔锋，把古人刀刻的作品用毛笔写出笔墨情趣。也就是说我们学习魏碑书法有个去粗取精、纯化雅化的文本转换过程。前辈大家都是从这种文本转换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由于魏碑书法自隶书演化而来，其中蕴涵了大量的隶书笔意，因此学习魏碑如果有汉隶的基础，必定事半而功倍。

　　以下列举三种魏碑书法，并将此三种魏碑书法风格及用笔特征做简要分析。

　　一、北魏《吐谷浑墓志》

　　《武昌王妃吐谷浑墓志》原志题《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北魏建义元年（公元528年）八月十一日刻。1921年于河南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出土。志高49厘米，宽47.7厘米，正书。《吐谷浑墓志》线条质朴自然，结体飘逸开张。它不像唐楷那样凭借着平平稳稳的四方形的四个角的伸展意识及点线到位来获取对称的平衡，而是通过各部位适度的移位来构成各种三角形或不规则的四方形，以求取重心的稳定。相对唐楷，它具备更多的动势，显得跳宕舒展，也更为恣肆纵远，因此对《吐谷浑》的学习主要就是对其动势的掌握，或是针对它的伸张扩展，或是针对它的减弱收敛。它在空间构架规律上不以四方形来作为基本体势，而是以长、方、扁的相互糅合来求取行气与总体上的呼应。在单字的取势上，它也不以中轴线的水平来决定各笔画间的均匀布局，而是在倾斜的中轴线上通过各笔画的伸缩来协调重心上的平衡。从整个墓志上看，几乎无一水平横线，竖线也多作不同的斜势。神奇的是它们都能在不水平和不同的倾斜之间穿插错落、离合聚散从而获得新的平衡方式。学习此志，必须首先识辨每个字的动势，并要注意各字外廓线的位置及所构成的形状。当然在我们临习的同时还要注意刀刻对其文字线条产生的作用和线条所表现出来的效果。

　　二、《鲜于仲儿墓志》

　　《鲜于仲儿墓志》全称《太尉府功曹参军丘哲妻鲜于仲儿墓志》。北魏孝昌二年八月十八日刻。志高50.8厘米，宽55.5厘米，正书，十八行，行二十字，1927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东子沟。

　　这是一方具有典形意义的北魏墓志。观其书法，我们几乎无法谈论书手。因为从中看到刻手的那种用刀习惯，已经泯灭了书手书写的原貌。笔笔断开，流畅连贯的书写之美被短促的刀触所替代，用刀的习惯非常强烈，以致于下刀时连原来书丹的间架结构也全然可以任意改变。在这一墓志中我们不难看到破坏了笔法节奏的横画，这种横画的不和谐，在一般掌握笔法的书手笔下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鲜于仲儿墓志》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刻而不是写。正是因为刻的缘故，或者说刻工已形成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刻字的定式，所以也就形成这样的风格特征:点成了三角形，横画变成了不规则的平行四边形。装饰的趣味也正是来自刻工的刀凿。也就是说，这件石刻作品的风格很大成分来自刻工的定式，书手作用被模糊了。民间工匠的这种用刀定式和工艺制作过程是形成这类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类作品的学习，我们要通过其刀痕，神会其笔迹，去领会它原来的风貌。

　　三、《元腾墓志》

　　《元腾墓志》原志题《大魏故城门校尉元腾墓志铭》，刻于北魏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十一月九日，1925年于河南洛阳城北徐家沟出土。志高51.3厘米，宽55厘米，正书，十八行，行十八字。

　　元氏系北魏王室贵族，元氏墓志大都出土于当时的首都洛阳。此时的南北书艺交融日益频繁。在相互借鉴、彼此影响之下，北方的“雄奇角出”与南方的精美秀致日趋融合。《元腾墓志》正是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审美认识。

　　“元氏”书风，在众多的墓志中又有着独特的个性风格。因墓主大多是当朝重臣，所以书手、刻手一般都是诚惶诚恐，落笔森严。其笔法之完备，结字之严整，技能之高超，足以令人称叹，从出土的《元怀墓志》、《元祐墓志》、《元日韦墓志》等众多的元氏墓志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元腾墓志》在这些墓志中又独具一格，秀态中不乏雄劲，拘巧中又能潇洒，灵妙中透出朴重。书刻并佳，是《元腾墓志》的另一特色。一件石刻书法的成功，当然首先取决于书丹者，但刻手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的是最终效果。初看此字，有些点画似乎处理粗率，但细细品味，你会惊奇地发现：这种“粗率”正是刻手在情感的驱使之下，无暇于细节周全的结果，而局部的“粗率”，换取的正是整体把握的精确和鲜活的气息。

　　北魏时期，上自国君，下至众生，自上而下的造像行为使当时的人们沉溺于狂热的宗教活动之中，所造之像以释迦、弥勒像为多，以求福多，题记有丽辞华章，有乡言俗语，有文字误漏的，有只刻姓名的，但毕竟造像是主要的，刻工往往偏重于造像而疏于文字，用刀简略，甚至单刀随意刻就，故草草之笔时时可见。而碑志自然重在文字，则镌刻也相对精致，这是两者的差别。

　　在北魏造像记中，有些基本以圆笔而较少刀刻之方角意味。如《赵烱造像记》，与后期之造像记的刀法森严相去甚远，其中仍保留着许多隶书的痕迹。其中宫紧缩，四处开张，乍看仿佛童稚所作，天真烂漫，充满喜悦之情，它通过点画与结构的夸张使个性得到充分发挥。如全字捺画下垂，“人”字左右延伸，“弥”字左右的不平衡等。正是在这攲攲侧侧、长长短短、歪歪斜斜的自然书写中，我们感到了不用恪守成规的快乐，以及书写的无限乐趣。对这类作品进行临习时，应善于发现其内在美，体会那种原始的本真与质朴。

　　人们曾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来比喻北朝墓志、造像书法。其书法风格随意自然，富有天趣。这种天真烂漫之情，无拘无束之态，不正是古今许多书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吗？  （刘伊明）

    《吐谷浑墓志》

    《吐谷浑墓志》原名《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北魏建义元年( 公元528年) 八月十一日刻。1921年于河南洛阳城北前海资村出土。曾归三原于右任，现藏陕西西安碑林。志高49厘米，广47.7厘米。正书。17行，行17字至22字不等，计280字。黄立猷《石刻名汇》、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等书著录。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收入图版。墓志是北魏书法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因出土较晚，所以保存完好，字口清晰，风格多样，意趣横生，得到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的重视。

铭文:
    魏故武昌王妃吐谷浑氏墓志铭妃吐谷浑国主冑胤，安西将军永安王斤之孙，安北将军永安王仁之长女，太尉公三老录尚书东阳王之外孙。魏建义元年七月三日，薨于崇让里第。粤八月十一日迁期同窆」王陵。实亦痛感有识，哀惊朝野，思铭德音，用贻来叶。其辞曰：开元巨冑，系绪干方，后流未极，弈世载昌。其宗唯帝，厥考伊王，兰枝散馥，桂胤垂芳。六行外显，四德内彰，金华比耀，玉质承光。双娥伫映，素体风霜，媛德雍雍，婌问济济。涉月怀春，游汉思礼，百两来仪，终远兄弟。同车去国，作嫔魏庭，行未半古，中年分体。贞心遂远，慎性方愈，从□独守，茞帐空居。衰容去镜，蓬发辞梳，悲眷夜景，泣对晨孤。锦衾晦卷，□□明舒，终言悴绶，奄焉沦诸。荒凉松夕，萧瑟泉扃，来云闇色，去鸟悲声。烟凝楚室，水激寒庭，杨原稍故，幽遂长冥，玄石无刊，焉寄斯贞。建义元年八月十一日。

    《鲜于仲儿墓志》
    《鲜于仲儿墓志》全称《太尉府功曹参军丘哲妻鲜于仲儿墓志》。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八月十八日刻。志高50.8cm，宽55.5cm。十八行，满行二十字，共324字。1927年出土于河南洛阳城东马沟村。曾归三原于右任收藏。

    魏碑为北朝(386-581)碑刻的统称,其特点是笔力、字体强劲,是后世书法的一种楷模。南北朝时期是楷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其时南北分割，书法上形成南北两派不同风格。两派共祖钟繇、卫瓘，但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气，比较疏放，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魏碑”。著名石刻有《龙门二十品》、《郑文公碑》，以及云峰山诸石刻、《石门铭》、《张玄墓志铭》、《刁遵墓志铭》等。代表书家有索靖、崔悦、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等。
    魏碑书法艺术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佛教的造像题记；一类是民间的墓志铭。仅龙门石窟的造像题记就有三千余品，而著名的是《龙门二十品》。墓志在南北朝时十分盛行，其中北魏的墓志铭比前代都多，书法中带有汉隶笔法，结体方严，笔画沉着，变化多端，美不胜收。
    现存的魏碑书体多为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现存魏碑作品的数量巨大，仅仅发现于龙门石窟的造像记，就有数千方。这些作品良莠不齐，经过前人的整理，部分作品从中脱颖而出，被视为魏碑的代表作。
    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魏碑被人们发现的时间较早，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一些作品中，都能看出北朝碑刻对他们的影响。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王书代表的晋朝书风在唐朝一代始终是主流。所以总体上，唐朝楷书继承的更多的是晋楷的传统，即使对魏碑有所取法，也大多是书法家个人的兴趣和风格所致，没能形成一种普遍学习魏碑的风气。
　　唐楷达到的高度及其法度严谨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后人对楷书的修习变得程序化，楷书的面貌变得标准化，从而丧失创造力。结果，宋朝四位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都没有可以和唐人比肩的楷书作品，而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行书和草书的创作。到了明朝，由于科举取士的日益僵化，出现了一种称为“台阁体”的书风。“台阁体”楷书是科举考试规定的官方字体，追求美观、大方，同时也要求标准、规范。这种要求抑制了书法家的创作个性。清朝则进一步演变为“馆阁体”，更是受到“千人一面”的批评。
　　清朝前期，金石文字学兴起，南北朝碑刻大量出土；在书法方面，人们也开始反思“馆阁体”的弊端。于是，到了嘉庆、道光年间，魏碑开始受到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重视，其中鼓吹魏碑最力者早期有阮元和包世臣，后期有康有为。阮元写《北碑南贴论》和《南北书派论》，首倡“碑学”；包世臣着《艺舟双楫》，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一反宋朝以来对淳化阁帖的推崇，提出“尊碑抑贴”的观点。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里面明确提出：“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人，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此后碑学盛行，魏碑的价值得到普遍的承认，修习楷书的人除了取法“晋唐”，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魏碑。
　　另外，魏碑经过标准化成为“魏体”字，是现在最常用的汉字印刷字体之一。

     《元腾墓志》

    《元腾墓志》刻于神龟二年（519），此碑体势在扁方之间，体裁尚方而笑意方中寓圆，故显得刚而有韵，具俊秀飘逸之态，有的横画眉笔时微向右上波捺挑起，故有隶意，而其结构平正中有险绝之态，十分耐人寻味；有的笔画中截略粗，两较细；有的戈钩笔意动荡凝练，饶具意趣。此墓志镌刻精美，足资书法爱好者临摹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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