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恃宠故而狂傲娇:论北宋军马供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18:43:23
论北宋军马供应
——民族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问题
作者不详
摘要：战马的多少是古代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宋朝是一个缺马的王朝，由于北方边境战事不断，宋朝军队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而与宋朝军队在北方边境交战的对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北宋、辽、西夏三个并立的民族政权之间都处在战和交错的关系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这种微妙的战时关系成了保障北宋军马供应的重要因素。北宋政Ｆ正好利用了民族制衡因素解决了军马供应问题。
宋朝是一个缺马的王朝，由于北方边境战事不断，宋朝军队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如何保障军马供应成为令宋朝政Ｆ十分头痛的问题。再加之，与宋朝军队在北方边境交战的对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兵强马壮，尤其善于马上作战，常常奔袭于千里之外，消匿于倏忽之间。这使得以城市驻防为主的宋朝职业兵无所适从，等他们从各地调集兵马而来时，敌人早就隐匿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战马在宋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宋以前的几个封建王朝，比如汉、唐等，都拥有对北方草场的控制权，因此，军马供应来源不成问题。而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并存格局，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又往往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赶着数以万计的马群。宋朝与北方并立政权之间战争时多，和平时少，在北方虽有一些零星草场，但不适宜牧养大量的马匹，而且很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宋朝南方各路又不适宜牧马，当时就有所论及，《宋史》卷198兵志载：“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所以宋朝为了满足军队对战马的需求，不得不以高价从北方游牧民族那儿大量收购，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与宋关系紧张时是禁止马匹输入宋地的。北宋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关系十分微妙，不光宋与辽、西夏之间时战时和，辽与西夏之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就是，北宋、辽、西夏三个并立的民族政权之间都处在战和交错的关系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这种微妙的战时关系成了保障北宋军马供应的重要因素。这种特殊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与辽交战时，北宋政Ｆ就主要从西夏购马来对付辽国。二、当与西夏交战时，就大量购买辽国马匹来对付西夏。三、当与辽、西夏同时处于紧张关系时，北路军马供应来源完全断绝，就只好从西南各蕃购买西南马。这种军马供应的办法，为保障北宋军队中军马持续稳定的供应，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Ｆ在当时客观环境中的一种创新。下面就从这种制衡关系来细致的探讨其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所发挥的作用。
北宋时期中国分裂为好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在中原有北宋、辽、西夏，在边区有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黄头回纥以及于阗、黑汗等。北宋疆域基本上沿袭了五代十国后期的范围，只有自唐以来据有陕北河套的党项族时叛时降，宋朝始终未能统治这一地区和北方幽云十六州一直被辽所控制。宋神宗时代（1068－1085）曾锐意开疆拓土，但收效甚微。陕西方面对西夏仅收复了绥州和银州的一部分（今绥德、米脂一带），又取唐代为吐蕃、西羌所据的今甘肃陇西地，置熙河、兰等州。至哲宗元符时（1098－1100）才进一步开拓到湟水流域。西南方面则将今湘西、川南一些诸蛮羁縻州收入版图，建为州县。辽朝南以雁门关、大茂山和白沟河下游（今白沟镇、霸县、信安镇一线）与北宋分界。北以西北路招讨司、乌谷敌烈统军司统辖漠北诸部族，北界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之北，东循外兴安岭至海，东南面据有渤海国故地，南面跨过鸭绿江、图门江的今朝鲜东北部。黑龙江下游的室韦诸部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均为其羁縻地区。西境辖有阿尔泰山地区的粘八葛部。西夏初据有夏州，其疆域盛时西至古玉门关，北至今额济纳旗和河套地区，南至祁连山，东有河套至陕北的横山。
北宋时期北方各政权以游牧、渔猎生活为主，北宋统辖的区域由于一直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几乎见不到游牧文化的影子，当时北部农牧界限大致划分如下：
契丹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中国北方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从十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虏掠来的汉族人和灭渤海国强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海和老哈河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农耕，以后又向北推进到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牧区。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而辽国整个农耕区的范围还不到游牧区的1\4，辽国当时还是以游牧为主，蒙古高原的优质草场应该是辽国最主要的牧场，在牧场上放养着大量的蒙古马。这种马主要产于蒙古高原，分布于东北等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体格中等，身躯粗壮，抗寒，持久力和适应力强，可供乘、挽、驮等多种用途，一般体高140厘米左右。蒙古马当时是辽与北宋及西夏交战的主要用马。
西夏境内的汉人也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但从西夏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有很大比重。当地的河曲马尤为著名，这种马主要产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曲部，故而得名。该马体格较大，体质结实，具有良好的役用功能力和适应性，速力中等，能持久耐劳，挽力强，平均体高137厘米左右。西夏国就是用这种马作为军马征战疆场的。
大理国也素以产善马而著称。大理国境内统辖各州、郡处在云贵高原中心发育地带，属山地性高原，地面崎岖，高原上多山间盆地（俗称坝子），海拔1000－3000米。
大理国内河流众多，自东至西依次有长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等大江穿过，各江大小支流纵横交错。大理所产之马又以越赕西边的越赕骏而著称于世。《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载：“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唐·樊绰《蛮书》卷七记载则更为翔实：“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低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故代称越赕骢。”可见大理所产的这种马早在唐代就以“越赕骢”的名号闻名于世了。越赕隶属于大理国腾冲府，在今云南省腾冲县境内，龙川江上游源头交汇处。它的东面是澜沧江、怒江，西面是伊洛瓦底江，处在大江的包围之中，大江支系蛛网密布，又地处西南亚热带山地分布区，水热条件十分优越，适宜各种优质牧草生长，是山地草甸牧场发育的理想场所。该草甸以草茅、垂穗批碱草、穗序野生草、鹅冠草等为主，不仅蛋白质含量适中，而且热能较高。“越赕骢”应属于南番马，这种马体小肌健，头大颈高，鬃毛长冗，耐力颇强，很适应云贵山区险陡路滑的山间小道，是山地的优良驮畜。人乘骑之，“往返万里，跬步必骑，驮负且重，未尝困乏”（《岭外代答》卷9）。
北宋前期据《宋史·兵志》记载：“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是唐、五代方镇名。唐开元十八年置（730），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北宋初废。陕西路是北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
宋与辽的关系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分期的标志是“澶渊之盟”。前期北宋为收复石敬塘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十六州，曾多次向辽发动进攻，在屡遭挫折后，则采取了防守的政策。当时辽还没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只想保住燕云地区，因此，在双方都有意议和的情况下，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澶渊之盟”。后期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边境贸易。宋辽之间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期间也发生过一些纠纷，但都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局。北宋与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关系也同样影响了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下面就以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为出发点，浅析民族关系制衡因素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的作用。
宋辽初期发生的冲突都与北汉有关。北汉臣属于辽，辽也尽力支持北汉，这样就形成了对北宋边境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北汉以后，于同年六月下诏北伐，企图收复五代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地区，此后数十年内，宋辽之间一直处在不断征战之中。由于宋辽关系的紧张，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北部沿边镇、易、雄、霸、沧各州所置的榷场，不久就“罢不与通”了。（《继资治通鉴长编》卷18）此后双方边境贸易或开或禁，依边境军事形势的松紧为转移。直接从辽宋边境地区采购马匹变得十分困难，更不可能由北宋政Ｆ派遣押马官，带着钱物去辽国购买马匹。前面笔者提到“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路辖境便在北宋与辽的北方边境上，此时，由于宋辽关系的恶化，河东路的军马供应基本上断绝了。北宋政Ｆ从辽边境民间走私贸易中也许会购得一些蒙古马，然而数量十分有限，无法填补北宋政Ｆ整个国家军队对军马需求的巨大空缺。民间走私贸易对北宋军马供应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三路少了一路，现在就只剩下陕西路和川峡路了。川峡路大致位于今四川、陕西省境内，也就是旧时秦马、川马的所在地。《宋史·兵志》记载：“旧川、秦市马赴枢密院，多道毙者。”因为川、秦所市之马，大多是在“茶马互市”交易中从吐蕃购得的高原马。这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马匹，已经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平原的高湿、潮热的自然环境对高原马的呼吸系统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北宋与辽争夺的战场主要是华北平原，这种马连平原的气候都很难适应，就更不用说在华北平原上与辽军作战了。
陕西路在北宋初与党项羌族政权交界，此时，党项羌族处在李氏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宋对西夏李氏政权主要采取“招抚”的办法，通过加官进爵，以求形式上的臣属，这个时期的军马供应主要通过进贡和边境榷场贸易中获得。北宋建立之初，加封李彝兴为太尉，李彝兴于是向宋进献马匹300。又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奉率族人入宋，自动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地方，愿意留居京城。（吴天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订本，第18页）宋太宗亲自接见，授为彰得军节度史。这段时间，北宋与李氏政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边境榷场贸易页一定十分活跃。大量的马匹被不断的补充到宋朝军队中，参与北方同辽军的战斗。太平兴国七年，正是辽景宗率三万大军分三路南伐之时，与宋军战于满城（今保定市西北部）。北宋则积极备战，大量购买能够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马匹。在无法从辽国境内购得大批用于作战的蒙古马的情况下，北宋政Ｆ利用同李氏政权的关系，从党项族购买同样能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西夏马（河曲马）就成了唯一选择。后虽党项李氏政权臣服于辽而不实心归宋，北宋则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迫使李继迁向宋献马谢罪，乞求北宋政Ｆ开放陕西互市。此举让辽圣宗大为恼火，于统和十年（992）派韩得威至银州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故不出，韩得威大怒，纵兵大掠而还。由此推知，北宋初年要从党项李氏政权那儿获得大量的马匹并不困难。北宋政Ｆ正是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关系中的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宋景德二年（1005），辽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军等地设立榷场;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立榷场。榷场贸易不仅沟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流，政Ｆ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其中就包括马匹交易。如景德三年（1006）宋规定：“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稻，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或四十余万。”当时，从双方边境榷场贸易中，宋购得马匹数量是惊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马匮缺对北宋军队带来的影响。后经王安石变法，在全国推行“保马法”，使国家储备的马匹大大增多，可以为应急所需。“澶渊之盟”以后同西夏的关系也很密切。景德四年（1007），宋朝在与西夏沿边的保安军置榷场，并派Ｇ商以丝织品如“缯、帛、罗绮”等，易西夏人的“驼、马、羊、玉、毡毯”等。“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宋史》卷186食货下8）。天圣四年（1026），宋增“置保安、镇戎军榷场”与西夏贸易。北宋政Ｆ在与西夏边境榷场贸易也一定购买了不少用于作战的军马。这段时期，战事减少，各国关系趋于平稳，北宋政Ｆ利用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大量采购军备物资，从各个渠道购得马匹。边境榷场贸易虽未能获得一定数量的马匹，但由于是战时军备物资，各民族政权肯定有所控制，还有一部分就只能通过民间走私，北宋与西夏通过走私贩易货物的情况很活跃。西夏的马匹通过走私商人，大量流入宋境，而且马匹的走私是经过北宋政Ｆ默许或参划其中的，派官员赴西境市马，“许民私市”，“官偿其值”（《宋史·兵志》卷198）。官府鼓励边境商人进行走私贸易。这时期可征集的马匹数量增多了，供应渠道也广阔了，大大增强了与辽、西夏在边境上的抗衡力量，但这些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军队缺马的现状。
宋景佑五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都兴庆（今银川市），建国号大夏。他即位后，推行反宋政策，此举引起北宋政Ｆ极大不满。宋仁宗“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宋史》卷186食货下8）官方边境榷场贸易基本上中断了，大大影响了北宋军马的供应。此后，西夏连年对宋举兵，边境战火重燃，宋军败多胜少。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进攻王沿防区，王沿调葛怀敏等率兵抵御。宋军大败，葛怀敏等战死，余众9000余人、马600余匹为夏兵所获。（《宋史》卷289葛怀敏传）大小战事对北宋军马的消耗是十分严重的。两国交兵之时，西夏是不会把战略物资军马出售给宋军的，连民间贸易此时都会严格限制，要想从西夏补给军马供应是不可能的。自宋辽“澶渊之盟”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在边境增设了许多榷场，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宋辽长期和平局面期间，官方和民间互市不绝，盛况空前。通过贸易，北宋官方从辽买回布、羊、马、橐驼等。交易的数量往往也是很大的。据熙宁三年（1070）的统计材料，北宋每年从“河北榷场买进契丹羊、马数万头。”（《宋会要辑稿》职官21）西夏的马匹来源虽然断绝了，但北宋政Ｆ却利用“澶渊之盟”以后与辽国建立的稳定和平外交关系，从辽国购得大量的马匹，补充到与西夏交战的军队中去。北宋在陕西战场上使用的战马就是从辽国购得的蒙古马。这也是北宋政Ｆ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的又一范例。
前面笔者提到，在与辽作战而西夏边患相对减轻时，就大量购置西夏马（河曲马）；在与西夏作战而与辽国关系缓和时，就大量购置辽国马（蒙古马）对西夏作战。那么当两国同时与宋交兵，北方马匹供应完全断绝时，北宋政Ｆ只好被迫从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宋史·兵志》卷198）公元1074年，宋辽自“澶渊之盟”以来首次发生从新划定边界的事件。辽道宗借口宋在河东路“沿边增修戌垒，起铺舍，侵入彼国蔚、应、朔三州界内，乞行毁撤，别立界至。”（《契丹国志》卷9）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边境贸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西夏不断攻扰北宋边境城镇，自熙宁二年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以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不断向北宋提出无理要求。北宋政Ｆ于熙宁三年，禁止河东、陕西边民与夏人贸易。“西夏复举兵入环庆，攻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怀安镇、东谷、西谷二砦、业乐镇等地。”（《宋史》卷486夏国传下）此后，“岁赐既罢，和市亦绝”（《宋文鉴》卷55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马匹供应地都对北宋政Ｆ停止供应马匹，无奈，北宋政Ｆ只好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购买“体小肌健，耐力颇强”的西蕃马。主要用作军备物资运输的优良驮畜。“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云南买马记》杨佐撰）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云南招买战马。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当时北宋从西南购买战马以应付日益紧急的北方边境形势。这种小型马虽不适宜在开阔的平原作战，但由于耐力好，因此是军中必不可少的优良驮畜。这也很好的证明了北宋政Ｆ在复杂的边际形式下，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难题。
利用并存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Ｆ在当时复杂形式下作出的最佳选择。宋以前的各个封建王朝，有的对北方游牧区有直接的控制，根本不用考虑马匹供应来源问题；有的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自为政，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马匹在军队中的作用并不象宋朝那么突出。北宋与辽、西夏交战的战场都处在视野开阔的地带（北宋与辽争夺于华北平原中，与西夏则周旋于黄土高原上），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而辽与西夏都属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拥有成群的马匹。北宋则处在农耕文化中心地带，缺马一直是困扰宋朝军队的严重问题。北宋政Ｆ在内外窘迫的困境下巧妙的利用了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关系，用辽国的蒙古马与西夏军队作战，用西夏的河曲马与辽国作战，如果辽与西夏两边都不供应马匹就买西南马来应付他们。这样便不会因为那一方面马匹供应断绝而造成整个马匹供应无以为继的危险局面，这也是北宋与辽、西夏战和关系的一种反映。
——民族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问题
作者不详
摘要：战马的多少是古代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宋朝是一个缺马的王朝，由于北方边境战事不断，宋朝军队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而与宋朝军队在北方边境交战的对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北宋、辽、西夏三个并立的民族政权之间都处在战和交错的关系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这种微妙的战时关系成了保障北宋军马供应的重要因素。北宋政Ｆ正好利用了民族制衡因素解决了军马供应问题。
宋朝是一个缺马的王朝，由于北方边境战事不断，宋朝军队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如何保障军马供应成为令宋朝政Ｆ十分头痛的问题。再加之，与宋朝军队在北方边境交战的对手均是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的兵强马壮，尤其善于马上作战，常常奔袭于千里之外，消匿于倏忽之间。这使得以城市驻防为主的宋朝职业兵无所适从，等他们从各地调集兵马而来时，敌人早就隐匿得无影无踪了，所以战马在宋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宋以前的几个封建王朝，比如汉、唐等，都拥有对北方草场的控制权，因此，军马供应来源不成问题。而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处于并存格局，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又往往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他们逐水草而居，四处迁徙，赶着数以万计的马群。宋朝与北方并立政权之间战争时多，和平时少，在北方虽有一些零星草场，但不适宜牧养大量的马匹，而且很容易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攻击。宋朝南方各路又不适宜牧马，当时就有所论及，《宋史》卷198兵志载：“议者言南地不宜牧马。昨自牧养，今二三年，已得马数百。”所以宋朝为了满足军队对战马的需求，不得不以高价从北方游牧民族那儿大量收购，而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在与宋关系紧张时是禁止马匹输入宋地的。北宋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的关系十分微妙，不光宋与辽、西夏之间时战时和，辽与西夏之间也是如此，概括起来就是，北宋、辽、西夏三个并立的民族政权之间都处在战和交错的关系之中，因此，如何利用好这种微妙的战时关系成了保障北宋军马供应的重要因素。这种特殊的关系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与辽交战时，北宋政Ｆ就主要从西夏购马来对付辽国。二、当与西夏交战时，就大量购买辽国马匹来对付西夏。三、当与辽、西夏同时处于紧张关系时，北路军马供应来源完全断绝，就只好从西南各蕃购买西南马。这种军马供应的办法，为保障北宋军队中军马持续稳定的供应，发挥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Ｆ在当时客观环境中的一种创新。下面就从这种制衡关系来细致的探讨其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所发挥的作用。
北宋时期中国分裂为好几个并立的民族政权，在中原有北宋、辽、西夏，在边区有大理、吐蕃、西州回鹘、黄头回纥以及于阗、黑汗等。北宋疆域基本上沿袭了五代十国后期的范围，只有自唐以来据有陕北河套的党项族时叛时降，宋朝始终未能统治这一地区和北方幽云十六州一直被辽所控制。宋神宗时代（1068－1085）曾锐意开疆拓土，但收效甚微。陕西方面对西夏仅收复了绥州和银州的一部分（今绥德、米脂一带），又取唐代为吐蕃、西羌所据的今甘肃陇西地，置熙河、兰等州。至哲宗元符时（1098－1100）才进一步开拓到湟水流域。西南方面则将今湘西、川南一些诸蛮羁縻州收入版图，建为州县。辽朝南以雁门关、大茂山和白沟河下游（今白沟镇、霸县、信安镇一线）与北宋分界。北以西北路招讨司、乌谷敌烈统军司统辖漠北诸部族，北界在今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之北，东循外兴安岭至海，东南面据有渤海国故地，南面跨过鸭绿江、图门江的今朝鲜东北部。黑龙江下游的室韦诸部和松花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均为其羁縻地区。西境辖有阿尔泰山地区的粘八葛部。西夏初据有夏州，其疆域盛时西至古玉门关，北至今额济纳旗和河套地区，南至祁连山，东有河套至陕北的横山。
北宋时期北方各政权以游牧、渔猎生活为主，北宋统辖的区域由于一直受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几乎见不到游牧文化的影子，当时北部农牧界限大致划分如下：
契丹由于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占有中国北方后，在汉唐以来传统的塞外地区开始发展粗放农业。从十世纪开始，契丹就将战争俘虏掠来的汉族人和灭渤海国强迫迁来的渤海人，安置在西拉木伦海和老哈河进行农耕，使这块草原地带初次有了农耕，以后又向北推进到克鲁伦河和呼伦贝尔草原，形成了传统农耕区外的半农半牧区。大兴安岭则成为蒙古高原和松辽平原之间天然的农牧分界线。而辽国整个农耕区的范围还不到游牧区的1\4，辽国当时还是以游牧为主，蒙古高原的优质草场应该是辽国最主要的牧场，在牧场上放养着大量的蒙古马。这种马主要产于蒙古高原，分布于东北等地。蒙古马体质粗糙结实，体格中等，身躯粗壮，抗寒，持久力和适应力强，可供乘、挽、驮等多种用途，一般体高140厘米左右。蒙古马当时是辽与北宋及西夏交战的主要用马。
西夏境内的汉人也多从事农耕，在银川平原利用汉唐旧渠、在河西走廊甘、凉等州利用祁连山雪水进行灌溉，开辟农田。但从西夏境内自然环境而言，畜牧业仍占有很大比重。当地的河曲马尤为著名，这种马主要产于今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的黄河第一弯曲部，故而得名。该马体格较大，体质结实，具有良好的役用功能力和适应性，速力中等，能持久耐劳，挽力强，平均体高137厘米左右。西夏国就是用这种马作为军马征战疆场的。
大理国也素以产善马而著称。大理国境内统辖各州、郡处在云贵高原中心发育地带，属山地性高原，地面崎岖，高原上多山间盆地（俗称坝子），海拔1000－3000米。
大理国内河流众多，自东至西依次有长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等大江穿过，各江大小支流纵横交错。大理所产之马又以越赕西边的越赕骏而著称于世。《新唐书》卷222上《南诏传》载：“越赕之西多荐草，产善马，世称越赕骏。”唐·樊绰《蛮书》卷七记载则更为翔实：“马出越赕川东面一带，岗西向，地势低下，乍起伏如畦畛者，有泉地美草，宜马。……故代称越赕骢。”可见大理所产的这种马早在唐代就以“越赕骢”的名号闻名于世了。越赕隶属于大理国腾冲府，在今云南省腾冲县境内，龙川江上游源头交汇处。它的东面是澜沧江、怒江，西面是伊洛瓦底江，处在大江的包围之中，大江支系蛛网密布，又地处西南亚热带山地分布区，水热条件十分优越，适宜各种优质牧草生长，是山地草甸牧场发育的理想场所。该草甸以草茅、垂穗批碱草、穗序野生草、鹅冠草等为主，不仅蛋白质含量适中，而且热能较高。“越赕骢”应属于南番马，这种马体小肌健，头大颈高，鬃毛长冗，耐力颇强，很适应云贵山区险陡路滑的山间小道，是山地的优良驮畜。人乘骑之，“往返万里，跬步必骑，驮负且重，未尝困乏”（《岭外代答》卷9）。
北宋前期据《宋史·兵志》记载：“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是唐、五代方镇名。唐开元十八年置（730），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北宋初废。陕西路是北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
宋与辽的关系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分期的标志是“澶渊之盟”。前期北宋为收复石敬塘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十六州，曾多次向辽发动进攻，在屡遭挫折后，则采取了防守的政策。当时辽还没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只想保住燕云地区，因此，在双方都有意议和的情况下，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澶渊之盟”。后期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边境贸易。宋辽之间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期间也发生过一些纠纷，但都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局。北宋与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关系也同样影响了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下面就以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为出发点，浅析民族关系制衡因素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的作用。
宋辽初期发生的冲突都与北汉有关。北汉臣属于辽，辽也尽力支持北汉，这样就形成了对北宋边境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北汉以后，于同年六月下诏北伐，企图收复五代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地区，此后数十年内，宋辽之间一直处在不断征战之中。由于宋辽关系的紧张，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北部沿边镇、易、雄、霸、沧各州所置的榷场，不久就“罢不与通”了。（《继资治通鉴长编》卷18）此后双方边境贸易或开或禁，依边境军事形势的松紧为转移。直接从辽宋边境地区采购马匹变得十分困难，更不可能由北宋政Ｆ派遣押马官，带着钱物去辽国购买马匹。前面笔者提到“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路辖境便在北宋与辽的北方边境上，此时，由于宋辽关系的恶化，河东路的军马供应基本上断绝了。北宋政Ｆ从辽边境民间走私贸易中也许会购得一些蒙古马，然而数量十分有限，无法填补北宋政Ｆ整个国家军队对军马需求的巨大空缺。民间走私贸易对北宋军马供应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三路少了一路，现在就只剩下陕西路和川峡路了。川峡路大致位于今四川、陕西省境内，也就是旧时秦马、川马的所在地。《宋史·兵志》记载：“旧川、秦市马赴枢密院，多道毙者。”因为川、秦所市之马，大多是在“茶马互市”交易中从吐蕃购得的高原马。这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马匹，已经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平原的高湿、潮热的自然环境对高原马的呼吸系统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北宋与辽争夺的战场主要是华北平原，这种马连平原的气候都很难适应，就更不用说在华北平原上与辽军作战了。
陕西路在北宋初与党项羌族政权交界，此时，党项羌族处在李氏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宋对西夏李氏政权主要采取“招抚”的办法，通过加官进爵，以求形式上的臣属，这个时期的军马供应主要通过进贡和边境榷场贸易中获得。北宋建立之初，加封李彝兴为太尉，李彝兴于是向宋进献马匹300。又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奉率族人入宋，自动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地方，愿意留居京城。（吴天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订本，第18页）宋太宗亲自接见，授为彰得军节度史。这段时间，北宋与李氏政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边境榷场贸易页一定十分活跃。大量的马匹被不断的补充到宋朝军队中，参与北方同辽军的战斗。太平兴国七年，正是辽景宗率三万大军分三路南伐之时，与宋军战于满城（今保定市西北部）。北宋则积极备战，大量购买能够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马匹。在无法从辽国境内购得大批用于作战的蒙古马的情况下，北宋政Ｆ利用同李氏政权的关系，从党项族购买同样能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西夏马（河曲马）就成了唯一选择。后虽党项李氏政权臣服于辽而不实心归宋，北宋则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迫使李继迁向宋献马谢罪，乞求北宋政Ｆ开放陕西互市。此举让辽圣宗大为恼火，于统和十年（992）派韩得威至银州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故不出，韩得威大怒，纵兵大掠而还。由此推知，北宋初年要从党项李氏政权那儿获得大量的马匹并不困难。北宋政Ｆ正是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关系中的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宋景德二年（1005），辽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军等地设立榷场;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立榷场。榷场贸易不仅沟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流，政Ｆ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其中就包括马匹交易。如景德三年（1006）宋规定：“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稻，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或四十余万。”当时，从双方边境榷场贸易中，宋购得马匹数量是惊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马匮缺对北宋军队带来的影响。后经王安石变法，在全国推行“保马法”，使国家储备的马匹大大增多，可以为应急所需。“澶渊之盟”以后同西夏的关系也很密切。景德四年（1007），宋朝在与西夏沿边的保安军置榷场，并派Ｇ商以丝织品如“缯、帛、罗绮”等，易西夏人的“驼、马、羊、玉、毡毯”等。“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宋史》卷186食货下8）。天圣四年（1026），宋增“置保安、镇戎军榷场”与西夏贸易。北宋政Ｆ在与西夏边境榷场贸易也一定购买了不少用于作战的军马。这段时期，战事减少，各国关系趋于平稳，北宋政Ｆ利用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大量采购军备物资，从各个渠道购得马匹。边境榷场贸易虽未能获得一定数量的马匹，但由于是战时军备物资，各民族政权肯定有所控制，还有一部分就只能通过民间走私，北宋与西夏通过走私贩易货物的情况很活跃。西夏的马匹通过走私商人，大量流入宋境，而且马匹的走私是经过北宋政Ｆ默许或参划其中的，派官员赴西境市马，“许民私市”，“官偿其值”（《宋史·兵志》卷198）。官府鼓励边境商人进行走私贸易。这时期可征集的马匹数量增多了，供应渠道也广阔了，大大增强了与辽、西夏在边境上的抗衡力量，但这些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军队缺马的现状。
宋景佑五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都兴庆（今银川市），建国号大夏。他即位后，推行反宋政策，此举引起北宋政Ｆ极大不满。宋仁宗“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宋史》卷186食货下8）官方边境榷场贸易基本上中断了，大大影响了北宋军马的供应。此后，西夏连年对宋举兵，边境战火重燃，宋军败多胜少。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进攻王沿防区，王沿调葛怀敏等率兵抵御。宋军大败，葛怀敏等战死，余众9000余人、马600余匹为夏兵所获。（《宋史》卷289葛怀敏传）大小战事对北宋军马的消耗是十分严重的。两国交兵之时，西夏是不会把战略物资军马出售给宋军的，连民间贸易此时都会严格限制，要想从西夏补给军马供应是不可能的。自宋辽“澶渊之盟”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在边境增设了许多榷场，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宋辽长期和平局面期间，官方和民间互市不绝，盛况空前。通过贸易，北宋官方从辽买回布、羊、马、橐驼等。交易的数量往往也是很大的。据熙宁三年（1070）的统计材料，北宋每年从“河北榷场买进契丹羊、马数万头。”（《宋会要辑稿》职官21）西夏的马匹来源虽然断绝了，但北宋政Ｆ却利用“澶渊之盟”以后与辽国建立的稳定和平外交关系，从辽国购得大量的马匹，补充到与西夏交战的军队中去。北宋在陕西战场上使用的战马就是从辽国购得的蒙古马。这也是北宋政Ｆ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的又一范例。
前面笔者提到，在与辽作战而西夏边患相对减轻时，就大量购置西夏马（河曲马）；在与西夏作战而与辽国关系缓和时，就大量购置辽国马（蒙古马）对西夏作战。那么当两国同时与宋交兵，北方马匹供应完全断绝时，北宋政Ｆ只好被迫从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宋史·兵志》卷198）公元1074年，宋辽自“澶渊之盟”以来首次发生从新划定边界的事件。辽道宗借口宋在河东路“沿边增修戌垒，起铺舍，侵入彼国蔚、应、朔三州界内，乞行毁撤，别立界至。”（《契丹国志》卷9）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边境贸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西夏不断攻扰北宋边境城镇，自熙宁二年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以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不断向北宋提出无理要求。北宋政Ｆ于熙宁三年，禁止河东、陕西边民与夏人贸易。“西夏复举兵入环庆，攻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怀安镇、东谷、西谷二砦、业乐镇等地。”（《宋史》卷486夏国传下）此后，“岁赐既罢，和市亦绝”（《宋文鉴》卷55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马匹供应地都对北宋政Ｆ停止供应马匹，无奈，北宋政Ｆ只好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购买“体小肌健，耐力颇强”的西蕃马。主要用作军备物资运输的优良驮畜。“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云南买马记》杨佐撰）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云南招买战马。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当时北宋从西南购买战马以应付日益紧急的北方边境形势。这种小型马虽不适宜在开阔的平原作战，但由于耐力好，因此是军中必不可少的优良驮畜。这也很好的证明了北宋政Ｆ在复杂的边际形式下，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难题。
利用并存民族关系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是北宋政Ｆ在当时复杂形式下作出的最佳选择。宋以前的各个封建王朝，有的对北方游牧区有直接的控制，根本不用考虑马匹供应来源问题；有的责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各自为政，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马匹在军队中的作用并不象宋朝那么突出。北宋与辽、西夏交战的战场都处在视野开阔的地带（北宋与辽争夺于华北平原中，与西夏则周旋于黄土高原上），这些地方都很适合大规模的骑兵作战，而辽与西夏都属于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控制着大量的优质牧场，拥有成群的马匹。北宋则处在农耕文化中心地带，缺马一直是困扰宋朝军队的严重问题。北宋政Ｆ在内外窘迫的困境下巧妙的利用了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关系，用辽国的蒙古马与西夏军队作战，用西夏的河曲马与辽国作战，如果辽与西夏两边都不供应马匹就买西南马来应付他们。这样便不会因为那一方面马匹供应断绝而造成整个马匹供应无以为继的危险局面，这也是北宋与辽、西夏战和关系的一种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