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空中草原有哪些风景: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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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议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 “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 “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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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经过实地观看，接受、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由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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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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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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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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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３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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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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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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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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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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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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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周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周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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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周恩来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
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周指派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陈毅担任前委书记，罢了他的兵权，红四军七大是他们的第一次磕碰。
二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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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举行"宁都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宁都会议后，周靠朱德等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
这次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而不是前三次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
四十年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周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周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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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当时，他刚刚正急待治疗膀胱癌，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把当年的历史老账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
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周恩来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是有大功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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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现在廓清历史真相了。
当年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
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
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
"这时期，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以鼓励我埋头干麻痹我，在小关节上又让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第五次围剿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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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中央三人团"是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病笃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
宁都会议后，毛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有意识地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
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丁这样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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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
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
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
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
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 XX(朱)一个 ，XXX(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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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
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毛泽东死后，官方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疑问，因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
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
《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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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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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其一，周恩来当时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在当时有关军事行动方针的决策中，周是最终拍板定夺。
其二，毛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很脆弱，仍然有可能被人轰下台。
毛泽东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对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后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还旧事重提，因为他怀疑是彭在背后搞鬼。
毛以作战指挥需要，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前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在军事三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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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书。他在文革期间谈起这段历史时，说：
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即三人小组)，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
"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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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
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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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并不光彩，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自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深知张国焘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来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毛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
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以及张闻天的"虚君"地位表现得淋彻尽致：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
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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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
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
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毛主席说：
"下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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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下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
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老于权谋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
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
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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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与张国焘斗法的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改变遵义会议确定下来的周作为党内在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恰好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
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
毛泽东尽管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
毛决定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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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
这样周恩来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
红军到达陕北后，由被毛泽东称为"明君"实则"虚君"的张闻天出面，藉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
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的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
周恩来当然他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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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毛出任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人把党内外军事工作的最高职务独挑起来，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前方的周、毛、朱、王从实际出发，于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电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当前重大问题与对作战行动的意见。30日的报告明确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为了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解决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讨论和确定第四次反“围剿”的应敌方针，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朱德、王稼样、顾作霖、邓发、任弼时、项英等出席了会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赴会。
会上，“左”倾领导人批评了毛泽东“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以及“乐(安)宜(黄)战役后，又重犯了分兵筹款错误”等，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并且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也指责为“以准备为中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同时，把毛泽东抵制“左”倾错误的正确意见，斥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组织观念不强等。
会议在“左”倾思想占上风的情况下，通过了“左”的军事行动方针，要求红军在敌军合围未成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还错误地决定取消前线最高军事会议制度，并无视周恩来提议，“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的意见，不顾王稼祥、朱德的反对，最后以所谓“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为由，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会后，“左”倾领导者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由周恩来兼任。
临时中央11月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歪曲为“纯粹防御路线”，并加以批判；对执行这一路线的干部加以打击和排挤；而且又否定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即将到来的紧迫情况下，排挤和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前后
发布单位：市委党史办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09日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是耿耿于怀并曾多次提起。像1964年，他在接见外宾时就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应该说，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宁都会议前：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路线分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重心逐渐转入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中先后建立起多个苏区。但是，由于对革命认识深度的不同，中共中央与地方苏区领导人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其中，以毛泽东和中央之间的分歧最具代表性。为了加强对各苏区的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中央决定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简称“苏区中央局”。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宣布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1人以及共青团中央1人担任委员。值得注意的是，在“苏区中央局”成立后不久，原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即行撤销，并由前者代替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却日益扩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中央苏区的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的行动这两个方面。早在1931年底，在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要实现中央苏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确立一个沿着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的山区建立苏区的计划。”对此，王稼祥首先起来反对。他反驳道：“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路线就是为了规避占领大城市这一目标。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国际路线的。中央苏区扩大的方向，应该是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然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对于王稼祥的发言，与会者绝大多数表示赞同，最终这次大会通过了王稼祥的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对此，毛泽东被迫做了策略性的妥协。但随着红军攻打赣州的失利，毛泽东又再次坚定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在稍后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再次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他说：“攻打赣州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承。即便要攻打赣州，我们也必须在攻打赣州的同时，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我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我们在今年年内是不可能占领大城市的，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但是，毛泽东的发言再次遭到了与会者的批评，他所提出的建议也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这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成为上述分歧的焦点并逐渐成为了“苏区中央局”中的少数派。为了消除“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分歧，中共中央一度出面加以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做出妥协，从而保证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团结和行动一致。对此，“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6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时指出：“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经结束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全会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了。”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消除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32年8月，红军先后发起了乐安战役和宜黄战役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在胜利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围绕着这一问题，双方之间再次产生了分歧，并加剧了先前之间已有的矛盾和分歧。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此时的“苏区中央局”也已经动了撤换毛泽东职务的念头。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统一内部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苏区中央局”的一致领导，“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立即召开中央局的全体会议。
二、宁都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正面交锋
1932年10月3～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县的小源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以及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等人。
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最初是关于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红军于1932年8月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在胜利之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这引起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极大争议。在此之前，“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委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实际出发，并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的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江西吉安和抚州进发，而是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回撤到宁都县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寻求有利战机。但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却不同意前方的部署，认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决定”，这一部署将会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个“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因此，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以威胁南昌，从而达到减轻国民党“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当然，后者的军事作战方针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出的。就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依靠现在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同时准备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战，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争取敌军广大的动摇与失望的士兵群众以及居民群众，扩大苏区，与其他红军部队建立联系。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批评，前方的委员周、毛、朱、王并不赞同，他们回电解释道：“现在如果能够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是直接的援助，并将开创一个向北发展的局面。但是，我们对此已经考虑再三，在目前敌情与红一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要想攻城打援，我们的部队是没有把握的。如果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但是，“苏区中央局”并不接受前方委员的解释。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上述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在针锋相对的辩论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再次出现了分化，毛泽东结果又成了会议中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会议讨论的方向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并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批判大会，以前之间的其他分歧也被高调提出。如在这次会议上，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且，将毛泽东正当的辩解斥责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当然，也有少数委员表示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但是，多数与会委员认为：“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动提出了“请病假休养、必要时上前方”的要求。当然，毛泽东此时提出“因病休养”要求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辞，而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客观表述。早在1932年6月10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时就曾经提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体极弱，他现在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患有失眠，胃口也不好。”这次会议讨论的最终结果，不仅通过了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而且也批准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上前方”的请求。
应该来说，中共中央虽然支持“苏区中央局”的路线方针，但并不赞同对毛泽东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撤销职务。就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曾致电苏区中央局并指出：“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但是，在“宁都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府即宣布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至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三、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
早在成立之初，“苏区中央局”即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一机构设置，从而达到了削弱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目的，而“宁都会议”的召开，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这样，就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面对上述变故，毛泽东应该如何对待？
一方面，毛泽东决定泰然处之，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首先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出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听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后方领导政府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组织纪律，做了大量的政府工作，例如查田运动，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通过广泛的查田运动，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筹款以及扩红等工作的开展，从而保障了反“围剿”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而且，这一经历也为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多年之后，毛泽东曾经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正是这次由领导军事工作到领导政府工作的转变，才使毛泽东真正有机会学习“治国安民艺术”。
另一方面，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在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呈现出不断扩大化、频繁化的趋势。如这一时期的反“罗明路线”、“托洛斯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等运动。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为肃反运动的牺牲品。对此，毛泽东处处行事谨慎，不主动与他人交往，以免授人于柄。当然，这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同志。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曾经谈到，“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正是因为毛泽东行事如此的谨慎，才使自己得以躲过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运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觉得幸运。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他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时期能够独善其身，这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尊重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共产国际虽然也认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因而反对公开批评毛泽东和撤销他的职务。对此，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曾在“宁都会议”之后致信中共中央并指出：“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对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像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时曾指出：“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23日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在苏联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上述支持，自然也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态度。
（作者杨会清，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党史文苑》2009年3月上半月） 扑朔迷离的宁都会议(2009-02-02 13:11:24)扑朔迷离的宁都会议2007年09月26日 星期三 01:28 P.M.1965年2月的一天，周恩来到毛泽东处汇报工作，其中谈到对经济指标党内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说，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这句话是毛泽东30年前，即江西苏区时期，在宁都会议上说的。在那次会议上，博古、张闻天、顾作霖、项英等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判，并剥夺了指挥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毛泽东的兵权。周恩来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对毛泽东不服判决的发言印象深刻。于是，周恩来就检讨自己保守，把年初的钢产量定低了等等。然后联系到宁都会议时前后的情况，说自己有时候容易犯右倾错误，一段时间就和博古他们站到一起去了。毛泽东摆摆手，笑言道：恩来，你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往自己身上揽，你不用多虑，有些人是觉得我毛泽东的思想过时了，不想跟我走了，可是，你还会跟我走的。
那么，当时的宁都会议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由于此次会议的记录没有保留下来，会议的原貌只能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有关此次会议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之间的电报来往来推知了。因此，会议中间的一些关键处，恐怕是不能复原，扑朔迷离的印象就难免了。包括会议记录为何会丢失，都是一个待解之谜。
周恩来是1931年到苏区的，当时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是毛泽东。但是在1930年苏区中央局成立时，政治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不可能分身，书记由先到江西苏区的项英代理。打“ＡＢ团”问题发生后，项英被指责为右倾，再加上项英军事上弱一些，遂改由毛泽东代理。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书记一职自然回到他的肩上。
但在文革中，“四人帮”说“周恩来夺毛泽东的权”，则是指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特别会议。
在会议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就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吵得不可开交。
据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周恩来因为在前方指挥作战，是在会议半途参加的。一开始，会议由任弼时主持。后方中央局的一些同志自恃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发言气势逼人，要求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9月下旬，临时中央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对于临时中央的指示，毛泽东、朱德回电说：“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同时前方中央局发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而不是临敌主动出击。对此，后方中央局就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于是，在10月3日至8日召开了宁都会议。会议不在后方而在前方的宁都召开，本身就有后方督战前方的意思。
在会议上，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则坚持自己的意见，并据理反击，致使后方中央局成员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加重了对毛泽东的指责。
指责不仅没能使毛泽东屈服，反而激发起毛泽东的斗志。朱德、王稼祥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王稼祥说：“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直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王还说，“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最后他说：“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王稼祥的一番话，使会议陷入了僵持之中。
王稼祥时年28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但他回国早，1931年3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所以，他坚决支持毛泽东。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毛泽东则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王稼祥的发言，使会议形成了前后中央局对垒的僵持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来了。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此后的会议，便由他主持。他是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有最后的决定权。
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周恩来采取了调合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或者由毛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或者由周恩来负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协助。毛泽东本人则认为既然不能得到信任，就坚决拒绝周恩来提出的前一方案。毛泽东的主动退出，使周恩来如释重负。
最后，会议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并发出了一条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饬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
对会议的争论，后方中央局的同志表示要上书临时中央请求指示。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到达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了后方。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1965年周恩来向毛泽东作自我检讨，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个时候，周恩来刚到苏区不久，对毛泽东及其才华了解不深，两个人也还没有开始真正合作。就党内来说，周恩来当时的地位是高于毛泽东的。毛泽东的脾气是，既然他们不支持我的观点，我就宁可不干。周恩来呢，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
两个人的正式合作是在遵义会议以后。英国人肖特在其《毛泽东传》中的有关说法可以作为佐证。书中说：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曾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其原因可能是他对组织纪律观念看得有点过重了。他在宁都会议上曾表明，他认为毛应继续参与指挥军事，但当领导作出了反对毛的决定之后，他没有对决定提出异议。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他是尊敬毛的。当毛离开宁都时，他骑马为毛送行了一段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自称是“代理政委”，意指毛泽东可能恢复原职。他偶尔也把文件送给毛：“如有便请阅。”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军权。第一次是1929年，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免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离开部队，到地方上去指导工作。第二次如同第一次一样，毛泽东也是离开部队专做政府工作。心情压抑的毛泽东，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
1933年1月，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了霉。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以及朱德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曾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足见宁都会议上的挫折，在毛泽东的心中占有多重的位置。由此不难想象，人们在会议上的态度，不能不在毛泽东的印象里留下痕迹。当然有些东西会让毛泽东改变看法，而有些东西则让毛泽东的看法固定下来。那么，会议记录的付诸阙如，愈加深化了宁都会议的扑朔迷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