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铁柱 电话:林彪下葬经过：一尸体被折断双臂 中国大使三鞠躬

　核心提示：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

本文摘自《往事不忍成历史》，作者：阎明，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逐渐灰暗下来。双方人员站在已化为灰烬的飞机机头旁讨论尸体处理问题。高陶布司长一再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而且已裸尸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刻土葬。许文益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也觉得当地根本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提示，便同意了按蒙方意见进行土葬。蒙方建议，失事现场不宜让死难者“居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上，面向东方，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着吉祥。

　　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来到飞机主机西北的高地上。桑加上校说：“这里地势较高，向东可以看到失事现场。而且每天迎着刚升起的太阳，葬在这里好。”他的一片好心不应辜负，许大使决定照他的意见办，并表示感谢。

　　桑加上校随即调来一个班士兵连夜挖墓穴。此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天完全黑透了，气温降到2℃左右，冷风刺透衣裳。在汽车大灯的照射下，许大使接见了前来挖坑的士兵。这班士兵还穿着夏季军装，在寒风中冻得瑟缩发抖，嘟嘟囔囔颇有怨言。许大使让孙一先拿来随身带来的两瓶二锅头送给他们。蒙古民族是一个好饮酒的民族，乌兰巴托酒厂生产的白酒不好喝，而苏联的伏特加度数又不够，见到有度数这样高的好酒，战士们立刻精神抖擞，叽叽呱呱兴高采烈地开始连夜干活了。 

　　回到温都尔汗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中蒙双方下榻在省政府招待所——克鲁伦旅馆。洗漱完毕便下楼与蒙方人员一起用餐。由于对方白天在现场态度友好，大家虽然鞍马劳顿，但心情还算舒畅。蒙方准备的饭菜比较丰盛，为了酬谢蒙方人员的合作，许大使又拿来几瓶汾酒、一听罐装中华香烟和一些罐头助兴。蒙古朋友非常喜欢这种高度数的白酒，三杯下肚，餐桌上便活跃起来了。席间高陶布司长说：“我们已经看了现场，现在应该写个正式文件，这个问题饭后商量。”许大使趁机询问他们是否知道飞机失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高陶布说，飞机在空中时没人看到，但燃烧时火光冲天，有人看到了。至于飞机迫降原因，也许是发生了不明原因的故障。

　　对于第二天安葬事宜，许大使提出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顶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中方，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高陶布表示他们要研究一下，还要向上级请示。

　　这顿晚餐吃到将近午夜，中方人员正准备就寝，蒙方又提出马上商谈飞机失事的正式文件。9月16日0时25分，双方开始第一轮会谈，谈到凌晨3时结束（谈判部分见后）。双方协议当天为死者举行安葬，然后双方回温都尔汗继续会谈。

　　9月16日上午10时许，蒙古士兵抬来九口白茬棺材放在尸体旁。大家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按编号顺序入殓。9号尸体因身驱高大而两手上举，装进棺材不能合盖，蒙古士兵请示是否可以折断。高陶布司长用目光征询许大使的意见，大使痛苦地点了点头。只听喀嚓喀嚓的骨折声入耳森然，之后两个士兵用劲按住棺盖钉上钉子，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往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刚到的卡车对许大使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在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许大使表示同意，并感谢蒙方的好意。九具棺材入穴后，许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后执铲做象征性填土，接着使馆其他同志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随后，许大使带领使馆人员站成一排，怀着难言的心情，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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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后，面对全社会的震荡，毛泽东不得不就他所选定的接班人叛国出逃的问题向全党全国做一个检查交代。尽管毛所做的自我批评并未对文革的整体错误方针做出根本性改变，但他的这种表态，却使周恩来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借主持中央工作之机，着手扭转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

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专机坠毁后的残骸。

　　林彪叛国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个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变了一个人。从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两次重病发作。起初是大叶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发上，夜不能寐，终于发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现缺氧昏迷。第一次发作后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体参加国事活动，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他说:“早几个星期前，我因为心脏病已经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见了一次上帝，现在又回来了。”这样糟糕的病状，过去毛泽东从来没有过。不久，又爆发了更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护士长吴旭君在身边拼命地呼叫，见他没有任何反应，一摸脉搏，颤抖地对赶来的秘书张玉凤和医生胡旭东说:“摸不到脉……”经过众多专家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注射、按摩、捶背、输液抢救，毛泽东的面部逐渐由青紫泛起了淡红，胸部也隐隐约约感觉到起伏。他终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知道自己刚刚与死神话别，极为疲乏地说:“我好像睡了一觉。”从这场重病之后，他的身体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行走困难，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输液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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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负责人，谈话中反映了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来: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

　　毛泽东: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虽然历史证明，林彪与“五一六兵团”毫无干系，“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伙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泽东以这个方式间接宣布了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帅们平反，原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也从关押中被释放。

　　由于尚摸不清毛泽东这一表态的真实意图，叶剑英一直没有向曾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身患癌症的陈毅传达毛的这些意见。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再次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才匆匆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之际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

　　陈毅去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治丧程序与只是上将和副总参谋长、比陈毅的元帅军衔和军委副主席均低两级的李天佑相同，规格略高。建议参加追悼会的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写？无人愿意表态。1月8日，周恩来审查修改陈毅悼词稿，仍谨慎地增加了陈毅“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补写的这段文字，批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临时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较低追悼会规格，只在睡衣外罩着大衣就冒着严寒亲自出席了北京八宝山陈毅追悼会。临时接到参加许可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也赶来参加。追悼会改由周恩来致悼词。 

　　与两个月后的3月26日逝世的谢富治相比，已经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之死虽然没有获得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礼节，却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泽东亲自出席追悼会的殊荣——从1950年任弼时逝世后，毛泽东出席的追悼会唯有这一次。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明了毛对他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他对张茜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八宝山这次谈话里，毛泽东还当众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相提并论，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号。在场的周恩来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这个评价传播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邓小平一直很谨慎地潜居乡下。和同时被打倒的刘少奇不同，他通过汪东兴实际上和毛泽东保持着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当然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他在那里埋下了一个可以起用制约林彪的棋子。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泽东在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又看似无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而邓小平也很“懂事”地注意不卷入政治旋涡。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请汪东兴转交。在信中，除了对刚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例行的表态外，邓小平特别强调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厂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厂，有干部黄同志跟同。……我们对外没有别的来往，只同几个小孩通信。”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获准第一次听传达中央文件，就是关于林彪出逃一事。两天后，他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对林彪“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他借此机会，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在多事之秋，这种“守规矩”的表态是邓小平争取复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后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后正在孤寂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虽然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后一再表示拥护毛泽东，但他仍然怀疑究竟哪些人还与林彪有暗中的联系，或是准备利用这一事件向他发难，他需要一个彻底与这一事件毫无关系的人。因此，邓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应。毛泽东质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并且把邓小平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来的鸿雁传情，终于在第二年有了结果。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听了第四次传达林彪事件的报告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揭发批判林彪的来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当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复出指日可待。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做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评说:“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毛泽东还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

　　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四好运动搞形式主义，把部队作风带坏了，要改变。”“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此后，当年被大加赞赏在解放军中开展的“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即停止进行。

　　11月22日，他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到发生林彪事件的教训说:过去军队就是不统一嘛！我这个人犯了错误，就是进城以后不管军队。结果就闹山头主义，也闹宗派主义。（你们）将来和平了，不要学我们犯错误。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从去年8月庐山会议以来，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错误，整顿我们的军队。 

　　1972年6月，他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第一次对外点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极“左”派说:

　　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100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外交部）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的“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12月，他对刘建章家属反映监狱中搞“法西斯审查”的来信批示说:“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3年1月，李德生传达了毛泽东针对破坏民族政策现象做出的指示:“政策问题多年不抓了，特别是民族政策。现在地方民族主义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汉族主义比较大，需要再教育。”

　　尽管毛泽东的这些自我批评和指示并没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体错误方针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认识，有些说法更不符合历史事实，例如他把“全面内战”的总后台说成是林彪，但毛泽东的这些表态，确实使周恩来在一定时期内掌握了否定文革的主动权。（史云摘自《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再探“571工程”之谜 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九一三事件过去30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延伸阅读：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围绕着“禁空令”的问题有 些离奇的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有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一说。分析这些传说的原因大致有 三：其一，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其二，不了解飞行行业的人们说出的外行话；其三，缺乏科学依 据的个人想像。

　　何谓“禁空令”或“净空令”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座机从山海关 机场强行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于1点55分左右，从414号界桩进入蒙古国境的时候，中央下令：“从 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吴司令员(吴法宪)联名签署 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禁空令”，有人叫它“净空令”，还有的叫“禁航令”。

　　从命令下达之时开始，禁止任何飞机起飞。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除了已经飞越出境的林彪座机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上不应该出现任何飞机，如果有，就视为非法，视为违背中央的命令，所以叫“禁空令”。既然，禁止地面任何飞机起飞，空中就不会有任何飞机飞行；既然，空中没有任何飞机飞行，作为空间，应该是清净的，或者是安静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把它叫做“净空令”也未尝不可。

　　此外，在每个国家地图上，都规定有不准任 何飞机在其上空飞行的地方，这些地方叫做“空中禁区”。一般都是国家的大城市或特殊的军事 要地，虽然叫做“空中”禁区，但都是以地面范围 的大小为依据划分的。空中禁区的存在，是为了大城市居民生活安全与安静的需要，或者是某种 重要地面设施保密的需要。这种规定通常是长期 的。例如，北京市区机关与居民居住密集的地面上空，就是“空中禁区”中的一个。凡是从空中进 出北京市各机场的飞行员都知道我国首都的飞 行管制办法。属于全国性的“禁空令”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类似九一三事件时的“禁空令”恐 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了解一下“空中禁区”的知识对于进一步理解“禁空令”或“净空令” 有一定的帮助。 

　　“禁空令”与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

　　在九一三事件中，中央高层关于飞行的命令有两条：一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一是“禁空令”。

　　先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经过是这样 的：

　　1971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5人乘坐林彪座机从北京飞达山海关机场后，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看到林立果已调来了专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通过林彪警卫团向北京的周总理报告。此时，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查飞机的事情，一方面直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平时，林彪专机的行动都是逐级上报，层层把关，各有关保证部门为专机飞行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为什么这次飞行却不声不响悄悄进行、连空军司令员也被瞒丁过去呢?

　　当时，正是星期日的晚上，吴法宪首先将电话打进西郊机场专机师师长的家里，追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周总理让吴法宪追查飞机的同时，也命令海军政委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

　　深夜，离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遥的山海关海军机场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静静地停放着，负责飞机警卫的指战员们在飞机周围巡逻。对于林彪专机悄然到达山海关的反常行动，周总理直接向山海关机场发出指令：

　　没有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海军政委)四个 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当周恩来以及空、海军司令部等领导机关，为 了追查林彪专机一事正在紧张忙碌的时候，在山海关林彪专机组除了机长潘景寅之外，笔者与机 组其他8名人员已处在睡梦之中，对外面发生的情 况一无所知。

　　9月13日零时许，山海关机场的佟参谋长从调度室直奔停机坪，就要向机长传达周总理不准起飞的命令时，看到飞机已经启动强行滑出。佟参谋长调动油车堵截飞机，遗憾的是没有将飞机拦截住。

　　周恩来4人联合命令未及生效，林彪座机在黑暗中吼叫着强行起飞了，很快消失在西南方的夜空中。停机坪上那么多双惊恐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256号飞机，直到飞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人们还没有从那触目惊心的场面中清醒过来。

　　1点55分左右，当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飞越国境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为当时对林彪乘机叛逃的意图还不清楚，对林彪的全部阴谋还不了解，于是，中央从大局出发，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外，还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

　　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与“禁空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前者是针对256号飞机异常行动，在9月12日午夜发出的，没有周总理等4个人的联合签署意见，256号飞机不能起飞的命令；而“禁空令”是面对全国的飞机、在林彪座机逃出国境之后发布的，命令中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以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林彪，去掉了李作鹏。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传达“禁空令”的时候，没有提到林彪，这可能是他已经知道林彪就在飞机上。当时为何还要写上林彪的名字?中央从国家及党的全局考虑，林彪出逃是国家的绝密，命令下达后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人，平时的中央文件上都是毛、林不分，如果突然不提林彪，会引起许多猜疑和麻烦。 　林彪座机是要重返山海关吗

　　九一三事件后，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曾有这样的说法，林彪座机之所以北逃，是被中央下达的 “禁空令”逼走的。其理由是，林彪座机在山海关起 飞后不久又折返飞回山海关机场，就是因为“禁空令”，山海关机场处于封闭状态，跑道灯没有打开， 256号飞机在没有办法降落的情况下，被迫向西北 境外飞走的。

　　以上说法，对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尤其 是不具备飞行常识的人，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犯了两个最基本的错误。 其一，飞机起飞后，并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其二， “禁空令”是在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才发布的。

　　从起飞之前林立果们的行为表现看，飞机一 旦起飞，就不会在国内降落，林彪等人是在南飞广州的计划败露后，破釜沉舟北逃叛国的。他们的仓 皇举动，把以往副统帅专机行动的气氛弄得荡然 无存，平时轰轰烈烈的专机迎送场面，被枪声及载满荷枪实弹军人的军车所代替。在林彪的阴谋行 动已经开始暴露时，机组以及警卫战士这些善良 人们的心目中，还把林彪当做领袖，还不能从这些反常的现象中反应过来。实际上若不是林立果拉 大旗做虎皮、处处把老子摆在面前，仅凭他自己是 寸步难行的，机组的潘景寅机长等4人也决不会冒那么大的危险将飞机快速升空。

　　可想而知，林立果为了达到将飞机升空的目 的，在地面上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一旦起飞升空之后，他比谁都清楚，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土上的任何一个机场落地，都会落个被扣留审 查的下场。别说是一架专机，就是一架普通训练的飞机，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私自起飞也要受到严厉 的惩罚。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特殊因素，256号飞机是不会在强行起飞之后又重 新回到山海关机场落地的。 

　　飞机起飞后曾有一段极不正常的转弯，从分析其轨迹表明他们也不是要返回山海关机场的。 有一些人认为那就是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意思，那是误解。

　　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笔者与机组其他4人 不约而同登上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以焦急的心情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通过对不正常的转弯进行的详细分析，说明这一切是潘景寅与林立果们在空中斗争的结果。由于飞机上没有打开电台，无法从通话中得知空中的具体情况，单从雷达屏幕上飞机航迹的反常变化中就可见一斑。

　　林彪座机起飞后在空中划问号吗

　　这种想像出来的东西存在着一定的原因，这就是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之后，北戴河林彪住处中的人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认为飞机又返回山海关机场。由于机场被关闭无法降落而向北戴河飞来，在空中久久盘旋之后，划了一个问号向北飞走了。在一本畅销书中如是说。

　　由于256号飞机向西南方向强行起飞后，没有在正常的时间与高度上进行一转弯，而是向西南方向持续飞行了4分钟之后才勉强小角度向右转的。飞机爬高的速度为每小时约500多公里，每分钟前进近10公里，北戴河位于山海关机场的西南方向40公里处，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经过北戴河附近上空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如果说听到飞机声音的说法还有可能，那么看到飞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9月13日午夜基本上是暗夜，没有月光，如果飞机不是从头顶上空经过、高度又是比较低的话，是很难看到一掠而过的飞机。再说，256号飞机由于仓皇出逃，起飞前没有按规定打开灯光。正常情况下位于飞机两翼端部及尾翼上的航行灯应该是打开的，它们分别是左红右绿后白。当时，右机翼上的航行灯已经在飞机强行滑出时被油车顶端的把手挂坏了。除航行灯外，机身外部上下还有比航行灯更亮更明显而且不停闪动着的闪光灯。闪光灯的作用是便于空中的飞机发现对方，也便于地面指挥员及时找到飞机的位置，但256号飞机同样也没有打开闪光灯。256号飞机经过北戴河上空时的高度大约1500米，林办的人清楚地观察到256飞机飞行情况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更离奇的是还发现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近似问号的轨迹后飞走了。

　　从飞机飞行的角度出发，一个站在地面某一点不动的人，即使站在问号的中心，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没有办法看到1500米的夜空10多公里范围 内飞机的全部轨迹，更不要说有楼房及树木的遮挡了。退一步设想，如果大白天一个人站在晴空万 里的开阔地带，倒是可以看到高空飞机在一定范 围内的飞行情况，如果把飞机盘旋的一部分想像成问号，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从三叉戟256号飞机 当晚不正常转弯轨迹中任何一段拿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构成一个差不多的问号。

　　山海关机场当晚的确没有打开跑道灯光等一切夜间飞行设施，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机场调度部门只有在接到上级有关指令，才能打开起飞降落设备并实施指挥，反之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将这些设备打开。三叉戟256号飞机虽属于重要专机，但是没有上级的命令仍然是不能放飞的，跑道灯光设施当然也不能打开。当晚256号飞机是依靠飞机上的灯光照明进入跑道起飞的，因为起飞时对灯光设备的要求不高，只要将飞机对正跑道的起飞方向加大油门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跑道灯光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夜间安全降落是不可能的。由于256号飞机根本不存在起飞后重新返回山海关机场的事实，当然也就不存在机场封闭、将256号飞机逼走的事情。 　“逼走”一说是荒谬的

　　飞机在河北迁安上空完成艰难的一转弯，最后将航向调整到325度之后就再也没有较大的变化，出境时间是1点55分。在256号飞机向边界飞行的过程中，在空军指挥所进行监控但还不明真相的人，曾多次建议将其用武力击落，毛泽东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根据这一精神，在没有真正确定林彪叛逃出境之前，如果提前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最后飞机没有出境怎么办?因为当时谁也没有真正掌握林彪等人的叛逃企图。

　　林彪座机从山海关起飞在前，中央下达“禁空令”在后，前后相差1小时20分钟，把“禁空令”传达到基层部队的时间还要更长。由此看来，把林彪叛逃的理由归结到“禁空令”上是很荒谬的。

　　实际证明，中央下达的“禁空令”是非常英明的。就在“禁空令”落实的过程中，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持林彪手令，于13日凌晨3点15分，从专机师的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五型3685号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开飞机上的通话设备，拒绝与地面对话，说明其叛逃决心顽固不化。如果256号飞机提出到祖国的任何机场着陆，中央都会开绿灯的。

　　事后获悉，林彪乘机起飞后，周总理还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准备一架伊尔—18飞机，随时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这架飞机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派上用场。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飞机将电台打开，只要提出愿意落地，就近机场就马上会提供所有便利于着陆的条件。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来自非法出版物，说林彪在空中用电话与广州联系，得知广州已去不成时才决定改航北逃的。

　　稍有一些飞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飞机上的通讯设备除了短波、超短波电台通过机组通讯员与地面飞机指挥调度人员进行联络外，不存在乘客与地面直接通话的事情，就是专机也没有这种设备。使用移动电话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而且，为保证飞行安全，规定空中不准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可见林彪与广州直接进行空地联系的说法有多么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