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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新作《民主课》

曹征路
来源：　　  6763［左岸特稿］

义社会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只能“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经济上的主人，才能铲除剥削和压迫的根源，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一代人可能都看不到这一天。可笑某些人以为进入革委会革命就成功了。
　　踏踏实实干吧。
　　×月×日
　　我们的自留地有四分左右，这是块熟地，是队里照顾我们的，就在队屋的后面。种子是自己从镇上买回来的，有白菜，苋菜，还有辣椒。看着那些菜苗钻出土层，一点一点吐出新绿，再一寸一寸地长大，实在是喜人。我们每天都要去转转，把粪缸掏得干干净净，甚至说过，它们真长大了，怎么忍心去吃？
　　可错误还是犯下了，谁谁都嫌它们长得慢，于是就来了新主意。郭卉把队屋里的一袋化肥拆开，说这能长快一些。他们几个还嫌少，又多抓了几把，用洗脸盆搅拌成水，偷偷地给菜们加营养。结果是白菜死了，辣椒蔫了，苋菜不长叶子光打籽。
　　有一天在割油菜时，大荣子忽然大笑，说你们能啊？你们能很了！你们的苋菜没长毛都抱儿子了！这才明白是我们把化肥弄错了，于是欢乐一片。我们的尴尬与懊恼只好在笑声中敷衍。其实早就有人发觉了，只是没好意思说。队里也没责怪我们，倪永昌是永远的童子笑。他的秃脑门硕大而且平坦，被我们封为阿基米德脑门。
　　回来把那个化肥袋子找出来一看，原来我们用的是钾肥。氮磷钾肥各有作用，本来是初中就学到的知识，可惜呀，临到用时还是一头糨糊。说什么平戌策，说什么种树书，老老实实向贫下中农学习。
　　×月×日
　　难怪秋天被说成金色被反复咏叹，还没到秋收季节呢，欢乐就已经开始。割麦子，就炕粑粑，收芝麻，就磨香油，割油菜，就唱歌打连秸。菜籽割完了，菜籽秸密密麻麻排了一稻场，晒过一半天，荚壳都咧开了嘴。平日里不作声不吭气的妇女们忽然换了个人似的，一个个喜笑颜开。
　　打连秸是这样的：姑娘们站一排，嫂子们站一排，脸对脸脚对脚。腰肢一扭，连秸就举过了头，连秸拍子在空中画个圈，齐刷刷地落下来，这边落那边举，这边唱那边和，快活死掉了，山歌野调开了场，身后淌了一地的黑珠子。
　　昨晚哪，妹子哎，树下等你到三更。
　　哥哥哎，昨晚哪，一晚想你到天明。
　　刚开始我们打不好，连秸老是碰杆，跟不上节拍，小兰子手把手地教。几场下来也就渐渐合群，身体的角度速度和用力的程度结合到最佳，竟然不觉着累，劳作变成了舞蹈。
　　昨晚哪，妹子哎，你拿走花布就变心。
　　哥哥哎，昨晚哪，只怪姆妈她看得紧！
　　这旋律很土，歌词却率性而且奔放，充满了野狂。这些山野民间的歌声大概才是她们的本真，那种被压抑很久的渴望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被随意释放。她们平时不是这样生活的，所以才会在打连秸的时候如此忘情。一代又一代，她们只能在歌声里享受永远得不到的快乐。
　　歌声带回了家里，郭卉烧锅时都在哼。她已经很久没唱歌了。
　　×月×日
　　自从我们偷用化肥出了丑，大荣子就越发“泡皮”起来。“泡皮”是此地人形容那种轻浮夸张的俗语，意思是不稳当，爱出风头。他摆出一副教育者的架势，要我们接受他的再教育。他越这样，我们越骂他“泡皮”样子，揭他的短成为我们集体户的一个保留节目。大荣子，你今天又干什么了？老实交待！
　　事实上大荣子给我们带来很多笑声，和在书本上永远学不到的知识。你们哪晓得啊？你们晓得虾子从哪头放屁啊？这是他的口头禅。还有，就是他永远的骄傲：谁也不能把他的农民开除掉。
　　你们晓得大门是几块板做的？方桌又是几块板做的？
　　这些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真到各家去数过，甚至还悄悄数过棺材板。
　　七块！为什么这些木器都是七块板，不用六不用八？是碰巧吗？这里头没有一点点学问吗？你们哪晓得啊？问到这里他的脑袋就昂起来，晃起来，两肩耸起，两手摊开，鼻子也皱成一个核桃，等着我们低三下四去讨教。
　　他抓着我的手，你数数——有的吃（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没的吃，有的吃！哈哈，有的吃！他说，农村苦嘛，所有的想头都跟吃有关嘛，所以七是个大吉大利的数。
　　吃在他们的生活里如此重要，数字本身也就成为口彩，七确实是这么来的，我口服心服。大荣子确实爱动脑子，不然他也不会在年轻人中显得特别突出。他善于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规律，由此探询生命的意义，想像那些祖辈相传的生存哲理。相信他如果生在城市，能成为一个学者，或者专家。
　　还有，你们注意没有？石门关的瓦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晓得怎么盖瓦的吗？外头圩区人盖瓦都把瓦背落在椽槽里，只有我们石门关才把瓦背立在椽条上。这不光是一种手艺，屋子里透光透气，这里头也有学问，也有想头！单片瓦在椽条上是站不住的，只有一片挨一片，上面再扣一片，连成了一气，那些单片瓦才能得上力。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家训，行得正方能立得稳，肩靠肩才能活得久，石门关人穷归穷，可自古都是仁义之乡！
　　还有，荠菜蕨菜灰灰菜，清水咸盐也是个爱。这是连秸歌中的一句词，大荣子的解释是：苦她不怕，就怕苦得没个滋味儿，苦得没有尽头。说起这些连秸歌词里的男欢女爱，大荣子一点都不掩饰，好像那都是他经历过的，眼泡里有一层薄雾，淡淡地散出去。我相信，他爱表现大约是因为他没地方可表现。
　　我相信在漫长的岁月里，贫困的劳作中，人的尊严也一直在慢慢生长。他们的祖先也有着和城里人同样大的精神世界。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文明，也创造着他们的情感方式。
　　×月×日
　　双抢过后，公社里布置下来，今年一定要搞清理阶级队伍。原本是去年的运动，公社没搞，所以要“补课”。公社知青办还特意把我们叫到公社开了动员会，念了县革委会的文件，然后聚餐。知青办主任是个大胖子，多次提到关里大队的“复杂”，问究竟是什么地方“复杂”，他又不正面回答，只是要求我们要提高警惕。
　　直到大队开批斗会，我们才看出来，这里竟然是贫下中农占少数，一半以上的农民在土改中定的都是中农成分。我们小队十七户人家，户户都是中农。整个大队只有一户是地主，而且解放前就死了。这样批斗对象只剩下一个地主婆和一个自首变节分子。这两个人很自觉地挂着大牌子报到，低首等待批判，要喊口号他们也喊，要举手他们也跟着举手。这样自然辛苦了大队干部和我们几个傻知青。好在他们也有应对办法，把上面的文件念一遍，把发下来的口号喊一遍，然后就布置生产，最后就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能有什么意见？看上去倒像是为我们开的这个揭批大会，是表演给我们看的。
　　回来后郭卉打听到，这几天我们都记了双工分。莫名其妙。
　　×月×日
　　真相是什么？究竟复杂在哪里？今天我终于搞明白了。真相是28年前的一场屠杀，是石门关的永远的心灵之痛。我们能插队在这里真是我们的幸运。
　　那个自首变节分子不是别人，正是大荣子的亲叔叔，叫倪永茂。这个倪永茂是3队的，我们以前都见过，成年带个马虎帽，不吭不哈。他的两个女儿绝顶漂亮，特别是眼睛，清澈明亮，像是汪着一团水。我们多次想约她们来玩，她们只是还以美丽的笑。大的26了，说是嫁不出去，要嫁也要嫁到外县去。现在看来不那么简单。
　　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的顾祝同部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在这一带发起了一场“清党运动”，目的是彻底摧毁共产党在这里的基础。当时关里和关外两个大队统称石门乡，乡支书就是倪永茂。当年的石门乡是整个天门山区最红的红区，倪永茂还是中心县委的委员。抗日武装能在这一带拉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共产党的基层组织。
　　顾祝同的做法是：所有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必须向政府自首，也就是向驻扎军队自首，超过期限不自首，石门乡的青壮男丁每天就地枪决两名，自首并悔过者由全乡具保可以回家。军队包围，刺刀出鞘，期限三天。到了第五天，石门关前已经挂了四具尸体，这一天倪永茂带领三名党员集体自首，简单说就是这样。
　　解放后，倪永茂多次向县委申诉，当年如何思考的，如何商议的，如何为全乡老百姓考虑的，结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批判。已经胜利的当了领导的县委干部们根本不承认倪永茂有什么思考，政府承认石门乡是老区，却不承认老区有一个领导人。当然，他们更不愿意理解这几个党员的艰难选择。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他丢了共产党的脸。如果宽恕倪永茂岂不是宽容了叛徒，谁来承担责任？
　　这里的疑问是，共产党的敌人、杀人的刽子手都可以宽大，为什么对自己同志不可以宽大？共产党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吗？石门乡的老百姓不是人民吗？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全乡的集体沉默。土改时，连家中赤贫的人家也自报了中农成分，在历次运动中都以软抗令工作组束手无策，而人心以最大的包容接纳了倪永茂。他们不和政府对抗，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然而人心恒定，冷暖自知。所谓不是肥肉不巴皮，不是筋肉不巴骨，巴心巴骨的爱与恨他们都有自己的标准。这大概就是公社说的“复杂”。
　　震撼！这是我的基本感受。我好像看到了，倪永茂人在山上，心在山下，四肢麻木，五内俱焚。下山，是叛变革命。上山，是叛变人民。是下？还是上？比哈姆雷特还要难。死很容易，活下去，比死更难。倪永茂是读过私塾的人，清楚义利之辩，也清楚舍生取义，可不清楚的是，将来别人会怎么想？
　　假设一下，如果他选择上山逃跑，结果会怎么样？他混得好，今天可能是省委一级的干部，活得相当滋润。可他不敢回家，他不敢面对一批寡妇的脸，如果他还有良知的话。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那天批判会后，我还不理解，现在全明白了。那天大荣子胳肢窝里夹着那块自首变节分子的牌子，几个青年沉默不语搀扶倪永茂回家的样子，在我眼里庄严起来。
　　那是一种崇拜，也是一种传承。他们不用语言，用肢体。难怪大荣子总是说，你再狠，你还能把老子农民开除了？
　　这简直是一首诗，一支低沉的大提琴曲。凝重，舒缓，流畅而且隽永。暮色苍茫，步履悲壮，灵魂飞升。
　　什么叫革命？这就是。什么叫牺牲？这就是。
　　由此想到了，究竟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村？
　　×月×日
　　由此进一步想到了，究竟为什么要革命？人民在革命中得到了什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
　　早在全国解放前，毛主席就预见到，武装斗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他提出了两个“务必”。然而也许谁都没有意识到，实现这个“务必”是何其困难。很多人，也许是一大批人，根本就认为自己是个胜利者，打天下者不能坐天下，他们的苦岂不白吃了？他们负过伤，流过血，牺牲过自己的亲人和同志，好不容易熬到自己掌权的这一天，他们不享受谁享受？他们已经蜕变为人民的老爷，换妻，荫子，拉帮，结派，欺压群众，打击报复，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
　　所以毛主席才会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找不到一种形式，自下而上地揭露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找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个形式就是文化大革命。大意如此。
　　他要让全体人民认识到，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不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革命要的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让人民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历史使命。
　　经历了苏联党的变化，经历了四清运动的反反复复，毛主席看到了蜕化变质的危险性。这个危险不在于外部，而在于党内存在着一个“官僚主义阶级”，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看到过一份传单，是关于毛主席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次谈话。大意也是：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实现工业化，我们没有资本，只有靠革命精神，走集体化道路。他还说，如果搞单干，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依靠资本，中国只能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重新成为人家的经济殖民地。
　　可见，他思考的是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所以才要继续革命，才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才需要在文化精神上来一次革命。这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痛定思痛，流血牺牲，几经沉浮，在苦难中摸索出来的基本道理。这也是“文化”革命的意义所在，人民的历史要求所在。
　　不能让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不能换一批人来当老爷，这才是文化大革命真正要解决的大问题。可惜我们的造反派们，还没掌上权呢，就在准备当老爷了，就已经摆出老爷的架势了。共产党的领袖们大多出身豪门富宅，不然他们也念不起书。要想个人过上好日子，他们本来就有，又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弯流这么多血？大革命时期的安徽省委书记王步文，家里是芜湖的大粮商，他把家里的四家米行全部变卖来支持暴动。还有方志敏，在山上挖野菜吃树皮，可他腰间的皮带扣就是黄金打做的，他不能动一厘一毫，因为那是全省的党费。还有杨靖宇，赵一曼，刘志丹……还有那个在刑场上宣布婚礼的陈铁军，家里是华侨巨商，家里给她安排的对婚姻也是当地富商，可她偏偏爱上了穷学生周文雍。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是他们这些共产党人把“人”字写大了，使人脱离了低级趣味，把人性之美推上了极至，让革命理想绽放出高贵绚烂的光华。也让我们这些后来人仰之弥高，恨不早生30年。
　　×月×日
　　接着昨天的思路继续思考，我也需要反省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文化大革命在突然间失去了革命目标？我们游行，我们呼口号，我们白天黑夜不睡觉，可我们究竟要革谁的命？我自己在写文章，一直强调坚持斗争大方向，反对新的资反路线，反对支左部队和稀泥。可在大多数同学看来，那都是在瞎起哄。　　
　　郭卉就说，当权派到什么时候都是当权派，你把谁打倒了？我是你的铁杆，因为我是你的朋友！王兴元说的更绝，忙来忙去，不就是替他们几个头头忙吗？
　　当时我还跟他们争，仔细想想，他们是有理由这么看的。
　　走资派是不容易打倒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清楚什么叫资本主义，也说不清谁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杨良才吗？恐怕连他本人也不知道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说他搞迫害，搞阴谋，搞浮夸，草菅人命，拉帮结派，欺上瞒下，搞特殊化，材料多得很，就是套不上走资派。所以三结合还得考虑他，也许现在还很臭，过几年他就香了，最终还得结合他。
　　毛主席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了，怎么办？毛主席思考的是整个中国的前途问题道路问题，可在基层，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打乱了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旧秩序，可支左部队无法还给他一个新秩序。怎么办？毛主席痛恨的“官僚主义阶级”就在新生的革委会里，而且新官僚还在不断产生、分蘖。怎么办？
　　想想，我们迷惘的真正原因就在这里。
　　×月×日
　　找到了毛主席的那段话，是1965年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的话：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具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看来毛主席也是焦虑的，他也想不出好办法。
　　×月×日
　　收黄豆，收芝麻，收花生，收山芋，收获的季节简直太美了。生产队的小副业都是那些边边角角的小地块出产，看上去不起眼，收回来也分不到许多，却也能让我们的嘴巴每天香喷喷。
　　收什么就吃什么，这种自产自销太好玩了。大队请了一个熬糖的师傅，专门指导各家熬糖，稀了还是稠了，老了还是嫩了，弄得满山沟都是山芋味。这些山芋糖要等到过年吃的，到时候可以做炒米糖花生糖。倪永昌要我们注意熬糖师傅，小心他把大姑娘拐走，说是以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我们去看看，那个熬糖师傅老得像秋丝瓜一样了，他能拐谁？
　　不过这个季节确实值得赞美。来打秋风的王兴元每次都要装一兜盐水煮黄豆走，弄得郭卉连连大叫，多乎哉不多也！郭卉是当家的，她说不多那就真的不多了。
　　大概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满足口腹。我们的工分值据说连五毛钱都不到，加上公社划给知青的两亩半水田，倪永昌说也肯定到不了五毛。但我们还是能吃得这么舒服，因为这些是“打夹子”的。
　　“打夹子”就是打埋伏，那些边角地块是不算土地面积的，所以对上级而言其实就是瞒产私分。这也是心知肚明的事，队队都是这样。小队打大队的“夹子”，大队打公社的“夹子”，公社打县里的“夹子”。不然你们的水田从哪里来？倪永昌说，那就是公社多年的“夹子”。
　　石门关这一带，水寒，产量低。58年大跃进，连最高产的湖边地，早籼也不过470斤，乡里非要我们报570，县里规定不超600就拔白旗。所谓拔白旗，大概就是要整人，谁都怕挨整。
　　倪永昌说，不“打夹子”，60年早死掉过了！
　　这里从前因为贫困，它成了老区。现在因为是老区，它更加贫困。原因就在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官僚主义者阶级，革命可以夺取政权，但打不到官僚。所谓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张养浩有一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写得痛彻入骨。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月×日
　　一个生产队长，就是一个大家长，社员过得好不好，气顺不顺，全看队长。
　　我观察倪永昌，他的理念就是，对上要“打夹子”，对下要克服私心杂念。我们分的农副产品，都是不进会计帐的，分配方法还是扯麻绳勾扣子，绝对平均。只是照顾我们知青集体户给了双份，话讲在明处，社员好像也都心平气和。
　　我问过倪永昌，你觉不觉得当队长亏了？他说那当然！比人家起得早，比人家睡得晚，你要吃不起亏，整个队就乱了。哪个是傻子？哪个都不傻，一个个眼睛子比狗卵子都大！
　　我刚当队长那年下大雪，有些边坡树压倒了，有的人就把树砍回家当柴禾烧，其中就有我老婆。这事也没哪个吱声，就是家家都有人上山砍树，等我搞清楚了，边坡树已经砍了一大片。
　　后来呢？
　　后来就退赔嘛，带头退。你不退哪个服你啊？人都有私心，哪个没有？但人都要脸，正气上来了偷奸耍滑的自然就改了。改了就好嘛，大家还是一家子。他说。
　　我问，你跟我说句实话，为什么土改时大多数人家都定了中农？难道真的土地都一样多吗？
　　他答：心里不服嘛。他瞟了我一眼，又叹一口气，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他说十个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哪能家家日子一样呢？因为倪永茂定了中农，所以大家都报了中农。当初他是为保护老百姓倒的霉，老百姓就要用这种方法报答他。三队的永旺子家穷得一屁股搭两胯子，听讲自己定的贫农，跑县城吵死吵活要改成中农，他是傻子啊？农民的交易，文化浅，心思重，人不傻！我们这些人，讲话不用嘴，是用手脚的！
　　农村，太有意思了。农民，太复杂了。
　　勤劳，节俭，隐忍，自私，短视，怯弱，爱家爱乡爱国，统统都有缘由。不能埋怨他们“打夹子”，那都是生存智慧。
　　×月×日
　　决定回家过中秋。妈妈来信说身体不好，想我了。
　　本以为郭卉也要回的，可她居然说不想回。我是知道她想家的，她对下田劳动越来越害怕，整天无精打采的。农田劳作单调乏味，辛苦不说，收入太少。如果一年能收四季，就会开心很多。
　　这也不能怨她，在插队的人群中，她已经够坚定的了。我们的三位小伙子，刘广勤和徐辉已经表示一定要参加冬季征兵，另一个胡小泉在本地有亲戚，他想到县酱油厂去做临时工。
　　激情已消退，失望在弥漫。
　　有一首南京知青的《知青之歌》在到处传唱：
　　跟着太阳走
　　伴着月亮归
　　沉重地修理地球
　　我用双手绣红地球
　　绣红了宇宙
　　幸福的明天
　　相信吧
　　一定到来
　　这歌声低沉忧郁，很适合思乡的人。只是歌词太差，发牢骚也要发得俏皮刻薄有智慧才好。
　　郭卉偏偏说不想回家。
　　大荣子送来一包花生，说是给我们回家的“薄礼”，我自然笑纳了。可是我发现郭卉在瞬间的眼光一闪，是那样的别扭。她没说话，但那奇怪的一瞥真是让我不舒服。难道我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地方吗？
　　×月×日
　　妈妈比以前更瘦了。她瘦骨嶙嶙的手叉在我的头发里，一遍遍的说我，比从前黑了，比从前结实了，比从前更像大姑娘了。泪水欢快而且汹涌，爬满了脸上的沟沟壑壑。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好像不是这样的。她比过去温柔，也脆弱了。从前的妈妈是刚毅的，寡言的，虽然阴郁，却很少流泪，绝没有这样的举动。我知道她吃了不少苦，孤独寂寞，世态炎凉，委屈和艰难。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妈妈带到农村去会怎么样？可是我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清楚，她真正的心思还在历史的纠葛中，她不可能真正死心。还是给她留点希望的好。
　　我把带回来的土产分了一半，要给郭卉家送去。妈妈说，她妈妈都恨死你了，你不知道？找啐呢。郭卉没说吗？
　　原来郭卉妈妈认为是我把郭卉带坏了，郭卉不听话都是因为我。难怪郭卉不愿回家，也难怪郭卉总是回避某些话题，真是难为她了。她是真朋友。
　　原来不知从哪刮来一股风，要把所谓的无业人员赶出城市。先是大字报，后来又是报纸广播，说是有人倡议“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通过造舆论，压迫一部分所谓的无业人员自愿回农村。可是郭卉的父母从来都是城市户口，他们没有农村可去。不是企业职工不假，可人家是靠自己修钟表摆小摊子生活的，人家也在劳动，并没有吃闲饭。问题出在一个居委会主任身上，这老太太的傻儿子找不着对象，就打起郭卉的算盘。郭卉如果同意处对象，不但她家没事，而且郭卉也可以回城里来“吃闲饭”。如此可笑的逻辑，居然对郭卉父母形成了巨大压力，多次写信让郭卉回家。另一个原因是，她家的邻居看上了她家的三间房子，想趁机捞一把。而她爸爸穷困潦倒都这样了，自然把房子看得比女儿的幸福还要重。郭卉当然不答应，这样她妈妈就冲我来了。
　　妈妈说，你不是认识解放军吗？能帮就帮人家一把。
　　我当然愿意帮郭卉一把，可妈妈是那样奇怪地看着我自然还有别的意思。
　　不，我们之间是纯洁的，我不希望和“解放军”之间有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如果这也算是爱情的话，我希望这爱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交换的，我就是我，和其它的事无关。
　　明天就出去找朋友帮忙。郭卉家的问题不难，因为这逻辑荒唐。
　　×月×日
　　敢死兵团的老夏一口就答应下来。他说这算什么？我找几个弟兄过问一下，不就是那个居委会主任吗？还有卖菜的黄麻子吗？放心，他们以后屁都不敢放。
　　想想，又觉得老夏太粗鲁，又找了商业局的一个头头。他从前算是我们的对立面，现在也很客气。他也答应帮忙，他说，那一条街道都归他们生产组管，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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