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把西医带入广东

核心提示：“从200多年前马礼逊将基督教传入广东，且不论早期传教士主观上意欲何为，基督教为广东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梁明称，第一所西医院、首本英汉字典、近代著名学府岭南大学，无不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1807年9月7日，年轻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在美国货船“三叉戟”号掩护下顺利登陆广州，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广东也因此成为新教传入中国内陆的首站。

基督教在中文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狭义的仅指新教。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梁明牧师称，中国人所说的基督教实为狭义的基督教，即新教。

“从200多年前马礼逊将基督教传入广东，且不论早期传教士主观上意欲何为，基督教为广东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容小觑。”梁明称，第一所西医院、首本英汉字典、近代著名学府岭南大学，无不与基督教密切相关。

据介绍，截止2009年底，广东登记在册的基督教徒已超过38万。他们热心投入公益事业，1987年至2007年10月，全省基督教组织筹集并投入社会服务项目的资金达7000万元。

传教士手捧《圣经》开启中国近代报史

《马可·波罗游记》风行欧洲后，中国自此以遍地黄金的图景出现在欧洲人的脑海里。此后几百年，西方商人远渡重洋，到此追逐财富。不想，一群手捧《圣经》的异乡来客，也同时到达。

进入19世纪，欧美教会意识到海外传教刻不容缓。1803年，年轻的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申请成为传教士，得到批准。第二年，他接受了针对海外传教的训练后被派到了中国来。

遥远的东方让人感到神秘，马礼逊只能只身前往。伦敦传教会对他寄予厚望，不仅希望他留在广州学会中文，还希望他编纂一部中文字典，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以便当时世界1/3的人口能够直接阅读。

今天广州东南角黄埔村，人们生活得闲适安宁。200多年前这里是繁盛的黄埔港，琶洲塔是此地的标志建筑。1807年9月7日，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商船行至珠江航道在此登陆。因代表英国政府商业利益的东印度公司为避免触及清政府禁令，对传教士非常敌视；而清政府更规定，只有洋行里的商人才能留驻广州，马礼逊只能隐瞒身份，向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斯当东学习中文。

此后多年，马礼逊往返于广州和澳门，翻译基督教读物。

1811年，伦敦传教会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和3本《使徒行传》中文样本，在整个海外差传世界引起轰动。没过多久，中文版《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相继问世。

同年，伦敦传教会找到第二位愿意前往中国的传教士米怜，孤军奋战的马礼逊欣喜地迎来同道。同时，他娴熟的中文也越发赢得尊重和赞誉。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广东高明人、印刷匠梁发。

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陈顺鹏讲述，1810年，已练就一手漂亮刻字功夫的梁发接待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客人，他说一口流利中文，提出印制宗教印刷品的要求，“这对梁发而言，是要命的买卖，梁发却选择了冒险，在接触的过程中，他也产生了信教的愿望”。

马礼逊为他施洗后，梁发成为第一位华人牧师。被后世视为中国近代新闻史开端的基督教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出版，离不开他的努力。

在梁发的帮助下，马礼逊翻译的《使徒行传》、《教义问答》和《四福音书》等中文布道书相继出版，并在广东地区秘密传播。此时，米怜也得到差会的批准来华传教。

但此时，处处风声鹤唳。嘉庆帝颁谕全国，严禁传教士刻书传教。因有人告密，马礼逊精心制作的《华英字典》印刷活字被官府没收，传教工作接连遭到打击。

马礼逊开始考虑转移阵地。他在马六甲建立了传教基地，以创办学校和出版图书培训当地华人为传教士，希望等中国再次打开大门时将他们派到中国。期间，米怜和梁发夜以继日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基督教书籍，成为马礼逊传教事业中的重要支点。

1815年8月5日，由马礼逊、米怜、梁发等人撰稿和主编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出版。封面印有:“子曰，择其善者而从之。”创造了“孔孟加耶稣”的独特模式。

也在这个时候，经过马礼逊不断地申诉抗争，被官府没收的《华英字典》活字也回到他手中。据梁明介绍，1823年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圣经《神天圣书》出版，史称马礼逊译本。同年，马礼逊编撰的全6册《华英字典》问世，这也是中国第一部中英大字典，被后世学者称为“西方认识中国社会和制度的一把钥匙”。

中国首家西医院有林则徐病历

今天，在沿江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内，古老的教堂所在位置已成急诊室。据介绍，医院前身是美国传教医生伯驾创办的眼科医局(1835)，为中国的首家西医院，许多手术都是中国内地首例。

1840年4月，《中国丛报》发表目前内地保存下来的最早西医病历———时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林则徐病历。医院史料记载，伯驾曾为他治疗过疝气。

在伯驾之前，基督教差会就希望利用医药作为教会扩大在中国影响的手段。

早期教会医院一般不收费，目的是以广招徕，给人以好感，大部分依靠外国差会捐款维持。

最初几年，受洗的病人不多，但传教士医生并没放弃。据介绍，1900年前，由基督教医药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及诊所就有40余所，大部分为小型诊所，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

除广州博济医院外，较著名的还有英兰长老会于1867年在汕头开设的福音医院，美北浸礼会于1881年在汕头开设的益世医院，在广州还有美北长老会于1896年开设的夏葛妇孺医院和1899年开设的柔济医院。

1866年开始，博济医院附设了南华医学校，由嘉约翰和黄宽负责教学，专收男生，培训医务人员；1879年接收了第一个医科女生入学；1914年该院附设的护士学校正式开学，这批西医和护士在毕业后，分布在华南各省工作。

陈顺鹏认为，即使传教的目的性很强，在客观上传教士医生还是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知识引进了中国，也曾为中国训练出一大批西医和护士。

教会创办岭南大学得廖仲恺支持

岭南大学是开创广东近代高等教育先河的创举。这所培养近百年广东优秀学人的高等学府，前身就是一所教会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并，组成现在的中山大学。

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冯浩牧师说，1888年，按美国式大学创办的格致书院在沙基金利埠(现六二三路)由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基金委员会合办，这就是岭南大学的前身。

开办之初，学校规模不大，还缺乏开设完整大学课程的条件，仅办大学预科四年和本科一、二年级，开设了英文、格致、理化、算术、地理、生物等西学课程。

民国初年，岭大就开设了完整的大学课程，时任省长廖仲恺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30万元给岭大作开办费。1918年正式易名为“岭南大学”时，其规模、师资、设备、教学在广东高等院校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长老会的办校宗旨很明确，即通过西方科技、医学和宗教的教育，培养一批有教养的基督教牧师、教师和医生，使教育服从于传教事业。

不过，岭南大学的学生只有一部分是基督徒。学校传播新知识的同时，也传进了西方先进思想，学生受到很大影响，积极参加反对列强侵略的运动。1906年反对美国排华的罢课和1925年的沙面反英游行轰轰烈烈，让创办人始料未及。

其实，在教育方面，早期传教士在马六甲、港澳地区开办的教会学校已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1818年，马礼逊和助手米怜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主要培养华人学生，这是传教士开办学校的先声。马礼逊去世后，在广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于 1836年发起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目的是鼓励在中国开办学校，并提供资助。1839年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塞缪尔·布朗来到澳门，创办了马礼逊学堂。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地区教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今的真光中学，前身是真光书院，可谓中国最早的女校之一；1879年创办的安和堂，只招收男生，1888年改名培英书院，后又改名培英中学。

据不完全统计，在旧中国的最后20余年里，全国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共约18万人，从教会大学毕业的约占十分之一。

美国传教士拒绝洪秀全受洗

有一个插曲。19世纪30年代末，在考场上屡次失意的洪秀全偶然接触到梁发写成的《劝世良言》，受到启发。也正在此时，美国独立传教士罗孝全登上了驶往中国的轮船。自掏腰包的他没获得中国政府的网开一面。接下来8年时间，罗孝全等人只能在澳门和香港两地辗转。

1844年7月3日，中美双方签订《望厦条约》，让正在香港的罗孝全喜出望外。虽然《望厦条约》只规定在通商的5个口岸内，外国人可买房置地，建礼拜堂，敬拜上帝。传教士却将此理解为可在通商口岸传教。

罗孝全率先赶到广州，在城区建起了一座教堂。洪秀全的造访让他兴奋了一番。但深入交谈后，他又发现洪对基督教教义理解有偏颇，因此拒绝给他洗礼。梁明笑言，“或许正因如此，中国历史少了一位循规蹈矩的传教士，却诞生了一位扫荡四方的太平天王。”

1851年1月11日，差点成为牧师的洪秀全自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率领信众攻城略地。

通过报纸，身在广州的罗孝全欣喜地发现这位天王竟是5年前受过他指导的年轻人，他立即奔去与洪见面，但在和士兵交谈中，罗孝全发现他们对基督教许多基本概念都不甚了解。

于是，罗洪讨论宗教问题的通信戛然而止，师生友谊不复存在。但《劝世良言》教义已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思想武器。

基督教“三自”爱国之路

对话人物:

广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陈顺鹏

广东省基督教协会会长梁明牧师

广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主席冯浩牧师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会长陈以诺牧师

记者:在基督教传入史上，广东处于什么地位?

梁明:广东是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的首站，很多成果都在广东诞生。在清朝末年，北方战争连连，生灵涂炭。但在南方，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发起的 “东南互保运动”，基督教在华南一带的利益几乎毫发未损。到20世纪初，基督教在粤传教已拓展至北到北江上游，南到海南，西临阳江界内，东达潮汕地区的大片地区。所以，广东这边的情况可谓得天独厚。

陈顺鹏: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在我省，传教士的足迹遍及广东各县。到1919年，可能有6万多教徒，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成为新教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潮汕地区和东江-梅江流域的客家地区教会亦较多。

记者: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几十年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尝试“本色化”，希望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合，能否给我们讲讲这个历程?

陈顺鹏:为改变世人对基督教的负面评价，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基督教人士就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本色教会，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到新中国成立前，广东共有新教堂点920处，几乎遍及全省。

梁明:20世纪50年代，广东基督教界和全国基督教界一起掀起了“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彻底断绝与国外教会的一切关系，使中国基督教摆脱了“洋教”的面貌，由中国基督徒自己管理教会，各个宗派从分散走向联合，真正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陈以诺:刚脱离国外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会主要依靠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房产和信徒奉献维持正常的宗教活动。尽管如此，教会规模还是出现相对萎缩。为了“消化”因教会萎缩而出现的富余教牧人员，教会自办了一些农场和工厂，以保证生活来源。这些与现在远远不能比。

冯浩:经过文革艰难时期，到改革开放后，教会活动在各地逐步恢复。广州的东山堂成为全省第一间恢复宗教聚会的基督教堂，1986年9月，停办多年的广东协和神学院也在东山堂内复办。

记者:如何发挥基督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

陈顺鹏:建设和谐社会，教会领袖和教牧人员的主要责任应是:整合信众力量，凝聚基督徒的人心，引导这种民心来为祖国和民族的统一发展大业效力。

梁明:基督教的兴旺不单单是信众人数的增多，而在于信道者身上能彰显出他们所信生命之道的生命，这种生命最终能够感化他人，坚固社会，丰富文化，昌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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