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资质简介怎么写:周汉反洋教案

周汉反洋教案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其宗教势力也大量地涌入湖南。不少的西方传教士依仗其侵略特权，在湖南耀武杨威，横行不法，强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内政，刺探情报。因此，激起了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从此蓬勃兴起。进入90年代以后，湖南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此优彼起，声势更为浩大。周汉在长沙的斗争则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
　　周汉，字铁真，宁乡人。他早年深受反洋教思想影响；后在左宗棠湘军中帮办营务，升陕西候补道。1884年因病回到湖南，长期寄居省城，在宝善堂参与刊布善书活动。1889年由于耳闻目睹英、美传教士来到湖南的一年比一年增多，他刊刻了一本朱墨套印的反洋教的通俗图册，题名《天猪教》。从此开始了他历时10年之久的反洋教斗争。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就其内容来说均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旗帜，着重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角度对西方宗教进行揭露和批判，认为世界上只有儒、佛、道3教为正教，此外再没有第四教了，因此，一切洋教都是“鬼叫”（叫、教谐音）或“邪教”、“妖教”、“天猪教”（天主教的谐音），煽感人心，应该加以诛灭。他还认为教会侵略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经济侵略一样，是想来“谋中国的江山”，即变中国为他们的殖民地，“剥中国银钱，害中国性命”。把卫道与爱国反侵略紧密结合起来。
　　这些宣传品不仅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数量极为惊人，而且流传范围极广，不仅湖南各州县、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远到偏僻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各省群众性反洋教斗争风暴产生了巨大影响。
　　周汉以印制和散发宣传品为形式的反洋教斗争，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的恐惧和不安，“各国牧师为之胆寒。”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宣传品的来源，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于是，他们一方面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查处，另一方面则明查暗访。不久，他们发现“这次事件的中心是在湖南的长沙”。1891年10月间，英国伦敦布道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又获得了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地承认：“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
　　各国驻汉口领事在查明反洋教宣传品真相后，如获至宝，便气势汹汹地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从严拿办。张之洞随即转知湖南巡抚张照。但是，湖南省当局对于查办一事并不怎么积极。他们逮捕了长沙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3人，旋又释放，对周汉更没给予什么处分。周汉也只是将所有反洋教的图书版本转移至宁乡家中而已，并没有停止活动。
　　对此，外国领事十分不满。12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强硬地要求清政府严办周汉，并以武力威胁。面对强大的压力，总理衙门屈服了，再次饬令张之洞将周汉等查明惩处。
　　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顾虑重重。周汉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敌报国为辞，查办周汉理不直，气不壮，此其一；周汉在湖南的名气太大，长沙的几家书院对他既推重又佩服，拿办周汉有妨政体，此其二；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深得广大民众的喜爱，深入人心，影响巨大，有人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拿办周汉，人民不答应，此其三。
　　不能不办，但又不能重办。正在张之洞左右为难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调查周汉的“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这时，总理衙门又接到清朝驻英使节薛福成的报告，说英国政府也看到了周汉的《书图歌说》，想要借端要挟。总理衙门慌了手脚，急忙致电张之洞，要他立即处置，不能拖延。张之洞乃派湖北督粮道挥祖翼前往湖南查办。
　　1892年3月，恽祖翼到湖南后，立即会同湖南地方便进行查办，但此时周汉早巳避匿，当局逮捕了其亲戚多人及刻书商邓懋华等人。但他们都矢口否认有刊刻反教揭帖之事，所传揭帖，系他人假托周汉之名刊刻。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是将周汉革职了事，所获图版予以销毁，并勒令3家刻字铺永远关闭。然后将以上处理办法上报清政府，并通报了各国驻华公使。周汉反洋教案第一阶段至此基本结束。
　　周汉受到革职处分之后，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仍然在长沙，不但刊刻原书，而且还撰写新的揭帖，广为传播。南方各省区几乎都有这种小册子，有的省份还有人翻刻。在这一时期的反洋教宣传中，周汉较多地注意了当时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自从鬼子到中华，富强害得成贫困；不独通商传教人，假名游历数不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号召人民“悉将耶酥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 对周汉再次进行的反洋教宣传，帝国主义极为不安，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抗议。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藏，强硬地要求立刻将周汉拿押究办。时陈宝箴正锐意维新，期望湖南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遂于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县，会同县令朱国华，随带营勇，将周汉拘传到长沙应讯。周汉被解到长沙后，先拘于候审所，他竟将所中器物、镜屏等打碎，并将候审所委员王扭殴关闭。陈宝箴遂令将其转移到三府坪按司狱。
　　当局汉押解长沙之际，宁乡县城正举行县试，“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朱即以禀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陈宝箴虽对禀文进行了驳斥，但深感“湖南民情激昂”，不敢在长沙审判，便电告张之洞，要求解鄂处理。张之洞也不愿意惹麻烦，恐怕引起“打毁教堂之事”，督抚相互推诱。最后，陈宝箴只好令长沙、善化两县审讯。
　　周汉在关押期间先后写了3篇“供词”，为自己鸣冤叫屈。不仅认为自己无罪，还要求平反旧案。当局对周汉在狱中的表现，极为恼怒，而对他的辩护又无法反驳，只好仍旧沿用当年“查访别项劣迹”的办法，给周汉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留按司狱长期监禁了事。
　　周汉撰刻反洋教宣传品前后历时10年，对90年代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活动影响深远，成为近代中国反洋教宣传的高峰。周汉以“崇正翻邪，杀身报国”为旗帜，把卫道爱国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汉长期坚持反洋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其精神令人敬佩。但从根本上来说，周汉用以反对洋教的武器是陈腐的、软弱无力的，他用“五伦”、“圣道”来批判基督教的教义，只能束缚群众，无法起到真正的动员作用。他所揭露的洋教罪恶，诸如剜眼、割肾、取胎、切奶等，大都来自谣传，很少有事实依据，因而缺乏说服力。所拟定购对敌方法，无非遇“鬼教”就打，见“妖书”就烧，以及利用切防、族规进行防范等，几乎没有什么新的有效的东西，因而不能真正达到根除洋教的目的，而他本人也只能以悲剧告终。

周汉的反洋教文本及其传播 作者：肖宗志/蒋艳丽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在19世纪最后10年，补用道周汉撰刻了大量反洋教文帖，迎合了部分官绅民的不满情绪，与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周汉文本在内容上，维护类、指斥和鼓动类以及批评官府类词语出现的频次最高；在形式上，采用了论说、对联、民间小调、图画等手法，还假托官方文告、绅民的公议和教民的反省等等。周汉文本主旨分明，言辞表达激烈，充斥大量谣言和粗鄙、污蔑、谩骂之词，包含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其反洋教的手段是低水平的，其指导思想如“华夷”观、“人禽”观在当时也是落后的，因此文本的传播带来了极大的消极作用。

        在19世纪中后期的晚清，流传的各种反洋教文本诱发或推动了教案的发生和发展。周汉撰印的反教文本就是其中的一种，在中国的南方影响较大。在周汉文本内容中，维护类、指斥类和批评官府类词语出现的频次最高，其价值取向是明显的；在文本形式上，采用了论说、对联、民间小调、图画等手法，还假托官方的文告、绅民的公议和教民的反省等等，其目的就是使其文本便于传播，鼓动受众。本文借助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概括周汉文本的特征，分析文本与其传播之间的关系，并对周汉文本及其影响做出评价。

    一

    在19世纪60到90年代的晚清，教案处于高发期，中外纠纷不断。各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往往各具特点，湖南以大规模反洋教宣传晶的刊发而著名[1](P117)。在籍补用道、湖南宁乡人周汉撰刻了大量的反教书帖，这些文件“对民间反教意识的提高，反教行动的促成，自具有深重的影响”[2](P418～419)。新一轮教案纠纷的发生与周汉文本的传播、鼓动息息相关，也达到了周汉文本宣传鼓动的主要目的。正如乔维特(Jowett.G.)所说：“宣传是指经过深思熟虑和有组织的尝试，去整合认识，操纵认知，指导行为，产生一种能使宣传者的强烈意愿得以实现的回应。”[3](P425)归纳起来说，周汉反洋教文本的传播效应是多重的。

    文本最直接的传播效应是诱发或推动了以长江流域各省为中心的教案。从1889年开始，周汉开始撰刻、印刷反教文帖，这些文帖与教案的发生发展相始终。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在以往各次反教会斗争中，都有舆论鼓动。然而……它们流传的范围大多不广。但长江教案则不同，其反教宣传品种类之多，流传之广，舆论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这次反教的舆论中心在湖南，主要是周汉为首的几个湖南士绅，通过编印散发仇教宣传品制造起来的[4](P228)。当事人也认为周汉的宣传品是祸乱之首，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说：“（光绪十七年七月）近来沿江各省教案纷起，无故生波，处处骚乱，事事棘手……推究所由，皆由此项揭帖，散布鼓煽所致，实为祸首乱源”[5](P2883)。甲午战争和德国出兵山东后，受到革职处分的周汉再次撰刻了一批反教文帖。“湘省常德、衡州、澧州等处教堂频年肇衅，赖有司毕力弹压，竭虑调停，仅乃免于决裂，不图（周）汉复出而扬其波也”[6]。

    文本传播引起的动乱使清朝政府感到了恐慌。长江教案发生后，清朝统治者继续采取措施，对制造、传播、张贴文帖者，予以打击。光绪皇帝要求张之洞查办教案，并批准对周汉进行处置[7](P558)。尽管严密防范，但书文揭帖仍在流行。到1897年，山东因教案起衅，德国派兵占据胶州海口，为避免国内大规模的教案的再次发生，光绪帝“饬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保护教堂教士及游历洋人”[8]。周汉来到长沙，刊印大量反教文帖。为避免事态继续扩大，在外部压力下，湖南巡抚陈宝箴将周汉收押，并发布告示，“无根谣言，滋闹教堂，应按匿名揭帖罪例，处以绞刑”[9]。

    文本的传播导致了外国势力的介入。一些欧洲人看到传教士寄回来的这些宣传品，皆“切齿愤恨”，污蔑中国为“半教化国家”[8]。1891年，长江教案发生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称：“中国士大夫阶级中的反外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是湖南，但他们的宣传品传播到整个帝国内”[10](P41)。他们指名要求惩处周汉。德国公使巴兰德声称：“兹查此项书籍揭帖来自湖南，以千万本布散沿江各省。若不赶速设法杜绝，明春不免再开衅端。”[11](P1281)他们一再要求从重处罚祸首。1898年，英汉口领事称“长沙湘潭十数州县地方，仍有早年造帖之人周汉，复编极恶揭帖，各处粘贴。……深盼贵抚部院刻即赶紧饬将造帖之人周汉拿押究办，免生意外之虞”[12]。湖南巡抚于是做出了回应。

    教案的发生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中外纠纷，文本的传播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媒介一方面分析教案发生的原因，例如，《申报》的一则评论文章指出：“凡闹教之先，必有匿名揭帖遍粘衢巷……藉以煽惑愚人之心志，蚩蚩者胸中本无成见，一为邪说所惑，此心即怦怦然动矣”[13]；另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处理和消弭教案的具体办法。“捏造悖谬言词投贴匿名揭帖者，将投帖之人拟绞立决，又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候”[14]。除此之外，媒体登载文章，晓谕百姓，不要轻信谣言，不要反洋教。例如，《湘报》有一篇以湖南某绅士的名义编成的《大家想想歌》[15]，其目的就是做说服工作，以此消解反教文本传播的影响。

    周汉文本的传播效应也使周汉名噪一时。吕实强说：“周汉在当时，虽然足迹不出两湖，但因为他激烈的反教，而成为举国闻名的人物，其声名甚至及于国外。”[2](P459)周汉的行为得到部分绅民的认可，当周汉的“供词”从狱中寄出后，群众为之刊印，并题名为“天柱地维”。在义和团运动爆发时，有官员建议释放周汉，起鼓舞士气的作用。到1904年长沙开辟为商埠时，西方势力对以周汉为代表的湖南人还是心有余悸的。如日本人安井正太郎说：“各国教会的牧师侵入湖南的越多，湖南人的排斥也越厉害，有名的排斥派首领周汉，使得各国牧师为之胆寒。”[10](P48)周汉因反洋教宣传而闻名，反过来又刺激和助长了周汉的非理性行为。

    二

    周汉反洋教文本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首先是因为有特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在当时，晚清社会的几乎整个阶层对传教士、洋教、教民都是敌视的，而且在全国已经发生了相当多的教案，由此形成了一场运动。因为洋教伴随着西方势力，深入中国，本来具有“侵略特质”；传教士利用治外法权，强占民间地基和房屋，甚至公然干涉地方行政；基督教文化也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有相冲突的方面。所以，教案持续不断，而清朝地方政府在处理教务纠纷时，缺乏一贯和具体的政策，遇事临时处理，比较被动和软弱。关于这一方面，许多文章作了专门的探讨和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周汉反洋教文本与其影响力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周汉文本的特征是其产生极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汉在19世纪最后10年，撰著、印刷的反洋教文本种类多、数量大。一般而言，刊印数量的多少与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关联。也就是说，刊印的数量越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越大。根据民国时期宁乡县地方志记载，周汉“著书辟教揭通衢，先后数十种”[16](P245)。比较明确的数字，如王明伦的选编，所选的周汉宣传品为33种[17](P175～229)，吕实强则认为是32种，刘泱泱罗列的现存周汉印刷品为43种[18](P383)。依笔者愚见，周汉撰著的主要宣传品可考的不下50种。“其中仅《鬼叫该死》一种，在湖南便刊了80万册”，“至于其他各色各样的歌谣揭帖，他随手写了下来，随手粘贴到街头墙壁上去，种类尤多”[10](P39)。总的来说，周汉文本种类繁多，印刷的数量也十分惊人。

    周汉文本的特征，一方面是文本内容的主旨突出。尽管其内容十分庞杂，但是主旨又是明确的，都涉及到中国官、绅、民安身立命的问题。这些文本迎合了他们强烈自卫和反抗的情绪与需求。周汉文本内容可分为文字内容和图画内容。本文以周汉的《辣手文章》[11](P1284)等33种文本为依据，对其文本进行了粗略统计。结果显示，周汉文字文本的核心词是卫道和保皇、保种、指斥洋教和批评官府等几类。或者说，维护道统和法统、鼓动打击“洋教”和指斥“洋教”罪恶等词语出现的频次最高。在1889～1898年间，周汉还撰刻了大量的图画，有代表性的有“谨遵圣谕辟邪附全图”，共计32幅，笔者所见的为30幅。其中，苏萍著作附插图29幅[19]，《教务教案档·湖南教务》附图1幅，另2图未见。鼓动打击类，如“打鬼烧书图”、“铁笔扫邪图”等23幅，比例为72%；指斥类，如“猪叫取胎图”、“小儿失肾图”等7幅，占22%；未见的2幅，占6%。在图画文本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是鼓动惩罚洋教类词语，次之为指斥洋教罪恶类词语。因此，文字和图画表达的主题或落脚点就是鼓动反“洋教”。这正是周汉所要表达的主要内容，或者说是向受众传递的主要信息。他强调这几类词，就是为了增加其信息的强度、对比度和重复率，以增加受众的注意。刺激占优势的信息，如强度大、对比度大、重复率高、新鲜度高的信息，容易被受众理解为重要的信息[20](P184)，只有这样的信息，“才能引起受者的思想和行为的变化”[21](P350)。

    另一方面是周汉反教文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目的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方面：一是为了更好地强化其内容表达，一是更有利于文本的广泛传播。同时，周汉文本的表现形式本身也蕴含诸多信息。对此，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不同的分类。如采用多种体裁形式；既有文字手法，也有非文字手法如图画，还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形式如图画附对联等等；有第一人称的表达，也有第三人称的表达；有真名真姓表达，也有假托表达；有文雅之词表达，也有粗俗之词表达等等。具体说来，(1)周汉文本采用了不同的体裁形式。如白话说唱、诗歌、小调、对白、对联等。多种多样的体裁有助于广泛传播，使受众在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中受到鼓动。(2)文本的落款人物类别繁多。有假托的古代先贤忠臣名将之后代、现任官绅和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有反“洋教”的绅民，也有自我悔悟的教民，多元化的人物会使受众领悟到反“洋教”的广泛性。(3)还采用图画文本形式，有些甚至是彩色图画，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因为图画形式作为视觉艺术，直观形象，有强烈和持续的视觉效应。

    周汉的反洋教文本目的是将反洋教的主旨多途径表现出来，使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得以展现和传播，使其文本传播效应最大化。周汉文本设定的主要对象是下层百姓，所以，将崇儒黜邪、夷夏之防、男女大防、保种、反对洋教等观念表达出来并传递给广大的下层百姓，是周汉关照最多的问题。周汉文本通俗直白，多用俚字俗语，形式多样，以此来鼓动下层百姓。中国农民具有内向和封闭的特征，农民的心理向度是单一的[22](P82)；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也非常低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目不识丁，情感朴实，易受外部的影响。

    概括起来说，周汉文本的特征是主旨分明，言辞激烈，形式多样，受众设定，数量繁多。毫不夸张地说，周汉文本汇集了当时几乎所有反洋教的论说，包括自我创作。周汉本人也成为晚清反洋教言论的“集大成者”。

    周汉文本的特征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它的传播效果，周汉“创造”的这些文本有很强的煽动性和鼓动力。此外，周汉的各种文本是免费发放的。文本通过会党成员、游民、船夫、商人和兵勇等，借助于便利的长江水道及其发达的支流，迅速流向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省份。所以说，周汉文本的传播速度快、时间长、空间广、影响大。

    三

    周汉反洋教文本体现了在外部侵略、利益伤害和文化冲突背景下的一种本能性的自卫和反抗。应该承认，周汉文本对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揭露，对一些传教士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抨击，对一些中国官员一味庇护外国人的做法给予了批评。周汉文本说：“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烟。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甲想夺我筑路权，乙想矿产齐吞并”。又说，列强“把中国，不当人，任意欺凌”。“有一些，贪官污吏，媚外人，欺己国，秀士良民”[10](P39～40)。文本的这些表达的确反映了历史真实性的一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肆意欺凌以及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反映了部分绅士、百姓的心声。这也是当时周汉文本能够得到流行，或者说得到一些绅民认同的重要原因。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周汉文本原是免费发放的，但在一些地方如宜昌，周汉文本还公开销售，成为标价商品。

    不过，在近代中西碰撞的时期，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西文化的关系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文本看，周汉对西方的一切采取了简单的拒斥态度。其文本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画，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情绪情感是落后和偏执的；所使用的谣言捏造、谩骂和打杀方法，也是低层次的。周汉文本凸现或表露了大量的非理性因素，文本本身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它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而消极的。

    第一，周汉文本对过去和当时流行的谣言不加甄别，轻信谣言并加以扩散。周汉文本承继了过去许多关于洋教、教士、教民的谣言，并利用印刷媒介“固化”谣言，来达到大范围传播谣言的目的。例如教士挖眼剖心、取胎割肾等谣言，在周汉的文字文本和图画文本中大量的存在。周汉作为一个“两栖”人（即介于官民之间——陕西补用道，回乡后成为在籍绅士），比一般的平民，应该更理性，更有鉴别力。有学者指出：“基本上由知识分子构成的乡绅阶层，具有较敏锐的政治眼光，在野清流地位又使其保持较冷静和客观的态度。”[23](P350)但透视周汉文本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可以看到，周汉既不冷静也不客观。

    第二，周汉文本充斥了大量对洋教、教士和教民的诬蔑贬损之词。鄙陋粗俗，跃然纸上。文本用许多不雅之词，极力丑化洋教和皈依洋教之人。如将天主教诬称为“猪叫”，诬称教士教民为“鬼”、“鬼夫人”；极力放大教士和教民的罪恶。特别是图画文本，将“无根谣言”图片化，更具鼓动性。

    第三，周汉文本对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伦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加区别，均加以指斥和抨击，有着浓厚的盲目排外色彩。根据1861年天津条约的规定，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是合法的，“洋教”没有被清政府所禁止。天主教、基督教本身作为宗教信仰，主张赎罪解脱，行善积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能带来心灵的慰藉，对尘世间有信仰的人来说，是有意义的。中国人皈依洋教，也是合法的。尽管一些教士、教民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的确干了不少坏事，这些人理应依法受到惩处。但在周汉文本中，将洋教与教士、教民的罪行混同起来，对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义、仪式、教规和宗教历史大加鞭挞，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和捏造事实，对洋教进行大肆攻击。

    第四，周汉文本极力鼓动平民打杀教士教民，焚烧、拆毁教堂等设施，带有相当多的冒险性和复仇味，其企图是抑制、打击并驱除洋教和外部势力；周汉文本的言辞图画十分激进，手段也十分低劣，体现了弱者的歇斯底里状态。在绅士鼓动下，平民冲击教堂，打杀教士教民，只能使教案纠纷复杂化和严重化。理性的态度应该在法律秩序内公正处理，应如三十年前洋务思想家郭嵩焘所主张的那样，“如果该教士实有毒害吾民种种情弊，尔等身受其殃，或确知其事，即当呈控地方官听候查办……”[24](P209)。从相反的角度看，尽管绅士鼓动打击教士教民，实际上皈依洋教的人却越来越多。由此可见，周汉的鼓动宣传并不能遏制“洋教”在中国的发展趋势。

    最后，文本所体现的指导思想是落后的“华夷”观、“人禽”观。“华夷”观是其文本观念表达的核心，也是周汉行为的思想基础。从本质上讲，这些观念“不具备近代理性的民族精神”[25](P124)，是落后于时代潮流的，是封闭社会中小农的自大与自恋在观念上的反映。自从“睁眼看世界”后，中国的一些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这种思想观念的落后和错误，认识到“泰西”各国的先进和发达，开始向西方学习，逐渐抛弃这些观念。而在19世纪后期，周汉仍然拾起和“光大”这些观念，作为反教的思想武器，是保守和退步的。周汉文本的可悲之处，是把许多落后的东西如“华夷”观、狭隘的民族情感当作正义和真理来坚守。所以，他在反洋教的舆论鼓动中，充满了激情，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周汉反教文本中所包含的非理性思想观念、污蔑性言辞、愤怒的情绪情感以及破坏性的号召，通过媒介完整地和大量地传递给广大受众，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周汉文本传播的消极影响，择其大端言之，主要是两个方面。

    从观念上讲，与周汉文本表达的局限性相关联，作为“四民之首”的周汉，不能提升民众的近代意识如平等、民主、民族和世界意识，不能促使民众的保守意识向近代的先进、开放意识转化。相反，文本体现的是其保守的和落后的方面，经过传播和宣传，强化了民众思想观念的保守性和顽固性。“夫官吏举动，士民趋之；绅士举动，愚民趋之。”[26](P72)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引导也是如此。

    从行为上看，周汉文本传播导致的后果也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绅士本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再加之“传教事业的侵略特质”[27](P61)等因素，反洋教运动得以发生发展。教案的产生和扩大，直接造成了中外纠纷、许多利益丧失，导致了社会动荡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尽管周汉没有直接参与“滋闹教堂”等实际行动，但他无疑充当了“鼓动宣传家”和“号手”的角色，角色“实现”的工具就是依托印刷品传播的周汉反洋教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