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变成丧尸咬死父亲:[转贴]《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

一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是“十七年”里特别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一出版，即博得广泛的赞誉。人们争相送上“巨著”、“史诗”一类桂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的一些主流作品，又被一些人称为“红色经典”。而《红旗谱》，则是所谓“红色经典”中的“红色经典”了。

《红旗谱》的版本之混乱，不仅在“十七年文学”史上很罕见，在整个新文学史上，也是很突出的。各种不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和相关研究资料，在介绍《红旗谱》的问世时间时，往往并不一致。二○○七年七月五日的《中国商报》，发表过《〈红旗谱〉的老版本》一文，作者张立。张立自称收藏有六种版本的《红旗谱》。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燕赵学术》二○○九年秋之卷，发表了田英宣的《谈〈红旗谱〉的版本》一文，对《红旗谱》的版本做了较精细的考索。据田英宣说，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出版的《红旗谱》，是最初的版本。《红旗谱》初版问世后，梁斌又三次修订。这样，就有四种内容不尽相同的《红旗谱》行世。除中国青年出版社外，其他一些出版社也出版过《红旗谱》，这就更增加了《红旗谱》版式上的混乱。

“文革”期间，我读过《红旗谱》。是何种版本，当时没有留意。但我那时没能读完。那时我上中学，《红旗谱》是如雷贯耳的“名著”。好容易借到一本，兴奋地读起来。但这种兴奋很快便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嚼蜡般的感觉。虽然味同嚼蜡，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读着，总想把它读完。但读到“反割头税”的部分时，书被父亲没收，并亲自送还。于是我初次对《红旗谱》的阅读，便半途而废。至于父亲为何没收，我到文章最后再说。

读了一半的《红旗谱》，给我留下的是味同嚼蜡的记忆。是我那时鉴赏能力太低，以致感受不到这“伟大的史诗”之美妙吗？———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二○○四年三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红旗谱》作为“中国文库”第一辑之一种出版。我买了一册，并且再次硬着头皮一字一句地读完了。这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二○○四年三月出版的《红旗谱》，在书末附有“本版次编辑说明”，其中说，“为了尽量保持作品原貌，小说内容据我社一九五八年一月第一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北京第十二次印刷本排出”。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一月版的《红旗谱》，常被认为是该书的初版本，但这是一种误认。田英宣说：“……各记载中的中青社一九五八年一月版当为初版翻印本。此本封面颜色为鸭蛋青色，封底出版日期与初版有异，其他如扉页、正文、封面设计都与初版别无二致。《红旗谱》出版后震动文坛，老少读者竞相捧阅，一时洛阳纸贵，出现一两个月就增印一次的现象一点儿也不奇怪。”（1）这让我知道，我所购买、阅读的这本《红旗谱》，是据初版本排印的。《红旗谱》后来虽修订三次，但当人们谈到《红旗谱》时，还是指最初版本的《红旗谱》。我在本文中分析的，也是这未修订时的版本。

这次重读《红旗谱》，读了不到三分之一，我就明白，当初的味同嚼蜡之感，并非因为鉴赏能力不够，而是因为，这“史诗”、这“名著”，这至今仍被称作是“精品”、“经典”的东西，确实是极其拙劣、不堪卒读的。

“十七年文学”史上有一部分作家、有一部分“名著”的作者，本来是文化程度很低、文学修养几近于零的。《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当高玉宝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高玉宝》时，还是一个“文盲战士”。高玉宝后来自述道：“我这个文盲战士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的那种艰难的苦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和小说……那时我写小说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我想写的事儿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就有九个字不会写……怎么办？我只好想个笨办法，不会写的字，就用画图和各种符号来代替，我为写这本书累得吐了血。”（2）“十个字就有九个不会写”，以致回到“象形文字”时代，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文化积累薄削、文学欣赏经验贫乏，在那时期的作家群体中，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写《红旗谱》时的梁斌，当然比写《高玉宝》时的高玉宝，文化程度要高出许多。按当时的标准，梁斌应算是知识分子。在写《红旗谱》时，梁斌也已有过一定的创作经验。字基本上不会写，以致只能用图画来代替的情形，在梁斌那里不会出现。但是，从《红旗谱》来看，梁斌显然还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能力。以梁斌的叙事才华，即使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也不可能讲好的。

情节是小说的要素，在长篇小说中，情节尤其重要。《红旗谱》是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品，可以说主要靠情节支撑。而《红旗谱》的情节叙述，往往是荒诞不经、前后矛盾的。可以说，《红旗谱》通篇都是由经不起推敲的情节组成。

细节在小说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精彩的细节，会为小说增色，而拙劣的细节则让人大倒胃口。有时候，一个拙劣的细节，就足以让人不再有读下去的兴趣和毅力。而《红旗谱》中，拙劣的细节则可谓俯拾即是。

人物形象在《红旗谱》这种小说中当然是最为重要的。塑造人物形象，是《红旗谱》的中心任务。情节也好，细节也好，都不过是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段。既然细节和情节是荒诞和拙劣的，人物形象当然也不会有神采。

至于《红旗谱》的叙述语言，是十分单调枯燥的。文化水平和文学修养的欠缺，使得梁斌的词汇很贫乏。写愤怒，无论谁的愤怒，都永远是同样的几个词；写喜悦，无论谁的喜悦，也永远是相同的那几个词。空话、套话，也触目皆是。更有甚者，文理不通的话、荒谬绝伦的话，也时有所见。

《红旗谱》，是一个基本上不会写小说的人写的小说，是一个不具备起码的叙事能力的人讲的长篇故事。这样的作品，居然一问世即“洛阳纸贵”，居然至今仍被一些人说成是“经典”，这倒真是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

二

情节当然有赖于作者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情节的荒诞不经和前后矛盾，首先意味着创作者想象和虚构的能力十分低下。而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者，如果想象的虚构的能力十分低下，那情节的荒诞不经和前后矛盾，就不会是个别现象。梁斌想象和虚构的能力，显然是十分低下的，因而，《红旗谱》全书，不妨说是由一连串的荒诞不经、前后矛盾的情节组成。这里当然不能一一分析，只能略举数例。

例一：所谓“朱老巩大闹柳树林”

《红旗谱》一开头，写的是朱老巩为保护古钟而与地主冯兰池发生冲突，以致气得吐血身亡的故事，这是全书的“楔子”。后面的仇恨、斗争，都与这“楔子”所写的故事密切相关。听说冯兰池要砸古钟，朱老巩决心誓死捍卫之。出事前的晚上，朱老巩睡不着，在油灯下磨铡刀，“磨得刀锋雪亮”。见儿子虎子（也就是后来着力塑造的朱老忠）睁眼在看，便吩咐虎子第二天一早就到千里堤上去“看着”，若有人来砸钟，“快来告诉我”。第二天早晨，虎子果然在堤上发现两个来砸钟的人，便飞速回家报信。当虎子回到家时，“朱老巩又在磨着一把大斧子，听得说，用手指头试试锋刃，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拿脚走上长堤去。他猫下腰，直着眼睛，看着那两个人，压低嗓音问：‘你们想干什么？’”。朱老巩与受雇于冯兰池的两个铜匠的争吵，引来了冯兰池本人。朱老巩与冯兰池撕扯了起来。冯兰池一会儿“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里”，一会儿“又把朱老巩从柳树林子拉上千里堤”。正在朱老巩被冯兰池拉上拽下时，严老祥手持斧子赶来了。见严老祥来了，朱老巩才“慌忙跑回家去，扯出那个铡刀片……又跑上了大堤”。双方僵持时，严老尚来了，把朱老巩和严老祥拉到街上的荤馆里，叫上酒菜。三人正吃喝时，“听得漫天里当啷一声响……又听得连连响了好几声”，是铜钟被砸碎了，这时，“朱老巩明白过来，是调虎离山计。他一时气炸了肺，眼睁睁看着严老尚，吐了两口鲜血，倒在地上，脸上像蜡渣一般黄”。朱老巩被严老祥“挟”回家后，在炕上躺了半个月，终于吐血死去。临死，对儿子说：“咱被他们欺侮了多少代，咳！我这一代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

小说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多有莫明其妙之语。例如，当朱老巩吐血倒地而被弄回家后，作者写道，“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说“打架”，其实是言过其实的。在整个过程中，朱老巩与冯兰池有过一番撕扯，并没有拳来脚往。说“打了一天”，则是前言不搭后语。事情开始时是清晨。朱、冯撕扯一番后，朱、严就被严老尚骗走，而铜钟随即便被砸碎，这个过程充其量只能持续几个小时，怎么会是“一天”？———类似的丝毫经不起推敲的叙述，在《红旗谱》中比比皆是。在对这个情节的叙述中，这样的谬误实在不算什么，后面还有更荒谬之处。

朱老巩一夜未眠，磨了铡刀又磨斧子，又叫虎子到堤上盯着。当虎子急匆匆回来报信时，朱老巩本来应该提起斧子或铡刀就往堤上奔。因为铜匠只要一锤下去，古钟就毁了。然而，如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朱老巩的反应却是“用手指头试试锋刃，放在一边，皱起眉头想了想”。这“试”、这“皱”、这“想”，都十分有违常理。这种时候怎么可能有心思试锋刃？又哪容得再皱眉思想？更离奇的是，朱老巩试过锋刃后又放下，赤手空拳上了大堤。一夜不睡，磨快了铡刀又磨利了斧子，不就是为了当有人砸钟时能刀砍斧劈吗？而事到临头，却既不带刀又不携斧，真不知是怎样“想”的。朱老巩上堤后，对两个铜匠“猫下腰”、“压低嗓音”，这也匪夷所思。这本来应该是挺胸怒斥的。“猫下腰”难道更威严？“压低嗓音”难道怕惊动了谁？或者，猫腰低声，才更有英雄气概？前面交待朱老巩“个子不高”。“个子不高”再“猫下腰”，岂不是要么对着铜匠的裤裆说话，要么仰着脸说话？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样的朱老巩，不像是一个英雄好汉，倒像是一个脑子有些不正常的人。

“朱老巩，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筋条，怒恼起来，喊声像打雷。”这是小说对朱老巩的介绍。这样的一个练过武功、正值壮年、身体结实的好汉，却被从小四体不勤的地主冯兰池像老鹰抓小鸡一般从堤上拉到堤下，又从堤下拽到堤上，这又怎样解释？朱老巩和严老祥随严老尚走后，古钟这边就安静、消停了，冯兰池就可命令铜匠砸钟了。但本来很急的冯兰池却很不急了。直等到三人在荤馆坐定，酒菜上来，朱老巩“喝了两盅酒”，冯兰池才下令砸钟，这又是何道理？这么长的时间，冯兰池们围着古钟干什么？朱老巩本来要以生命保护古钟，磨了刀又磨斧，就是打算拼命。豪言壮语早就放出去了，四十八村的人都知道朱老巩为护古钟要与人拼命了。既如此，当听到古钟被砸碎的声音后，应该立即提刀赶回柳树林，找冯兰池拼命才是。如果认为是严老尚骗了自己，应该先剁了严老尚，再去砍冯兰池。但朱老巩却一听到砸钟声，便吐血倒地，并且从此不起。一条壮汉，怎么如此容易气死呢？冯兰池要砸钟，是早就知道的，并且已经为护钟而与冯兰池撕扯过了。钟终于被砸，并不算突如其来的打击，要说这打击太大，也说不过去。不是说祖祖辈辈都被冯家欺侮么？不是自己也从小就被恶霸地主欺侮么？一代又一代，一年复一年，应该有很强的承受力了。如果这样的事就能把朱老巩气死，那他的祖上应该早就被气死了。

在对所谓“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叙述中，不着腔不着调之处，还有许多。例如，当铜匠执意要砸钟时，“朱老巩跑上去。把脑袋钻在油锤底下，张开两条臂膀，搂护着古钟说：‘呸！要砸钟，得先砸死我！’小虎子一看，油锤就要击在父亲的脑壳上，他两步窜上去，搂紧爹的脑袋，哭出来说：‘要砸死我爹，得先砸死我！’”于是，“铜匠干睁着大眼，不敢落下油锤”。这时，作者写了这样一段：“小虎子两手抹着眼睛，他想不到父亲披星星戴月亮，做了半辈子苦活，走到这步田地上！”这段话实在是没头没脑。古钟本来属于四十八村共有，冯兰池要砸，欺侮的是四十八村的成千上万人，别人不出头，朱老巩自然也可不出头。朱老巩是为四十八村人打抱不平，才站到了油锤前面的，并不是有人逼得他非走出这一步不可。何况，父子两人一齐用身体护住铜钟，这是一件悲壮的事，是朱老巩一生最精彩最辉煌的时刻。既如此，“想不到……走到这步田地上！”的说法，不是太离谱吗？再说，“披星星戴月亮，做了半辈子苦活”，与保护古钟这一举动，没有丝毫关系。从这段话的口气来看，因为朱老巩披星戴月半辈子，所以不应该落到“这步田地”。然而，为什么半辈子披星戴月，就不应该来保护古钟呢？———类似的毫无逻辑的叙述，在《红旗谱》中，每一页都存在着。

朱老巩的举动，被说成“大闹柳树林”。其实，“大闹”显然有些夸大其词。朱老巩的所谓“大闹”，不过与冯兰池撕扯过一番，再用身体挡住一阵古钟。然后，便是被骗去喝酒吃肉，在喝酒吃肉时吐血倒地，一病不起。这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朱老巩死后，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大英雄，数十年过去，人们还一直记得他。这其实也并不合常理。如果朱老巩真是死于搏斗中，真是在与冯家的刀来斧往中被杀害，真的是遍体鳞伤地死去，那说他“大闹”、说他是“英雄”，都还说得过去。但在整个过程中，朱老巩并没有挨一下打，并没有受半点伤，应该说他死得很窝囊。如果说朱老巩是“英雄”，那严老祥也应该是。严老祥的表现并不比朱老巩逊色，只不过朱老巩气死了，而严老祥却活了下来———梁斌极力要把朱老巩塑造成一个草莽英雄，却并不懂得应该怎样塑造。

《红旗谱》全书着力塑造的人物之一，是朱老忠。而朱老忠的情感基调，是对冯兰池的仇恨。所谓“朱老巩大闹柳树林”这一楔子，是为朱老忠的仇恨确立一个源头。朱老巩临死时对朱老忠说：“只要有口气，就要为我报仇。”朱老忠怀着满腔仇恨到了关东，三十年后，拖家带口回到家乡，就是要“报这份血仇”。但这仇恨却实在有些空忽、有些落不到实处。如果朱老巩是直接死于冯兰池之手，那说这是一份“血仇”也还不算勉强；但冯兰池并没有直接伤害朱老巩，对朱老巩的死，冯兰池充其量只有间接责任。梁斌虽然极力要让朱老忠与冯家有血海深仇，但却不懂得怎样让这种仇恨合乎情合乎理地产生。

例二：朱老忠回乡

朱老巩死后，朱老忠和姐姐相依为命。一天晚上，两个强人闯进家中，将少年朱老忠捆住，强暴了姐姐。第二天一早，在姐姐催逼下，朱老忠丢下姐姐，闯了关东。三十年后，朱老忠带着在关东娶下的妻子和生下的两个儿子，踏上了回乡报仇的路。从在保定火车站下车，到回到锁井镇定居下来，这过程叙述得破绽百出。

朱老忠一出车站，走进候车室，一眼就认出了儿时伙伴、严老祥的儿子严志和：“进了候车室，看见一个人，在售票处窗口背身站着……朱老忠看他的长身腰，长脑瓜门儿，挺实的腰膀，心上一曲连，急跳了几下，扪着心窝说：‘嗬！好面熟的人！’”这里的所谓“背身站着”，就是面向窗口背对朱老忠一家而站着。下面的描写也能证明这一点。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朱老忠故意走过去，用被套角儿把那人碰了一下，那人“慢搭搭回过头来”。既然是“回过头来”，那就的确是背对着朱老忠的。既然是背对着朱老忠，朱老忠如何看见他的“长脑瓜门儿”？又如何觉得他“好面熟”？当这人回过头来问了一句“你干吗碰我”后，朱老忠于是确信自己判断无误，“朱老忠……听语声，看相貌，心里肯定说：‘是，一定是志和’”。三十年前，他们分别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三十年后，他们相遇时，都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就算其他什么都不变化，只要发育正常，“语声”也一定会变化的。如何能从一个中年男子的“语声”判断出他就是儿时的伙伴？当然，实际上，只要发育正常，一切都会变化，身腰、腰膀、相貌，都不可能与三十年前的少年时期相同。从一个中年男子的身腰、腰膀、相貌，认出他少儿时期的身腰、腰膀、相貌，这不是痴人说梦吗？稍有常识的小说家，都不会犯这种错误。稍有逻辑感的人，都不会说出这种“谎言”。

朱老忠认出严志和后，跑过来“一把抄住那人的手腕子”，说“兄弟！你在这儿发什么愣”。严志和先是“把手一甩”，说“你认错人了吧”。朱老忠则又“攥住他的手”，哈哈大笑地说，“没有，我没认错人”。当严志和终于认出朱老忠时，小说这样写他的表现：“他‘啊’了一声，扬起颏儿，扳着指头，暗暗算计。摇摇头，悄悄儿说：‘三十年，三十年不见了啊！’迈开大步赶过来，抬起长胳膊搂住朱老忠。”这也是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话。三十年不通音信的好友，相互认出后，第一个动作怎么会是掐指计数别离的年数？怎么会是计数完年数后再来“搂”住老友？计算出年数后，为什么要“悄悄儿”地说？至于“迈开大步赶过来”，就更是滑稽了。“迈开大步”，总要两人之间有一定距离；但两人本是紧挨着的，严志和的手还被朱老忠“攥”着呢，如何“迈开大步”？

朱老忠一家和严志和在城里一小客店住下后，朱老忠就向严志和打听村里的事。严志和说冯兰池更霸道了，而一些人为拍冯兰池马屁，送了他一个大号，叫“冯老兰”。“这时，朱老忠心里那个火球，一下子蹿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顿，伸手拍拍头顶，倒背了手儿走来走去。又停住脚看看窗外，闭住嘴缄默了老半天。”“朱老忠一时气愤，浑身一颤，右大腿一簸，一下子碰着桌子档儿。哗啦一声，把茶壶茶碗颠了老高，桌子上汤水横流。这时，朱老忠猛醒了过来，伸开胳膊搂住茶壶，不叫滚落地上。”在这样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朱老忠的愤怒表现后，小说紧接着竟然是这样一段：“严志和并没有看出朱老忠心气不舒，心里想：‘这人儿，倒是山南海北闯荡惯了，变得一点没有火性’”。朱老忠以一系列动作把“火性”表现得那样明显，严志和却没有看出他心中的“不舒”，却认为他“一点没有火性”———这样的叙述，真如同梦呓。这种梦呓般的叙述，下面还继续着。紧接着，小说写道：

朱老忠抽着烟，闭上眼睛呆了一会儿。猛然间放开铜嗓子说：“好！他更加厉害了。好，出水才看两腿泥！”一下子震得屋子里嗡嗡地响。一说到锁井镇上冯老兰，好像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可是他不露声色，暗自思忖……

严志和直了直腰，看着朱老忠愣了一下，想：“别看不动声色，脾气许是越发耿直了。”

明明“放开铜嗓子”震得“屋子里嗡嗡地响”，可谓“声”与“色”都“露”了、“动”了，却又说“声”与“色”都不“露”不“动”，真不知作者怎么如此“前言”不搭“后语”。

朱老忠之所以在保定火车站遇到严志和，是因为严志和也打算闯关东。两人相遇后，到客店住下。朱老忠先问了冯兰池的情况，严志和向他说了一大堆。接着，严志和又说到父亲严老祥为何闯关东，说到自己为何要闯关东，并且强调自己闯关东的目的之一，是找回父亲严老祥。两人说了半天话，朱老忠极力劝严志和留下。这时，小说有这样的叙述：“朱老忠说：‘我怕你懵着头去了，人找不回来，你也回不到老家了。’说了这句话，抽着烟，在屋子里走动了几步。猛地想起一件事情，抬起颏儿问：‘我那老姐姐呢？’”父亲朱老巩死后，虎子（少年朱老忠）与姐姐相依为命。那天晚上，两个“强人”强暴了姐姐。姐姐怕弟弟遭人算计，才逼他远走关东。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分离，三十年不通音信，三十年间，朱老忠应该每日每夜思念着姐姐，应该无时无刻不担忧着、牵挂着姐姐；否则，就是没有人性。而回到家乡，见到故人，首先应该打听的，就是姐姐的情形，否则就太有违天理和人情。而朱老忠在与严志和火车站初遇时没有问，在与严志和客店住下后没有马上问，只是在别的事问了半天后，才“猛然想起”姐姐！严志和没有回答朱老忠对姐姐的询问，朱老忠竟然也不追问———天底下还有如此不三不四的人吗？

例三：大贵的去与回

前言不搭后语、上言不搭下语的叙述，极其有违常情常理的叙述，在《红旗谱》中是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每一页都有让我感到难以忍受的虚假和拙劣。上面的两例，出自书的开头部分。下面，再从中间和结尾部分选取几例。

第十三章，写朱老忠的大儿子大贵正月里在集上看戏，被抓了壮丁。小说把这写成一件大灾祸。朱老忠一家急得团团转不说，“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朋友们都赶到了，一个个大睁着眼睛，为老朋友不幸的命运捏一把汗”。为了能让大贵免去兵役，说是花多少钱都愿意。朱老忠又请声称能让大贵留下的冯二狗喝酒吃肉，但大贵还是随军队走了。第二十九章，严志和的小儿子江涛，为发动“反割头税”运动而来到朱老忠家，一进门却见大贵在喂猪，大吃一惊。原来大贵开小差跑回来了。朱、严两家是所谓“生死之交”，“亲如一家”。大贵回来了，邻里们竟然不知，已是荒唐。严志和一家竟然也不知，就更是说不过去。大贵走时，不是全村都当成一件大事么，不是许多人都赶到朱老忠家中商量对策么，怎么几年后回来了，都不跟邻里招呼一声？其他人家不知也就算了，连严志和一家也不知，那还叫什么“生死之交”和“亲如一家”？大贵回来后如果不马上去严家看看，那朱家父子岂不是太不懂情理、太没有礼貌？尤其荒谬的是，大贵之所以回来了，是朱老忠“去了个信叫他回家来”。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被抓了壮丁的人，跟着军队东跑西窜，哪里能随时收到家中的信。如果能够如此轻易地回来，当初又何必视被“抓兵”为天大的祸事？

例四：对春兰的“扛”与“拉”

第十六章，运涛和春兰在看瓜的窝棚里聊天，激起春兰的父亲老驴头的雷霆之怒，从而对春兰有了一顿痛打。这件事的发生就十分没来由，这且不说它，小说对这过程的叙述，也十分可笑。当老驴头拿着铁锹追出来时，运涛的表现是，“把春兰扛在肩上，撒腿就往堤上跑”。“运涛扛着春兰，跑了半里地，越跑，他觉得肩上越是沉重。”春兰已是大姑娘，总有百来斤吧。如果是同样分量的一块石头、一袋粮食，一个小伙子扛在肩上跑上一段路，还有可能；可这是一个大活人。一个小伙子要把一个大活人扛在肩上“跑”，并且跑“上”大堤，除非他有异于常人的“功夫”，但小说中的运涛并没有这种超凡的体力。运涛不得不把春兰放下后，老驴头赶上来，“一把抓住春兰满脑袋头发……他不肯一下子把春兰杀死，扬起锹柄，在她身上乱打”，“老驴头一个人，在大堤上折掇春兰……直打，直打……老驴头看看春兰没了气儿，才扯着一条腿，像拉小猪一样拉回家去。刚拉回家，春兰又还醒过来”。我们无法想象老驴头是怎样打春兰的。“直打，直打”，那就是打了很长时间。可是，一个姑娘家，经得起铁锹柄的几下狠打？这也不去深究。更离奇的，是老驴头扯着昏死过去的春兰的一条腿把她“拉”回去。从堤上到堤下，从堤下到家中，这中间有多少沟沟坎坎、有多少石头瓦片，别说是一个已经遍体鳞伤、昏死过去的人，就是一个好好的人，被这样一“拉”，也性命不保吧？但本来昏死过去的春兰，被这样一“拉”，非但没有真正死去，反而一到家，就“醒过来”，岂不怪哉？

例五：所谓“第二师学潮”

《红旗谱》全书由三卷组成。卷三基本上是写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五六十个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守学校。军警包围了学校，军警为何旷日持久地围而不攻，小说没有交待，读者也无从得知。如果说是要把学生都赶走，那冲进去驱赶就可以了。如果说是要抓共产党，那冲进去抓就是了。难道如狼似虎的军警，还怕几十个学生不成？但军警就是不“敢”走进校门。校内学生首先遇到断粮问题。围绕粮食问题，小说有许多滑稽的叙述。在学生饿得奄奄一息时，军警冲进去了，这些学生居然还能手持各种原始武器与军警搏斗，还让军警有死有伤。故事总体上的虚假可笑，就不说它，只随意挑几个具体的地方说说。

第四十六章，在学生领袖之一张嘉庆的策划下，决定杀狗吃肉。“张嘉庆这么一鼓动，厨工们都上了劲。在那沉沉的夜晚，星光满天，没有一点声音，厨房院里一阵凄厉的狗叫。第二天早饭，人们吃上大碗炖肉。可惜没有干粮，肉里没有盐。“张嘉庆一进饭厅，大伙儿高声喊叫：‘乌拉！第二师范母校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小说没说学校共有几条狗，从前面的叙述看，就那么一条黑狗。五六十个青年，加上一伙厨工，共吃一条狗，每人也就摊上一星半点，有什么好欢呼的呢？再说，这帮人都是在校学生，并未毕业，怎么就称起“母校”来了呢？这只能说明，梁斌自己并不懂“母校”为何意。这种“细小”的错误，在书中也实在太多，不说也罢。在叙述了学生高喊口号后，紧接着是这样的叙述：“时间过得很快，狗肉吃完了，反动派还是没有退兵的意思。”五六十个青年学生，加上一伙厨工，吃只狗不就几分钟的事吗，为什么“狗肉吃完”，“反动派”就应该“退兵”呢？难道“反动派”向学生承诺过：学生狗肉一吃完，他们就撤退？

第四十七章，一开始就写二师学生与“对过”的河北大学学生取得联系。所谓“对过”，就是马路对面了。两校之间，隔着一条马路。就算两校门墙都紧挨马路，两个校园也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江涛写了一封信，拴在石头上，投到对面校园，对面学校的学生把信交到保定学联。于是：“第二天，学联的人站到河北大学的土台上，江涛站在南操场的桌子上，见了面，互相用英文交换意见。江涛说：‘打破饥饿政策，斗争就能胜利。’”即便河北大学的土台和二师的操场都紧靠围墙，在没有扩音设备的情况下，双方用“母语”交谈都是难以想象的吧，何况是用外语。

第五十五章，写学生领袖集体讨论后，决定派江涛趁雨夜溜出校园筹粮。江涛成功地溜出校园后，竟然因为“上哪儿去呢？”而发呆。“江涛站在桥头上发呆，天上还下着雨，脚下雨水哗哗地流。时间快到半夜，走到城墙下，城门关着，上哪儿去呢？猛地一声汽笛，他灵机一动，冒着雨向车站走去。”既是经过集体讨论才决定江涛出来筹粮，难道事先没有讨论出来后往哪里去吗？接下来，江涛的主要活动便是睡觉。走到车站，先是“偷偷睡在长椅上”。这“偷偷”两字也用得“奇特”。候车室的长椅，本就是供人坐睡的，为何要“偷偷”？在这里睡到天明，然后更一觉接一觉地睡。天亮后，江涛到了严萍家。江涛与严萍之间，有着朦胧的恋情。严萍的父亲严知孝，是保定的地方贤达、社会名流。江涛湿淋淋地到了严家后，小说中竟出现这样的叙述：“严知孝……又走到自己屋里，打开箱子，找出年幼时候的衣裳，拿去给江涛换上。”这“年幼”两字，令人喷饭。梁斌大概只想到严知孝与江涛是两代人，江涛在严知孝面前是孩子，却没有想到这孩子也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不可能穿任何人“年幼”时的衣服的。

换了衣服后，江涛便“睡在严萍的床上”。这也十分违反常情常理。严萍的房间是“闺房”，严萍之父虽然同意严萍与江涛来往，严母却是极力反对的，即便在今天，也很难想象一个男子会在女友家中、在女友父母眼皮底下，睡在女友的床上。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北方小城，这种事就更不可能了。从这些地方可看出，梁斌是一个常识很不足的人。江涛睡了后，严萍出去了。“江涛睡了一大觉，严萍回来了。”尽管睡在严萍床上不可能，但我们知道，江涛又“睡了一大觉”。江涛醒来后，到第二中学去找贾湘农。在贾湘农的小屋里，江涛“坐在床上”向贾汇报。“两个人谈着话儿抽烟，时间不长，把一包烟抽完了……贾湘农……看江涛睡着……轻轻走出来。”也就是说，刚刚在严萍床上“睡了一大觉”的江涛，在与贾谈话时，又睡着了。“江涛一觉睡到下午，醒来的时候，贾湘农已经回来了……江涛打了个舒展醒了。”江涛晚上睡在车站候车室，早晨到了严萍家。在严萍床上“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到了贾湘农的小屋，在贾的床上又睡了打着“舒展醒了”的一觉，说明这一觉也睡得很长很踏实。小说接着写道：“江涛从贾湘农那里走出来，天快黑了。大街上，店铺里开始上灯……他又走到严萍门口，才说敲门，门开着，一个人悄悄走进严萍的小屋子，严萍不在。”从这里的叙述看，严家是没有大门的，严萍的小屋门是直接对着大街的，这岂不荒唐？第二十五章，曾有这样的叙述：“江涛回到保定，第二天，洗了澡，理了发，换上身浆洗过的衣裳，去看严萍。一进严知孝的小院，北屋里上了灯，老伴俩正在灯下说闲话儿。”可见，严家是有着院子的。此番江涛从贾湘农那里出来，要走进严萍小屋，必须先敲院门，必须惊动严萍父母，这一过程是不能省略的。梁斌在这里显示出的，不仅是缺乏小说写作的常识，更是缺乏生活的常识。

江涛从大街上直接走进严萍的闺房，已是荒唐。接下来的叙述更是让人百思不解，“小屋子与往日不同，打扫得干干净净，窗上挂了新洗的窗幔，瓶子里插了一枝夜来香”。我们知道，江涛早晨到过严家，在严萍床上“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到了贾湘农的小屋。在贾的床上又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再到严萍小屋。这是江涛一天中第二次到严萍小屋，离开不过数个小时，说小屋与“往日”不同，是何意思？而江涛“也不知严萍去干什么，等得不耐烦了，就躺在严萍的小床上睡着，睡得很熟”。在候车室的那一觉不算，这也是江涛一天当中第三次睡得很熟了。刚刚在贾湘农床上打着“舒展”醒了，到了严萍床上又睡得很熟———若非得了嗜睡症，一个人是绝不会如此能睡的。梁斌已经辞世，否则，真可以问问他：您这样老让江涛酣然大睡，是何道理？您就不能让他干点别的吗，比如，让他随手拿本书翻翻就不行吗？当江涛“睡得很熟”时，严萍回来了。小说更有这样“雷人”的叙述：“两人说着话儿，街上木梆儿响，深夜了。江涛说：‘你去睡吧，我也要睡。’”江涛的话，让人没法不目瞪口呆。即便江涛要在严萍这里借宿，那也应该是睡在客房这类地方。可睡在严萍床上的江涛，在严萍回来后仍不起来，躺在床上与严萍聊了几句后，便赶严萍走———真不知梁斌生活常识为何缺乏到这种程度。在一天当中已经三次酣睡的江涛，竟然刚刚醒来又“要睡”。于是，严萍只得走出自己的闺房。严萍走后，江涛又是黑甜一觉。“第二天，天刚黎明，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耳朵上跑过，江涛一愣醒过来。撩开蚊帐，墙角里还有黑影。窗外亮了，云层闪开，露出蓝天来。严萍手上拿本书，在院子里散着步，读着。”有什么东西从人的耳朵上爬过是可能的，有什么东西能从人的耳朵上“跑”过呢？这一“跑”，江涛才醒来，否则还不知睡到何时。而严萍呢，竟然一夜没有睡，为江涛站岗，在“院子”里散步———当梁斌让江涛推门而入时，严家根本没有“院子”；当梁斌让严萍一夜不睡时，严家便立即有了“院子”。在这整个过程，严萍父母则仿佛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东西，能称为“小说”吗？

再举一个例子吧。第五十六章，写第十四旅的骑兵趁着黑夜突袭二师校园，学生与军警展开搏斗。其过程之滑稽可笑，就不多说了，只说一点具体问题上的叙述矛盾。这天，午夜后，“江涛睡了长长的一觉，因为过度兴奋，心上还不断跳动。爬起身来，打了个舒展，抖动了下身子又站住。在黑暗中，走到楼栏前看了看。眼前漆黑”。在“过度兴奋”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睡“长长的一觉”？醒来时心还在狂跳，那说明睡着时也是这样跳，而人怎么可能在心脏狂跳的情况下酣睡？醒来后，夜是“漆黑”的，而紧接着却写道：“操场上，篮球架子底下，有两个人影”。既然是“漆黑”，如何能远远地看见篮球架，并且看见篮球架下的两个人影？江涛下得楼来，去巡查战斗准备。这时又写道：“天黑，对面不见人影。”几分钟前，江涛在楼上就能远远望见操场上的人影，怎么忽然又“对面不见人影”了？在混战中，江涛与刘麻子相遇。刘麻子“看了看手里的小相片，又看了看江涛，说：‘你是锁井镇的？是严运涛的兄弟，捆他！’”，而当时，“天还有点黑乎乎”在“黑乎乎”的情况下，如何看清“小相片”？

类似的荒诞不经、前后矛盾的叙述，在《红旗谱》中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故事情节，都经不起细想。

三

前言不搭后语、写着后面忘了前面的现象，在《红旗谱》中多得令人惊讶。有时候甚至是写着后段忘了前段、写着第二句忘了第一句。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基本情境必须是清晰的，那种主要人物经常活动的场所应该是位置明确的，否则就会让读者产生无从想象、难以把握之感。而在这种最重要、最基本的方面，《红旗谱》都破绽频出。《红旗谱》全书三十多万字。如果要全面地指出和分析《红旗谱》的荒谬之处，大概也要用几十万字的篇幅。这篇文章不可能做到这一步，只能再举些例子。

例一：“冯兰池”与“冯老兰”

《红旗谱》中，主要反面人物是“恶霸地主”冯兰池。“冯老兰”是一些巴结讨好、想“抱他粗腿”的人，对他的尊称。朱老忠从严志和嘴里第一次听到“冯老兰”这称呼，曾怒火中烧：“朱老忠心里的那个火球，一下子蹿上了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闪开怀襟，把茶碗在桌子上一顿。”“冯老兰”这个尊称，让朱老忠如此气愤。但奇怪的是，此后全书，无论是塑造的人物，还是小说的叙述者，都不再用“冯兰池”这个本名称呼冯兰池，而是一律称之为“冯老兰”。从此以后，朱老忠也是口口声声“冯老兰”地叫着。这并非小事。当朱老忠、严江涛们都叫着“冯老兰”时，当叙述者也完全用“冯老兰”这个称呼来展开相关叙述时，小说的情感基调就变得很滑稽。这样的错误，只能说明作者常识的缺乏：既缺乏生活的常识，又缺乏小说创作的常识。

例二：朱、严两家到底相距多远？

在《红旗谱》中，朱老忠家和严志和家，是所谓生死之交，有着三代的情谊。朱氏父子和严氏父子，都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两家经常来往。一个事件，往往牵涉到两个家庭，故事于是在两个家庭同时展开。这两家之间，到底相距多远，对于读者的想象、理解，是很重要的。但读遍全书，读者也无从知晓这两家到底在空间上是怎样的关系。因为小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是前后矛盾着的。

第十章，写严家兄弟运涛和江涛在河对岸“宝地”干活，经常吃朱家的饭。要么是忠大伯给他们送饭到地头，要么是忠大娘走过来把他们拉到家中吃饭。这当然说明，朱家离严家的“宝地”很近，而朱家离严家则有相当的距离。否则，严家兄弟没有理由干着自家的活却吃着朱家的饭。第三十八章，这样写朱老忠夜访严家：“那天晚上，朱老忠摸着黑，踏着那条小道儿，上小严村去。路上的雪化了，又冻住，脚踩过去，疙疙瘩瘩。他奔奔坷坷走着，到了严志和家，敲门进去。”这样的叙述，也分明让读者感到朱、严两家，属两个村，相距总有几里地。然而，第二十章却又有这样的叙述：“浇园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江涛盛上一碗小米饭，拿起筷子，夹一箸子咸菜，放在饭顶上。也顾不得吃，端着饭碗走到东锁井。一进门，忠大伯在南房荫里吃饭。”端着饭碗串门，只能是近邻间的事，总不能理解成江涛端着碗小米饭，跑到数里地以外的邻村朱家去吃吧？———所以，两家相隔多远，我们不知道。

例三：江涛与张嘉庆是何种关系？

《红旗谱》中，江涛是很重要的人物。张嘉庆也不能算是次要角色。这两人都是贾湘农发展的“革命力量”，在“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两人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看完全书，却让人吃不准。

第二十六章，写江涛和张嘉庆在贾湘农家中相遇：“江涛端起碗来喝着汤。背后过来一个人，抬手照准脊梁上……就是一拳，又伸手拧过他的右胳膊，背在脊梁上……江涛回头一看，这人……是同班的同学张嘉庆。”这让我们知道，江涛与张嘉庆是同班同学，都是贾湘农的学生。他们是可以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地随便开玩笑的。此后，在“反割头税”斗争中，两人也并肩战斗，相互当然是非常了解的。然而，第四十章，贾湘农要到另外地方去开辟工作，临行前却对张嘉庆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把你介绍给江涛，他和你一样，也是在党的教养下长大的。这人在工作上英勇、机智，性格也挺浑厚。你通过他接上关系，我要在介绍信上注明，等你年岁一到，立刻转为党员。”贾湘农的这番话，又让我们觉得张嘉庆并不认识江涛，至少是很不了解江涛———所以，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

例四：冯老兰“追”到了哪里？

第十二章是这样开头的：“冯老兰立在庙台上，眼看大贵拎着笼子下了鸟市，他没得到这只脯红靛颏，心上着实丧气。赶快叫老套子牵牛套车，他立时坐上车追下去。”原来，大贵兄弟和运涛兄弟到鸟市上卖鸟，见冯老兰父子想抢他们的鸟，撒腿便往家跑，这样才有冯老兰坐着牛车“追”。

既是“追”，当然心情是急切的。路上，冯老兰即便不催促赶车的老套子，也不会有心思与老套子说闲话的。但冯老兰却一路上与老套子说着关于牛的闲话：“冯老兰和老套子，两个喜欢养牛的人到了一块儿，坐在牛车上，一答一理儿说着。”走到村边，遇见老驴头，冯老兰又喊住老驴头说了几句话。既是“追”，当然是跟着目标走，然而，小说却写道：“老驴头站住脚，让这辆火爆的牛车走过去，一直赶进冯家大院，冯老兰打车上跳下来，拍拍身上的土，走进家去。”原来冯老兰一路说着闲话，“追”到了自己家里。

例五：济南探监到底急不急？

第二十一章，严志和收到运涛从济南来信，说：“身陷囹圄一载有余。目前由南京解来济南，监押在济南模范监狱。大人见信，务与涛弟前来，早来数日，父子兄弟能见面。晚来数日，父子兄弟今生难谋面矣……”可见到济南探监事，十分紧急。最后决定朱老忠与江涛一同去。江涛要坐火车去，朱老忠却执意要走着去，目的是省路费。最后是走着去的。“两人晓行夜宿，不知走了多少时日，到了济南，走进一家起火小店里。”运涛信中明明说“晚来数日”，就“难谋面”，可他们却“不知走了多少时日”。朱老忠这“英雄好汉”难道只想着省钱却想不到狱中的运涛随时会死吗？

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在《红旗谱》中太多了。例子也只能举到这里。除了前言不搭后语的情节，《红旗谱》还有大量拙劣不堪的细节。至于遣词造句上的错误，就更多了。也不可能一一指出，只能举些例子。

例一：运涛夜会春兰

第十六章这样写运涛出走的晚上偷会春兰：“那天晚上，他（运涛）……走到春兰家门口，想迈步进去，又怕老驴头。转到房后头，有棵歪巴榆树，他攀树上房，蹬着春兰的屋顶走过去。在春兰睡着的地方敲了两下，又趴在屋檐上看着。春兰听房顶上有人，猛地翻身起来，才要喊出来，想到那一定是运涛，才蹑手蹑脚从屋子里走出来。把手遮在眉上，这边照照，那边瞄瞄。在黑影里瞧见运涛的影子。”夜会情人，敲窗是常有的，敲屋顶则闻所未闻。穷家小户，屋顶能有多大，在任何一个地方敲，都必定会惊醒屋内所有的人。春兰在黑暗中张望，为何“手遮在眉上”？在“黑影”里瞧见“影子”，也很荒唐。人在“黑影”里怎么会有“影子”？———梁斌生活常识的缺乏，往往令人惊讶。

例二：严志和吃泥土

第二十三章，严志和为了筹措济南探监的盘缠，只得卖掉“宝地”。卖出的前天晚上，严志和带着江涛到了“宝地”上。“严志和一登上肥厚的土地，脚下像是有弹性的，发散出泥土的香味。走着，走着，眼里又流下泪来，一个趔趄，跪在地下。他匍匐下去，张开大嘴，啃着泥土，咬嚼着，伸长了脖子咽下去。”“严志和嘴里嚼着泥土，唔哝着说：‘孩子！吃点吧！吃点吧！明天就不是咱们家的啦！从今以后，再也闻不到它的气味！’”“严志和……冷不丁又趴在地上，啃了两口泥土。”以这种方式表现严志和对“宝地”的留恋，实在太夸张，太不合情理。由于梁斌缺乏生活常识和创作常识，这种不合情理的叙述，在《红旗谱》中多不可数。

例三：运涛何时出狱

第三十一章，忽然写朱老明因操心春兰的婚事而睡不着觉。这本身就很突兀。此前并未叙述朱老明与老驴头有什么特别的交情，朱老明为何操起这份心？这不说也罢。这过程中，竟有这样的叙述：“如今运涛要住一辈子监狱，说不定，等运涛出来，春兰也就老了。运涛再也看不见春兰黑里泛红的脸庞，春兰也看不见运涛那一对饱含着青春的大眼睛了。”既然是“要住一辈子监狱”（运涛被判无期徒刑），那就不会有“出来”之日，说“出来”后如何，岂非写着后句忘了前句。

例四：朱老忠的乐与愁

第三十九章，一开始就写过年。这样叙述除夕夜的朱老忠：“朱老忠看看大贵二贵，再看看贵他娘，两只眼睛笑成一朵花。虽然一家团圆，可是他并不快乐，只是回想一生尝到的苦味，祖辈几代的仇还没有报，他觉得心上太沉重了！”两只眼睛应该“笑成”两朵花才对，怎么会只有一朵花？既然眼睛“笑成”了“花”，又“并不快乐”，岂有此理！梁斌本意是想表示：虽然大年夜一家团团圆圆，其乐融融，但朱老忠心里并不只有欢乐；即便在最欢乐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仇恨。因为没有表现这种稍稍复杂曲折一点的情感的能力，所以便把话说得莫明其妙。那种很简单、很直露的感情，梁斌都表现不好，表现这种不那么简单直露的感情，就更难为他了。

例五：铜元退敌

第四十三章，写江涛和严萍一起参加“飞行集会”。途中，江涛在一家小铺买烟卷，“掌柜的找给他钞票，他不要，一定要铜元”。结果，“把铜元包了沉甸甸一手巾”。严萍一开始对此很不理解，原来，江涛是在做着“战斗准备”。后来，当他们被追捕时，铜元成了非常有用的武器：“才说扭转弯向西跑，门洞里跑出两个人来，吹起警笛，要逮捕他们，江涛掏出一把铜元，对准那个人的脸，刷地一家伙打过去。那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严萍见又有人赶上来，照样打过一把铜元，江涛紧接着把第二把铜元也打过去，好像是打酸了那个人的眼眶，再也没有人赶来了。”听说过在被追捕时撒石灰的，没听说过撒铜元的。既然铜元有如此神效，石子一类东西当然也可以。江涛为何不事先准备一些石子呢？把铜元当石子用，也太奢侈了吧？———这当然是梁斌缺乏常识的臆想。一把扁的铜元打到人脸上，充其量有几枚能擦破一点皮，其效用远不如圆的石子。说一把铜元就能让人“迎头开了满面花，流出血来”，说几把铜元就能退敌，是梁斌的胡编乱造、异想天开。

例六：要钱何用？

第五十五章，江涛从被军警围困的二师校园溜出来筹粮，而“贾湘农把学联捐款给了江涛，又派朱老忠和严志和帮他运送粮食。”江涛是出来弄粮食的，贾湘农跑去募钱干什么？在被军警围困的校园里，钱有何用？———这些细小的谬误，如果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偶有一二，还能解释为作者的疏忽，但如果时时出现，就只能说这作者根本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条件。

例七：朱老忠是来做客吗？

第五十六章，朱老忠和严志和将一车粮食运到二师门口，让学生们抢，这是贾湘农策划的。当粮食运到门口时，学生“手里拿着长枪大刀冲出来”。这事情本身当然也是荒诞无稽的，这且不说它。在这过程中，学生领袖与朱老忠之间竟有这样的对话：“夏应图说：‘大伯！谢谢你们！’朱老忠说：‘甭谢！孩子们闹吧！’夏应图说：‘你们喝口水吧！’朱老忠说：‘哪里有喝水的空儿？’两人连忙走出来。”学生们一边在与军警搏斗，一边抢着粮食油盐，在这生死关头居然还会请朱老忠两人“喝口水”，真让人啼笑皆非。

《红旗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拙劣的。这里特意谈谈《红旗谱》中人物的“笑”和“哭”。“笑”和“哭”是表现人物情感的两种方式，而《红旗谱》中的“笑”和“哭”，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先举几个“笑”的例子，

例一：朱老忠“皱着眉心笑”

第三章，回乡的朱老忠与严志和在保定车站相遇，同到旅店住下后，“朱老忠从柜房里拿出把缨摔，挥着满身的尘土说：‘眼下东北倒是没有战事……咳！民国以来，天天打仗。这年头，有枪杆子的人吃香！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谁也打不着，光是过来过去揉搓老百姓。’一面说，皱着眉心笑，似乎军阀混战的硝烟，还在他们鼻子上缭绕”。朱老忠说的是悲惨的事，是令人气愤的事，为何却“皱着眉心笑”呢？

例二：“老奶奶噗地笑了”

第五章，写朱老忠回乡后暂住严志和家。严志和的父亲严老祥也闯关东多年而下落不明。严志和的母亲严老奶奶时刻想念他。朱老忠从关东回来，老奶奶想打听丈夫的事。吃晚饭时，老奶奶与朱老忠有这样的对话：

“老忠！我也问你个话儿。”

朱老忠笑着说：“你问我大爹的事，是呗？”

老奶奶噗地笑了，说：“你怎么知道？”

老奶奶心里搁着的，是伤心的事，是愁苦的事。即便被朱老忠猜中了，充其量也只会露出一丝苦笑。“噗地笑了”，倒像她要问的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例三：朱老明“伸起脖子笑了”

第七章，朱老忠和严志和一起去看朱老明。朱老明害着严重的眼病，无钱医治，正在炕上躺着。临走时，朱老忠“掏出十块钱，望炕上一扔，咣啷一响，说：‘看看，够治眼病吗？’”而“朱老明一听，立时伸起脖子笑了，说：‘什么呀，洋钱呀？’”朱老明是“英雄好汉”，不是乡村无赖。别人送上钱，即便不推辞，也不该这么见钱眼开地“笑”吧？

例四：贾湘农“弯下腰，笑红了脸”和“喷地一下子笑出来”

第十五章，贾湘农来到严志和家，在井台上与严志和聊天。严志和说，每次进城，净怕人家说“你满脑袋高粱花子”，而“贾湘农听着，由不得弯下腰，笑红了脸”。严志和这句话，有什么好笑的呢？贾湘农是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是中共县委书记，如果连这样的话都觉得新奇，岂不怪哉？再说，即便再好笑的话，以贾湘农的年龄、身份，也不应该像个大姑娘似地“弯下腰，笑红了脸”。贾湘农是来找运涛谈工作的，“运涛谈了近来在乡村里工作的情况，谈春兰怎样进步，怎样热心宣传工作，贾湘农喷地一下子笑出来。”运涛所说的事情虽然令贾湘农欣慰，但“喷地”发笑却不是表达欣慰的方式。这种“喷饭”式的笑，只是听到某种十分荒唐滑稽的事情时才会发生。

例五：“江涛笑模悠悠”与“严萍听着笑出来”

第二十五章，写江涛与严萍谈运涛和春兰。江涛发呆，严萍问其故，于是，“江涛笑模悠悠地说：‘想起运涛，一个人坐狱，几家子担心！’”运涛被判无期徒刑，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怎么会“笑模悠悠地说”？当江涛说到运涛与春兰的恋情时，说到春兰还在苦等着运涛出狱时，“严萍听着笑出来说：‘两个人耳鬓厮磨，当然要发生感情’”。一个姑娘家，听到这么凄惨的事，应该潸然泪下，怎么能“笑”得“出来”？

“笑”的例子就举这些，再举几个“哭”的例子。

例一：江涛“抽抽咽咽哭个不停”

第十二章，写运涛捕获的珍贵的脯红鸟在由大贵养着时被猫吃掉，朱老贵和严志和借此事对两家后人进行了一番情义方面的教育，运涛也说：“‘咱小兄弟们都在这里，从今以后，把老人们的话记在心里，咱不能受一辈子窝囊。兄弟们要是有心计的，抱在一块，永久不分开。’”而“江涛受了哥哥的激动，两手抱住脑袋，趴在阶台上抽抽咽咽哭个不停”。江涛就是再多愁善感，朱老忠、严志和和运涛的那些话，也只能令他眼眶湿润，或无声地流几滴泪吧，“两手抱住脑袋”，“趴在阶台上”、“抽抽咽咽”地哭，还哭个“不停”，也太不正常了。

例二：涛他娘“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咽咽哭起来”

第十八章，写不告而别、离家出走的运涛来了信，江涛把这消息告诉娘，而娘的表现是：“当她在江涛的表情上判定是真的时候，泪倒像雨点子落下来，扑簌簌落湿了衣襟。把头钻在墙角里，抽抽咽咽哭起来。”儿子出走后音信全无，终于来了信，当娘的当然是急切地追问信中内容。知晓了信中内容后，要哭也合乎情理。不追问信中写些什么，就把头钻进“墙角”哭，并且还是“抽抽咽咽”地哭，太不可思议。

例三：“进城的农民……抽抽搭搭哭个不停”

第四十三章，写严萍在大街上做抗日宣传，无非是说些日本步步进逼、国民党节节退让之类的话，而“进城的农民，看见她激动的样子，感动得把袖子捂上脸，抽抽搭搭哭个不停。大家睁起泪眼，摇晃着脑袋说：‘咳！想不到国家要亡在他们手里’”。听了这些抽象的宣传，农民们就用袖子捂着脸哭，并且还“抽抽搭搭”？

《红旗谱》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拙劣的，对场景的描绘也如此。这里，只举第五十六章二师学生与军警搏斗的一段描写为例。“江涛把人们带过来，和敌人冲杀。眼看小邵一刀砍过去，敌军用枪杆遮拦住，砰的一枪打中他的胸膛。小邵趔趄着身子冲过去，想夺取敌人的枪，也许他意识到这把刀不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敌军返回身来，连补了两枪，小邵丢下刀，躺在血泊里。”子弹打中胸膛还能去夺枪？这时候还能“意识到”刀不如枪？这时候才“意识到”刀不如枪？既是打中“胸膛”，“敌军”就本是与小邵面对面的，怎么又“返回身来”补了两枪？“江涛才说冲上去，冷不丁一把闪亮的刺刀，照他刺过来。江涛机灵地闪过敌人，又冲上去。老曹看敌人决心要刺江涛，丢下红缨枪，一个箭步跑过来，瞅冷子搂住敌人的腰，啪一跤，摔在地上，把敌兵胸口摁在地上，再也施展不开他的刺刀了。老曹骑住敌人脊梁，用拳头捶他的头，捶着，捶着，那家伙再也不能动弹了。”手里有着红缨枪，却不一枪刺死敌人，而是把枪“丢下”，赤手空拳去与敌人搏斗，这是什么战术？

这样的荒诞滑稽的叙述，在《红旗谱》中太多了，就不多举例了。

由于不具备创作小说的基本能力，梁斌当然也不可能塑造好人物形象。《红旗谱》中的人物，其实都有些像小丑。缺乏生活常识，不懂得掌握叙述的分寸，不能让人物的言行都与其身份相符，便必然使得人物形象小丑化。正面人物小丑化，固然不妥。反面人物，如果本来并非那种小丑般的人物，将其小丑化便也让读者产生滑稽感。而《红旗谱》中的头号反面人物冯老兰，身份是大地主、大恶霸。地主恶霸与地痞流氓，是有着很不相同的言行表现的。而《红旗谱》往往把冯老兰写得像地痞流氓，而不像大奸巨恶。所以，无论是朱老忠、贾湘农、运涛、江涛这几个正面人物，还是冯老兰这样的反面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小丑化了。

这里，仅以朱老忠为例。

朱老忠是《红旗谱》刻意塑造的正面人物。梁斌一心要让读者感到朱老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小说不断地让朱老忠说大话，说些“顶天立地”的豪言壮语。小说前面数章，写朱老忠从关东回乡，目的是报仇。每遇故人，朱老忠都有一番豪语。第三章，朱老忠这样劝阻也要闯关东的严志和，“朱老忠红着脖子脸，把胸膛一拍，伸出一只手掌，举过头顶，说：‘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第七章，朱老忠与严志和去看望朱老明。朱老明与冯老兰打官司惨败，贫病交加，因此朱老忠一回乡便来看他，临走时，朱老忠说：“大哥！别焦心了，好好养着吧。事儿在我心里盛着，冯老兰就是像一座石头山压在咱身上，也得揭他两过子”。是怀着报仇的目的回到家乡，又有这些豪言壮语，读者理所当然地相信，朱老忠是有着复仇计划的，是一定会采取某种行动的，是一定会对仇家主动出击的。但实际上，朱老忠丝毫没有什么复仇的计划、打算。朱老忠复仇的唯一方式，是“等”：等着冯老兰败家。用朱老忠自己的话说：自己等不到，有儿子等；儿子等不到，有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总能看到冯家败家的那一天。过去的评论者，总喜欢说朱老忠是“草莽英雄”，其实，他的“草莽气”，完全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换句话说，朱老忠仅仅在言谈中具有一种“草莽气”，在紧要关头，朱老忠往往是畏葸的。第十三章，写儿子朱大贵被抓兵。朱老忠一开始以为冯二狗真能让大贵不去，便以酒饭贿赂，当明白冯二狗也不过是骗顿吃喝而已时：

朱老忠觉得这些人未免欺人太甚，一时气愤，心上急痒难耐，仇恨敲击着他的胸膛，走出走进，说什么也停不住脚。耳朵里仿佛有老爹朱老巩的声音，在叫唤他。走到门道口，把手放在铡刀柄上，才说扯起来往外跑，他又犯了思量：“还是从长里想的好！”又走进屋，坐在炕沿上，抽起烟来。抽了一袋，又一袋，深思默想了老半天，把拳头一伸，说：“好！咱就是这个脾气，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去吧，去当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在咱们也许认为是‘福’。我早想叫大贵去捋枪杆子，这正对付。”

从这样的叙述中，读者其实不难感到朱老忠的怯懦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当朱老忠空有豪语而并不打算付诸行动时，尤其当朱老忠一边说着豪语，一边屋檐下低头、逆来而顺受时，就没法不让人产生“小丑感”了。

梁斌常让朱老忠做出些夸张的动作，本意，当然也是表现他的豪侠气，但结果却与初衷相悖。第十八章，写运涛来信，告知在北伐军中当了见习连长，朱老忠便有这样的表现：“忠大伯伸开两手，像翅膀一样扇着说：‘好啊，好啊……’”“伸开两手，像翅膀一样扇着”，这是什么动作？一个中年男子做出这样的动作，难道不像小丑？第二十一章，当严志和告诉朱老忠运涛入狱事时，“朱老忠把眼珠一吊，吊了老半天，缓缓地说：‘卡监入狱了？’”把眼珠往上吊，而且一吊老半天，这是什么表情？这难道不是戏台上丑角的作派？梁斌本意是要写出朱老忠的沉着镇定。但他实在不知道怎样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总是把人物写得像小丑。《红旗谱》还写了朱老忠的两次慷慨解囊，但都给人以滑稽感。第七章，朱老忠去看朱老明，临走时，“掏出十块钱，望炕上一扔，咣啷一响，说：‘看看，够治眼病吗？’”朱老忠也是穷人。他自己也常以“穷人”自称。穷人对穷人的金钱帮助，绝不会以这样的动作进行。第二十章，写江涛考上了第二师范，要去上学了。这天早晨，“朱老忠早早起来，给黄牛筛上草。悄悄地打墙缝里掏出个破布包，哗啷啷拿出十块大洋钱来。手里不住地咣啷咣啷响着，踩着那条庄稼小道，走到严志和的家，进门就喊：‘江涛！你要走了，要去上府学了。’说着走进屋里，把白花花的洋钱在桌子上一戳”，这番叙述极不真实。一个平素将布包藏在墙缝的人，当他从布包里拿钱时，不可能不是一块一块地数着拿，并且尽量不弄出动静，怎么会“哗啷啷”？他又怎么可能将十块大洋不藏不掖、不遮不盖地拿在手里，在庄稼路上走？至于一路还“咣啷咣啷”地响，那就是一边走一边还摆弄着洋钱，故意弄出声响来，这还像是一个正经人吗？进门后的“在桌子上一戳”，也像在朱老明家的“一扔”一样，显得轻狂和佻达，不像英雄好汉所为，倒如地痞无赖的行径。

朱老忠的小丑性格，在济南探监一事上表现得就很充分。运涛被羁押在济南监狱，大家商议的结果，是朱老忠和江涛去探监。为了省钱，朱老忠决定走着去，“拿起脚就走，困了就睡，饿了沿村要口吃的”。也就是说，一边要饭一边走到济南，希望通过严知孝的关系，能见上运涛一面。这本是很凄惨的事，然而，出发前，朱老忠却要表现得豪气十足：

贵他娘问：“你还要替他打官司？”

朱老忠说：“也不一定，去了再看……”说到这里，他又想起古书上说的：梁山泊的人马，还劫过法场……想着，站起身，扳着脚，在院子里蹓了两趟腿，说：“俺哥们还不老……”

朱老忠出发前，则对春兰说：“春兰！你有这心劲就行，我要去替他打这场人命官司。只要你肯等着，我朱老忠割了脖子，丧了命，没有翻悔，说什么也得成全你们！”又对严志和说：“明天，我就要去济南打救运涛，你们在家里，要万事小心……”明明是一路要着饭去探监，朱老忠偏要想象成是去“劫狱”，是去“打人命官司”，是去“打救”；口出豪语还不算，还要扳脚蹓腿，不像小丑又像什么？如果在济南多少有点英雄行为，哪怕是对官吏狱卒瞪个眼，也还算朱老忠有点真豪气；但实际上连这样的一瞪眼也没有。在探监过程中，朱老忠始终是规规矩矩、唯唯诺诺的，始终是以一个“良民”、“顺民”的形象出现在官府监狱。

朱老忠也有过两次本来就没有危险的“壮举”。一次是在第三十七章，朱老忠随着“反割头税”的游行队伍冲击县政府时，举起三截鞭打落过保安队的刺刀，但当时的情形是，一来人多势众，二来，“因为没有命令，保安队不敢伤害请愿的人们”。在对方“不敢伤害”自己、自己这边又人多势众的情形下，挥起三截鞭，这算不得英雄好汉。另一次，在第五十六章，朱老忠和严志和雇一辆大车，将粮食运到二师门口，让学生们抢。这也谈不到风险，因为“岗兵们在一边看着，上峰既没有命令开打，就斤斗骨碌乱跑”。

在整部书中，朱老忠有无数豪言壮语，却并无一件豪“行”壮“举”。当一个人的言行如此反差时，就不免像小丑了。

四

前面说过，其实书中的所有人物都小丑化了。本来可以对运涛、江涛、严志和、贾湘农、春兰、严萍、严知孝以及冯老兰这些人物形象，一一做较详细的分析，但文章写到这里，我已失去这份耐心。在写作此文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必须与一种巨大的无聊感抗争。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在做一件无聊的事。用“艺术分析”来指称本文的内容，其实是夸大其词的。我所指出的问题，不过是一些文学创作中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常识中的常识。《红旗谱》这样的小说，根本就没有再谈论的价值。做一件本无价值的事，怎能不让人产生无聊感呢？然而，却又分明有些人还在极力称颂《红旗谱》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东西还在作为某种“经典”而被印刷、推荐，这又使得我不得不压制着心中的无聊感，写出现在这样的文章。

就在我写作此文的过程中，读到了《中华读书报》上的《江晓天与“三红一创”》（3）一文。这篇文章这样叙述《红旗谱》的问世：“《红旗谱》是梁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尽管其基础不错，也得到了萧也牧和张羽的充分肯定，但离出版的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中青社就把书稿还给了梁斌，请他作修改和充实。”这让我们知道：《红旗谱》的初稿，是根本达不到“出版水平”的；并且达不到的，还是那个时代的“出版水平”。也就是说，离及格还有“较大距离”。几经修改后，中青社决定出版此书。“一九五七年夏，稿子发排后，萧也牧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版前选登几章，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付印前还可以改得更好。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呵！’”这又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几经修改，也没有一家刊物对这《红旗谱》看得上眼；也没有一家刊物认为它达到了发表水平。

本来，一部“离出版水平还有较大距离”的作品，经修改后，充其量也就达到“出版水平”吧。然而，书一出版，却立即引起轰动，甚至被认为“伟大”，这大概是萧也牧们也没有想到的。至于在今天还被称为“经典”，那就是我这样的读者，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了。因为想不通，所以怀着一种无聊感，写了这篇始终在低层次上谈论问题的文章。

现在我该回答“文革”期间父亲为何没收我正读着的《红旗谱》了。那时候，国家收购农民的生猪和鸡蛋，多多益善，据说是拿去换外汇。农民自家养的猪，是不能随意宰杀的。杀自家的猪，像后来多生孩子一样，要有“指标”，要先期获得批准。在获得“指标”的同时，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农民都把这叫做“裁税”。要杀猪须先“裁税”，不“裁税”而杀猪，公安局就会来抓人。其实，农民杀猪，是并不卖肉的。总是家中要办婚事，才申请杀猪指标。婚事都定在腊月里，逼近年根时办。农民家里，通常都只养一头猪，多了没东西喂。正月里把小猪买回，腊月里卖出。年底要办婚事的人家，则老早就开始争取年底杀猪的指标。我非常熟悉的那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每年腊月也就一家人家杀猪。自家养的猪，必须卖给国家，价格由国家定；自家养的猪，经批准后，杀了，要给亲戚们送点肉，余下的，就留着办喜事和过年，并不卖出一两，却仍然必须向国家交税。对于杀猪先要争取指标、后要“裁税”的事，我很小就知道，且认为既是国家法令，自然就是天经地义的。然而，《红旗谱》中，贾湘农和严江涛发动、领导的第一场斗争，就是“反割头税”。所谓“割头税”，就是“杀猪税”。第二十六章，贾湘农给严江涛布置“反割头税运动”的任务：“你见过吗？杀过年猪也拿税，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这就是说，过年吃饺子也拿税，人们连吃饺子的自由都没有了。农民眼看一块肉搁进嘴里，有人硬要拽走。我们以反割头税为主，以包商冯老兰为目标，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于是，严江涛挨家串户，向农民说明政府要收“割头税”的事。农民一听，都义愤填膺，觉得杀猪也要完税，闻所未闻，一个个革命热情高涨———读到这里，联想到当时农村的情形，我一头雾水。我想：现在农民杀猪不也要“裁税”吗？所不同者，《红旗谱》中的农民，只要完税，杀多少都可以；现在则有严格的指标控制，一般农民想交这“割头税”还交不上呢！我把疑问向父亲提出，父亲一听，大惊失色，立马没收了我的书，且严厉警告我，不得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

父亲已故去。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眼睛中的惊恐。我知道，这眼神将永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听到、看到有人歌颂“文革”，父亲就以这惊恐的眼神盯着我。

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作者简介】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责任编辑 林建法）

注释：

（1）田英宣：《谈〈红旗谱〉的版本》，《燕赵学术》2009年秋之卷，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9。

（2）高玉宝：《高玉宝续集·后记》，第68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3）石湾：《江晓天与“三红一创”》，《中华读书报·文化周刊》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