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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名人传
公 孙 弘公孙弘（前200～前121）
字季，淄川国（郡治在寿光纪台乡）薛人。出身贫寒，曾在海边牧豕为生，早年曾任狱吏，因罪被免职。40岁时开始研究《春秋公羊传》。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60岁的公孙弘，以贤良被征为博士。后因出使匈奴不合帝意再被免职。公元前130年（元光五年），诏令征求文学儒士，淄川国推举公孙弘应诏，其策奏被汉武帝选为第一，召见后拜为博士。
公孙弘“恢奇多闻”，通晓文书法律，并以儒术加以文饰。在朝议事，善于体察武帝心意，提出多种意见以供选择；如果不合旨意，并不坚持己见，因此颇受武帝赏识，不久被提升为左内史。他常为顺从皇帝而改变原来商定的议案，因而遭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非议，但武帝反倒“益厚遇之”。公孙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阳善阴恶。生活节俭，虽俸禄丰厚，仍布被粗食，而以大部俸禄供养故人宾客。
公元前126年，公孙弘任御史大夫，两年后拜为丞相，成为汉初第一个以布衣擢居相位的人。在此之前，丞相一职均由侯爵担任，为此，武帝特地下诏封公孙弘为平津侯，公孙弘任丞相4年，80岁时终于丞相位。
徐干
徐干（170～217）
字伟长，东汉末北海剧（今寿光境）人，哲学家、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自幼勤 奋好学，15岁前就已能“诵文数十万言”。由于他“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在20岁前便能“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
徐干所处的时代，正值汉灵帝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而徐干却专志于学，“病俗迷昏，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他“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曹操曾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参军五官将文学，他以病辞官；“潜身穷巷，颐志保真”，虽“并日而食”，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却从不悲愁。曹操又任命他为上艾长，他仍称疾不就。曹丕论徐干：“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
徐干擅长辞赋，能诗，“其五言诗，妙绝当时”，曹丕极为赞赏。曾说：“干时有逸气……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现存传世之作《中论》，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及其文章风貌。其中《治学》篇中提出的“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又说“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反对“鄙儒”“矜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大义之所及”，批评了当时舍本逐末形式主义的治学态度。在《虚道》篇里，他说“人之为德其犹虚器欤！器虚则物注，满则止焉。故君子常虚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众人之上，视彼犹贤，自视犹不足也，故人愿告之”，用比喻形象地说明谦虚能使人受益的道理。他还说：“人之耳目尽为我用，则我之聪明无敌于天下矣！是谓人一之，我万之”，把博采众识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他认为“贤者”仅只是品德端正还不够，要“殷民阜利，使万物无不尽其极”，“立功立事益于世”，才能称得上“明哲”，要求读书人应有匡时济世的抱负，真正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徐干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很有进步意义。曹丕曾就此大加赞扬说：“……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
徐干的著作除《中论》外俱已散佚，后人辑的《徐伟长集》也已罕见。旧《寿光县志》载有他的诗八首，《齐都赋》一篇（残）。徐干不幸死于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年仅47岁。
王猛
王猛（325～375）
字景略，北海剧（今寿光境）人，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出身贫寒，曾以卖畚箕为业：“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曾在华阴山隐居，待机建功立业。东晋大将桓温入关时，他身着布衣见桓，“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传为“扪虱谈兵”的历史佳话。他拒绝桓温之聘，后被秦王苻坚聘用。
苻坚与王猛“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公元357年，苻坚称帝后便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王猛主张以严刑峻法禁勒豪强，压制以特权自恃的贵族，加强中央集权。一时被他镇压的贵族豪强有20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因为他执法很严，遭到某些官吏的反对和控告。苻坚责问他上任不久就杀戮太多，他明确阐述了“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的观点。苻坚对群臣说：“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一年之内，王猛连续五次提升官职，虽然招致一些权臣的嫉妒和谗言毁谤，但苻坚仍十分信任、重用他。
公元370年，王猛率兵6万北伐前燕。当时前燕兵力约40万。结果，在王猛的率领下，兵士纪律严明，作战奋勇，在关键时刻“破釜弃粮，大呼兢进”，以少胜多，击溃燕军，使前秦暂时统一了北方。王猛因功而进封清河郡侯，但他对美女、骏马、车仗等赏赐固辞不受。当时苻坚命令他镇守冀州，并授予他“六州之内以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的大权。燕地平靖之后，王猛便要辞退重任，苻坚不许；不久拜为丞相，复授司徒。虽然王猛一再拜辞，苻坚仍然不许，自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成为苻坚主要的辅佐。
王猛任职18年，为官公正，撤换庸吏，选用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苻坚得意地说，他有王猛“若文王得太公”，王猛谦让说自己不敢比古人，苻坚却更进一步说：“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并且嘱咐儿子苻洪和苻丕：“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王猛性情刚肃，能明辨善恶，但对个人恩怨必有所报，“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报焉”，这也引起当时人们的很多议论。
苻坚得知王猛病重，亲自到南北郊、宗庙、社稷为他祈告，并“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甚至用大赦来表示他的虔诚。王猛在临终前曾劝告苻坚，与东晋要“亲仁善邻”，而鲜卑、羌等终究要成为祸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这一具有远见的遗奏，未被认真采纳，公元383年苻坚攻打东晋，在“淝水之战”大败后，不久就被羌族的姚苌所取代。
王猛死后，苻坚曾三次到他遗体前致哀，破例地为他动用了皇家葬礼的器物仪仗，朝野巷哭三日，谥武侯。
王 镇 恶
王镇恶（372～418）北海剧（今寿光境）人，王猛之孙。农历五月初五出生，家人以为不祥，王猛却说；“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因名镇恶。
王镇恶13岁时苻秦败亡，他流落到河南西部，曾在渑池人李方家寄食。后来镇恶随叔父王曜投奔东晋，住在荆州，喜读兵书，论军国大事，虽不擅长骑马射箭等武功，而“意略纵横，果决能断”。公元409年，刘裕攻广固城（今青州）时，有人向刘裕推荐他，经过交谈，刘对诸将说：“镇恶，王猛之孙，所谓将门有将也。”遂即任镇恶为青州治中从事史，行参中军太尉军事，署前部贼曹，因战功而封博陆县五等子。
公元412年，刘裕攻伐据守江陵的刘毅，镇恶为前驱。战斗极为激烈，镇恶“身被五箭”，手中的槊都被射断，最后大获全胜，刘毅自杀。江陵平息后20日，“大军方至”，刘封镇恶为汉寿县子。
公元416年，刘裕北伐，转任镇恶为谘议参军，行龙骧将军，领前锋。前将军刘穆之对他说：“昔晋文王委伐蜀於邓艾，今亦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说：“不克咸阳，誓不复济江而还也！”后来果然战无不捷，一直攻下洛阳。攻取长安时他身先士卒，一鼓作气攻下长安城。当他安抚就绪在灞上迎接刘裕时，刘嘉奖他说：“成吾霸业者，真卿也。”镇恶却谦虚地说：“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焉！”遂封镇恶为征虏将军。
镇恶性贪，极力收敛财物，刘裕因他功高也不过问。曾有人告发他攻下长安后，私藏后秦主姚泓的辇，“有异志”。经派人密查，原来王镇恶只剔取了辇上装饰的金银，而把辇随便扔在一旁，遂不追究。刘裕任命王镇恶为安西司马、冯翊太守，他保卫边疆屡立战功。后因与中兵参军沈田子不和，被田子谋杀。刘裕称帝后追封为龙阳县侯，谥号壮侯。
任昉
任昉（460～508）
字彦升，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人。仕于南朝宋、齐、梁诸朝。《南史》、《梁书》有传。
任昉幼即聪悟，8岁能写文章，他的叔父任晷曾很得意地夸赞他：“吾家千里驹也。”16岁即被聘请为丹阳主簿，他“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南朝卫将军王俭非常器重他，“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才华横溢的文人王融，自以为当代无人可比，可是见到任昉的文章后也自愧不如。任昉写文章一遍成稿，不须修改，深为当时一代词宗沈约所推称。其文情真意切，透辟凌厉。象《为竟陵世子临会稽郡教》悲概感人，《王文宪集序》逼真传神，《让宣城郡公表》憨态直露，《荐士表》剀切中理，《弹奏萧颖达》凌厉无畏。他的文章与沈约的诗齐名，有“任笔沈诗”之誉。晚年常有诗作，想超过沈约，但因用典故太多，少有佳作。
任昉性至孝，“每侍亲疾，衣不解带……汤药饮食必先经口”。父丧，“哀瘠过礼”。继母丧，庐墓“哭泣之地，草不为生”。他广交士友，与他同时以文学游于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有沈约、谢眺等8人，被称为“竟陵八友”。他能奖掖后学，荐举贤才，少而风神警拔的王日柬和家贫靠抄写奉养母亲的王僧孺，都因他的推荐而能各展其才。他酷好典籍，家虽贫，藏书还多达万余卷，且有许多珍本，是当时的三大藏书家之一。
齐明帝时他任太子步兵校尉，掌东宫书记，中书郎，司徒右长史。梁武帝任命他为骠骑记室参军，主持文翰书记；拜黄门侍郎、吏部郎。后来出任义兴太守，召为御史中丞、秘书监，最后任新安太守。他为官清廉，从义兴调往新安时，船上只有米五斛，连一件拜会穿的衣服也没有。临终前，遗言不许带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旧衣入殓。他性情豁达，不修边幅，更不摆官架，有时在路旁遇到争讼的事便就地询察审理。“为政清省，吏民便之。”死后，阖境百姓痛惜，在城南为他建祠堂，按时祭祀。梁武帝听到他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追赠他为太常卿，谥敬子。
任昉著《杂传》247卷，《地记》252卷，文章33卷，多散佚，现存明人所辑《任彦升集》。民国《寿光县志》载有他的《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和《弹奏曹景宗》二文。
贾 思 伯
贾思伯（468～525）
字士休，北魏益都（今寿光）人，幼年聪慧，10岁能诵诗，“工草隶，善辞赋，文苑儒宗，遐迩归属”。21岁开始出仕朝廷，任太子步兵校尉、中书舍人，转中书侍郎，很受孝文帝的赏识，常随从征伐，孝文帝终时执笔代写遗诏。又任过荥阳太守，南青州刺史、兖州刺史，政绩显著，兖州人民曾为他立德政碑以表怀念。魏宣武帝时，转任辅国将军。公元507年，贾思伯以持节军司的身份，随任城王拓拔澄围攻钟离，兵败退却，贾负责断后，拓拔澄认为他是文人，很可能遇难，贾竟安全归营。拓拔澄称赞他说：“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但贾却说自己因为迷路才凑巧脱险，绝不夸能表功；“时论称其长者”。
魏肃宗时任太尉长史、安东将军、廷尉卿，后因他“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而转任卫尉卿。当时朝廷上下为建造“明堂”的规模格式而众说纷纭，久议不决。贾思伯上《明堂议》，提出了合理的方案，否定了戴德《礼记》中的记载和东汉蔡邕的见解，广征博引，论据确当，学者无不赞同。后升任太常卿度支尚书转正都官，又被太保崔光推荐为侍讲，教授肃宗读《杜氏春秋》，“言约义敷，旨高辞远”。他虽官高爵显，但仍勤学不懈，并能“倾身礼士”，虽在街途，也要“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他对人说：“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谈。
公元525年死于洛阳，肃宗追赠为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贞。同年11月迁葬原籍，墓在今寿光城西南4公里的李二庄。
贾 思 同
贾思同（？～540）
字仕明，北魏益都（今寿光）人。贾思伯弟，“少厉志行，雅好经史”，与思伯“俱为乡里所重”。他任襄州刺史时，值元颢之乱，因坚持不降而被庄帝封为营陵县男。后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又加官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拜侍中。他精通《杜氏春秋》，著《春秋杜氏辨》，今已不传；曾与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互相辩论有关《春秋》的问题，往复质难的文稿积为10卷。死后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青州刺史，谥号文献。墓葬与贾思伯墓并列。
贾 思 勰
贾思勰
北魏孝文帝时益都（今寿光）人，农学家。任过高阳（今山东临淄北部）太守，曾到今山西、河南、河北等省考察过农业，对农业生产有较深了解。约在6世纪30～40年代写成了中国古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巨著《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10卷，92篇，11万余字。当时战乱频仍，民生凋蔽，贾思勰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期富国安民。书中总结了中国当时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介绍了选种、浸种、施肥、轮作等精耕细作的方法，传授了一些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栽培的经验，记述了家畜、家禽、鱼、蚕等的饲养技术。从农副产品的加工、酿造到畜禽疫病的防治均有详细论述，此外还以很大的篇幅引载了有实用价值的热带、亚热带植物。正如该书《序》中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人民衣食之本，“是为政首”，只有发展生产，才是富民强国之道。他主张实行奖励农耕的政策，采用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改革耕作制度，兴修水利进行灌溉。他提倡节俭和长远打算，很赞赏汉代召信臣的“禁止嫁娶送终奢靡，务出于俭约。”告诫人们“穷窘之来”是因为用之无节，忽于蓄积。他说“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70里而用有余”，其原因就是“用之以节”。
贾思勰治学态度严谨。为写好这部书，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书中引用大量古代的农书、杂著，参酌前人的农学研究成果。广泛收集民间的谚语、歌谣，访问有经验的老农，重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亲自进行观察、试验。由此可见，贾思勰治学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齐民要术》一书最初只在民间传录，至北宋天圣年间官方才刊印颁发给劝农使者，指导农业生产。此后，辗转传抄刊印，版本多至20余种，并广为其他农书、杂著所援引。唐代此书即传入日本，现今世界上已有20多种译本出版，还有不少研究此书的著作。它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当时和后世的农业生产都有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古代自然科学史上的一颗明珠。
魏琯
魏琯（生卒年月不详）
字绍华，祖籍寿光县侯镇黄桥魏家，明代迁寿光县城定居。
1637年（明崇祯十年）进士，任监察御史。1645年（清顺治二年）因御史傅景星的推荐，任湖广道御史，同年巡按甘肃。他建议朝廷恢复马市的交易，以怀柔边远的回民；加强纪律，严格管理西疆的军队，避免重犯明代“西陲兵骄”的弊病。这两条建议深得赏识。1647年（清顺治四年）调任江宁学政，次年还京掌河南道。1651年（清顺治八年）漕督吴惟华将榨取灾区百姓白银93000两解京助饷，借邀恩宠。魏琯上疏说明淮阳连年水旱灾情以及“民间辗转追呼，状难悉数”的实况，使贪虐者受到惩罚。1652年（清顺治九年）升任顺天府府丞。
1653年（清顺治十年）任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官）。此时，魏琯力图改善审判制度，上“申明三法司旧例疏”，意在使御使台（检察机关）、刑部、大理寺三者要相互制约，要求“执法不敢不严，原情不可不恕，请敕令会审诸臣慎之又慎”。奏章获准后不久，又任命魏琯为兵部督捕右侍郎。他见旧例窝逃之罪比强盗还重，“非法之平”，便上“谏籍没逃窝疏”。不料疏中指责旧例言辞偏激，有损皇帝“圣明”之尊，顺治帝大怒，责其“偏私市恩”，降三级使用，后又借故将他“革职遣戍辽阳”，遂逝于辽。
姚堂
姚堂（？～1723）字尔升，寿光县丰城乡姚屯人。膂力过人且精于骑射，总兵蔡毓荣发现他武功出众，认为“此将门千里驹也”，遂任以把总之职。清康熙帝到古北口外巡视，见姚堂气度雄伟，便予以超格提拔。后任至福州水师提督。福州素称海防重地，更加当时所辖台湾岛，尤当冲要，为外人所觊觎。姚堂便亲往镇守，加强战备训练，严密警戒巡逻，使军民和睦相处，海疆多年赖以宁静。1723年逝于台湾。
魏塾
魏塾（？～1780） 寿光城里人。兵部侍郎魏琯的五世孙，性鲠直，见义勇为，颇具肝胆。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山东巡抚国太（满族镶白旗人）以皇帝游泰山为名，私加田赋。当时恰逢寿光歉收，百姓无力负担，魏塾倡议拒缴苛赋，群众纷起响应。县令劳敦樟（安庆人）闻知，惊虑不安，将魏召至县署，查问抗缴田赋之事。魏氏义正词严，直答不讳。县令心虚理屈，以“弗拒，亲族可免”为条件笼络他不要聚众滋事。魏塾当即厉声回答：“免我亲族，害及百姓，大不可！”山东巡抚国太得到劳敦樟的禀报以后，既恨又怕，于是与劳共谋，设下陷害魏塾的毒计。他们先买通寿光城西一个与魏相识且又品质卑鄙的庞某，遣使庞某以治学为名向魏塾借阅《明史》，然后在借阅的《明史》内，加眉批骂吴三桂是“夷种”，乘魏不在意还送魏家，随之告密诬害。时值文字狱治罪甚严，魏家遂被抄家灭族，祖茔中的林木也被锯头箍铁，族人多更名改姓四散逃亡。国太、劳敦樟阴谋得逞，制造了一起阴险毒辣、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魏塾被杀于青州东关教场，因他是为百姓请免苛赋而被诬杀，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途经青州的寿光人大都要到东关教场去凭吊祭奠，以表敬意。至今，寿光仍流传着“论理不斩魏塾”的俗谚。
李 茂 盛
李茂盛（1722～1795）字莪华，寿光县李家官庄人，后定居九巷村。曾考中秀才却无意仕途，专心研习父亲所传授的医术，精通内外两科，尤擅长诊治疮疡与小儿痘疹。县令叶一泓的母亲患肺痈，前后更换十几位医生，都难以确诊而束手无方，后一经李手立得痊愈，从此声名大振。远近就医者多能奏效，救治痊愈的人数以万计。
凡登门就医者不分亲疏贵贱，他一律挨次诊治，而且常是先照顾家境贫寒的人。他说：“有钱人稍有不适就请医服药，往往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病；穷人舍不得花钱，非重病不来就医，所以应先照顾他们。”一次，姜、柳两名差役由县衙送李回家，途中遇一贫穷妇女，因无钱为母亲请医生治病而哀愁叹息，李遂自荐前往诊治。开出单方后又怕病家无钱，便叮嘱到九巷村他自己开设的药铺去，可以免费取药。素喜依仗官势凌欺百姓的姜、柳两人，见此情景也大受感动，对李说：“将来大老爷（指县令）为你建庙时，我二人愿分立左右站班伺候。”后来李大夫庙内果然塑有站班两人，且都呼之为“姜大哥”、“柳大哥”。
当时乡村缺医少药，请医生常是车马迎送，设筵招待。李大夫自立规矩，10里以内徒步往来，无烦车马。吃饭只需烧酒一壶，烧饼两三个即可，并声称这是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是为了减轻病家的负担。对重病详细记录病情，常是不请自到及时复诊。每遇时疫流行，他更是不避寒暑，往返跋涉，竭尽所能，救危扶伤。患者多受其德，群众威望极高，以至生前便在九巷村为他筑生祠，死后又在李家官庄建李大夫庙纪念他。
每年农历四月十三是李氏生日，庙前有3天庙会，香客商贩，远道云集，呼应熙攘，接踵联袂 。当地谚谣：“舍得了秋和麦，舍不了官庄会”，盛况可见。为感念先生，人们仍依他生前所嘱，用烧酒一壶，以红线系烧饼一个祭奠他，香火延续，至今不绝。
李莪华生前曾著《临床验方》一册，四方传抄，远及邻县，惜今已散佚无存。
1985年，群众自愿集资建“莪华纪念堂”，一倡众和，奔走相告，两个月内集资近5万元。邻省邻县闻风前来送款的也有不少。纪念堂落成后，在大门两旁镌刻对联：“为人民做好事千古称颂，替群众解疾苦万世留名。”
张 玉 山
张玉山（1898～1927）原名张振儒，字玉山，寿光牛头镇张家庄人。8岁在本村读私塾，15岁入凤台高小，后转入寿光县高等学堂，18岁毕业后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和同学延伯真等9人组成进步团体“青年互助社”。当时，他虽已身染肺病，却仍以顽强毅力完成学业。1922年返回寿光，1923年，他邀进步青年王云生到张家庄办学堂、扒神像、卖庙树、自筹经费，联系实际自编教材，宣传新思想，普及新文化，深受群众欢迎。
1924年4月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张玉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共寿广支部书记，统一领导寿光和广饶两县的党团工作。
1924年12月，张玉山领导巨淀湖畔的人民，把欺压百姓贪污肥私的巨淀区区董侯乃萱赶下台。1925年秋，领导张家庄短工市的雇工，为增加工价而胜利地进行了罢市斗争。同年，寿广支部分设，张玉山任中共寿光支部书记。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他接受了李植庭的聘请，到崔家庄双凤小学任教员，甘尽义务不取报酬。并建立了中共双凤小学党支部、共青团支部，以此为活动中心，扩大了党团组织的队伍。
1926年8月，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和直接帮助下，正式建立了中共寿光地方执行委员会，张玉山被选为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的病情日益严重，但仍以奋斗不息的精神顽强地工作。曾带病到上海、济南、青岛、高唐、益都等地参加会议。有时病重，为了保密又不得不避开家人，便强支病躯被搀扶到场院，躺在柴禾堆上研究工作，并在1927年的春夏之交，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抗粮抗捐斗争。第一次大革命以后，由于他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即使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有利于革命的局面，争取时间，积聚了革命力量。
由于革命斗争的艰苦，夜以继日的操劳，张玉山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幸于1927年12月18日病逝。中共寿光党组织和群众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上级党组织也派来代表并送了挽联。1965年中共寿光县委和寿光县人民委员会在烈士陵园为张玉山重立纪念碑，以表永远怀念。
李 植 庭
李植庭（1871～1964）原名李三槐，寿光田柳乡崔家庄人。7岁入私塾，21岁在本村任塾师。时值维新潮流兴起，李受其影响遂以“教育救国”为志。但因阻挠重重，难展其志，遂辞塾师，于1903年去东北创办学堂。1912年返回家乡，1913年入寿光师范传习所王高单级分所进修半年。冬天开办崔家庄初等小学并附设夜校班，自任教员，甘尽义务。1915年他带领群众拆掉庙里的神像，并献出一百吊铜元带头集资，建成教室15间，各方筹谋延聘教员，创办了高等小学――双凤学校，李被推任校长。
1925年，寿光县最早的中共党员张玉山、王云生等在崔家庄、王高一带开展工作，李植庭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并认识到共产党是拯救中国唯一可靠的政党。他不惧白色恐怖，聘请张玉山、马香圃（即赵一萍）李灼亭、李汉卿等共产党人任教员，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掩护他们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他配合中共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让出教室创办农民学校、同乐会、国术馆，并兼任国术馆名誉馆长。
1927年因军阀混战，双凤学校遭破坏。1929年李植庭自己负担购地费用，搬迁校舍重建学校，并改名“寿光县立第八小学”，李仍任校长。1931年又从潍县广文中学聘请杨玉霞、杨爱莲二位进步女教员，开设了女生班。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中共寿光县委邀请李植庭参与“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组织工作。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在牛头镇起义时，他利用区长的合法身份（抗战初国共合作，李曾被委任七区区长）全力支援。
1939年，日军曾以高官厚禄诱请他“共商政事”，被他严词拒绝。1940年12月他当选为清河区参议会参议长。此后，随军转战黄河两岸，深入群众访贫问苦，自己动手开荒种地，被清河行署授予“劳动模范”和“拥军优属模范”的光荣称号。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李植庭被选为渤海区参议长。
1946年4月，他以山东解放区渤海区代表的身份，被选为出席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解放区代表未出席）。
1946年11月1日，李植庭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他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分管教育工作。山东省政协成立后，他当选为第一、第二届省政协委员。
李植庭工作勤恳，生活朴素。他的参议长办公室和宿舍一共两间小土屋。土炕上一卷露出棉絮的被褥，一身补过的土布衣服，一枝旱烟袋，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李植庭自奉虽俭，办学和资助学生却非常慷慨。据统计，自1950年2月至1963年6月为教育事业献出3859元，受他资助的学生后来成为县团级以上的干部20余人，其中军级7人。因其资助而能升入中学、大学深造者，更是不胜枚举。
晚年，李在家乡仍孜孜不倦为教育事业操劳，1964年逝世，享年93年。山东省政府、省政协派人参加他的葬礼，并送挽联一幅：“教到老，学到老，教学到老；勤一生，俭一生，勤俭一生。”
马 保 三
马保三（1887～1964）寿光县牛头镇人。名马鉴堂，曾化名张炳炎。10岁入村塾读书7年，后辍学务农。为人急公好义，在乡里很有威望。
192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更谨言慎行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扶助工农为己任。1926年任中共寿光县委宣传委员，分管农运工作。他四处奔走，组织农会，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反军阀、反苛捐杂税的斗争。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出走东北，转往朝鲜，在仁川与当地同志组织中华劳动组合会，开展抗日活动。1933年7月他返回家乡寿光，8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县国民党头子辛景张以“顺应潮流，何必冒险”等言词劝他自首，他义正词严地回答：“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为工农大众解放，我不考虑危险不危险。”敌人又把他解往济南关押审讯，施以酷刑，他坚贞不屈。敌人无可奈何，只得借机勒索财物，准予保释出狱。
1934年马保三出狱时，寿光的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失去组织联系，他仍积极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1935年他掌握了国民党乡长马炳修贪污公款的一些事实，便据此揭发真相，发动群众清查帐目，最后迫使县长宋宪章撤了这个恶霸地主的职，并答应群众的要求，委任马保三任乡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共寿光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组建人民抗日武装。遂即发动了声震渤海平原的牛头镇起义，树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马保三被推选为司令员。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跑了8个乡、几十个村庄，组成了一支80多人的“抗敌后援队”，为起义组织了骨干力量。又于12月中旬，乘机截获了国民党羊角沟警察局准备南逃而运往县城的1门炮和部分枪支弹药。为此县长宋宪章大为恼火，派兵包围牛头镇逼索枪支。马保三据理谈判，晓以民族大义；最后，来人仅带回少数枪支交差了事。起义前夕，他毁家纾难，不仅献出了全部粮食，而且全家老少一齐动员，成了起义部队的后勤部。
1938年，这支部队挺进胶东，回师邹平、长山，转战沂蒙，驰骋鲁中南，在临朐五井战役中全歼进犯日军，为人民屡建奇勋。
1940年7月在沂南青驼寺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上，马保三被选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代行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副议长。在此期间，他曾根据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地方上的民主选举法、双减法、婚姻法、财经法，对建立各级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青岛解放后，马保三任青岛市长。他廉洁奉公，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秘书要给他添置当时城市流行的“太平洋”被单，他婉言谢绝，并常常教育同志们，进城后不能忘了人民群众，不能象闯王那样进了京昏昏然起来。离开青岛时，他告诉秘书说：“进青岛时带什么，走时就带什么，多一件也不要。”拒绝任何馈赠礼品。
1950年他被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并任省委统战部长。1958年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1959年在山东省政协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继续当选为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省委委员。1964年2月因病逝世于济南。
王 云 生
王云生（1903～1972.9）名伯龙，字云生，寿光县王高镇王高人。出生于贫农家庭，10岁始得入本村小学，所以他读书勤奋，深得老师赏识。
1923年，王云生应张玉山的邀请到张家庄教学，共同研读《共产主义国际》等马列主义书籍，学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1924年4月，经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他和张玉山一道举办平民学校、抗粮社、互助会，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先后在张家庄、南台头、王高、芦家庄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培养了许多党的骨干。
1925年8月，王云生被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第五期训练班，聆听了毛泽东、彭湃等党的高级领导人讲课。1926年1月结业后，山东省委分配他担任青岛市委组织委员。1926年2月被捕，军阀政府虽对他一再刑讯，终因无供词而不得不于8月间将他释放。1927年7月被选为中共青州地委农民委员，出席了省委在益都圣水村召开的党团联席会议；10月，在济南郭店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云生当选为省委委员。
1928年1月，在坊子召开的省委执委会上，王云生当选为省执委常委，负责农运工作。3月间他奉命回寿光召开党代表会并被选为县委书记。不久，县委领导的抗捐抗粮斗争形成了高潮。
1930年，王云生任县委委员和青莱特委委员。1932年秋调山东省委工作。1933年2月，因判徒出卖而被捕。他与被捕的同志团结战斗，反诱降、反自首、反迫害，进行绝食，严守机密，保持共产党员高尚革命气节。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王云生出狱回到寿光。11月，出席了县委在牛头镇召开的扩大会议，组建“国民党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并担任八支队作战科长、军法处长。此后，他历任山东纵队特务团政委，寿光县县长，山东省渤海区党委委员，渤海五专署副专员，渤海三专署副专员，山东清河、淄博地委委员，专员公署专员，山东军区国防建筑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山东移民垦荒局局长，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委，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王云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关心别人。行军途中，他的马常让给体弱有病的干部骑；每逢有人送他稀罕食品，如明水大米、淄河鳖、羊角沟蛆虾酱等，他总是做好邀集大家共享。但对待原则问题，却坚持不让。在清河专署时，有人要从没收的敌伪物资中拿走一台收音机，王云生坚决不同意，这台收音机因而未入私囊。1950年，他在盛产煤炭的淄博专署任专员时，有位老同学请他帮助趸煤贩卖，他不徇私情并诚恳劝诲，终于使对方心悦诚服而去。1952年，中央指示清理各单位的“小私房”上缴国库，当时在淄博专区有个别部门想抗拒不缴，王云生对贯彻上级指示态度坚决果断，立即组织人力进行清理，绝不袒护。
1953年春，他在山东军区国防建筑工程指挥部工作，有的负责同志提议要成立干部子弟小学，王云生说：“干部子女有父母照管，应该先成立烈士子弟小学，才能对得起为国捐躯的烈士。”他遇事考虑周到，首先替别人着想，对自己则严格要求。在淄博专署时，他用的电扇是从没收的敌伪财产中拣出来的，经过修理才能使用。管理员要购置沙发，他诙谐地说：“那玩艺儿不是咱坐的，坐上会把骨头化了的！“
王云生平易近人，每逢节日他就到伙房、交通班、警卫排，和大家一块过节。他对同志们的工作、生活、文体活动，无不体察关切，所以大家有话都愿对他讲，有意见也敢向他反映。
1972年9月18日病逝于上海。
陈 少 敏
陈少敏（1902～1977）女，原名孙肇修，寿光孙家集镇范于村人。其父孙万庆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少敏幼时深受反封建思想影响，15岁在孙家庄（今洛城乡）小学堂毕业，升入潍县文美女子中学。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大革命时期，少敏主要从事秘密革命斗争。1930年，任中共青岛市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以女工身份，掩护和配合省委书记任国祯的革命活动。1932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妇女部长、秘书长，后又调中共唐山市委任宣传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中共中央派往河南任中共洛阳特委书记、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率部从河南竹沟挺进湖北赵家棚与李先念会合，任中共鄂中区党委书记。1940年，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挺进纵队副政治委员。在此期间，她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直接领导武装斗争，常出奇制胜，使敌人闻风丧胆。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46年调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部长，时国民党反动派调集30万军队，将中原军区部队包围。少敏审时度势，根据中央分路突围的决定，将地方老弱干部化装疏散，集中精干兵力胜利突围。这一果断措施，使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干部摆脱敌人包围，胜利到达延安，受到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接见和慰问。
建国后，陈少敏先后任中国纺织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时期，她深入调查研究，总结推广了在纺织工业上的郝建秀工作法，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水平，为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文化大革命”时期，她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以“不表态”、“不举手”的方式，公开抵制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错误决定，因此受到林彪、康生、江青等的残酷迫害。1977年12月14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