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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为了“睁眼行宪政”的纪念(3)

　　在离开小区的路上，每走几步，我就忍不住要回望一下黄昏里的21号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蔡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征服，也明白他病中破例约见我并送我到电梯口的良苦用心。他是完全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一心用自己的人格力量不断凝聚和扩大宪政学派的力量，并期待着这一事业新人辈出、发扬光大。

　　晚上回到酒店，与蔡先生谈话的一幕幕情景反复回放，难以入眠。12点多的时候，再次起床，终于忍不住即兴撰写了一篇文章《行走中的一种纪念--纪念三十年前中国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到半夜2点01分完成后电邮给选举与治理网（这是蔡先生常看并常发文章的学术网站之一），早上8点05分即被网站重点推荐刊发出来。这篇随笔是我游学北京九天时间里与20余位学界前辈和朋友们在学术交流后所撰写的唯一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严厉地批判了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郑重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全面改革问题，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正是宏观的根本的宪政改革问题，也即从宪政层面重新考虑国家权力配置与制度安排问题。

　　在8·18讲话之前，我国先后制定过三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1975年宪法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在粉碎“四人帮”后制定的1978年宪法也受“文革”较大的影响，仍然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指导思想。这显然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客观现实很不适应，而且越来越不适应。因此，三中全会后，1979年和1980年就不得不接连对1978年宪法作了两次个别内容的修改。1979年重新修订地方组织法时，根据各方面、各地方提出的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等问题，彭真同志向中央写请示报告，提出三个方案：一是用立法形式把革命委员会体制固定下来。这样做，不赞成的人可能很多。二是取消革命委员会，恢复人民委员会。这样做在名义上虽然取消了革命委员会，但对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一定能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和改进。三是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常务委员会，并恢复人民委员会(包括省长、市长、县长等职称)，这个方案可能比较好些。三个方案究竟采取哪个？请中央决定。小平同志很快批示：“我赞成第三方案，相应的这次人大只修改宪法这一条，其他不动。这个问题建议在人大会前议一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后，按小平同志批示的原则修改了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并根据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代表的意见，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在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必须取消1978年宪法关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以防止“四大”文革遗风助长动乱，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这两次宪法修改都是邓小平同志亲自作的决策，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仍然认为，这样修改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全面修改宪法（来源于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一文的主要史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他提出，中央正在考虑进行的重大改革，第一项就是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小平同志指出：“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在今天看来，8·18讲话无疑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次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并成为起草八二年宪法的重要的指导思想。

　　作为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8·18讲话尽管也存在着一些历史局限性，但至今仍未被超越。这篇讲话好就好在讲真话有底气，有正气，有心气。小平同志等一大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深受“斯大林体制”之害，对“斯大林体制”既有切肤之痛，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批判。当时，以小平同志为首的党内改革力量在政治上已经压倒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凡是派”，掌握了国家的“方向盘”。在“文革”的政治废墟之上究竟要建构怎样的好的制度，以形成能使“好人做成好事、坏人无法做坏事”的新政治秩序？当我们每次重读8·18讲话，都能深切感受到小平同志所做的深入思考与历史责任担当。而这种实事求是、敢于正视现实问题、寻求兴利除弊之策并勇于担当历史责任、开创未来新局面的改革精神，正是今天我们的领导干部所最最需要传承的政治品格。

　　为了纪念这篇三十年前宪政改革的思想纲领，我风尘仆仆，于多云转阴雨的2010年8月18日这一天，在不停歇的行走中忙碌了一整天，做了自认为很有意义的三件事情：首先，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并在长城的“好汉坡”上随机向10名国内游客征询对胡锦涛“依宪治国”思想的了解程度与评价；随后，经《共识网》主编周志兴先生提议和安排，与《共识网》年轻的编辑们座谈社会主义宪政改革问题（座谈气氛很热烈，很有收获）；最后，受邀到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家里做客，向蔡先生献上了一大束百合花，并转达了俞可平教授的关切和问候（昨日俞可平教授在和我长谈中多次提到蔡定剑先生的轶事，并希望我能以蔡先生为榜样，同时表示近日也会来看望蔡先生）。蔡先生近期刚做过手术，患有重病，原本不会客，但破例邀我到家里做客，很让我感动。本来我怕影响蔡先生休息只打算探望10分钟，却不料蔡先生谈起宪政改革问题感慨颇深，竟然不知不觉间畅谈了一个半小时，最后还是我两次自觉起身告辞，生怕长谈影响了先生的康复（虽然我内心依依不舍）。更让我感动的是，病中的蔡先生不仅为我跑到书房翻了好一会才翻出一本《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的专著特意送给我，而且还执意送我到了门外的电梯口，并再次握手道别。

　　不到长城非好汉。长城不仅是大山的脊梁，也是中国的脊梁。而未来十年，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至为关键的十年，是宪政社会主义改革生死攸关的十年，是中国人民赢得更多的平等、自由、民主、尊严和幸福生活的十年。从邓小平三十年前的讲话里，我看到了形势之所迫；从与年轻编辑们的畅谈中，我感受到了大势之所趋；从尊敬的蔡先生那里，我体会到了责任之所系。纪念8·18讲话，需要更多的人们行动起来，像小平同志和蔡先生那样成为行进中的中国的脊梁。

　　约定推迟成遗憾

　　回到西安以后，由于工作非常繁忙，我没有顾上及时去拜会蔡先生让我去找的陕西省人大法工委赵建刚主任（忙乱中竟然丢失了记着赵主任电话号码的纸片），也没有整理和蔡先生对话的文字内容。我总是想着等蔡先生来西安的时候再把文章提交给他就可以了，现在还是让他安心养病，不便多打扰他。从网络上知道，蔡先生并没有闲着，还在为人大代表法修正案的事情奔走疾呼着，并想当然地以为先生身体应该是逐渐恢复了。

　　9月17日，蔡先生忽然来电话问我找没找赵主任，我很不安地说当时记下的电话号码后来找不到了。蔡先生缓缓地说，你还是抽时间找一下他吧，在陕西我也就这么一个值得托付的朋友，电话号码我这就发给你。他还说，不一定能来西安了，也许一时走不开，要到时候再看。我很有些惭愧地说，等他身体好一些了，我再去北京看望他，那时候再把约定的初稿拿给他看。他哦了一声，然后又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电话就挂了。不一会，短信过来，上面写着：“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赵建刚，（手机号码），代问好，不用说我身体。蔡定剑”。看了短信，我深深为蔡先生始终不愿让友人为自己身体担忧的细心考虑所打动。9月20日，我专程拜会了赵建刚主任，并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10月份，蔡先生没有能来西安，原定的反就业歧视研讨会也推迟了。我以为是先生很忙，一时脱不开身。因为总能从网络上看到蔡先生密集的活动和言论，所以我想当然地认为先生应该康复得不错，又重新焕发出无尽的活力。至于拟定一篇对话的任务，我并不急于去做，总想着等一等也许更好一些。江平先生的书评《宪政社会主义是大势之所趋》在《南方周末》发表后，我给蔡先生发了一条短信，没有见到回复。随后知道他又住院了。不过，我仍然没有把情况想得那么糟，以为是正常的治疗过程。蔡先生不是乐观地说手术很成功吗？他不是一直在参加社会活动吗？一定不会有什么事的。

　　林公祭日失蔡公

　　11月20日上午10点半，我打开选举与治理网，在显著位置赫然看见一篇《法大学生为蔡定剑老师祈福》的文章。也不知为什么，我竟然顷刻间就被泪水所淹没，甚至连家人都难以理解。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为蔡定剑先生祈祷》的文章：

　　昨晚读过周瑞金先生写给我的具有极大气场的评论宪政问题的书评和言辞恳切的信，修改完一篇有关“宪政中国梦”的重要约稿文章，给编辑回复了一封信，就不禁“中夜四五叹”，想起了当下“宪政中国梦”的精神领袖人物蔡定剑先生，不知道他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于是躺下后就拿起他赠送给我的《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再次细读起来，随后就几乎彻夜失眠。早上9点起床，10点半打开网络，却突然看到《法大学生为蔡定剑老师祈福》一文，惊悉蔡先生已经病危，就即刻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泪水淹没了。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我并不是很容易落泪的人，可是一旦泪水溃坝，心如潮涌，感同身受，那就会抑制不住地泪涝成河，淹得我几乎思想窒息。

　　我几乎不敢读完政法大学学子们的揪心的文字，和着泪水，忍着心痛，写下这篇原生态的文字，以纾解心中的云癌沉雾。

　　我的新书《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出版后，我就给心中景仰但素昧平生的蔡定剑先生寄送了一本，又担心暑假蔡先生收不到，就又托自己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学生捎带了一本，没想到得到回复说蔡先生病得很重，谁都不见，身边的人也不希望蔡先生被打扰，所以书已经难以送到蔡先生手上了。我不清楚蔡先生是什么病，总想着很快就会好的，等好了再说。

　　8月份，我去北京，承蒙《领导者》杂志社社长周志兴接待，就向他打听蔡先生的病情，这才知道蔡先生得的是重症，刚做过大手术。当时心情非常沉重，仍然在想，这样的病坚持一二十年的人大有人在，现在医学发达，一定会得到有效的治疗，逐渐康复的。当时，周大哥让嫂子喻杉给蔡先生打电话，告诉他我来北京了，问他对我有没有印象。我当时想，蔡先生未必收到或注意到我的书，即便是注意到了，也没有精力去读的。可是，让所有人意外的是，蔡先生说读到了我的书，既然我来了，可以见一面。

　　就这样，蔡先生约我在8月18日下午4点整在他的家里会见我。原定计划见面十分钟，主要是礼节性探望，给蔡先生送一束花，表达敬意。但是，那一次会面让我终生难忘，有很多个意想不到！他按照约定时间亲自准时给我开门，他的步伐轻缓、艰难而坚持，他不是在病床上，而是拉我到沙发上促膝而谈，竟然谈了一个半小时，谈了很多很深的问题，中间几次他都眼眶湿润（例如谈到俞可平教授托我向他转达致意，并在和我谈话中评价蔡先生是“党的良知”、为坚持追求宪政理想牺牲很大的时候）。后来我实在不忍心影响他休息，诚惶诚恐，再三起身告辞。临别时，我们按照常规要合影留念一张。蔡先生竟然很恳切地说自己面容憔悴，上相不雅，要简单整理一下再照。我几乎为之动容。

　　写到这里，请原谅我难以再回想下去。泪水已经淹没了我。但是，我坚信，很多公民们被触发的泪水汇聚成河，就能使“宪政中国号”巨轮迎风起航！

　　为蔡先生祈祷！民之所愿，天必从之。我相信，吉人必有天助！

　　这是我在蔡先生生前所发表的第二篇关于他的文章。但当时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出现奇迹。我紧接着给《领导者》杂志社周志兴社长打了电话，周社长才详细给我介绍了蔡先生的病情，并说病危通知书已经下达了，情况很不乐观。

　　那两天我就像失去魂魄一样，一幕幕回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充满了自责，也许9月17日的电话先生不仅仅是询问我有没有去找赵主任，也许还关心叫我拟写的文章进展如何。先生关注宪政思想的传播与传承远远要胜过关注自己的健康。可是，我竟然一拖再拖，以为还有来日，竟造成终生遗憾，愧疚到无以复加。这种深深的自责，更加重着我的悲伤。

　　11月22日早上八点刚上班，我就先后接到了王占阳教授、赵建刚主任等前辈和友人的电话，告知我先生已经逝世的噩耗。我忍不住哭泣，喃喃地诉说着震惊与憾恨。然后，就很快写了第三篇关于蔡先生的文章：《于林则徐祭日痛失蔡定剑先生》。文中写道：“早上八时许，占阳先生和蔡先生的好友赵建刚先生先后来电告知，中国宪政学界的领军人物、民主价值的坚定捍卫者蔡定剑先生已于今日--2010年11月22日凌晨三点三十分逝世，享年54岁。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重大损失。虽然在得知先生病危时已在悲伤与祈福中有了不祥的预感，但此刻--真的于林则徐祭日痛失先生的时刻，仍禁不住泪从心中起，夺眶而出，感觉眼前的世界刹那间都淹在了泪光里。”在后面的内容里，我又再次简单追忆了8月18日下午与蔡先生的长谈以及9月17日与蔡先生的最后一次联系。接着，我发自内心地写到：

　　现在一想到这些细节，忍不住就想哭。他始终不顾惜自己的身体，有着操不尽的心，却又生怕别人为他担心。短短二个多月，在林则徐逝世160周年的祭日里，蔡先生竟然追随而去，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

　　在失去先生的悲痛中，我完成了一首悼念蔡先生的诗，并于上午11时发送给多位同仁。《南方周末》戴志勇先生在11点17分即先行发表此诗在其博客上。而我则在杂乱的心虚中开始回忆与蔡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随后会发表《为了“睁眼行宪政”的纪念》一文。“睁眼行宪政”是蔡先生在谈到林则徐的那首诗时，说的话。他说，林则徐主张“睁眼看世界”，说“苟利国家生死以”，而我们现在是要“睁眼行宪政”，“苟利宪政生死以”。一些人醉眼惺忪，搞夜郎自大，看不到国家的危险，会害了国家的。现在，我先把我悼念蔡先生的诗发表在这里，以表达和寄托我的无限的哀思。

　　悼宪政民主价值的守护人--蔡定剑先生

　　病重长谈迟相知，听君泪吟林公诗。

　　苟利宪政生死以，痛惜任重久神疲。

　　细说民主成常识，林祭时分终不支。

　　宪政未立难瞑目，后学承志泰山移。

　　人心大势不可逆，岂任庸医误时机。

　　春风习习立宪日，温酒不忘慰蔡师。

　　                                                            ——炳啸和泪作于西北大学

　　网络论战是与非

　　我的关于蔡先生的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出乎意料地引起了一场网络论战。论战的核心命题是：蔡先生是一个追求宪政民主的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个追求宪政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蔡先生是否认同社会主义？

　　说实话，在闻听噩耗写下追思悼念文章的时刻，我真的顾不上多想什么“主义”问题，我仅仅只是原原本本地把自己和蔡先生接触交流的真实感受写出来。当看到一些网友在大家沉痛悼念蔡定剑先生的时候，居然都不忘记以“主义”划线，把网文追思活动泛政治化，甚至硬要把蔡先生塑造成为或误会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悲愤之中，我熬了一个通宵，撰写了一篇《缅怀蔡先生，兼答网友质疑》的回应文章：

　　在我怀着沉痛心情悼念蔡先生的时候，有几位网友仍然不忘记“路线斗争”，不依不饶地不断跟帖质疑我，似乎蔡先生是专属于他们的，似乎不许我这个居然还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来参加悼念。国洪新网友劝他们不要在这里争论，要争论就到别处去，可是他们还是不听。在他们看来，争论清楚“路线问题”远远要比悼念本身更重要，绝非不合时宜。这就不能不让我感到寒心。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个别网友才能更加理性客观、更加尊重人性呢？难道前来悼念前辈师朋都要先划清界限、接受你们的资格审查吗？难道无论我说什么，你们都要怀疑到底、质疑到底吗？难道只因为我坚定地宣布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你们就可以在我如此悲伤的时候仍然纠缠不休吗？我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宪政社会主义”观点强加于人，我只是在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会有争论，但也是学术观点之争、君子之争，并且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歪理让步。一些网友是典型的两个“凡是”派，偏执地坚持凡是“社会主义”的一概都反，而不论是哪一种“社会主义”；凡是不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一概都反，而不论是主张怎样的共产党领导(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只要不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样的恐怖原则)。这种偏激的两个“凡是”派言论从来没有确凿的学理根据来动摇我的信念，我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或狡猾地隐藏自己的立场与观点，以讨好那些近乎民粹主义的偏激情绪。君子坦荡荡，无论外界的是非评价，都不应隐藏自己独立的观点，也绝不人云亦云。只要我认为对的，虽千万人，吾往矣！既然不回应就无法清净，回应了更无法清净，而我又是一贯支持自由辩论的，不回应似乎不够礼貌，所以就即兴简短回应一下几位网友。心绪还是纷乱，只能点到为止，请有关网友见谅。

　　第一，蔡定剑先生是一位宪政学者，法学家，而不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如高放先生等)，所以不必经常把“社会主义”挂在嘴边。他对我讲，他过去关注的重点在于“宪政”这个政治改革的现实问题，尽量不把它意识形态化，坚持认为搞宪政与姓资还是姓社无关，因为资本主义国家能搞宪政，社会主义国家也能搞。他所推动的宪政民主进程并未脱离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范畴，而且也一直是致力于推动党和国家实行宪政民主改革，而不是抱着不合作态度或对立立场，希望来一场体制外的“革命”。蔡先生从没有说过要打倒“斧头帮”之类偏激情绪的话，也没有力倡过自由多党制，他就是在专心致志地做宪政民主的价值普及工作，为宪政张目，为民主辩护。而实行宪政和民主，并不要求放弃社会主义。他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下，宪政和民主不应当成为问题。也就是说，宪政和民主的障碍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和思想僵化保守。

　　第二，蔡先生8月刚做过大手术，身体那么不好，手头要做的事情那么多，还是把我的56万字的书很认真地浏览了一遍，专门约见我，而且还从原定的十分钟延长到一个半小时，并不顾我的劝阻坚持带病把我送到了门外的电梯口，很有力的和我再次握手道别，让我感受到他的人格力量和殷切期待，--试想，如果没有对“宪政社会主义”学理的基本认同，他还会闲暇到做这样的事情吗？蔡先生始终对宪政社会主义学理深表赞同，认为把“宪政”直接摆在了“社会主义”的前面，摆在了首要位置，限定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内涵，也就是实现了与“集权社会主义”的切割，对于宪政建设首先是个了不起的重大突破。蔡先生在读了我的《超越自由主义》一书后，认为“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彻底抽空了顽固阻挠宪政民主改革的保守分子的“意识形态将牌”，使宪政民主改革更具有可行性。因此，他是真心赞同和欣赏宪政社会主义的新理念的。关于我们会谈的详情，我另有专文来谈，会更清晰地说明蔡先生最后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蔡先生对于宪政社会主义的支持，在一定的圈子里大家都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