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县黑社会二龙: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1）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俗话说得好，秀才见着兵，有理说不清。毛泽东在井冈山所面对的从四面八方先后汇集到这里的是什么样的队伍呢？一支700多人的秋收起义农民武装；一支2000多人的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八一起义的国民党部队；一支8000多男女老少组成的湘南起义部队；一支800多人的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德平江起义的国民党部队；一支300多人的由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绿林武装；一支300多人的由张威、毕战云率领的国民党的投诚部队；一支几千人组成的万安农军和莲花红色独立团。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等是赫赫有名的将领，袁文才、王佐是响当当的地头蛇，内部矛盾尖锐复杂，队伍犹如一盘散沙，外部环境险象环生，强敌不断压境……。面对着这样的队伍，毛泽东不但把道理讲对了，而且硬是把道理讲通了，这实实在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就是毛泽东，还有谁人敢说可以承当如此重任？建军指导思想的确立，旧军队的改造，有革命理想、有钢铁纪律的红军不断的发展壮大，充满生机的革命根据地的日益扩大，鱼水情深般军民关系的培育……，这些毫无疑问地都凝聚着毛泽东的心血。红军“三大任务”，“政治工作三项原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支部建在连上”，“党指挥枪”，红军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关系到红军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发明专利权都是毛泽东的，这些无一不是伟大的的创举。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泛泛而谈，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丰富的内容的。　　

临时中央在大城市里，住着洋房，吃着面包，高高在上，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他们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不得已跑到了中央苏区。伍修权在《回顾革命史难忘毛泽东》一文中就说过：“这事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一面批判否定毛泽东的思想主张，一面不得不投靠毛泽东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来立足存身”。罗钟磬在《用兵如神的毛泽东》一书中说：“1933年1月，中央机关被迫从上海迁到赣南苏区，在他们当中的某些要人最不以为然的毛泽东开辟的地盘上‘落脚谋生’”，“中央机关的驾到，也带来了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些以正统马列主义者自居的‘钦差大臣’们，不但不感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所带来的一切，反而攻击毛泽东的那一套战略战术是过了时的‘农民游击主义’。毛泽东，再次面临着党内的‘政治围剿’和蒋介石的第四次军事‘围剿’”。那些“钦差大臣”，他们未对根据地的发展有任何建树，也未对红军的壮大有任何尺寸之功。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摘桃派，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周恩来虽有“九月来信”中的一部分功劳，办了件好事，但实际上是亡羊补牢，是“二月来信”对红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的一种补救而已。周恩来到了毛泽东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马上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开始对红军直接发号施令。被彭德怀将军斥之为“崽卖爷田心不疼”、被陈士榘将军斥之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败家子们”，其中就包括周恩来。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执行错误路线的周恩来稳操军事大权，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屡屡受到排斥打击，这说明些什么呢？　　

（美）斯图而特·施拉姆著《毛泽东》：　　

1931年夏或初秋，中央为摆脱困境，脱离秘密状态，遂决定离开上海迁往相对安全一些的江西中央苏区，斗争因而更加尖锐了。现在的局面不再是一个远在外地的机构偶尔发来书面指示，毛泽东可用拖延战术来顶住，而是党的最高当局就在身边直接发布命令，并且就地监督命令的执行。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们抵达江西后，随即采取措施，限制毛泽东在党和政府中的权利。在限制其政府权利方面，11月成立了中央苏维埃政府。……　　

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具有象征性的日子　11月7日　在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出六十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选举出人民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这样，毛泽东在政府中的权利就受到削弱和限制，但并未被剥夺。　　

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层中的处境甚至更为不利，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实际上对他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加以谴责，尤其是着重指出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既坚持游击战术，并顽固地拒绝中央苏区同邻近各省的根据地联接起来以扩大和巩固中央苏区。翌年8月党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受到批评，而且丧失了军权，红军指挥权落入周恩来手中。这种不利的形势到1933年5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周恩来被任命为整个红军的政委，周是强烈支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军事路线的。　　

（美）斯图而特·施拉姆著《毛泽东》：　　

正是在第三次“围剿”结束和中日冲突开始以后几个月内，毛逐渐被剥夺了他在党内和军内所拥有的权利。　　

此时，他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他以这种资格继续作为这个政权的主要发言人，但是他发表意见的自由受到了严格限制。……　　

……　　

如果毛能用这个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把他的特征施加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那么他对处理军事问题的影响看来实际上等于零。但正是这方面的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央委员会采用的呆板战略，导致了灾难性的失败，从而结束了江西共和国。　　

所谓“全面出击”的战略方针是由王明、秦邦宪和周恩来发明的，最初于1931年秋季采用过，由于1932年9月第十二次共产国际全体会议所采取的立场，这种战略方针在1932年底和1933年初得到了频繁的应用。　　

《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榘老将军回忆毛泽东》：　　

在我们党内，似乎有一条规律，每当革命形势好转的时候，总有一些人头脑发热膨胀，像英雄般地要显示自己。由于共产国际脱离实际的指导，特别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大力推行，使得坚持正确路线的毛泽东，不但有违抗“中央决定”之过，而且又增加了“对抗国际路线”之罪。因而，他不得不承受着无辜的责难和连续的折磨。　　

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取消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名义及其组织”的错误决定，又成为“左”倾路线排挤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的开始。毛泽东只能去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了。也从此开始，大家便常常亲切地称他为主席了。　　

1932年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身份率东路军打下龙岩，攻克漳州后，一直在前线指挥军事。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上，“左”倾盲动主义视毛泽东为党内主要危险，他们以所谓“中央指示”为武器，毫无根据地批判积极防御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声嘶力竭地叫喊：积极进攻，坚决打出去。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要求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军事，被后方中央局同志所拒绝，迫使毛泽东暂请病假回后方去“修养”。　　

毛泽东病倒了，这个被敌人到处张贴出缉拿他的头颅而对他一筹莫展的巨人，却被自己的同志搞倒了。　　

会议的结果荒唐而又可笑。就在这年的二月，苏区中央局执行积极进攻路线，命令我们一方面军攻打赣州时，毛泽东就不同意。结果，久攻不下，反被敌人援军包围，造成严重伤亡。在危急时刻，毛泽东顾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红五军团猛攻敌后，终于解救了红军主力。同时他再次明确了不该打赣州的正确意见。然而，“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不仅不认识错误，反而倒打一耙，把进攻受挫、损失严重的责任，归罪于毛泽东等人，说是没有积极执行进攻路线，故未坚决进行布置兵力所致，其荒唐和愚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1933年6月上旬，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既第二次宁都会议），不仅不允许毛泽东发言申述，并且进一步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对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的有根有据的批评。这使毛泽东心情极为沉重，再一次“病倒”。病中的毛泽东，不久坚持到闽西才溪乡作农村调查。　　

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表现了极大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他们根本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尤其是正确意见，疯狂地推行其错误主张。他们不但使白区工作遭受严重损失，迫使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苏区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他们也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断然拒绝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主张。这就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到惨败，造成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1934年10月，决定丢弃中央根据地而转如长征。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继而转向逃跑主义。正是由于逃跑主义的错误，在长征初期的大退却中，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红军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等积多年心血发展创建起来的十多万红军和广大根据地，被“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败家子们，几乎要糟蹋光了！　　

……　　

从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到1932年10月和1933年6月的两次宁都会议，毛泽东连续遭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排斥，一次次对他进行无理的批判，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上山主义”、“等敌深入”等等，一顶顶大帽子戴在他的头上，并且剥夺了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使得他两度病倒。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2）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九一八事变后]可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形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索”，脱离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传“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　　

这样，就使革命根据地内的状况大大复杂化了，也使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中共中央　八月三十日　来信所说中央苏区的严重错误在于“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赣南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几个决议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在实际工作当中，要与一切立三路线影响和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就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至于他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暂时不动，是由于正书记周恩来即将到达中央根据地。]　　

尽管如此，中共临时中央仍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得很不够。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　，临时中央在给中央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批评中央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中没有能完全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和“反右倾”纲领。说：“自我批评的发展，在大会及其前后都没有充分的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非常薄弱，大会上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些都是党大会最主要的错误与缺点。”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周恩来与王明等的意见相反，也就是说，周恩来是赞成、拥护、支持、执行王明路线的坚定的一分子，积极参与了对毛泽东的“作最残酷的斗争”，因为，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　　

[1931年]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宁都宣布起义，……　　

宁都起义发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没有到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在秘密交通的护送下进入闽西苏区。同月底，到达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在瑞金举行，着重讨论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要红军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致电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能动摇；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一月九日　，临时中央又作出决议认定：“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大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仍不同意打赣州，在发言中提出：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他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囤积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以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但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毛泽东又一次成为极少数。他再建议可否听听前方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说：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问过彭德怀可不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昆）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会议按照多数人意见，决定打赣州。这是苏区中央局执行中央“进攻路线”的第一个军事行动。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不知读者看了这段话有何感想，在这里，我粗略地谈一下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一，这段话讲了关于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问题，“周恩来在到瑞金时曾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队固守坚城和红军技术条件不具备等情况，说明红军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意这个意见”。凡是对周恩来有利的一面，决不会放过任何突出展示的机会，而回避了周恩来的另一面。为什么这样讲，请读者继续看下面的分析。　　

第二，这次会议的主持者，毫无疑问是从大城市刚刚到达瑞金上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积极地拥护、而且是忠实地执行了临时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决定，因为，这段话中就明确地告诉了我们答案：“这次苏区中央局会议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会上，许多人认为抚州及其周围有朱绍良部十个师，吉安及其周围有陈诚的五个师，在三个城市的比较中只有赣州守军少，并且同周围其他军队的联系不密切。这样会议就转到讨论如何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是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毛泽东不会主持召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如果，周恩来是真的同意、赞成、支持毛泽东的不攻打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的意见，还会召开一个这样“就是讨论选择攻打抚州、吉安还是赣州的问题”的会议吗？　　

第三，这段话中讲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项英的意见，彭德怀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临时中央的意见，就是没有讲周恩来的意见。显然这是一种回避。回避了周恩来的态度，回避了在周恩来主持的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为什么要回避这些问题呢？]　　

　一月十日　，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有人在途中还谈到：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帐。　　

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毛泽东的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也就此被免了。]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这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上，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是持何种态度？是由于对毛泽东“批评的来势很猛”，“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还是由于“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呢？是什么人决定中途更换毛泽东的会议主持人资格？毛泽东这位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仅仅是因为“批评来势很猛”，就一言不发，会后就请病假？对毛泽东，究竟是所谓的批评，还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呢？对这次在中共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会议，对这场激烈的斗争，传记的作者们，惜墨如金，叙述不尽详细、清楚。作者们非常明显地是在回避着什么。]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3）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传》（续前）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即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　　

　三月二十七日　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这里又一次不失时机地展示周恩来的功劳。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决定权在握，可是，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次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上，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的还是反对毛泽东的？周恩来是如何使用这个决定权的呢？《毛泽东传》的作者们，是不是回避的就是这个问题？当今中国，毛泽东可以批，惟独对周恩来，逢“好”就摆，是“错”就盖，这是不是“个人崇拜”呢？发人深省啊！]　　

……　　

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龙岩、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在　四月十一日　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了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情况。他刚讲到中央区“狭隘经验论障碍新路线的执行”，一个中央常委就插话说：“中央区的领导，我以为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民粹派的观点，是离开布尔什维克的认识的。中央区是以为目前的革命是农民或贫民的革命（虽然没有在文件上表露出来），这是与国际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农专政、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义是原则上的不同。这在土地问题上、党的问题上、职工决议上、反帝问题上都表现出来。因此，中央区的领导是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的。”另一个常委又说：“狭隘的经验论，毋宁说是机会主义障碍路线的执行。”他们的意思是说：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会后，临时中央连续在　四月十四日　和　五月二十日　发出文件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项英带着临时中央的批评意见，从上海回到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已收到临时中央　四月十四日　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　五月二十日　指示电中批评“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　　

……　　

毛泽东接到来电后，断然认为：临时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党的任务的规定和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判断，是同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　　

……　　

苏区中央局没有能像毛泽东那样坚决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对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顶”了没有？上文交代的很清楚：“一面准备接受中央批评，一面将临时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电告正在前线的毛泽东”，显然没有“顶”， 在此处说什么“没有能”“坚决顶住”，令人唏嘘。]　五月十一日　，中央局在长汀作出决议说：“目前事变的发展，更加证明了国际与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确与中央局估量的绝对错误。”中央局承认“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如此承认“绝对错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怎么能“顶”？如此表示要“彻底纠正”这种“错误”，怎么能“顶”？不仅没有“顶”，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他们对毛泽东还要斗啊！]　　

……　　

毛泽东回到长汀，看见苏区中央局　五月十一日　的决议，十分不满，而这个决议是在他没有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他九年后曾写道：“六月回到长汀，见了这个皇皇大文，矛塞为之顿启。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办法，一审终结，不许上诉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军事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是离不开毛泽东的，却还要整毛泽东。毛泽东数次扭转危局，功劳越大，越正确，他们整毛泽东就越起劲，越凶狠，越残酷，违背了“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世界公理，真是一件奇事。联想到当今中国，毛泽东和孙中山，谁人对中国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大，这是众人皆知的，可是，孙先生年年受拜谒，毛泽东岁岁受冷落，很发人深省啊！]　　

……　　

　十月三日　至八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没有留下记录，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问题。毛泽东坚持　九月二十六日　训令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历次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　五月三日　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但指出后方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请读者注意分析周恩来的话。周恩来赞同、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吗？否！因为“周恩来承认前方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这些是和临时中央一致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指挥才能吗？否！因为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毛泽东“经验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试问，有经验、有兴趣就能指挥战争吗，显然不能。在那种激烈争论的会议上，用这等不痛不痒的话，表达的是对毛泽东的支持吗？“如在前方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什么叫作“可吸引”，这是不是一种暂时利用的态度？周恩来的这几句话，其“好人”形象跃然纸上。]他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请读者注意，周恩来所说毛泽东“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实在是虚晃一枪，因为，周恩来所提出的两个方案，归根结底，实质是一个，那就是周恩来要主持战争，要执掌军权！还有一句潜台词，那就是：胜利是战争主持者周恩来之功，失败是战争指挥者毛泽东之过。周恩来的算盘打的是何等的精妙，真的令人叹服。但是，周恩来的军事才能，却使人叹息。不过，我认为此书的作者们的用意在这里是为周恩来表功的。]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中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会后，毛泽东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4）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毛泽东传》（续前）　　

正当宁都会议期间，临时中央常委会在　十月六日　开会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道：“分散工作的观点，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里泽东又表现他一贯的观念，同时伍豪[既周恩来]不能将自己正确路线与自己的权威与之作坚决斗争，而表示没有办法，又暴露一次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同时还强调“我以为应该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而与他的倾向在党内作积极的斗争，这因为要估计到泽东在苏区红军中的威信。”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这个指示电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回后方。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会议的主持者是不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周恩来的态度如何？这里没有提。]根据临时中央来电，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十月二十六日　，临时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宁都再次召开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但博古作的结论中重申那次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到宁都会议，说撤掉军职“是缺席审判，并且不通知”，这完全是一种“高慢的宗派主义”。　　

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这不仅是对毛泽东的打击，而且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黄允升等著《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提议的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毛泽东最后一个实际领导职务也被排除掉了。博古他们，并不因此而罢休，还要继续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　　

……据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当时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　　

毛泽东后来对外国朋友说起过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侯，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说句多余的话，周恩来肯定也没有上门。因为没有任何资料证明周恩来上过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着瓦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一直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亲眼目睹这一切的李维汉曾描述道：“他坚持三条：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不消极；三是争取在党许可的条件下做些工作。那时王明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整人整得很厉害，不是把你拉下领导职务就算了，还批得很厉害，毛泽东在受打击的情况下，仍能维护党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路线和主张。”无论在前期的作战指挥上（包括漳州战役和宜乐战役），中期对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的领导，还是后期在会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尽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绩。他还利用这段时间，读了许多书，作了许多调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军事科学院战役战术部部长张民著《毛泽东是怎样战胜对手的》：　　

1931年9月下旬，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后，”继续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坚持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张，多次提出要加紧执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　　

为尽快实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临时中央派出一个中央代表团到江西。　　

　11月1日　至5日，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于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等几个文件。在这些决议案中指责毛泽东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说他没有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是忽视阵地战，忽视街市战，说“诱敌深入”是“游击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农民的落后意识”。　　

从此，进一步加紧了对毛泽东的排斥，开始进行从组织上排挤毛泽东的舆论准备。　　

……　　

12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此之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周恩来一到苏区，就开始了排斥毛泽东的行动]　　

　1932年1月9日　，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1月10日　，即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第二天，中共苏区中央局就向红一方面军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命令。……　　

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他认为，国民党把赣州视为江西重镇，势在必争，而且赣州易守难攻，红军没有重炮，也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不会成功。毛泽东还用打长沙的教训说明赣州不能打的道理。但是苏区中央局听不进去[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坚持要打，无可奈何。多年后毛泽东仍在发牢骚地说：从1931年到1934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攻坚战，也是一场苦战、血战，红军伤亡4000人，另有400多人被俘。　　

历时33天的赣州战役，数次攻城爆破，两次总攻，都没有成功。久攻不克，部队伤亡、消耗很大，士气受到严重挫折，陷入极大被动。　　

……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于三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召开会议，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一些掌权的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要求红军要继续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　　

……　　

中共苏区中央局[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三月会议后，又命令红军在战略上实行分离作战，即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向敌人进攻，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福建的首先胜利。　　

……　　

10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继续贯彻冒险进攻的战略意图，要求红军在敌人心得“围剿”开始之前，以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省的首先胜利。　　

在这次会议上，进一步对毛泽东进行了无理的指责和残酷的斗争，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和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在三月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对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的正确批评，说成是“动摇并否认过去的胜利成绩”和“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什么叫是非颠倒、什么是黑白不分？由此可见一斑。大家都知道，所谓过去的“胜利成绩”，即是红军以及中央苏区的“胜利成绩”，不可否认，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而不是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取得的，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毛泽东“动摇并否认过去的胜利成绩”。]　　

宁都会议之后，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撤消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最后一个职务——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接替，并决定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5）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　　

毛泽东指挥红军东征，一举打下漳州，筹资百万，影响巨大，战绩辉煌。还缴获两架飞机。东征告捷，半世回朝，毛泽东不但没有得到肯定，相反遭到临时中央的批评。胜利者受罚，咄咄怪事。　　

……　　

1932年4月间的一天，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邓颖超装束停当，准备起程前往江西瑞金。　　

博古神情严肃地对邓颖超说：“你到苏区后，请转告伍豪同志，要抓紧开展反‘右倾’斗争同时一定要设法让泽东同志多管管政府的事，少让他过问军队的行动。这两点意见都是中央的意思。”　　

邓颖超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到了闽西苏区。　5月1日　，他在长汀见到了周恩来。向周恩来转告了博古的意见。　　

周恩来感到十分为难。[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有何为难？是因坚持真理而为难吗？很显然不是。因为，当时的周恩来所坚持的是错误的路线。是因老好人难当而为难吗？显然也不是。因为，事实上周恩来忠实地贯彻执行了临时中央的意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毛泽东进行了斗争。]他自己在离开上海之前，博古便和他谈了一次话，要他到苏区后特别抓好两件事：一件是组织红军攻打赣州或吉安；另一件就是要设法让毛泽东专管政府工作，不要过问军队行动。　　

到瑞金后，周恩来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谈。他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尤其是对于打赣州，打吉安，毛泽东的意见确有道理。可是，周恩来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在他看来，“进攻路线”是对的。他想通过慢慢地做工作，使毛泽东能转变过来，并对毛泽东的“右倾”“等待”等观念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既然，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不听，为什么非要坚持打赣州呢？周恩来组织纪律性很强，难道就可以不坚持真理吗？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可以说是百折不挠，难道这是组织纪律性不强的表现吗？仅仅以组织纪律性强，来说明周恩来忠实地执行了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是否有些牵强？周恩来是对毛泽东“慢慢地做工作”，还是作了“无情的打击”“残酷的斗争”？这些问题历史都作了回答。]　　

中共临时中央对周恩来温和的作法不满意。他们采取行动，对毛泽东直接进行指责。　　

　4月25日　，张闻天在第37期和第38期合刊的《红旗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长文，指责毛泽东犯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的错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5月20日　，中共临时中央又致电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所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既“赣南会议”）提出批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会]，说党大会“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出”；批评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错误纠正不力。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尽管是不点名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由此看来周恩来本意是不想“升温”的，是不得不为之。问题是，为什么周恩来老做这种不得不做的事呢？用“周恩来感到十分为难”、“周恩来是个组织纪律性很强的人”、“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升温”之类的词来说明周恩来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认为是很难使人信服的。]　　

　5月30日　，他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中发表题为《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的文章，严厉批评去年11月初苏区党大会前后犯了“最大的右倾错误”。说“在去年三次战争中所认为最好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在今年积极向外发展到白区去出击敌人时便完全不能适用了”。[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这些所作所为，哪里是什么“不得不升温”。]　　

　6月27日　，他主持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苏区党大会前后工作的检阅及中央苏区党的目前的中心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认为毛泽东领导召开的苏区党大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可是，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发现：指挥战争确实是毛泽东的兴趣和长处。他承认毛泽东是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尤其是在战役战斗指挥上有长处。所以，他主张还须充分发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长处，因而迟迟没有执行博古的指令，削去毛泽东的兵权，甚至东路军东征漳州时，给他以全力的支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听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打赣州遭到严重损失，红三军团前后遭到敌人夹击，面临被围困、被歼灭，军情似火，危在旦夕，他们束手无策时，不得已才又请回毛泽东来解红军之危。其后，毛泽东是以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率军攻打龙岩和漳州的。]　　

既然博古对毛泽东这么不放心，周恩来便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又一次“不得不……”，令人唏嘘。周恩来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4天后，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瑞金的后方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和项英等人，发出一份电报：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既以毛为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红一方面军建制是6月中旬恢复的。当时只任命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兼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未任命方面军总政委。现在周恩来等联名建议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按照这个设想，前方的作战计划与行动权属中革军委，周恩来为中央局代表，有行动方针的决定权；毛泽东还是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他只以总政委名义参与具体作战指挥。[小人物未敢忘忧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代表团和周恩来未到中央苏区之前，红军的战略方针以及行动决定权属于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而如今，却到了周恩来的手中。]　　

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任弼时、项英等人却没有理解。[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是什么？有谁能理解？作者自己也没有能够说明白。]他们提议让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参与决策指挥，而让周恩来兼任方面军总政委。　　

　7月29日　，周恩来在于都给任弼时等人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谈到组织问题时，作了解释。　　

后方中央局成员终于同意由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　，中革军委发出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　　

　8月8日　恢复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和成立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后，毛泽东心情较为舒畅。他觉得自己又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战场上与红军指战员们纵横驰骋了。8月中、下旬，按照兴国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他与朱德一起，指挥红军连克宜黄、乐安、南丰，歼敌1万人，缴枪4千余支，取得了宜乐战役的胜利。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国民党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开始，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要“进攻”，毛泽东要“诱敌深入”。]　　

“诱敌深入”，待机而战，是毛泽东过去经常采用的反“围剿”作战方针。前三次反“围剿”中运用这一方针，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周恩来和朱德、王稼祥以及各军团领导也同意这一方针。[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如何同意这一方针的呢？请读者看其在宁都会议上的表现。]　　

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此很有意见，认为这有违临时中央指示。　　

前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围绕着前方红军的行动问题，矛盾分歧愈来愈大。　　

周恩来感到左右为难。[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嘿，真的没办法，周恩来又一次“感到左右为难”。又想“左”，又想“右”，焉能不难？看来“好人”也难当啊。周恩来的“左右为难”，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反对错误的“难”，二者相比较，谁更“难”些呢？谁“难”得更有意义些呢？]他准备回瑞金去，以便与后方中央局的同志取得一致意见。　　

毛泽东也希望前后方同志的意见能够得到统一。当他得知周恩来准备回瑞金时，便建议请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到前方来召开会议，解决问题。　　

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建议。　　

……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6）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续前）　　

　9月30日　下午，一队快马从瑞金叶坪出发，朝宁都飞驰而来，　10月2日　下午赶到，出席历史上的“宁都会议”。　　

会期只有短短几天，但造成的损失却不可估量，以至造成中央根据地丧失，红军从根据地被迫转移。　　

……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8名委员周、毛、朱、任、项、顾、邓都参加了会议。刘伯承列席了会议，他是来接替叶剑英任红军总参谋长的。　　

自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以来，全体中央局委员一个不漏地参加会议，这还是第一次。　　

……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先简要地说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一是总结2月攻赣以来中央局8个月的工作，二是研究确定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三是解决前方作战组织指挥问题。他说明：还有什么议题，大家可提出来。　　

会上，周恩来首先就第一个议题作报告。报告中指出：自今年2月以来，由于揭发了去年11月苏区党大会前后苏区中央局所犯“右倾”错误，中央苏区各方面的工作，一般的表现有相当的进步；尤其是积极贯彻执行了“进攻路线”，组织红军攻打了中心城市，向外发展了革命战争。　　

对2月以后几次战役的估计，报告中认为[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报告为周恩来所作，作者不说周恩来认为，而说报告中认为，真是煞费苦心]：攻打赣州和发起南雄、宜乐战役，依据当时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赣州本来是可以攻克的，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所以没有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轻敌麻痹，攻城部队在技术上也有缺点，所以久攻不克。东路军入闽，原为“临时任务”，后来改为发起漳州战役，虽然获得了重大胜利，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往来费时两个多月，延缓了北上攻打抚州、南昌任务的实现。南雄水口战役中，对敌迅速增援估计不足；特别是战斗结束后，部队分散在信丰、三南筹款，发动群众，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报告显然在许多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还是不直接说周恩来，而间接说报告如何如何。真是用心良苦。][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前面作者写到，周恩来想通过“慢慢地做工作，使毛泽东能转变过来”，周恩来是如何“慢慢地作工作”的呢，在宁都会议上可以看到。前面作者还写到，周恩来“便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周恩来考虑的结果呢，在宁都会议上也可以看到。 宁都会议刚刚开始，周恩来便锋芒显露地、火力十足地、直接了当地对毛泽东展开了所谓的“批评”。哪里能看到周恩来“十分为难”、“左右为难”、“不得不……”、“良苦用心”的影子。这位在领导了南昌起义惨遭失败后脱离部队的领导人，在报告中有惊人的逻辑：耗时月余，损失惨重，以失败而告终的打赣州战役，“是绝对需要的”、“本来是可以攻克的”， 毛泽东领导的打漳州等战役，虽然获得了重大胜利，缴获颇丰，但“错误是严重的”。打了败仗无错，打了胜仗却有错，不知是何道理？宁都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竟开成了毛泽东的斗争会、免职会，周恩来终于如愿了，军权终于拿到了手中。宁都会议的最大受益者非周恩来莫属。由此他逐渐成了“三人团”成员之一。]　　

毛泽东默默地听着。他知道，开会之前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作了那么多指示和决议，这都是冲自己来的。既然今天的会议是公开讨论，他也就直言不讳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红军主力早就应该向赣东北方向发展，早就应该北上，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他说，事实上，过去7个月的军事行动中，从总的战略方向上来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泽东勇于陈述和坚持自己的正确的意见，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是何等的大义凌然！与左右为难的周恩来的相比较，两个形象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呢？]　　

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给滚烫的油锅中倒入一瓢冷水，顿时油花四溅，炸开了锅。　　

于是，有些人在发言时，批评毛泽东的言词激烈起来。　　

王稼祥和朱德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毛泽东有些激动。他将手中的铅笔往桌上一扔，振振有词地据理反驳，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　　

可是，对毛泽东的据理力争，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并没有认真地去琢磨，去理解。在他们看来，“进攻路线”体现了“国际”的精神，它是神圣不可违抗的，决不允许停下来“等待”机会。　　

毛泽东有口难辩，只好任他们去说了。　　

……　　

这一天讨论的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问题。　　

任弼时首先念了一份临时中央在　9月30日　发来的急电。……　　

周恩来结合前线实际[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如何结合前线实际的，结合的是否正确，我想读者心里都有数了吧]，作贯彻中央指示电的报告。他解释说，前段时间前方致后方的电报中，提出先赤化南丰和宜乐地区的部署，就是准备与即将大举进攻的敌军决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周恩来用了“决战”一词，请读者设想，用毛泽东历经千难万难发展壮大起来的八万红军与蒋介石数十万大军进行“决战”，会是什么结果呢？这段历史我想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了]。这符合中央指示电精神。　　

毛泽东接着发言。　　

对于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即将向中央苏区发动的大举进攻，他已经深思熟虑。　　

他在发言中坚持　9月26日　发出的总部训令中的主张。　　

这份以他和朱德名义签发的题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有三个要点毛泽东在发言中作了重点说明。他侃侃而谈，一气说了1个多钟头。　　

仍然坐在他身边的王稼祥，为他那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赶紧给他倒了一碗水。待他说完，又递给他一支“三炮台”，伸上自己抽着的香烟，与他对火点烟。　　

坐在毛泽东上首的朱德，点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可是，后方来的几位同志，在瑞金时就反对方面军总部的这个训令，现在看到毛泽东仍然无视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就忍耐不住的批评说：　　

“泽东同志，你这是等待敌人来进攻的主张！”　　

“‘诱敌深入’的方针不一定每次都顶用。你现在的主张，无异于‘守株待兔！’”　　

“泽东同志，你的主张，实际上是公开反对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压根就不怕别人给自己戴什么帽子。待大家说完，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不要扣帽子嘛！孰是孰非，还是看将来的事实吧！”　　

周恩来精心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平心而论，他既赞同毛泽东关于选择宜乐、南丰间为反“围剿”战场的主张，也赞成后方同志的意见。[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真是令人叹服，周恩来是永远不会错的！]待大家的意见说得差不多了，他站起来作会议结论。他说：　　

对于中央的指示信和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大家还是一致接受的。泽东只是担心立即出击收效不大，也不算公开反对中央指示电嘛。不过，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敌人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　　

停了停，他又对任弼时他们说：后方同志也有缺点，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此对于战争动员的准备缺少注意。当然，你们集中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的总结，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毛泽东的主张是不对的。]　　

周恩来的总结，使会议气氛稍稍缓和下来。　　

会上作出决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电，选择东北方向的建宁、黎川、泰宁一线，向敌人主动出击。刘伯承履行总参谋长职责，详细地记下了会议的决定。　　

会议最后一项，讨论组织问题。[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这在文章关于宁都会议起源的叙述中说得很明白。现在周恩来又提出讨论组织问题，其目的何在呢？事情发展的结果说明了一切。]　　

周恩来与宁都会议前后　　

及毛泽东再一次被剥夺军权（7）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丛书》舒龙、凌步机著《岁岁重阳》：（续前）　　

开初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后，毛泽东就预计到讨论到这个问题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果然，后方中央局的同志率先发言说：据我们所知，过去前方对于战争领导不能统一，常常是议而不决，不能机断。这必然要影响战争的顺利进行。为了使战争指挥能机断专一，迅速决定问题，建议由恩来同志在前方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工作。　　

周恩来紧接着说[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是很会把握这种时机的，不得不折服啊]：后方同志的意见，值得考虑。不过泽东积累的经验多偏于作战。我意还是泽东留在前方，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会场，看了看大家的反应后，接着提议，取消“最高军事会议”，并且提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泽东同志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喜欢自以为是，不能留在前方！”有的人说。　　

“泽东同志组织观念不强，经常不服从中央指示，留在前方是不适宜的！”另一个人说。　　

“泽东同志至今不承认有‘右倾’等待的错误，对进攻路线消极怠工。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还有人说。　　

这次会上一直很少发言的王稼祥，此时再也忍不住了。他将没有抽完的半截烟拧灭，搁在桌上，说：现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不能临阵换将。你们调换了总参谋长，现在又要调换总政委，这怎么能行？　　

他望了一眼身边的毛泽东和朱德，继续说：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领导红军开辟和创建了中央苏区。他对苏区的实际情况非常熟悉。多年来的战争实践证明，他指挥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方针原则，是符合苏区实际的，是正确的。我认为大家对他的批评，有失公允之处。我的意见是，不能将泽东同志调回后方！[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王稼祥的观点是何等的鲜明，丝毫没有模棱两可的语言，实在令人敬佩！]　　

朱德和毛泽东是老搭档了。在长期的共同战斗生活中，他已深深地认识和了解了毛泽东。所以，他赞同王稼祥的意见，也反对将毛泽东调回后方。　　

会议陷入僵局。　　

周恩来一时不能做主。　　

毛泽东左手挟着一支烟，右手掀着面前的一只空茶碗，左旋右转地欣赏着。过了一会，他将空茶碗往前一推，说：　　

要说的意见，在会上我都说了。有些事，现在也说不清楚。还是那句话：将来让事实来证明，让历史作结论吧！至于指挥战争，既然我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对恩来同志提出的后一种办法，我也不能同意！　　

最后，他掀了掀身上的毛衣说：我近来身体不好，需要休息。既然我留在前方会给各位带来不便，那我还是请假到后方治病去吧！　　

周恩来主持表决[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在会议陷入僵局，周恩来一时不能做主的情况下，周恩来采用“表决”之法，既不得罪人，又达到自己的目的，也是一种高明之举啊]，通过了由他提出的第一方案。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散会那天，正好是　10月8日　，又是“九九”重阳节。与1929年的重阳节一样，他不得不又一次离开红军。[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毛泽东之“不得不”与周恩来之“不得不”，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　　

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将这个决定报告了临时中央。　　

无独有偶，正当苏区中央局在小源“榜山翁祠”讨论毛泽东去留问题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也在上海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会上，洛甫提出：调毛泽东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个决定，很快通知了瑞金。[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哪里是什么“无独有偶”。周恩来苏区就带有这项任务，前面提到过，博古与周恩来谈过话，博古也让邓颖超传过话，就是这样的内容。现在目的终于达到了。]　　

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改变了“宁都会议”的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工作。[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书的这一部分，用了前方中央局和后方中央局两个名称，但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周恩来是当时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样的历史事实。]　　

……　　

　10月26日　，中共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这是毛泽东创建中央苏区以来第二次被罢黜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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