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嘉基(龙游店)怎么样: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朝明朝的灭亡(三)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宋朝明朝的灭亡(三) 

三、明代时期的状况
明朝很大程度上是在废墟上重建文明，元初的破坏，元末的破坏，满目创痍，使得中国元气大伤，经济上的倒退，人才上的中断（技术人才，科学人才），都使得中国在宋朝达到的文明水平上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幸好人文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还保存着文明的一线命脉。
明朝的中国就是在这废墟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发展。
明代本质上和宋代是同一类型的社会，两个朝代在许多方面呈现出本质性的相似。但是明代和宋代又有许多不同，这又使得这两个朝代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征

在政治结构方面一般人最熟知最津津乐道的明代和宋代三大最显著的不同是，第一是废除了宰相，第二是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第三是宦官。不论在事实上，这三点区别是否有多大的本质性意义，但仅仅就其深入人心的程度来说，我们就有必要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一、废除宰相的问题
一般看法都认为明朝废除宰相是加强皇权专制，包括钱穆都抱有这样的看法。如他在《国史大纲》中多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
“明代是中国传统政治之再建,然而恶化了，恶化的主因便在洪武废相,太祖是一个雄猜之主.”[228]p665
“自秦以来辅佐天子处理国政的相位,至是废去,遂成绝对君主 独裁的局面”[228]p666
“ 盖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宋儒于科举制度下发挥以学术领导政治之新精神。尊师相，抑君权，虽亦有流弊，要不失为历史之正趋。明太祖、张居正则皆此潮流下反动也！”[228]p669
以后他在《国史新论》中观点虽然有所变化有所缓和，不再认为废除宰相就导致军队君主独裁，比如这段话“
（朱元璋）在中国传统政治史上，做了一件创古未有的大翻案，即是正式下令废止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照法理讲，内阁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不是政府正式的政事堂。内阁学士也只是皇帝的内廷秘书，不是外朝正式宰相之职。于是皇帝在法理上，便变成在政府里的真正领袖。一切最高命令，全由皇帝发布。但这也不是说即由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帝的命令，因于传统政治习惯之束缚，依然必先经过内阁。照法理论，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决非真宰相，但就当时实际情形论，内阁大学士却渐渐变形站到以往传统宰相的地位上去了。但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张居正便吃了这个亏。”[229]p77
但大体上认为废宰相是加强君权的历史倒退的观点应该没有改变！
事实究竟如何呢？是否真的废除了宰相就加强了君主专制呢？
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
但如深入考察历史，就可发现这样的看法不过是想当然。废除宰相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恰恰是削弱了皇权。
独裁专制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的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
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自己专制，二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宰相加强了专制独裁，而并非相反。而且一般来说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宰相必然以迎合皇帝作为必然的选择，而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更重要的是皇帝是世袭的，所以实行专制的能力没有保证，而宰相不是世袭的，在上万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能力上有保证，这也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
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真到了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的地步，那只能说明这皇帝已经成了傀儡，宰相才是皇帝，只不过没有戴皇帝的名号而已！
在有宰相的时候，皇帝能够和宰相以及附属宰相的文官集团结成一个联盟，实行对国家的统治管理，这是多对多的局面，而一旦废除宰相，皇帝就不得不独自面对庞大的文官集团，除非他的个人能力真的是超级强悍，否则必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一对多的局面，其结果就可想而知，在表面上，皇帝还能保持自己的权威，但实际上必然成了文官集团的傀儡而已

之所以说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在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在这种制度惯例下，内阁成员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没有合法性。
嘉靖时期的一个例子还是相当能够说明问题,当时嘉靖皇帝为了寻求对大礼议的支持，希望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在许多人看来，这可能是相当简单的一件事情，皇帝直接下一个圣旨不就行了吗？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容易，相反是困难重重、阻力重重。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种情形做了比较精彩的描述。“嘉靖和那些围在他们周围的人，都很想张璁和桂萼能够由会推入阁，张、桂二人也很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们又都明白，这不过是空想而已，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以传奉为学士则易，以内旨任阁臣却难。以传奉为学士，不过是予人口实，认为那不止是受任者的终身之耻，而且也有累于君德，但可以得官，却是靠的住的。任阁臣而不经会推，则会被认为是非法，必须首辅予以认可，不予封驳才能事，一经封驳便算完了，弄不好还要受到言官们的疏论。用中旨径任这个方法，就连嘉靖也不敢轻试，因为以那时的首辅而言，任用张、桂是必然会被封驳的，而一经封驳，给人的印象更坏，以后就更难办了。嘉靖别无他法，只有尽力宣扬己意。每逢将要会推阁臣，他一定要向会推的诸人多予示意，表明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人，或是直接加以探问，问问他们，张、桂二人可会被推出么？嘉靖还多次用过他那最后批定的特权，常将会推出来的名单全部退还，说是一个也不合意，谕令廷臣再推。但是尽管如此，张璁和桂萼还是难于推出，因为他们的名声太差，没有人肯提他们，如何能推出呢？”[243]p255
那么嘉靖最后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图呢？他是来一个迂回，既然直接调用张璁、桂萼进入内阁是没有指望了，那么就干脆先召回早在正德十年就曾经入阁，为人声望名誉都不错的元老杨一清，让他再次入阁，杨一清思想开通，并不反对议礼。只要杨一清入阁，并且当上了首辅，那么张璁、桂萼进入内阁的阻力就大大减小。
然后乘着当时的内阁首辅费宏的儿子在乡间犯罪入狱，指示一批言官纷纷弹劾费宏，最后费宏终于承受不住弹劾的压力，自己引咎辞职。
费宏去职以后，按照威望资历就自然是杨一清担任内阁首辅，去掉了首辅驳回皇帝旨意的担心，嘉靖才敢直接用中旨任命张璁、桂萼进入内阁。
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皇帝才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可见按照当时的制度，如果不经过推选，或者至少不经过内阁首辅的同意，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来直接让自己的亲信进入内阁的，必须想方设法，通过迂回绕弯来钻制度的空子，才能达成自己的目的。
其次，内阁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这点实际上在第一点皇帝不能在没有内阁首辅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任命内阁成员上已经得到体现。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用钱来贿赂他们。“那时的阁臣共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以及商辂、江渊、王一宁、萧兹等，共计六人。景帝陆续把这六人都一一找到，把他们每人都夸奖了一番，然后都赐给一些银两，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243]p122
可是在明朝，这种皇帝向大臣行贿的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特别的高，以后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还是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以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
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处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
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
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帝欲推尊所生，尝遣中官谕意，至长跪稽首。澄骇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必祈公易议。’因出囊金畀澄。澄奋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礼。独有一去，不与议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辄慰留不允”[244]
就是皇帝派了太监，一来就向毛澄长跪磕头，苦苦哀求，说‘人孰无父母，奈何使我不获伸’，真是可怜无比，稍有恻隐之心的人见了这样的情形恐怕也是要不忍心的。更何况嘉靖还拿出了金子来行贿呢，结果毛澄这些人也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还是铁石心肠，不同意皇帝的要求。但皇帝已经这么可怜巴巴了，就干脆辞职了事。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似乎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帝雅敬惮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既得疾，遣医诊视，药物之赐时至。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244]
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一次又一次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另立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许多年，最后只能以皇帝屈服而告终
第二，内阁更多的是要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
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不知道哪天被个言官一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
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首先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万一哪天被谁抓到什么把柄，恐怕想要善终都不行。另外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乘机落井下石群起围攻，那同样是没有好下场。再退一步就算自己能把官做到老，做到死，那恐怕还得为自己子孙后代长远考虑一下
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辞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甚至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

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去做的事情。
还是拿嘉靖时期例子来说明问题。张璁是靠讨好迎合嘉靖皇帝而上台的，绕了好大一个圈子才进入内阁，又经过一翻周折，才当上了内阁首辅。而一旦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他也不得不改变过去的策略，从迎合讨好皇帝转变为竭力讨好迎合广大文官集团的意志。比如他冒着直接与嘉靖皇帝冲突的危险，竭力维护明孝宗的张皇后（也就是嘉靖的皇伯母）的两个兄弟张鹤龄、张延龄；比如他没有迎合嘉靖皇帝分祀天地的想法，相反顾虑到自己在大礼议上因为支持嘉靖就被搞的臭名远扬、形象败坏、声名狼藉，现在再放纵嘉靖来弄这么一个别出心裁的新东西，那不是雪上加霜吗，所以“就向嘉靖回奏，此事于古无据，似可不必再行深求”[243]p266，结果最后却让夏言钻了空子。
应该说，并非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之后，就转了性子，而是到了那个位置上，权衡利弊，就不得不如此，最后虽然因为在和夏言的争斗中失败而辞职回家，但至少还是得了善终，大官也当了，政治抱负也实现了，最后再回家乡逍遥度日，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明朝的皇帝，在太祖成祖之后，要想在大小事务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除非就是赋予内阁首辅以宰相的地位权力好处，否则的话，那只能听任大部分朝臣文官的摆布而寸步难行了。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
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
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这两人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
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
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
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这根本错误，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类似宰相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的意志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就是皇帝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威胁，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成暴君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中国传统政治，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而近代的中国学者，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是独裁。而这些坚决主张的人，同时却对中国传统政治，对中国历史上明白记载的制度与事迹，从不肯细心研究一番。他们也许又会说，不许任何一人专制，是最高明的专制。不许任何一人独裁，是最深刻的独裁。总之，他们必要替中国传统政治装上‘专制’二字，正如必要为中国社会安上‘封建’二字一般，这只是近代中国人的偏见和固执，决不能说这是中国以往历史之真相。”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229]p77
钱穆的观点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只不过，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第二、锦衣卫，东厂
从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开始算起，中国的皇权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从秦朝西汉初期政府皇室不分,政府就相当于皇帝的私人办事机构;到汉唐的政府与皇室逐渐分离，内外朝并立;再到宋朝的皇室在政治领域的全面退缩，国家化公共化的政府成为管理国家政治经济外交活动唯一合法的机构。
而到了明朝，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不但皇室的权力萎缩，皇帝本人在政府中的权力也进一步萎缩。宋朝的皇帝还可以通过任命宰相来和政府内的一部分文官结成联盟，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有一定的控制管理权力。而到了明朝，在太祖成祖之后，皇帝的这点权力也被剥夺，在政府内真正成孤家寡人。尤其是土木堡事变以后，在国家事务上，任何违背文官集团意志的行为，皇帝都寸步难行。设想一下，皇帝处于文官集团的包围中，信息是文官集团提供的，建议是文官集团给出的，应对是文官集团诱导的，最后的决策是要经过文官集团同意的，这样的话，在国家事务上，皇帝要想不成为傀儡，不被文官集团牵着鼻子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大概，皇帝唯一能够行使自己意志的地方就是和私人有关的事务，但即便是这个领域，也并非那么如意，往往要受到文官集团多管闲事的阻挠干涉。
但俗话说，物极必反。当皇权被削弱到这样一种极限的时候，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反弹。这种反弹就是在明代产生了一系列由皇帝直属的暴力机关、司法刑讯机关，这就是有名的锦衣卫和东厂（明代还设立过其他厂如西厂、内行厂，其性质和东厂类似，但为期甚短，所以不必另外专列）。通过锦衣卫和东厂，皇帝很大程度上可以绕开国家政府的司法部门，直接进行侦察、逮捕、审问活动，直接按照个人意志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进行暴力惩罚，比如廷杖，比如把人抓入诏狱刑讯折磨。
和许多人想象的相反，锦衣卫和东厂的设立不但不是皇权高度膨胀，专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皇权被极度削弱，削弱到接近极限后产生的一种结果。也可以说是皇权被打压到极点之后的一次触底反弹，一次回光返照。如果宋代皇帝的权力还足够让他们有自信通过政府部门来施行自己的统治，那么到了明代，皇帝的权力就已经萎缩到让他们彻底失去这个自信了，他们不得不在政府以外另辟门路。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
锦衣卫是明太祖设立的，东厂是明成祖设立的，这表面上看这两个机构的设立是和两位皇帝个人的风格倾向有关系，但实质上不然，这里有一定的必然性。如果说这两位个人能力超级强悍的皇帝在庞大的文官系统面前都有力不从心，望洋兴叹，自觉渺小之感，而不得不另设机构来给自己增加安全感力量感，那么他们的子孙就更不用说了。
当然如果明太祖朱元璋象宋朝一样，采取搜刮民财，用高俸禄以及其他种种优待政策如犯罪免死轻刑来收买整个文官阶层，以及不废宰相以分化笼络部分文官阶层，用这样的方法为维系皇帝的个人统治，那也是可以的，甚至对满足皇帝个人私欲来说更有好处更省力。但是如此一来，明朝就不过是宋朝的简单重复，甚至会比宋朝更糟糕，更软弱。因为明朝科举制度的实行已经更加普遍化，文官无论从数量和势力也更为庞大，使用妥协收买政策的话，只能让国家更加衰弱腐败。真实的明朝至少还能在万历时期有力量出兵朝鲜，打败刚刚从战国时期锻炼出来处于上升势头的日本军队，而一个宋朝化的明朝是断然做不到这点的。
正因为有锦衣卫和东厂的存在，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才存在一定的权力制衡与约束，否则的话就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皇帝真正成为一个摆设和傀儡，其地位恐怕比君主立宪国家的君主还不如。
但锦衣卫和东厂这样的机构能够发挥作用，也是有一定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必须建立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也就是文官集团接受承认皇帝的权威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锦衣卫和东厂虽然听起来很厉害很威风，但实际上其力量本身是很有限的，而且到中后期还未必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是无法和政府控制的正规军队相比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几百个文官和锦衣卫一起群殴，那谁胜谁负还恐怕未知。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文官集团承认皇帝的合法性，锦衣卫和东厂才能发挥作用。
另外锦衣卫和东厂虽然不受政府管辖，只受皇帝管辖，但它们本身却是受到舆论监督的重点对象，一有风吹草动，这类机构就几乎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舆论这东西，你不要小看，你一旦小看它就要付出最沉痛的代价。某种程度上舆论力量可以比的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的力量。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条件，明朝的皇帝也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的滥用锦衣卫和东厂的权力。明太祖和明成祖，属于建国初期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可以不必多说。后来的明朝皇帝，真正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用锦衣卫和东厂来廷杖大臣，把人抓进诏狱，一般都是被逼到不得已的地步，能不动用还是尽量不动用。比如一般和他们切身厉害没有关系的国家大事，还是大臣们说了算，皇帝何必去费那个心思和大臣们较劲，得罪他们。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皇帝的私人事务被大臣们评头论足，管头管脚，这才恼羞成怒，动用那些权力。
我们不妨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问题
明仁宗时期翰林侍读李时勉上了一份疏,在这份疏里，因为仁宗新登基要更换一些侍女，于是他不知道根据哪里得来的捕风捉影的消息,硬说仁宗父丧守孝期间近女色。光从这个疏里就可以看出这个李时勉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作为大臣，不关心国家大事，却成天象现在的狗仔队一样以窥探侦察皇帝个人的隐私为能事，还自以为得意荣耀，可谓不知羞耻到极点！抓到一点没影子的事情，就说的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倒好象他在皇宫里装了监视器一样。又或者他买通了太监，专门来给他通报这类消息。皇帝只要一不留神就会被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指控成好色。其实从这些人的阴暗心理来看，他们自己倒才是真正好色无疑，所以专在这类问题上大做文章。
不要说是皇帝，就算一个正常普通人，大概对这种胡乱干涉个人隐私的病态行为也会痛恨恼火到极点。仁宗的脾气还算是比较好的，看到这份疏后，虽然恼火，但还是先耐心的把李时勉叫进去，告诉他不要根据流言蜚语小道消息来滥做文章。这样的劝告已经是相当客气的了，现在的影视明星，如果有记者仅凭借流言没有事实根据就来捏造一篇他们的桃色新闻，恐怕还要打官司。现在皇帝只是劝告一下，让他心理不要这么阴暗下作，认个错，已经很宽容了。李时勉还有点理智和人性的话，正好乘此找个台阶下，见好就收。可是他似乎觉得，这正是一个让自己出名的大好机会，绝不能放过。于是不但不认错，反而更变本加厉的对那些他不知道何处窥伺侦探来的小道消息渲染夸大，就如泼妇一般当着皇帝的面进行诽谤攻击侮辱。这回仁宗的脾气再好，也是受不住了，当即让锦衣卫把这个李时勉打了一顿，断了三根肋骨，又把他关进诏狱中去。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中，这个李时勉可谓是咎由自取，纯属活该，明仁宗被他气的也不轻，本来就是非常肥胖的人，多半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被这么一气，造成猝死。古代人没有医学知识，对高血压心脏病更没有认识。还认为明仁宗这么胖的一个人，一直健康，就觉得他突然死的很蹊跷，明人黄景昉称仁宗“实无疾骤崩”。于是胡乱猜疑，真把仁宗说成是好色过度所以才突然死亡，还有的甚至猜疑是宣宗弑父。这真是冤枉到天边去了。
不过李时勉倒当真是凭借这种窥伺阴暗、胡乱污蔑的行为，捞取到了一个忠贞耿直的好名声，到了宣宗即位就被放了出来。
在皇帝有锦衣卫等直属暴力机关的情况下，尚且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关，只怕皇帝真要被这些文官欺压的连奴才都不如了。

再来看明景帝时期，动用锦衣卫诏狱的情况。景帝通过用金子贿赂大臣，好不容易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不料太子朱见济没多久就生病死掉了。父亲死掉了儿子，而且还是唯一的一个儿子，无论如何总是很伤心的。照理说，那些文官大臣总应该安慰一下吧，等到别人悲伤情绪平复以后再来论及其他。但明朝的那些文官大臣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不但不安慰，反而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有一个叫钟同的，在太子死后不到半年，就上了一份疏，里面有一句话“太子薨逝，遂知天命有在”。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太子死掉了，这是天命，是老天的意思，说白点就是死了活该，死了最好，你儿子就是“命小福薄，承受不起皇太子的位置”[243]p124。这是什么话？是人话吗？别人死了儿子，你不但不安慰，反而幸灾乐祸的说“天命有在”。刻薄恶毒到这样的程度，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这不是往别人的心里捅刀子吗？不要说是皇帝，就算是普通人死了儿子，你来说这种没有人性的话，恐怕他也非找你打架拼命不可。
不过明代的皇帝再一次显示了他们惊人的忍耐力，因为钟同的疏中还说了许多其他的事情，景帝还是把这份疏交付廷议，认为“这事混在很多别的事中，也许被人一时略过”[243]p124
结果那些文官不但不收敛，反而是得寸进尺，似乎认为景帝软弱可欺，说话就更变本加厉，放纵无忌了。一个叫章纶上疏说“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这话就差直接让景帝下台，英宗上台了。景帝再软弱再仁厚也明白，如果他再不给这些文官一些颜色看看，那恐怕自己还是直接退位算了。于是当天就下命把钟同、章纶二人抓入诏狱。
以后的事情就类似赌气了，景帝想：你们不是咒我儿子早死，死了活该，是天命所在吗？那我就偏不让你们认为天命所在的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当太子，谁来提议“复储”，来一个就廷杖一个。
就这件事情而言，客观的说，又是文官集团毫无人性导致的结果。如果当初他们稍微人性化一点，不要这么急吼吼，人家死了儿子，那就安慰一下，等过个两三年，悲伤情绪也平复了，心情也冷静下来，不要他们提议，恐怕景帝也会主动要求立朱见深为太子了。现在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一上来就说你儿子死了活该，这就是你立他做太子的下场，你说哪个痛失爱子的父亲受得了？

再来看正德时期的例子。正德是希望不成天闷在宫里，正德十四年，他希望再次能够出外巡视。结果百多人的文官集体阻挠。无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拿那些内阁成员，高层官僚没有办法，于是就只能拿那些下层官僚廷杖出气。但即便这样，还是无法获得自由，文官集团象群狼一样围攻而上，打了一批再上来一批，纷纷以死谏为荣，而不经过内阁同意，他也无法出去（前几次出去，他还是偷偷溜出去的）。后来还是宁王造反，正德皇帝才总算找到一个光明正大的借口跑了出去。


嘉靖初期的廷杖就更有代表性了，还是议礼事件所引发的。文官们要求皇帝认孝宗做父亲，父亲做叔父，而嘉靖则坚决不肯，双方由此闹出矛盾。双方你来我往的斗争，前面也说过一些，但主要集中在内阁等高级文官和皇帝斗争的层面。更低一层的文官群体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他们表现的更为激烈。这些文官群体由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所领导，尽管官职权势比起他们的父辈来都相当低微，但在声势和数量上却更为惊人，行为也更大胆激进。当迎合嘉靖皇帝的张璁和桂萼二人奉诏入京之时，杨慎等几百多人的文官群体就商量要在这二人入宫前经过左顺门的时候对他们实行围殴，把他们活活打死。结果这两人事先得到消息，逃了过去，这使得文官群体更加愤怒难当。一些人上疏给嘉靖说“璁、萼曲学阿世，圣世所必诛，以传奉为学士，累圣德不少”。意思是张璁和桂萼这两人很坏，你皇帝必须把他们杀掉，才是圣世。你下命令而不是经过推选就让他们当上学士，已经给你皇帝名声品德抹上污点了。这是直接要挟皇帝去杀掉张璁和桂萼。但嘉靖把这些论疏都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理睬。
这下文官群体就更愤怒，更坐不住了。最后杨慎等人干脆号召聚集了两百多名大小文官，跑到左顺门抗议示威起来。人声鼎沸，嘈杂喧闹，连在皇宫里的嘉靖皇帝都听的一清而楚。这两百多人的示威者声称，如果皇帝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绝对不撤退。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情形，就比如现在有两百多人在人民大会堂或者中南海前聚集起来游行示威，喊声如雷。嘉靖一开始很惊愕，连忙让几个太监出去好言相劝，意思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理解，但聚集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还是先回去，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好好商量，最后无论如何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应该说皇帝已经算是低声下气，软言相求了。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够窝囊的了。你说想认自己的爹做爹都不行，内阁死活不同意。拿内阁没有办法也就罢了，好不容易找来两个帮手，试图迂回达成目标。却还要被那些低级文官逼迫，非要把这两个人杀了才肯罢休。这叫难受啊。
那些文官看见皇帝已经服软，就更加不依不饶。有的人就干脆放出一个话来，皇帝今天不给一个明白的交代，就绝对不撤退。嘉靖接连派了好几次太监进行协商，有话好说，不要这么堵在左顺门口，但文官们死活就是不肯让步，就这样一直僵持到了下午。嘉靖终于被逼的走投无路，动用了最后的权力，派锦衣卫先抓了八人。结果杨慎等人连忙抗议，率领众人，一起“撼门大哭”，哭声振天，嚎叫连连，直接用更大噪音污染来对皇帝发动反攻。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也就只能拉下脸皮，破罐破摔，干脆下令把在场的五品以下官员，一律先派锦衣卫抓入诏狱中去，次日又进行廷杖。
从这次嘉靖初年廷杖事件来看，如果不是文官群体逼迫过甚，不近人情，嘉靖皇帝也不至于最后动用锦衣卫来对付文官团体。其实舍此以外，他这个皇帝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来对付文官了，如果连认自己的爹的权力都要被剥夺，那么以后他这个皇帝也就不必当了。事实上他确实在文官的逼迫下，好几次提出辞职的要求，你们不让我认自己的爹，我辞职不干，不当这个皇帝总行了吧。可惜那些内阁成员又死活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张居正时期的廷杖则又有所不同，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对文官集团的利益损害还是相当大的，光是澄清吏治，严加考核这一条就平白增加了许多不自在。所以对张居正怨恨不满者不在少数。而这种怨恨不满在张居正父丧丁忧要求夺情之时候就爆发了出来。面对文官集团爆发的这股反对浪潮，皇帝也就只能用廷杖镇压下去了。
以上是对明代几次著名的动用锦衣卫以及廷杖打击文官的事件的简略陈述。从这些陈述中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舆论方面。皇帝可以动用锦衣卫惩罚处置那些他所不满意的人，但却无法控制舆论。无论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那些被廷杖的文官大臣，几乎一律被吹捧为正直刚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与歌颂，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捞取了足够的政治资本。而施行廷杖的皇帝则名誉大损，被诋毁污蔑的几乎不成人形，可以说变的臭名昭著，没有人再去体谅他们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曾经对这种现象有过描述：
“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之美俗。清君之处臣，必令天下颂为至圣，必令天下视被处者为至辱，此则气节之所以日卑也”[18]
就这样，和皇帝作对，受到廷杖，成为一个证明此人品德高尚的荣耀的事情，终身被人赞颂倾慕。在这样的风气下，皇帝已经往往无法用廷杖来压制文官们的反对，而且一旦使用廷杖，结果皇帝本人反而声名扫地，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在张居正死后，结果被文官群体百般攻击辱骂，也只能忍气吞声，只当没有听见，在立太子的事情上，也最终只能屈服在文官群体的意志之下，并非是他没有想过效仿他祖父嘉靖皇帝，但实在是思来想去得不偿失。
其次在太祖成祖以后，通过锦衣卫诏狱廷杖来惩处的大多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比如正德，嘉靖的那两次廷杖，尽管反对皇帝人中包括高级官员，但皇帝下令惩处的却明令是五品以下官员。至于内阁级别的官员而不通过政府部门的司法机关，直接由廷杖诏狱来处置的更是没有例子
最后一点，皇帝有意愿用廷杖诏狱来干涉的事情往往是涉及其切身厉害关系的一些私人事务，当这些私人事务也都要被文官集团指手画脚的加以干涉，皇帝被逼迫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动用直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作为最后的武器。这里面的一个例外大概就是万历初年，涉及到张居正改革，动用廷杖算是皇帝对国家政治经济大事上的干涉，这也是张居正改革还能收到一点成效的原因

3、明朝宦官问题
明朝的宦官问题一直被某些人夸大其辞，甚至被夸大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而论事实，明朝的宦官不能和汉朝比，更不能和唐朝比。它不是任何以前朝代宦官问题的重复，恰恰相反是新的政治关系的结果。宋朝的时候，文官势力已经相当庞大，但是皇帝至少还能和文官集团达成一定的默契，彼此合作，至少还能利用文官集团中的一部分来为自己效劳服务。但到了明朝，皇帝是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完全是一个人和文官集团在抗衡，这时候他不得不利用宦官来缓解自己的压力。相反，当皇帝能够获得一部分文官集团的支持的时候，宦官就在政治上根本没有任何插足的余地，最典型的比如明世宗时期，常见的说法是说明世宗驭太监严，其实这不过是皮相之谈，关键的问题是这时候，嘉靖拉拢到了一部分文官的支持，并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地位，这时候当然就不需要宦官。类似的还有张居正时期，那时候是宦官来投靠张居正，而并非是相反，所以没有冯保张居正照样是张居正,而没有了张居正，冯保就马上倒台。
明代的宦官问题实质上是文官内部矛盾以及文官与皇帝之间矛盾的结果
明代真正控制实际政治权力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没有什么可以多加非议的地方，许多对他们的攻击都是捏造诽谤之辞。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也相当低下，甚至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可奈何。比如在武昌，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受害者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天启4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出现，这和长期以来一些人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对明朝的丑化有密切关系。他们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至一般无知妄人，提起明代就只能联想到宦官横行，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可谓莫此为甚！
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四人有如下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的权力都是建立在与皇帝亲密信任的私人关系基础之上，这说明他们的权力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与滥用；第二、他们的为害横行的时间都相对比较短，都如昙花一现，流星划空一样，从得势到垮台的间隔相当短。这一点与汉唐时期的宦官相比，尤其明显。
汉唐时期的宦官可以废皇帝、改立皇帝、可以杀皇帝、可以囚禁皇帝。汉朝不必说了，就拿一些被人称羡的唐朝来说，唐宪宗是宦官杀的，唐穆宗是宦官立的，唐敬宗又是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是被宦官所立，后来又因为甘露之变失败，被宦官软禁起来，接下来几个唐朝皇帝也基本上都是宦官所拥立。
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根本不可能发生。道理很简单，汉唐时期皇帝在政府内的权力还很大，因此一旦宦官控制了皇帝拥有的权力，就可以凌驾在皇帝本人的头上。而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已经极度萎缩，甚至皇帝仅剩那点动用锦衣卫、东厂等直属暴力机构的权力，也还是文官集团赐予的，这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官们觉得皇帝毕竟应该有点他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是文官集团内部本身也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独立于它们之上的裁判，这样可以加以利用来打击异己。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理惯性和制度惯性。单就锦衣卫、东厂本身的力量而言，如果文官集团要加以反抗，是根本不在话下的。打个比方，皇帝是一个七十岁的老汉，文官集团是一个四十岁壮年大汉，现在这个七十岁的老汉在殴打这个壮年大汉，并非是从力量上，这个老汉大于壮汉，而可能是这个老汉是大汉的父亲，所以壮汉碍于舆论和意识形态约束，就只能心甘情愿的挨打。但如果有人误以为七十岁老头的力量真的大于这个壮汉力量，又去找另外一个七十岁老头来打他，那恐怕就要发生不同的结果了。
明朝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也类似。皇帝或者宦官在皇帝的纵容下之所以能够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打击文官，并非是这些力量真的能够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相对抗，而仅仅是文官集团默许赐予了皇帝有这种权力。既然这种权力是文官集团赐予的，那么如果他们觉得需要也就可以收回。这也就是为什么魏忠贤在天启四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拥有了皇帝的权力，东厂是他控制的，锦衣卫是他控制的，甚至一部分在朝的文官内阁成员都是他的亲信，皇帝的权力也不过如此。可是一旦天启死掉，崇祯上台，他所掌握的这些权力似乎全然没有作用，只能乖乖受缚。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在庞大的文官集团控制的政府力量面前，他的这些权力根本不值一提。又好比文官集团类似一个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器人（比如机械战警），但这个机器人头脑中有一道程序指令，当皇帝动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的时候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并不违背这个指令的时候，那么用锦衣卫、东厂的力量来和文官控制的政府力量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正因为有这种制度上强大保证，所以在明代，宦官们借用皇帝的权利横行跋扈，只能得逞一时，成为短期的、暂时的现象，成为不了主流，18年与300年的对比，并非是偶然，而是有制度的原因。我们也不能用短短十八年太监嚣张跋扈的历史来概括明朝300年的历史，正如我们不能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有十年文革，就说新中国整个历史就是文革一样，这样的做法显然是相当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