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税:分裂华夏，《隆中对》难辞其咎

分裂华夏，《隆中对》难辞其咎

    其实，在稍早些时候，鲁肃也有一个类似的《隆中对》，这是他同孙权的一次谈话。两个《隆中对》对当时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它是一把打开另一画廊大门的钥匙，让当时和后世看到了一幅三国鼎立的历史长卷，看到华夏瓜分豆剖、鲜血淋漓、尸陈黄沙、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

    即将覆灭的刘备这支小军阀忽然间僵尸还魂，且日见坐大，实得力于诸葛亮的《隆中对》。

    严格地说，赤壁大战前夕的孙权，并不具备军阀特点，还属于东汉王朝的地方军政长官，而且其父兄孙坚、孙策，都有着维护中央集权，保护地方民众的光荣历史。孙坚以代理府尉身份曾召募兵勇，参与了平定会稽人许昌的称帝活动;协助张温镇压了甘肃一带地方军阀边章、韩遂的叛乱;董卓作乱，十八路诸侯中身份低微的长沙太守孙坚，却是讨董大同盟中最为贞烈的力量，在受到重创之后，仍整顿部队与之大战于梁县的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董卓为了分化瓦解讨董大同盟，曾派李榷游说孙坚，请求与之结为儿女亲家，并让其列出家族子弟名册，将分别给以刺史、郡守的委任。孙坚严词拒绝曰：“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耶?”(见《三国志·孙坚传》)孙坚在同刘表部将黄祖的襄阳之战中，单骑走岘山时，被敌方发现射杀，长沙遂为刘表占领，其子孙策无奈中投奔袁术，任怀义校尉，所部不过父亲的旧部千余人。后受时任丹扬太守的舅父接济，驻扎于苏州、绍兴一带。而其发展壮大，是在翦灭割据称雄、残害民众的地方军阀严白虎、刘繇、邹他、钱铜、王晟等战争中，渐次扩充军队扩张辖区的。这些战争有利于江南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获得了东汉王朝的肯定，曹操“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吴侯”(见《三国志·孙策传》)。孙策的最初起家，全靠了袁术的支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袁术称帝时曾极力拉拢孙策，孙策回信力陈九条理由加以反对。之后，在给太史慈的书信中，解释同袁术断绝关系的原因说:“苟有大故，不得大离。”(见《三国志·太史慈传》裴松之注释《江表传》)在袁术分裂国家、自称皇帝的原则问题上，孙策坚持了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在接受东汉王朝印绶后，建安元年，派遣奉正都尉刘由、五官掾高承到许昌“拜献方物”;建安三年，又“遣使贡方物、倍于元年所献”；王朗素有令名，被孙策软禁于武昌，朝廷征召时，也顺利放行。拜献方物、送走王朗是承认中央政权的标志之一，是对中央与自己关系的明确。建安五年孙策病死，孙权弟承兄业统领江东。这种权力的私相授受和承袭，是对东汉王朝至高权力的渎亵，已带有军阀色彩。曹操在忙于北方统一、无暇南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书事”(见《三国志 ·吴主传第二》)，既承认了已成的世袭事实，又派来文职“丞”协助政务并进行监视。从孙权袭职到赤壁大战前，其间一直维持着上下级关系，仍向朝廷贡献方物。庐江太守李术叛变投奔袁术，孙权求索不得时，也曾上报中央要求出兵讨伐。华歆在孙策、孙权处贵为上宾，曹操得知其人才能，以中央名义征调入京，孙权虽然割舍不得，但还是送其上路。鲁肃在同孙权密谈时，孙权请教道：“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断然否定了孙权意欲辅佐汉室的打算，并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当时的孙权还没有贼胆，只好言不由衷地回绝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也。”(见《三国志·鲁肃传》)这也许不是孙权的肺腑之言而是巧饰，但是至少可以说，他没有胆量割土分疆同中央对抗，还不具备军阀特点，而是东汉王朝的地方军政长官。

    张昭深恶痛绝鲁肃的张牙舞爪，对孙权说道：“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但是孙权这时已萌发贼心，当然听不进去张昭的意见，反而更看重鲁肃，优厚的物质赏赐，使鲁肃一夜之间与昔日的僚属一样富裕。但此时孙权并未下定割据称雄决心，而且开始脚踩两只船在观察形势。

    公元207年，刘备茅庐三顾，待价而沽的诸葛亮携着《隆中对》登上了政治舞台。鲁肃比诸葛亮直率，没有“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矫情做作，是以指仓借米的豪爽结识周瑜，并因缘附会，以布衣被荐于孙权。孙权在“众客罢退，肃以辞出之际被单独召见，合棚共饮”中，鲁肃指天划地地高谈阔论，抛出了东吴版的《隆中对》。

    关于形势。诸葛亮认为：“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交锋”，“孙权拥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荆州“北据汉、河，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诸葛亮在谈论天下形势时，突然笔锋一转，大谈起人才的重要性，即：“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二百九十五个字的《隆中对》，忽然加进了一大段文不对题的内容，似乎变成了应该切除的骈指。其实不然，大谈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强调人谋的作用，当然是在打广告推销自己，其潜台词则是：你要终止狼奔豕突、四处逃窜的困境，就得请教区区在下，依靠区区在下了。

   鲁肃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指出其腹地的症结依然是“北方多务”( 见《三国志·鲁肃传》)，有后顾之忧。  一个“诚不可与争锋”，一个“不可卒除”，这是同一认识的两种表述。由于孙权、刘备的处境不同，诸葛亮、鲁肃在分析天下形势时，侧重点自然不同，鲁肃强调不应再做东汉王朝的愚忠之臣，也不能向北扩张，而是巩固父兄基业。诸葛亮则要刘备避实击虚，即躲开实力雄厚的曹操，另外寻求立足之地。所以鲁肃着眼于曹操，诸葛亮更看重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两相比较，鲁肃的眼光更为深邃，“汉室不可复兴”，这是他发出的东汉王朝死亡通知书，比诸葛亮“汉室可兴”的盲目肯定高出了许多。至于曹操的“北方多务”，则更是卓识远见。是时，韩遂、马超等十部依据陕西、甘肃分裂割据，这是国家统一的潜在威胁 ;袁绍残部尚在为敌骚扰;匈奴乘机南下烧杀掳掠;黄巾起义虽被镇压，余部尚在四处活动。在通信工具原始、信息十分闭塞的时代，一个布衣知识分子对天下形势能如此高瞻远瞩，也属难得。

    把此时的东汉中央政权不称为中央政权而冠以曹操，除了点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实质外，不能不说诸葛亮、鲁肃两人各怀了叵测居心，是为刘备、孙权割据称雄寻找的借口。中国历史上，幼主暗弱，大臣主政者屡见不鲜，但是鲜有以主政大臣姓名取代政权的事例。西周周公主政，西汉霍光主政，都不曾以他们名字冠名政权，即以西蜀论，在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的十二年中，西蜀政权也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刘禅不过是挂名皇帝、玉玺皇帝，如果以主政者冠名，西蜀当如何称呼？至于曹操、诸葛亮主政后的结果不同，那是之后的历史，不能以可能成为立论的依据，结论不能成立于实践之前。

    关于策略。对天下形势剖析判断后，诸葛亮、鲁肃并没有屈从于显现的天下大势，而是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似乎无望中寻找可能，在政治夹缝中探索机会，并力图最大限度调动其主观能动性。但是大势所趋，机会渺茫，对孙权、刘备来说不是归顺，就是毁灭，生死决定于一念之间。鲁肃、诸葛亮在非此即彼中，犀利地发现了第三种出路的可能性，即促成孙刘联合以共同抗拒华夏统一的大势。

    诸葛亮的策略是“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结好孙权”是总策略的核心部分。鲁肃的策略（这是他赤壁之战前夕补充的）是“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在诸葛亮看好孙权的同时，鲁肃也将宝押在刘备身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刘备必须抓住军阀刘表的一部分人马。否则，光杆司令的刘备就没有利用价值，当然就没有了合作的基础。

    君子所见略同，政治家心有灵犀，孙刘联手使华夏瓜分豆剖的蓝图，由诸葛亮、鲁肃各自独立地勾勒了出来。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客观地说，孙刘之间的联合战线，是出于自身发展壮大的目的而形成的暂时勾结，对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并没有积极意义。而且注定是短命的，因为两个战略方针都对荆州、益州馋涎欲滴，志在必得；更何况，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夺取中国而南面称孤。中国只有一个，而想称孤的却有联合的双方。

    关于战略。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为四步:第一步，占领荆州。这是以反问句式明确的，即“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第二步，夺取益州。因为益州是天府之国，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正是分裂割据的好地盘；刘璋暗弱，因之最容易成功也最容易据此与中央分庭抗礼。第三步，在巩固荆州、益州的同时，“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并且与孙权结成盟友，从而获得可靠的后方。这虽然是诸葛亮的总策略，但仍包含着战略步骤的内容。第四步，一旦“天下有变，派一上将出荆州夺取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那时候，必将出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刘备的局面。鲁肃在他的《隆中对》中，根据“北方多务”，曹操无暇南顾的机会，制定的战略分为三步：第一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这虽然没有大的动作，却是鼓励孙权同中央公开地撕破脸面，割据称雄。因孙权心有余悸，鲁肃进而鼓励道:“规模如此，亦自无嫌 (应为谦字)。”第二步，“因其多务，剿灭黄祖，进伐刘表，竞长江之极，据而有之”就有了可能。如能如愿，先同曹操共分天下，搞成一个南北朝。第三步，“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诸葛亮、鲁肃的战略，虽然不尽符合实际，但在今天看来，仍不失精彩。惟其精彩，给社会造成的后果就更为严重。

    关于最终目标，诸葛亮确定的最终目标为“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即让刘备成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匡合诸侯的霸主，像他们拥护周天子那样拥戴东汉王朝，并使之中兴。鲁肃制定的最终目标是让孙权像刘邦一样统一天下自己做皇帝。

   《隆中对》功耶罪耶？判定重大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有客观公正的准尺墨绳，这就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普通劳苦百姓的利益。如果将标准确定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上，即令得出一百个结论，一百个都是错误的。也不能运用成王败寇的陈腐观念，成功者即颂之为胸怀大志，失败者则唾之为素怀野心，这是不讲是非曲直的实用主义;有时候，这种观念还往往表现为阿谀逢迎或落井下石。东汉光和末年的黄巾起义，标志着民众已经无法照常地生活下去，自此开始至公元208年赤壁大战的二十五年间，灾荒战祸已将中国折腾得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山河破碎，人民倒悬的地步，也够令人痛心了。好在曹操平定了黄河流域，给华夏带来了统一的希望，给民众带来了一线生机。而诸葛亮、鲁肃只将目光扫描于其主的未来“事业”，并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却不顾民众的疾苦和国家的再次分裂，极力挽救了垂垂将死的老军阀刘备，策划孕育了新军阀孙权，两个《隆中对》已经难辞分裂华夏的罪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