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区教主:纪念那些逝去的良知

钱初颖
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
在一位成功企业家的案头看到梁漱溟先生的书，小时候就经常听到梁漱溟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使我联想到毛泽东。
1953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小组讨论时，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
梁先生认为，共产党在依靠农村和农民革命成功后，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农民干部亦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近几年来工人生活提高很快，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以后的几天会议，对梁先生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梁先生不顾一切地要求发言，并与毛泽东激烈争吵，直到有人在会场上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
“大鸣大放”时，朋友建议他“出出气”，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这并不代表他屈服或害怕。文革中梁先生处境十分艰难，却发言反对批林批孔，认为林和孔根本扯不到一起。他的行为无疑引火烧身，因此受到了大批判。处境变得雪上加霜的梁先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76年，梁先生在政协会议上指出“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在高层，梁先生是第一个公开讲话否定“文革”的人。他的这个观点，不仅被许多经历过文革的人，也被当前许多青年所接受。
梁与毛同岁，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初识毛时，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
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梁先生完全不顾可能受到的打击，为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毛泽东去世后，却反思、检讨，体现了大师的品质。
1953年毛泽东给出的解释是：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毛泽东去世后，梁先生说：“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没有什么。”
今天，梁先生提到的三农问题仍然存在，只是城市工人已经没有了铁饭碗的保证。激烈的争论重新开始，争论的出发点却被各路利益所替代。当年的争论没有个人的利益，时代背景、世界形势以及表达方式是决定成败的因素，但世间是没有后悔药的。
世界上没有救世主，谁都会犯错误，大师、领袖也不例外。梁先生始终没有将毛泽东当成神看待，几十年后，90岁高龄的梁先生说起毛泽东：“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创新思维的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期间是我父辈的导师，他的孙子和孙女分别是我小学、大学的同学，对他的记忆从文革前受到的大批判开始。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连我们这些孩子也有一种莫名的紧迫感。
周先生却通过发表文章，坦诚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对主要观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诠释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种与当时阶级斗争氛围相左的观点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焦点。1963年至1964年两年间，“商榷”文章蜂起。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有人为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当时的印象，许多文章都是拉着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做虎皮，站在思想的距高点评论周先生的 “合二而一”是对毛泽东“一分为二”的反叛。1965年毛泽东来到上海，与周先生在一座老式别墅里畅谈哲学、旧体诗，并一起吟诵李商隐的诗。
周先生和毛泽东同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他撰写的《世界通史》采取诸区并立、同时叙述，打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旧的世界史框框。文革中周先生在牛棚里听毛泽东的谈话录音，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现在看当年的争论，依然具有时代的意义。
当年毛泽东为中宣部编的，有关这场争论的小册子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毛泽东的序言没有偏护哪一方，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氛围、背景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从周先生的“时代精神汇合论”中，毛泽东读到了什么?而“时代精神汇合”在文革中却得到了实践的证明。
今天的中国，汇合了怎样的时代精神?
和梁漱溟先生一样，周先生始终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可以进行思想交锋的人。毛泽东去世时，周谷城赋《哀悼毛主席逝世》七律一首。
结语
梁漱溟先生、周谷城先生以及那一代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是我心目中真正的大师。他们的一生经历了中国政治、社会的巨大变幻，却始终保持了独立思考的特质。他们的诤言，至今依然有现实意义。
他们留下的这些往事，今天读来，依然十分感动。是今天无利不图的社会心态下，很难体会到的情怀和境界。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那些逝去的良知。为了呼唤追求真理的求索和独立特行的精神。
以周先生早年发表的《教育新论》中的话为自勉：有用之才又必切乎中国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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