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剑三重制版苍云怎么样:刘文典、沈从文、蒋廷黻、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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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恃才自傲，狷介无比
刘文典，安徽合肥人。原名文聪，字叔雅。1889年12月生。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学习，因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该校教师陈独秀、刘师培的赏识,并受到他们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刘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学。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时代的他怀着满腔激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于佑任、邵力子等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13年再度赴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秘书。
1916年，刘文典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1923年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继《淮南鸿烈集解》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叔本华自我意识说》、《佛兰克林自传》、《美国人之自由精神》等外国学术论著。
刘文典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中
1938年
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他在云大担任“龙氏讲座”，后一直担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朋友曾动员他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镜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他在云南大学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介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一级教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正当他准备完成计划中的学术著作时，不幸于
典故：
1，刘文典与沈从文。刘文典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但恃才自傲，狷介无比。他说中国懂得庄子的共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另外一个就是他。如此自夸非信口开河。他连搞新闻学的沈从文都看不起，评沈
2，刘文典与陈寅恪。刘文典并不是一概狂傲，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
3，勇斗蒋介石。刘文典才高学广，蒋介石抬举他为国宝，可他不买账。在安徽大学校长的任上，为学生运动的事，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敢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
刘文典不甘示弱，也动粗还之，当众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蒋捂着肚子，疼得脸上直流汗。蒋介石并未让左右把国宝五花大绑拿下，以刺杀领袖未遂定罪，只下令关押了七天，好像是以“治安条例”殴斗处理的民事案。
探究历史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
此事轰动一时，风传学界，刘文典被视为敢做敢为的民族英雄，声震天下儒林。
出狱后，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必须滚出安徽！”看来还是给出路，没放逐到国外。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他到清华大学出任国文系主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没因有踢蒋的历史不许人用，组织部也没对他内控使用。
蒋介石杀了很多人，但对两个人是很宽厚的——一位是张学良，软禁之时，有夫人陪伴，有厨师伺候，可以散步、钓鱼，宋子文整汽车的送洋酒罐头。蒋对刘文典这个国宝也是宽大为怀的。
出处：云南大学档案馆
*（刘文典）放言：“普天下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刘文典，半个天下人共分之。”
蒋介石为何扇刘文典耳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平津。根据国民政府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所高校撤出平津，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然后转赴昆明组纪西南联合大学。这个联合大学共存在了九年，培养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等优秀人才，直到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才相继回到原地。
时在清华大学史学与中文系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随校南迁，未久，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成立，傅斯年兼任所长，聘陈寅恪为兼职导师（陈寅恪自1928年起，一直兼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研究员），为照料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宜，傅斯年与陈寅恪在昆明靛花巷三号，文科所租赁的青园学舍住过一段时日。
此时日机对昆明轰炸正酣，为了躲避轰炸，傅斯年命人在楼前挖了一个大土坑，上盖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此时住在三楼的陈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视力模糊，行动极其不便。加之陈氏本人有睡早觉和午觉的习惯，傅斯年怕陈寅恪听不到警报，或听到警报因视力不济遭遇危险，每当警报响起，众人大呼小叫地纷纷向楼下冲去，傅斯年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不顾自己极其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喘着粗气，大汗淋漓地向楼上急奔，待跑到三楼把陈寅恪小心翼翼地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入土”，才算了却一件心事。满身霸气，整日仰头挺胸，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的傅斯年，竟对陈寅恪如此敬重阿护，一时在昆明学界传为佳话。
陈寅恪的学问人格，不仅得到了傅斯年等学界大腕的尊重，即是当年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朱自清等辈也倍加敬重。时为清华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年龄比陈寅恪大一岁，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早在1907年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语言，回国后曾一度担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1917年，刘文典受陈独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担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和翻译。经过数载苦钻精研，终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鸿烈集解》与《庄子补正》十卷本震动文坛。刘氏因此两部巨著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史大家之一，影响所及已超出学界而步入政坛，曾一度被蒋介石抬举为“国宝”。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刘文典，不但不把一般的学者文人放在眼里，即是位高权重如蒋介石者，同样不为其所重。1928年8月，刘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创办安徽大学，出任文学院院长，行校长职。11月，安大学生先是与省立第一女中校长程勉发生冲突，继而由于军警弹压引发声势浩大的“皖省学潮”，一时四方震动，舆论哗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孙孟戟不能解决，恰遇蒋介石巡视到安庆，蒋氏闻知此事，性起之下，当即决定要份成戏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见刘文典予以“训示”。
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的名望大增，号称中国独一无二的铁腕强人，世人多有敬仰者，但刘文典却不把这位事实上的一国之主当作一盘菜看待。在刘氏眼里，蒋氏只不过是只知操枪弄炮打混战的“一匹夫尔”。
当刘文典被一帮军警带入省府堂厅后，见蒋氏端坐大堂正中欲作审训状望着自己，略吃一惊，又很快镇定下来。刘既不脱去帽子，亦不向对方行礼，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作不屑一顾状。蒋氏一看对方的派头与架势，头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窜起。刚要发话，又见刘文典自身上掏出烟盒打开，抽出一支香烟，径自擦着火柴点燃，旁若无人地猛抽开来，烟雾直冲蒋氏的鼻孔。对抽烟喝酒之徒尚来极度厌恶的蒋介石见刘氏做出如此颠狂之态，认为是对自己这位国家最高统帅的大不敬，是佛头抹粪，太岁头上动土，灶王爷跟前撒尿，心头之火再度窜起，当场严厉斥责刘氏身为国立大学校长，识文解字，为人师表，竟如此混账，对本公无礼云云。面对大动肝火的蒋介石，刘文典仍坐在原处仰头喷着烟圈，鼻孔朝天，极其鄙夷地哼哼着。蒋介石越看越恼火，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愤怒，猛地蹦离座椅，冲上前来指着刘文典的鼻子，让其交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与煽动学潮、带头打砸抢烧的共党分子，严惩罢课学生等等。
见对方如此轻佻，刘文典也顿时火起，照样蹦将起来，用“初类饥鼠兮终类寒猿”的奇声怪调，反指着蒋氏的鼻子厉声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带好你的兵就是了；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自会料理，由不得你这个不成器的狗东西新军阀来多管闲事！”
蒋介石怒火冲天，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尔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也不敢示弱，抬脚照准蒋介石的小腹猛地踢去，蒋介石低沉地呼了一声，随即弯腰抱住小腹，额头渗出汗珠，摇晃着身子喝令手下卫士将刘拿下，以“治学不严”的罪名扭送局子下了大牢，并宣布解散安大，把为首滋事的共党分子捉拿归案。
消息传出，安庆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到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释放刘校长，收回成命。同时，安大师生致电时为教育部长部长的蒋梦麟、学界领袖蔡元培、胡适等人请求援助。后经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从中斡旋，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力保无其它”（南按：意为刘不是共产党），并说刘有“精神不正常的老病”，蒋介石才以“立即滚出安徽地盘”为条件，在关押了7天后予以释放。被释放的刘文典蹦着高儿大骂了一通蒋氏乃不仁不义的军阀狂徒之后，卷起铺盖离皖赴京返北大继续任教，次年接受新任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与陈寅恪成为同事，后为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直接上级领导人。——因了这一传奇经历，刘文典名噪一时，为天下儒林士子所知所重。刘氏到北京不久，即会见了“少年同门，中年同事”（南按：同为章门弟子，并在北大任教。）的鲁迅，并大“谈了一通”（鲁迅语）。面对刘文典的精神风骨与气节，为讽刺胡适等人的软骨症，鲁迅在他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曾有云：“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来”云云。一时风传学界，搞得胡适颇为尴尬。
沈从文
---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沈从文(
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 1４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散文集《湘行散记》。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８０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３０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珠》《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rui)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沈从文由于其的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中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和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年表
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军人世家，学名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
1917年参加湘西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驻防辰州（沅陵）。
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
1922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鼓励下自学写作。
1923年去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未被录取。在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开始在《晨报副刊》发表作品，接着又在《现在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
1928年从北京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筹办《红黑》杂志和出版社。
1929年去吴淞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女学生张兆和。这时期的作品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等。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
1931年陪同丁玲营救胡也频未果，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
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文学院讲师；
1938年春，到昆明，继续与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1月，任西南联大中
1948年开始受到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同年，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文物研究。
1949年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
1950年因承受不了政治压力而自杀，获救。
1960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
1969年去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
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0年偕夫人张兆和赴美探亲讲学。
1981年出版了历时15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1983年突患脑血栓，住院治疗。
1984年大病一场。抢救脱险后，说话、行动更加不便。
沈从文作品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篇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主要著作
小说集
《老实人》
《蜜柑》
《雨后及其他》
《神巫之爱》
《龙珠》
《旅店及其他》
《石子船》
《虎雏》
《阿黑小史》
《月下小景》
《八骏图》
《如蕤集》
《从文小说习作选》
《新与旧》
《主妇集》
《春灯集》
《黑凤集》
《阿丽思中国游记》
《边城》 (其中节选《端午节》选入江苏版七年级语文上册）
《长河》
散文集
《从文自传》
《记丁玲》
《湘行散记》
《湘西》
《废邮存底》
《烛虚》
《云南看云集》
学术著作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相关传记
沈从文，《从文自传》，湖南美术出版社
金介甫，《沈从文传》，国际文化出版社
凌宇，《沈从文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创作风格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小说分类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代表作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凉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谢尔以?马悦然于高行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在《明报月刊》中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入选了，而且马悦然认为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1988年，马悦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询问沈从文是否仍然在世，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其实，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
文化界流传，1988年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已经决定文学奖得奖者是沈从文，但因为诺贝尔奖只会颁授给在世的人，因此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凤凰古城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故居[1]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2]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沈从文的生平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
沈从文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去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
沈从文墓地
先生一生中，著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著。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先生从凤凰走向世界文坛，为家乡为民族争得了荣誉。
家乡人民非常崇敬他，县委、县政府与其家属商议，决定将先生骨灰安葬在“听涛”山下。沈家主动自理安葬费。
杜田村“听涛”山距离县城中心
先生一生，淡名如水，勤奋、俭朴、谦逊、宽厚、自强不息。先生爱祖国、恋故乡，时刻关心国之安、乡之勃兴、民之痛痒、人之温爱，堪称后辈学习之楷模，特立墓地，以示永远怀念！
凤凰县人民政府
一九九二年清明立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似水姻缘
苏州一个名叫张吉友的富商，除了拥有万顷良田，热心于结交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还因四个才貌双全的女儿而尽人皆知。后来，这个大户人家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则嫁给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从文。
就在张允和与周有光喜结良缘后不久，她的妹妹张兆和也在名作家沈从文的长时间进攻下举手投降，成为这个情书圣手的俘虏。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三十多部短篇小说集和六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性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
18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
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为了和心爱的人靠得更紧，只身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沈从文小说里面的青衣女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婚外恋的女主角：高青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相遇是在沈从文和张兆和订婚以后，结婚以前。这个时候产生的感情实在是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理解。
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新婚不久，因母亲病危，沈从文回故乡凤凰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地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从文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坚强地度过了艰辛清贫的岁月。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作家和学者沈从文的一段经典文字。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恩怨怨
沈、丁两人都是近代有名的作家，尤其是沈，现代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但对他两人的事迹，我都不熟悉，看过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丁玲的看得很少。忘了在哪本书上看过一个掌故，就是鲁迅误会丁玲是沈从文的事。事程是这样的，丁玲初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无著，走投无路之下，就给鲁迅写信，希望鲁迅给她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丁玲那没有走上文学之路，从没有写过，更没有发表过作品，鲁迅当然是没见过这个名字，就问一个朋友，朋友看了说：这笔迹看上去像休芸芸（沈从文笔名）。于是鲁迅误以为沈从文换一个女性的名字来骗自己，不但不理，还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作了讥刺和挖苦。鲁迅是无形的文坛领袖，对人作褒贬，影响都极大。後来，才弄清确有丁玲其人，鲁迅对此事颇为自责，觉得丁玲回乡是因为得不到自己的帮助之故，却忽略了此事对沈从文做成了伤害，对一个初闯文坛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受到一个前辈的指责，打击一定不少。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著一定的距离。
这事在鲁沈固然是憾事，但在沈丁却在一种特别的缘分将两人拴在一起，这也许也是一种暗示，暗示两人几十年恩恩怨怨的独特的，富有戏剧性的开头。我初听这段掌故时，还以为是沈从文拿著丁玲的信去找鲁迅，原来不是。事实上，发生误会事件时，沈丁只见过一次，是胡也频介绍的，而几天後，丁玲就跑回湖南。
我以前也隐约觉得沈丁应是朋友，却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胡也频的交情竟然是这样好，远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从认识到1930这五年间，除了短暂的分开，三人似乎朝夕相处。那时沈胡是好友，胡丁是恋人，丁玲和沈从文自然也成了好友，且是同乡的关系，总是有说不尽的话，甚至有时两人用家乡话说得热火朝天，胡也频一句也插不上嘴，只好在一旁发呆。沈丁的关系这样好，以至胡也频也曾怀疑过他们，而外面更是谣言满天飞，说三人出即同行，睡就同眠，对三人同住，关系亲密作了许多暧昧的猜测。其实，沈从文和丁玲从没有男女之情，更没有过什麼出轨的事，由始至终两人都异口同声说只是朋友的普通关系。这是可信的。胡丁是恋人，胡也频怎能容忍沈丁在自己的眼皮下，当著自己的面有私情？胡沈一直无比信任，也就反证了沈丁的纯洁。那时大家都是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而且年轻人有梦想，有希望，有热情，总是想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讨论，所以，即便沈丁的性格完全不同，当时却能聊得来。
後来他们三人还共同办过一份叫《红黑》的报纸，出了数期，因为亏损才办不下去。不久，胡丁加入左联，从事革命工作，而沈从文却一边写作，一边教书，从此，胡丁和沈各奔东西，各自走上各自的道理。1931年，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不畏危险，多方奔走营救不果，不久胡被杀害，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左联五烈士。胡也频从狱中写信求救，就是写给沈从文的，可见对沈从文的信任和两人感情的深厚。胡被害不久，为了安全计，丁玲决定把儿子送回故乡给母亲抚养，也是沈从文护送丁玲回去的。为此沈从文还掉了教席。1933年，丁玲失踪（过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八方打听，还多次文提醒各方对此事件的关注和重视，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继胡也频遇害後作了四万字的《记胡也频》，又创作了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後来才得知丁玲是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沈从文闻信，携著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丁玲此次被捕，疑是被同居的男友名冯达者出卖，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新年---是姓冯的带著便衣摸到他和丁玲的同居处。
胡丁为革命献身精神让人钦佩，沈从文的侠气仗义也叫人敬佩，而沈胡丁三个的友谊，更让人感动。要是故事一直是这样发展下去，这将是一段让後人心仪的故事：近代两位大作家感人的情谊，高尚的情操（当然，後来的破裂，只是有损情谊，未必损及情操）。但遗憾的是，结果竟然是大出人意料之外，四十多年後，两位曾很要好的朋友，不但彻底破裂，而且破裂的方式是这样让人遗憾。
建国初年，丁玲过了一段颇为风光的日子，但56年，当了右派後，更在文革期间，饱受催残的丁玲，在1980发表了《也颇与革命》一文，文中对沈从文在五十年前创作的《记胡也频》，突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改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不惜漫骂："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真的让人敢不相信，丁玲骂的是沈从文，不知情者还以为作者在义正词严正痛骂一个汉奸走狗。
越看越让我难过。或者，对错，不是我可以评定的，更有可能对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十年的酷劫对人性，灵魂的催残和造成人与人间的信任的极大破坏。但我个人还是较倾向和同情沈从文，丁玲的指责实在过火、过分，也是不合情理。就算他们当年确实存在政见的不同，沈从文对新民主义革命没有正确的认识，也毕竟只是个人的倾向，他并没有从事什麼敌对的工作和进行破坏，事後的追究及大义除了借贬低别人来显示自己又有什麼作用？造成丁玲後来政治失意难道是以前的朋友沈从文？作为朋友，沈从文对胡丁是人至义尽，而丁呢？49解放後，沈从文因一直和左联不合，处景甚艰，那时的丁玲却是高官，沈携次子访丁，想丁玲一施援手，但丁玲不但对故人冷冷冰冰，对请求也置若罔闻。绝望的沈从文惶惶不可终日，曾经一度神经出现问题，甚至自杀。要不是沈从文自杀，丁玲还不会亲自回访呢。
唯一让我觉得好过一点的是，对这种横加的指责和辱骂，沈从文一直沉默，没有发表过任何回应，只是在给朋友的信中，流露出不平的心情----这些信件沈从文死後，才由友人公开发表。沈从文用大度包容了一切，没有让遗憾变得更遗憾：昔日的好友，相互指责，口诛笔伐，情何以堪？从此，沈丁彻底破裂，形如陌路人。
据说，沈丁的友情，自从丁玲的被软禁期间就出现了裂纹。1935年，沈母病危，沈从文回乡探母，途经丁玲的家乡常德，因心急如焚，只住了一晚，来不及看望丁玲母亲，而一到家又逼於因当地的情形，不敢久留，三天后就直接返回北京。後来就有人自称是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告诉丁母，说当晚沈从文住在第二师范学校，该校学生建议义沈从文从文去看沈母，而沈从文拒绝，因为当时沈从文的《记丁玲》当在报纸上连载。但事实上，当地根本没有所谓的第二师范学校，而沈从文当晚在常德也不是住学校，而是住在一个朋友开的旅馆，事见於当年所作《湘行散记》中的《一个带獭皮帽的朋友》。丁母听信谣言，後来又告诉丁玲，于是产生了误会。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其事，沈母病危，沈从文有如到奔，心急回去，来不及看丁母，也是人之常情。丁玲是求全责备了。还有就是丁玲误会沈从文拒绝出面营救自己，又加深了误会。
据後人分析，光这些还不足这样，主要原因可能是《记胡也频》《记丁玲》中，沈从文作为旁观者，对一些事实的记述可能有些偏差，甚至是错误，让丁玲觉得感情受到伤害。而且作为朋友，就事论事，沈从文对胡丁两人没有太多过高的称赞，让五十年後的丁玲觉得不快。而且，後半生苦於政治的丁玲，却更在意政治上的定位，最不愿意人们提到她和冯达的事，沈从文的纪实，也就等於揭人创和私隐一样。而且经过三十年苦难的丁玲，变得草木皆兵，也许是需要找个突破口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也许是压抑了太多的愤慨，也许是出自对前夫的爱护，就这样《记胡也频》成了罪状。。。。
掩卷无言。我真的没想到《沈从文与丁玲》这样一个温情的题目，内容竟是两人的恩怨，沈丁两人在别人的误会中结识，最後却在彼此的误会中反目，直到双方去世。看著两个同是时代的受害者，都是善良的人，发生这样的误会，倍令人心酸。
沈从文与书法
要说
虽然
抗战胜利以后，
1982年5月，沈
这
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
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
在《谈写字（一）》里，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强调分工是一个好办法。要有一些专家，明白字的艺术，折衷古人，综合他们的长处，并独辟蹊径，理解字的点线疏密分布，创作出感官上给人愉快，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的字来。当然写字艺术的玩票也是可以提倡的。
沈从文与传记
张家旧事
对一个文化世家几代人老照片的解读。讲述这些故事的，是一位九十岁的才女，记录、编写这些故事的则是另一位才女———只是年龄小了一半。口述者的父亲是蔡元培的朋友；口述者的丈夫是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口述者的四姊妹曾扬名上海学生界：大姐元和是校花，三妹兆和是体育健将———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沈
最后的闺秀
作者：张允和
内容提要 ：
本来没有我，哪来这本小书。感谢老天爷，虽然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却给我一个胡思乱思的小脑子。
解开了绕脖三圈脐带，让我自由呼吸。可是我的心脏只有一条线，是医生给我这条命。经过了风风雨雨，欢欢爱爱的心水流年。居然活到九十个春秋，活得逍遥自在，充实、愉快！
喜欢故作聪明，自我解嘲。写点芝麻、绿豆的杂文、歪诗，不登大雅之堂。这样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
编辑推荐 ：
解开了绕脖三圈脐带，让我自由呼吸。可是我的心脏只有一条线，是医生给我这条命。经过了风风雨雨，欢欢爱爱的心水流年。居然活到九十个春秋，活得逍遥自在，充实、愉快！
喜欢故作聪明，自我解嘲。写点芝麻、绿豆的杂文、歪诗，不登大雅之堂。这样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
作者简介 ：
张允和，1909年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名门望族，是中国近代著名才女，著名昆曲艺术研究家，是著名语言学家
目录 ：
前言 叶稚珊
人之初
父母恩
棠棣花
儿孙福
沈二哥
两口子
伤痕篇
忆恩师
爱昆曲
长相忆
后记 许宜春
书摘：
奇怪，不但鼻子和嘴唇在动，小瘦手似乎也要举起来，仿佛在宣告：“我真正来到了人间了!”
这一下老祖母又惊又喜，站立不稳，身子几乎倒下来，布满了红丝的眼睛闪烁着生命的光耀。她忙叫着：“活了，活了，你们看!”大家拥向脚盆边。果然，婴儿十分轻微的啼声都能听见了。一屋子的人都沸腾起来。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是在闷热的产房里，大家高兴地叫喊：“活了!”“真的活了吗？”门外的人也跟着喊，“真的活了吗?”
天空闪烁着电闪，照得产房里通亮。天空中霹雳响的雷声像炸弹一样爆炸开来。人们所希望的大雨，马上就要来临。可是产房里的人们没有看见明亮的电光。看到的是，一个小生命的
更大的光亮，她们的耳朵也对雷声有感觉。这小小婴儿的十分轻微的哭声，不是哭声，是笑声，遮没了巨大的雷声。
老祖母阻止了人们的欢呼，生怕把那娇小脆弱的孙女儿吓死。收生婆连忙从脚盆里轻轻地抱起了婴儿，这真是捧了一个活宝贝了。
真是奇怪!一个平凡的女人，就是这样不平凡地诞生的。
三妹比我用功，她定定心在中国公学读完了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我却先后读了三个大学。在中国公学两年，一年预科，一年“新鲜生”。就转学光华大学，也是第一批招收女生的大学。“一·二八”战争，苏州到上海火车不通，我坐轮船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了一学期。最后，又回到光华大学戴方帽子的。
大学里收女生是新鲜事，男生对我们女生既爱护又促狭。他们对女生的特点很清楚，挨个儿为我们起绰号。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名字我疑心是沈从文起的。原来男生替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鹦哥”，因为我爱穿绿；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可这个绰号见过报的。你如不信，可在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新闻，《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平时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五个姓张的是：张兆和、张允和、张萍、张依娜、张X X。队长是三妹。我对运动外行，身体瘦弱，人一推就倒。可我喜欢滥竽充数，当一个候补队员也好。
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参加的
周围是那么宁静，天空是那么蔚蓝。只有突突的心跳、淡淡的脸红在支配宇宙。
走啊走，走上了石堤。她勇往向前。他跟在后面。谁也不敢搀谁的 ……
合肥四姊妹
金安平著 凌云岚、杨早译
作者描绘了一幅和睦美满的画面，充分展示了旧式大家庭温情脉脉的一面，足以让习惯于批斗地主刘文彩、贫下中农的血泪控诉的人们惊诧错愕。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在这让人感动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种无形的残酷。除了这无形的残酷，还有无形的悲凉。
解启扬（本报书评人）
老实说，要不是看到“保姆”一章，我不太可能看《合肥四姊妹》这样的书。
虽然这书有很多卖点：很多人对名门望族、侯门深院、大家闺秀怀着窥探性的兴趣，书做得漂亮，很多图片，张充和秀雅的题签，作者金安平又是史景迁的妻子，有折射的名人效应。但毕竟已有《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等一堆书出版在前，十姐弟两度出版家庭刊物《水》，四夫婿（顾传玠、周有光、沈从文和傅汉思）比四闺秀（元和、允和、兆和、充和）还有名，元和大龄下嫁昆曲戏子轰动一时，沈从文的爱情惊动了胡适，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了杯甜酒”，二姐著名的一字电报“允”，充和与德裔美籍汉学家的异国恋情……张家的这些逸闻也耳熟能详，我需要一个特别的翻开这本书的理由。
全书十三章，祖母、父、母、四姊妹都单独一章，但对我来说，唯有干干们的故事才是全新的内容。原来，张家背后还有很多家，四姊妹后面也有很多别的女子，她们怎么生活？怎么理解世界？没有人关注，但他们都曾认真地生过、爱过、活过，然后死去，无声无息。
其实这一章命名为“保姆”非常不准确，张家的“干干”和现代的“保姆”完全是两回事，她们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低贱为奴，但事实上承担了部分母亲的角色，每个孩子从喝奶到成年前，都由一个专职干干负责照顾，她们与孩子同床睡觉，形影不离，甚至负责教育，汪干干对她分管的宇和就“管头管脚”，吃饭不准咂嘴、撒饭粒，不准吹口哨。
干干们各有特色，女主人陆英（四姊妹的母亲）在仆人中发动识字运动，兆和的朱干干最勤奋，学习意志最坚强，坚持练习用九宫格写大字，晚上和兆和一人睡一头，见了不认识的字，便把兆和踢醒了问。兆和每每胡乱应对了以便继续睡觉，碰到不认识的字也要胡诌，免得丢脸。朱干干不久便能自己写信给孩子，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兆和结婚时，很在乎这个倔强清高的干干对夫婿的评价。
有的干干等于是《红楼梦》里所谓的“家生子”，她们跟随做干干的母亲，在张家大院、和张家孩子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她们被称为“大姐”，而不是干干。郭大姐曾是秀才娘子，夫死后并不以回张家为辱，或因此难过，她文化程度高，擅长弹词，乐于当大家的活宝。高干干颇有才华，记忆力超人，是陆英的得力助手。她的女儿金大姐也是夫死后回来帮佣，金大姐帮助定和走出婚姻破裂的阴影，整个战争期间无偿为张家干活，战争后张家姐妹回到苏州，拮据得不能安家，又是她送来日用家居用品。
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能在这让人感动的情下面，感受到某种无形的残酷。张家孩子和干干的男孩女孩们一起玩、冒险、读书，甚至吵架。可是，长到十四五岁，主仆间鲜明的鸿沟就出现了，大小姐就是大小姐，仆人的孩子就是仆人的孩子。从姊妹的角度，这让她们“失望”，觉得不该长大，以至于友谊结束。但在“奴隶的女儿”眼里，这“友谊”未必那么纯粹，她们除了跟小姐们一起读新书，接受新思想以外，还受到了别的什么样的教育，这是小姐们不知道的。我所看到的干干们的故事，是
悲凉之二，是所有的保姆都“对新事物非常抵触”，“对摩登事物心存怀疑”。汪干干用词粗野，不敬佩读书人，一身毛病总花很多钱用偏方治疗，宇和在校演戏回家晚了，即遭讽刺：“表演，'裱’什么'眼’，还糊鼻子呢。”。男主人对西方艺术的爱好让她们难堪，她们从雕塑面前过时总掩着眼不去看那些裸体，认为太丑、“不知羞”。她们对文学有自己的欣赏，不喜欢揭露社会不公的现代话剧，而偏爱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传统戏曲。朱干干对于兆和嫁给沈从文非常不满意，因为看不起沈从文是写白话小说，而且小学都没毕业。兆和生孩子让朱干干去北京家里帮忙，事先把沈从文写的书都藏起来，免得朱干干看了没好评。结果朱干干看了书架上巴金和老舍的书，评价说“稀松平常”、“比旧小说和唱本差多了”。所有的干干都不喜欢新式婚姻，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姐亲自挑选丈夫。她们认为婚姻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个前提本身就有问题，因为自由恋爱不能持久。可惜，
最后我要说，我很喜欢全书讲真话的态度，比如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假装说元和或兆和的婚姻很幸福，也没有美好和渲染她们的“高贵”。这是一个学者、而不是追星族的态度。
沈从文与四姊妹
沈从文是位美男子。
不光是他长得秀气文雅，更指他的生活方式和为人处世，尤其欣赏他对三三（张兆和）的痴情和宽容。
恕我愚钝，虽从小爱看文学书籍，即使同为湖南人，然而拜读过世了的湘籍作家里，却并没包括他，倒是很欣赏以前与沈从文在北京同为“北漂一族”时且结交甚密的“女强人”——丁玲。具体内情及后续故事也是后来才知晓的。
具体说来，我是通过巴金和萧乾才开始对沈从文的书产生兴趣的。他们均是沈从文的好朋友。巴金来北京，经常住在沈家里，两人早晨写小说，巴金一口气写几千字，而沈从文字斟句酌，不到一千字。萧乾则是由沈从文领进北京当时著名的林徽因“太太客厅”，从此走入文坛。
读了他的《边城》、《长河》，愈发觉得自己是孤陋寡闻，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位把故事写得如此凄美细致的作家存在，我为自己汗颜。
好几周前听广播，就知道一本叫《合肥四姊妹》的新书出版了，还很获好评。作者是个台湾人。当时听了些片段，感觉很吸引人。不过到昨天才在书店看到。封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家四姐妹的合照，大姐张元和，二姐张允和，三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因为一直对沈张之恋好奇，我直接就翻读了关于张兆和这一部分的内容。
据我发现，迄今还没人解释当初沈从文为什么会看上张兆和并采取车轮式的进攻，当事人好像也没给出我们足够的材料。我在想，是因为沈和其他人一样，趋大众之所势，一起“围攻”张呢，还是张兆和身上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让沈能努力实践师生恋，因为张家其他的姑娘也很不错。
张家四姐妹，指的是苏州合肥张家。出身名门，曾祖张树声是晚清高官，父亲张吉友是民初教育家，四姐妹则是第一批中国公学预科女生。她们是：大姐张元和(嫁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姐张允和(嫁给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姐张兆和，四妹张充和(嫁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前面三个姐妹，嫁的都是当时社会名流。而三姐张兆和，因为沈从文的追求，名声最响。在中国近代史上知名程度仅次于宋家三姐妹，这四位女子分别于1907~1914年出生。张兆和是1910年出生的。
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被广大男生雅称为“黑凤”、“黑牡丹”。这很张家人感到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大姐张元和才是第一号美人。而兆和皮肤黝黑，还显得婴儿胖。
但在中国公学里，兆和身后确实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
二姐张允和曾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沈从文从看到张兆和开始，就动心了。自卑木讷的他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于是悄悄地给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
老师的情书一封封寄了出去，点点滴滴滋润着对方的心。女学生张兆和把它们一一作了编号，却始终保持着沉默。后来学校里起了风言风语，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
兆和把信拿给胡适看，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胡校长答：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兆和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兆和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没有得到校长胡适的支持，张兆和只好听
一切看起来好像是沈从文对兆和一见钟情。然而在兆和看来却完全不一样。处于青春期的少女明言不接受这样的爱情，她认为爱情是霎那，之后又要看到平淡和冷漠。为此她还和二姐允和争论了一晚上而没得出实质结果。沈从文后来写信说，不管你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总有顽固和偏见跟随你。沈对张的个性认识竟然是如此透彻。
时间在过去，沈从文的居住地也在不断变化，从上海到北京，又到青岛。然而不变的是他不断写给兆和的信。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莫生我的气，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如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的。”
1932年夏天，张兆和大学毕业回到了苏州的老家。沈从文带着巴金建议他买的礼物——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敲响了张家的大门，二姐允和出来招呼了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允和对站在太阳底下的沈从文说：你进来吧，有太阳。沈从文不进来，允和就告诉他三妹上图书馆去了，不在家，让他进来等。沈从文听完说了声“我走吧”回头就走了。沈从文回到了旅馆，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满脑子尽是张兆和的音容笑貌。
三妹回来后，允和把她骂了一顿：你假装用功，明明晓得他今天要来。兆和说：我就是用功，哪晓得他这个时候来啊。允和让妹妹大大
他在信里写道：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兆和的父亲开明地答：儿女婚事，他们自理。
带着这份喜悦，两姐妹便一同去了邮局，给沈从文发电报。允和拟好的电报是：山东青岛大学沈从文允。很简单。兆和的则是：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了，但邮局没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与沈从文订婚之后，张兆和只身来到青岛，由沈介绍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专心于写作的沈从文在生活上一塌糊涂，一次洗衣服时，兆和发现了一张揉碎了的当票。原来沈从文把兆和的一只戒指当了，却忘了取回。
婚后，实际的生活困难就出现了。然而沈从文始终是个充满美好想法的人，在去湖南湘西老家的路上，他还坚持给他的“三三”写情书。
“——为了只想同你说话，我便钻进被盖中去，闭着眼睛。你瞧，这小船多好！你听，水声多幽雅！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说话！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必担心那掌舵人。他的职务在看水，他忙着”。船真轧轧的响着。可是我如今同谁说去？我不高兴！
——你们为我预备的铺盖，下面太薄了点，上面太硬了点，故我不暖和……
——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当别人问起张兆和的情况来，沈从文恨不能说，她就在我的口袋里呢。
他把对兆和的思念揉进了《边城》，揉进了《长河》。翠翠和夭夭不正有“三三”的影子吗？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得不去面对。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尤其是两个孩子出世。沈从文困惑了，不光是对自己的写作，也对以后的生活。他们都困惑了。而此时沈从文表现出很大的宽容和男人的爱心来。
他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即使这样他在信里对兆和的称呼仍是那样深情，从“三三”、“三妹”到“宝贝”、“小妈妈”。
天才的沈从文怀着单纯的“乡下人”思维去喝着“甜酒”，其中滋味或许只有他们知晓。
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在《从文家书》里这样说：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沈从文的美总是让我们想起《边城》的结尾，
“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蒋廷黻（1895—1965年）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生于
1935年12月蒋廷黻以非国民党员的学者身份参加国民党政府，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从此离开清华大学。后从事外交事务，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
蒋廷黻非常重视中俄、中苏关系与东北问题的研究。于1932年写成《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中从顺治到咸丰部分，以后又发表有关文章多篇。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廷黻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出版社），译著有海斯著《族国主义论丛》。
南开名人堂－蒋廷黻
（1895-1965），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人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入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
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对史学的贡献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蒋廷黻曾撰写《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
教育主张及实践
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入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对我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学识个性与为人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人，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竟争。
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著名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人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的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梅贻琦--清华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
梅贻琦，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1904年南开中学第一期学生，与周恩来交往甚密。当时周恩来经常到梅家找梅贻琦温习功课，有时候通宵达旦。1908年梅贻琦入保定高等学堂，“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回国后于1916年担任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大学物理教授，先后任教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1931年—1948年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暂时以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身份主持校务。1937年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筹备复校。1953年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奉召返台，在台湾新竹将清华大学复校，并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1958年7月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1959年兼任中华民国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副主席。
梅贻琦晚年居住在美国和台湾，并在台湾新竹恢复国立清华大学。其夫人韩咏华，应周总理之邀，1977年由美国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邓颖超的热情接待。宴请时，特意由天津狗不理的名厨师做了一桌天津菜。八年抗战期间，梅贻琦仍是清华大学校长，并主持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务（任联大常委）。西南联大的存在和发展，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回到北平，梅贻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在他任校长的17年里，清华大学得到长足发展，全校设有文、理、工、法、农等5个学院26个系，在校师生2400多人。梅贻琦于1955年由美去台湾，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扩展为新竹清华大学）。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医院疗养。1961年2月奉准辞教育部长，仍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2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62年5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叶公超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他。“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名言身为世人推崇。梅校长对清华大学的成长贡献巨大，受到所有清华人的崇敬。
往事略集
▲梅贻琦的选择
在清华的校史上，有一位校长与北大校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之校长卒于同年，这就是梅贻琦。梅贻琦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不过，不要因此就以为清华的校长是好当的，情形恰恰相反，
梅出长校长的时候，国内情势风雨飘摇，学潮起荡，尤以北大清华为甚。以清华来说，驱逐校长的运动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清华的学生们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梅贻琦为人重实干，时人称之为“寡言君子”，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佐证，他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
与胡适之相比，梅贻琦显然没有“暴得大名”的
1948年底，傅作义将军息兵，共产党军政人员开始驻入北平。梅贻琦和当时许多大知识分子一样，面临着走还是留的选择。关于这一点，许多人的记忆并不相同。据梅的学生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当时对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经保护过，但是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学校，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列主义，也不大赞同当时的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联想到储安平“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产党统治下是可有可无”的话，我们可以说梅的判断和选择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时局的看法。
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了，昔日的西南联大中的南开由私立改为国立，并且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了保留，而且还接受了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独独清华在这次院系调整中元气大伤，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梅贻琦在清华建立起来的“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也荡然无存。此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55年，梅贻琦由美飞台，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与酒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
曾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
1947年，抗战胜利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的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贻琦生于天津。其父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甚而失业，家境亦每况愈下，“除去几间旧房庇身以外，够得上是准无产阶级了。”
但梅贻琦的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对子女的教育。梅贻琦自幼熟读经史，且善背诵。他的同仁回忆说，有一次梅贻琦表示，“假如我们之中有谁背诵任何中国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梅贻琦后来成为天津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也是首批清华招考的留美公费生。其同届同学
当时人们留美都选的是中国人熟知的学校，比如
梅贻琦曾撰文总结自己的 留学观，他告诫行将赴美的学生，“
留学欧美的经历影响了梅贻琦。他甚至于全盘接纳希腊人崇尚体育的精神。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很瞧不起体育，一度把体育课的学时和任课教师砍去一半，把享有声誉的
▲“王帽”与有荣焉
梅贻琦从1931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梅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清华前身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1929年他到清华教书时，清华已经有两年大学班了，那时的清华，报名人并不太多，例如录取150名学生，报名不过400人左右。而梅贻琦任校长，不到10年时间，清华便声名鹊起。
其实早在1926年，梅贻琦就被清
盛传梅贻琦时的清华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任何一门课，59.99分的成绩也要重读，没有补考，然而绝对公正。
至于另外一个机构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立法、决策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也
梅贻琦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场总是王冠齐整，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校务则采分层负责制，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
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归北平，由于日军的严重破坏，图书及一切设备，大部分需要重新购置。有许多带有“清华”字样的卫生设备、书籍等，还要从城内卖破烂摊子上买回。然而由接收到开学，仅仅数月，就初步恢复规模，每位教职员搬入清华园的当天，家具、炉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达。
清华如此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依然延续，并无间断。
西南联大时，主管校务的职能部门首长，无一不是饱学的名士。校委会秘书长杨振声是中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自由探讨之风盛行
“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回忆。梅贻琦在礼聘教师方面，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务长时，他实际主持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院务。曾亲自到火车站接
王国维1927年夏在颐和园自杀，也是梅贻琦亲自去园内收殓并料理后事的。
延揽人才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得到极好的体现，华罗庚从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先做小学教员，后为店员，被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加以培养；又破格从一位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而且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访问研究”；最后又破格未经讲师、副教授阶段而被聘为教授，上述过程大多是在梅贻琦的亲自过问下实现的。
梅贻琦特别鼓励中西学术交流，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讲学与在国外发表论文。
他实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欧美研究，学校开支一半薪水，还给予往返路费。这个传统在西南联大时结出硕果：西南联大的教师名士如云，共开出1600门课程，且各人学术及兴趣爱好迥异，互为印证。
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留有长髯，身穿长袍，颇有道家气象。一次他去授课，路遇金岳霖，金岳霖问：“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两人大笑，擦身而过，各自去上课了。
学术自由与独立思考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蔚然成风，且大大滋养了学生。
▲中间立场
梅贻琦曾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
梅贻琦认为，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根本。
长沙临时大学期间，学校请来名人讲演，各种人物都有，如陈独秀、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等。
对于学生，梅贻琦一律采取爱护的态度。抗战暴发前夕，当时的抗日情绪非常激昂。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的治下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有命令不用枪弹。因此竟被同学缴了械，领队的团长也被扣留，运输车辆亦被掀翻。当晚，竟有一师军力的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叶公超回忆，当时他和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等聚集在梅贻琦家中商议怎么应付。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贻琦静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友兰问梅贻琦，“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 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忍不住说，“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
梅贻琦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结果当时有20名左右的同学被捕，大都是无辜的。
第二天梅贻琦召集全校同学讲话，以极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同学：“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盲从是可悲的。徒凭血气之勇，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贻琦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太准确的。”最后梅贻琦表示：“你们还要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持学术上的独立。”
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的岁月里，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中既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也有国民党直属区党部，有三青团直属西南联大分部，此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
▲两岸清华校长
1948年12月，北平即将解放。梅贻琦搭乘国民党的飞机南下。国民党政府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梅贻琦维持了一贯的中间立场，他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终婉谢。他依然属意教育。
在为数不多的论著中，梅贻琦充分表达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拟纲，潘光旦代笔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中，梅贻琦表示，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令他忧虑的是，“近年来国内工业化运动的趋势，似乎过去侧重技术之用，而忽略了理论之用和组织之用。流弊所及，一时代以内工业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国大业受到不健全的影响却是大事。”
1955 年，梅贻琦由美国飞台湾，开始用清华基金会利息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也就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前身，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曾在这里就读，梅贻琦因为一手奠定了台湾的清华基础，被称之为“两岸清华校长”。
两个星期后，在有各方人士参加的场合下启封。打开提包一看，原来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非常清楚。
梅贻琦后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校园内，取名为“梅园”，园内有校友集资兴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
教育思想
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
在那篇梅贻琦拟纲，潘光旦执笔的文章中，梅贻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这一核心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这种任务应该由其他教育机构来承担。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其次，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指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在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还用了足够的篇幅论述教师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梅贻琦认为，教师不单要能“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话至今多为人们所征引：“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为著名的“从游论”。
最后，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
德育观念
在德育中，
在德育中
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
群育则是
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当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后来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学生“服务社会，团结合作”的精神，就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之外再加一个“群育”。对于这种提法，梅贻琦显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教育名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