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prps levis:两岸和平协议的历史掌故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11:22:09
两岸和平协议的历史掌故
汪仁玠
“两岸和平协议”虽是2011年抛出的新议题，但从歷史掌故的角度来看，却可以回溯到刚好三个半世纪以前。
郑氏王朝的分裂
1661年清朝康熙皇帝登基，太子少保黄梧上书“平贼五策”，提出多项“解放台湾”的建议案。黄梧降清之前，原本在郑成功部队担任副将，没有军事长才及战功也就罢矣，还在揭阳战役中害郑军损兵折将五千人。这五千人当中，包括最精锐的三百多名戴铁面、全身穿铁甲、脸上绘有迷彩彪文，被清军视为神兵、闻之丧胆的铁人部队。
郑成功在揭阳战败后，前来校阅部队，黄梧担心被降罪处死，向友军“借”了三百名铁人部队。郑成功眼见铁人部队兵甲无失，饶了黄梧一命；但纸终究包不住火，提心吊胆的他这时已经萌生降清的念头。后来他逮着机会，狙杀了总兵华栋，率部将一千八百人，将屏障金门、厦门最重要的外围据点海澄奉送给清廷。但对康熙来说，黄梧却是最熟悉郑军虚实者，所以不但採纳他的建议，还杀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挖了郑氏祖坟。
郑成功面对接踵而至的噩耗，部队又因在台湾水土不服而士气低靡，儿子郑经更闹出绯闻，跟乳母昭娘通姦生子。郑成功终于在1662年6月气急攻心，以双手自残脸面而死，得年仅39岁。
郑成功辞世之后，郑经在厦门宣布自己为嗣封世子、袭封延平郡王；而在台湾方面，则有官员拥立郑成功五弟郑世袭，郑氏王朝短暂地分裂。
首度和平谈判
1662年7月清廷得知了郑成功死讯，立即派员与郑经接触；郑经也释出“善意”，表达祇要能维持现状、和平止战，愿意朝贡清廷。
尽管先前，清廷曾在1652年及1653年，两度提出和平谈判要求；但严格来说，郑成功是在1661年5月登陆台湾，並于翌年2月接受安平热兰遮城堡的荷军献城投降。所以1662年7月那次的清、郑政治协商，才算是真正的首度“两岸和平协议”。可惜这次“两岸和平协议”，最后因为双方机关算尽而流产。
就清廷而言，郑成功曾在给荷兰总督的招降书上写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当地归我”，也曾致函清廷表达“清朝若能信儿言，则为清人，如此则奉清朝之正朔”。换言之，郑成功是有“一个架构”理念的。
但对郑经而言，签订“两岸和平协议”则可暂时解除清朝“解放军”武力威胁，以便专注于内部政治斗争。该年底，郑经挥军台湾、攻陷首都，並将郑世袭流放厦门。
而经歷十次谈判后，清廷赫然发现“两岸和平协议”祇是台湾的缓兵之计。正如同1653年那次议和期间，郑成功态度是“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利用停战期间派员到闽南各地徵收粮饷，以供军队后援补给。这一次，清廷也笃定郑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企图长期在台湾盘据称王，于是着手准备“武力解放台湾”。
毛提和平协议
过了300年，也就是1956年，另一次“两岸和平协议”的政治协商再度出现。
根据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所载，当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接获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进行“两岸和平协议”的建议。蒋介石几经长考，徵询了主持国民党在香港机关刊物《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京一行，实际瞭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
许孝炎提出三个建议人选，分别是曾任第二届立法院长的童冠贤、前立法院祕书长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对这三个人都认可，但许孝炎回到香港后，童冠贤当面摇头婉拒，陈克文与宋宜山则点头应允。许孝炎回报之后，蒋介石“钦点”了宋宜山，这有两大考量：
第一， 他长期在中央党部工作，还当过组织部人事处长，信得过。
第二，其胞弟乃宋希濂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蒋介石的学生，被俘前官拜中将，被囚禁于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每天过着“夜里望天亮，早上望吃饭，中午望晚饭，晚上望睡觉”的“四望生活”。宋宜山用“探亲”名义赴北京是名正言顺，瞒得过。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飞抵北京，马上有个名叫唐生明的人跟他接触。唐生明被称为“世界上军衔最高的间谍”，曾奉蒋介石之命在汪精卫政府卧底，后来又替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卧底，与国民党高阶将领、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哥哥唐生智，“双双为中国全面解放，做出重大而伟大的贡献。
透过唐生明安排，第三天宋宜山便接受周恩来接见及宴请，周恩来当面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相关原则，至于具体问题，则将由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跟他会谈。凑巧的是，宋宜山、唐生明和李维汉都是湖南老乡，“三个湖南人”聚在一起，李维汉要宋宜山转达中共的四项原则：
一、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三、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不容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会谈后宋宜山除了到功德林探监，还顺便参访了北京市区。五月宋宜山返回香港，向许孝炎汇报，並将结果写成书面报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报告中还写了些“北京欣欣向荣”的见闻与感想，蒋介石看完后勃然大怒，认为他被赤化了，对许孝炎撂下一句“今后宋宜山不必再回台湾了！”
几年后，宋宜山又因为出席在香港举行的章士钊追悼会，被蒋介石以“附共”之名撤销立委职务。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曾任北洋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建政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这一次的“两岸和平协议”，等于白忙一场。将近20年后，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1985年访问北京，邓小平当面托他代为问候“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並且承诺北京不派官员、军队到台湾，不干预台湾的政治及人事，而且这种“统一现状”可以一百年不变，北京绝不会去更动它，这就是邓小平在1982年1月正式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尽管蒋经国当时认为邓小平开出的支票，在台湾内部尚未凝聚成为共识，但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却乐观地表示：“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倘若不拘泥于文字，则能够终止军事对立、甚至避免武装冲突的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其实也可算是一种“两岸和平协议”。
先经济后政治 麻烦的总要来
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时任国防部长的伍世文在立法院答询时，不但认为设立两岸军事热缐可行，同时表示可由退役将领负责与对岸联繫开始做起。两天后行政院长唐飞进行施政报告时也主张，两岸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化善意为行动，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並建立两岸互信机制。
可惜这样的构想与主张，面对中共“坚持一个中国前提”、“不排除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犟硬态度，使“两岸和平协议”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期间成为“冷冻食品”。
2008年总统大选，国民党重返执政，北京方面视之为开启两岸政治协商的“歷史机遇”，立刻持续释放“善意”。先是在大选后第四天，马英九都还没上台呢，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在与美国小布希总统的“布胡热缐”中，破天荒地认可“一中各表”，並诠释“九二共识”为“意指双方承认祇有一个中国，但同意对其定义各自表述。”祇不过在新华社的新闻稿中，出现“中英各表”的微妙情况，中文新闻稿仍坚持“一中原则”。
到了同年12月31日，胡锦涛又公开呼吁：“两岸可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问题。”
马英九则在2009年5月9日，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专访时做出回应，表示如果能够连任，而政治议题有迫切需要协商的话，将不排除触及。至于是否建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现阶段还是经济优先，“就像小学生做数学考试题目的策略，先做容易的，不然时间不够。”
面对“六三三跳票”的质疑跟责难，马英九在“容易”的经济题目上给的答案，似乎尚未能让身为“阅卷老师”的人民满意。如今又去碰触“困难”的两岸政治协商议题，当然更显得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