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某一天歌词:学习毛泽东《第九章》

《学习毛泽东》

水陆洲

第九章 毛泽东论完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第一节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
（一）一九四九年六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  　　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
　　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职能？毛泽东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对于敌对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作用是什么？毛泽东指出：“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
　　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毛泽东指出：将来“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组织形式问题，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这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人民政府是全国最高的行政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和秘书长。

（二）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发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和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深刻阐述了有关我国宪法的一些重大问题  　　关于我国宪法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指出：“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而灵活性则表现在：“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
 　　关于我国宪法的基本类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关于我国宪法的地位作用，毛泽东指出：“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
 　　关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法院、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大会还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决定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其本身的统一战线的作用仍然存在。会议通过了章程、宣言，并推举了名誉主席，选举了主席、副主席。
 （三）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纷纷议论。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提出基本观点，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该继续地总结这样经验。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的。”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以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
同时，他又提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若干设想：
（1）“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2）“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3）“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4）“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对无产阶级民主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由毛泽东提出基本观点，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其中指出：“到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基本肃清以后，无产阶级专政虽然对于国内的反革命残余（这种残余在帝国主义存在期间不可能完全肃清）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它的主要锋芒就应该转向防御国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这种条件下，当然应该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逐步地发展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国家管理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和企业管理机关同广大群众的联系，撤除损害这种联系的障碍，进一步克服官僚主义的倾向。”又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也否认社会主义民主需要集中，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而“正确地贯彻国家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正确地加强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乃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而获得强大发展的基本保证。”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
关于“大民主”问题又指出：“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遵守革命法制的问题，他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对专政和民主作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镇压国内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的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侵略。”他又指出：“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到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又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目标，他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民和的形式问题，他指出：“群众中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这种简称“四大”的民主形式有以下的好处：
（1）“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2）“这种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3）“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4）“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这里，“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第二，在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最近几年，不断有人对毛泽东阐述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提出挑战。为了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1、关于民主范畴的实质。
有些人认为，从根本上说，民主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民主不只是国家制度而且是人们的基本权利；民主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
这些意见是错误的。
（1）从政治范围来说，民主可以是目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为人民革命事业的斗争中，经常把争取人民的民主作为奋斗的目的。但是从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说，政治上层建筑包括民主制度、民主权利、民主理论等等，都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民主又是手段。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2）民主既是国家制度，又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一种价值观念和尺度。而且，不能把国家制度与基本权利绝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国家制度本身也就是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甚至是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即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各阶级在政权结构中的地位。有人说，共产党只强调民主是国家制度，而忽视了民主是基本权利。这如果不是糊涂，就是有意歪曲。
（3）至于所谓“民主的实质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就更不值一驳了。这种所谓“民主”，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地主阶级的民主、资本家阶级的民主罢了。
2、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
有的人说，说中国没有民主不公道；但要说中国的民主是先进的现代民主，也难以成立。
这种论调貌似“公道”实际上仍然否定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仍然否定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1）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一种民主是先进的现代的民主，还是落后的近代的民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种政治民主制度是进步，还是落后，最根本的是看它所服务的经济基础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先进还是落后，又看它是否与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因而是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它能保障劳动人民不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民主权利，因此，从本质上说，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较之资本主义民主要先进得多。
（2）当然，社会主义民主本身也同样有一个建设过程、发展过程。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目前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同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同样处于不发达阶段，它还很不完善，需要不断地改革。
（3）在民主的具体形式上，资本主义民主搞了两三百年，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借鉴的。但也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能机械地照搬，更不能“全盘西化”。
3、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条件。
有人鼓吹，形成资本主义民主的经济条件是市场经济，形成社会主义民主的经济条件也只能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依附于一种资本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而存在的。资本主义民主形成的经济条件首先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式有重大影响。而社会主义民主形成的经济条件，首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当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发生重大影响。有些人大肆鼓吹，只要中国朝向“市场经济”改革，就不怕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他们所谓的“改革”，就是要改掉人民民主专政，改掉共产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的“精英民主”。

（四）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发表《在中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批判“全民国家”的谬论  苏联的一些领导人，自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开始，就强调国家的镇压职能“逐步消失了”。一九五九年二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一大提出社会主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要把国家机关的某些职能转交给社会团体。一九六一年十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旗帜鲜明地驳斥了这种观点，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外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资产阶级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国内的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不承认阶级斗争。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复信给苏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其中根据毛泽东的思想批判了“全民国家”的说法，指出：“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建议》还指出：“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发表，其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包括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国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防止国际帝国主义的侵袭（包括武装干涉与和平瓦解），支援世界革命，直到各国人民最后结束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在这两方面的任务完成以前辈进入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是绝对必要的。从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远远没有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五）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在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批示中，毛泽东强调要不断完善人民民主专政 一九六八年六月，毛泽东提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当然，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化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民转化为敌人，对这种敌人也应当实行专政；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专政本身发生了变化，即由向敌人专政转化为向人民实行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专政本身的性质就变了。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在建国后最关注的问题。 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基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为什么还要坚持对资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的谈话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都知道。” 完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再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全面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的性质。
一九七五年底，毛泽东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所以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国家；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对一定的阶级实行专政或民主，保护某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原则──资产阶级法权，从这一点来说，又同资产阶级国家相似，所以说是“资产阶级国家”。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何在呢？正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完善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状况。
一九六七年二月，针对当时出现的一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的极左思潮，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
怎样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首要是无产阶级专政机构要贯彻执行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方针政策。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批判、清除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存在的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方针政策，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及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其次是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不断地清除腐败分子。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即使是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领导干部也是可以教育的，只要转变了立场，就可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例如，被称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一的邓小平。只有极少数被称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人才是要从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清除出去的腐败分子，例如刘少奇。
再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实行精兵简政。一九六七年三月，根据他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机构的一种新设想，他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仅就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这一点来说，“革命委员会”的确是一个大胆的试验。由于打破了重叠庞大的行政机构，只保留少数精干的工作人员，就迫使政府机构不能不简化自己的职能。可惜这种试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第二节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一）毛泽东一贯强调必须学习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指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世界上一些原来的共产党，有的已经垮台，有的放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我国，一段时间内，所谓马克思主义“学派论”、“过时论”、“变形论”喧嚣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在报刊上公开遭到抵毁和歪曲。这种情况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二）毛泽东一贯强调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他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他还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搞政治工作，那就很危险”，“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匈牙利事件。”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有的人对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非常反感，说他是要使一切依附于、从属于政治。从理论上说，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实践上说，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一再为社会主义各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东欧的巨变，苏联的瓦解，实在是发人深省。

（三）毛泽东一贯提倡社会主义道德 他指出：要“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他还指出：“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 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毛泽东提倡的这种以雷锋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德，在我国，曾遭到两次批判：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派，说雷锋一类人只知道当“驯服工具”，缺乏“造反”精神；一次是这些年的极右派，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说雷锋一类人只知道当“螺丝钉”，缺乏“改革”精神。这些说法常常可以迷惑一些青少年，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提倡的这种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道德，正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光辉的典范，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伟大祖国的富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他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一家牺牲了六位亲人。

（四）毛泽东一贯提倡社会主义艺术

关于艺术的总原则，毛泽东提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

关于音乐 毛泽东指出：“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

关于文学 毛泽东指出：“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就不一样。”“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要有《死灵魂》，也要有《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灵魂》、《毁灭》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关于绘画
 毛泽东指出：“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西洋的画法。”

关于手工艺品
 毛泽东指出：“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

关于服装
 毛泽东指出：“如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 一九六三年十一、十二月，毛泽东对当时的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他指出：“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
他又指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当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子，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
他还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不反映活人。” 这些批评确实比较尖锐，对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热衷此类文艺的专业人士来说，听起来会有些刺耳。如果不是吹毛求疵，从本质上说，这些批评是正确的。 一个时期对这些批评作了“左”的歪曲。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七月十四日，又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故事片《创业》，他指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另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对这些批评全盘否定，结果是百魔乱舞。这种情况，现在仍在继续。

（五）毛泽东提倡研究宗教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六）毛泽东一贯提倡学哲学用哲学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群众中间去。” 现在，在一些人的口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只剩下了四个字：“实事求是”。可是，“实事求是”本来是一句古代成语，如果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去理解和运，它就可能变成一句空话、套话，甚至于变成为实用主义的思想方法。  第三节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逐步向资本主义演变  一、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从领导集团的成员改变开始，革命左派被清除、右派大量增加。 二、由于右派集团在领导层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修正主义政治路线逐渐代替了革命路线 三、由于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推行，导致社会经济基础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迅速扩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四、在经济基础逐步发生演变的过程中，为这种“新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其自身在本质上也不断发生变化。其政体可能暂时没有多大改变，名称、旗号、组织形式、政党之间的关系依旧，然而国体却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各个不同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五、这时的政治制度不再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被私有化了；这时的政治制度已经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成了社会经济成份的主体。 六、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从崇尚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崇尚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一）指导思想的变化
（二）社会科学的变化
（三）文学艺术的变化
（四）道德风尚的变化

2003年9月9日 修改
2008年9月7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