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路边停车业两大巨头非法交易黑幕

[导读]北京停车业的两大巨头贾维、祁力，日前因一起贿赂案曝光于公众视野。该贿赂案的要害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国有资产非法转让问题，更是城八区近5万个路边停车位的经营权归属问题。

特设交易

公开挂牌的股权交易，只产生了一家意向受让方——公联顺达

时间走到了2007年。北京停车业经过八九年的发展，在民营停车场的你争我夺中，公联安达在路外停车场、地下停车场业务所占份额已显著下降。但京城停车位中最宝贵的资源、“香饽饽”——占道停车位，则仍然为原公联顺达所垄断。

当年，公联安达决定出售手中56%的原公联顺达股权。贾维和祁力都从中看到了机会。一场交易由此而来。

事后来看，该股权交易是贾维利用手中权柄，为祁力特设的。

2007年9月28日，北京产权交易所挂出公告，公开挂牌转让原公联顺达56%的股权。挂牌持续至当年10月30日。财新《新世纪》记者得到的双方产权交易合同显示，一个月挂牌公示期中，只产生了一家意向受让方——北京京恩顺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京恩投资）。而该公司正是祁力为了获得股权而新设立的公司。

京恩投资的工商资料显示，它在获得股权的时段内是典型的“皮包公司”，注册资本仅有30万元。而就是这家注册资本金仅30万人民币的小公司，通过了层层官方关卡，最终“出资”1700多万元，买下了京城停车业“皇冠上的明珠”。

京恩投资前身是一家装饰材料公司，祁力于2007年3月19日购得该公司的“壳”，4月28日更为现名。一直到2009年8月，京恩投资注册资本才由30万元增资为500万元。这已是那笔著名交易发生两年之后。

财新《新世纪》记者联系了北京地区多家民营停车公司，这些公司均表示非常愿意经营北京路边停车位。当这些公司被问及为何没有参与四年前的那笔交易时，他们的回答一致：无法参与。

玄机就在公联安达制定的受让方条件中。北京产权交易所当初的公告显示，交易“受让方应当具备的条件”一共五条，第一条为：“具有五年以上北京路侧停车管理经验者优先”。

多位民营停车公司负责人认为，2007年10月时，北京数百家停车企业中，能满足上述条件的只有一家公司，就是原公联顺达自己。“原因很简单，那时全北京的路边停车位是由原公联顺达垄断经营的，别人想干也干不了。”该规定被视为贾维给祁力量身定做，因为祁力拥有的京恩技术就是原公联顺达的发起人之一，事实上此时京恩技术已实际经营原公联顺达五年整。

公告规定的第三条，更具体指向了祁力的公司：“具有世界范围内协助交警进行相关管理工作的历史和经验者优先”。同业者指出，祁力曾为北京市交管部门从国外引入了路边停车计费咪表，所以当时也只有他满足此条件。

事实上，挂牌公告为帮助祁力夺标，还做了其他功课。比如，在“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中，第一条就称“标的企业股东京恩技术公司不放弃优先购买权”。第二条、第三条则称，“停车资源受政府监管、考核”，而原公联顺达经营的47899个停车位中，尚有21034个未备案，并有部分停车位未办理年检手续。

一位熟悉此事的同业者对后两条的评价为：“这等于在警告竞买者，你必须具有良好的政府关系，否则搞不定，无法经营。”

2007年10月末，京恩投资以约1725万元的挂牌价，毫无悬念地夺得那笔交易。祁力控制的京恩技术，原就持有原公联顺达其余44%股份。2008年11月，此44%股份被也被划至京恩投资。此番交易后，祁力通过京恩投资，拥有了原公联顺达100%的股权，即原公联顺达由国有控股，彻底转变为民营企业。

但贾维对祁力的照顾仍未结束。工商资料显示，直到2008年9月2日，也就是祁力拿下那笔交易的一年后，双方才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合同显示，除500万元保证金，其余购股款1225万元，在合同签订五日内付清。

事实上，完整拿到原公联顺达股权后的两三年里，祁力也不愿与公联安达完全撇清关系。虽然交易合同要求祁力一方于2008年底前修改公司名称，不得有“公联”字样，但直至2011年6月即贾维被调查七个月之后，原公联顺达才正式更名京联顺达。

这场交易发生之后直至贾维案发前，不少业界人士仍然认为“双达”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双达”均不对外强调已分家的事实。以致于京城的停车顾客，至今仍然以为路边车位均为国有企业经营。

工商资料里还有一个细节，直至2011年4月29日，在贾维案步步推进之时，原公联顺达才召开股东会，免去了贾维早就不该戴在头上的董事长头衔。

难解顽疾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之前，将原公联顺达交予祁力经营，显然希望民营之后，祁力能将京城路边停车经营出奥运城市的高水平来。但现在看，此举实际上给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抹了黑

原公联顺达的民营化，并未使北京路边停车位的经营真正市场化。其实质，是由国有垄断转变为民营垄断。

北京市当前路边停车场最大的问题是，对车主只有收费没有服务。车主交了钱，得不到收费员好的言语和态度，而且还要面临车辆被碰擦剐蹭的风险。甚至车辆丢失，也很难得到赔偿。

2011年4月13日，《北京日报》报道了一则路边停车位丢车事件，所涉公司正是原公联顺达。这起在西城区法院审理的案件，源于2009年9月9日，车主发现自己停在小区外侧停车位上的现代途胜越野车丢失。他每月缴给原公联顺达130元停车费，因此要求对方赔偿汽车。在法庭上，原公联顺达的代理人却认为公司不应赔车，因为“路边停车收费收的是占道费，不是管理费，因此没有管理的责任”。虽然该案最后以双方调解收场，但暴露的问题已足够典型。

一位同业者道出个中原因。在北京，路外停车场和地下停车场甚至相当大数量的居住小区停车场，经营者为经营风险考虑，多数花钱为自己停车场投了相关财产保险。如果发生了汽车损坏和丢失，自有保险公司负责赔付。而路边停车位通常由于比路外和地下停车场难管，又出于层层转包后利益最大化考虑，多数不会投此保险，这就是原公联顺达不愿赔付丢失汽车的最主要原因。

此外，随意划线收费，也是原公联顺达的顽疾。在北京，汽车明明停在路边车位线内，还有穿着停车公司制服的人收了停车费，但最终被交警贴了罚单。这样的怪事发生在许多人身上。而最终，交警部门给出的解释却是，那是个被停车公司私划的停车位，并未经市政部门同意，也未在交通部门备案。而细查这些私自划线收钱的公司，多属原公联顺达。

多位京城停车业企业负责人称，在北京，除原公联顺达，也有其他公司私划路边停车位收费。但数量最多，胆子最大的就是原公联顺达。一位停车企业老总由于经营某小区停车场，附带经营了小区外侧数十个路边停车位，结果与原公联顺达多次发生争端。该老总说：“祁力当时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北京路边停车位，我想要哪块政府都会给，你别想和我争！”

知情者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其实原公联顺达心里也不是太服，他们2007年拿下原公联顺达时，公联安达挂牌书中给的近5万个路边停车位中，有近一半事实上未备案。这些未备案停车位，原公联顺达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经营权。但各区政府部门并不这么认为，于是政企双方之间就有不断发生的“非法停车位”之争。

同业知情人士认为，原公联顺达有相当多的路侧停车位纠纷，是因原公联顺达长期转包这一粗放经营方式导致的。原公联顺达对路侧停车位最常见的管理方式，是按地段和车位划分为一个个路边停车场，然后以一定费用将这些停车场分别转包私人。而这些私人再雇佣管理员进行管理收费。这些管理员通常是京城失业者，或退休人员，也有相当大数量的外来打工者。他们通过原公联顺达为期一周左右的培训后，就可以穿着公司统一制服上岗收费。

同业者指出，这种方式好处是收费人员积极性特别高，坏处是收费员、承包者与公司利益不一致，难于管理和控制。这些承包者为了各自利益，难免扩大停车位，私设新停车场，甚至高收费，而管理员自己更情愿将收费中饱私囊。财新《新世纪》记者发现，在百度搜索上，同业者指出的这些问题，均能在有关原公联顺达的新闻报道找到，原公联顺达也因这些问题屡被投诉、罚款。

网络上充斥着原公联顺达与车主之间的种种纠纷。有车主停车未缴费遭看管员扎轮胎的，有因停车费双方争吵的，还有因此大打出手闹到公安部门的。最为著名的当属“考生家长停车场猝死案”。2005年6月7日，考生家长因停车问题与原公联顺达收费人员争执，最终家长心脏病突发猝死。法院一审判决公联顺达承担赔偿责任，但二审法院认为原公联顺达不承担赔偿责任。为此案，原公联顺达最终补偿死者家属6.9万元。

同业者指出，北京市政府部门当年同意将原公联顺达交予祁力经营，是在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显然希望民营之后，祁力能将京城路边停车经营出奥运城市的高水平来。但现在看，此举实际上给北京国际大都市形象抹了黑。

利润流到哪了？

政府称只收到两三千万元，企业自身又号称不赚钱，路边停车位成了赔钱买卖？

2010年3月31日，北京市发改委、市交管局、市交通委等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4月1日起，北京市燕莎、王府井、北京站、北京西站等13个重点一类地区停车费大幅上调，路边停车位由每小时2元，调升为每小时10元甚至更多。

事隔一年，2011年4月1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新闻称，自当日起，北京整个三环路以内路侧及路面停车收费都成了一类标准，外加三环外的CBD、燕莎地区、中关村西区和翠微商业区四个重点区域；路侧停车首小时10元，第二小时起15元。

收费价格上升，但祁力的原公联顺达方面对新闻媒体一再称，停车价上调“反而导致收入下降”。

在具法律效力的工商资料中，垄断京城路边停车位市场的原公联顺达公司，年销售收入只有人民币7000万至1亿元，好年份利润才150余万元。上述数据不免让人惊诧。

这些纸面利润，与祁力当年总计花费2500余万元的血本不惜进入路边停车行业，形成明显反差。如果每年只有100多万元利润，祁力需要干至少20年才能收回成本。

一种解释是，原公联顺达营业收入中，有相当大份额是作为占道费，交予北京市政府财政。

2005年，祁力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有些人以为我们收费是公司行为，其实我们收的钱是占道费，最后这些钱还要交给政府，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些劳务费。”

但上述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北京市财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占道停车费收入仅为3372万元；2010年，部分区域停车费上涨，但由于路边停车位缩减，占道停车费收入降为2110万元。据北京市交通部门解释，北京的停车占道费实行市、区两级二八分成，收入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用于道路设施维修养护、停车管理和交通管理。

政府只收到两三千万元，企业自身又号称不赚钱，路边停车位成了赔钱买卖？

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一个未经证实的业内传闻是，曾有一家外资企业与祁力多次接洽，想接管祁力手中的“马路王国”。祁力开出了一个让人瞠目的价格——7000万美元。该传闻虽难以证实，但数位停车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最近一两年，业内多家企业试图从祁力处分包部分路边停车位，均被祁力拒绝。

有业内人士为原公联顺达算过一笔账：即便按其合法备案的总停车位近3万个、每小时收费2元、白天80%的车位使用率、夜晚50%使用率简单推算，其年总销售收入最保守估计应在2亿元以上。而近两年，随着停车位价格上涨，其总收入至少在5亿元以上。这还不算该公司未经备案的大量私划线停车位的收入。

一位不愿具名的原北京某大型国有停车公司高层说，他原来所在的国企，工商资料也只报很少的营业收入，很少的净利润。作为知晓财务状况的人员，他知道公司某负责人还成立一家私营公司，钱都被转了出去。前几年这家国企改制，这位某负责人一下子拿出很多钱把公司买下，结果公司民营后业务红火异常。

“就这么回事吧，只是一个数字游戏。”他评价说。

该人士目前自己也承包经营了京城十几个居住小区的停车场，共有不到1万个停车位。“我经营的是大型停车企业看不上的小停车场，每小时收费五角钱的那种车位。你知道我一年净赚多少吗？八九十万元。祁力的原公联顺达几万个路边停车位，如果说只有100多万元的净利润，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