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草的天空女主角:教学絮语(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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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个人主义这个词，遭到人们太多的误解。一些人认为个人主义是坏的，说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一些人声称个人主义是好的，但他们把个人主义塞进许多消极的东西，如人的天性是自私的，个人利益才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出发点，为他人服务不合人的天性，倡导为他人服务也不利于社会进步。显然，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觉得，当个人主义被解释为尊重一个人的言论、信仰、迁移、婚姻自由和人身权利，尊重一个人辛苦劳动创造的劳动成果，这个时候，个人主义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但个人主义不应被解释成以个人利益为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出发点。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依赖的，不但物质生活上彼此离不开，而且在精神生活上也彼此离不开。这就决定了人们立身处世的出发点，不但包括个人幸福，而且包括社会和他人幸福。当他人的福祉遭到损害时，我们也要予以帮助，必要时牺牲生命。当他人遇到不幸，我们应予以关心和同情。我不认为个人是国家、集体和家庭的附属物，我认为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是野蛮的行为。同时，我觉得传统文化和宗教所倡导的仁爱、慈悲精神，是任何一个年代、任何一个人所应秉持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自私自利、对他人的命运冷漠，这样的人，是可耻的。他也不可能活得很开心。心地善良、关心和同情他人，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他也必然感受到人之为人的更大快乐和幸福。

多年前的一件事。有两个女孩，在某市一家银行工作。在她们值夜班时，坏人到银行来抢劫。为了保护银行财产，这两个女孩与两个身粗力壮的男子，进行搏斗。终因体力悬殊，一个不幸遇难，一个重伤。西方国家对付这类事件的办法是，如果银行遇到坏人来抢劫，让坏人把钱抢走，而不要与坏人搏斗。银行已经办理保险，银行的钱被抢劫，保险公司会赔偿的。如果银行职员与坏人搏斗，银行不但不鼓励，反而要予以处分。感到西方国家这种做法，更加人性化，包含着对生命的爱护。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之后，东北一家银行，也发生一起劫案，几个坏人到银行抢劫资产。当时只有一个女职员值班。她没有与坏人搏斗，而是把银行为数不多的一部分钱，交给坏人，却将银行绝大部分的钱，保护了下来。坏人拿到钱后，不久就溜走了。事后，这位银行女职员，向公安局报案，并从家里拿出现金，抵销坏人拿走的那部分银行资金。银行领导却以这位女职员没有尽到责任为由，要解雇女职员。感到这个银行女职员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失智慧。感到这个银行领导的观点太可怕，缺乏对生命的敬畏。我想起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件事：杭州某单位的一女出纳员，为保护一只装有2300元人民币的钱箱，被歹徒刺伤多处，最后光荣牺牲。我想，这位女出纳员更可取的选择，是将钱交给歹徒，使自己免于为歹徒所伤害。生命是无价的。什么时候都要把保护生命放在第一位。见义勇为固然可敬，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却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一篇题为《在一张百元钞面前……》的文章：“树叶铺染的林荫道。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三四岁的小女孩一早到公园散步，来到草坪旁的游乐场，在长椅的一边坐下歇息。长椅的左边，也坐着一对年轻夫妇。那男的抽烟找不到火机，便向小女孩的父亲借火，彼此彬彬有礼。两位女人，也一见如故地聊了起来。三四岁的小女孩，像是上足了劲的发条，在草坪上捕捉着小蚱蜢，不时雀跃着，蹦跳着……小女孩嘎然止住了小脚，站在那里。‘哇！这么美……’小女孩惊奇地叫了一声。母亲听到孩子的声音，脸随即转过去，看到孩子脚尖前不到一步的地上，有一张一百元的大钞，上面还躺着昨晚的几颗露珠。父亲转移了视线，那张百元钞令他瞪大双眼。那对年轻的夫妇，也循声望去，心里也豁亮。四个人安然不动，但各自的心里却热血涌动，如拉满弦的弓……雀跃的小女孩，胖嘟嘟的小手，弯下腰去捡……原来，小女孩捡起来的是一片大树叶！而那张一百元的钞票，依然躺在原来的地方。‘傻瓜！’‘笨蛋！’孩子的父母在心里自言自语。两位少妇，不约而同地向前以踊跃式的姿势扑在小女孩的脚下，各自抓到那张钞票！‘这是我的孩子先看见，你想占便宜，难！’‘你看见她捡吗？你想独吞？无门……’‘那你想怎么办？’‘那你说该怎么办？’棋逢对手，各不谦让。两位男将，紧绷着脸，悄然动容，他们在伺机而出击。小女孩眨溜着一双童稚的大眼，她怎么也读不懂眼前的情景……”。面对一张无主的百元大钞，四个大人的表现，与一个三、四岁女童的表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对比。小孩子为树叶的美所陶醉，发出惊叫：“这么美……”。四个大人为百元大钞而心情激动，为得到那张百元大钞，彼此之间顷刻迅速撕下脸面。大人们如此贪恋钱财，如此的自私自利，如此行动粗鲁，令三、四岁的小孩深为惊讶！我赞赏那个三、四小孩，而替那四个大人，感到害羞。我感到，无论是内心世界，还是外在涵养，四个大人都远远比不上那个三四岁小孩。我对那个三四岁小孩的未来，深为担心。因为用不了多久，她那两个贪恋钱财、缺乏涵养的父母，就会把她那种纯真的天性，摧残贻尽！

一个博友说道：“西单元的301室内一女孩出事了。急救车停在单元楼口处，警车也在急救车后面。‘是谁报的警？’警察大声喊着话，人们都相视着摇着头。警察与接报中心取得联系，并拨通了报警人的电话。报警人称，他自己现在山西出差办事，一时赶回不去；楼上的女孩是他的朋友，说她喝了药要寻短见呢，恳请警察与急救人员进行及时抢救。楼上301室内，满屋里散着浓浓的酒气，女孩分明是喝多了酒，说话都有些含糊不清。女孩的手机正在茶几上响了大半天。是报警人的电话，女孩始终没接。警察将手机递给女孩，而女孩却挂断了，分明是在生朋友的气呢。经了解，女孩是安徽人，来这个城市打工近十年了，馨园小区的房子，是山西出差的朋友给租的。女孩应很顾及脸面，不愿再说下去，特别是两个人的关系。最终女孩答应急救人员要求，愿意跟随着去医院检查一下，只是提出的条件是，楼下要没有人围观才行。”我看了这则文字，作了这样的评论：“这种故事，在外部的人看起来，是可笑的，甚至是恶作剧。但在当事双方的男女看来，却是认真的，可能是爱与恨的交加。”“许多事情，站在不同角度，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对于闲人而言，往往只看热闹。而对于当事人本身，可能有其说不出口的痛苦。”

有一段时间，有许多文化人争相下海。人们纷纷称这些下海的文化人，是儒商。而他们自己，对儒商这个称呼，也来之不拒。这些下海的文化人，真的是儒商吗？有儒者风度？有儒者信念？我看未见得。投机倒把，坑蒙拐骗，买空卖空，他们做得比没有文化的人，还驾轻就熟，并美其名曰适者生存。一旦把钱赚到手，就把文化掷在一边，哪里还想到为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些责任。我认识到，他们虽然也曾经是文化人，拍过电影、当过作家、做过学者，但文化教养远远没有在他们心中扎下根。他们的内心深处，不过是追名逐利之徒而已。在我看来，当今这个时代，只有钱商，哪有什么儒商？

王学泰在《自然生态下的知识人》一文中指出：“安石为相，不仅在政治、经济的制度上推行一套新法，而且他又借宰相之力，推行自己的学术主张，变私学为官学。把自己的学术思想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用以统一士大夫思想，使人同于己。他还借助科举考试的力量，使之成为取士的标准，文人士大夫趋之若鹜。这种做法破坏了北宋建立以来的文化积累，正像草原的腐殖质被犁庭扫穴一样。当他用自己做为原型复制人才时，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的士大夫群生态，姹紫嫣红、百花盛开的局面不见了，得到只是一片花黄茅白苇。”王学泰这段文字，指出了王安石变法统一思想、“使人同于己”的危害。是的，一个国家的思想，应该是多元的，应该是包容的。一旦“使人同于己”、失去多元和包容，思想的活力就会遭到箝制，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而王安石用科举考试，使天下学子只接受王氏一家的思想，排斥百家思想，更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作为选择人才的考试，应该充分尊重社会各界的不同思想，这样才能培养学子广阔的人格，才能选择到心襟开阔的人才。否则不过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心灵僵化的腐儒，于国于民何益？王学泰提出了“腐殖质”这个词语，这个词语提得很好。自然界的腐殖质，是自然界千万年运动变化所形成的，充满着各色各样的生物和微生物。这些生物和微生物各有各的价值。一旦其中一部分遭到损害，整个自然界的生机活力，就遭到了摧残！懂得爱护自然的人，必然会珍惜腐殖质，想方设法保护它，尽量不去破坏它。同样，我们的文化生活，也离不开腐殖质！这种文化腐殖质，是千千万万年来，各种自然、社会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的，对于人们心灵的健康，对于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不可缺少的。这些文化腐殖质，包含文化领域的许多生物或微生物，如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俗，如世代相传的道德教诲，如许多民间歌谣、民间故事，如古代社会的文学著作。这些文化腐殖质，有些已经诉之于语言文字，有些则并没有诉之于语言文字，而不过是人们内心中的信仰、信念或操守。人们虽然不知道这些信仰、信念或操守何从由来，却懂得这些信仰、信念或操守，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我深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包含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殖质。我也深信，我少年时代所看到的七十年代中国农村，仍然遗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殖质。但我不能不指出，当今这个时代，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殖质，已经所剩无几。这对我们孩子精神世界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他们长大后，与其说比古代人更有智慧，更为幸福，更有人性，不如说比古代人更加愚昧，更为不幸，更为缺乏人性。

许多人羡慕功成名就的运动员。但我不怎么羡慕。一是这些运动员，文化素养往往不高，十多岁的年龄，本当更多学习文化知识，他们却整天用于体育训练。当他们运动员生涯结束时，与他们谈论文学作品，谈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大半是茫茫然的。二是他们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他们在青少年阶段，训练是过度的，是一种身体超支。这种身体超支，不但使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得不到其他同龄人的人生乐趣，而且也会使他们退役之后，疾病缠身。有钱的父母，必定是不肯让孩子当运动员的。只是那些家庭困难的父母，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才让自己的孩子当运动员。看到一些运动员，如桑兰，如叶乔波，如郑海霞，退役之后一身疾病，令人同情。八十年代时，曾经听到一个叫做大松博文的日本排球教练，训练运动员十分艰苦，许多运动员都训练得哭了起来。这样做，固然有利于运动员的进步，但不重视运动员的身体健康，显然是违反人性的，是对运动员的个体身心健康不负责任。以前我曾经为大松博文叫好，现在我厌恶这个大松博文。日本文化有缺陷，才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是法制较为健全的西方，我想，运动员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个教练！

在《三国演义》中，司徒王允在吕布等人的配合下，终于除掉了董卓。这时王允理当大赦天下，改善民生，化解不同集团之间的恩怨。但他却没有这样做，继续党同伐异。甚至才华横溢、不谙人情之险恶的蔡伯喈，因对董卓栽培自己有感激之恩，也被王允杀害了。王允这种做法，体现出其待人的苛刻，心胸的狭隘，以及对人才的不珍惜。我不欣赏王允。

一位大学教师，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顾了早一天的颁奖典礼。说这次颁奖典礼很精彩，学生们制作的VCR水平很高，主持人的讲话有板有眼，然后他与其他学校领导一起，为学生颁奖。然后是文艺表演。表演之后，继续进行颁奖，他作为有关代表上台领奖。然后照相。主持人让他作为获奖教师，发表讲话。他写道：“现在想起，真的有一种荒诞感。每个人都在正儿八经地做些什么，但做的这些都似曾相似。作为个人，我们也许是第一次走上颁奖，但好像我们已无数次走上颁奖台，也好像走上颁奖台的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似我又非我的人。这就是荒诞感的由来。”一位博友评论说：“过于形式化后，行为就沦为表演。同时表演又固化了事物的符号意义，这样就越发的掩盖了事物本身。”另一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被另一个自己和导演支配着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些愿非所及的事。”我觉得，主帖写得很好，两则评论也写得很好。现实生活中，确实充满着太多荒诞。比如，台顶的报告极其枯燥乏味，你不听，对台顶的人不尊敬；但你听了，又实在打不起精神。比如，你明明不相信教材的许多话，却要装做很相信的样子，把这些话讲授给学生听。比如，今天是革命派，批斗别人。明天你莫名其妙就成为黑五类，遭别人批斗。比如，明明是这个人见义勇为，但得到奖励的人却不是他，而是另一个救援工作姗姗来迟的官员。余杰小说《十八岁我出门远行》，叙述了这个世界的荒诞。荒诞是人类心灵和思维的倒错，把不正常的当做正常的，把不合理的当做合理的。一个人一直在荒诞中生活，往往会视荒诞为正常，视正常为荒诞，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那个长期关在监狱的犯人，一旦获得了释放回家的机会，他反而会不适应。在荒诞的年代，做一个人，干好一件事业，是不容易的。在荒诞的年代，仍然有一颗清醒的心灵，仍然做一个坚持人性、常识和自我的人，是难能可贵的。

我不喜欢素质教育这个词。素质教育，到底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素质？做一个好人是一种素质，做一个坏人也是一种素质。讲真话是一种素质，专讲鬼话也是一种素质。随波逐流是一种素质，保持清高的气节也是一种素质。关注精神生活是一种素质，物质至上、金钱至上也是一种素质。而素质教育，只是笼统地说培养素质，不讲培养什么样的素质，难免失之笼统，是非不分。操作起来必然是：如果一边搞应试教育，一边搞一些花样，如举行演讲比赛，如搞几次文艺演出，如搞几个社团，就算素质教育了。我看一些人热衷于素质教育，一方面，是为了给应试教育作掩护。应试教育太臭了。需要一套护身衣。有了素质教育这个看起来相对优雅的护身衣，应试教育似乎就可以搞得名正言顺一些。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开教育更深刻的矛盾，即教育内容的僵化落后，即教育成为行政的附属物，即教育界严重存在的不正之风。在后果上，我看到素质教育不但没有减轻师生的负担，反而使师生的负担前所未有的加重，一方面他们仍然不得不忙于应试，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配合学校，参与那些表面热闹却缺乏精神内涵的种种活动，侵犯了教师应有的权利，同时也引起学生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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