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丐帮门派时装:如何阻止社会道德滑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6:21:59
近些年,我国社会道德出现滑坡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但滑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重建道德,却人言人殊。有的人认为道德的衰败是因为丢掉了传统文化,要想重建道德,非把孔夫子请回来不可。这种看法很值得怀疑。社会道德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牵涉到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和分配是否合理、社会资源的占有是否公平公正,以及法制是否完善等等,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打一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仅靠弘扬儒学所能奏效的。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儒学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汉民族的凝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功不可没;对于人们的道德修养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培养了范仲淹这样道德高尚、出将入相的杰出人物。近代有一个梁漱溟,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称作“最后的儒家”。此人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训条修养的一位高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他为国奔走,在条件恶劣时守身如玉,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做人原则,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道德原则。
但是,对儒学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历史作用不可估计过高,在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危机方面的作用也不可期望过高。其最大的缺陷是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修养而轻视制度建设。它既没有宗教的精神约束,也没有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配套法律。因此,它不仅不能约束帝王的行为,也不能约束官员的行为,否则不能解释为何历史上出了这么多的昏君和贪官。如果社会没有公正和公平可言,就不能指望公众能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儒学对大众的最大影响也仅限于忠孝之类,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共道德几乎没有关系。
儒学的道德训条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的现象,我们自己也许已经看惯了,见惯不怪了,而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人观察中国的目光却比我们敏锐。19世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儒学思想体系汇编》中就指出儒学的这个缺陷:“儒教对罪恶行径持否定态度,但态度不够强硬,除了在道德上予以谴责外,没有提出任何惩罚措施。”对中国抱同情态度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长期生活在山东农村,对儒学也颇有研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写了一本《中国人的德行》。和花之安一样,史密斯也发现儒学道德观与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他写道:“儒家学说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笔者相信,在儒家学说下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这一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儒家学说如何使大部分人变得高尚起来呢?”他发现,中国人最大的道德缺陷是对人缺乏诚信和关怀,缺乏公共意识和法律意识。他写道:“我们把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人的所作所为,与那些经典的教诲对比后就会发现:这些教诲注重在道理上把社会带向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境界,在社会实际中并没有看得到的作用。”19世纪在中国的西方人都对当时中国人的不诚实印象深刻。史密斯引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库克的话说:“西方人最讨厌被人称为‘说谎者’,但如果你对中国人说同样的话,他一点都不会气恼,也不会感到受了伤害。他不会否认这是事实,只是这样回答:‘我可不敢对阁下说谎。’对一个中国人说‘你谎话连篇,现在就在说谎’,就像对英国人说,‘你这家伙,张口就是俏皮话,看你一脑子的稀奇古怪的念头’。”而儒学明明强调“民无信不立”的,“仁义礼智信”的教条人们也念了两千年,喊了两千年,产生的效果竟然是如此,不能不使人失望。
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爱心和诚信的确是我们民族性格中的两大缺点。关于对人要有同情心,要关爱,儒学是当作要点强调的,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仁”,在“仁义礼智信”五大道德中居首位。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拿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1910年到1911年,东北和华北曾流行肺鼠疫,据记载,死亡人数高达6万人,哈尔滨傅家甸最为严重。1911年1月8日《盛京时报》有一则新闻,说12名俄国人应邀到傅家甸一个轮船管带家中作客,“入街处,见有华人尸身7具,围观之华人约40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1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有一巡警站岗,问为何不管,该巡警说:“虽倒毙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时乘车之俄国妇女吓得“几乎不省人事”。流风所及,今天依然可以见到对他人缺乏关怀,缺乏爱,甚至对他人的生死漠然处之的事。其实,人们说道德滑坡,主要是与计划经济的年代相比较,而几乎没有人将其与历史作比较。将古代社会想象为君子之国是没有根据的,把现在的道德滑坡说成是因为传统儒学的被遗忘也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