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草书《重熙帖》拓本
王羲之草书《重熙帖》拓本
王羲之《重熙帖》，八行，68字，草书。帖中“重熙”乃郗昙，“荀侯”指荀羡。所言皆升平二年（三五八）事。当年六月，前燕降将、并州刺史张平为前秦苻坚所逼，又投奔平阳。未久，荀羡攻山茌，拔之，斩前燕泰山太守。复为前燕所败。是时，荀羡疾笃，徵还，朝廷遂委任郗昙为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出镇下邳。王羲之正是在荀羡徵还，郗昙出镇之前写下这一尺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年的八月间，谢万出任豫州刺史，王羲之曾与牋桓温，陈说谢万其人可处之庙堂，不能任以荒余外镇。未果，又至书谢万，嘱其与士卒同甘苦。对于郗昙出任边鄙，王羲之仍不甚赞同，故希望荀羡身体转佳，郗昙或可免此一役。王羲之反对谢万、郗昙出镇边鄙，是知人之论。升平三年三月，谢万、郗昙迎击前燕慕容，果然战败。《晋书》载王羲之有鉴裁，非虚言。《宣和书谱》著录《重熙帖》帖目。此帖亦为《大观帖》、《澄清堂帖》、《玉烟堂帖》收刻。
释文：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堪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當轉佳耳。若熙得勉此一役，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處理。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一作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人(今属山东临沂)。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12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从小向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仑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王羲之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曾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历史上第一次学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则在唐。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帝、蔡襄，元代赵孟 ，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王羲之楷书师法钟繇，草书学张芝，也学习李斯、蔡邕等的书法，博采众长。后人评其书法 “龙跳龙门，虎卧凰阁”。宋代米芾称之为“天下行书第一”。
王羲之作品的真迹已难得见，我们所看到的都是摹本。王羲之楷、行、草、飞白众体兼擅，如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等。他所书的行楷《兰亭集序》最具有代表性，为唐太宗所珍爱，唐太宗死后，将其陪葬在昭陵。王羲之的逸事如“东床坦腹”、“以书易鹅”等广为流传，可能在世人的心目中，王羲之是一位率性而为、风度翩翩的风流才子。那么历史上的王羲之是否真如他的书法艺术那样“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呢？
羲之年少时，性格内向，讷于言辞，并没显示出有什么出奇之处。相传一天王羲之正在伯父王敦家做客，王导和庾亮来拜访王敦，羲之便站起身来要告辞，王敦挽留他，说都是自家人，没有什么可难为情的。王羲之最先崭露才华便是在书法艺术方面，最早为卫夫人所赏识。王羲之年少时开始向卫夫人学习书法。十二岁那年，书法水平进步很快，卫夫人见了，对太常王策说，这个小孩一定会找出用笔的决窍，现在看他的书法便有老成之智。于是流着泪说，他将来的名声一定会大过我，会将我的擅书之名遮蔽。
王导与王敦十分器重羲之。当时陈留人阮裕名声很大，做王敦的主簿。王敦曾对羲之说：“你是我们王家最优秀的子弟，你的成就应当不比阮主簿差。”阮裕也对王羲之有美誉，将其与王承、王悦并称为“王氏三少”。周顗是当时人物品鉴的专家，经他品评给予肯定的人物，身价倍增。十三岁那年，王羲之去拜见名士周顗。王羲之位次在众人之末。周顗观察王羲之后，觉得他是个奇异的人物。当时以牛心为贵，众客人都还没吃呢，周顗先割下一块牛心，给王羲之先吃。于是王羲之名声大噪，开始为世人所知。
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成就一直是自信满满的。他曾给人写信说：“张芝在池边学习书法，池水都黑了。假使我也向他那样用功学习，我未必就不如他。”羲之的书法成就刚开始时不如庾翼和郗愔，等到了暮年，书法精妙。曾经用章草写了封信给庾亮。庾翼看了之后，深深叹服。于是给羲之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曾经收藏了张芝的章草十张，过江时颠沛流离，丢失不见了，我常常慨叹绝妙的书法真迹从此绝迹了。忽然看到你给家兄的回信，看了你的书法，焕然若神明，真可比拟旧时收藏的张芝的作品。”可见王羲之在书法方面是有意识的以前辈张芝为榜样，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的书法艺术是可与张芝媲美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晋代士族大姓非常重视门第，在婚姻上讲求门当户对。当时的一位大士族郗鉴想与王氏家族联姻，在王氏子弟中为自己的女人挑选佳婿，就派门生到王导那去。王导让来人到东厢王氏子弟处所随意挑选。门生来到东厢逐一地仔细地观察了王氏兄弟后，回去向郗鉴汇报说：“王氏的诸子弟都不错。他们听说郗家派人来选女婿，一个个都衣着整齐、神态矜持。只有一个在东床上坦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佳婿。”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在东床上坦腹而食的正是王羲之，就把女儿嫁给了他。“东床快婿”的成语就是由这而来的。
王羲之书名大噪以后，世人竞相争求他的墨宝，也有一些逸事广为流传。王羲之生性爱鹅。会稽有一位孤居的老妪养了一只鹅，鸣声很动听。王羲之想买而老妪不卖。于是有一天王羲之带着亲友坐着车来观鹅。老妪听说王羲之要来看鹅，就把鹅杀了，烹好了等着王羲之来。王羲之因所爱之鹅因其欲看而死，慨叹惋惜了多日。山阴有一道士，善养鹅。羲之去他那里观鹅，非常高兴，坚持要买鹅。道士说：“如果你肯给我书写一部《道德经》，我就把这群鹅都送给你。”羲之欣然应允，书写完毕，带着一笼子鹅归家而去，非常高兴。
王羲之还常常即兴书写。相传《兰庭集序》就是他酒醉之后即兴书写的佳作。王羲之曾到他的一个门生家，看见几面光滑洁净，便在上面书写起来，真书与草书相半。后来门生的父亲不知道是王羲之的书法，以为是谁随意书写的，便刮去了。门生懊恼不已。王羲之曾经在蕺山见一老妇人，卖六角竹扇。羲之见其卖扇不易，便在每张竹扇上书写五个字。老妇人起初有点生气。羲之便对老妇说：“你就说之扇子上的字是王右军写的，每张扇子卖一百钱。”老妇人照着王羲之说的去卖，果然，人们争相购买。过了几天，老妇人拿了一批扇子来找王羲之，请他再在扇子上写字，王羲之笑着没有答应。
王羲之既有其纵情任性的一面，也并非对政事毫不挂怀。他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他做参军，长史。朝廷公卿爱其才，频频召他作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应命。后应扬州刺史殷浩之召，做了护军，又苦求做宣城郡，未被准许，最终做了右军参军、会稽内史。王羲之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有较准确的判断。曾言辞垦切的写信告诫殷浩不要北伐，殷浩不听，果然被姚襄所败。他还曾开仓赈济饥民。王羲之最终辞官不作，因他与王述交情不好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骠骑将军王述，年少时即有美誉，与王羲之齐名，而王羲之平素就很轻视他，与他的交情不好。王述先做会稽令，因为母亲去世回到山阴办理母亲的丧事。王羲之代替他做会稽令，多次说要去吊丧，却连日不去。后来羲之前去吊丧，主人已经哭了，他却不上前就离去了，用这种做法来羞辱王述，从此他们之间的嫌隙越来越大。王述每每听见角声响起，就以为是王羲之要来了，便收拾好了等待他的到来。像这样过了多年，而王羲之竟然一直没有再来，王述深为不满。等到王述做扬州刺史，将去就任时，路过会稽，没有拜访羲之，便离去了。在此之前，羲之经常对宾友说：“王述就只能作个尚书，到老了才能做个仆射。想再求当会稽令，是不可能的。”等到王述做了大官，羲之以在其下做官为耻，于是便派使者到朝廷去请求将会稽分为越州。使者没有达成使命，王羲之此举被当时的贤士所笑。不久王羲之内心惭愧，对其儿子说：“我不比王述差，可是官位与他相差悬殊，是因为你们不及坦之的原因吗？”王述后来到会稽郡视察，查出王羲之为政失察之处。王羲之深以为耻，于是便称身体有病，离开会稽郡。在父母坟前发下誓言，再也不出仕为官。后来朝廷因为他发下的誓言太坚决，也就不再征召他做官。王羲之辞官之后，与东土人士游山玩水，荡舟钓鱼为乐。又和道士许迈共同修炼服食。不远千里采集药石。游遍了东方多个郡县。走遍了名山大川。自己也常慨叹：“我卒当以乐死。”他在给吏部郎谢万的信中也表达了自己晚年的志愿便是寄情山水，颐养天年。王羲之五十岁那年去世，朝廷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生前的意愿，坚决辞让不受封。
孔子曾经观人不以一面。王羲之的奇闻逸事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鲜活的书圣形象。既有其超凡脱俗、率性潇洒的一面，又有积极入世，关心百姓民生的一面，也有将其好恶爱憎付之于行动的一面。
延伸阅读（一）
晋书·王羲之传
原文：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所器重。时陈留阮裕有重名，裕亦目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记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
性好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能得，遂携新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送耳。” 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尝至门生家，见篚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后为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羲之书为世所重，皆此类也。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侯己，辄洒扫而待之。
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
译文：
王羲之字逸少，是司徒王导的堂侄。王羲之小时候不善言谈，人们看不出他有什么超人之处。长大后，他很善于辩论，并且以性情耿直而著称。他特别擅长书法，是古今以来的第一人。人们称赞他的书法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他的伯父王敦、王导都很看重他。陈留(今河南开封附近)人阮裕在当时享有盛警，而阮裕也看重王羲之，把他和王悦、王承视为王家三位少年英才。有一次，太尉都鉴派门生来见王导，想在王家子弟中选位女婿。王导让来人到东边厢房里去看王家子弟。门生回去后，对都鉴说：“王家子弟个个不错，可是一听到有信使来，都显得拘谨不自然，只有一个人坐在东床上，坦腹而食，若无其事。”都鉴说：“这正是我要选的佳婿。”一打听，原来是王羲之。郡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羲之很喜欢服药颐养性情，不喜欢在京城，刚到浙江，便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会稽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名士荟萃。谢安未做官时就住在这里。还有孙绰、李充等人，皆以文章盖世，他们都在这里建有住宅，与王羲之情投意合。王羲之曾和一样好友在会稽山阴的兰亭宴集，并亲自作序，来抒发自己的志向。
王羲之生性爱鹅，会稽有一位孤老太太养了只鹅，叫声很好听，他想买而未能得，于是就带着亲友去观看。谁知老太太听说他要来，竟把鹅烹煮了，准备招待他，他为此难过了一整天。当时，山阴有位道士，养了一群鹅，王羲之去观看时非常高兴，多次恳求道士要买他的鹅。道士对他说：“你若替我抄一遍《道德经》，这群鹅就全部送给你啦”王羲之欣然命笔，写好后把鹅装在笼子里回去了，一路上乐不可支。还有一次，他到学生家去，看见人家的篚木矮桌洁净光滑，就在上面写起字来，一半楷书，一半草体。后来那位学生的父亲无意中把这些字给刮去了，他的学生懊悔了好几天。他的书法注当时就很被世人看重，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王羲之常自称；“我的书法和钟瑶相比，可以说不相上下；和张芝的草书相比，也如同大雁排行。”又曾经写信给人说：“东汉张芝临池学写字，池水都变成黑色，如果天下人象他那样沉迷于书法，也不一定比他差。”
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声誉，与王羲之齐名，但王羲之却看不起他，因此二人不和。王述先做了会稽内史，因为母亲去世，就辞职守丧，王羲之来接替他的职务，只到王述家去吊唁一次，就再也不登门。王述每次听到外面有号角声，总以为王羲之来看望自己，连忙洒扫以待，这样过了一年，而王羲之竟然不顾，王述深以为遗憾。”
延伸阅读（二）
王羲之对友负责对子严
王羲之，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祖籍山东临沂，年轻时很爱游山玩水。一年春天，他去杭州探访好友，走到苏州地面，就病倒在馆舍里，整整病了一个月。出门时身上所带的盘费也已用光，要到杭州看朋友也不能了。这怎么办？他想了想，忽然记起在他住的旅馆对面有一个当铺，他记得那个当字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何不写个“当”字去当了。于是就叫书童铺纸磨墨。他写好一个当字，叫书童拿去，价格是30两银子，少一两也不当。
书童来到当铺，展开王羲之的字，老板一看，果然是个好字，就问当多少钱，书童说30两银子，少一两也不行。老板端详着说：好字是好字，只是带着病容，不值不值。书童回来把老板的话说给王羲之，王羲之说：嘿，我看得起你，你倒牛起来了，好！我就再写一个。王羲之又写了一个字，让书童拿去，老板一看，说道：这个当字比那个有力多了，只是带着孤气和怒气。就这吧，我要了。交给书童30两银子。王羲之有了钱，又可以上路了。
他来到杭州，见了朋友，朋友设了一桌好酒招待王羲之，在座的有一位朋友的亲戚，开着一个当铺，想求王羲之写个当字做招牌，王羲之说：我已经写好了一个“当”字，你去取回来就是了。王羲之把当票掏出来，交给那人。那人带着银两就赶往苏州而去。
到了苏州，见了当铺老板，就要赎当。老板听他不是本地人，想坑他一下多捞点钱，算盘子一拨拉，连本带利开口要他40两，那人掏出40两给了老板。老板有点纳闷，明显是坑他，他却喜滋滋地掏出40两银子赎当。就问他：请问，这个字有什么珍贵的？那人说：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再会！老板一听是王羲之的字便急了，喊道：你回来，我拿50两银子要了你的字，要不100两，100两！那人听都没有听，回到杭州见了王羲之，交出了那个“当”字。王羲之接过来看都没看，嚓嚓几下把那个字撕了个粉碎。那人可惜得不得了。王羲之笑笑说：生意人最重要的是一个和字，和气生财么，这个字是我病好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写的，带着几分怒气，我再给你写一个，包准你挂出去能发财。于是，王羲之运气着力，挥笔写下一个很大的当字。在场的朋友们无不称奇，人人都夸这个“当”字极好。这个“当”字经工匠刻制，挂在杭州城的通衢大道处，非常显眼，生意也非常热闹。从此以后，杭州城的当铺成了全国最出名的当铺。
王羲之不但对朋友负责，不允许给朋友的字有一点瑕疵，而且教子也相当严格。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画画。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小献之听后心中沾沾自喜。还有一次，王羲之的一位朋友让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把字污染了，小献之灵机一动，一只小牛栩栩如生于扇面上。再加上众人对献之书法绘画赞不绝口，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王羲之夫妇俩全都看在眼里。
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王羲之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
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5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3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
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金箫）
延伸阅读（三）
王羲之缘何爱鹅?
王羲之特别爱鹅，有关他写经换鹅的故事曾广为传诵。相传，山阴有一个道士养了许多好鹅。一天，王羲之经过那里，看见后非常喜爱，便想把它们买下来。但道士提出，如果王羲之能给他书写一部《黄庭经》，不用一文钱，这些鹅都可拿走。王羲之欣然应命，花了半天时间，为那位道士写了《黄庭经》，最后拥鹅而归。
王羲之爱鹅的故事，《晋书·王羲之传》和《太平御览》中也有记载。那么，王羲之为何如此钟爱于鹅呢？近代著名学者陈寅恪认为：王羲之出生于道教世家，作为一个道教徒，他为求得长生不死，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而鹅在中医学上有解五脏丹毒的功能，因此历来受到道家的重视。王羲之“写经换鹅”的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能吃鹅，滋补身体，那位山阴道士养鹅的目的也在于此。
但是，古今有许多研究书法的学者认为，王羲之爱鹅的真正原因是鹅的体形及行姿对他在执笔、运笔方面有很大的启发。清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说：“其要在执笔。食指须高钩，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间，使食指如鹅头昂曲者；中指内钩，小指贴无名指外距，如鹅之两掌拨水者。故右军（因王羲之曾官拜右军将军，故人又称他“王右军”）爱鹅，玩其两掌行水之势也。”
这种分析王羲之爱鹅原因的观点，如今已得到普遍的认同。可见，王羲之的字之所以能“飘若浮云，矫若惊龙”，达到独立完美的境界，不仅仅是他能积极汲取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摆脱隶书的形迹，刻苦钻研，勇于创新，而且与他认真观察生活，对鹅的立姿、行态的用心揣摩、领悟也是分不开的。
延伸阅读（四）
书圣之殇：王羲之传统及其本质
梁武帝评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可以包含两层意思：一、其用笔或急越、或沉着；二、其结字动静相生：动如龙跳天门、任由驰骋；静如虎卧风阙，屏息凝神，蓄势待发。两者（用笔与结字）关系融合得很微妙。若用笔动静不能有机转换，其结构的跳掷与整严也便难以和谐地统一在一个空间中。反之，若其空间构思单一（一味地动或一味地静），其用笔的变化也便难以全部施展。
梁武帝此评，让我们应对上王书的手札，而非后世膜拜的《兰亭序》。
可惜的是，王书这一审美特征，由于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过于崇拜及后人的因循。随着一代接一代的讹传，至清代已完全变味——王书似乎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离梁武帝的感觉越来越远了。
这种感觉的偏离，与后人对用笔的教条理解及对空间形式的忽略有关。唐初书家基本学王，虽各具风格，但已走向温和。陆柬之一篇行书《文赋》，承传的已是其舅虞世南而非王羲之的笔意了，结构愈趋平正。从陆柬之的行书让我们想见被视为学王“正脉”的赵孟兆页，显然，赵孟兆页行书更多地像《文赋》而非像二王——二王潇洒倜傥的魏晋风骨在赵书中已不复存在。如果说，《文赋》还存有一些古雅气息的话，赵书则只见秀丽了。秀丽离古雅尚有一段距离。由于赵书的讹传，使后世不能见到二王真迹又缺乏创造意识的学书者亦步亦趋，至清代馆阁体流行时，王书已经完全被曲解——笔法与结字几无变化。近现代的白蕉、沈尹默等书家，气息难以到达赵书，更谈不上承传右军笔意。这一特殊的书法现象，颇似某些电视娱乐节目中对某个寓意动作的模仿递传，虽然其紧接的两者尚有一定关联，但到最后一位模仿者时，他所能收到的感觉与原本的动作已相距甚远。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照相与印刷术的发达让我们直接能见到二王书法的印刷品，才明白王书原本的模样及其所代表的书法中魏晋风骨的意味。
“魏晋风骨”的产生，与魏晋时期文人们信奉玄学有关。两汉是崇尚儒家的时代，但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及连年的战乱，儒家经学并不能像往常那样令人信服，故进入魏晋以后，一种佛道结合而偏于道的学说随之兴起，这便是玄学。玄学主张超越有限去追求无限，与先秦道家以宇宙为本的“无为”观有一定不同，它更倾向于对人生的自由境界的探求，即从先秦道家的宇宙本体论过渡为人格理想本体论。玄学的这一观念直接影响到了魏晋美学，同时也影响了魏晋时期的书法创作。如三国·魏钟“流美者地也”之类的话流传下来，后人评钟书“天然第一，功夫次之”，可见与其观念相一致。被后人誉为“书圣”的东晋士人王羲之，虽深怀行仁政的理想，但现实终使他回到玄学、佛学中寻求解脱。其对现实的失望及追求自然、适意、酒脱的性格既反映在其书法文字中，也反映在其书法形式中。这种不入时俗、强调个性、追求自然、反对束缚的精神，亦便成为魏晋士大夫对人生与艺术的独特理解，成为魏晋时期的独特文化现象。宗白华先生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美学散步》）这也便是“魏晋风骨”的本质特征所在。
与钟谣系相比，王书虽不及其古质或天然，但其功夫特绝，而且，他试图把这种功夫表现到极为自由的境地，这也与其先儒后玄的思想转换相关。唐太宗极懂右军书风，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而“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然太宗虽在理解上过人一等，但却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根本，故逸少书中之玄学色彩，并没有在其宣传王书时加以阐扬。而不论其本人或是初唐几大家，都循了王书规矩的一面，以使王书所具的“魏晋风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
下面就王书手札与后世尊王书风在用笔及空间形式上作一对比，以明王书精神之逐渐丧失的过程。
王羲之手札：
1、用笔。出入转带没有痕迹，但笔笔到位，笔力遒实，转锋动作与前后运笔衔接，过渡自然，但动作分明，折是折，转是转。连续运笔提按既具节律变化，又具形态变化，用笔重而不滞，轻而不滑，轻重关系协调得极为微妙。
2、结字。没有一字四平八稳，一切都在动态之中，但这种动态并非是单纯的摆置或单纯的连带，而是服从于整体空间的安排。每一字都有一种造型，而每一个造型又环环相扣。
3、章法。王书手札章法是最令后世人望尘莫及之处。尤以《得示帖》、《频有哀祸帖》、《孔侍中帖》、《二谢帖》等为极致。其往往楷、行、草奇妙组合，将动、静及其中间状态合在一起。而线条的粗细、字里行间的错落与疏密开合，形成一个无法变更的整体。其前后上下空间极富形式意味，从今天的角度讲极富“现代”色彩，尤其动、静或草、楷的对比浑然一体，衔接、呼应得天衣无缝。
后世学王书法：
被列入王羲之名下的《长风帖》、《游目帖》、《大道帖》、《此事帖》等摹本，其无论用笔、结字、布白及气息均下《得示帖》等手札数等，气息甚至不及《文赋》醇厚。可以想见唐人在传播王书上做了一定贡献（大量摹写王书以使流传）的同时，也使王书精神走失，面貌变异。唐陆柬之行书《文赋》、元赵孟兆页行草似乎更接近这些王书劣仿者的用笔及结字方式，而王书之遒劲风骨及结字、布白之动感、节律，则多不能取得，以至变得没有激情，看似温和，实则正在走向媚俗。所谓“媚俗”，即内涵的丧失，其外形漂亮、甜美，迎合大众口味。陆柬之之前，已有智永真草千字文的存在。这位同样被后人视为得王书真髓的书家，其表现也颇令人失望——用笔、结字趋向一律。当然，由于真草千字文主要作为启蒙写字课本，故尚情有可原。但智永没有其他笔迹留传，让人难以想到他的创作会是怎样的一种表现。
三家用笔：智永多用侧锋，笔迹外显，但没有王书侧锋的飒爽——王书侧锋多由中锋在一定速度下翻侧而成，且很快又能转成中锋，智永则似乎是静态下的单纯侧笔，缺少运动性及过程性。陆柬之用笔稍含蓄，性情温雅。赵书行草则趋向单薄，动作变化少，转锋多拖带成侧，少笔锋的绞势。
三家结构：智永单字结构平顺匀称。《文赋》与赵书相似，但《文赋》稍宽和，赵书则过于圆熟，两者皆少右军欹侧之势。
三家章法：《千字文》字基本独立，难言章法。陆柬之也为简单布列，偶见楷草对比，但缺乏呼应，显得突兀。赵书行势则多平直，似抄写工，千篇一律。
概括言之，三家均少王书的变化（用笔、结字、章法），而是将王书一字一字学写，把王书的奇崛变成了工匀，拆解了王书的整体意识，以致王书的流传变得简单、轻薄、规范了许多（从集王书《圣教序》中也可以看出王书单字结构之奇）。
每一门艺术都有一个基础的问题，书法自然莫能例外，书法的基础是什么？有人说是楷书，因为只有楷书写好了，行、草等其它书体才能得心应手；有人说是篆隶在先，不懂源流，又谈何发展？这样理解基础，固然没有错，但却显得简单。能够写好楷书，未必一定能写好行草——历史上有些草书大家，其行草的风格与楷书并不完全协调。所以，我们认为，楷书有楷书的基础，行草有行草的基础，篆隶也有篆隶的基础。而笼统地讲，对用笔、结字、章法等技法的训练与认识，可谓是一个基本的基础。
用笔、结字、章法的技法从可而来？从临摹中来！没有一位书法家能够绕过这一步。所以，学古便是基础的积累过程。书法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历史，其间大家辈出，名作迭传，可学的东西实在很多。故基础既有点和面的问题，更有面和层次的问题。譬如说，学颜真卿。如果单纯只学《多宝塔碑》，便只是一个点。很难说学好了《多宝塔碑》便学好了颜真卿。而要体味颜书之技法，不仅要对颜楷风格之变迁有个整体的了解，对其从楷书转换到行草的技巧亦须心领神会，并能体察其每件作品的独到处。如更全面一点，则须对颜书取法的对象（如北碑、王羲之等）后世学颜书家（如钱沣、何绍基等）细细对比，明了颜书之所以成、之所以传的历史原因。从对颜书的整体面貌的认识，发展至对颜书审美特征及其文化价值的理解，便是由面到层次的过渡。故学古不是死临，也不是简单的取法，而是从深层次把握古人的精神。
然而，单纯地学一家，基础仍嫌狭窄。历史发展至今，照相与印刷术的发达让我们轻易能够见到古人的遗存——几乎是所有的遗存，我们没有理由只停留在一家一派上，或一碑一帖上。社会上许多书家有习气，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的东西太单一，融会的东西太少。所以，我主张，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多地学习古人，相近的甚至相反的风格类型，不必太多取舍，都可以学。其实，学古到一定火候，便能触类旁通。譬如说学碑，在掌握了方笔、圆笔之后，那些风格相近的碑刻便可以放在一起学（如《爨龙颜碑》与《嵩高灵庙碑》）。放在一起学既能将之联系，又能将之对比，容易发现同中之异体会细微的变化。再譬如《龙门造像》多用方笔，《郑文公碑》、《泰山金刚经》等多用圆笔，两类相反的东西也可放在一个学习段中，以体会用笔技法的转换。而方圆用笔掌握后，便可体验方中之圆或圆中之方，如此，用笔的不同感觉与微妙变化便能悉数撑握。
学古的过程，同时又是创立自我风格的过程。对书法家而言，不可能一辈子天天处在临摹阶段。要不断临摹，不断向古人学习，同时从中不断结晶出自己的风格。这个过程是混杂的，不是说前几年打基础，后几年就可创作了。在有一定基础后，创作自然是最主要的。但不断的创作又赖于不断的学古。一辈子能够不断创作的书家，肯定一辈子都在不断地学习。
由学习转为创作，综合能力很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自我创作意识的出现，便是对所学东西的融会。所谓融会，是将不同字帖精彩的东西提纯出来，糅合在一起，且要糅合得自然。学得越多，糅合得越好，自我的风格越强烈，也就越耐人寻味。一些水平的高的书家风格，读者一下难以捕捉到他的出处，但又不能轻易让人学得，便是其融会的东西多（用笔的或是结体的）缘故。
从临摹到创作，除却悟性等因素外，方法很重要。一般而言，临摹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一是对临，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方法，即真实地一点一划地将古帖临下来；这一过程最让人能够理解。二是背临。在一定的对临基础上，慢慢地将字帖移开，逐渐写出与古帖相似的感觉来。这一过程为多数人忽略，或者力不从心。其实，学任何技术，背都是一种最好的方法。譬如学外语，第一天学习了生词、句型、课文，第二能够把它背下来，便是基本上的掌握。三是意临。意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全离开字帖，通过对临、背临的过程及分析、理解与消化，写出与原帖相近的意态，有些字帖中没有的字也可通过对其用笔、结字道理的分析写出来。另一种是将自我意识结合在其间，当然，应以取为主，我为辅。若纯粹以己意写出，就谈不上是意临，犹如以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复述英语课文一样，其中心思想不能偏离。
临摹的过程，也可理解为锻炼驾驭毛笔能力的过程。学的碑帖越多，自己对各种用笔的适应能力便越强、感觉亦便越细腻。比如说，汉魏碑刻之中的金石味，是一般写帖的人难以体会到的；帖书的灵活使转与提按，又非单纯写碑者能及。只有对碑帖都深入学习过的人，才能得到碑与帖不同的用笔方法与经验。故不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学碑者反帖、崇帖者卑碑的偏激认识都有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学习、取法面的狭隘。善于学习与自己观念相对的东西，或正可以弥补自己的不足。故要学有大成，是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的。
当今书坛很复杂，书法家的类型也很多。他们对书法的基础认识各异，对传统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但对基础的认识往往牵涉到对传统的理解。对基础的认识面狭窄，对传统的理解也就比较局限。
传统是什么？它可以被认为是优秀的历史中文化遗存，也可以被理解为凝结在历史遗存中的文化精神。因此，它的感觉既模糊又具体。就书法而言，三代金文、汉魏碑刻、钟王、唐楷、狂草等等，就是书法的历史遗存。它们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书法。而透过这些传统书法，所表现的小笔墨意味，其间所蕴含的中国人对自然之所以生、之所以成、之所以变的“道”的规律，便是优秀传统书法所表现出的传统精神。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感悟，才能慢慢接近它、理解它。
王羲之集古大成，自立新派，对书法的发展贡献很大。尤其他在行草书的创作上可以说将用笔发展到一个高峰。由于唐太宗酷爱王书，并广为弘扬，因此形成了一千多年来的崇王风气，并在许多人眼中，王书成了传统的代名词。但古代王书的流传方法主要靠刻帖与摹写，由于转辗翻刻（临），王书风貌与精神逐渐变异——王书原本潇洒、奇逸、遒劲、善变的风格中凝结的“魏晋风骨”在后世变为平庸、板正、甜俗、守成，已经远离王书作为“载道”传统代表的本意，实际上已经使书法走向了工艺化。
通常我们把王羲之视为传统书法的代表，这并没有错。但反过来讲，传统就应该是王羲之书法一系，便不能成立了。王羲之不能涵盖传统的全部。他是传统精神这一内核所辐射出来的一个亮点，并非这一内核本身。因为除了王羲之这一亮点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亮点，同样由这一内核辐射出来。譬如说，汉碑中的《张迁碑》、《石门颂》，风格面目与王书迥然不同，但它们也是传统书法的代表。所以我们说，汉隶有汉隶的高度，行草有行草的高度，不能认为只有王羲之的书法才是传统。
由是，作为体现“载道”本质的书法传统，其形式是没有专指的。而其传统“味”如何，取决于其形式所蕴含的体“道”层次的高低。体“道”越深，应该说越传统，若仅仅只是一些基本技法的摆弄，又怎能得到高深的境界？
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是大不相同的。西方文化传统是科学化的传统，故大到天体，小到粒子，西方人把宇宙已经分解得很细。中国文化却注重模糊的感觉，他们把宇宙概括为一个“道”字，昌从本质上总结宇宙自然生成、发展的规律。中国的所有艺术，无不围绕着这一虚无的观念展开着、发展着。书法既被认为是最能直接反映“道”的精神的一门艺术。
书法何以“载道”古人说：“一阴一阳之为道”。阴阳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相摩相荡，构成事物变化发展的“道”。书法语素中的刚柔、动静、巧拙、方圆、虚实、聚散、正奇、大小、浓枯、燥润等等，便是“道”的化生。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书法艺术的发展与变化。而以立双方相融得越复杂，越微妙，其“传统味”亦便越强。
故不论是《张迁碑》、《石门颂》、《爨龙颜碑》、《泰山金刚经》等汉碑魏刻，还是王羲之、颜真卿等大家名作，它们之所以被视为传统书法的经典，在于它们比一般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这一传统精神，更深地体验到“道”的境地。
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再回复到对书法基础的理解，就不仅仅停留在哪家哪派上，不应仅仅停留在隶书、楷书上，不应仅仅停留在基础技法上，而是应该透过这些形式，体验其由法入理，由理入道的奥秘。譬如说，一个点画的基本技法是何处提、何处按、提按轻重、运笔的快慢等问题，而对提与按的关系处置，对不同提按造就的不同审美特征（如由提按造成的线质刚柔、燥润的变化）的把握以及这些审美特征深浅层次的分析与理解，便是上升到入“理”并“求道”的阶段。惟其如此，才不致对书法基础有偏面的理解，也才不致囿于古人形式，学古不化，并保证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自我的风格与思想。 （赵爱民 中国美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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