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strap前台模板:“宣传”的力量与荒诞

上午上课讲“教师职业道德”的时候，先举了“范跑跑”作为反面典型，又举“正面典型”，课件上刚出现“谭千秋”的名字，后面就有一个男生大声说：“是假的”。由于某种现实的考虑，我本来想以“仅供参考”的形式说出媒体对谭以及另一位“抗震小英雄”林■“英雄事迹”内幕的揭露，这下可好，有的学生早就知道了。

谭千秋，四川省特级教师，2008年5月12日在地震中遇难，后被追授为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雄等称号。但据《东南快报》今年10月22日报道，媒体广泛报道的被谭千秋老师所救的4名学生，只有刘虹利（报道中写作刘红丽）是存活的，而另外3人，付强死亡，田刚、余建根本就不存在。媒体报道说：“水泥天花板……眼看就要砸向孩子们的头顶，谭千秋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扶正课桌，用身体护住了孩子们。就在这时，水泥预制板塌了下来，砸在谭千秋的身上……”在报道里，谭千秋还坚持了很长时间，说了许多鼓励学生的话，包括“你们要坚持！记住我的话！如果老师有什么意外，这权当是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吧！”这就是流传一时、催人泪下、堪比法国作家都德那篇著名小说的“最后一课”故事。但据刘虹利回忆，她完全不清楚自己的获救与谭老师有什么关系，“我知道的情况跟媒体报道的完全不一样，……地震发生当时，他(谭千秋)挥了一下手，指不要慌，然后我就掉下去了。后来已经埋了很久了，听见他老婆(张关容)在外面喊他，然后他手机不知道调了闹钟还是啥，还在那里响，他就在我们上面，刚好就是那个张开双手趴在桌子上的姿势”。刘说，自己坐在第二排，距离讲台差不多有两米，当时在讲课的谭老师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冲过来。她还说：“学生都知道这是假的，每次开大会时老师在上面讲谭老师的事迹，都有同学在下面笑”。

无独有偶，网上广为流传，《新京报》深度副主编刘炳路称，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与姚明走在一起的“抗震小英雄”林浩，当时是被学校的一名副校长张春东抱出来的。他们班有40来个学生，还活着10来个，但这10 来个学生说他们自己没有一个是被林救的。后来《新京报》的记者问他，你到底救了谁，他的名字是什么？林说我记不得了。后来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原委——当地的记者去医院采访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说自己多么地勇敢，林说我也救了2个。这个时候有个护士就对记者说，你们赶快过来，这个小朋友很勇敢，他救了两个小孩。后经央视一采访，这个新闻就出去了。据人推测，《新京报》之所以选择不披露真相，也许不仅仅是考虑到林浩是个孩子，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小英雄”系央视推出的抗震救灾典型人物，而且林还上了奥运开幕式、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披露出来将令人十分难堪，甚至令国家颜面尽失。

这就是一些“英雄事迹”的真相，有多少人曾为他们而感动得热泪盈眶？然而，当一切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们又该作何感想？——这到底是“宣传”的力量，还是荒诞？！

下午，读张建华的《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的俄国史读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读到了另一则“宣传”故事（P138-139）：

1935年，正值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工业化”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中央伊尔敏诺煤矿是个破旧的煤矿，设备简陋，经常完不成定额，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经常受到指责，还险些戴上破坏分子的帽子。9月1日是国际青年节，他决定用打破采煤纪录的方式来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他选择干活从不偷懒的斯达汉诺夫来作为“创造奇迹”的人。于是，在8月31日这一天，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内采煤102吨，超过普通采煤定额13倍。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相当于部长）知道这事后，立即上报斯大林。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斯达汉诺夫，他的这一“事迹”也被编入了斯大林亲自审定的御用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达汉诺夫出身贫农，1927年入矿，他入矿只是因为听说挖煤挣钱多，想攒钱买一匹马。但这时，他已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了，1936年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特批为联共党员——在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中，这样的殊荣又有几人能拥有？还被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并在莫斯科获得了一套滨河街公寓（1926年由苏联政府修建，专供政府官员、高级军官和文化名人居住的高档住宅区，历时三年建成，共花费1400万卢布，引自姚联合：《苏共领导人的豪华别墅》，文见《文史参考》2010年8月上，P22）的住房。他当然不再需要下井挖煤了，起初想买的一匹马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他成了全国瞩目的明星，终日忙于到全国各地各行业去做报告。而中央伊尔敏诺煤矿也由落后企业一跃成为先进企业，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名利双收，获得一套三居室住宅、一张疗养症和终身免费看电影的特权。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与联共（布）中央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在全苏各地各行业展开，人们纷纷宣誓：向斯达汉诺夫学习，从而掀起了在本行业创造新纪录的热潮，甚至连芭蕾舞演员也提出了单足尖旋转由5个增加到15个的目标。

转眼将近20年过去了，同样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上了台，他压根就不相信斯达汉诺夫创造的这个纪录，斯因此受到了冷遇，不得已回到顿巴斯煤矿，重操旧业，并染上酗酒的恶习。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他曾获得一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但也风光不再，1977年在精神病院中去世。据俄罗斯历史学家最新发现的资料，斯达汉诺夫创造的采煤纪录其实是由他与两位工友鲍里先科和叶戈廖夫一起完成的，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在上报时却劳动成果算在他一个人身上。

类似的手法在中国的“大跃进”中又表演了不知多少次——几亩、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的收成集中在一亩地上，于是亩产上万斤，甚至几十万、上百万斤的“高产卫星”就放出来了。当时，全国上下都陷于“卫星”不断上天的癫狂之中。要知道，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包括高层，都是农民或出身于农民啊！这就是“宣传”的力量，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也是它的荒诞、可怕之处，因为它是导致三千多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元凶之一。

依斯大林，或者毛泽东的“英明”，很可能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事情的真相，他们只是利用这些所谓的“劳模”或者“高产卫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如1936年5月访苏的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列·纪德曾在《访苏归来》一书中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用来对付懒汉的”；颇有御用史学之风的《激荡百年的俄罗斯——20世纪的俄国史读本》也用不无欣赏的口气称：“斯达汉诺夫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加速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也基本可以得出结论：毛之所以对“亩产上万斤”的弥天大谎采取放任、纵容的态度，根据原因也在于他要鼓动全民“大跃进”的狂热。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事实上被“宣传”界奉为老前辈和一代宗师，现今的许多“宣传”手法事实上也没有超出戈氏当年的“理论”与做法。他认为，“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民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成了真理”。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纳粹分子砸烂了德国各地无数的犹太人商店、企业和教堂，殴打了几千犹太人，拘捕了30000人押到集中营。然而这位宣传部长却对此一概否认：“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毫毛”。看来在“宣传”方面，“英雄之见往往相同”，只是戈培尔关于“宣传”的本质说的更明白一些，倒也不失“真小人”的坦诚。

可是，谎言就是重复一万遍，它还是不会变成真理。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说：“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更重要的是，老百姓们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理性批判能力的增强，再也不会那么容易愚弄了——前述那个说谭千秋“事迹”“是假的”的男生即是现成的一例。记得十多年前，有关部门树立起了某“人民公仆”的典型，其中所举的一个“廉洁奉公”的事例是，该同志贵为地厅级干部，为了帮助他领养的三个地震孤儿，竟像底层的贫苦农民一样去卖血！不知别人感受如何，反正笔者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感觉就是骇人听闻，近乎天方夜谭，现在基本上也是这个判断。记得当时和同事们都被领导圈到了单位礼堂，观看该同志生前同事和亲友所做的事迹报告会的现场直播，印象很深的是台上作报告的人眼泪横飞，泣不成声，而现场的，包括看电视前的听众却一个个很漠然的样子。

可叹可笑某些王公贵族继续把垃圾当珍宝，像瘾君子一样痴迷于“宣传”的所谓效果，乐此不疲继续摇唇鼓舌。对这些自作聪明的家伙，我们说什么好呢？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领袖刘少奇临死前所说的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2010年12月8-9日于郑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