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nes没有appstore:论马克思对哲学的扬弃邓晓芒

内容提要　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写作时期、《莱茵报》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写作时期这三个阶段中深入认识到：哲学在现实生活的批判和能动的实践中日益意识到自身固有的实践性；哲学已扬弃为不再是与现实对立的形而上学。这种哲学的扬弃是实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惟一途径和方式。

众所周知,黑格尔绝对精神的最高阶段是艺术、宗教和哲学,在他那里,艺术在走向宗教的过程中衰亡下去了,宗教虽然在被哲学所超越时反过来使哲学成为了“理性宗教”,但实际上也落在了哲学后面,哲学(实际上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成为了最终的绝对真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后环节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地旋转”,是“在自身内部转圈子的抽象活动”i。显然,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的青年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黑格尔哲学的这一封闭性,并试图寻找突破点和出路,酝酿着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超越,也即对一般哲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的超越经过了三个阶段

一、 博士论文时期(1839—1841年)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时期就已经表现出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强的反叛性和批判性。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有关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原子论)的差异问题,这一选题本身已体现出对黑格尔无所不包的体系的超越。一般来说,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评价很低,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竟认为“他的学说并没有超出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的范围”ii。即使对伊壁鸠鲁的独特的原子“偏斜”学说,黑格尔也不屑一顾,说它只是“一种极端任意的虚构”,“造成一种只是表面的、对于原子来说并不是本质的统一”,它使得“一切产生都是偶然的结合”;还说他的自然哲学中的个别性思想“本身很可怜,是一种各式各样的观念的无思想的混合,因此完全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思想”iii。从这一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强烈批判精神便突现出来了。马克思称赞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iv,因为他从感性的立场坚持了(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v。通常人们把伊壁鸠鲁看作“仅仅是德谟克里特的一个剽窃者”vi(也许是“为尊者讳”的缘故,他没有提黑格尔的名字,而只举出莱布尼茨作为这种意见的代表),马克思却从“对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等同起来所引起的困难”入手,论证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运动超出德谟克里特原子论的重要的特殊意义,即只有偏斜运动才真正“表述了原子的真实的灵魂、抽象个体性的概念”,这是“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的一条超出决定论的解放原则vii，所以“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的结构”viii。其实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本人正是试图借重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所表达的个别自我意识的自由,来打破黑格尔绝对精神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冲出决定论的樊笼,展开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或者说,让自由的哲学到现实世界中去干一番事业。

的确,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内在矛盾正是原子偏斜原则与客观存在(自然界)的矛盾,或者说,是“原子概念中本质与存在的矛盾”ix(因为客观自然界也是由原子构成的)。当“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原则”时,它就与外部世界处于誓不两立的对抗和矛盾中,而不能容许自己被吸收进客观世界、成为“抽象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像黑格尔体系中那样);然而,抽象的个别自我意识如果要摆脱其抽象性,成为具体的、实在的,它就也不能像伊壁鸠鲁那样仅仅停留在主观孤立的、自我封闭或者说“在自身中反映自身”的宁静之中,而必须把自己在现实的客观世界中实现出来;但“凡是伊壁鸠鲁的原理将得到实现的地方,则这个原理对于他便不再具有实在性了”x,反过来说,只有个别自我意识丧失自己的实在性而能动地投身于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它才能把自己实现出来;个别自我意识在其现实性上是一条自我否定的原则。

这正是青年马克思对哲学的理解。正如他在博士论文的注释中说的:“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的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xi。但这时实现这一转化的还只不过是“个别自我意识”,就连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也被归结为对个别自我意识的存在的证明xii。马克思此时还只是通过突出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即“个别自我意识”环节来摆脱黑格尔体系的束缚,他与布·鲍威尔的主体哲学基本上还站在一条战线上。不同的是,鲍威尔认为主体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仍然保持自己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因而归根结底仍然停留在黑格尔哲学和一般“哲学”的范围内xiii,马克思则开始意识到,哲学的实现就是哲学的消亡,或者说,只有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哲学应当是一团烧向现实的火焰”,燃尽自己,改变世界。

二、从《莱茵报》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时期(1842—1843年)

马克思在与《科伦日报》的179号社论论战时提出了一个问题:“哲学是不是也应该在报纸上谈论宗教问题?”他实际上是问:哲学应不应该干预政治?马克思回顾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那种与它格格不入的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对于急需报道的耸人听闻的当前问题的热情关心对立起来。”xiv然而,哲学家“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xv,“哲学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但这时人类的许多其他活动领域早已双脚立地,并用双手攀摘大地的果实”xvi。而在今天,已经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xvii当然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从来都在干预着政治,但却保持着孤立主义的外表,他的任务则是揭露哲学的这一实践性,从而达到哲学对自我否定—自我实现的自觉。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xviii,指出消灭哲学并不意味着取消哲学,而意味着“把哲学变成现实”;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而不消灭哲学本身,也不可能使哲学变成现实;所以“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己。”xix

这个时期的特点在于,马克思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和鲍威尔兄弟彻底分手,明确提出哲学在实现自身的现实实践过程中不仅是使自己受到“损失”,而且是要“消灭”自身,使自身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是因为哲学本身所具有的自我意识的内在否定性和自我矛盾性,而且更是因为,哲学本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产生出来的东西,而是现实生活的产物,哲学斗争和对哲学的扬弃本身是现实斗争的反映。

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1844—1845年)

继1843年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这一时间顺序本身就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告别黑格尔的法哲学而走向现实政治生活,然后回过头来立足于现实,以对黑格尔整个哲学进行全面的清算,这同时也是对“一般哲学”的清算。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就是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它们不过是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亦即我的哲学的存在之虚假的异在、譬喻、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形式”xx。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是“证明了哲学不过是用思想表达出来的并且得到合理的论述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从而,哲学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xxi。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对哲学的批判指向对人的本质的异化(哲学就是这一异化的形式)的扬弃,在现实中则是指向对私有财产(这是异化的现实形式)的扬弃,即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把真正人的生活返还给人,所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规定为“实践的人本主义的生成”(ｄａｓＷｅｒｄｅｎｄｅｓ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xxii。

通常认为,马克思是到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的,这是很表面的看法。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明确意识到自己和费尔巴哈的分歧。他含蓄地说:“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何等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跟哲学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一事成为必要,关于这一点,读者从我的论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xxiii不过,从实际的表述来说,的确也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明确地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家的“感性直观”提升为实践家的“感性活动”,即现实的“实践”、“革命”、“批判”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真理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xxiv。马克思对一般哲学的扬弃至此就达到了最后的完成。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扬弃德国古典哲学和一般哲学的历程进行了回顾。他回忆当年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他的同道们的影响力:“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唯物主义重登王位,“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但是这时,1848年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xxv费尔巴哈之所以被“挤到后台去了”,正是因为他的立足点仍然是“哲学”;他的哲学不是被纯粹的哲学批倒的,而本质上是被现实生活的实践批倒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看清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哲学投身于实践之中;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又是由于他们从黑格尔辩证法中拯救出了它的“合理内核”,即对哲学之外的现实生活的批判精神和能动的实践力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紧紧地跟随着现实生活本身对哲学的扬弃并积极地参与了这种扬弃,他们把这种扬弃看作是自己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现出来的惟一方式。

当然,对哲学的扬弃在当时也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这体现在“有教养的”德国失去了理论的兴趣,经济生活占据了现实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思辨”(Ｓｐｅｋｕｌａｔｉｏｎ)变成了证券交易所里的“投机”。另一方面,“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xxvi。显然,前一方面只不过是对哲学的简单抛弃,只有后一方面才是哲学的扬弃,即哲学的真正实现。哲学的扬弃(Ａｕｆｈｅｂｅｎ,又译“取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是指从此以后就没有哲学了,而是指哲学意识到了自身固有的实践性,不再是那种与现实生活对立的“纯粹哲学”(形而上学)了。

马克思以后的哲学,要么就是与感性和实践活动(包括“批判”)不可分离的哲学,要么就不再是哲学。由此来看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可以看出如果它还想成为一种哲学,那么它就必须从哲学的实践性和批判性本身中展示哲学的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而不是从情绪和实证科学出发,由外部来“解构”哲学,否则是不会有什么积极的结果的。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性意义只有通过把否定转换成“自我否定”才能建立起来。

附注: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马克思有一个误解:“但是这种历史观(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引者注)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法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xxvii恩格斯似乎没有看出,作为“纯粹思想的领域”中的“思维本身的规律”的辩证法正是马克思所要扬弃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是与“事实”相对立的“头脑中的”辩证法,而是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实践活动的辩证法,它与人们“头脑中”创造性地对现实本质的洞察和对实践目的性的建立是分不开的。从这种实践的立场来看,“头脑中想出来的”联系和在“事实中发现的”联系的对立就消除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但哲学上的实践本身就是理论的。实践是一种批判,哲学在与现象世界的冲突中降为了世界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因而是在现实斗争中自我扬弃的环节xxviii,所以“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xxix。恩格斯的解释却一方面给逻辑实证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则会使辩证法被当作无用的东西而遭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