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公司理财第十版课后题:解开华西村四大谜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30 00:54:19
解开华西村四大谜题
大邱庄早已风采尽失，南街村也已摘掉光环，唯有华西村，作为集体经济（或曰公有制、共产主义）的成功典型，仍屹立不倒。不久前华西村隆重举办50年村庆，昭示着自己繁荣依旧。【详见附件1：江锡民马薇《华西村庆建村50周年10大项目亮相 乔石等发贺信》】
对此，保守派欢欣鼓舞，说这是真奇迹。而革新派则想证明这是假繁荣，努力挖掘光鲜背后的阴暗面，甚至连7年前香港学者就调查出的“吴仁宝四个儿子支配全村90%资金”也拿出来又当成“新闻”。
那么华西村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
一、华西村奇迹如何创造
华西村书记吴仁宝任职48年
走市场经济道路
不同于那些大起大落的明星村，华西村可以说一直都发展得不错，在改革前，他们的人均收入就远高于全国水平。但这样的成绩并非得益于旧体制。华西村的“掌门人”吴仁宝和村民们都承认，改革前他们在农业生产上不可谓不拼命，但仍旧“穷透了”，真正让村里得到实惠的是1969年创办的华西五金加工厂，这个工厂在9年里偷偷为华西赚来100多万元的殷实家底。然而在当时开这种工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被枪毙、斗死的大有人在，华西村能不出事，可能是他们掩饰得好，也可能是运气好。
当改革开放允许单干后，大多数村集体一哄而散包产到户，华西村却因为之前办地下工厂的成功产生了集体凝聚力，他们把土地承包给了30多个人，大多数人则依旧在一起搞工业，并创办了多家乡镇企业。当然，80年代是乡镇企业大发展的年代，不惟华西村如此。这是因为，国家对农村的管制放松而人口流动仍限制时，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比如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却依然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农民企业家”。
然而乡镇企业一般来说有两大问题：第一是太小，形不成规模经营，这导致其成本高；其二，没有遵循现代企业管理，比如行政干预太重。所以农民进城的口子一旦放开，城市中形成的规模企业就明显比乡镇企业有优势。所以到了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已经风光不再，农民纷纷脱离乡镇企业进城打工。而华西村的企业在90年代已经形成规模经营，而且吴氏家族在企业经营方面一贯开明，这使得华西村并没有在乡镇企业的没落潮中倒下，反而在“能人”的带领下建成了现代企业。
回顾华西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别人搞公社时，华西村搞地下工厂；别人搞包产到户时，华西村发展乡镇企业；别人搞乡镇企业时，华西村建成了现代企业。每一步，都是摆脱旧体制束缚、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详见附件2：《吴仁宝：泥腿子的奇迹》】
享计划经济优惠
1999年，华西村要上市，但不顺利（在中国上市是很难的），吴仁宝给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此轮上市共筹资2.9亿元。村民说，“我们外出办事，我们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吴仁宝）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
作为先进典型，华西村享受各方面的照顾不足为奇。近年来钢铁产业规划向重组打造大企业转型，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在唐山市滦南县，华西北钢这个至今既没有建设规划手续，也没有环保手续的污染企业，经历了国家相关部门数次淘汰后，仍奇迹般的存活至今。华西村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详见附件3：张立《华西村换帅背后》】
二、华西村资产归谁
华西村的中国第八高楼
90%的股份是集体股
华西村的所有企业，都隶属于江苏华西集团公司，该公司大约90%的股份是集体股。
集体也是由单个的人组成的，也就是由华西中心村的2000多村民组成的。但是这些村民各自能享有这90%集体股中的多少比例，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那一份。【详见附件4：沈玎 孙炯 杨雄 季天琴 温克《华西村内三重世界曝村庄下的真实运行逻辑》】
集体股的处置权归吴氏家族
一般企业的股东，享有参与决策、享受分红、交易股权的权利。但是华西村的普通村民并没有这三项权利。集团公司重要事务——包括经营管理、资金使用、如何分红等由吴氏家族掌控。村民虽然年底可以享受分红，但分红的大部分被强制提走用于再参股。村民想卖出自己的股权更是不可能。如果把处置权作为产权的核心的话，那么普通村民显然不完全享有华西村资产的产权。这从吴仁宝的一些话里也可以看出来。
吴仁宝曾在2003年说，自己要控股51%，但后来从华西集团总会计提供的账目看，集体股仍是90%。不管最后这个股份是如何变化的，单说吴仁宝自己就可以决定把集体股划出多少归己来看，其对集体股就有绝对的处置权。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这大概说明，吴仁宝心里确实把华西村的资产看成是他的，只是他不要放自己兜里，而是放到集体账目大家一起花，但是哪天他想往自己兜里放一部分，也是可以的。【详见附件5：《专访华西村村长吴仁宝：实事求是最难》】
三、华西村人真实生活如何
华西村的农民别墅
中心村的人，才具有华西特色
华西村现在有6万多人，中心村只有2000多人，其他人口由外围村人口和外来人口组成。所谓外围村，是指华西村从2001年开始兼并的20多个村子。
外围村的人没有华西集团的股权，他们像外来工一样只是受雇于村办企业；华西村也给他们修了别墅，但是需要自己花钱买；他们也享受一些福利，当然要弱于中心村村民。【详见附件6：叶静宇《华西村贫富悬殊显现 月入最高达百万最低仅数千》】
最大的问题是财务不自由
中心村村民最大的问题是财务不自由。他们必须在村办企业上班，甚至没有节假日，但是工资只有1000多元。收入的大头是奖金和分红，但是这两项收入的大部分被提走用于再参股。他们住的别墅也要租赁，虽然住上了但是欠着租赁费，分红的一部分自动被用于还款。华西村普通村民到底每年可以得到多少现金收入，没有统计数据，只有一些个案。有媒体报道华西村一个家庭年收入至少达百万，但也有媒体报道，属于中上水平的贡庆丰家只能实收9.7万元现金。
这些村民拥有者华西集团的股权，但是不能将其变现，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而如果他们离开华西村或者不在村办企业上班，则会被剥夺房子、股份等几乎一切。【详见附件4：沈玎 孙炯 杨雄 季天琴 温克《华西村内三重世界曝村庄下的真实运行逻辑》】
被束缚，但不愿或“不敢”失去保护
除了财务上的束缚，华西中心村的村民要接受各种村规的束缚，比如要少养狗多养猫。记者普遍反映在华西中心村不容易采访，白天有村委宣传科专人陪同，晚上又采访不到人。
在多重束缚下，中心村的村民也几乎没有脱离这个集体或者反抗的。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在意这些束缚；也许是因为这个集体带给他们的保护要超过束缚，他们担心束缚一旦被打破，那么各种福利与荣耀也会随之而去；也许是因为他们“不敢”，本月就有外围村的村民因为散布华西村和吴仁宝的坏话被拘留。【详见附件7：叶静宇《华西村未果的游行》】
四、华西村是否值得效仿
游客参观华西村
华西村确是奇迹，但奇迹也意味着难以效仿
据统计，公社摘牌后，在1985年全国近95万个行政村中，99%以上的农民选择了退出生产型公社，但今天仍有约7000个村被认为保留了生产型公社。
一般而言，其一，生产型公社对人的束缚多，有违人的天性，所以这种公社解体是趋势，保留是偶然；其二，生产型公社在市场经济中不容易成功。
而华西村能保持集体凝聚力，把集体延续至今，已经是小概率的事情。能以村集体经营的方式取得巨大成功，更是只有华西村一家，这的确是奇迹。
这种奇迹，实际上是各种机缘巧合促成的，比如出了吴仁宝这样一位罕见的“能人”。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效仿华西村，而在于能不能效仿——只有可以成为常态的模式才能效仿，奇迹是难以效仿的。【详见附件8：秦晖《自流”方为“真集体”》】
集体主义可以追求，但不必全指望华西村模式
现在一些保守派，希望以华西村为例，说明集体主义的好处（或者说明公有制的好处，或者说明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但并不只有华西村这样的模式才叫集体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自由人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实行公有制。虽然我们没法准确的描述自由人联合体，但顾名思义，一些有共同诉求的人自由的组合在一起，肯定比强制把人们撮合到一起（比如以前的农村公社）或不许人们自由的组合在一起（比如拒绝农会），更接近自由人联合体的范畴。有共同诉求的人自由的组合在一起，这不就是集体吗，而他们的组合不就体现了集体主义吗？这些集体可以以赚钱为目的，也可以只为信仰（比如美国的艾米什教派公社根本就不追求效率，但其成员为信仰而自愿甘于清贫，就在花花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凝聚力）。【详见附件8：秦晖《自流”方为“真集体”》】
五、结语
华西村的繁荣有政策助力，但也离不开华西村人的勤劳与智慧；今天的华西村光彩夺目，但也显露出一些负面迹象。对华西村，不必妖魔化也不必神化。
附件1：
华西村庆建村50周年10大项目亮相 乔石等发贺信
江锡民 马薇
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60层的镇楼之宝——黄金牛
游人在华西村新大楼72层观光大厅参观
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
（
省委书记罗志军在贺信中指出：华西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面光辉旗帜。几十年来，以吴仁宝同志为代表的华西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勇于超越、艰苦创业，走出了一条经济繁荣、农民富裕、社会和谐的成功之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发展经验。希望华西以建村50周年为新的起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树立更高目标，创新发展思路，努力实现新跨越、铸造新辉煌，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多更好的经验。
50年来，华西坚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经济发展为国为民，预计到今年底，全村销售收入将超过550亿元，向国家交税85亿元，年人均收入可达8.5万元，全面实现了衣、食、住、行、用、玩、教、医、养、游“十全”。未来十年，华西将在“十全”的基础上建设“十美”，通过不断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纪念大会上，华西全新规划打造的“十大项目”集体亮相。这十大项目包括远洋物流、海洋工程、龙希大楼、航空公司、空中旅游、山林喷灌、化纤核钢、能源开发、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其中，投资30多亿元的“龙希大楼”，高度为328米，名列世界第15位。72层观光大厅、空中花鸟园等特色景致，将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农村的美丽新地标。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500多名中外记者，对华西村的纪念活动进行了采访报道。（2011年10月09日新华网）
附件2：
吴仁宝：泥腿子的奇迹
1962年夏天的一个正午，时任江阴县华士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带领乡亲们干完农活后，累极了的他回到家中，顺手拉过来一条长凳，枕着收音机就打起盹来。
伴着播音员的声音，吴仁宝慢慢进入了梦乡……希腊神话中有位巨人，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和大地母亲生的儿子，当他和敌人搏斗感到疲倦时，只要一站在大地母亲的身上，就能汲取无穷力量，变得战无不胜。后来对手赫斯托尔获知这一秘密，把安泰举在空中，脱离大地的安泰就这样被扼死了……“死啦，死啦！”
突然，吴仁宝满身冷汗，从长凳上翻身摔下。正在厨房的妻子赵根娣吓了一跳，忙问怎么了。吴仁宝说，他刚才好像看到有人被举起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妻子递来热毛巾，要他别神经兮兮的，刚才是广播里的播音员在讲故事。“哦！”吴仁宝擦干了汗又下地干活去了。
才读过几年私塾的吴仁宝，直到后来才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的寓意。
翻身
现在的华西村是中国创富的典型村。回望几十年前，华西村还只是地处江阴县的一个贫困潦倒的普通村庄，当时欠外债1.5万元。
60年代末70年代初，身为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吴仁宝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如何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就在吴仁宝为改变华西贫困面貌日夜苦想时，村里接连发生的两件事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村里的农具坏了，吴仁宝去请村里的一位木匠来修，可木匠外出挣钱去了；第二次吴仁宝又去请，木匠连面也不照，让老婆出来挡驾说：“病了”；第三次吴仁宝再去请，木匠未能躲开，但干脆拉下脸说：“若要我为集体出力，除非集体的收入能超过我单干”。
英年气盛的吴仁宝，还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他觉得，拥有雄才大略的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还出山哩！现在华西虽穷，自己三顾茅庐，竟然还请不动一位木匠，这还叫什么集体？难道集体就争不过单干的？
村里还有一位力气大、肚皮也大的村民孙龙泉，因为吃不饱饭，抛开集体的农活，去捕鱼捉虾，换粮食，填饱肚皮。哥哥劝他，劝不动；亲戚挡他，挡不住；吴仁宝和干部们说他也说服不了。孙龙泉常抱怨华西这地方不养人，恨自己身为华西人，最后无奈地背井离乡，跑到浙江嘉兴找生活去了。
集体经济为什么没吸引力？孙龙泉为什么要背井离乡？
地上的烟头狼藉，屋子里烟雾腾腾，吴仁宝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香烟，望着如豆的灯光长吁短叹。
“仁宝，该休息了，别再一个劲地抽啦，再抽孩子也叫你呛醒了”。妻子赵根娣关切地催他。
“唉！你带孩子睡吧，我睡不着！”
也不知什么时候，吴仁宝走出了自家那间小屋，像在梦中一样走着，不知是什么力量牵引着，使他不知不觉登上了华西地势最高的一个土墩——墩池河的河心墩。
深夜，月明星稀。孤零零的吴仁宝，一会儿充满挚爱地抚摸着脚下的土地，一会儿满怀深情地凝望着华西大地，抚今追昔，思潮如波浪翻滚。
解放十几年了，华西的坎还是那道坎，河还是那条河。一个个土墩，一片片锅底洼，把全大队800多亩土地切割得零零碎碎，分成了1300多块，还保留着吴家2亩、瞿家3亩小农经济的痕迹。河道沟渠弯弯曲曲，农田灌溉还要靠人力车水，吴家基、孙家基、朱家基、唐家巷等12个小自然村落，像天上的星星，稀稀落落，扯不成线，连不成片。
“穷够了！穷透了！”六个字浓缩了华西的全部历史！吴仁宝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华西贫穷落后的面貌，吴仁宝决定要率领华西人重造山河。
第二天，吴仁宝带领群众用镢头劈，用钢钎打眼，用木杠撬动冰冻土块，打开了一个个缺口，乡亲们手掌上磨出了一串串血泡，虎口震裂了一道道血口，他们用嘴吸出流出的鲜血，用毛巾碎布一缠，又干了起来……几天下来，乡亲们手臂痛得拿不起筷子，手痛裂得端不住饭碗。但第二天天不亮，他们又爬起来，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风雪中，村民朱法生抡动钉耙，身上的衣服脱的只剩下一件单布衫仍热汗如注。正当他把钉耙抡得呼呼作响时，胃病突发，脸色蜡黄，吴仁宝劝他回家休息，他一口拒绝，用钉耙把紧紧地挤压着胃部，痛得实在支撑不住了，他就趴在田埂上，用田埂顶住肚皮。疼痛稍一减轻，他又把钉耙舞得虎虎生风，一直干到深夜。
村里的“铁姑娘战斗队”的64位姑娘在队长赵毛妹的带领下，铁耙齿坌断了，换一把再坌；竹扁担挑断了，换木扁担再挑。鞋袜、裤管和烂泥冻在一起，似钢盔铁甲，一走路“哗哗”地响，她们照样挑着担奔跑，人人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个个练就了一副铁肩膀。赵毛妹被人誉为“铁姐”，她带领的“铁姑娘战斗队”成为闻名遐迩的先进集体。
正当吴仁宝带领华西人顶风雪、冒严寒、踏冰霜，重新安排山河时，一股股阴风吹到了华西村。那些原先嘲讽华西人是“吹牛大队”的人，脸谱一变、腔调一改地说，华西是“做煞大队”，还说吴仁宝领着华西人白天拼命干，晚上加班干，一天干十几个小时，谁能吃得消？是铁人也得累垮。这是吴仁宝和村干部出风头，想当典型，受表扬，而让社员吃苦头，当牛马，受洋罪，“再这样下去，人都要活做煞。”
当时为建电灌站，缺少石料，80多位青年向吴仁宝主动请缨。吴仁宝率领他们摇船来到龙砂山脚下，时值寒冬，北风呼吼，河水刺骨，他们几口烧酒下肚，就纷纷跳下河去，苦战30多天，从河底捞出一船船石头，备足了建电灌站的石料。
吴仁宝率领华西人硬是凭着一股改天换地、脱贫致富的热情，靠一种拼命的精神，开早工，打夜工，刮风下雨不歇工，逢年过节不停工，一天出两天话，一年整出一方田。
从1964年至1972年，吴仁宝带领华西人一股劲苦干了8年，搬掉了984条田岸，削平了57个土墩，填平了39条废河沟渠，挑走了110多万立方米土，用了27万个人工，把原来1300多块七高八低的零星田块，改造成400多块能排能灌的高产稳产大田，赢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后，吴仁宝带领村民制定了《华西村15年发展规划》，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吴仁宝带领村民战天斗地，平整农田，兴修水利，几年过去，华西村面貌焕然一新。
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连续6年粮食亩产超吨而成为了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村。
直到1980年华西村的村办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华西成为中国第一个亿元村。
创业
1969年，“胆大包天”的吴仁宝抽调了20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
“当时这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后来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实在挣不到钱。当时全村几百号劳力拼死拼活，年收入才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三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吴协恩算了这样一笔简单的帐。
通过“造田”华西村完成了实现温饱的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此时的华西村，集体经济已有了相当的规模，除了1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还拥有100多万元的现金存款，分还是不分呢？
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该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分？当然有分的好处，分是拥护改革，随大流，没压力，解放30多年来，农民还没尝到分田到户的乐趣呢；不分？不分的好处就在眼前，华西村人均半亩地，此时集体经济已经有了厚实基础，农民开始过好日子了，干嘛一定要分？
中央政策呢，很清楚，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中央意图呢，也很明白，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起来。有啦！凌晨4点钟，吴仁宝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召集村干部开会，宣布他苦思冥想的结果，让大家讨论：不分！800亩田地给几个种田能手承包。“不分”的决策得到村民一致拥护。
最终，本着对中央“宜统宜分”精神的理解，吴仁宝果断地决定不分，坚持把全村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的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以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上了好日子，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吴仁宝的回答掷地有声。
现在想起来，有人为华西村捏把汗：要是当时真的分了，也没有今天在2005年集体经济产值达300亿元的华西。也有人给吴仁宝放“马后炮”：当初你老吴还真看得远啊！
捏把汗也罢，放“马后炮”也罢，吴仁宝一贯坚持的就是实事求是。
“大跃进”年代，上面来人直逼先进分子吴仁宝报稻谷亩产数字，吴仁宝询问人家多少，上面暗示，最少的也是亩产一万斤。哇！吴仁宝手忙脚乱，报了个3700斤，上面来的人阴沉着脸，悻悻而去。吴仁宝走到暗处，自己掴了自己一巴掌，心想：自己报3700斤也说了假话啊。
吴仁宝清楚得很，在苏南农村，一般只能2年3熟或1年2熟，种田只能“落个肚子圆”。上世纪60年代，华西村600多个劳动力扑在田地上，即使把田“绣出花”来，也还是很穷。算算账，还是搞工业好。所以，1963年，华西创办了废纺站，一个妇女一月能净赚四五十元；1965年，创办了华西铁匠店，至今华西年利税3000多万元的钢铁厂仍能看出它昔日的影子；1969年，创办华西五金加工厂，当时这简直是一个“地下工厂”，白天歇业，晚上加班加点，9年里偷偷为华西赚来100多万元的殷实家底……
事实让吴仁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还是搞工业好！这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1978年时，华西村的固定资产为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方。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1978年后，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华西的村办企业乘势迅速扩张，创办了多家企业，工业产值直线上升。
如今已经82岁的吴仁宝已是四世同堂。新中国成立60年，吴仁宝也正好工作了60年。他现在每天仍坚持工作10多个小时：早晨5点多起床，听新闻、检查村容、察看企业、接待游客、参加会议，还时常与村民座谈，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常常一直要忙到夜里12点……
当了50多年村官的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退而不休的生活。（2009年10月16日新华网）
附件3：
华西村换帅背后
张立
中国有90多万个村庄，但从没有哪个村支书退休，能像吴仁宝这样轰动。
他曾说要在“书记任上干到80岁”，今年7月5日，却出人意料宣布换届，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经选举接班。
这位76岁的老人，在长达48年的时间里，担任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在他的治下，华西村从1960年代开始成为“全国典型”，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始终屹立潮头“红旗”不倒，外界誉称“天下第一村”。
他在经济上同样创造奇迹：华西村从当初负债2.5万元起步，如今固定资产30亿元，拥有村办企业58家，2003年销售额预计100亿元。
华西村2000多名村民，现在尊称他“老书记”，因为他一直高举“共同富裕”旗帜，给村民带来人均6000美元的年收入，给每户配备了小轿车，给每家建起了400平米以上的别墅。
40多年来，外界既惊诧于其创造的政治和经济奇迹，更对神秘的华西村充满好奇，而对华西村的质疑，也从没停过。或许，不读建国54年来的政治史，就无法理解华西村的发展逻辑；同样，如果不锁定吴仁宝的农民身份，也无法读懂华西村的今天和过去。
新老交替的时刻，“天下第一村”在展望未来的命运。
谜样华西村
从沪宁高速公路前往江阴市，“华西村”牌烟酒的广告牌，不时出现在路边，“华西村”三字铁钩银划，应是出于毛泽东书法的集字。
华西村位于江阴东部，相距约20公里。“看见一座宝塔的地方就是了，”司机告诉记者，“那是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
宝塔的顶部是一个金黄色的葫芦，导游小姐说，“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根据资料的介绍，这座塔投资1.2亿元，于1996年建成，高98米，共7级17层。
塔的进门处有标牌：天下第一塔。上塔观光需购10元／人的门票，两座电梯均有专人值守。站在塔顶临风眺望，南边数百幢别墅像方阵一样整齐排列，青翠的松柏成行，与红色别墅相映成辉，四周有高墙包围，几个出口处都有保安把守，盘查森严。
塔顶北边的走廊内，供奉四尊雕像，分别是财神菩萨、寿星、天官、老子，导游小姐说，“是老书记的安排，分别代表着财寿禄以及教育。”
金塔的第一层被辟作商场，二楼有14个餐厅，三楼是康乐中心，四、五楼是会议室，六楼到十四楼则是客房。
宝塔西边是一个大操场，两座建筑造型分别像龙和凤，中间则是一个舞台，右边的凤形建筑不够神似，游客每每误认为是母鸡，导游小姐总是即时予以纠正。左边的龙头，则连着一条1000多米的长廊，通往村庄各处，号为“千米巨龙”，灰瓦遮顶的“巨龙”分两层，下为两车宽的道路，上则辟为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个操场的正式名称是“龙凤广场”，以前村里每周召开的全村大会就设于此，开完会后，舞台上照例有戏剧演出，在去年兴建“民族文化宫”后，这里变成每年举行全村“万人宴”的地点。
龙凤广场的旁边，就是别墅区的北门入口，两位保安把守，没有导游小姐的带领无法入内。不过即使进入，也只能参观指定的两户。这里还有一景：所有别墅均有走廊连接，然后通往全村各处，号称“万米长廊”，初衷出自老书记愿望：要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出门即使下雨雪也不打伞。
华西村值得一看的景点，还有张家港河边的华西公园，这里微缩建设了美国国会大厦、法国凯旋门等建筑，吴仁宝为此处取名“世界图”，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中唱道，华西村的村民，从此可以“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另外，华西村的农民公园中，则有弘扬孝心的“二十四孝亭”，还有一个桃园，讲述的是三国刘备关羽张飞结义的故事，但“三结义”一幕，张飞爬在树顶，关羽蹲在树枝上，刘备坐在树根旁，据说是张飞提出谁爬得高谁是大哥，但“树高千丈叶落为根，所以树根最高最大”，机心独具的刘备仍旧胜出。这一华西的当地传说，或许有助我们理解此后吴仁宝挑选接班人的苦心。
吴仁宝的体验
汽车在“千米巨龙”里左弯右拐，停在一座1970年代修建的楼房边，吴仁宝的老伴赵根娣已75岁，仍是满头乌发，一套合身的蓝色绸衫，耳边金耳环、颈上金项链。
厅内两张米色布包的老式沙发，几张小藤椅，一张小方桌。贴墙的木条桌，摆着四个寿星、一个财神，还有一个几绺长须的儒士雕像，细看是陶渊明。
楼下共三间房，楼上卧室，没什么家具，也没法放家具，因为所有的房间墙壁上，都挂满几排照片，全部是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与吴仁宝的合影。
每天傍晚6时过后，吴仁宝归家，吃一碗只放油盐的清汤挂面、夹一块只蘸些酱油的白豆腐，再剥两只茶叶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从7时到7时30分，是一个没人敢打扰的时段，因为他要一分不少地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了电视机，他就有了这个习惯。”赵根娣说。
“几乎每天晚上7时半之后，都要开党委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告诉记者，“老书记往往根据中央的最新政策，结合本村实际作出部署。”这个会一般要开一个多小时。
吴仁宝这个习惯即使在江阴市也广为人知，江阴日报社总编辑蔡意同认为，“吴仁宝是个对政治非常敏感的人，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是个农民政治家。”
尽管只上过几天私塾，吴仁宝却能屡屡通过观察，把准政治的脉搏，作为例证的是，从“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到科学种田典型、乡镇企业典型、扶贫先进典型、精神文明建设典型……再到最近，创作出3个剧本，歌颂“三个代表”。
“但他并不是照搬这些政策，而是把新的东西，马上用他的语言，与华西村挂上钩。”江阴市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例如中央讲“一国两制”，华西村则提出“一村两制”(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讲到小康，吴仁宝要求100户实现“大康”，1000户实现“中康”，其余都实现“小康”。在今年换届作工作报告时，他评价华西的形势“继续保持了既不大好，又不小好，这届更比上届好”。
对政治兴趣盎然的吴仁宝，曾经仕途亨通，由村而乡而县，官至当年的江阴县委书记，乃至跻身江苏省委委员，但他一直拒绝辞去华西村支书这个职位。
而他最大的几次打击，同样来源于政治，一是在“文革”中被挂着黑板批斗，当时年幼的吴协恩，还傻傻地爬上台去，向爸爸要钱买糖；第二次是在县委书记任上，吴仁宝派1／3干部下基层，1／3干部去调研，机关仅留1／3，结果他随后落选县党代表；第三次则是连任六、七、八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却意外落选。
在党代表落选之后，吴仁宝拒绝了调职异地的安排，回到华西村，挟县委书记余威而甘作村支书，在当时政坛上也传为奇谈。
三起三落的吴仁宝此后经营华西村，他告诉记者，华西村从来不是某一个领导的典型，也不是某一阶段的典型，“我们走自己的路。”
对于自己的政治经历，吴仁宝概括为4个字：1950年代“听”、1960年代“顶”、1970年代“拼”，到1980年代才“醒”。
“听”是指1958年浮夸风时他虚报过产量，1960年代为何要“顶”呢？吴仁宝有这样一段话：1960年代初，又有人叫我吴仁宝怎么搞怎么搞，我说不听了，以前听了上了当。领导不满意，说我吴仁宝是“目中无人、独立王国”。后来一想不对，明顶是要吃亏的，就改为暗顶。不管哪个领导讲什么，我当面都答应，过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这个顶，实际上是“形式主义”，我已经改了不少了，但还舍不得完全丢掉，因为形式主义可以对付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比较喜欢形式主义。
在吴仁宝眼里，一个好干部，“既要同各级党组织保持一致，又要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同上面保持一致，这不是个好干部，但只同下面保持一致，这干部当不长。他将此定义为“两手抓”。
“吴仁宝在官场上很少树敌，因为没有利害冲突，”江阴市一位干部透露，“即使是镇里的领导到华西去，吴仁宝也从不因其官小而轻慢，这点他和大邱庄的禹作敏完全不同。”
华西村特色艺术团副团长计丽静则说起这样一个细节，剧团备有一个特别节目《三杯美酒敬亲人》，“一般我们接到通知上这个节目，肯定是有大领导来”，这个节目的创意，是在表演进行中斟上三杯，突然下到台前敬酒，猝不及防之下，领导往往一愣，随即开怀大笑，这是一个宾主尽欢的时刻。
政治优势为经济服务
华西村的第一面“红旗”，自“农业学大寨”始。
当时的华西，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被“大寨精神”燃烧起来的吴仁宝，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回忆，当时村里编了歌谣鼓舞士气，“小孩怎么办？拜托隔壁老太太；淘米做饭怎么办？路上跑快快。”一唱一和，声震田野。
这面红旗升起时，不为人知的是，吴仁宝已经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当时可千万不能让外面知道，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呢。”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告诉记者，“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为什么冒险搞工业？因为种田挣不到钱。”吴协东清楚地记得，“当时全村人拼死拼活，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
其时华西村外面的世界，“文化大革命”风狂雨暴，吴仁宝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也曾被群众组织的“保皇派”保护，还曾被“军宣队”破格起用……
1960年代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华西先被嘲讽为“吹牛大队”，继而流传为“做煞大队”(方言：指干活干得太多太累)；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刚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而到了1980年代，当地还曾发生过“禁止到华西村参观”的事件，结果反而惹得好奇的人蜂拥而至。
“华西村就在告状声中，名气越来越大，”吴协东告诉记者，“但村里从19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1970年代做小五金，一直在断断续续搞工业。”
“华西村穷怕了，也穷够了，”吴仁宝解释当年的动机，“要富裕起来，光靠种地能行吗？”他因此感慨：“当年有位领导发现了，痛骂我一顿，说你是农民搞什么工业，这是忘本！”
1978年，“文革”过后，改革开放前夕，华西村盘点过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而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8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净赚200万元。
不过华西村真正完成原始积累，应该在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公布的第二天晚上，村里的党委会开到凌晨两点，”吴协东告诉记者，“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3个月的原材料。”
在吴协东眼里，这毫无疑问“也是一次政治冒险”。吴仁宝此前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华西村究竟动用了多少资金，如何筹措，最后又赚了多少钱，至今仍是个谜。吴协东只透露了一个数据，“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华西村完成的另一个动作，至今也让外界迷惑，那就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
华西村股票上市，是其发展史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上市指标炙手可热的年代，华西村首创“村庄上市”先例，于1999年上市发行3500万股，共筹资2.9亿元。
这笔资金后来用于电厂扩能、毛纺厂技改，以及新上一个化纤项目。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告诉记者，毛纺及化纤已成为华西的支柱产业之一，宝昌化纤公司去年的销售额达15亿元(其中烟酒约5亿元)，今年将达到25亿元。
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
“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吴仁宝告诉本报记者，“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
“叫声爸，给你买块马蹄酥”
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2002年11月之前，华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均由吴协东担任，吴协东是吴仁宝长子，现年55岁。
吴仁宝共有4子一女，女儿吴凤英年龄居中，48岁，她出生这年起，吴仁宝开始担任村支书。除了她的名字，4个儿子分别名为协东、协德、协平、协恩，据说是分别寓纪念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之意。
一直到25岁，吴凤英没有叫过一声爸。
“我小时候不理解他，”吴凤英告诉记者，“妈妈要到10多里外的棉纺厂上班，整天不在家，而爸从不管我们死活，只知道带着村里人干活。”
吴凤英只比三弟四弟大几岁，却充当起又当姐又当妈的角色，“上学时一边蹲一个，割猪草时后边也跟两个。”而大哥和二哥，这时已被父亲分派出去干活，“一天挣1.96元，自己得0.36元，其他交给村集体。”
在她15岁时，吴仁宝曾作过尝试，“叫一声爸，我给你买一块马蹄酥。”凤英掉头就走。
25岁，大年初一，出嫁的日子。“快叫啊，都要出门了。”媒人一个劲催促跪在地上的凤英。“我当时嗓子发干，终于平生第一次叫了声爸，”吴凤英回忆这一幕仍不免泪下，“他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摆摆手说，‘好了，好了，快走吧’。”
这可能是吴仁宝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泪。在记者向他求证时，这也是他第一次拒绝回答问题。
在5个儿女逐渐成人的过程中，吴仁宝为他们逐一分工。吴的老伴赵根娣告诉记者，“大儿子协东做木匠，二儿子协德做泥瓦匠，女儿学裁缝。”从7岁开始站在板凳上为全家做饭的协平，后来学了烹饪。“荒年饿不死手艺人，”赵根娣认为，“有这几门手艺，家里可以自己盖房子、缝衣服，吃穿住都不愁。”这一当初的家庭分工，现在演变到华西集团：协东主管建筑装潢公司，协德主政钢铁产业，凤英身为服装公司总经理，而协平则为旅游服务公司副总经理，主管餐饮等服务行业。
协德当兵复员到县机关工作，吴仁宝命令他回到了华西村；而凤英的丈夫缪洪达，原本是一个国有大厂的技术员，他成婚后也被要求辞去公职，到华西村做上门女婿。
几个儿女的婚姻，同样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赵根娣告诉记者，“4个媳妇都是我挑的，我都很满意。”
最大的冲突发生在协恩身上。他11岁那年，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早夭，看着以泪洗脸的孙家夫妇，吴仁宝决定，把协恩过继给他们当儿子。
在当时农村，过继意味着被父母遗弃，是很羞耻的事情。吴协恩刚开始死活不愿去，“我们只有帮着做工作，”凤英后来告诉记者，“爸爸讲话，牙齿可当街沿石(注：方言，意为一言九鼎)，要维护他的面子。”
协恩最终顺从。7年后，孙良庆去世，孙家只剩孤女寡母，“我们不要他做儿子了，要他做女婿”，面对主动上门的媒人，赵根娣当时大吃一惊。
协恩这时已有了意中人，是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在父母最终决定他的婚姻大事后，协恩选择了离家参军。他在部队曾给凤英写信说，“姐姐，我这辈子不结婚了，你生了女儿，就当是我女儿吧。”
“我一直想了一年多，父亲为啥这样干？”吴协恩告诉本报记者，“后来我认为，父亲为村里考虑太多了，他已经把华西当成一个大家，大哥、二哥、姐姐、姐夫，既然都为华西作出了牺牲，我个人又算什么呢？”
1985年11月，吴协恩退伍回村，与孙家女儿阿小成婚。
其后，他在村里当过驾驶员、供销员，曾被父亲派往黑龙江扶贫，在一个边荒小镇苦干几年，建设“黑龙江华西村”。再其后，吴协恩以“华西村”三字为资本，创立宝昌公司，“华西村”牌烟酒，即出自他的运作，时至今日，宝昌化纤公司已成为华西集团中排名第二的企业。
吴仁宝在换届的党代会上，曾这样解释：要说知识面，协东比阿四(吴协恩)广，要说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力，协德比阿四强，主要还是考虑阿四比较年轻。如果选协东，只好干五六年，选协德，也只好干10年，而阿四可以干21年。
“我不是因为阿四听话才选他，”吴仁宝回答本报记者，“而是因为他既听我的话，也考虑该不该听我的话，不该听的他不会听。”
记者采访时，曾问过吴协恩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爱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你会不会选择做吴仁宝的儿子？
吴协恩说，“我这样回答你，我年轻时的确有过这种想法。”
吴协恩和他的几个哥哥一样，高中学历，但他小时候喜欢听书，年轻时则要求自己跟老人呆在一起，他认为每个年龄段都有弱点，例如20岁时容易冲动，30岁时以为自己很成熟，40岁就认为自己老了，50岁了却又反而不服老，“而我不想犯这些同样的错误。”
吴协恩喜欢下象棋，但从不看棋谱，“一看就掉到定势里面了，我喜欢自己琢磨。”这个回答有点像吴仁宝。
老书记的格局
次日上午，无记名投票选举，吴协恩以100%得票率当选。同样全票当选的，还有党委副书记吴协东、吴协德、吴凤英等人。在两年半前的党代会上，吴仁宝同样是以全票当选村党委书记，这次他零票。
华西村党委是该村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的规则一般是由书记提出议程，先召开正副书记会议，然后召开党委委员会，由于党委副书记同时兼华西集团的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而党委委员一般都兼集团公司副经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华西村村委会主任由吴协德兼任，村委会在华西的主要作用是负责后勤及服务，按道理，村委会应当是集体资产的代表者，但党委会无疑在行使这个职能。
吴仁宝现在新设了一个“总办公室”，他担任总办主任，这个机构的职能是监督集团公司等。
华西村的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因此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上班时间从早上7时至11时，下午1时至5时，这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作息制度。
一般村民的年收入只在3万多元／人，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他的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取。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
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假如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
“华西村的会特别多。”金塔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晚要开党委会，讨论村里的事务；而在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各单位也要组织学习新闻时事、吴仁宝的最新讲话精神，以及单位的各种政策。每个周末，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外地打工人员大会；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村民和外来打工者全会。
在这些大会上，华西村特色艺术团的演出是压轴戏。艺术团的节目取材于华西，必须寓教于乐，例如《人人爱唱“六爱歌”》、《十富赞歌》、《十穷戒歌》等，还有教育干部知错就改的《小过关》，要求干部之间不嫉妒的《将相和》。记者数了数，共有大约9部“样板戏”，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些戏他已经看了不下10次。
艺术团团长由吴仁宝兼任，这也是他的惟一兼职。这个艺术团61人，一年总开支300多万元。实行半军事化管理，6时起床、22时回宿舍、22时30分熄灯。
华西村没有卡拉OK、酒吧、咖啡屋、网吧等设施，只有一个理发店，晚上9时关门。村民晚上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在家看电视。在村里制定的村规民约中，有严禁黄赌毒等条款，如发现有村民赌博，举报者可获得1万元奖金，而村民将被没收财产逐出村庄。
数十年来，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不超过5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59岁的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
孙浩文现在回到了华西村，在轻钢房屋厂担任技术员，谈起当初离开的动机，他眼眶发红，“都过去的事了，我不愿讲，没什么意思。”他的女儿孙瑾没有回村工作，户口也迁到了江阴市。
20岁的李辉一家6口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像他这样的打工者一共有1万多人。李辉不想当华西村村民：“集体要你干啥就干啥，那要我扫厕所怎么办？”
不过愿意入籍的也多，村里提供的数字，这两年共有606人成为华西新村民。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户的落户费，现在修改为1万元／人，大学生半价。
新书记的想法
在2002年11月接任华西集团总经理之后，吴协恩第一次讲话时，提出对企业实行“四个制”，即企业合作制、经理负责制、董事监督制、工代议事制。对职工实行“三个制”，即首位高工资制、末位淘汰制、违章辞退制。
在2003年7月当选后的第一次书记会上，吴协恩提的第一条要求是：我的下属要有自己的想法。
在要抓好的6项工作中，列在首位的是“以人为本、制度管人”，第二条是“推行采购招标制”。
华西村从1980年代开始承包制，各个公司的负责人，在完成任务后，超额利润20%上交村集体，80%留在企业，这部分中10%将作为个人承包奖金，但这一制度流于形式，因为吴仁宝从没拿过，手下也没一人敢拿。从今年开始，新班子决定必须兑现。
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一直是华西村的标志。在历次风潮中，吴仁宝有两个“先进”没有当，一是村集体联产承包分田到户，二是反思“苏南模式”后，集体企业转制，江阴市的所有企业中，惟独华西不肯变。
吴协恩认为，共同富裕的路一定要坚持，而目前的华西村，严格意义上说是股份制，“只是集体这一块占的比重很大，个人股本较小。”
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华西集团集体股份约90%，去年前年村民分配资金1.95亿元，村民个人资本积累已达3.04亿元，比上届的1.19亿元增长了155%。
吴协恩表示不排除随着承包金兑现等，个人股本(管理者及村民的股份)持续增长，最终超过集体。
党委副书记、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是吴仁宝的孙女婿，他从大连海运学院毕业后，被送到日本留学3年，回国后，他建起了华西村网站，开办了外贸公司，今年其出口额3000万美元。
村民家里现在可以收到“凤凰卫视”等10多个频道，不少家庭可以上网，宣传室的小朱告诉记者，“新班子上来后，村规民约已经收上去了，正在修改。”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可以打点小麻将，吴仁宝看见以后说，“只打5毛钱的太小了，可以涨到5块钱嘛。”
吴仁宝在村里还是不设办公室，也从不带手机，一天抽3包烟，5分钟吃完一顿饭，耳聪目明，牙齿一颗没掉。
新书记上任后，提出了“今年100亿、明年200亿”的目标，而华西村去年的销售额是66亿元。
从杨红玉提供的数据来看，华西村目前总资产40多亿元，负债率38%约等于14亿元，这一轮新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目前已投入10多亿元技改资金。吴仁宝告诉记者，钢增产300万吨、化纤增产25万吨，这两项就可以增加销售95亿元。
吴协恩最近关注的问题是，快速扩张到200亿元的规模，现金流会不会出现问题？股份公司总经理孙云南同样在琢磨此事，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们内部已经设定了一个警戒线，负债率绝不能超过。”
什么是幸福？
幸福是什么？吴仁宝去年下了定义：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
“五子”写进了党委会的工作报告；“五子”被编成了锡剧，在村民大会上反复演出，反复宣传。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却没有听到一个同样的答案。
幸福是什么？从安徽省鹤山县来打工的余红银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华西村村民朱尚达却认为，“有钱没钱不重要，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最幸福。”
特色艺术团副团长、25岁的计丽静，则希望“找到一个爱人，有人疼，无忧无虑、每天过得开心就好”。
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说，“出嫁前那1个月，我感觉肩上的担子卸下来了，不用做家务，整天想着新的生活，那个月，我最幸福。”（东北新闻网
附件4：
华西村内三重世界曝村庄下的真实运行逻辑
沈玎 孙炯 杨雄 季天琴 温克
【导读】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它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村庄真实的运行逻辑分别如何呢？
欢迎来到中国最富裕的村庄
华西村，江苏省东部0.92平方公里多岩石土壤上创建的村庄，成立于1961年。这个刚刚在10月大肆庆祝成立50周年的村庄，在老书记吴仁宝的运作下，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庄，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
从上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你就可以到达这个魔幻村庄：
中央广场的高音喇叭里，每小时都震耳欲聋地播放着一个声音：“如果你想看到一个奇迹，请来华西。”
奇迹是显而易见的：
15年前投资上亿建成的金塔依旧高高矗立，但现在不得不让位于高达
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一排排近乎相同的红顶别墅比肩坐落,住着开豪车的超富豪村民。
人人平等，共同分配，共同富裕，这里似乎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新“天堂”。这样的形象构筑，50年来，华西村一直单方输出着。
如同一只盛满蜂蜜的蜜罐。50年来，华西村的秘密就封存在这个蜜罐中，但华西村只愿意让外界看到蜜的那一面。
在过去几十年的媒体报道中，无人知晓，真实的华西村是怎样的：是否真的人人享有大宅开上豪车过上千万富翁的生活？?那么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华西村经济真实面貌又是如何？这个村子真的已经实现了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吗？
在华西村50年大庆之际，我们走进华西村，在核心村民、外围村民以及外来务工者构筑的三重世界中，试图揭示出这个花团锦簇的村庄底下真实具体的运行逻辑。
天下第一村的三重世界（沈玎 孙炯）
华西村五位伟人像
王哲驾着摩托，载着人，突突突地就从“天下第一村”门岗边上窜了进去。沿着直道，他骑行了一公里，路面两侧尽皆别墅，这儿是“塔家基”。东侧是墙，西侧是水，南北大门各有两个保安，外人莫入。
骑到尽头，王哲左拐上了“民族路”，又是近一公里的直道。路边建筑风格大变，一长列一丝不苟的灰墙宿舍，走廊上安了铁栅栏，窗前挂着内衣裤。附近热带厂的厂工就住在这，四人挤作一间。
民族路走到头，右拐之后，豁然开朗，著名的超五星级“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拔地而起，这座328米的高楼，高居世界第15位。再向前，是塔群和“天下第一钟”，王哲又从门岗边上窜了过去，一边夸耀说“帮你省下了十块票钱”。
然后一路骑向东，就是“天下第一塔”，塔顶是个金黄色的葫芦，共用了3.5公斤黄金镀成。金塔一边是“龙凤广场”，一个“龙头”连着中心村的万米长廊，而那个凤形建筑，由于手艺粗糙，往往会被游客误认为是母鸡。
王哲沿着万米长廊，穿过华西中心村别墅区，蜿蜒之后，骑回到民族路上。不过五六分钟的时间，王哲绕了华西中心村走了一圈，要价30块钱。然而从别墅、到厂工宿舍、到摩天楼、再到金塔，恍惚间却像穿越了几重世界。
在民族路的尽头，是两排仪仗队般的石狮或是麒麟，中西雕塑风格都有，于肃穆中，又显不伦不类。王哲一边收钱，一边特意指给车上人看：“你要是仔细瞧，狮子身上写着字。这边数过来第十七只，舌头上是‘吹牛’，我写的。”
转型
华西村为什么这么富，王哲一直没想明白。
这个原籍河南的外来工，2007年的时候拉家带口慕名而来。华西村的集体经济经过了50多年的发展，村集团下属60多家企业，总产值超过了500亿。
关于华西村集体经济的故事很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有个叫杨永昌的外村人，租用华西村土地办厂，身家近2000万。2002年，他以参股的形式把公司交给了华西集团，毅然完成从个体向集体的“反向改制”。
“华西村是条大船，抗风险能力强，老书记一分钱奖金不拿，大公无私。”杨永昌如此解释自己的行为。
华西村也确实有背景。近年来，钢铁产业重组打造大企业，不少小钢铁厂成为调控“刀下之鬼”，但规模不大的华西钢铁屹立不倒。由国家垄断的烟草行业亦有华西村身影。
先于王哲来到华西的工友，有一些已经入了华西籍，过上了集体经济下的日子。一度让王哲颇为羡慕。
王哲的老婆现在还在棉纺厂上班，王哲自己辗转了钢厂、铜管厂等几个厂之后，因为工厂效益不好，索性去开了黑车。“反正没有华西村户口，你干得再好，也进不了管理层。”王哲说。
他的摩托载过本地客，也拉过外国人，偶然遇到求宿的游客，拉他去华陆宾馆或者直奔陆桥，还能吃20元回扣。就这样，王哲的收入，刚好够全家开销。
不过，自从儿子开始上幼儿园之后，王哲已经萌生退意。“在华西村，幼儿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3390元，比城里都贵。”王哲谋划过了年去常熟，他的一个朋友找了家公司，包吃包住，小孩上学不要钱。
“今年比去年，已经少去一万个外来工了。”王哲说着来路不明的数据，他以一种习惯性的口吻，不假思索地评论着：“老头子在还好，老头子要不在了，华西村就完了。”
说这话的时候，在王哲的身后，一支来自上海的大型考察团，正站在摩天大楼下拍照留念。这幢高楼，正是在王哲刚到华西村的2007年打下第一根桩的。
“增地空中新农村”，这是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给取的名字，这个拗口的名字显示出他的智慧—为农村造楼戴上了政治光环。328米的建筑高度，是因为彼时北京最高的楼就是328米，吴仁宝说：“华西村要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建设摩天大楼的资金，来自200个华西村最富有的村民。每人出资1000万，成为摩天楼的业主和股东。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村民们都很积极，有些没有入选股东的人，还到处求人说情。
有考察团的人评价说“土”，“华西明珠像是山寨了东方明珠”。而土洋结合正是吴仁宝的政治智慧。
“我们是一个小村子，上级领导比较多。有的领导说太洋了，有的又说太土了。所以，我们就要建一个不土、不洋、不城、不乡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洋了，我就带他看土的；哪位领导说我们太土，我就带他看洋的。这样，所有领导讲的话我们都听了。”
两个月前，在“新农村大楼”内，又多了一头1吨重的金牛，价值高达4亿元。这是吴仁宝“农村城市化”思想的结晶，凭这个牛，他认为，可以“让城里人到农村来花钱”。
而网友却倾向于将此举理解为华西村的“炫富”。要登上“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看上一眼金牛，得花500块钱。很多游客游览之后，大呼坑爹。
今年10月，王哲曾经服兵役时的战友、华西村的“徐老板”找他喝酒。当晚四个人喝高后，乘兴跑到新农村大楼“享受生活”。“喝酒、唱K、叫小姐”，玩得不亦乐乎。“次日买单的时候，‘徐老板’一看账单，脸色都青了，”王哲顿了顿，说：“消费整12万。”
“徐老板”日子现在也过得紧。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村一直是重大命题，从2009年开始，像钢厂、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看家”产业，订单都在减少。
华西村新书记、吴仁宝之子吴协恩，提出“西南建工贸钱庄，东北建六畜粮仓，中间建人间天堂”。他将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服务业提到了华西村半壁江山的位置，并重点建设了一批特色景点。
除了新农村大楼外，还修建了山寨版的天安门、长城、凯旋门……并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
根据华西村旅游公司介绍，华西村一年的游客超过200万，只金塔两架电梯的收入就有300万。
“空中游华西”更是奢靡，飞机购置成本就达到了9000万，更不用说日常维护和驾驶员的薪水。坐一趟飞机，票价高达1000元，王哲称平时鲜有看到直升机起飞。
华西村每个企业中层以上的人员，都被强制要求乘坐直升机。“徐老板”也坐了一次，因为“不管去不去，反正钱已经从工资账上扣去了”。
不过，这些看似不靠谱的噱头，却慢慢变为有形的价值。这些年来，全国各地来华西村参观考察、学习经验者络绎不绝。华西村由此发展了“观摩经济”。
这是一条“红色经济链”，金塔顶端的黄金葫芦，开着奥迪汽车的村民，住农村别墅，吃农家土菜，听红色的《华西村歌》，一个“特立独行”的中国乡村，转化为一场特色旅游。
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每天上午在民族宫礼堂所作的红色报告，几乎成为了华西村最大的旅游“景点”。而且，这是华西村唯一不收费的项目。
中心村村民贡庆丰（右）一家在2008年搬进这栋3层高的欧式别墅，花费了208万的股份。
周边村华西六村支部书记赵仁龙夫妇。赵书记2004年花费140万买了这栋400多平米的欧式别墅
并村
王哲一度也羡慕过华西村民的生活，但他感觉到在这里，最大的缺失是人。集体性的“喜气洋洋”取代了个体的喜怒哀乐。这里更像一个人造景点，在森严的门卫戒备下，村里空空荡荡。
“如果给你别墅，让你做华西人，你干不干？”记者问他，王哲一边笑着，一边从鼻腔里意味深长地“嗤”了一声。
10年前，华西的周边村，也面临相同的诱惑。
2001年，华西中心村的面积只有0.92平方公里，发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华西村随后推出了“一分五统”的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大家都很向往华西村村民的富裕生活，所以并村受到了支持。”泾浜村村民周毅告诉记者。从2001年开始，华西村就陆陆续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余巷等20个村庄。
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周毅所在的泾浜村，被命名为华西三村。华西村承诺，将投资3亿元，再建700幢农民别墅和千余套公寓房，使周边村民融入华西。
周毅还记得，当时无锡某媒体上用“这就是‘三个代表’在基层的真正体现”这样的句子来颂扬华西村的并村。“但其实，我们农民，对于并村到底怎么个并法，头上一团雾水，从没搞清楚过。”
并村那天，华西村给周毅送来了10斤肉、10斤鱼、5斤花生、还有瓜子什么的，发了好几样，然后是每人350元粮款，300斤大米。村里一些老人，欢天喜地，幻想着从此过上不愁吃穿的集体生活。
从此以后，村里的土地由华西村统一规划和使用，而村民则被安排去各个岗位上班。
2006年，承诺过的别墅到了。华西村派人到泾浜村丈量房子，量来量去，他们给周毅20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估了个价，4万2，“冲抵之后，你再另外给25万8，就可以住别墅了。”他们说。
在估价上，周毅没有商量的权利。“你也可以不要别墅，继续住老房子，”村委会告诉他，“不过以后不准你自己再造新房子了。”
周毅权衡再三，以后儿子结婚什么的，都要房子，只好全家举债。“一直到现在，我还背着15万的债务，”周毅说，“华西三村的人，80%都欠着钱。”
不过在当时，村民还是认为，生活会慢慢变好的。华西村的塔群、幸福园、龙西湖公园都建了起来，除了生活上富足的需求之外，作为华西人的自豪感，仍然鼓舞着周边村的村民。
“但是从2008年开始，就变味了。”山泉村的娃娃（网名）当时在华西毛纺工作，从2楼的窗户往外看，正是“新农村大楼”的建造基地。“当时记得有一场暴雨，楼还没有堆几层高，工棚被暴风雨刮倒了，掉下来一些重物，死了七八个人。”
那件事沸腾了一会儿，马上就悄无声息。不过华西村造摩天楼本身，却引燃了中心村和周边村之间微妙的矛盾。
已经把自己称为“华西人”的周边村村民，心里犯着嘀咕：“华西不是总说共同富裕吗？花这么多钱建高楼，为什么不为我们盖些实惠的房子？”
实际上，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华西村用股份分红的方式，将大部分的利益，合情合理输地输送给了中心村拥有股份的2000名村民。而周边村用土地支撑起的华西村的未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周边村说“平等”，中心村的人却要说“公平”。“我们的发展也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不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否则太不公平了。”八十多岁的华西村老村民吴仁彪说。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的表述更加直截了当：“你中国人到美国去，你能享受跟美国人一样的福利吗？”
在中心村和周边村的利益僵持之中，更大的矛盾爆发了。村委会搞城保，要求每个村民上交8086元。“这个钱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周毅拒而不交，他用农民特有的逻辑告诉记者，“真老了，难道连最低保障都不给我？不给我我就住到你干部家里去。”
去年，华西三村的几个农民到江阴市去查社保的情况，结果被告知，从2004年开始，华西村已经给周边村的每一户人家，都办了“失地农民”。而这件事，一直瞒了稀里糊涂的村民6年，所有人都一直认为，土地只是暂时借给了华西村。
“百姓本来就是‘百心’，这么一恐吓之后，就再难以组织起来了。”华西三村村民王党告诉记者。
“并村十年，他们富了十年，我们这里落后了十年。”周毅感叹以前泾浜村的路都是柏油路，现在路也没人修；以前村里的码头上很多人洗衣服，现在那条河，连拖把都洗不了。”
“因为村干部已经没钱了，他们成了华西村的傀儡。”王党告诉记者，华西村用年薪的方式，牢牢控制着周边村的管理层。“华西三村的村委书记张忠善，因为是吴仁宝的外甥女婿，华西村每年给他60万。其他村委书记一般是每年20万的收入。”
“我们村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已经没有威望了。”现在每年选村干部的时候，村里就给每个人发袜子，“他问你家有几口人，三口，好，给三双袜子。”周毅说：“选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在矛盾对立中，10月8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开始了。娃娃从村外回来，发现进村的路都不让走了。协警告诉她，必须等到11点半。11点半的时候，娃娃看到一车一车的记者、贵宾，到金塔去吃饭。娃娃在华西实验中学的朋友，则统统被叫去了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里去做服务员。
一大群人，都在村外等到晚上10点表演结束。“现在的华西，真的没有08年以前好了，”娃娃说，“以前是同发展，村民都很幸福。现在是有名了之后，急于把面子挂出去，把面子继续保住，但是却不再是和村民共同进退了。”
华西村党委常委吴蕴芳面对媒体，总是会如此介绍：华西三村、四村、五村、十二村和十三村在区域规划上被划分为“钱庄”，六村、七村、八村、九村、十村和十一村被划分为“粮仓”，剩下的一村、二村和三村的部分区域被划分为“天堂”。
其中，钱庄担负着全村的经济重任；粮仓是发展旅游业和满足粮食自给自足；天堂就是为老百姓建房子。
“你到处看看，我们这哪里是天堂？”三村的周毅反问。
控制
不过在网络上，很多人都认为，华西村就是天堂。
根据官方的说法，目前已经形成了“小华西帮助大华西，大华西感谢小华西”的良好氛围，创造出“小华西提升大华西，大华西正成为金华西”的崭新面貌。
在百度华西村吧，总是能见到这样两种帖子，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询问华西村的工作招聘事宜；第二种是适婚的男女青年，求交往的帖子。
2003年，《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曾在最后追问华西村，什么是幸福？
吴仁宝说：幸福是“五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面子；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认为“出嫁前那一个月最幸福”；而从安徽鹤山来打工的余红银则说：“幸福就是当个华西村村民。”
余红银的意思大概是指：当个华西中心村的村民。不过，中心村村民贡庆丰也很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不够幸福。
贡庆丰家的殷实度，在中心村里也算中上水平。35岁的贡庆丰在华西精毛纺厂任车间管理职务，媳妇赵瑞芳在村供销公司做会计。母亲吴荷英59岁，有腿疾，父亲贡详兴则是外村来的“招婿”，现在也享有了中心村村民待遇。
这个“待遇”，即是指能参与村里的资本分红。
贡家的收入，有三个来源，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工资奖金多劳多得”，车间管理员贡庆丰的月工资是1500元，会计赵瑞芳每月所获1600元，62岁的贡详兴退休后去液化气站做工，月入1300元。
而奖金部分，则遵循村里“二八开”与“一三三三”的分配机制。华西的每个村营企业都设盈利指标，超指标部分实行“二八开”，即20％留在企业投入再生产，80％用作奖金分配。奖金分配的原则是：10％奖给厂长，30％奖给厂经营班子，30％奖给职工，结余的30％留在企业作为公共积累。
2010年，贡庆丰全年的奖金收益是24.5万元，赵瑞芳则有24万元。但村里有一条，叫“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也即奖金收入只兑现20%。
贡庆丰一家能实收9.7万元现金，其余八成须参股。根据这样一个原则，华西村的现金是控制的。但尽管如此，村民拿的现金，一般不会低于外来务工人员。
第二类收入是“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各项福利待遇”。比如，村民每人每年能以一元一斤的优惠价，向村里认购300斤大米。“如果大米的市价是两元一斤，就等于村里给出了三百元的口粮款。”
第三类收入被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累计至今，贡家拥有200余万元华西村股份。这部分股份，能参与分红，但贡家的分红，被套在了房子中。
2008年，贡家搬入三层高的欧式别墅，共542平方米，毛坯作价135万，村建筑公司还做了73万元的装潢，总额208万元。入住的代价是，贡家须分10年，以每年20.8万元向村里支付宅子的“租赁费”。 并且贡家对房子只有使用权，而无产权。
贡家200余万元的华西村股份，一成的分红差不多正好20万，但是钱是看不到的，一分红，就直接缴纳别墅“租赁费”了。
此外，股份还在每年累积，“新股金的利率回报又要扣除房款来计……”说了半天，贡庆丰也表达不清楚，“我也是去年才弄明白，还有很多村民至今都没搞懂。”贡庆丰说。
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使用等权益，贡家付出的，是三个劳动力，几乎全年无休地为村办企业每天工作八小时，只有春节两天假期。
华西中心村有一个天才般的资金管理链，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根据《村规民约》，一旦村民离开华西，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
比经济控制更厉害的，是华西村的思想控制。村规里说“奖猫罚狗”，养猫可以受到奖励，因为猫可以抓耗子，而村里已经不需要狗来看家了，狗多了会增加咬人的危险。
村里也设了“敬老奖”，只要哪家有年满80岁、90岁、100岁的老人，每个直系亲属分别能拿到100元、1000元、10000元奖金。华西村百岁老人李满金的全家37口，一下子就拿了37万的敬老奖。
理论上，华西村也禁止夜生活，老书记吴吴仁宝说：“华西两个不好，一个是不能赌钱，一个不能讨两个老婆。在华西赌钱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年龄，你到了60岁，退休了；第二是时间，晚上只能到八点钟，你回去休息，八点钟以后要罚款，这是为了你的身体；第三是价钱，只能是一块钱，如果成百上千输得多了，有思想负担，对健康没好处。”
从1989年，华西村就成立了精神文明开发公司。这个公司负责全村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村民头脑。”年迈的吴仁宝，现在每天还坚持在民族宫做报告。
因为这些从基本道义出发的意识形态灌输，华西村产生了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华西村村民郑发（音）用部队打了一个比方：如果在部队中，实行多劳多得，武器装备退伍能带走，多杀敌多发钱，那么国家安全形势会怎么样？如果套用以往对公社制度的评论，那解放军是不是应该个个偷懒不训练了，打仗站岗什么的也不卖力了？反正都是领这么多钱吃大锅饭？
“公有制经济确实会造成效率低下，但主要问题并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解放军的强大士气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支撑起来的。”郑发告诉记者：“关于华西的评论有一个特点，大家都在用私有经济的观点，去评价公有制经济下的生活。大家都在问‘个人得到了什么’，而不是‘集体如何更好的发展’。”
但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并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在华西村提供的一份“华西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根据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 。
华西村的领导也承认，目前无法摆脱资本主义，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不过华西村也坚持认为，和中国普遍的状况相比，华西村已经步入了更高级别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只是早晚的事。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乌托邦变成现实，一定要把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做给全国人民看看。”吴仁宝说。
回过头来，还是说说“幸福”的问题，在华西村怪异的村制下，中心村、周边村、外来工，就像华西村的三重世界，各自都有各自的诉求和忧愁。在自由和物质分配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适用的平衡点，但似乎都不让人满意。
将这三重世界置于华西村同一个大舞台上，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需要想象力的事情。但华西村似乎从来不缺这种想象力，就像建成于2005年的华西村幸福园，园子里有各种人物雕像，有孔圣人、清官海瑞，也有革命年代的图腾董存瑞和雷锋。有慈眉善目的观音菩萨和耶稣，也有身系红领巾的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袖。
这种让人时空错乱的多重性，被吴仁宝的华西哲学牢牢统帅着，他说：“在这里（幸福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信仰，人有了信仰，就能获得最大的幸福。”
每个走在中心村万米长廊里的人，耳边都会回响着千篇一律的《社会主义好》红色歌曲，以及村里编演的锡剧《要看稀奇到华西》，有点无聊，又有点恍惚。僻静的晚上，王哲的耳边有时会突然响起“澳大利亚法兰西……你说稀奇不稀奇”的旋律，仔细一听，却什么也没有。他喜欢管这种感觉叫“听觉残留”。而在每个人的心里，华西村究竟会残留些什么，会残留多久？（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周毅、王党为化名）
五十大寿（杨雄 李丹张天赦） 10月8日
华西村的“老书记”吴仁宝
为庆祝这个华西村退居二线的老支书的生日，这天16时30分，大约200名华西村村民，聚集在华西村地标之一的金塔二楼，为其庆生。20张餐桌，按家族划分排排坐。
18时左右，寿星吴仁宝走到台前，对近期村里的情况做了简单介绍后，就宣布晚宴开始。期间，几名唱锡剧的艺人上台，唱戏祝贺。
这场华西村最重要的人物的生日宴，与20多天前的50周年村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在这场隆重庆典的筹备期，吴仁宝就定下基调：“内部建设好，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
打造这场堪比春晚的寿宴，华西村自有章法，高调与低调拿捏之间，揭示的正是这个中国最富裕村庄的政治生活运作逻辑。
事实上，这样的庆典，华西村早已搞过多次。从30周年起，华西村每隔5年就有一场庆典。
只不过，这次的庆典，是历年来最为隆重的。
一场堪比春晚的晚会
30岁的周丽，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也是吴仁宝的孙媳妇。她的另一个临时身份，是华西村50周年庆典接待工作的负责人。
当周丽宣布庆典开幕后，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走上主持台前来。这是这场庆典请到的重量级主持人之一。此外，受邀参加这次村庆的中央和各部委的领导有98人，还有7位包括邓小平和周恩来在内的伟人后代。
在往年的村庆上，这样的人物很少出现。
35周年庆典时，大约5000名村民和工厂职工，在村里做团体操，一起舞龙舞狮庆贺；
45周年的村庆活动，采取的是另一种庆祝方式：45面红旗、45头牛、45头马和羊，在华西村内游行。
当主持人吴小莉介绍完五级领导后，接下来的10大项目揭牌仪式、4代华西村领导班子亮相、华西村各个行业的场内游行和文艺表演等，成为这场开幕式的主题。
庆典结束后的第三天，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发言说，整个村庆的进程，“就像是我们内部的一次大阅兵”。
他甚至认为，这次村庆中的华西村人赛过“正规军”，从而使村庆达到了“三无”：无违纪、无哄闹、无事故，并保证了“三大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这是一场筹备了将近一年多的庆典。周丽说，华西村党委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对这场庆典进行初步策划和构想的。从今年6月开始，华西村组织专人负责向“五级”领导送报、送书、送函；8月，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和部分班子成员，赴京登门拜访和邀请领导。
在这期间的9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巨大的电子屏上，第一次开始播放华西村的形象宣传片，宣传片上的宣传语为“天下名村，无锡市，华西村”。英文宣传语为“Huaxi, New Village，New China”。
宣传片每天播放50次，这是中国村庄首次到时报广场电子屏“做广告”。
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这个宣传片播放以后，我们江苏在美国的华人以及到美国去的江苏人，我们所有中国人，看到了都会十分自豪。”
“仅仅花了100万元，每天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亮相50次，展示的不仅是我们华西村的形象，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的形象，太值了！”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孙海燕还是这次村庆的媒体联络负责人。她说，在之前的策划和构想里，闭幕式并未设置文艺晚会这个让整个村庆增彩的项目。4月左右，解放军总政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阎维文受邀至华西村，为“老书记”吴仁宝录制单曲《好村长》时，建议吴在华西村的50年村庆里搞一台文艺晚会，演艺人员由他来邀请。
吴仁宝觉得阎维文的主意不错，说：“好，就委托你。”双方随即拍板。
接下来，阎维文开始邀请各路艺人，韩红、毛阿敏、蔡国庆、冯巩等艺人都被邀请而来，而10月15日的闭幕式文艺晚会主持，则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水均益、朱迅和朱军三人担任。有报道称，华西村村庆的闭幕文艺晚会，其规模堪比春晚。
全球50多个国家218家新闻单位的679名记者，受邀前来报道这次村庆。老书记吴仁宝那句“平时少报道，50周年集中报”，成为媒体采访的指导方针。在华西村50年的历史中，极少有这么多媒体可以走进华西村做深入解读。
在这次50周年的“集中报道”后，华西村将各家媒体的报道打印后装订成《华西建村50周年——新闻汇编》三本厚厚的册子，页码已排至626页。
Jessica Colwell是一名外国记者。应朋友之邀，他参加了这场庆典。
Jessica Colwell在文章里说：“整个华西村举办这个庆典的目的，看起来完全就像在拍上层的马屁（因为我看不出龙希国际大酒店会有任何潜在的顾客，但却是上层政府领导开会的理想场所）。我们还注意到庆典上的长篇大论，完全就是在表扬华西村为环境所作出的贡献，并且他们对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也有着极大兴趣。所有的这一切，极其符合中国第12个五年发展计划。”
相比国外记者的不解，这次请来主持晚会的的水均益则更为激动。
在《江阴日报》上，吴协恩谈到：水均益在晚会上采访完吴仁宝后，面对众多观众，说了句：“老书记，说老实话，我做过好几百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采访，但今天您说的话，是我听到最启发、最朴实、最有启迪意义的一次讲话！”
到人民大会堂“借”厨师
晚会当天，江阴市公安局从全市调了500名警察，前来华西村帮助维护治安。因为既要考虑到晚会参会人员的人身安全问题，还要考虑到村民到晚会现场后，家里的财产安全问题，华西村仅有的200名联防人员显然不够。
事实上，1.5万人的村庆活动，在华西村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这样规模的活动，给华西村党委委员、华西集团公司安全负责人谢士兴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谢在这次50周年的村庆中，扮演着人身安全和交通安全协调负责人的角色。这也是在华西村做了5、6年安保工作的谢士兴压力最大的一次，因为“来的人很多，媒体也多”。
谢士兴在华西村的9号塔楼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并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安装了监控视频。由于村子里的路口很多，大约有10多个，这样的地理空间局势，给安全保障的全方位监控带来了不小的难题。平均每个路口要投入20名工作人员，晚会的内场和外场都布置了工作人员。
谢士兴说，晚会当天“最担心国外媒体记者的人身安全”。他们被安排在村民家里。对外国记者所住的每个村民区域，进行24小时监控。一个小区，要在外围设立8个点，小区里面有安保人员进行巡逻。“这个（人身安全）不能开玩笑的。”谢士兴说。
这样严密的安全体系，让华西村在50周年庆典中，并未生发任何的意外枝节。
在整个庆典筹备中，吴氏家族成员是核心：老大吴协东负责龙希酒店的工程进展；老二吴协德是整个村庆活动的总负责人；老三吴协平是这次活动的餐饮总负责人；吴协东的儿媳妇，华西村党委第一副书记周丽负责整个活动的接待工作。
作为餐饮总负责人，在庆典中，吴协平最担心的是采购环节上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市场上有些（情况）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因此，在蔬菜买回来后，他们都将其放在糖冰水里消毒。肉食方面，因为是长期在江阴市一个定点屠宰场订购，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方面，经常在做培训，加上平时接待的人都很多，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了，并不需要在村庆期间做饮食方面的安全培训。”吴协平说，此外他还通过建立厨房里厨师的行政体系，来保障饮食方面的安全。
在厨房里，行政主厨下辖三个行政副主厨。每个行政副主厨负责两块，一个管切菜、配菜，一个管烧烤、冷菜。此外，他们还要管一个中餐点心和西餐点心。行政副主厨下面还有厨师长、副厨师长，这样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个人把关。
“此外，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借’了一批厨师来帮我们。对方一共来了7个人，1个西餐，5个中餐，一个搞服务。”吴协平说，整个村庆期间，每天大约需要5000斤蔬菜和20头150斤重的猪，才能满足餐饮的需求量。部分牛肉需要进口，货源来自澳洲，但量并不大。
“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
华西村35周年庆时，吴仁宝曾提出一个要求：不收礼品，只收意见。
15年后的50年村庆，吴仁宝说：“我们收礼了。送了礼的，我们才发邀请函。人家对我们如此郑重地送来了贺礼，那么我们也要讲究情义，礼尚往来，一要向他们赠送一些戏票和村庆活动开幕式、闭幕式入场券，二要请他们参加宴会，以表我们的深情厚意。”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村庆收受的礼品，多为华西村的一些老朋友为了恭贺龙希国际大酒店落成而送的。不过，吴拒绝透露收受礼品的数量。
在华西村龙希国际大酒店的大堂和部分楼层里，摆放着张大千和李可染等古今名人的字画，以及各个朝代的瓷器、绣品和雕刻等艺术品，共有7000多件。其中，一个珍贵的原木“小叶紫檀”价值高达8000万元。
在这幢大楼的五大会所里，分别摆放着五头各达一吨重的金牛、银牛、铁牛、锡牛。其中，金牛和银牛通过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长杨自鹏、香港谢瑞麟珠宝创始人谢瑞麟、清华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等20位专家的鉴评，并被中国工业美术协会和金属专业委员会评为“天下第一金牛”、“天下第一银牛”。
“当时，金牛的造价为2亿元，现在已增值至4亿元。”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
由于参加村庆的人员太多，场地只能容纳两万人，不可能所有人都去，所以周边村的村民只能选择一些代表参加。“搞奥运会，中国13亿人要不要都到鸟巢去看？华西是一个村，也是一个企业，很多事情，需要平等地来看华西。”孙海燕说。
而华西村村民王兴则说，如果不是熟人送他家5张门票，他根本就不想去看。这次村庆中闭幕式庆典晚会的门票从500元至3000元不等，观众在晚会上的座位也因票价的高低而不同。“500元的票，太远了，什么都看不到。”
从金塔到龙希
事实上，这次村庆的最大卖点，并不是闭幕式晚会，而是华西村地标的易位—昔日的金塔，被328米高、70多层的中国第八大高楼—龙希国际大酒店所取代。
这幢造价为30亿元的摩天大厦，在10月8日村庆开幕式当天，被当做这次庆典的献礼，正式剪彩开业。
大楼呈三足鼎立之势，最顶端是一个巨大的金黄色球体。大楼里面，共有826间客房及可供5000人用餐的设施。在大楼最顶端的金黄色球体里面，还有一个亚洲最大的旋转餐厅。
位于大楼60层的金会所，将这个大楼推向奢华的极致。前厅的走道上，一头用一吨重的黄金铸造的金牛，矗立在前厅中央。在这层楼的总统套房，一天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
华西村财富的增加，不断被放进另外一个空间里，对外高调宣扬。《纽约时报》如此呈现：
“高大的摩天楼，它的顶端是巨大的金色球体，永远不会赢得建筑学的认可。但它会增加华西村的吸引力，这个村庄的创始人自信地预言，这会增加华西村的旅游收入。吴仁宝说，这栋建筑意味着将增加华西村一半的面积，3000个就业岗位，以及大量财富的增加。”
如果说，龙希国际大酒店极尽物质之奢华，那么华西金塔则彰显了另一种政治宣示。
1996年竣工的华西金塔，高
在金塔的顶楼的前廊和右侧的墙上，分别悬挂着吴仁宝和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在金塔的阳台上，分别陈列着送子观音、弥勒佛，寿星、献宝的财神和赐福的天官等镀金塑像。一位网友调侃：“在中国，稍为正规一点的寺庙、神殿或道观，都不可能让上述神佛共处一堂的。”
这样的摆设，同样出现在华西村的“华西幸福园”。在这个园区里，刘胡兰、董存瑞、耶稣、圣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塑像共聚一园。
这契合了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考察了华西村后所说的：华西村是亦土亦洋，亦城亦乡。
村庆期间，有一些媒体在报道里称，华西村耗30亿巨资建龙希国际大酒店，是“炫富”。
对于这样的负面报道，周丽说：“我们无所谓，富不富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华西的富，敢拿出来，说明还是光明正大的富。我们不会有携款逃到国外，也不会把官当到省里去。我们就是在这片土地好好经营，做好我们的工作，你们说什么我们无所谓。”
“就像我们新书记说的，让他们去炒。他们炒了，人们会想到我们这里来看，反而对我们有益，来了就知道我们富不富。他们只看到我们消费，没看到我们华西村的青年人都没有节假日，每天工作都超过8小时。这种辛苦他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的钱是我们奋斗赚来的。”
在这些外界异议声中，每个早晨,吴仁宝依旧在礼堂里，面对数百名观光客发表冗长的演讲，赞美华西村的繁华以及北京政府的明智和远见。
华西村人似乎从来不吝啬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荣光，他们熟谙华西哲学的一套章法。
老书记吴仁宝为50周年所定的基调，现在已经被接班人吴协恩微调成了对未来十年繁荣的自信预期：“内部建设好，对外少报道，60周年集中报。”（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华西村的“反对派”（季天琴杨雄 徐雨雯）
华西村村民戴进兴
竖立在华西村工业区的新老书记像宣传画与排污的烟囱
他们伤害了老书记
电话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向记者透露，他们计划于11月之内召开周边村村民的万人大会，揭露某村的一个“黑恶势力”，届时欢迎各媒体报名参加。这个消息，让65岁的戴进兴更加坐立不安。他认为，这个“黑恶势力”，显然包括了自己。
就在前一天，在华西村金塔5楼的一号会议室里，村党委还在声讨戴对“老书记”造成的伤害，称“他（吴仁宝）不仅健康受到了损失，精神、精力、时间、声誉上的损失更是无法弥补”。
事情源于9月份，戴进兴在华西村的周边村散发的一本小册子。这篇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华西村近十年来都干了些什么？》的文中，他分七个主题控诉了“华西村的统治者”。在总结陈词中，他还发挥了一个农民的文采：
“华西村是一棵在风雨飘摇中的大树，这棵树虽大，但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根须……”
很快，他就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了代价。10月8日是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开幕日，就在次日下午，戴称，他便接到片警电话，让他去村委会一趟，领导要找他谈话，结果，村委会大门紧闭，门口站着几个警察。对方向他出示了传唤证，他被带到了派出所。
就在戴获得自由的前一天，10月19日，华西村党、村、企总办主任吴仁宝在《江阴日报》“辉煌华西50年特刊”头版，发表了题为《“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我对<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一点看法》的长篇文章，逐条批驳戴进兴。这其实是吴仁宝在华西村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讲话实录。2003年，他从华西村党委书记的位置“隐退”后，兼任了三总办主任，控制着实际局势。
在这篇回应中，吴还为戴进兴的牢狱之灾提供了注脚。他称，华西是一个集体，比作“大树”，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因此，“树根谁来挖，就有保安抓，害虫叶上爬，就用药剂杀”。
作为一个农民语言大师，83岁的吴仁宝创造性地总结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保安，民主法治就是药剂。就在今年5月份，吴曾透露，这个拥有3万多人口的超级村庄，目前有民兵3000多人，联防队员200多人。
在表白了自己的政治忠诚后，“老书记”还备显委屈，“我吴仁宝一辈子都在爱党，这一生都在爱国，却被某些人以怨报德”。
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试图表示出他的宽宏大量，他说，对待“这个别人”，他会“耐心等待，等待等待再等待”。不过，对于“反对派”，华西村和吴氏家族并未表现出足够多的耐心。10月、11月，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村委副主任、华西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周丽多次主持会议，批判“戴进兴之流恶意造谣、污蔑、诽谤、攻击老书记”的行为。
1981年出生的周丽曾留学新西兰，后和当时还是男朋友的丈夫双双回到了华西村，她的丈夫是吴仁宝的孙子。在各个场合，周丽为乡音浓重的吴仁宝担任翻译，和中央领导合过影，目前被吴仁宝视为是华西村的“第三把手”。
吴显然认为，戴进兴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批驳中，他暗示“五村有个自己说想当官、要当官，但一直当不了官的官迷，才是幕后的黑手”。
长久以来，作为被塑造的典型，华西村似乎跟阴暗面绝缘。不过，戴进兴们的出现，说明村民们并不甘心作为灰色的背景存在。在“反对派”和吴氏家族之间的博弈背后，是周边村民与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矛盾，也是“大华西”近十年来社会关系的重建。
“胜利闭幕，邪气暴露”
戴进兴习惯称本村为“朱蒋巷村”，尽管早在2002年，该村已经并入华西村，成为其周边村之一，但是他顽固地想要摆脱和华西的关系—在并村初期，和其他村民一样，他也曾憧憬着光鲜富足的华西村式的生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华西村。
他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统治者”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
对此，吴仁宝回应称，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
事实上，在记者的观察中，原本的朱蒋巷村，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北边和西边被华西集团的钢厂包围，这些钢厂距离附近农民的住宅，只隔着一道围墙；村庄南边是华西集团的一个煤场。即便是白天，村里的人家也多是关门闭户，窗棂上颜色黝黑。
矛盾多由这些企业产生。村民们称，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他们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
戴称，自己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读过初中，在他那个年纪，在村中已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的两个女儿目前都在城市工作，大女儿是教师，小女儿在法院，算是体面人家，因此他在村里说话有点分量。
戴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刘元乾谈话，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这次事件后不久，戴本人便被安排到华西集团工作，因为板材生意清淡，他接受了这份远在河北唐山的外放工作，年收入两万左右。戴认为，华西村当时就看到了他的号召力，所以把他“流放到千里之外”。2009年6月，戴换了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为同村民营老板查解恩请戴打工，年薪4万元。
紧接着发生的几件事情，让戴进兴与华西村的矛盾尖锐起来。
去年，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就在今年3月份，他还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 至今已6年来，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保养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不过，戴的反驳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村庆五十周年的荣光过后，10月底，华西村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周边村职工会议，每天1000人，因为这次村庆“胜利闭幕，邪气暴露”，职工们除了要学习老书记的署名文章《“独立王国”与“华西爱国”》，还要观看歌舞剧《地利人和》、锡剧《安居乐业》来加深认识，目的是“明白正确的价值取向，懂得和谐的真正内涵”。
据参与会议的人说，会议结束后，华西村还给每个参会人员发了5只螃蟹和5个鸡蛋。会议纪要显示，周丽在会上解释，螃蟹的含义是“有些人横行霸道，目无法纪，对付他就要断其跑腿”。周还暗示螃蟹另有其人，因为戴进兴也只是“毛手毛脚，大钳都轮不上”。
鸡蛋则代表了至少传5代的美好含义，华西村希望大家要以村庆为契机，“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不要轻易受蛊惑，被煽动”。
夭折的“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戴进兴曾想过上访。去年，借工作之机，他抽空去国家信访办门口转了转，还掏10块钱买了一本《上访通讯录》。
在得出上访“没用”的结论后，他又跑去咨询北京的律师，由此产生了在周边村成立“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想法。他称，去年下半年，自己开始联络维权同伴“七零”，张罗此事。
“七零”是华西三村村民王玉虎的外号。综合华西三村多名村民的说法，去年8月18日，因为不满华西村为“被征地农民办城保”，华西三村数千村民聚集在当地的“钢铁大桥”上，周边村村民闻风而至，导致了村民和联防队员的肢体冲突。因为在之前的村民会议中比较积极，“8·18”事件后，王玉虎被要求每天去派出所报到，由此也成为周边村著名的“反对派”。
王玉虎称，自己反对的理由很单纯，因为加入华西村后，他的生活明显倒退了。
王的一双儿女都在上中学，负担很重。早在2005年，华西村以每平方米275元的价钱收购了他的宅基地，他的二层小楼作价只有6.5万元，随即他搬进了华西村在周边村兴建的公寓房，公寓房没有产权，每平方米要750元，车库每平方米1050元，王称一来一去，他倒欠华西村几万元，每年还要付五厘利息。
这种情况在周边村几乎是常态。在辗转腾挪间，华西村成了不少村民的债权人。村民们称，他们的土地以每亩1500元的价格被华西村租用，每年的土地流转经费用于他们的生活保障，每年每人300斤大米、再加350元的补贴，不过，但每到年底分红时，总会有不少村民们领不到现金补贴，因为这些钱扣利息还不够。
对此，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应称，“不是购买农民的宅基地，而是旧房拆迁，至于为什么要扣钱，是本着公平的原则，因为有些人欠钱不还，不过，这并不说明华西村没有人情味，有些村民房子塌了，生病没钱治疗，华西村也会帮他们。”
王玉虎认为，“反对派”在大华西还是很有民意基础的。在戴找到他后，他又联络了本村村民李建（化名）等人以及四村村民赵栋梁，后者曾为了土地问题去北京上访。
虽然协会还没成立，这几个人已经成为“默认会员”。戴进兴称，协会密集地“宣扬党的政策”，是从今年8月末开始的。他先是在村里分发单张的传单，号召老年人“拿起法律武器”，“拄着拐杖、坐着轮椅或者脚踏小三轮”，去索讨市政府发放的养老金。
公安局和村领导循着传单，找到戴进兴。戴称，当时在场的有个江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的“徐队”，答应他回去了解养老金的具体情况。在迟迟得不到对方的答复后，他才加强了“宣传力度”，写出了《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由其他兄弟们帮着他分发。
在这些“反对派”中，王玉虎被公认为最积极的人。大家津津乐道他的“勇敢”：骑着电动车，走村串巷，往每家每户塞小册子，因为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还一度怀揣菜刀。
王说，“老戴指控‘统治者’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为失地农民办城保是阴谋这些观点，说到我心窝里去了”。
不过，吴仁宝却坚信自己深受群众的爱戴。他在《江阴日报》上回应称，办理“城保”，是大多数村民的民意，是惠民的阳谋，在华西一、二、三村，要办“城保”的民意达到了91.6%，在三村，还有部分村民表示“不要城保要仁宝”。
在回应的开篇，吴仁宝便高度赞扬了村庆让领导和嘉宾“不仅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更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富华西”。同时，他特意指出，戴还准备了“四条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五十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吴仁宝和影响村庆活动”。
显然，此举已经被看做严肃的政治问题。“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命运，也因此注定出师未捷身先死。
“某些别有用心之人”
“反对派”的民意基础，并未像戴进兴他们想象的那么牢固。在10月底的周边村职工会议上，周丽透露，戴进兴他们是被人检举了，检举人原本是个多次上访的同志，“现在在老书记的等待下，不仅理解了，而且有立场、有觉悟”。
检举人被华西村赞扬为“既关心了大华西，又关心了闹事人”，如果不是事态得不到及时控制，“恐怕戴进兴也不只是依法抄家，处治安拘留10天，罪责将更加严重”。
华西村村委认定戴进兴有鼓动游行的嫌疑，但戴本人坚决否认。他澄清说，《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并没有吴仁宝说的10万之多，只印刷了4000份，另外，他还以“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的名义转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也是4000份。
他用手敲打眼前的这份《规定》，告诉记者，“你一定要仔细看看，每个条款都契合华西的情况。”
至于村庆期间的游行，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他只是想挑个合适的时间，给自村的村委会施加压力，“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不会到华西村的土地上”。
对此，王玉虎透露，9月份，他们本打算动员老年人，10月7日为了养老金去各村村委请愿，但是考虑到当天国庆假期，于是作罢。10月4日晚上，五村的民营企业家查永恩请老戴和他去喝茶，劝他们“别人办喜事，你们别发传单和闹事”，他们也完全取消了村庆前后有所动作的打算。王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查，后者的生意做得大，在当地有口碑。
不过，华西村显然还是不放心戴进兴。10月9日，戴进兴被带走，当晚9点至12点，警方搜走了他家中所有的小册子和传单，还有四条横幅和200个白底泡沫的牌牌。横幅和牌牌上书“还我蓝天”、“还我土地”、“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要求村务公开”等内容。
戴称，对方抄家抄得很仔细，那份有百名老人签名的《告全村老年同胞书》的原件，他一直压在床头柜的下面，也被抄走了。这让他深感惋惜，因为“这东西将来是有历史价值的”。
他对拘留所的唯一印象就是“冷”，年纪大了，不御寒，家属送到拘留所的羊毛衫和袜子都没收到。他称，提审时，问来问去都是那些—材料谁写的、谁指使的、复印的费用哪来的？戴自己一直坚称这都是自主行为。
不过，在吴仁宝看来，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在《江阴日报》上，吴称，“戴进兴之流被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忽悠了”，“某些人承诺，如果为此被拘留，一天付工资1000元，如果为此被判刑，吃了官司，一年付年薪30万”。
戴否认了这一点，称对方并没有证据，“胡说八道”。
戴进兴的人品也受到严厉指责，华西村称其是“不讲诚信，不讲原则，出尔反尔”的人，原因是他拿了两套公寓房，转手卖掉赚了28万元，至今仍赖在已经作价给集体的老房子里。
对此，戴本人承认属实。作为并村中少数没做赔本买卖的人，他将此归结为自己的“强硬”。他认为，这些实惠是房价上涨带来的商机，此外，自己“懂一点政策”，知道丧失宅基地、新房没有产权意味着什么。
“非党管党的较量”
当戴进兴极力否认时，华西村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主谋。在《江阴日报》上，吴仁宝不点名地指向了华西五村的某个民主党派人士。10余天后，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 直指“查三毛恐吓撞骗，狗胆包天”。“查三毛”就是五村民营企业家查永恩的外号。
今年53岁的查永恩为华西五村“查家基”人—当地的小村落几乎都是以姓氏开头的宗族，血缘仍是联系村民的纽带。查永恩家族兴旺，在兄弟5人中，他排行第三，这个出身贫穷的供销员在发达之后，还带动了老四查解恩、老五查新华的兴旺。
王玉虎称“五村情况复杂”，主要指这个家族内部的分化和整合。在村民们看来，目前戴进兴的老板、老四查解恩和老三查永恩是“一条心”。另外，查的大姐夫吕育才去年刚被提拔华西五村的村支书，享受专车、司机，还有30万的年薪，这被村民解读为华西村“想搞平衡”。其弟查新华跟吴仁宝四子、新书记吴协恩的连襟成了亲家，被村民认为是“华西村的人”。
戴进兴认为，对方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导致引起了对方的“妒忌”。查曾出资5000万成立了环保科技公司，回收附近的工业废酸，去年，他还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查的政治动机由此备受华西的质疑。在周丽主持的村党委扩大会议上，集中批判了“查三毛”的“三假三大”：假代表，大官迷；假慈善，大骗子；假民主，大流氓。
会议称，查表面上做慈善，实际上都是“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他经常炫耀在镇里、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在北京中央都认识人，“小人得志，四处张扬”；另外，查虽然加入了民主党派，但他不是真民主，“不是真的拥护、支持共产党”，因此，这就成了“非党要管党的一种较量”。
会上还罗列了查永恩的一些错误言论，比如说，他曾告诉老书记要多关心民情，“不拆老百姓不欠债，拆迁了，拆得老百姓一身债”，由此说明查是一个“妖言惑众的政治流氓”，甚至他的属相也被拿来说事，属狗的查永恩成了“疯狗”、“冷脱狗”、“赖皮狗”。
这几乎已经接近于村妇吵架。
查永恩本人并不愿意接受采访。其查姓本家透露称，查永恩最担心的是华西村指其用“银行的钱，骗来的钱”，会使其信誉受损，从而影响他的生意。另外，当地的民营企业家都存在互相担保的关系，查也担心，华西村对其的批判，会引起其他老板的恐惧，从而不敢与他产生往来。
不过，华西村并不打算收手。华西村村党委扩大会议甚至提出，要另外划出一个“查家村”，“有人愿意到查家村的就到查家村”。另外，“幕后的策划者到底是谁，一定要大白天下”。
已经“大白于天下”的戴进兴，在上过报纸后名气大涨。10月下旬，有6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找到了戴进兴的院子，要做调研。其中一位李姓女生告诉《南都周刊》记者，他们准备排练一出《理想国》的戏剧，来华西村是为了采集素材。
不过，他们进院子不久，村干部便带着大队人马匆忙杀到，要求他们离开。情急之中，李姓女生借着上厕所之机，塞给了老戴一张面纸，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这次经历，显然让戴进兴更感不安全。11月8日，记者再见他时，只隔了一天，他又添置了一部新手机，一个新号码。
繁荣还能持续多久？（特约撰稿温克）
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
华西村从来不缺乏公众关注。最近的热点是，华西村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50周年村庆活动，并为此建造了一座高达328米的摩天大楼，突兀地立在乡村田间，显得分外扎眼。著名的金塔之后，这座名叫龙希国际大酒店的高楼俨然已成为华西经济繁荣的最新图腾，无时不在张扬着华西村的繁荣。
在老书记吴仁宝的长期运作下，华西村利用长期政治正确打造的典型形象，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认可，撬动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使得华西村走出了一条无法复制的独特发展轨迹。和中国大地上的类似标兵相比较，大邱庄的神话早已破灭，南街村的集体经济模范也已成笑谈，唯有华西村长盛不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始终扮演着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农村新灯塔。
与此同时，对华西村的质疑声音从来没有沉寂过，这座高楼及其豪华装饰再次激发了新争论，华西村是否在炫富？华西村的繁荣还能持续多久？华西村村民的财富是否是囚笼中的画饼？
从公开数据来看，华西集团的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10年的销售收入超过了500亿，2011年的销售收入预计达到600亿。但销售额说明不了什么，企业经营利润和纳税额才真正反映经营状况。华西村旗下产业众多，公开信息有限，其真正经营状况外人无法知晓，不过根据目前可以公开获得的信息，不妨对其旗下一些重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
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最重要的资产板块了，这是一家1999年起就在深圳上市的公司，长期业绩表现尚可。根据其最新公告，公司坚持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业务涉及化纤、毛纺、服装、针织等纺织相关行业以及商业与热电业，力主发展高新技术、高附值产品，形成了聚酯纤维和毛纺两大核心主业。但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该公司上半年与集团母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自2011年5月起公司不再生产经营精纺呢绒、热电及特种纺织品等业务，理由是这些业务板块竞争激烈，赢利能力较弱，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在华西集团的经济版图里，上市公司这一块乏善可陈。
长期以来，钢铁是华西集团的支柱型板块，华西集团在江阴和唐山分别投资了钢铁厂。不过从最近一轮房地产调控措施实施以来，钢铁行业整体上开始走向不景气，华西钢铁在整个钢铁行业中既不具备规模效应，又不具备技术引导能力，因此钢铁板块的获利能力自然平平。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两个钢铁厂的主页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更新了。
最近这些年，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江阴和张家港进行了积极开发，由于其独特的政策优势，这些年应该是华西集团旗下重要的现金牛。不过随着房地产开发大环境的改变，偏安一隅的华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景未必乐观。
在布局网络游戏、动漫电影之后，华西村也野心勃勃地进入了网络科技产业。吴仁宝的孙子、华茂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喜耀表示，电子书将成为华西村IT业布局中的重点部分，华西村未来将整合旗下网游、动漫电影等业务，推出电子互动娱乐整体平台。IT创意产业将成为华西村继传统工业、金融业、旅游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从而逐渐实现华西村“轻资产、高利润率化”的产业结构梦想。面对国际同行巨头的压力，国内电子书、网游、动漫行业的领导型企业如汉王盛大等都还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孙这种美妙的设想，何时才能变现，令人疑虑。
华西集团下属企业还有江阴市华士金属材料制品厂 、江阴华西染整有限公司、?江阴市华西纺织厂 、江阴市华西热带厂?、江阴市华西高速线材厂 、江阴市华西热电有限公司等等，这些都是高度竞争性的行业，而目前这些企业的规模决定了其不可能有太强的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公开报道，华西村目前的掌门人吴协恩在2003年就提出向金融服务业拓展，这些年通过入股以及与银行、债券公司合作，借脑发财。目前，华西已拥有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并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这金融控股框架能产生什么？不必妄加猜测，但是在目前货币政策收缩，资本市场黯淡的大环境下，这个金融控股框架的利润回报率恐怕不容乐观。
按照华西村官方最新的说法，今后经济发展的十大项目是：远洋物流、海洋工程、龙希大楼、空中旅游、航空公司、山林喷灌、化纤核钢、能源开发、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其中现货交易和新市启动语焉不详，化纤核钢前面已经部分提及，远洋物流和海洋工程则主要依赖规模与专业能力，我们不妨分析下航空公司这个项目。 根据华西村发布的消息，花费9000万元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又花1000多万元修建了停机坪，推出“空中看华西”项目，平均每小时的飞行成本要3万元左右，游客每人每次1000元。 不用多说，哪怕想体验空中看华西的游客络绎不绝，这已经是一个亏本的项目。 另外据悉华西村准备筹办一个华西自己的通用航空公司。在目前航空业普遍经营维艰的状况下，这个项目要能成功，那恐怕是奇迹。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下曾经以“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命名的摩天大楼。花费几十亿，向空中增地，在土地资源并不稀缺的乡村，这是一个怪异的想法。这个耗资30亿的大楼，华西村官方的真实目的是着眼于华西村的大旅游概念，即“做大旅游业，转型再升级”。在政治权力的驱动下，每年有将近200万各色游客前来参观华西村，这个特色旅游能带来近2亿的现金流，这也许是华西集团旗下最靠谱的利润点了。但是参观完这个大楼所需要的门票就要1000元，这个旅游群体中多少人愿意在这样一个怪诞的地方花费千元来体验一下这个五星级酒店的独特？很难想象。
有一种说法，超过300米的摩天大楼都面临一个所谓摩天大楼的诅咒，那就是由于运行成本、安全考虑、环境等等因素，300米以上的超高大楼其实已经失去了经济合理性，对于其所在的经济体来说，往往也是沉重的负担，甚至标志着经济由盛转衰的开始。不管龙希大酒店是否能逃开这个诅咒，庆典的繁华和喧嚣过后，谁来为这个大楼埋单，恐怕是华西决策层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上述概览性分析成立的话，那么华西集团属下的这些经济组织，要么业绩和资质平平，要么并不符合市场运行逻辑，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竞争越来越依靠专业能力和人才的背景下，华西村的经济发展神话已近褪色，华西村的繁荣还能延续多久？这是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法驱逐的疑惑，328米的摩天大楼增加而不是减少了这种疑惑。
外界的这些质疑声音，对于依旧被政治光环笼罩的吴仁宝也许是无足轻重的，他的团队在应对公众质疑方面已经有着娴熟的技巧和丰富的经验。华西村或盛或衰，真正的利益相关者是华西村村民。华西集团是集体企业，华西集团的资产属于所有华西村村民，他们才是华西的主人，他们的千万账面财富都依附在华西集团那不为人知的财务账簿中。村民是讲究实际的，他们才真正决定华西村的未来。长期以来，华西村普通村民的面目被抽象了，声音被湮没了，不过正如“华西村的‘反对派’”所描述的，不同的声音已经登场，只有更多的来自内部的争论，才能揭开华西村的神秘面纱。（作者系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跟踪观察华西村）（2011年11月23日南方新闻网）
附件5：
专访华西村长吴仁宝：实事求是最难
赵佳月
天下第一村” 大家长
从328米高楼，到金牛、“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华西村和吴仁宝渐成一景。对上，吴保持着高度政治敏感；对下，他是大家长，不断给村民超前享受。最后，吴仁宝和他的家族，成为这个村的最高统治者
这期间，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办得轰轰烈烈。投资30亿建成的328米高楼比肩北京最高楼；楼内置一头重一吨、价值3亿人民币的金牛，加上各种装饰，整幢楼价值近五十亿；而村后龙砂山上的“万米长城”、“小天安门”和“美国白宫”，是来华西村游览和学习的国人眼中的神奇景观……随着“大华西”并村，从0.96平方公里扩张到35平方公里，“天下第一村”即将彻底改写它的身份，它将不再是一个村，它的目标是成为“华西新市”。
吴仁宝治下的华西村一直以来饱受争议。他被认为是这个“独立王国”的“国君”。各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建筑与行为，是吴仁宝及华西村在经济成功之后的一种资本转化，如同富人的成功总要通过慈善和捐款来转化一样，他需要这种表征：把经济地位转化为另外一种地位。
对于只读过几年私塾，却执掌一个村级政权四五十年的吴仁宝来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成就。
自1961年建村以来，这个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1600多村民连吃饱饭都困难的村庄，蜕变为2010年销售收入512亿元、人均纯收入8.5万元的超级企业集团，村民都变身为股份持有者。
严格说来，华西并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有严苛的村规民约；它与纯市场经济的股份制也不同，村民的股份无法抽回，如果离开，一切浮华转瞬成空。因此，华西村注定是一个无法复制的成功。
在这个典型背后，鲜为人知的是，华西村已经成为吴仁宝家族控制的企业。有研究者统计后指出，吴仁宝4个儿子可支配的可用资金(可用资金被定义为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占华西村资金总量的90.7%。（据《北京青年报》2003 年7 月17 日）
从党内职务来看，华西村党委的五十多人中，“以吴家为核心的圈子达到36人，占党委总人数的72%”（2003年07月16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有学者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华西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
吴仁宝曾经说，“如果我吴仁宝搞个体，华西这些财富就是我一家的了。”
但是，华西并没有走上这条路，他们现在还在坚持集体主义道路。本刊记者曾和吴仁宝及其儿子辈、孙子辈的人交流，感受到他们思想活跃、眼界开阔，与很多现代市民不同的是，他们头脑里集体不散的意识非常强烈。
学者指出，吴仁宝之所以能在华西屹立50年不倒，关键在于“两头保持一致”：对底下，一定满足他们(的需求)，不断地满足他们，总是比外面超前；对上面，他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吴仁宝在学大寨时期办工厂，在“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初兴之时开始走集体股份制，在乡镇企业式微之际搭起海运、航空、金融、旅游的转型平台；政治上则从政治挂帅的年代，集体主义的“主体思想”勇立潮头，一路先进“典型”……
但是集体的不朽如同南街村的“永动机”一样，令人生疑。84岁的吴仁宝说村民希望他活到1000岁，但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一分五统”政策下的并村扩张，“拆迁”矛盾在这个“集体王国”中也日益凸显。
如学者所言，华西村和吴仁宝迎来了“后集体主义时代”的各种挑战。以家族掌控的集体，能否不朽？吴仁宝作为华西村的精神和物质领袖能否不朽？他的后来者能否顺当地安排吴仁宝留下来的政治、经济乃至道德遗产？这一传奇还能持续多久？
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吴仁宝的“管理”学（赵佳月）
2011年10月8-15日，华西村建村50周年庆典。来自五十多个国家175家新闻媒体的五百余名记者像报道一场大型国际盛典一样赶赴现场。江苏省电网主动与华西村联系，专门下了长达8天的华西村村庆保电任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梁保华，江苏省领导石泰峰、黄莉新、张艳，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等近百名中央和省部领导出席纪念大会开幕式。央视主持人朱军、朱迅、水均益等一一亮相。
村庆过去20天后，吴仁宝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人搀扶，走进华西村大金塔二楼餐厅。他的步履略带蹒跚，但步步自信。在儿孙面前交代一番，然后拉着曾孙子的手上台，台下围坐着二三十桌乡邻朋友，每桌摆一个生日蛋糕。
吴仁宝清清嗓子，像课堂上的老师对小学生一样，向下面端坐的人群喊道：“安静，大家不要讲话了！”往日开会般的领导讲话开始了。背景板上写着“辛卯十月初六”，这一天，是吴仁宝84岁生日。
特殊“景点”
华西村的中心位置是幸福园。
园内林立的塑像，将古今中外的“典型”圈到了一起，像极了一场各路神仙的“神仙会”。塑像大多偏矮，唯一高大的是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五人，一字排开，坐北朝南。
“天下第一钟”区域，一侧是女娲、夸父、屈原这些源远流长的古代身影，另一侧则是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嫉恶如仇的青春脸庞；马路边一侧是如来佛祖，另一侧则是耶稣和玛利亚。
《三国演义》中的“桃园结义”被塑成像，立在华西村民族宫的门口，只是刘备稳坐桃树下，张飞、关羽则坐到了树上。
“华西村的天是共产党的天，华西村的地是社会主义的地……”由吴仁宝亲自编写的《要看稀奇到华西》和《华西村村歌》每天12小时在中心村区域播放。
在通往华西村背后的龙砂山路上，村民赵望高创作的《西游记》“八十一难”图被雕刻在山崖上，用以象征华西村建设的艰难。早年建起的悉尼歌剧院，墙体已经斑驳，看起来如同烂尾楼；“美国国会大厦”的“美”字也已剥落……
此外，还有华西的新地标——328米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328米，是要和北京最高楼同高，至于为何命名为拗口的“华西增地空中新农村大楼”，吴仁宝的用意在于“三增”：增地，并村之前的小华西可用土地只有800亩，现在仅大楼就可“借天增地”三百多亩；增值，大楼到最后落成总投资是三十多亿，而按照如今的市值至少要50亿；增效，大楼不仅可安排三千多个就业岗位，而且将为华西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这个名字实在太拗口，最后，华西村将其改为“龙希国际大酒店”，取“龙的希望”之意。
现在，随着华西村声名远播，村里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00万人。村里特意在去年购买了两架直升机，开通“空中看华西”项目，花1000元可在华西村上空飞一圈。但是，很多游客看到的却是“不土不洋”的景观。“怪怪的”，是很多人的第一观感。
当然，游客中，很多人是冲着吴仁宝而来。
吴仁宝的演讲是“免费”的。没有讲稿，孙媳妇、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周丽坐在一旁，将他的外人难以听懂的江阴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一句男声方言，一句女声国语，形式颇像苏州评弹。
与台上诙谐、激昂又细致入微的语言相伴的，是台下村民专注的目光。吴仁宝曾自豪地对原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说，“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
这一点毫不夸张。与外来游客看热闹相比，经过50年风雨考验，华西村民对于吴仁宝，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依赖。
一些略带神话色彩的说法是：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我们外出办事，一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作为吴仁宝的贴身翻译，1981年出生的孙媳妇周丽是村党委班子中的年轻一代。她对于吴仁宝的魅力与权威有着比一般村民更为深入的理解，比如，在嫁入华西村之前，她在周边村长大，“和华西差距很大，都是来华西春游。”
到新西兰读国际贸易归来，周丽回到华西村。“要讲到家乡，我一般都说江阴的，江阴哪个村的，肯定没有人知道。后来我就跟人说，我家是华西村南面的。这样，大家都知道了。”
嫁入吴家后，周丽愈发觉得“老书记是个伟大的人”；“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跟在老书记身边，觉得他从来都不考虑自己的事情， 24小时，只要清醒着，他都在考虑华西如何发展。都是在考虑公事。确实是大公无私的一个人。所以很伟大。”
今年吴仁宝在演讲的间隙，因为眼睛不好而摔倒，导致行动有所不便。但是在周丽印象中，2008年那一次摔跤直接使其卧床不起。“坐都坐不动了，眼睛都抬不动了，但是他想到什么事情就要召开小型会议。”
于是，吴仁宝把自己的休息室搬到了村党委会议室隔壁，接通一个麦克风，“我们在这边说话，他那边也能听到，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听到，像是远程会议一样。”这样一个象征着吴仁宝权力不倒的场面，令周丽无限感动。
另一个值得提起的细节是，吴仁宝的四儿子吴协恩接受中央媒体采访时，被问到：“你父亲如此权威，你能在以后对华西村的管理中胜过他吗？”吴协恩坦承：“我们兄弟4个加起来，也比不了我父亲。”
“典型”的路径
“今天星期六是工作日，不是休息日。”吴仁宝在其生日宴上的第一句话就重申了华西村的村规：没有周末。
“最近华西喜事连连。50周年村庆国内外报道都很好。华西村获得了两个批示，一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批示：(要把)我(吴仁宝)的讲话要传达到国内外。(再就是)华西的文化建设获得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云山同志批示，今天三大新闻单位报道了。”
吴仁宝浓重的江阴方言，回响在这座当年华西村的标志性建筑——华西金塔内，塔内设有以建村“功臣”名字命名的各种大厅，但是，除了“毛妹厅”之外，其他几个厅基本都是吴的家族所有。
无可否认，华西的一切，和“总设计师”吴仁宝密不可分，但显然，3年的私塾教育，并不足以将他推到今天位置。吴仁宝说真正教育他的是实践：“50年代听，60年代顶，70年代拼。”
14岁前，长工吴仁宝“白天放牛喂猪，早晚照顾地主家瘫痪在床的儿子。一年下来，可以赚到40斤米。”1949年4月，江阴全境解放，21岁的贫农吴仁宝第一次分到了2.4亩地。紧随而至的抗美援朝，让这位一腔热血的青年决定从军报国，却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落选，一时报国无门。
此后，吴仁宝几乎事事先进，捐粮给抗美援朝前线，他跑在前；在互助合作中，帮工换工跑在前……很快，他被驻村工作组注意到，被任命为江阴县瓠岱乡(华西村前称)第三村村长、民兵中队长，后任乡财粮委员兼会计。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代，吴仁宝被选举为华西村(时为瓠岱乡二十三社)党支部书记。一上任就遇上“大跃进”。“在一次报产量放卫星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支部书记报亩产2000斤，第二个3000斤……最后数字竟上到了1万斤。”
“1万斤是不低了，可还是跟不上跃进形势，比不过其他公社。吴仁宝同志，你们大队亩产多少，你们的稻子长势比其他大队的好，能突破万斤大关吧？”怀着当“种田神仙”梦的吴仁宝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着他，他猛抽口烟：“3700斤。”随着烟雾飘然吐出。“会场顿时骚动，但大多数人却暗自庆幸吴仁宝犯傻，垫了自己的底。”
“仁宝同志，你太保守，产量高低是政治问题，也是党性问题，你再考虑考虑。”
吴仁宝要求公社收割时，到队里监收监打，“多收一斤我们宁愿挨饿，也多卖给国家10斤，少收一斤，你们补给我一斤就行啦。”以此解了围。
这一段历史，被吴仁宝在以后的日子里反复提起，结合着他的著名论断“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
现在，华西村幸福园内，有一处“龙珠之地”。传说神龙天降，在此地戏水丢失了龙珠，生气之下便用龙尾将华西之地拍得高低不平，难以耕种，民不聊生。传说推演至现实，大至为1960年华西遭遇的罕见自然灾害，亩产锐减。每年18斤的口粮使得村民开始抱怨吴仁宝将余粮卖给了国家。
吴自是迷惘：“对党的话我时时听，事事听，结局却是如此？这难道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为了缩减规模，以便管理，吴仁宝多次提出分拆管理，但未得允许。1961年10月，吴仁宝乘公社党委主要负责人外出，将公社拆分，华西村由此而来，这一日则被定为华西村的建村之日。
当时“华西大队下辖10个生产小队，人口667人，土地面积845亩，粮食亩产681斤，集体积累1764元，人均分配53元，欠债1.5万元，有12个自然村落”，这就是华西村的肇始，也是吴仁宝的起跑线。
分拆后的华西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平整土地，吴仁宝满脑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直至1964年学大寨风潮起，吴仁宝看到了“新农村”的目标。在淳朴的干劲和政治风潮引领下，吴仁宝带领村民将分散的村落集中，将弯曲的河道拉直，将高低的田地铺平。
在随后的一年里，水稻亩产1050斤，人均收入增加了40元。华西村很快成为江阴的5个样板村之一。这样的“典型”第一次为华西村带来了“独立王国”的称号。而一向以实事求是自居的吴仁宝，此时是惯于“顶”的年纪。
“仁宝同志，你这里废塘废墩多，适宜植树造林。”“树是要栽的，但只能在河渠旁。”
“仁宝同志，每亩地要施土杂肥400担，你们样板大队要带好头。”“我不能干，也不能让别的大队干这种累死人不见效的蠢事。”……
一而再的“不听话”，最终“吹牛大队”的称号取代了华西的“样板大队”之誉。吴仁宝在接踵而至的“文革”大潮中，被“造反派”推上批斗的台面。1967年，“造反派”分化，吴仁宝得以脱身到大寨学习，再一次被大寨打动。建电站、修水渠……轰轰烈烈的造村运动再次开始。1968年起，《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相继走进华西，吴仁宝就此带着华西村踏上“典型”之路。
“典型”的便利
华西金塔下，有两座桥，分别为山寨版“南京长江大桥”和“武汉长江大桥”。经过一片熊猫、牛等动物的石像，踏上“南京长江大桥”可以到达华西村的“动物园”。今天看来，这个“动物园”更像是养殖场。看园子的工人是连云港人，在华西已有五六年，他负责喂养“动物园”内的鸡鸭鹅，在金塔的宾馆需要的时候，为他们宰杀。
“动物园”内还有3只猴子。金塔工作人员称，起先有4只，前年饲养员给猴子喂食的时候，其中一只猴子挣脱了锁链，将饲养员的腿咬掉一整块肉，“畏罪潜逃”。华西村直接通知江阴市公安局，将这只在逃的猴子击毙。
“因为华西村是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只猴子跑了，连江阴市公安局都出动了。”事实上，走出华西村，国人眼中的华西和吴仁宝都是“典型”。正是这样的地位，为华西村换来特殊待遇。
这一点，90年代末期离开华西村创业的老村长朱兴度感受深切：“华西村集体的品牌相当管用。”他说，从华西出來，当个体老板，自由度和个人收益无疑是大了许多。但是工作压力很大，最头痛的事情是经常要与工商、税收、环保等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他们总时不时上门找茬，但从不惹华西，与其关系相当密切。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
多年以后，华西村八十多家企业遍及各地，而这一处最初被用作小五金厂厂房的4间小平房被保留在了“龙珠之地”旁边，门是开着的，屋子是空着的，屋顶爬出的绿色植物正再一次获得生长。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吴仁宝认定将有经济上的开放和起飞，第二天就向无锡市委申请了1000万元贷款。长子吴协东曾经向媒体公布的数据是：“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6000多元/吨，3个月后就涨到了1.8万多元/吨。”
这1000万元的贷款，在那样的年代，普通企业难以想象。这一年上马的6000多万元以上贷款的线材厂，从上海钢铁二厂(国有企业)得到了一批廉价的设备和原料，这是华西集体工业大发展的标志。
1998年华西村计划上市。该计划由吴协恩力推，但是吴仁宝并不支持。“他觉得这是在骗人。”吴协恩在上市问题上也多次与父亲产生矛盾。
于是村党委开会表决，结果只有吴仁宝一票反对，“最后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计划通过后，上市的进程并不顺利。村民中流传着“老书记直接写信给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提出华西村上市”的说法。
当时的“铁姑娘”赵毛妹，是负责四处疏通关系的人。“我们去北京找了当时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周正庆，当时的周是证券委的一把手……后来周正庆在他的工作会议上讲到华西的毛妹，又不打扮，又不涂口红，还表示了赞赏。”
这其中，又是托了苏州人范敬宜牵线搭桥，“当时范在《人民日报》，写华西的人很多，我经常去，所以认识。”赵毛妹说。
1999年，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交易，吸收社会成员参股，成为中国第一家村级上市公司。
成为全国知名典型的好处当然不止于此。
多年前，华西村的宝昌化纤厂以一个村的名义，突破烟草专卖的政策壁垒，申请到华西烟的品牌，此后，该公司长期成为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效益最好的；2002年，华西村投入15亿元，在河北唐山合作兴建年产120 万顿的“北钢”，得到了原江苏省省长、后任河北省省长季允石的帮助……
华西村的50周年村庆，由于十七届六中全会刚刚召开，吴仁宝再一次以灵敏的政治嗅觉，率先搭起了华西村文化建设的高台——新华社、新闻联播等中央和地方媒体纷至沓来。记者们坦言，此次采访有高层批示。
就这样，84岁的吴仁宝，每天除了为一拨拨游客演讲、合影外，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对此，吴协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解释是：“当一个村庄的名字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紧密相连的时候，它所承载的，已不单纯是个体命运的沉浮，而是整个时代的生动缩影。”
挑战者
很多人读到这篇文章或许一时摸不着头脑，而事情的真正起因是：“在华西村庆期间，被华西村合并的五村有位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了10万份题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散发，还准备了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要在华西50周年开幕期间进行游行。意在抨击我吴仁宝和影响华西村五十周年村庆活动。”
“一分五统”的“大华西”将华西村周边20个村合并进来，重新整合为华西一至十三村。2010年，华西三村的村道上，曾经因拆迁上演了大规模的村民堵路一幕。
这位叫戴进兴的60岁老人，在散发小册子之后的第二日，就被当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没有拘留证，只有拘留释放证。”戴的儿子在父亲被拘留10天后，将其送到北京朋友家居住。
这本名为《民生中国，还是独立王国》的小册子，列举了“华西村近十年来干了些什么”，薄薄14页列举了华西村7条“损害周边村民利益”的事项，小册子的署名为“农民普法宣传维权协会”。
在这个小册子中，“非法侵占周边十三个村二万数千亩土地”、“利用拆迁大榨村民血汗钱”两条，是涉及华西村实行10年之久的“大华西”并村战略的。
对此，华西村党委工作人员反复向本刊记者强调：“并村实行的是自愿政策，想要并进来的村必须村民100%签名同意，才能并入大华西。”
但这个说法，中心村以外的华西一至十三村多位村民并不认同，他们表示：“关于并村的合同和文件从未看见，更无从说签字。”
站在龙砂山上，能清楚看到在一排排红色屋顶的别墅之间，很不合时宜地点缀着几处黑色瓦房，如一件新衣裳被打上了丑陋的补丁。
“那些都是不愿意拆迁的村民，老书记的政策是‘等待’，老书记说，要等掉一代人才能解决问题。”村党委工作人员转达吴仁宝的观点。
在华西一村和二村的别墅区，村民告诉本刊记者，“这样一套别墅的价格是52万，拆掉自家房子抵掉七八万，家中积蓄二三十万，然后再借十几二十万，换来这套别墅，还没有装修，再借点钱贴几片瓷砖，刷刷墙就可以住了。”
在华西三村和五村，这样举债住新房的村民并不鲜见。买不起别墅的，还有别的选择，华西村在华西商贸城后建了一片小区公寓楼。大华西村民在这里可以700-1500元不等买到一百多平米的公寓楼。无论是公寓楼还是别墅，非大华西村民可以目前楼市的市场价买下，当然还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村民失去的田地以一年1500元补偿，大华西村民还能获得每人每年300斤大米、两桶油的补偿。村民称，1500元的土地补偿由华西村下发到各村村委，村委工作人员的收入从中支取之后，将剩余的分发给村民。
实行“一分五统”并村政策的过程中，华西村由原先0.96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35平方公里。人口则由原先的2000名中心村民，扩展为2万多大华西人口，华西村合并了周边20个村，分编为华西1至13村，加上3万5000多在华西的外来务工人员，华西的人口初具县级市的规模。
这似乎是吴仁宝所梦想的将华西变为“新市”的重要一步。但是这一步对华西来说并不轻松。矛盾不仅来自中心村以外，还来自于吴仁宝“任人唯亲”的亲属。
向阳村与华西村隔着一条泰清河。该村的党委书记是吴仁宝的外甥李国良。这位“流落村外”的外甥显然并不支持吴仁宝的“一分五统”政策。
不愿透露姓名的吴仁宝身边人透露，吴曾多次让李国良并入华西，而李国良的父母兄妹均已在华西生活，其弟李满良亦是华西村党委副书记。李国良回复吴仁宝：“娘舅，你年纪大了。”
“言下之意是娘舅你快要不话事了。”最终向阳村并未并入华西村。结果是，华西村在两村交界处建了一排外来工公寓楼，将两村间正常进出的通道堵上，留下一座小桥供打工人员进出。本刊记者多次约访李国良，其均以“不方便”拒绝。
拒绝采访的还有在2000年左右从华西村党委副书记任上出走的瞿建民。“瞿建民当时年纪轻，有文化，临时要叫他去做工厂里的保安，他哪里受得了，他原来是当厂长的。”如今瞿建民在华西村的区域内办了一家印染厂，“千万的收益，做做小生意还算满足。”一直留在华西村的赵毛妹，回忆了最初村党委几位骨干的离去。
比瞿建民早出走几年的朱兴度，是脱离华西村的几个人中，办私营企业最为成功的。离开华西村的时候朱兴度是华西村的村长。“他是因为当时从包头进货进来的钢坯质量不好，后来就降价了，产品出去不过关，最后亏损了2000万，不能再担任这个厂长了。”
朱兴度当时在高频焊管厂，本应该是赚钱的。“按照华西村的‘村规民约’规定，他要离开就要把家里的房产什么都交掉，他是拿了些衣服净身出户的。”朱兴度走后，吴仁宝开会还时常表扬他，“说他这人能力不错，但不会说想要他回来。”
一位华西村的研究者写道：“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似又不可不疑。”
“家华西”
华西村对其中心村的村民而言，是一个离不开的家，离开家，一切的财富将化为乌有。而这个“家”，吴仁宝无疑是最大的“家长”。
吴仁宝的家居华西中心地带，但看起来鲜有人知。“万米长廊”经过现华西村村委小楼，再经过一张波尔布特参观华西村时的展览照片，从紧要处旁逸斜出，通向一家餐厅碗柜间的后门。长廊的尽头有保安室，后门入口有值班室。
从碗柜间进入一个70年代的院子，有直径7米开外的池塘，一座小拱桥立于其上。院内有些花草，在院子与长廊廊檐的结合处用铁丝网封闭。蓝色的斑驳墙体内部，便是媒体反复报道吴仁宝用以“作秀给干部看”的家。
屋内抬头45度角仰望的视野范围内，都是镜框装裱的照片。大多为集体照，从照片上几乎能窥见一个国家近50年的政治更迭。
妻子赵根娣坐在一楼西房内，几名妇女陪同。西边的房间据称是吴仁宝和赵根娣的卧室，房内像宾馆标准间一样摆放着两张床。小楼两层，就着逼仄阴暗的楼梯拾级而上，依然是空旷的房间，卫生间内的旧式浴缸保持着洁白。
穿过二楼西边一道暗门，5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房顿时令人豁然开朗。南面墙上是红底白字的横幅：“华西村、党、企干部学习室。”有六七十年代惨淡的真皮沙发和家具，这里是吴仁宝经常半夜召集三套班子开会之地。屋内周边摆满社会各界赠送的藏品，门口的供位放的是当今总书记的塑像。吸烟室位置挂的书报袋内，插满了不同年代各界寄来的贺年卡，寄信人上到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也有其当年偶像陈永贵。
这是一处没有烟火味，只有政治味的住宅。屋内所有的家具都有恍如隔世的陈旧，吴仁宝将华西村再三包装，此处却连脱落的墙皮也依旧。
贫苦的出身在政治挂帅的年代为吴家平添了“先进”，农家的严苛也并未使其在日后的交往中失去礼数。父亲良善，“母亲管起家来厉害”：“家教很严，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吃饭，怎么服务，都很严格。但是如果你错了一点，她当时就看看你，等客人走了，就要打了，逃都逃不了。”吴仁宝对这样的棍棒教育表示感恩，“当时打了，我现在高兴。为什么？因为家教严格对我个人有好处。”
此后的吴仁宝家延续了这种严苛的家教。“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打。”老村长赵毛妹是目前村里和吴一同“开天辟地”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元老之一。
有一年吴仁宝和邻居吵架，“因为那人拌嘴说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比留给他弟弟的房子好”，吴犟得要去打架，“当时还摔了一个碗，赵根娣要我去劝架，我没有拉住他反倒被他掀翻了。”
在吴仁宝孙女吴洁的印象中，家里的衣食住行都有规矩。赵毛妹称吴一向注重礼数，早年带着村里技术员到上海接待客人，客人还没到，技术员就要动筷子，吴仁宝从他的筷子上把菜夺下来，狠狠批评。
1949年江阴解放前夕，母亲朱玉娥在弥留之际唤来21岁的吴仁宝，嘱其叫来唐家巷赵家之女赵根娣。按照当地习俗，在几年前两人经人说合订下亲事。赵根娣未及踏进吴家大门，朱玉娥溘然离世。一场因吊丧而起的婚事就此伴随了吴仁宝一生。
“我佩服我奶奶的一生！她默然无声，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对她的敬佩甚于爷爷。”吴仁宝最大的孙女吴洁拍着胸脯说。此时的吴洁已经是负责华西村教育的村党委副书记、华西实验学校党委书记。
吴洁的佩服不无道理。据赵毛妹称，华西创业期的吴仁宝很少在家，“家里5个孩子都是赵根娣一个人带，家中条件又差，常常5个孩子一字排开趴在一张木条桌上吃饭，只有一盆酱油用来蘸着下饭。”
吴洁的丈夫孙云南是华西村早期不多的大学本科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国际贸易专业，随后被吴仁宝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3年，现任华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毕业于江阴幼师的吴洁，最初以为考上幼师就可以脱离华西村，“当时考上中专就意味着可以有城市户口，脱离农村了。”吴洁从小讨厌干农活，但是她的愿望最终因为被爷爷说服回村而放弃。
幼师在读期间吴洁就有了心上人，“我知道当时我先生心里也有”，这段姻缘似乎是延续了吴仁宝自己的经验，“将村里优秀的青年结合到了一起。”
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的人生经历，被广泛流传为“老书记”爱民如子的典范。11岁那年，华西村村民孙良庆12岁的儿子溺死河中。“孙良庆哭啊哭啊，老书记就去劝。劝到最后说：你别哭了，我把我的儿子给你。”赵毛妹对这段轶事记忆深刻：“阿四(吴协恩)是被他爸拖着去孙家的。孙家给他吃红蛋，筷子一夹二夹开，塞到他嘴里，他吐掉；孙家包了压岁钱塞进他皱巴巴的中山装口袋，他就掏出来扔地上。”
“但是老书记决定了的，”最终吴协恩仍然过继到了孙家。7年后孙庆良去世，孙家母女要求吴协恩成为孙家女婿。而此时吴协恩亦心有所属，但吴仁宝几乎没有多与儿子商量，便允下了婚事，将吴协恩入赘给孙家。今日其子孙喜耀已经负责起了华西在昆山投资创办的科技园。
订婚后的吴协恩愤然离家参军，前来车站送行的人只有姐姐吴凤英和嫂子，“因为家里是坚决反对的”。“我就是想试试，自己离开父亲能走多远。”吴协恩并没有走太远，也许是初次离家，他很快理解了父亲。“大概在当兵当了几个月以后，我想来想去他不是把我作为家里人，他把华西人都作为家里人来看待，他的心比我大比我宽，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要全力地支持我父亲了。”
退伍后吴协恩还是回了华西。2002年，吴仁宝与吴协恩商量村委书记继任事宜。个性自我的吴协恩从之前无声的反抗，转为向父亲放出狠话：“你要是让我做这个书记，我就脱离华西村！”
此后吴仁宝再没有与吴协恩商讨此事。及至2003年开村党委会时，吴仁宝主动提出换任。吴协恩怕落到自己头上，急忙推荐了另一人。但是显然吴仁宝并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在推荐吴协恩的同时，还多说了几句：“我的看法，最好得票率能够集中一点，这可以体现每个党员的素质，是否讲党性，是否讲原则，是否讲良心。”
吴协恩心里清楚，父亲一定已经与几个哥哥、村党委主要人员都单独商议过此事了。事实上，早在1976年，吴仁宝大儿子吴协东就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进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也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业务。
“选阿四是选对了人的。”赵毛妹事后感叹。当时的吴协恩管理着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即华西村众多企业中最为特殊的烟草行业，“他的公司每年都是效益最好的。阿四做人沉稳，不像老大说话没有顾忌，乱来的。”据赵毛妹透露，80年代吴仁宝落选党代表，是因为吴协东在老干部中的口碑不好，影响了父亲的选举。“一个县委书记，没有当选党代表，这在全国都是没有的事。”
吴协恩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在做书记之前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我负责抓经济。有些理论还是做了书记之后才开始学起来。”初继位的半年，吴协恩尤其不适应，“太多官话空话，我都不懂。我只知道低头做事。”
吴协平被称为是4个儿子中最为“调皮”的一个。他与严父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其在华西村宾馆负责期间，因为供销员用了劣质酱油，被父亲从总经理贬到厨房洗碗。如此故事，都成为吴仁宝在村中树立威信的基石。由于吴的严苛，其多位子女都曾表露过：内
集体的华西，在“一分五统”之后，形成了华西中心村民-大华西村民-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层级结构。这些层级之间鲜有流动，他们就像一张底片的两面，相邻而居，极少交集
分层的村民（赵佳月）
“华西中心村内，外出就读的大学生回村率是200%，他们不仅自己回来了，而且还会带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甚至带同学回来。”华西村宣传科赵开军自豪地说。
“回来有房子、车子，也不用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在外面？”今年6月刚刚从华侨大学毕业回村的赵龙贤说。和他同一年回村的李梅红之前就读徐州空军学院，“和身边同学唯一不同的，就是优越感。”
“如果去北上广，还要自己买房子车子，生活哪有华西好？”1988年出生的赵龙贤和同一年毕业的同学比，他回华西的优越感在于此。
不仅是出了华西村的年轻人愿意回来，出了国的“海龟”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华西。“我去英国读书两年，觉得英国人住的房子也没有华西大，车子也不见得比华西人开的好。”于是在国外学网络技术的赵成宁愿回到华西，到华西铜业的生产第一线做个工人。
这些从小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出村读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我是要回来的”。他们和父辈一样，言必称“老书记”。
尽管他们偶尔也会到20分钟车程之外的张家港聚餐唱K，到江阴或无锡买名牌，他们对吴仁宝的印象是：“小时候觉得老书记只是个爷爷，长大了看着华西这么好，就觉得他非常了不起。”
年轻人如此，年长者更是认同华西的集体经济和吴仁宝的管理：“村里的旅行社每年组织我们出国旅游，我们到国外看看，美国还没我们华西好呢！”华西村316号住户朱荣根感叹。
中心村民手中都有一块“硬牌牌”，也就是他们的股金。尽管他们在华西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但重要的是年底的奖金。”年底的奖金二八分成，20%发到村民手中，80%强制入股。
事实上，赵龙贤希望“入股的部分多一点，等于存在村里，村里帮我们去理财，存得多，收获得也多”。有他这样想法的还有79岁的朱荣根。“存在华西集体的户头上，又安全又稳定，比外面去存银行好多了。”
中心村民到华西本地的企业商铺消费，可以用“硬牌牌”直接刷卡，这种来自于集体的刷卡快意，伴随了华西多年。“买房买车都如此。”华西村最早是配额制的，车子房子都是统一发放到村民手中，“最初的一批车子只有十多辆，是捷达的。本世纪初，统一发了100辆白色赛欧。”至今依然能见到这样的小车穿梭在华西村，尽管村里购买的十多辆奔驰多半由吴家人占用。
随着集体资产的膨胀，渐渐地，华西村人脱离了消费配额的限制。他们有在外现金消费的自由，只是他们更愿意使用“硬牌牌”在华西村下的商铺消费：“有得刷卡，我为什么要到外地去买呢？”
随着华西村在江阴市区等附近地段的房地产开发，华西中心村的村民甚至可以用“硬牌牌”去江阴买房子。“只要你的股金够，你就可以买房买车，买多少也没人管你。”
上世纪60年代，邻村的农民都还住着土坯草房，需要自己赚钱，自己盖房子。而华西自1964年开始，“村里搞规划，拿出一块地统一为我们家家户户建盖了新瓦房，以旧房折价方式给村民。”第一次分房，家家户户都分到的平房，面积基本相同，在50平方米左右。
1976年，全国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波中一片哀鸿，而华西村民则喜气洋洋地搬进了两层的排楼房。“按人口分配，每户楼上楼下2-4间房。”1988年开始，华西村民分年分批住进了价值不同的别墅住宅，价格在12-50万元不等。
现任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他的住房是价值三四百万的华西村最豪华的別墅。这是2001年吴协恩领导的宝昌公司盈利为村企业最高之后，村里奖励给他的，“他家一个浴缸就要几万块钱”。
2000年后，“村里首次为村民提供13幢外型各异、价值在150万左右的豪华欧式別墅；2003年又添40幢类似別墅，价值170-200多万。这两次先入住的，大多数是村企业干部，尤其新分的40户都偏向现在正年轻的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干部。”
如今在龙东湖一带，1万套别墅正在火热建造中，这些别墅面向的人群是“大华西”村民以及村外人员，两者价格有所不同：大华西村民因“大华西”发展需要价格为52万一套，“大华西以外的人过来买，价格为300万-400万不等，是没有个人产权的。”
华西一村的田琴家，别墅刚刚整饬完毕，陈旧的桌椅搬到全新的别墅中显得寒碜。田琴家本属于华明村，她在向阳村的工厂上班，老公则在华西村联防队，并入华西村后，他们借钱买了这个房，装修了下，算是安定下来了。华西村每年每人发300斤大米，350块钱，“从并村后到现在已经发了几年了，但是去年突然没有了。”
田琴买下这套房子的时候是16万，“拆老房子抵了点，借了点，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搭进去了，还是嫌贵的。现在已经是五十多万一套了。”他们家的老房子原本在龙西湖一带，那里如今成了华西最新的别墅区，因为面湖背山，算是华西村位置最好的房子了。“大部分中心村的干部住在那里。”
一幢位于田琴家别墅前的老房子，房门号上还写着旧地址“唐家基”。这是没钱买别墅的郭家。郭家两个儿子，大儿子搬进了新别墅，小儿子没钱买别墅。“按照拆迁政策，他们收回了大儿子的房子，等待二儿子搬走。”同时华西村将收回的同处一幢的大儿子旧房出租给了外来工，生活起居上的冲突于是就开始了。“这样就是逼着我们搬了，可是又没有钱买别墅啊！”
外来务工群体
从安徽到华西打工的陶业的一家十多口人，蜗居在华西村70年代建起的两层排楼里。25岁的陶业和父亲陶向军都在华西钢厂工作，每月2000元至3000不等的收入对这一家而言已经比老家的生活改善了许多。
这些打工者一般租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每月的租金从两三百到四五百不等，工作时间也是不分昼夜，很多是三班倒。相较而言，华西村的工人则只上白班。“一般本村的村民都是领导，厂长主任什么的。”
陶业一家都是被他的小叔带到华西来的。自称在华西已经打工十多年的小叔，其实也仅是华西村金塔宾馆内的前台服务员。他们一家的居住区与中心村民的别墅隔着一条长廊，但是在华西这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有与华西村民打过交道，“不认识华西村的人，也没有华西村的朋友。认识的都是打工的外地工人。”
在华西实验学校读初一的陶飞翔已经意识到与中心村学生的差异，“初一一个年级有8个班，其中四班和五班都是中心村的学生，其他班级有些是我们外地来的学生，有些是外村的学生。但教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
对于这种村民和外来打工者的差异，吴仁宝曾这样回答媒体：“可以这样说，待遇是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所谓一样的，我们工资是一样的，甚至有些比本村工资高。为什么会高？因为他的水平高，他的技术能力比较强。我们这里要的工资，要靠勤劳、靠科学、靠水平才能得高工资。”
作为一名外来打工者，已经步入干部行列的华西村艺术团副团长王维桢告诉媒体：“反正老书记待我们是很好的，我们在这里住的是宾馆，那个幸福园里就跟别墅一样，敲钟的那个地方，就跟别墅是一样的。环境也很好，里面其实就是宾馆。我们其他人住在金塔。”
在老书记的眼中，2万多的大华西村村民，加上外来的3万多打工者，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大华西建设成为“新市村”，将华西变为一座城市，每个人都要为“华西大集体”添砖加瓦。
一位华西村研究者认为，完全按照市场价格，外来工还是愿意到华西打工，原因在于华西村有实力保证他们的收入。尽管他们和华西中心村人的比较差距很大，但是跟那些给私营企业打工的人比较，他们更加稳定。
所以，这位研究者的观点是，“你说华西被吴家族控制的时候，吴仁宝就说我们这么一个家族养活了四五万人，如果中国全部像我们这个样子，那中国也行了。那他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说法。”（2011年11月18日南方网）
附件6：
华西村贫富悬殊显现 月入最高达百万最低仅数千
叶静宇
车行至常合高速，远远就能望到一座摩天大楼。那就是全国闻名的华西村新的地标。
华西村，中国农村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村民“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豪车”，每户家庭存款600万元以上。如今，这座“农村第一高楼”，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的财富故事。
实际上，在这幢高楼的背后，隐藏着华西村“新故事”的深意。华西村“新书记”吴协恩指着这栋摩天大楼道：“这是我们华西村转型发展迈出的一大步。”
吴协恩是华西村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书记”吴仁宝的第四个儿子，他所说的转型发展，主要指从经济结构上，华西村将从赖以起家的炼钢、化纤、纺织等传统工业，转向旅游、金融、海洋运输等为主的服务业。
巧合的是，这座将在华西村旅游经济版图上占重要作用的“农村第一高楼”，选址正是华西村最早的工业区旧址，这似乎也昭示着华西村转型的决心。
财富“神话”
按照超五星标准建造、总造价25亿元的龙希国际大酒店，绝对为华西村创造了多个“第一”。
除“农村第一高楼”以外，龙希大楼内有亚洲最大的空中旋转餐厅、世界上最高的村级博物馆，此外，还有华西村第一个影剧院、酒吧、KTV、水疗中心等娱乐设施，未来也有可能成为华西村第一个商务办公楼宇。
对于龙希酒店的投资方式，华西村透露，由200户高收入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来筹集大楼建设资金，这200户村民可直接将自己在华西集团的股金转为大楼建设资金，因此并不直接动用华西村的集体资金。
作为回报，这200户村民都是大楼的股东，不但拥有优先入住大楼的权利，还参与大楼盈利分红。
华西村村民吴仁彪的两个儿子就在200个股东之内。吴说，华西村上世纪70年代造田、80年代造厂、90年代造城，现在的华西正处在高速发展期，江阴未来会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而且在向华西村这边靠拢，华西村建高楼是对的。
1961年，华西建村，因地处江苏省江阴县华士镇以西，故名“华西村”。当时的华西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庄，全村欠债1.5万元，在那时无异是天文数字。而此后，经过一系列奇迹式发展，目前，该村已拥有18家大公司，下辖70多家企业，集冶金、毛纺、化纤、建筑、旅游等十余种产业于一体，形如巨型“经济航母”，集体资产已超300亿元。
集体经济给村民们带来的福利是，村民都可入股华西集团，参与盈利分红，同时村里为村民统一建造别墅、分配福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华西村村民尽管没有一个亿万富豪，但资产最少的也有上百万元，最多的上千万元。
转型命题
不过，几十年“工业报村”之路发展下来，“转型”最近几年在华西一直成为重大命题。
唐舜是华西村集团下辖扁钢厂的一名班长，如今却有大部分时间做起了自己的生意。他说，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厂里的订单减少了很多，以前累计一年要做9个月的活儿，今年才做了6个月都不到。
不仅是钢厂，像纺织厂、化纤厂等华西村一贯以来的“看家”产业，如今都面临着订单减少、效益不好的局面。
好在华西村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转型的准备。已接任8年村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吴协恩说，当2003年华西村销售创百亿元时，领导班子里很多人曾想扩大钢铁产能，做大“看家”产业。当年8月，老书记吴仁宝组织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提出“新上项目要急刹车、现有企业要开稳车、已经投入的项目要开快车”。
按照这个“三车”思路，华西钢铁厂没有再扩大规模，而是逐渐做出了一条海工、海运延伸产业链，年销售达到160亿元。
目前，华西集团已在香港注册成立了宝立海运有限公司，现有船舶5艘，今年又新购了8艘船舶。预计“十二五”期间，全部新船交付投运后，总载重将达到105万吨，年运输能力达到400万吨，将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远洋船舶运输企业。
而在海洋工程方面，华西村响应国家海洋发展战略规划，成立了江苏华西村海洋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投入跨海大桥、海上石油平台的建设，并准备花三年时间形成300米水深的国内海洋工程安装作业的专业船舶工程服务公司，用五年时间逐步进入海外市场。
此外，吴协恩在2003年就提出向金融服务业拓展，通过入股以及与银行、债券公司合作，借脑发财。目前，华西已拥有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财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并参与了多家银行、证券、期货公司的股权投资，基本形成了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框架。像典当担保业务，已逐步形成“连锁经营”模式，在沪宁线周边城市开设网点，实行区域化管理和运营。据了解，华西村还将在上海浦东、江阴等地打造“华西金融中心”。
转型产业大多数布局在华西村以外的地区，在华西村的区域内，旅游业则是重中之重。去年，华西村从美国麦道、法国欧直分别购买了两架先进的直升机，开辟了“空中游华西”的新路线。吴协恩说，未来十年内，将加快开发和有效利用低空资源，创造出“小飞机、大市场”的新兴产业。
尽管民间开放低空领域的限制还难以打破，华西村仍在争取通过合作、合资的形式，筹办一个华西自己的通用航空公司，并已确定将重点放在自己定向培养“空中人才”上，按吴协恩的想法，争取同著名航空学院合作，成立华西分院，不仅是为华西的空中事业储备力量，同时也能为国家培养紧缺人才。
现今，华西在传统的钢铁工业上已是“厚转薄、普转特、窄转宽、粗转细、地升空、小钢厂关停转万人餐厅，传统转新兴”。
外人与自己人
但在高速和转型发展的背后，华西村一些“矛盾”也开始显现，主要不外乎“人”和“地”。
自2001年6月开始，在江阴市规划和村民投票的基础上，华西村通过“一分五统”方式，并入周边20个村共同发展，组建了一个面积超35平方公里，人口超3.5万人的大华西村。自此便有一华西“中心村”和“周边村”之分，而此前华西村村民仅为2000多人。
组建“大华西”对于华西村而言，得到的是可以用作产业拓展的土地资源，但原本满足于2000多人的福利政策和管理模式，显然无法立即适用于3.5万人，新的矛盾由此滋生。
所谓的“一分五统”，是指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
华西村将“一分五统”视为创举。
但是，在周边村村民看来，合并显然不如想像中那么美好。
合并之后，华西村逐步完成了土地流转。原周边村的农田、宅基地统一收归集体规划，村里为新入村村民建造新的别墅和房产。
华西村的别墅尽管没有房产证，但其价格近年来却一路攀升。原前进村村民老葛说：“2001年之前一套别墅只要十几万，没两年就涨到25万、35万，最近两年已经涨到五六十万一套了。”
当然，买不起别墅的村民也可以买村里造的农村公寓，但由于失去了农地，平时的生活开支也便有所增加。“事实上，‘一分五统’的结果是，不但使周边村丧失了土地资源，并且制约了周边村发展经济的动力。”周边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说，“合并后，除了一些基本的福利外，周边村民分享不到华西村发展成果，更谈不上过上富裕的生活。”
所谓的基本福利是指，华西村向周边村民每年发放300斤大米和油盐补贴，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还可以领取养老金。
周边村与中心村更深的矛盾还不在于此。合并后，除一些基本福利外，周边村民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一度引发不满。
在部分周边村居民看来，中心村的共约2000名村民拥有股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但在很多华西中心村村民看来，自己当初也是苦出来的，新村民要是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同样很不公平。
在互指不公的僵持下，大华西村已出现了财富悬殊的社会分层——最上层的是中心村村民，年入数以百万或千万元计；中间是新村民，或打工或找机会“发家致富”；最底层的是外来打工者，租房或住集体宿舍，月入数千元不等。
“这里收入其实并没有比外面高多少，但总体上算还可以了。”一位在华西某公司打工近10年的员工说，老书记也曾放开接纳过外来人才，待遇、分红什么的都跟老华西人一样，但这种机会非常少，“除非(工作能力)特别突出”。
对于扩容后带来的冲突，吴协恩显然很清楚。同时，由于华西村产业由传统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对劳动力的使用也可能相应减少。集体经济绘就的共同富裕美好生活能否维续，是华西村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
“华西发展到今天，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稳定。”吴协恩表示，大华西没有了教育的延续性，有部分并进来的村民希望吃大锅饭，矛盾增多。“共同富裕要一步到位不现实，在满足基本保障的情况下，要富还得靠自己，要循序渐进地来。”吴协恩强调，“共富”不是“均富”，要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坐享其成。（2011年10月28日经济观察报）
附件7：
华西村未果的游行
叶静宇
查永恩是大华西五村的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按照华西村党委的调查说法，今年10月份华西村举办50周年村庆期间，查曾密谋策划一起反对华西村的游行，最终因败露而未果。于是，经过一个月的思想教育和自我反省，查在他曾经试图笼络的五村村民面前做了检讨。
同一天，在另一个更大的会场里，以查永恩事件为契机，华西村召开了由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市镇领导和华西村村民共同参与的“万人大会”，回顾总结“一分五统”10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共话共同富裕。
不过此时，核心人物查永恩已匆匆离场。
密谋游行未果
10月初，华西村上下正为50周年村庆而奔忙，一个周边村村民找到老书记吴仁宝，汇报说五村有个叫戴进兴的村民，准备在村庆大会开幕前组织游行，并散发攻击华西村的“小册子”。
吴仁宝当即通知上级有关部门，后在戴家搜出近万份小册子，4条大型横幅标语和200个牌牌。因意图非法游行的行径败露，戴进兴被公安机关拘留了10天。
而据华西村党委的调查，戴背后的策划者，实际上是五村村民查永恩。
今年53岁的查永恩，是华西五村“查家基”人，早年是村里的一个小供销员，后来在乡镇企业改制的机遇中发家致富。
2001年查永恩所在的村合并进入大华西，查先后在大华西统一规划的私营企业园区内创办了江阴市鹏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江阴市宇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成立于2008年的宇洁环保公司还是江阴市政府重点扶持的环保、节能、危险废物循环利用、典型的变废为宝的综合利用企业。
在当地村民看来，查永恩的产业“做得很大”。也正是查永恩“倒戈”，才使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痛心不已。
知情人士告知，当时华西士镇带钢企业的污水排放破坏了周边河流的水质，查永恩提出创办污水处理中心，得到了吴仁宝的大力支持。
查永恩本人也承认：“老书记当时借给我1000万元资金，才有了今天的宇洁公司，老书记不但邀请了上级领导为我公司开业剪彩，还为我争取到环保局200万元的拨款。”
但根据华西村的说法，这次正是查永恩和其身边的“师爷”策划了整起恶性事件，并利用金钱，承诺戴进兴和当地一些社会闲散人士，如果被拘留一天，给他1000元，坐一年牢，就给30万元。
不过，查永恩和戴进兴则以不同的方式极力撇清与对方的关系。
查永恩并不愿意过多地面对媒体的镜头，他只是在18日的公开发言中称：“社会在进步，华西在发展，社会矛盾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可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编造小册子，否定华西大好形势，伤害老书记与村民的感情，戴进兴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戴进兴则认为，华西村之所以非要指认查永恩为其幕后老板，是因为后者的乡村慈善扩大了其民意基础，引起了对方的“妒忌”。
据悉，查永恩在去年倡导成立了“江阴市朱蒋巷村帮扶基金会”，用于资助村里的鳏寡孤独、老人和穷人。
戴说，这些行为都曾得到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今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的介绍下，查又加入了民建。
同样对于这个基金会，华西村党委的看法也与戴不尽相同。华西村多位村党委干部称，查永恩明为成立基金会，实则在做“圈钱放贷”的生意，同时利用媒体造势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吴仁宝说，有关报道的内容根本不符合实际，像有媒体刊登说，查永恩为大华西造桥铺路花了200多万，夸大其词、言过其实。
公开的矛盾
尽管三方各执一辞，但无论如何，经过此次查永恩事件的风波，华西村“一分五统”以来埋藏已久的社会矛盾终于公开化。
2001年，发展受到地域限制的华西村开始了一次创造性的并村扩张，根据老书记吴仁宝提出的“一分五统”并村理念（即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人员统一安排、干部统一使用、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华西村陆续兼并了周边的华明村、前进村、泾浜村、三金巷等20个村庄。到现在，华西村已经有超过35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从原来的近2000人增加到3.5万人。原先20个村，被划分为13块区域，命名上依次是华西一村、华西二村，一直到华西十三村。
并村之后，周边村村民渐渐发现，自己并不能和中心村村民“平等”分享华西村的发展成果。他们所说的“平等”，主要指华西村给村民的干股分红这一块。不过，这些周边村村民要的“平等”，在中心村的人看来，却是“不公平”。
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说：“华西村的发展是当初苦干得来的，刚刚并进来的村民，如果也能一下子就和老村民享受一样的待遇，是不是对老的创业者太不公平了？”
而在戴进兴的“诉求”中，他所指的矛盾似乎更显“宏观”。戴进兴首先抱怨本村的污染和肮脏，在其对华西村的质疑中，包括“破坏生态、破坏环境”。戴进兴所在的朱蒋巷村，现已被规划成了华西集团的工业园区。这个村庄的周边，有华西集团的数个钢厂和煤场，一墙之隔就是农民的住宅。
据戴称，村民们由于不堪忍受噪音，2008年，曾前去钢厂理论，但是钢厂出动了60个厂警，冲突中三个村民受伤，导致“民愤极大”。戴本人一直在外做板材生意，偶尔回村一趟，正遇上钢厂和村民相持不下之时，于是出面调停。他回忆，自己代表村民跟时任本村村支书提出要求将村庄整体搬迁的方案，对方代表华西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过，村民们消停过后，村里并未按章行事。
另外，由于煤灰污染问题，村民们要求煤场停止作业。在交涉无果后，戴进兴带领村民摔坏了煤场办公室里电脑的显示屏，还安排了村里的几个老人，在煤场门口静坐拦路。
对此，华西村的回应是，华西村的发展一直把“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当做底线，在生活污水治理方面，华西村是“首个通过ISO14000国际环境认证的村”。“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几年前有一家效益非常好的钢厂，由于对周边的生态环境不利，老书记下令把厂关停了，当时还有很多村民认为十分可惜。”孙海燕说，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反而是“一分五统”后，华西村把散乱的民居、土地整修后，筑桥、铺路，大大改善了村里的环境。
除了环境的问题，戴进兴还在今年3月份写了一份《告全村老年同胞书》，征集到了本村165位老人的签名，去镇政府请愿，原因是“江阴市政府自2005年起向全市11.3万老年人发放新农保养老金，至今已有6年，但周边村的老年人并未领到那张商储卡”。三个月后，戴又致信江苏省政府，要求派员调查此事。
对于“老年人权益不容侵犯”这一诉求，吴仁宝称其“煽动性极强”。他称，华西村给予老年人的养老金每月为150元，不低于市政府的120元。不过，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服戴进兴，戴认为，目前周边村民从华西村获得的福利待遇，来源于他们作为农民出让的土地利益，但是华西村取消了他们享受政府福利的权利。
在记者的走访中发现，对于这些双方争论的民生问题，周边村村民大多数还是认可华西村的付出，只是在临近工业区的三村、五村，有部分村民印证了戴的说法。五村村民孙阿胜（音）说：“这些问题放到哪里都会有的，不是华西村才有，总的来说，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各方面都有保障了，并进华西村后生活还是好了不少。”
华西村的挑战
实际上，从原本管理2000人不到的小村庄，一下子到管理3.5万人的事务，对华西村管理层的压力确是巨大的。
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村集团董事长吴协恩说，“一分五统”10年来，小华西累计为大华西支出10.47亿元。其中，发放口粮款1.66亿元，发放保养金8075.44万元，安排住新房3611户，直接和间接安排就业数超过10000人，种植树木量180多万棵，共31345亩，人均绿化面积200多平方米。
即便以华西村的资产实力，华西村的领导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所有的务工人员都获得华西村村民的待遇，那么华西村就无法运转了。
而“农村第一高楼”华西龙希大酒店，似乎又为周边村村民提供了“口实”。三村村民王毅就质疑：“华西村有那么多钱来修个酒店，怎么就不能为我们多盖点房子，或者少收点‘房租’呢？”
对此，吴协恩也显得有些无奈。“龙希大酒店不是华西村用来炫富的，而是我们向服务业转型的很重要的一步。”他坦言，受制于大形势，华西村的钢铁、化纤产业的效益已经不如以前，所以华西早在七八年前就开始考虑转型升级了，一方面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完善产业链，以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另一方面，就是大力发展旅游、金融等现代服务业。
“对于华西村来说，转型是一件大事，解决就业同样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考虑以龙希酒店为依托把旅游业再次提升发展起来，也是考虑转型后就业的问题，可能有些人暂时会不理解。”吴协恩说。（2011年11月16日中国经济网）
附件8：
“自流”方为“真集体”
秦晖
什么是成功的真正逻辑
1980年代初“人民公社”摘牌后，全国农民有了选择经营方式的相当程度的自由。他们99%以上都选择了家庭经营。但是也有一些农民或者一直坚持集体耕作、或者一度单干后又恢复了集体生产，其中不少集体经济发展得不错，号称“明星村”。这应该说是毫不奇怪的：在农民有了选择自由之后，凡是能留住农民的，那当然就都得有点成就。但凡搞得不好的集体，农民还能留得下来？道理就这么简单。但现在有些人却倒因为果，说是当初就不应该放走了农民，假如一直就把农民捆成一堆，现在不都成了明星村？！
这叫什么逻辑！
其实这“集体”从来就未必是中国的特产。我们知道，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以色列就曾经有发达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当然它绝不是像苏联那样，靠镇压“退社潮”、打击“单干风”、摧毁“小农自发势力”搞起来的。基布兹的建立完全出于自愿，它不仅很理想主义，而且曾经很有效率，该国闻名世界的高科技旱作农业，基布兹功不可没。甚至以色列惊人的军事成就，最初也是奠基于亦兵亦农、全民皆兵、团结奋战、勇于献身的基布兹民兵。可以说，它比我们的“集体”要成功得多。当年基布兹很红火，占了以色列农业很大比重。后来由于各种条件变化，如今大多数基布兹已经消失，但仍然有些基布兹保留了下来。这些能够保留下来的基布兹自然都是佼佼者，也可以说是以色列的“明星村”吧。但以色列能以这些明星村搞得不错为理由禁止农民离开吗？不准离开的“集体”是什么东西，别人不知道，当年那些创建了基布兹的犹太移民还能不知道？他们很多人就是从那种“集体”九死一生逃出来的幸存者。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基布兹这么成功，你们当初又何必从奥斯威辛逃出来？这不都是“集体”吗？难道你们在奥斯威辛是“单干户”？这些犹太移民会如何回答？
其实，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对“集体”的态度也应该是一样的：靠成就留住了农民的，咱佩服。但要反过来说强制绑住农民就能出成就，我不信。而因此就责怪当初不该放走农民的说法，那简直就是胡扯了。
一些“左派”朋友老拿南街村比小岗村据说是更为富裕说事，想以此证明当年允许农民单干是不对的。另一些朋友就揭露“南街村真相”。南街村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调查我也不愿置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南街村真像“左派”说的那样美妙，它在改革前也没有任何吸引人之处（这和大寨、华西这样改革前就出名的老明星村还有所不同），也绝不比今天的小岗村更富。南街村的兴起是在小岗村开辟了农民“退出权”之路之后的事。即便南街村的微观经营机制与毛泽东时代没有任何变化，农民有了退出权后仍然选择留下的这种机制，与农民不许退出而被迫接受的机制还是完全不同的。这正如印度喀拉拉邦在民主竞选条件下产生的共产党执政，尽管其意识形态比前苏联还 “左”（该邦执政的印共（马）是因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而从老印共中分离出来的），但该邦仍与印度“右派”执政的各邦（例如喀拉拉的邻邦、印度的软件产业中心卡纳塔克邦）一样属于民主政体，而与前苏联完全不同。这个道理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喀拉拉邦与卡纳塔克邦的区别再大，能大过他们与苏联的区别？同理，今天南街村与小岗村的区别再大，与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也完全是两回事。除非王宏斌承认他们仍然坚持下述做法：
当年公社化以后，全国农民没有哪个敢说自己坚持单干的。个别农民“一意孤行”的结局都极为悲惨。如陕西府谷县农民戈色令，顶住了初级社、高级社的一系列压力，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终于顶不住了，土地、牲口充公入社后，他又坚持自己种树，在沙漠边缘的干旱荒丘前后种活了一万多株。1964年“四清”时又说他搞资本主义，把他的树全部没收，1969年又以“一贯走发家致富道路”的罪名，给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经多次批斗被折磨而死（《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当时实际上还有一些“盲流”在与世隔绝的荒山中单干，但是万不敢声张。
7000个“集体”各有故事
而到公社摘牌后，在1985年全国近95万个行政村中，99%以上的农民选择了退出生产型公社。但今天仍有约7000个村被认为保留了生产型公社，而且他们大都对自己的选择广为宣传。这只能说明改革后的农民有了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这7000个村的情况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如南街村也一度选择了“单干”，后来实际上是在自愿基础上重新“联合”的。有的如华西村，据周怡教授的调查（与“南街真相”之争不同，周怡的调查似乎并未引起争议）实际上已经改制为吴家占股51%、其余49%股份分属8个子公司的结构，除了吴仁宝这个控股人具有独特个人魅力与雄厚社会关系资源外，与一般被认为“私有制”的股份公司并无实质区别。当然，肯定也有的村是一直没搞“单干”而沿袭了过去的生产型公社机制的。而近年来被热炒的所谓“小岗向南街学习”，其实不过是引进了上海的一家私营农业开发公司，小岗村民依各自意愿，多数把自己的份地租给该公司进行 “规模经营”，少数村民则仍然自营其地。这完全就是一些 “左派”朋友大力抨击的“资本下乡”、“公司加农户”模式，与其说是“学习南街”，倒不如说是学习美国佬更接近事实（当然，如果南街“真相”就是这样搞的，就另当别论了）。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承认，有些村子是沿袭生产型公社而取得了成功的。但这里的基本事实仍然是：由于这极少数生产型公社取得了成功（就是说使农民感到了好处，而其他绝大多数公社都做不到这一点），因此农民还能留下来。而绝不是由于不许农民退出，所以生产型公社取得了成功。这个因果关系是绝不能颠倒的。在不许农民退出的时代，所有的生产型公社都没有取得后来那种意义上的成功（包括华西那样的老明星村在内，改革前的业绩也都不能与改革后相比）。而在经过了20多年的经营之后，一旦允许农民退出，95万个行政村中只有7000个（即不到1%）能够以其业绩产生自愿的凝聚力把农民留在生产型公社中 （如前所述，实际上其中有的还不能这样说），这还不足以证明旧体制的失败吗？
当然，所谓旧体制的失败，从来就是指强制机制的失败。生产型公社本身如果是农民自愿选择，本来是无所谓失败不失败的——尽管主流农业经济学一般都主张“农业特殊论”，认为种植业中大企业经营通常不如家庭经营适宜，但作为个案没有人会否认前者也有成功的例子。而且“效率”意义上的成功与凝聚力上的成功也不是一回事。奥斯威辛难道没有“效率”？能说它就有什么“凝聚力”？而美国的艾米什教派公社根本就不追求效率，但其成员为信仰而自愿甘于清贫，就在“花花世界”中保持了自身的凝聚力。
因此，我们的95万个村中不要说还有7000个，就是哪怕只有1个村在每个村民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搞生产型公社，它也不应该被强制解散——富裕了当然没理由被解散。就是像艾米什那样清贫，难道就要强制解散它吗？但另一方面，不要说只有7000个，就是有70万个村搞生产型公社 “成功”了，也不能成为强制其余25万个村“学习”那一套的理由。而这70万个村的村民也不应该因为这种 “成功”，而被剥夺退出的权利。
集体化的压力与大包干的“压力”
当然，我们知道，一些“左派”朋友对分田单干是出于农民自愿表示质疑。如果这一质疑有根据，那应该是批评农村改革的惟一值得认真对待的理由。平心而论，这种质疑并非没有丝毫根据，因为强制的传统不可能一夜间消失。1980年代分田单干的普及过程也不是一点没有使用当年搞集体化时那种动员手段。尤其对乡村基层干部而言，说他们百分之百全都是心情愉快地自愿解散“集体”，无疑不符合事实。
而且，传统上极权政治对社会上自发形成的凝聚力容易产生猜忌。一旦这凝聚力被视为异己，强制摧毁“集体主义”的事就会发生。这也并不是从农村改革才有的。早在1930年代“苏区”中就发生过拥有乡土威望的 “共产绅士”傅柏翠“擅自”搞共耕社遭到上面猜忌，乃至被逼反的“蛟洋事件”。改革中类似的案例就是大邱庄。禹作敏本人的刑事问题当然有应得之罪，但大邱庄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庄主”对县市上级恭敬不够，关系紧张，结果在禹被捕后，上面派工作组对大邱庄（当时是个典型的“集体企业”）实行强制私有化。此后的大邱庄便真成了一盘散沙，经济也一蹶不振了（齐介仑：《悲情禹作敏》，《财经文摘》2007年第11期）。
但是经过1949年后历次运动对传统小共同体的摧残，今天乡村中这种凝聚力并不突出，像大邱庄这样的例子只是极个别的。人民公社解体主要还是出于广大农民对它的离心力。官方改变政策认可大包干虽然对集体生产构成了某种“压力”，但毫无疑问，这“压力”与官方推行集体化时的压力以及改革初期农民尝试分田时承受的压力强度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们至今并未听说那7000个“坚持集体化”的村子有哪一个是像当年小岗村搞“单干”那样要冒订立“生死文书”的风险，也没听说哪个坚持集体化的人像当年对集体化持异议的杨伟名等人那样为此被开除党籍、公职，更没听说谁为此被打成反革命、坐过牢乃至付出更大代价。我们也从未听说哪里的农民为坚持集体化搞过抗议、闹过“农潮”并受到过镇压。
而当年从统购统销、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哪一步不是伴随着严厉的“专政”？1954年推行统购统销，各地普遍对农民动粗。农民仅因此被迫自杀者，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就有111人，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1955年浙江农民因 “统购中顶牛”又死了134人。各地成立的“保卫收购办公室”对抵制统购者按“反革命”治罪，四川德昌县判决29人，死刑1人，石柱县判决9人，死刑2人，福建邵武县逮捕114人，处决16人（杨继绳：《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51-52页）。正是由于向小农强购遭到抵制 （如今温铁军先生说是“交易成本太大”）而搞的合作化，在1955-1956年间一些地方又遇到 “闹退社”的“农潮”，为了镇压，广东省农村一个月内批判斗争1.6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这才稳定了集体化的初始局面”（据当时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人员王立诚先生的回忆）。到了大跃进时代，不要说胆敢退社了，就是在公社中不积极放“卫星”的、“瞒产私分”的、杀牛救饥的、“擅自”逃荒的，都遭到残酷镇压，这方面资料太多就无法列举了。
1978年后的农村改革，最初也是农民们冒着极大风险搞起来的。在一般认为开启了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后，当年年底中共中央不仅重新颁布了略加修改的“新六十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在同时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无怪乎那一年小岗村搞包产要有“生死文书”了。到1979年，中央农口负责人授意发表的 《人民日报》“张浩文章”编者按甚至对“包产到组”（还不是到户）都严加批判。1980年3月，后来成为农村改革象征人物之一的杜老（杜润生）还亲自在《农村工作通讯》上撰文批判包产到户——当然那是奉命而为，杜老实际上是同情农民的，但也可见当时压力之大。直到1980年秋季的“75号文件”，才第一次以最高层的名义允许边远贫困山区 “在生产队领导下”包产到户，但覆盖面内定控制在27%以下（当时统计的人均年收入50元以下的贫困生产队比率）。然而口子一开，大潮便起，很快就把“人民公社”冲走了。正如杜老在当初那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所说：“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为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人民出版社，1997年，229页）。显然，改革——这里讲的是农村改革而非城里的国企改革——并不是上面发动的、而是领导“稍为放松点”没有大力阻止的结果。
“放任自流”有何不可？
到了1984年，最高层终于作出“公社”摘牌的决定，大包干成为官方政策。坚持生产型集体化的人们开始感到压力。但所谓压力，也就是不被上面赏识而已。然而如果搞的是 “真集体”，农民赏识不就够了？为什么得不到上面赏识就办不起来呢？那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宗族、教会之类为什么就不需要上面赏识却仍能发展呢？西方国家农民的合作网络与结社行动能力如此发达，难道也是上面赏识出来的？
所以甚至可以说，上面不再赏识就办不下去，证明此前99%以上的公社并非“真集体”，而只有剩下那不到1%的“7000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真集体”性质。他们的凝聚力并不依赖“上面赏识”，他们为此也应该受到尊重。
其实众所周知，“7000村”中很多还是受赏识的，只是没有达到过去大寨那种受赏识的程度罢了。常有“左派”朋友说南街村是顶着压力坚持集体化的。但是南街村带头人王宏斌先生自己曾一再抱怨各地在“学习南街”问题上“放任自流”。何谓“放任自流”？不就是没有施加压力吗？换言之，让王先生感到不满的是没有像过去“学大寨”那样从上面发动大规模强制让大家学习他。但是王先生显然没有感到什么相反的压力：如果真有相反的压力要取缔他这种模式（像改革前取缔单干那样），他倒应该呼吁“放任自流”才是吧？
所以，对那7000个集体化村庄，我们只有祝他们好自为之。有人说，“右派”见不得他们成功，甚至据说是很想搞垮他们。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种“右派”，但我肯定不是。我认为，对他们，应该与对小岗村这类作出另外选择的农民一样，一视同仁，谁也不要有特权、吃“偏饭”。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他们能凭独特的集体凝聚力或有幸碰到“能人”的带领而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成功胜出，我不会感到奇怪（这种凝聚力与能人的案例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而且我们大家应该为他们的成就高兴。但是强要大家都学他们，就像强要大家去学比尔·盖茨这类成功者一样，那是毫无道理的。
尽管像华西村那样的经济体已经改制成了股份公司，笔者并不认为“7000村”未来都会如此。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以色列有基布兹，美国有艾米什，中国为什么就不能有若干“毛泽东式集体”？
不过我想，惟一要改的就是“政社合一”：今天的“行政村”既然事实上是属地化的公权力组织（叫做“村民自治组织”或是“基层政权”并不改变此一属性），其地域上的居民（包括外来打工者）不应自外于它的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 （至于这种管理是专制的抑或民主的另当别论），但作为法人的经济体与它应当是两回事。就像中国的国民未必是“国营企业”的成员，行政上属于某某村的居民就算是坚持 “集体经济”，也未必一定只能归属“某某村集体”吧，他为什么不能带着属于他的那一份（土地或股份）与别的村子中的“同志”联合？如今跨国公司都可以存在，跨村的“集体”就不能存在吗？中国公民可以加入外资公司 （作为雇员或作为股东），某村村民为什么就不可以加入外村合作社？
不要说这是因为空间的阻隔。中国当初的集体化因为都是把同村人原来的私有土地归并而成，并未进行过斯托雷平改革中那种 “土地整理”，而传统乡村中的私有地产由于民间交易等原因本来就有“畸零散漫不成片段”的现象。土地改革在 “一村人分一村地”的规则下并没有改变这种情形，后来集体化在“共产风”时代固然在很大范围内把土地都集中到了一个公社手中，但到了“队为基础”时，又恢复了以一个生产队成员原有私有土地合并为该生产队土地的状态。原有私地的交错分散在归公以后沿袭下来，使公社化时代生产队之间的土地往往也是交错插花的，这在山区尤其明显。人民公社本来就是重在“人身依附”，并不很在乎这种土地分布状况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笔者当年在滇黔桂边区的壮族山村插队，我们生产队寨边的土地有的就是另一寨子（即另一生产队）的；而我们队的一些地块又有远在20里外另一寨子旁。像这样的一种空间状态并不构成“政社合一”的理由。
政社合一无非是体现了“集体”的官办属性而已。从过去的生产型集体到如今的“地权集体”（土地重分或“调整”单位），农民只能作为某行政村的成员凭“身份”使用该“村集体”的土地。有人说这就叫“身份权”或“成员权”。但是“身份”本身意味着贵贱等级差别，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印度的种姓制是最典型的身份制了，在这种安排下，每个种姓、包括最低下的贱民都有其固定的职业，虽然贵贱悬殊，却并无失业之说，这算不算也是一种“权利”呢？而印度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沿袭下来的民间传统，并非国家的制度。印度法律并不认可种姓制，但民间习惯却很难彻底改变。我们的 “身份”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定”的，并非历史上的传统。农民仅凭“身份”使用土地，而这个“身份”又由不得自己，甚至由不得“村集体”。过去农民要“农转非”难乎其难。而如今，有关方面只要看中了他们的土地，就可以用强行“农转非”的办法没收之：只要宣布“行政村”摘牌改成“居委会”，农民的土地就被“征用”了。于是，过去农民为“农转非”而努力，今天很多农民却为拒绝“农转非”而努力。但是过去与现在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两种努力都毫无作用。过去不准你“转非”，你要进城就是“盲流”；如今命令你“转非”，你要不转就只有“非法上访”，如果还要带点 “集体主义”，那就更不得了了：“集体上访”罪加一等！
所以，农民要真的有权利，哪怕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哪怕是维护“集体土地”的权利，有两件事是必须做的：第一，地权必须与“身份”脱钩。这样当官的就不能用宣布“农转非”、“村改居”来没收农民的土地了。第二，政社必须分离。即便基于意识形态理由，或者是便于圈地的特殊利益理由，土地“所有权”仍然必须是“集体”的，那么这个“地权合作社”与“行政村”也不应当是一回事。你可以把“行政村”撤了改成“居委会”——那不过是行政区划调整而已（尽管按村民自治原则这样做也不合适，但谁叫咱有“中国特色”呢），但你不能把土地合作社给取缔了吧？那可是没收了咱们的财产哪。当然，别人不能取缔了这个合作社，但社员是可以退出的。不能退出的那叫监狱。
奇怪的是，现在的规则好像是反着的：社员不能退出，而社外的什么人想取缔就可以把合作社给取缔了。
现在有不少热心于捍卫“集体所有制”的人，他们的热心令人感动，但他们的主张却令人奇怪：他们对社外人取缔合作社的权力不吭一声，却力主严禁社员退出。这就叫维护“集体”吗？
看来，让“集体”好自为之还不是很容易呢。李零先生曾有书曰《去圣方为真孔子》，我愿意套用这个句式：“自流”方为“真集体”。 （2009年02月17日中国经济网）(腾讯“今日话题”第189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