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怎么回到ios9:热肠冷眼看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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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肠冷眼看贵州：
兴黔梦，何时圆？
贵州是一支潜力股
单就经济发展而言，贵州的表现显然令人扼腕。尽管贵州经济近年来一直以高于全国平均数的增长率快速发展，但这并没有改变贵州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末位的尴尬现实，并没有改变数百万农民依旧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尴尬现实。贵州付出了巨大努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脱贫梦、兴黔梦之于千千万万贵州人，依旧是那么缥缈。八十年代曾有一本书风行天下，叫做《山坳上的中国〉。这本书就是贵州出版的。套用这个书名，把今天的贵州称作“山坳上的贵州”，其实何尝不可！
但谁如果小看贵州，他就太无知太轻率了。贵州固穷，但贵州的分量实在不轻，贵州的价值不能仅仅依据账面计算。能源问题是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贵州则是一个能源富集的省份，仅仅一个六盘水市，其煤炭储量竟足以开采二百年。贵州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不言而喻。但这并不是贵州的全部“王牌”，贵州的矿产资源之丰，贵州的旅游资源之巨，无不令人惊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位处长江、珠江上游，两江流域在生态上完全受制于贵州。没有贵州的绿水蓝天，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江流域的生态一朝失衡，代价之惨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分的。据说有过这样的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惊世界。这个预言于贵州同样适用，贵州睡狮一旦醒来，谁敢说不会震惊中国！
但睡狮终究只是睡狮，但凡在睡眠状态，纵然它有多么巨大的威力，也只能归于无用。而且天知道，它究竟还要睡多久！怎样催醒贵州，便成了贵州人、也成了我们全体中国人不能不为之焦心的当务之急。
贵州有史前的辉煌，但当中国跨进有文献可考的五千年文明之后，贵州的文明之光却黯淡了，只留下“夜郎自大”的典故，让贵州蒙垢含冤。古往今来，贵州这片炽热只在地下奔涌的沃土，这座充满神奇与潜能，却始终没有充分开发的宝库，竟成了“蛮荒瘴疠”与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历史对贵州一误再误，人们对贵州也不断误解误读，而贵州则在这些他误中不断自误。历史的错误可以改写，误解的形象可以重塑，而自误尤须更省，才能自觉，才能自救。历史规律的揭示与现代诠释，正是自省、自觉、自救的前提。
是历史误了贵州，还是贵州误了自己
“贵州”一词始见于宋朝，而贵州作为中国第13个行省，始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距今不过591年。贵州建省，并非因其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建省的条件，而是因贵州为进出云南的咽喉，控制贵州，即可轻取云南。正是基于这种军事、政治考虑，明王朝才将云南、四川、湖广三省边地分割出来，拼凑出贵州省。因而，贵州建省伊始，便成了“天下最贫苦之地”，明（嘉靖）《贵州通志·财赋》篇云：“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之一大郡”。这就是早期贵州的形象。
历史毕竟已成过去，无须为历史的贵州过多辩解。五百多年过去，贵州依然是“天下最贫苦之地”——在88个县级行政区中，就有50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03年末，贵州的生产总值不过1344.31亿元，依然不敌东部发达地区之一县（市）。这才是当下贵州的真实形象；正视并努力改变这样的形象，才是贵州人的当务之急。
区位弱势通道利弊
贵州常谈论自己的“区位优势”，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上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从深层次和多角度去透彻理解贵州的区位，就很难看到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长期所处的弱势区位。
两千多年来，纵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心转移的历史轨迹，大体上是一个由西而东、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十字形。横向大体以黄河、长江干流为主轴；纵向则涵盖华北、华东、华中东部和华南，贵州则总是处于这十字形历史主航道的左下角，始终未能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区位。这种边缘的弱势区位，同时受着主流的排挤与吸引。身处边缘的自卑与进入主流的追求，形成了贵州历史重负下的堕力和跻身历史前沿的动力。这是贵州近代以来在某些领域偶有闪光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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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也曾经给贵州由边缘走近主流的机遇，但在历史合力的捉弄下，贵州加快发展的曙光只是昙花一现，机遇总失之交臂。
建立行省，是贵州向中国经济社会主流靠近的先导性的一步。清代急风暴雨似的改土归流，客观上也拉近了贵州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主流的距离。但由于中央政府对贵州的重视并不着眼于它的经济发展，而是着眼于军事、政治的功利。一旦军事、政治目标实现了，或者其他边缘的军事、政治砝码加重，中央政府对贵州的关注也随之减弱。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向东扩张，东南亚沦为英法的殖民地。与之相毗邻的中国西南地区，便出现了沿边地区边缘主流化的倾向。像云南、广西这样的边缘省份走近了主流。相形之下，贵州更显得落后，处于近代化冲击波递减的边缘。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构成中国经济社会主流的地区相继沦入敌手，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中国经济、军事、政治、科技、文教重心也被迫向西南和西北转移。贵州也因抗日战争一度由边缘进入非正常的战时经济的主流。但抗日战争结束后，伴随“复员”大潮而来的，是贵州边缘区位的复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也是一次有意识的工业文明由东向西的局部转移，确实给贵州和西部一些地区的经济社会注入了先进的新鲜血液，奠定了贵州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但由于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备战”，而不在于发展西部，缩小东西差距，更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条块分割造成的“血型”不同，中央系统的军工业企业与地方工业难以融合，大大制约了“三线建设”对贵州和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所应有的积极推动作用。贵州并没有因为是“三线建设”重要基地而跻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主流地区较之边缘地区，已具备较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和优越的区位强势。如果没有中央战略性的大投入，没有东部地区长效的、多方面的对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地区的补偿机制，在市场经济一视同仁的激烈竞争和主流的本能排斥下，强势者将更强，弱势者将更弱，便势所必然。
贵州的自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由湖南、广西进入西南，或由西南出海的通道。尤其是其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虽是天末地僻，却也在“天下大乱”之时，演出过历史的惊人之举。抗战前后，以贵州为中心的十字形公路干线形成，贵州更名符其实成为通道。贵州虽不再封闭，各个领域都在近代化潮流的冲刷与裹挟下趋赶时势。但由于固有的贫弱，无力将强势进出的人流、物流、技术、资金和信息长久拦蓄下来。更有甚者，连自己的一些优势也被周边的强力吸引而不断流失。通道经济有利有弊，通道现象值得反思。
我们曾经埋怨长期的封闭造成了贵州历史上的贫穷落后。但谁也不曾想过，近代贵州交通网络形成后，特别是当代航空、铁路、公路和水运构成了贵州立体通道以后，贵州的生产总值在全国的经济总量中，仍然只占到百分之一多一点。横向比较，其经济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固然多多，但是否与我们身处西进南下大通道而未能尽用其利，反而承续其弊有关呢？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对于地处通道的贵州来说，可能遭遇过往洪流冲刷而致堤溃岸崩的处境。
至今并未改变的中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主流方位的客观趋势，造成了贵州边缘区位的形成和长期难以改变的现状。如何从边缘跻身主流，是贵州建省591年来不懈的追求，是一代代贵州人难圆的梦。
宝山空手，乞醯邻家
“宝山空手，乞醯邻家”。这句话是近代有识之士针对贵州资源丰富，却难以开发，捧着金碗讨饭吃的现象所发出的慨叹。
贵州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大棋盘上，只有几颗棋子会成为中央和发达地区的关注点，也常常成为贵州引以为自豪的优势，成为宣传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的提神丸。其一是能源资源富集。水能资源蕴藏量为1874.5万千瓦，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可开发量达1683.3万千瓦，占全国总量的4.4%。在当今能源紧缺的情况下，贵州水火互济的能源组合优势更显得突出。煤炭不仅储量大，且煤种齐全，煤质优良，素有“江南煤海”之称。保有储量为492.27亿吨；其二是矿产资源丰富。全省已发现矿产110多种，其中的76种已探明储量，有多种储量位居全国前列，排在第一位的有汞、重晶石、化肥用砂岩、冶金用砂岩、饰石用辉绿岩、砖瓦用砂岩等，排在第二位的有磷、铝土矿、稀土等；排在第三位的有镁、锰、镓等。此外，生物资源、旅游资源、气候资源等等，都可如数家珍似地向世人炫耀。然而，上述资源亿万年来都在沉睡在这块土地中，并没有让渴望全面小康的贵州人富起来。更值得深思的是，如同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资源并不丰富，却依靠掠夺或不等价交换实现了财富由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地向自己手中转移。贵州的资源，在建国前成了西方列强竞相掠夺的对象，建国后则成了支援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为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了财富，贵州自己呢？并不是最大的受益者。“宝山空手，乞醯邻家”。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资源贱卖，似乎成了惯性，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旧延续。这固然是因为贵州缺乏深加工、精加工能力，难以提高资源型产品的附加值；但另一方面，相关政策公正失灵，使贵州缺乏随行就市对出境资源定价的权力，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的资源“掠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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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先试权，谁是受益者
历史重负的叠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剥夺，加之贵州自身活力不足，造成长期的经济弱势。贵州自建省之日起，就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诸病缠身。建省之初，常年财政开支的71%不能自己解决，必须靠朝廷开恩，协济、蠲免、账济，勉强维持财政开支。直至清末，贵州依赖湖南、四川、云南等省“协济”的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
中央对贵州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直到今天，贵州财政的相当部分仍然要依靠中央的转移支付。但“协济”治标不治本，并不能健全贵州的造血功能。愈是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愈应在改革上下功夫，愈应更多地拥有改革的先试权，使之能在改革中率先或更多受惠。贵州如何争取和选择改革的先试权，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贵州省湄潭县、金沙县的先试权，创造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新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以静制动”，延长承包期并鼓励土地使用权的依法流转。国家中央、国务院中发（1993）1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达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吸纳了贵州的经验，明确“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限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治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为了避免承包耕地的频繁变动，防止耕地经营规模不断细分，提倡在承包期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经发包方同意，允许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国家贵州省委（1997）24号文件进一步作出从1994年算起，承包期再延长50年，非耕地承包期再延长60年的决定。这种改革的先试权，不仅对全国的农村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对于贵州保持农村基本政策和农村社会稳定，增强生产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经营耕地以外的产业转移也起了推动作用。
然而，贵州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的先试权，却违背了受益面最大化的原则和贵州职工收入处于全国最低层次的实际情况，某些政策也违背市场规律。贵州1999年开始实施的住房分配货币化方案是全国住房分配货币改革的几大模式之一，它所设置的存量补贴与增量补贴虽有创新之处，却不尽合理，特别是对贵州这样的低收入地区更不合理。其中的存量补贴，是以1998年职工的职务职称等级为标准，它不是以职工的职务职称是分阶段逐级上升的这种动态实际进行分段计算，而是以最后的最高职务职称乘以职工的工龄而得。职务职称者高的少数人为最大受益群体，大多数职工的利益被忽视。该方案设置的向货币化分房者超前收取的土地收益金，也违背土地收益只有在房屋进入市场交易时才会产生这一基本经济原则，而且是在房屋未进入市场交易时就以一个固定的数额来取代一个动态的数额。绝大多数房屋所有权人永远不会将唯一的住房进入市场交易，不过为了获取一纸准入许可证，白白缴纳了数额巨大的住房“土地收益”金，致使许多职工不是从房改中受益，而是为房改将一辈子的积蓄罗掘俱穷，许多人还因此背上房改的债务。这就注定了它没有推广价值，总体上应是失败的。怎样选择改革的先试权，可见不能不慎之又慎。无论如何，今后凡是推进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改革，都必须以真正体现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公平的市场  不公平的交易
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是公平的市场、公平的竞争。
当贵州带着沉甸甸的历史重负，与全国各省（区、市）一道，被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赶到同一起跑线上。表面是公平的市场、公平的竞争，事实上对贵州是极大的不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并非一足就而就；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是转轨过程中甚至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可或缺的平衡机制。类似贵州这种长期资源贱卖的省份，在相当一段时间，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平衡机制对它倾斜，使它获得必要的补偿，才能缩小与周边和发达地区的差距，真正实现同一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否则，只有“龟兔赛跑”寓言中兔子睡觉的奇迹在现实中出现，贵州才可能缩小同别人的差距，更不要奢谈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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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85.160.*4楼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重的二元结构的社会之中，这种二元社会由二元经济所造成。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城乡的二元结构予以高度关注，并从政策上加速解决。但对其他实质上也是二元经济导致的二元结构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一种是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资源、产品的低价购买，导致发达地区对西部的控制与利益侵害。二是某些垄断性行业或高效益行业对一般行业的利益侵害或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造成行业间或同一区域中的二元结构。这是宏观调控下某些政策公正失灵造成的结果。贵州的城乡二元结构同全国相比，差距还不甚大。而上述另外两重二元结构在贵州表现尤为突出。
贵州斥资数百亿元，倾全省之力实施的 “西电东送”这一重大战略，给贵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成为贵州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突破口。但也由此暴露诸多弊端。对于这一涉及贵州长远经济利益、输电方和购电方能否“双赢”、区域经济合作能否可持续的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贵州有关方面的重视。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胡晓登研究员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明确提出：贵州省“西电东送”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合理：总体上是“购电方得大头、电力企业得中头、贵州省财政得小头、受严重损失”，利益分配机制严重失衡。第一，购销差价巨大。目前，贵州到广东落地电价为0.3402元/千瓦时，广东省2004年最新平均销售电价为0.657元/千瓦时（根据广东省物价局公布的2004年最新销售电价表）。购、销电差价高达0.3168元/千瓦时。扣除供电成本5.91分/千瓦时，购、销利润高达0.2577元/千瓦时。据此，按贵州省到2005年每年向广东送电400万千瓦、240亿千瓦时的电量计算，广东每年可从所购黔电中获利61.8亿元。第二，“避免成本”巨大，即广东购买黔电的成本与广东自己建设电厂的成本差额巨大。广东购买黔电的价格与广东自己建设电厂价差为0.1298元/千瓦时。按年送广东240亿千瓦时的电量计算，广东每年节约电力成本或价差为31.15亿元——40.63亿元。胡晓登建议：贵州“西电”产生的利益应在两省间合理分配，并设计了可供选择的三种方案：1、“西电”电价近期不高于广东本网平均上网电价；2、远期不高于东部本网新建电厂的上网电价；3、购、销电价之差按50%进行合理分配。如果据此制定“西电”电价，按2005年贵州送广东240亿千瓦时计算，则贵州每年可增加数亿到数十亿收入。但无论按何种方案，贵州都将耗费自己的不可再生的煤炭资源，留下不可避免的污染，造成大批水电等问题。而广东还可以获取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电力成本、减少环境治理费用、刺激内需、改善投资环境等巨大的综合效益。
造成目前“西电东送”中贵州利益受损，广东获利大大高于贵州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给贵州核定的输出电价，并非根据购电地区的综合平均上网价，“随行定价、跟随浮动”；而是所谓“核定成本、合理利税”，由国家主管部门说了算。而国家主管部门对黔电所核定的成本中，成本偏低，不是真实成本。由此核定的东送电价当然欠科学、欠合理。贵州电力资源开发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土地隐忧：一是农民土地不能进行市场流转，土地没有体现市场价值；二是作为重要经济要素的土地不能参与收益分配；三是国家征地补偿本来就低，贵州的征地补偿补助标准从来取国家标准的中线以下，补偿补助标准更低，因此问题更严重。四是补偿收入是的“养老钱”、“保命钱”，但他们目前所得到的这笔钱还不足以承担这两项职责。鉴于上述事实，建议国家发改委重新考虑贵州“西电”电价，并且在考虑收益分配时给贵州以合理的资源补偿和生态补偿。
贵州的“西电东送”，本应为贵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积累，不断增加全省人民的收入，但因行业垄断，电力行业职工的工资福利等实际收入，是一般工薪阶层的数倍以上，甚至令收入已远远高出一般行业的金融、税务、电信等特殊行业的职工也羡慕不已。“西电东送”不能仅仅肥了单个行业；公正失灵，隐患实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加以必要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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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处于长江、珠江上游交错结合地带，其生态环境不仅直接影响着本省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两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生态质量。“十五”期间，贵州为建设“两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工程、珠江上游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工程及小流域治理工程。这是贵州对“两江”中下游的一份贡献。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生态环境必将成为市场构成的新要素。按照市场化公平交易的原则，国家和“两江”下游发达地区以适当方式给予贵州合理的生态补偿，也是应该的。
单一的参照系含金量低的百分比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们对省情的认识应该比过去全面、深刻得多。但积习难改，对于贵州的社会发展水平、对于贵州的国际国内竞争力、对于贵州人民生活状况，目前仍然沿用P这类数据做指示器。
从1997年起，贵州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加快发展使总量不断扩大，2001-2003年全省生产总值分别为1084.9亿元、1185.04亿元和1344.31亿。这当然值得欣喜。但如果在纵向比较的同时，把贵州置于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考察，从横向的多重参照系考察贵州近年的经济发展，则不难发现司空见惯却无人说破的误区。
首先，由于西部地区特别是贵州经济发展的起点低，生产总值少，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普遍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全国同期的平均水平。自身纵向比较的高速度并非贵州所独有。
其次，贵州在西部的11个省份（西藏不参加排位）中，并不属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而是属于殿后的第三梯队——2003年只比云南省的8.6%高1.5%，而比最高的内蒙古16.3%低6.2%。
再次，近年来，贵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不仅在全国，而且在西部11个省份中，长期排名最末。这说明贵州在发展，别人也在发展，而且发展比贵州更快，贵州与周边和全国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改变人均生产总值长期挂未的位置，应成为贵州制定“十一五”规划时最紧迫、最实在的基本奋斗目标。
第四，虽然贵州经济增长速度连续7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百分比的含金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增长的10个百分点，其绝对的含金量只是发达地区的若干分之一。即如本文前述的500年前的状况：“贵州财赋所出，不能当中原之一大郡”。若按人均生产总值判断，贵州也依然是“天下最贫苦之地”。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贵州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跌落到不能再跌的谷底，任何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惟有幡然自省，从横向比较中发现自己的不足。既要争取国家给予政策倾斜或改革的先试权，争取发达地区帮扶支持；更应该发愤自强，切实从观念、体制和作风上炼内功，从实质上和绝对含金量上缩小同周边和全国的差距，而不被以自我为参照系的增长速度和含金量最低的百分比所障目，弱化自己的危机感、紧迫感。
贵州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无疑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可歌可贺。但贵州更需要直面现实，改变现实。官员习惯用成绩评价现实和展望未来；学者习惯从问题中针砭时弊和预示未来；百姓习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判断现实和期盼未来。三者的角度虽不尽一致，但都希望早圆富民兴黔之梦。如何在三者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为决策提供更多思路、更宽阔的视野，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找准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个需要大手笔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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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贵州的煤炭总共只有492亿吨，人均1200吨。区区1200吨煤炭能干什么？而国内煤炭储量居前5位的是新疆、内蒙、山西、陕西、宁夏。
贵州发展的突破口在3个方面：计划生育、发展教育、开发气候资源。
计划生育，减少人口。不论城乡，只准生育两个孩子，男女各一个。严格杜绝生育三个以上的现象。有关部门应提供生育指导和无偿性别鉴定。
发展教育，培养合格劳动力，向外转移人口，拓展生存空间，减少本地人口数量，提高本地人均资源占有量。
开发气候资源，发展种（茶、果、药、草、树）、养（牲畜、种畜）、加（绿色肉食品、药品、饮品、纸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