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账号怎么解封:毛泽东也大谈节育:“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是栽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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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大谈节育:“错批一人 误增三亿”是栽赃 时间:2009-11-13 18:48:05  来源:网络  发布者:Amanda

  5.设立专门机构,为落实计划生育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或者设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 。

  1964年1月,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各直辖市和多数省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或领导小组。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

  6.少数民族要发展人口

  节育要分具体情况,不搞一刀切,这是符合计划生育精神的。所谓计划生育,不是一味地增加,也不是一味地减少,而是根据实际需要有计划地增减。这体现了人口总体控制过程中的辩证法。

  毛泽东十分关心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 “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

  1971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韦国清、丁盛、刘兴元时还说:你们那个民族(壮族)人口要增加些才好。

  三、提高人口素质

  建国伊始,毛泽东就关注人口的素质问题。提高人民的素质,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建国后,党和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全国开展扫盲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一为‘穷’,

  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文化落后的状况,提高人民的整体素质,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全局考虑,确立一条正确的教育方针,从青少年抓起。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方针也是提高公民素质的根本方针。

  1958年8月,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劳动者,也是提高人口素质的一个重要目标。

  四、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与历史启示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

  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已经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仅大陆地区的人口就已达到5.9亿。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深感忧虑并高度关注。中央主要领导人都明确表态支持节育和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提出,60年代在城市和少数农村推行,七十年代逐步在全国推行。回顾这一段走过的历程,是很有意义的。

  1953年8月,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节制生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

  1953年9月29日,周恩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作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大致算了一下,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平均要增加一千万,那么十年就是一万万。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

  1954年5月28日,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召集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联席座谈会,并在总结时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2月,卫生部根据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份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批转这份报告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 第一次把节制生育上升到党的重大政策。

  1957年8月20日,陈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 这次会议决定,由陈云兼中央节育委员会主任。一个月后,陈云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指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除了农业增产外,“还要有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娃娃要少生一点。”1957年10月国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 。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为了抓好全国的人口控制,毛泽东还建议采取一些重大的行政措施。1971年,在他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专门批发文件,提出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人口增长规划。1973年7月,毛泽东又建议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亦相应建立计划生育工作机构,牵动亿万个家庭的计划生育活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净增人口数由2321万降至1285万,自然增长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倡导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之后,再来看看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说,还站得住脚吗?

  “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由来。“如果在50年代中期就像70年代那样注意控制人口增长,那么中国人口就不会增加3亿”,这是“误增三亿”的基本根据。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底,批判高潮是在1959年底。对马寅初以及他的《新人口论》的公开平反是在1979年6月,“错批一人,多增三亿”观点的出笼是在1979年8月。1957年,我国的人口总数为6.46亿,而到1979年年中,我国的人口总数为9.69亿。22年间,总共增加3.1亿。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我国在马寅初提出控制人口的当时就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把全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立即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增长的巨大惯性,也不可能使这段时期的人口就达到“零”增长。

  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高峰在1952—1957年,在批判马寅初之前;第二次人口高峰在1962—1967年,此时中央已经明确表示支持节育,与“批马寅初”浪潮无关;对人口增长直接施加影响的是人口政策,而不是人口理论,当时的人口政策并没有因“批马寅初”而改变,更没有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增长有惯性,将22年人口增长3亿定性为“误增”是不科学的。如果这期间严格执行节育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是可以少增加一点的。这说明我们对计划生育问题的认识和执行力都不够。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实行计划生育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措施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也是来源于对过去这一教训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