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2348s错误灯亮:重典治吏，贪腐就“一棍子打死”

重典治吏，贪腐就“一棍子打死”

几乎是同一天，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免职调查和原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在受处分后又任新职的消息出现于媒体。

事实上于幼军的复出早在2010年7月5日已经见著于报端，只是当时比较低调，现在是挂着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这种正部级职务出现。

有意思的是2003年因为沙士风暴辞职的原北京市长孟学农，也曾受处分后调任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复出时接替于幼军担任山西省长，不久又因矿溃坝事故引咎辞职，现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

于幼军曾是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父亲是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老红军干部，据说曾受到两位“特区改革元老”的特别关照。受处分前基本内定接任孙家正的文化部部长职务。2008年10月12日结束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在公报的倒数第二段说：“……决定撤销于幼军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确认中央政治局2008年9月5日作出的给予其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至于是因何原因被处分一直没有公开，坊间普遍猜测是因为以权谋私，被同伙交待而犯事。

算起来于幼军首次以公职身份露面尚在两年处分期限内。

年届58岁的于幼军属于那种边举报边升迁的干部，早在任职深圳、湖南、山西时，举报一直如影随形，直至成为正省级的封疆大员和坐于庙堂之上才被处理。

曾因失职辞职后复职的高官很多。因隐瞒疫情和防治不力被问责的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现政协教科委副主任）、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辞职的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因重庆开县进喷事故辞职的中石油老总马富才（现国家能源办副主任）等。

因违法乱纪受处分后复职最典型的当属上任仅200天就下台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他在2007年1月受处分，罪名是“在任国家统计局领导职务期间，收受不法企业主所送现金；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最终的处理是“开除党籍和行政开除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事隔仅一年多的2008年8月，邱晓华的名字突然以中国大型国企中海油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亮相媒体。

如果说是因失职被问责而复出还有情可愿，终究领导责任只是管理能力或工作疏忽的问题。贪污受贿和重婚则不同，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不知邱晓华两罪并罚判了几年。

民主政治下应当是阳光政府，掌握公权力的国家公务人员的褒扬和惩戒公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但是，这些高官的落马或复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落马的原因和复出的理由公众都不清楚。人们只知结果而不知原因，也无法判定其犯罪的程度。也许正是这些“不清楚”才给高层以更大的操作空间，能够翻云覆雨地把公权和民意玩弄于股掌之间。

落马官员重回领导岗位意味着他们重新掌握了权力、金钱和社会资源。对他们本身而言，即使犯错仍然在体制内，受处分只是为平息民愤避一下风头，是一种变相休息。对公众来说，会造成对国家反腐倡廉决心的不信任。

如果知道“胡汉三”还能回来，穷人还敢分他的田地吗？如果知道贪官们还能再度出山，谁还敢举报？如果跌倒了不伤筋动骨还能爬起来，他还会怕跌倒吗？

对公职人员违反有关法律以权谋私的行为，世界各国都有明确的惩戒措施。美国联邦刑法法典规定，任何政府官员如果收受的财物价值超过7000美元，就要处以相当于其收受财物价值3倍的罚金，或者判15年以下的监禁，或者取消其政府官员的资格。德国规定，公务员接受礼品不能超过50马克，否则就要受到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英国规定，公务员有贪污受贿、滥用政府基金行为的即被开除，并丧失领取退休金资格，构成犯罪则予以刑事处罚。芬兰则规定公务员如果被指控受贿，罪名成立，将立即被免职。

特色中国在反腐方面更具特色。党政干部出现腐败先要由党内处理，尔后才能移交司法处理。这是把党凌驾于司法之上，党充当了腐败的保护伞，法律成了党纪的附庸。

腐败是一个道德问题，更重要的是违法问题。现阶段，在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历史时期，重典治吏是最有效的反腐武器。

重典治吏就是加大违法成本，严刑惩戒贪官污吏。其中对民愤和民怨最大的腐败问题“一棍子打死”。

这个“一棍子打死”包括凡是有贪腐行为的国家公务人员，一经查实一律革职，取消包括退休金在内的所有福利待遇，终生不得担任公职。在刑法中明确规定贪腐的量刑标准，只要达到标准不论其职务高低都按刑律执行处罚，杜绝任何形式的人为因素。

公务员是当前最热门的职业，如果有了严厉的贪腐惩戒制约，谁还会为了几百几千元钱的好处丢掉饭碗？更不会演变成千万成亿元的贪腐大鹗。

突尼斯和埃及政局的突变再次证明，政权腐败是民众起义最重要的导火索。

对贪腐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不把贪腐分子“一棍子打死”民众就可能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如果不重典治吏，任由贪腐蚕食政权的机体，总有一天民众会揭竿而起，到时就悔之晚矣！

                                      2022\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