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网络用语粽子什么意思:纪录片《陈永贵传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9:12:22
凤凰卫视3集电视纪录片《陈永贵传奇》
凤凰卫视3集电视纪录片《陈永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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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奇事
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
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20世纪70年代，当代世界上惟一一个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在北京上任了，他叫陈永贵，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副宰相一级的官，却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在1978年2月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1974年5月，我写了一篇《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的稿子，请陈永贵来审查。他不会读，我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我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签字。他用我的钢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他二次又艰难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
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人。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50年代在北京某工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贵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贵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贵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上了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很轻松的，甚至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到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陈永贵还有一个传说。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他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就笑他，“都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真没想到，他后来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写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由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做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就说，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规的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个讲稿来，他到会上念。这种稿按我们这样写的，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100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
世界上惟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
在中国的等级金子塔中，最低层的是农民，他们不能列入任何国家的等级，他们没级，毛泽东对这种制造新等级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怀念革命根据地里那种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给制生活，讨厌工资制，并提出过恢复供给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中，报纸就批判过当时的工资制，说它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高潮。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中央的会，开全国人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陈永贵不拿国家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1.2元伙食补贴，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1.4——1.5元，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因为他嫌厨师做的饭不合口，就把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饸饹面、抿曲、假豆腐、饺子等。他爱喝一点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矛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吸烟凶的很。当了副总理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开一上午会吸一上午，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他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出，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下台后，他也不轻意坐国家给保留的专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后，由她做饭。陈永贵当了一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副总理，最后落个两袖清风，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了。
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那就是周恩来总理。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虎头山上没有树。文革中陈永贵也是造反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总理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陈永贵认为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他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借机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亲自带队去参加省里的团代会。
笼子里的大人物
陈永贵到北京开始住在北京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陈永贵进了钓鱼台后，就象进了保险箱了，大寨来人看他被拦在外面，搞半天才能进去。陈永贵和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从昔阳县带过来的）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除了开会，就得在这个屋里泡着，也看不了书，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到了晚上，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才有了说话的人。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象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永贵当时享受是一级保卫，想到街上走走，和一些自由活动都不可能，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时间长了非变成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
陈永贵到过中国大陆的最东、最西、最南、最北。但是自从他当了领导人，经过毛主席批准，只有两块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一块是在北京的院子里，有几百平方米，一块是昔阳县，有近2000平方公里。
陈永贵下台后，没有人再保卫他了，他可以随便上街溜达，年轻人、小孩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
凤凰卫视3集电视纪录片《陈永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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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奇事
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
世界上的事无奇不有，20世纪70年代，当代世界上惟一一个半文盲的国家副总理在北京上任了，他叫陈永贵，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人口不多的昔阳县，历史上虽然很穷，却是一个重读书的地方。从唐朝贞观四年到清朝光绪十二年，这个县出过三个状元，一个探花，三十一个进士。到了20世纪70年代出了一个副宰相一级的官，却是个半文盲。山西有人编下顺口溜：“昔阳一大怪，文盲能把宰相官帽戴。”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在1978年2月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陈永贵又一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陈永贵后一届副总理没有当到头。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了副总理职务。
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谈到陈永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毛泽东说：“看来不可轻视大老粗”。1974年5月，我写了一篇《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来做》的稿子，请陈永贵来审查。他不会读，我念给他听，他听了表示同意。我说：“这是专门给《人民日报》的，你光口头说同意不行，你得签字。他用我的钢笔一笔一笔地画，第一次写错了。我说：“错了，多了一笔，重写一个吧。”他二次又艰难地画，又多了一横。他搞不清那个意字究竟应该怎么写。
让文化基础比较低的工人、贫下中农直接升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不止陈永贵一人。和陈永贵一起一步登天的，还有50年代在北京某工厂里创造了一种钻头的工人倪志福，那钻头后来就叫“倪志福钻头”。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吴贵贤。陈永贵在1973年8月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倪志福、吴贵贤也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吴贵贤也和陈永贵同时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倪志福是全国总工会主席。辽宁省有个卖菜的女售货员叫李素文，那时也当上了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当时这一批进入中央领导层的人，文化都比陈永贵高一些。半文盲只有一个，就是陈永贵。那些人的威风都没有陈永贵大，陈永贵是毛主席亲自树的，他们不是。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原因是当时要进行一场革命，要进一步让基层的工人、贫下中农翻身，登上高层的政治舞台，以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打破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办法之一，就是让工人和贫下中农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掺沙子”。
当时，压制知识分子的极左路线，也给陈永贵造成偏见，以为体力劳动才是真正的劳动，脑力劳动是很轻松的，甚至不算劳动。有一天傍晚，他在大寨村口碰到我，他笑着说：“老冯，你看我们在地里受苦受累劳动，你在这里溜溜达达，好轻松呀！”我说：“那好，咱们两个换一换，你来写稿，我上地劳动，我劳动七天，你写一篇稿子。”他说：“我可干不了你那活。”我说：“你们社员回来，劳动就结束了，炕上一躺就能睡觉，我们可是走在路上也在劳动，躺在炕上还在劳动，有时做梦都还在写稿子，脑子得不到休息。”他不吭气了。
陈永贵还有一个传说。50年代有一天在县里开会，晚上他在灯下琢磨人家的会议笔记，有人就笑他，“都四十多的人了，还学啥，再学还能当中央委员？”真没想到，他后来不仅当了中央委员，还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工管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作指示，还经常写报告。1977年，有一天我们几个记者在北京东四他住的地方，他那个大办公室里有一张两米长的条几，上面整整齐齐排着好几十种文件和内部刊物。他笑着指指这一大堆文件，对我们说：“这是我干的事吗？这是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干的事嘛！”
小范围内开会研究工作，这好办，他可以讲话，也可以不讲话。视察工作时，发几条口头指示，对他来说也不难。就是一到认字、写字时，他就难办了。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来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实在弄不懂，但画圈却画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见华国锋、李先念画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李先念是老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
他口才很好，讲话也有点辩证法，经常由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的生产和工作，在内部做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就说，还很有点吸引力，也不乱。到正规的大会上去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那就要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个讲稿来，他到会上念。这种稿按我们这样写的，他是没法念的。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约100字。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秀才，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他当官有一个别人绝对没有的优势。他讲话讲对了，办事办对了，别人说他马列主义水平高。他讲话讲错了，办事办错了，他说自己是个农民，没有文化，本来就不能当那么高的官，别人也不好怎么责怪他。
世界上惟一不拿工资的副总理
这又是一件奇事，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在国务院办公，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府官员，他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仍然保持自己是农民的身份。
在中国的等级金子塔中，最低层的是农民，他们不能列入任何国家的等级，他们没级，毛泽东对这种制造新等级的一套做法是反感的，他怀念革命根据地里那种大致平等、水平低下的供给制生活，讨厌工资制，并提出过恢复供给制。在他的思想影响下，1958年大跃进中，报纸就批判过当时的工资制，说它是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文革中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达到高潮。陈永贵是个农民，对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一肚子火，又知道毛泽东不喜欢这种等级制，他就起来革命了。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华北农民包头的白毛巾，开中央的会，开全国人大会也这样。他脚上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老婆做的老农民布鞋。他这种革命行为，工人、农民特别赞扬、敬佩，说他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
陈永贵不拿国家工资，他靠什么生活呢？我们国家那时把农村里的基层干部称为不脱产干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就把自己划在了这种出外工作，但仍不脱产的干部里头。只是别的不脱产干部外出是短期的，他出来当副总理是长期的。开始由山西省每月补贴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同时北京每天再给他1.2元伙食补贴，大寨每年还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力一年的劳动日，到年终，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当时大寨的分配水平在全国算比较高的，一个劳动日约1.4——1.5元，能买一斤八两到二斤猪肉。陈永贵既是一个不脱产干部在北京住房自然就不出钱。他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原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给他配了一名高级厨师，因为他嫌厨师做的饭不合口，就把厨师打发走了，自己从昔阳县找了一个会做陈永贵爱吃的昔阳面食：拉面、饸饹面、抿曲、假豆腐、饺子等。他爱喝一点烈性酒，六十多度的酒，喝四五两是小意思。他在位时，矛台、汾酒都很便宜，他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吸烟凶的很。当了副总理不能再在脖子上挂旱烟袋了，改吸香烟。开一上午会吸一上午，他后来得肺癌，和这有直接关系。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户口转到了北京，老伴宋玉林和最小的儿子陈明亮都到了他身边。他被安排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这时他才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五十元保姆费。他将原来东城区的副总理小院让出，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级干部楼。他的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国家给他免除了全部房租水电费。下台后，他也不轻意坐国家给保留的专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后，由她做饭。陈永贵当了一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副总理，最后落个两袖清风，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了。
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
陈永贵到文革后期，已达到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公开批评他的程度。那就是周恩来总理。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虎头山上没有树。文革中陈永贵也是造反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总理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总理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陈永贵认为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他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参加大会。4月23日正好周总理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借机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批评了陈永贵，客人走后，陈永贵亲自带队去参加省里的团代会。
笼子里的大人物
陈永贵到北京开始住在北京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也在里头占着房子。陈永贵进了钓鱼台后，就象进了保险箱了，大寨来人看他被拦在外面，搞半天才能进去。陈永贵和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从昔阳县带过来的）三个人住在一幢房里，除了开会，就得在这个屋里泡着，也看不了书，他也不能老在院里闲逛，到了晚上，秘书、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才有了说话的人。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象住高级监狱，憋死人。陈永贵当时享受是一级保卫，想到街上走走，和一些自由活动都不可能，他接近不了群众，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时间长了非变成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并要求：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
陈永贵到过中国大陆的最东、最西、最南、最北。但是自从他当了领导人，经过毛主席批准，只有两块能自由活动的天地，一块是在北京的院子里，有几百平方米，一块是昔阳县，有近2000平方公里。
陈永贵下台后，没有人再保卫他了，他可以随便上街溜达，年轻人、小孩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终于又获得了失去多年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