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戏剧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6月21日 16:54  经济观察报

　　李翔

　　亚洲并没有困扰于缪达尔所说的过度的人口繁衍、贫困、失效的政府政策，反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飞行的“雁阵”。如今，仍然生活在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中，因而对亚洲目前的经济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恐慌，已经毫无必要。但是，命运并没有留给我们时间去欢呼，因为摆在这一地区之前的，是更多的挑战，也是一出新的亚洲的戏剧：它们能否驱动自身的变革，并且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彻底摆脱贫穷、愚昧、疾病和人权的不平等？

　　1968年，70岁的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出版了他研究亚洲和贫困问题的经典著作《亚洲的戏剧》，此时距离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还有6年——1974年，这位桀骜不驯的经济学家在某天早上接到电话，被告知他将获得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开玩笑说，仅仅是因为自己还没睡醒，所以才接受这个奖项，因为他是这个奖项的反对者。可是，当他知道自己是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共同分享这一荣誉时，缪达尔怒不可遏，他说因为这个奖曾经被授予哈耶克，它应该被取消。

　　在1974年，人们再也难以找出像缪达尔和哈耶克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大师了。缪达尔是如此激进，而哈耶克又是如此保守。缪达尔的理论奠定了瑞典甚至整个欧洲福利国家的基础，而哈耶克的著作后来则被复兴了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里根和撒切尔推崇备至。后来，当哈耶克回忆起往事时说，可能正是因为缪达尔太左，而他又太保守，因此，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他们两人绑在一起。

　　在《亚洲的戏剧》中，缪达尔试图揭示的问题，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言：关于国家贫困的探究。他所描述的亚洲，正如同今日的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中所描述的非洲，为过多的人口、腐败的政权、贫穷和成为“失败的国家”的危险所困扰。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将这些国家从贫穷的深渊中拯救出来，除非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愿意伸出援手，豁免债务，同时加上大规模的援助，正如杰弗里·萨克斯和忧心忡忡的摇滚歌手们要求的那样。

　　1968年的亚洲究竟是什么样子，多数人都已经遗忘。中国仍然处在一场乌托邦气质的革命狂热之中，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发展几乎停滞，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路的邓小平正要面临自己无穷无尽的麻烦。印度的精英们仍然沉浸在尼赫鲁的遗产中，他们沉醉于自己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到的经济理论，崇尚有节制的计划和社会公平，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反感不已。后来让人震惊的东南亚经济奇迹连萌芽也没有出现：新加坡刚刚独立三年，李光耀和他的同事们仍然在为新加坡如何生存苦恼不已，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还没有成为最高领导者，但是它的处境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日渐被国际认可，而台湾岛内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韩国总统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他正处于被朝鲜暗杀的威胁之下；马来西亚在1968年发生了种族骚乱，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华人被极端仇视，马哈蒂尔还仅仅是一名政治新贵，他刚刚当选为第一高等教育理事会主席；倒是苏哈托在这一年成为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但是和马来西亚一样，印度尼西亚也仍然在种族冲突和贫穷中挣扎；至于武文杰，刚刚逝世的越南经济改革之父，他在1968年承担起进军西贡的任务。其他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也未见起色，至少在缪达尔论述的并不成功的国家中就还包括菲律宾、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惟一的希望是日本。这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位于美国和苏联之后，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今天来看也让人吃惊，或者说，至少和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样让人吃惊：在1967年—1970年间，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是17%，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四年前，他们刚刚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这一年，则开始筹备1970年的世博会；作家川端康成还在这一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是继泰戈尔之后获得这一作家最高荣誉的第二位亚洲作家，在给川端的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说，“川端先生经历了日本最终的失败，他知道要振兴日本，必须有进取精神、生产力和劳动力”。

　　如果缪达尔在今天仍然在世，并且不断宣扬他对亚洲的悲观论断，那一定会让人大惊失色。没有人会否认亚洲面临的麻烦，但是，更没有人会相信今日“亚洲的戏剧”是亚洲国家即将被贫穷、人口繁衍、政权腐败所毁灭。

　　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都盯着亚洲的几个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很多国家眼中，它们给世界造成了数不清的不安和麻烦，可也正是它们，如今在平衡着整个全球经济。那些洋洋得意的西方人在指责中国的血汗工厂——它们廉价的劳动力让自己的众多同胞失业，让众多从祖辈就开始的公司关张大吉——但是，当他们走在沃尔玛一望无际的商品海洋时，他们就会感受到中国带来的价值。对于西方人而言，中国，就是沃尔玛内廉价的商品；而印度，是你打电话过去咨询某件事情，或者请求某种帮助时，电话那端传来的稍带口音的英语。与此同时，从九十年代开始，日产和丰田就在用经济型轿车轰炸着底特律的市场；地产大亨特朗普也曾经愤怒地抱怨说，整个纽约都快被日本人买走了。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日本人在购买纽约的斗争中铩羽而归，但是丰田继续着自己的好运，它超越通用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指日可待，甚至，塔塔也开始收购美国的汽车品牌，尽管美国人并不情愿，但是这家印度企业集团还是购买了捷豹和陆虎。那些可怕的经济增长数字并不会让人感到震惊，真正让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来自亚洲的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肆收购，它们的产品趾高气扬地摆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而自己家乡的工厂在一个一个地搬迁到中国、越南或者倒闭。

　　飞行的雁阵

　　1953年，盛田昭夫第一次到美国。他那时还是一名相貌清秀俊朗的32岁年轻人，戴着金属框眼镜，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露出宽阔的额头。作为盛田家的长子，他本来应该继承家族生意，一辈子同酱油和清酒打交道，但是他加入了比他年长的井深大创立的公司，决意同世界的未来打交道，而不是心甘情愿成为一名日本传统商人。

　　他来到美国，签署索尼同西部电器公司的合作协议。他在一个强大的美国面前有些不知所措，尽管他此前对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有所了解，也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正是被这个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打败的，但美国工厂中那些从不停歇转动的马达和如密集的河流般奔腾不息的流水线，让整个同盟国坐在一个强劲无比的发动机上奋勇直前——正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那样——还是让他大吃一惊。

　　“庞大的轿车、宽阔的道路、遥远的距离以及直冲云天的建筑”，这就是盛田昭夫眼中的美国。这让他窒息，他对自己在纽约工作的儿时朋友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安，他怀疑，像索尼这样的日本公司，在经济如此强大的美国，是否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然后，在德国，他参观了大众、奔驰和西门子。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在迅速恢复。因此，在德国看到的场景，并没有让盛田昭夫恢复内心的自信。当他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餐馆就餐时，他内心的沮丧达到了极致。餐馆的服务员在送上一盘冰淇淋时，好心地告诉这位日本人，冰淇淋上面插着的、用纸做的装饰用的小纸伞，是他的国家制作的，“日本制造”。盛田昭夫一生也难以忘记由此带来的羞辱：他的国家只能生产那些廉价的缺乏技术含量的产品。

　　后来，当人们回顾起日本经济在整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创造的奇迹时，都会注意到朝鲜战争的爆发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决定原谅这个带给它巨大伤痛的岛国，转而扶持它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尽力在抚平战争带给日本的伤痛，这位骄傲自大颇富争议的将军在战后日本像一位上帝那样工作，重建了日本的政治制度、社会体系和经济基础。此后，大量的制造业被转移到日本，来自美国的源源不绝的订单让日本的工厂昼夜不停地运转。人们又会提到，负责经济运转的三个官僚部门——大藏省、通产省和经济厅——是如何扮演了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动机。后来，美国记者鲍伯·约翰斯通为了证明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人的作用远大于政策的作用，或者，至少和政策同样有很大作用，详细记述了日本电子业的发展过程，他将自己的这本书命名为《我们在燃烧》。以盛田昭夫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家和以福田赳夫为代表的经济官员和政治家都是日本经济起飞的发动机。他们都是真正的亚洲英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是亚洲国家的榜样。明治天皇发动的改革运动让这个国家具备实力去击败一个欧洲国家，无论是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为此兴奋不已。但是当来自印度的诗人泰戈尔拜访过日本之后，他却非常失望。这不是他想象中的亚洲崛起之道。在泰戈尔看来，东方的崛起将是一种精神和价值观的崛起，虽然它在物质方面难以避免要向西方学习。泰戈尔看到的日本只是在重复西方国家崛起的路径。他们拥有了强大的工业体系，甚至在工业的支持下建立了强大的军队，但是，这对它的邻人是一个好的榜样吗？一个不愿意自居为亚洲国家的国家，能够扮演一个地区经济核心的角色吗？如果孙中山仍然在世，那么随后爆发的中日战争将彻底灭绝他对日本的企盼，孙中山一直认为日本将是亚洲和东方的新希望。但实际上，它只是证明了泰戈尔的失望。

　　然而，日本的再一次崛起说明了什么？它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让整个地区对它心怀不满？至少这一次，日本并没有重蹈覆辙。

　　19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Akamastu)第一次提出了“雁阵模式”。后来他在1961年和1962年的论文中进一步阐述了“雁阵模式”。在这个理论中，日本是那只头雁，它在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而随着日本的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一部分低技术含量和低价值含量的工业会向它的临近国家转移。这些国家于是加入一个飞行的队列，并且它们还会依次将工业不断转移到自己的邻国。赤松要坚信“雁阵模式”的合理性，他在亚洲问题上比瑞典经济学家缪达尔要乐观许多。

　　接下来加入“雁阵”飞行的是韩国。这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韩国正陷入和朝鲜的对峙状态，它的首都首尔(当时称汉城)也在不断爆发大规模的游行。但是，意志坚定、通过军事政变成为总统的独裁者朴正熙，大胆地决定模仿日本经济起飞的方式，来推动韩国经济的发展——由于曾经被日本殖民，韩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直到今日也没有平息，他们对朴正熙总统的反感也是一样。

　　接下来是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奇迹。然后，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下转42版

　　上接41版

　　1993年，世界银行出版了它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它本身也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世界银行将“东亚奇迹”的原因归结为：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以及这些国家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政策干预。随后，围绕着东亚经济的辩论开始，在第二年，保罗·克鲁格曼就发表了自己对东亚奇迹的质疑见解。他认为这种过度倚赖于大量资金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三年之后，“雁阵”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克鲁格曼也因为预言了危机而备受推崇。

　　但是如今，仍然生活在1997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阴影中，因而对亚洲目前的经济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恐慌，却毫无必要。新加坡已经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它在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为7.7%，如此高的GDP增长率让它成为“以发展中国家速度增长的发达国家”。香港从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脚步如此缓慢，它总是被经济学家们诟病，可是香港是什么样子呢？它依然繁华，让人羡慕。至于日本和韩国，它们已经拥有了一批世界范围内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公司，无论是丰田、索尼还是三星。

　　有人认为经济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已经在帮助这些国家梳理它们本来紊乱的金融体系——那些东南亚的大亨们利用金融体系来为自己的公司和产业输血，危机来临时又把负担推给国家或者选择让他们掌控的银行破产；另一种程度的紊乱是日本的产业和金融业交织不清的关系，公司和银行之间，银行和银行之间，是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担保关系，而政府则是最后买单的人，人们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裙带资本主义”。尽管经济学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清除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毒素。 　新亚洲半球

　　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中，世界银行并没有将中国纳入它的研究范围。在2007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后续研究《东亚的复兴》中，研究人员如此解释他们为何没有将中国纳入1993年《东亚奇迹》的研究：“那是因为中国的转轨过程实在是非常独特”。

　　但是，在《东亚的复兴》这本主要研究东亚如何从1997年金融危机中康复过来的著作中，中国却占据了议题的中心。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今天全世界最引人瞩目的成功故事。它是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占到这一地区总GDP的二分之一和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黎明像雷鸣般从中国闪出越过海湾呈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经引用吉卜林的一句诗来形容中国经济的突然崛起，和它对印度的示范效应。

　　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一度陷入徘徊。重新抬头的保守主义、国际资本对中国的观望态度和国内企业家信心的低迷是造成经济步伐踉跄的原因。但是邓小平1992年果断的南方之行让中国国内的改革派们重拾信心。拿破仑关于中国的论述被反复引用，“让中国这头雄狮继续熟睡吧。它一旦醒来，就会震撼全世界”。中国进一步开放，他们加入了WTO，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鼓励合资企业。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韩国，甚至也超过了它们现在的开放程度。邓小平和他带给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实用主义思维，也让政府开始鼓励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鼓励人们追求物质财富，中国也在逐渐拥有自己的盛田昭夫们。一大批公司将自己的目标确定为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正如经济腾飞时期的索尼、丰田、日产、三星们一样。在那些来自西方的跨国公司们看来，这是一个拥有十亿消费者的国家，可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拥有十亿企业家的国家。农民们从遥远的乡村涌入南方的城市，或者，他们在自己的家乡成立自己的公司。十亿企业家释放出的活力就是中国经济连续三十年8%到10%的GDP增长率——这两个数字都很保守，《经济学人》的前总编辑、作家比尔·艾默特(BillEmmott)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真实的GDP增长率。当然，艾默特也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确实让人赞叹，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是，它并不像很多人说的那样独一无二。中国只是加入 “雁阵”的一只体积庞大的飞雁，在这个“雁阵”中，表现同样杰出的有很多：中国台湾地区GDP8%的增长速度保持了四十年；新加坡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GDP年均增长率9%，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则是8%；日本的高速增长也持续了二十五年，而且中间没有调整时期，没有坏年景，只有好年景。

　　然后，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在它的发展模式上也并不例外。来自亚洲邻国的廉价劳动力产业在向中国转移；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以至于哈佛大学的黄亚生教授曾经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经济对外商直接投资过于依赖——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担心；中国鼓励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中国足够大，但它设立了很多经济特区，大前研一曾经无限赞叹地说，中国有数十个新加坡；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和第一次到欧美的盛田昭夫一样，为“中国制造”成为廉价和低质量的代名词感到愤愤不平，它们也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像索尼，成为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能够占领美国和欧洲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模式还在继续扩散，比如越南，正是学习了中国的崛起之道。

　　但是在2007年的《东亚的复兴》中，世界银行重蹈覆辙，它没有将印度纳入它的研究视野。尽管这个时候印度已经开始显得咄咄逼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正是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发现了“世界是平的”。印度是这一地区的另一个经济成功故事。而且，同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更多的世界范围内的大公司，包括塔塔、Wipro、萨帝扬和Infosys。从199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印度也在努力学习中国经济起飞的经验。一个妨碍印度进入世界银行东亚经济研究视野的因素可能是，印度目前的经济发展确实显得有些独特，它吸引的外商投资不够多，它发展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也不那么起劲。但是，印度的确越来越符合东亚模式，“它所经历的道路，有些像中国在1990年代经历的经济发展过程”，艾默特说。

　　“新亚洲半球”，马凯硕如此称呼正在迅速崛起的这一地区。2008年，新加坡李光耀学院院长马凯硕在他出版的新书《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忽视的东移》，详细阐释了亚洲为何崛起，并且争辩说这一地区的国家应该在全球事务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印裔新加坡人马凯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整个亚洲最知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出版的第一本书《亚洲人会思考吗》享有国际声誉。他被认为是亚洲最具世界声望的知识分子，用英文写作，讨论国际事务和亚洲问题。在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因为本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却还要忍受来自西方价值观的不断指责而提出“亚洲价值观”时，马凯硕是“亚洲价值观”在国际上最知名也最有力的辩护者和宣扬者之一。

　　马凯硕说，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和那些迈入增长高速公路的亚洲国家，都拥有智慧的七根支柱。它们是：自由市场经济、科技、开明统治者、法治、爱好和平的文化、实用主义的哲学以及对教育的重视。

　　在马凯硕看来，这些亚洲国家的精英们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不仅仅受到本土文化的熏陶，比如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且，很多精英分子都接受过美国教育，或者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从孔夫子到肯尼迪”，他曾经这样形容这些地区的精英。孔夫子的影响让他们重视教育、爱好和平，而肯尼迪的乐观主义和实用主义也感染了他们。

　　经济学家归纳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中相同的地方：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内的高储蓄率等等。而马凯硕则敏锐地发现，它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由一个强势的政治人物开启了经济发展之路，中国大陆的邓小平、中国台湾的蒋经国、韩国的朴正熙、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同样，越南的经济改革由将军武文杰发动。

　　脆弱之地？

　　1986年，越南革新，经济自由化，外交政策也趋于缓和。随后，它经历了一个和中国大致相仿的历程。它在1995年加入了东南亚国家同盟(ASEAN)，并且和美国重新修复了外交关系；2000年，越南建立起证券交易所，并且鼓励民营企业家的发展；2006年，越南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年会的主办国；2007年加入WTO。

　　这个东南亚的小国希望努力效仿它的邻国，发展自己的经济，摆脱贫穷的困扰。但是在2008年它却面临着因为发展带来的麻烦。前总理武文杰曾经在2007年时，给越南现任总理阮晋勇写公开信，指陈越南正在犯一些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和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犯的错误一样。

　　本国的观察家和知识分子总喜欢夸大自己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但是武文杰的判断在第二年部分得到了验证：股指下跌超过60%，通货膨胀率超过25%，本国货币面临巨大贬值压力，可能面临大规模的外资出逃……

　　越南的经济困境并不会对这一地区形成真正的威胁，《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在他2007年反思亚洲金融危机的专栏中谈论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时说，“亚洲人决定选择有竞争力的汇率、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大规模积累外汇储备”，“现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大多成为债权国……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量已经达到 3.28万亿美元，较1999年初增加了2.49万亿美元……虽然在危机之后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似乎是个合理的保障方式(尽管有些代价高昂)，但如今的水平看来过高了。在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中，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的比例为4比1或5比1。”这种高额的外汇储备抵消了可能发生的外资撤出带来的风险。

　　尽管如此，对于越南而言，通往繁荣的道路仍然遍布坎坷。《经济学人》曾经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报道中历数越南现代化可能面临的威胁，其中包括通货膨胀、自由贸易和国内竞争加剧弱势群体的困境、股票市场不景气、自然灾害(从禽流感到洪灾)、人才和基础设施的瓶颈等等。

　　但是如果把目光转移到这一地区的几个大国，观察家们就会发现，越南可能面临的困境并不具备足够的威胁性，并不足以影响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这一地区的三个大国——中国、印度、日本——以及目前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变，才可能影响整个地区的繁荣。

　　中国、印度和日本都能进入全球前十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盛宴仍然还在继续。但是和越南一样，在通往繁荣的道路上，它们都不是一帆风顺。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它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功会不会带来其他方面的变革？尽管有人喜欢说，中国有着开放的经济思维，但是开放带来的好处能否在配套改革滞后的情况下一直延续？或者它是否会触发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它日益强大的中产阶层和经济上的新精英们，是否会要求一些新的权利？所有这些变化会不会带来影响经济发展的动荡？它日益变大的胃口，会不会让它在能源策略上同美国或者某些西方国家发生冲突？

　　印度的问题在于它吸引的投资仍然不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官僚主义严重得吓人。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它的政府在推动进一步经济改革上总是显得疲软无力。当政府宣布建立特区时，人民的回应是游行和争辩。另外，印度目前的贫富差距在这一地区飞速发展的国家中是最小的，但是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会扩大这一差距，这个民主的政府能够承受得起吗？不过，好消息是美国和日本都坚定地站在了印度这一方。它们的目的中，至少包含着希望印度的崛起能够在这一地区与中国达成区域平衡。

　　日本仍然在同中国和韩国纠缠着历史问题，这会极大地影响日本在这一区域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它们向家电、汽车行业的渗透，日本急需像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找到互联网一样，找到自己的新的产业定位和增长点。

　　艾默特敏锐地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对于亚洲而言，这一区域从未有过同时拥有三个超级大国的经历。而且，三个大国之间彼此的关系并非那么融洽。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存在纠纷，目前中国和日本仍然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争吵不休。艾默特说，这有点像英国、法国和德国并存的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

　　而且，这一地区有多个敏感地带：中印边界、朝鲜、中国东海和钓鱼岛、台湾地区和巴基斯坦。每一个敏感地带都可能引发大国冲突，从而导致这一地区的动荡。

　　2008年中国将举办奥运会。在这个关口，中国将不遗余力地营造出国内外和谐的氛围。在外交上，中国试图更加“微笑”，以传递出一个爱好和平和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这无疑是聪明的做法。但是，也有人将奥运会视作一次对中国施加政治改革压力的时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面临着通货膨胀和股市下跌的压力。尽管中国的政治社会基本面不会出现大的转折，但那些已经浮现的矛盾以及隐而未现的种种不确定性，必须引起警觉。

　　艾默特将小布什总统主动向印度示好看作可以同尼克松总统叩开中国之门相媲美的举动，两位失败的总统在对待新崛起的大国上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而在布什总统的策略中，史无前例地在军事和经济上扶植一个大国，正是为了平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地区的三个大国在某些问题上已经表现出对影响力的争夺。比如，尽管那些注意到亚洲国家崛起的观察家都呼吁应该让更多的亚洲国家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首先就很难对印度和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开绿灯。

　　纲纳·缪达尔发表《亚洲的戏剧》已经40年，亚洲并没有困扰于缪达尔所说的过度的人口繁衍、贫困、失效的政府政策，反而，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飞行的“雁阵”。1947年8月14日印度独立的前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称：“多年前我们与命运有约，现在是实践诺言的时候了”，“我们”将“结束贫穷、愚昧、疾病和机会不平等”，尼赫鲁的宣言也是整个亚洲地区的宣言。只是，命运并没有留给我们时间去欢呼，因为摆在这一地区之前的，是更多的挑战，也是一出新的亚洲的戏剧：它们能否驱动自身的变革，并且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实现和命运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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