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和主角82章肉侏儒:崔传义：万里和安徽农村改革

崔传义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大包干家庭承包制起源于安徽，短短几年时间变为全国农业微观经营体制的基本形式。这一突破根本上来自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在中央、地方领导与群众的互动中，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带领省委一班人，从实际出发，破除左的禁锢，支持基层和农民群众大胆实践，由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农民重新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对改革起了开路、示范的带头作用, 为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奠定农村经营体制的基石做出历史性的贡献。饥饿长期困扰中国，“要吃米，找万里”，群众对他称赞，实质是表达对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八亿农民在农村改革中获得第二次解放，对整个改革发展进程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同志对安徽农村改革给予很高评价。1987年6月，他说：“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1]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又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安徽农村改革有很多经验值得汲取。我当时在滁县地区工作，能及时知道省委领导的讲话信息，而且万里六次来这个地区和凤阳县考察，后来我又有幸参加万里文选编辑工作，接触大量材料，每每为他在农村改革中的作为所感动，感到他对改革提出的一些具有创见性的理论观点，也是党和人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破除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面临着艰巨的任务，重温万里和群众一起推进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和言论，对继往开来，推动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深入了解农民生活要求，把边缘化的农民奉为主体
1977年6月，万里出任十年动乱后新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四人帮已被粉碎，而十年动乱造成的政治、经济严重后果远未消除，“两个凡是”仍在盛行。安徽是农业省，85％的人口在农村，原省委主要负责人对揭批“四人帮”捂了八个月盖子，农村政策上左的错误及强迫命令瞎指挥特别严重，农民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的占2/3，大部分农民没有解决温饱。他采取果断措施，排除派性，整顿领导班子，稳定安徽大局之后，就把注意力转到农业、农村。万里在战争年代一直生活战斗在农村根据地，他特别赞赏邓小平关于群众就是大山，平原地区也能开展游击战的谈话，对农民是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从事工业和城市工作。解决安徽的农业、农村问题，他首先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基层、深入农户，用三个多月时间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的一些县市和广大农村，不做指示，只是看、问、听。他不只看农业生产，而是首先看农民的生活。
皖西大别山老革命根据地的金寨县，战争年代十万农民参军参战，是个“将军县”，建设年代在土地稀少的山区为国家修水库占地移民十万。在那里，万里看到一些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非常沉痛，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感到问心有愧。他说，当年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没有他们哪有国家和我们的今天。在皖东滁县地区的定远县，他走进一家农户，七口人只有一床破被絮，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黑糊糊，整个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他在路上同一个挑担的农民拉家常，问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又问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拍拍肚皮说，里边少装些山芋干子。事后，万里说：“中国的农民太好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低，可是连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满足。”[2]在凤阳县，他亲眼看到过农民扒车外流讨饭的情景。1977年冬天，省里不断收到沿海一些地方的电话电报，要求派人去接“盲流”，据不完全统计，仅凤阳县那年冬天外出讨饭的就有1.3万多人。万里决心要解决讨饭问题。在一次省委座谈会上，研究如何解决凤阳农民外流讨饭问题，有人说，那里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气愤地说：“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讲这种话的人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他还会去讨饭。我们的农民是勤奋的，是能吃苦的，是有脸面的，只要能够吃得饱，他们是不会去讨饭的。问题是那里条件并不坏，他们为什么吃不饱饭？我们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把它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万里说：“社会主义还要饭，那叫什么社会主义，解放快三十年了，老百姓还这么穷，社会主义优越性哪里去了。无产阶级是因为受穷才革命，革命不是为了受穷，要是为了受穷，还革命干什么？我们不能以牺牲人民的利益和生命来换取‘社会主义’，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绝不是让人民挨饿受穷，而是让人民活得更美好”[3]。 “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可以不关心群众的吃饭问题呢？谁不解决群众吃饭问题，谁就会垮台。”[4]
万里曾回忆说“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5]
1978年11月16日万里在中央工作会议分组会上的发言，可以说是他对安徽农业初步调查研究的体会。他说，“我国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的状况，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28年来，安徽农业生产经历了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凡是生产增长年代，都是我们的工作比较实事求是，执行政策比较好，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时候；反之，生产停滞以至下降的年代，都是农村经济政策遭到破坏，干部作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安徽历史上的主要教训，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瞎指挥，弄虚作假，浮夸吹牛，以至搞高指标，高征购，造成严重后果。由于农业生产起伏不定，全省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未达到1955年的水平。55年人均718斤，每个农业人口平均贡献商品粮175斤；而77年人均降为652斤，贡献商品粮88斤。77年人均占有量与49年的648斤相比，28年只增长4斤！淮北那么好的地方，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让人难过！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怎样把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与长期把农民群众置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边缘化地位，置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严重官僚主义的臣民地位，并在左的影响下把农民视为落后的小生产者、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是进行指挥和教育、改造甚至批判、控制不同。万里把农民群众视为哺育人民共和国的母亲和衣食父母，放在社会的主体地位。1977年他在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说：“中国革命在农村起家，农民支持我们。母亲送儿当兵，参加革命，为的什么？一是为了政治解放，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一是为了生活，为了有饭吃。现在进了城，有些人把群众这个母亲忘掉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我们一定要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万里文选》102页，以下出自此书的只注页码）
万里是从农民群众基本生活状况和利益愿望出发来观察农业、农村问题，衡量功过是非和“主义”的。他提出首先要解决群众吃饱饭的问题，农民吃不饱饭，是因为农业生产没有搞上去，农业生产为什么没有搞上去？是农民没有积极性；影响农民积极性的是什么？人民公社有什么问题，怎么来解决？在对这类问题的探索中，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一起推进了农村改革。
万里1977年6月去安徽，1980年春天回京工作，在两年零九个月时间里，大胆、果断、深入地推进农村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突破左的禁锢，放宽农村政策；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干）到组；支持农民有权有责有利的包干到户，使之由不合法到合法。
突破“左”的禁锢，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
经过调查研究，万里认为安徽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农业上不去，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要把农业搞上去最重要的是解决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问题。
当时全国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学大寨，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左的一套。大寨本来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农业，建设山区的好典型，但文化大革命时期，逐步演变为搞阶级斗争，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典型，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原安徽省委负责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推广大批促大干，大寨式的“大概工”，记政治工分，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搞穷过渡。万里认为这是继续违背实际和群众意愿瞎折腾。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滁县地委一份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列举四人帮左的错误在农村政策上的表现，指出如不把他们搞乱了的农村政策纠正过来就不可能调动群众积极性。万里看后批转印发给全省各地市委，并做了批语：“滁县地委组织力量深入群众，对农村经济政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好的开端。这个问题，很值得引起各地重视。报告中所提的意见，可供各地参考。”
为进一步了解全省农村情况，万里等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农民中去，直接倾听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呼声，并派农委做专项调查，起草对策。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于11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简称《六条》）。万里在会议开始时指出，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就无从谈起。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凡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做法和政策都是错误的。农村的中心问题是把农业生产搞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使人民生活得到不断改善（102页）。《六条》强调搞好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成作业组，只许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和社队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兼顾三者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这些内容在左倾盛行时期也成了“资本主义尾巴”，成了禁区。《六条》恢复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安徽由此迈出纠正农业上左的错误、解决农村政策问题的步伐，深受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8年春万里多次强调农村要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是对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胆纠正。他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条件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决不能再讨饭”。
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滁县地区定远县地处江淮丘陵，十年九旱，原省委主要负责人在这个县搞学大寨的点，强迫社队不顾条件盲目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结果水稻总产增加有限，而玉米、红薯等旱粮作物和豆类、花生、烟叶等经济作物产量大幅度下降，成本高，收益少。1977年6月，滁县地区调整了定远县领导班子。新班子上任正是抢种时期，还有几十万亩没能安种。他们纠正过去瞎指挥的错误，实行有水种水稻，无水种旱粮、插山芋，由生产队自主决定。由于因地制宜、抓住农时，获得了农业丰收。1978年1月，新华社记者到定远调查，写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的报道稿。万里看过稿子，就去定远县，看了耿巷公社，又在县城看了市场，最后才到县委请他们对报道稿提意见。他指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实质上是个尊重实际，尊重群众，发扬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瞎指挥的问题”，“谁最了解实际情况呢？当然是天天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他们最有发言权，……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我们过去农村工作中许多错误的根源。”（103页）
由此，安徽农村工作迅速转到以生产为中心、放宽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改革进入群众直接参与、开始突破人民公社体制的第二阶段。
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双包到组”
改革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体制实质是领导正确对待农民，政府还权于民，重新调整和界定权利关系的问题。万里较早认识这个核心问题。
1978年6月，安徽省委连续开了两次常委会，讨论夏收分配中夏粮征购的起征点，农民的留粮标准到底定多少。由于对夏粮总产缺乏准确的判断，会议没有做出决定。会后万里轻车简从，走访了五个县的十几个打麦场，和群众、生产队干部交谈，才摸清情况。他认为，生产队上报的产量比实际产量偏低，原因是群众怕征过头粮，怕留粮标准低，吃不饱。他说，这是农民群众对过去的浮夸风和高征购的反抗，是错误政策逼得农民不敢讲真话，要农民讲真话就必须政策对头。在第二次讨论夏粮分配的会议上，万里说，分配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核心是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我们过去的问题是只顾国家一头，忽略了农民群众的利益，有的甚至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不顾群众死活，严重打击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粮食打下来了就不管群众够吃不够吃，先完成征购，完成征购后还要交超购，而且超购的越多越好。有些人似乎不知道粮食是哪里来的。如果生产粮食的人没有积极性，那么粮食又从何而来呢？不叫生产粮食的人吃饱饭，最终谁也休想吃饱饭。……做任何工作都必须有群众观点，不能把国家利益同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没有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又从何而来呢？这次会议省委决定：从夏收分配到秋粮下来之前，两个多月时间内集体分配给社员的平均口粮不足75斤的生产队，一律不征不购[6]。
此后，万里同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农民种什么我们要管，收入分配我们也管，而且从上管到下，管得那么具体，我们懂吗？我们了解情况吗？我们能管得好吗？……这个问题应当说很大，实质上是如何对待农民问题。过去，国民党反动派向农民要粮要钱，但不管你种什么，我们可倒好，农民种什么，怎么种，要管，农民生产的产品分配，也要管，吃多少口粮也要拿到省委会上来讨论。农民的种植权，产品支配权，我们全都管了，农民还有什么权利？我们有些人搞瞎指挥，什么他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以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总结。”[7]他还曾说，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实际上是奴隶。这些谈话蕴含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要把应属于农民的权力还给农民。
《六条》放宽政策后，群众开始活跃起来，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深入到解决生产队自身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影响群众积极性的体制问题。突破从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开始，农业生产责任制从不联产到联系产量，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则搞了大包干到组，极少的地方偷偷搞了包产到户，提出了领导如何对待群众实行联产承包的问题。
1978年春天，滁县地区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大旱之年粮食产量由上年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人均收入增长30％。天长县新街公社由于天大旱棉花苗面临着枯死的危险，决定把棉花包产到户，超奖减赔，棉花亩产较上年增产近九成。来安县广大公社按照工作和生产指标完成情况实行干部奖惩责任制。这些做法是下面暗暗搞的，直到这年9月滁县地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才由干部反映出来。万里听了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汇报，非常重视，要求搞好调查。他看了调查报告，在省委常委会上说，“包工到组、不联系产量，还是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可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所以也不行。滁县地区关于联系产量责任制的三个材料可以大胆试行”（108页）。滁县地委以文件形式将三个调查报告印发全区，要求各县先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文件下达后，许多社队干部群众争当试点，一些不是试点的生产队也自发地干起来。
凤阳县有的干部群众认为联产计酬、包产到组的办法太繁琐，创造出大包干到组的办法，即小组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由组分配。滁县地区到1979年3月底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68.3%。
正当安徽一些地方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信中说：“现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挫伤群众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农业机械化也是很不利的。”编者按则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该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这封来信对包产到组后正在忙春耕的安徽农民浇了一瓢冷水，一些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心有余悸的同志认为编者按有来头，惶恐不安。3月16日，万里来到滁县地区。他说：“作为报纸，发表个人不同意见都是可以的，别人写读者来信，你们也可以写读者来信”。“究竟什么意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靠实践来检验，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就打退堂鼓。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报社，报社也不能管你饭吃。”“三级半有什么不好？这是经济核算嘛，四级核算也可以，家庭也要核算，那不是五级吗？”“你们地委做得对，及时发了电话通知，已经实行的各种责任制一律不动，只要今年大丰收，增了产，社会财富多了，群众生活改善了，你们的办法明年可以干，后年还可以干，可以一直干下去。” 万里针对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所引起的争论，提出衡量是非的标准。他说，不管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就是坚持一条，凡是能增产，能叫农民、集体、国家都增加收入的就是好办法。
3月17日，万里在天长县看了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他对王郁昭说，社员的家庭副业收入不可忽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经济是细胞经济，非常活跃。把家庭经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可能是农村改革的一条出路，当然还要靠实践来检验[8]。3月19日，在嘉山县横山公社良郢生产队与社员座谈，万里问，“包产到组包的指标高不高？”农民说，“这个产量还没有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呢，1955年我们社里收过30万斤粮食。”说到1955年，一些年龄较大的社员眉飞色舞。万里说，“农民为什么要求包产到组，要求包产到户，因为能增产，能增加收入，这是要摆脱左的束缚。我们看了那个生产队，产量高的是1955年，现在要倒赶20年，农民为什么怀念那一段，就因为以后越来越左，左的连农民放个屁也是资本主义。这要作为一个题目好好调查一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二十年来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怎样？根本条件改变了没有？基本上没有，那就要根据当前的生产力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找出不发展和发展缓慢的原因，再找出今后发展的办法。……不能坐在房子里争论，要尊重实际，到群众中去解决。（124页）”万里临离开滁县地区，出了5个调查题目。回到合肥后，安徽省委向各地发出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
凤阳开始实行大包干到组，1979年6月万里来到定远和凤阳县，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农民愿意实行大包干，群众说，大包干真正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给干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张浩来信这股风被顶住了，但搞大包干干部怕犯错误，群众怕变。万里说，“实行大包干，干三五年就富裕起来了，这好吗？可以干三五年，只要社员积极生产，都能富就行了。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调动群众积极性的，也可以让他们搞。”
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使包产（干）到户由不合法到合法
包产到组、包干到组，比不联产计酬前进了一步，但克服了生产队的大锅饭，却又出现包产组的“二锅饭”，农民并不满足，个人责任不明确，劳动者的利益不能直接体现出来，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于是出现“双包到组”向包产到户演进的趋势。
肥西县最早搞包产到户，这与省委的借地渡荒政策有关。1978年安徽遭遇特大干旱，绝大部分地方没有下过透雨，粮食、经济作物严重减产，秋种难以进行。9月初省委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和秋种，万里提出采取特殊办法发动群众。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还不如让群众借地渡荒。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要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地、开荒地种粮种菜，谁种谁收谁有。集体无法种的，也可以单独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社员种。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打破了在土地制度上只准集体使用的禁区。肥西县山南区有人由借地进而提出搞包产到户。黄花大队首先搞了包产到户，其他生产队也跟着干起来。
1979年2月，省农委工作组到肥西考察，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规定不准包产到户，周曰礼从山南返回合肥向万里反映老百姓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省委常委会对此讨论，大家发言后，万里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但是，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在小范围内试验一下，利大于弊。”（121页）2月16日，万里在六安、滁县、巢湖三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座谈会上又说，“肥西有的公社包产到户了，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地种上，我说你们干吧，搞富了再说。搞包产到户如果要检讨，我检讨，只要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没有饭吃，就是最坏的政治。现在我们变革生产关系，就是要解除对生产力的束缚，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大的政策已经有了，要解放思想，百花齐放，千方百计把生产搞上去。”省委的意见向肥西干部群众一宣布，不仅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而且山南区六个公社都搞了包产到户。不到一个多月时间，肥西县搞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一下子占到总数的40%。这年夏季，山南区粮食产量较1978年增产一倍以上。
在以包产到组、包干到组为主的滁县地区，1978年底也有部分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这其中，凤阳县小岗生产队暗中搞起了“大包干到户”。小岗队土地改革后出现过一段粮食增产、农民安居乐业的黄金时期，这个队没有经过初级社阶段，1956年一步进入高级社，从此，粮食生产连年下降，开始过吃救济粮的日子。十年动乱期间这里户户都外出讨过饭。1978年秋后，凤阳县搞包产到组，小岗生产队先划为4个作业组，干不好，又分成8个，还是合不拢，干部社员商议，干脆搞个大包干到户，瞒上不瞒下，如果因为土地包到户，干部出了事，蹲班房，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孩子抚养到18岁。1978年底，大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就在小岗诞生了。
包产到户过去多次出现过，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出现过，后来三年困难时期也曾出现过。大包干到户则是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的区别主要在于：包产到户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承包产量，以产计工，增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生产队实行“五统一”。农户生产的粮食等要交生产队实行“统一分配”，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再按各户上缴的产品计算出工分，然后按工分实行分配。这种办法手续繁琐，由于在分配的过程中往往出现一平二调和干部存在某些不正之风等现象，群众很不放心，农民对产品没有支配权。大包干到户则不同，农户承包集体的土地后，由生产队同农户签定合同，农户按合同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交足集体的提留，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奖赔就在其中了。农户只要完成合同上缴的任务，至于土地如何经营，完全由农户自主决定。因此，包干到户不是对生产队的生产承包，而是对土地的经营承包，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而且掌握了包干上交后剩余产品的收益权。农民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完成国家的，交足集体的，剩多剩少全都是自己的”。这种办法“责任具体，利益直接，方法简单，百姓放心”，农民特别拥护。大包干承包制实现农村土地的两权分离，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而农民通过承包则取得了对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农户成了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集体和农户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承包合同来实现。一个自主，一个最能体现多劳多得，因此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大包干到户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很快普及开来的关键所在。
1979年小岗生产队粮食产量达到13万多斤，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合作化以来20年的总和；社员收入比上年增长6倍。从1957年起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和油料任务，分别超额6倍和80倍。
包产到户长期以来被当作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进行批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安徽的大规模出现招致了比制定《六条》、承包到组更加强烈的非议和责难。有的省刷出“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抵制安徽的单干风”等大标语。在省内，农民群众积极要求和推进包产（干）到户，而许多地、县领导班子内部则存在意见分歧。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坚决排除干扰，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支持群众在实践中开辟农村发展道路。从1979年12月起，万里做了多次讲话。12月1日，他在省军区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农村大好形势，人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争论最大的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内涵。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凡是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地方，生产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衡量各种劳动组织形式、计酬方法好坏，只能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应该调查研究，尊重群众自己的选择，并正确的加以引导。”（134-135页）12月25日，他在安徽省人代会上指出，只要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收入越多越好，群众生活改善的越快越好。（142页）1980年1月11日，他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总结了农业上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强调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要调动八亿农民的积极性。 “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建立，到底建立哪种责任制合适？主要看增产是否显著，农民收入是否增加，集体积累和对国家贡献是否增多，大多数群众是否欢迎。我们应当尊重群众的意愿，允许群众在实践中比较、选择。”他又说，“包产到户不是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已经有了，孩子已经生下了，他妈妈挺高兴，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去看过，都热乎乎的，但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帮助它完善，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使农民富起来。”[9]
1980年春节前夕，万里又来到滁县地区，在小岗生产队挨家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他说，“以前大呼隆可把农民搞苦了，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支持你们。”当生产队反映有人指责小岗是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员能改善生活，干一辈子也不算开倒车。谁要说你们开倒车，这场官司由我跟他去打了。”万里临走语重心长地对地、县委负责人说：“不管哪一级领导，再也不要给群众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安徽为包产到户报了户口，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有的同志劝万里和其他省委领导人，不要为包产到户犯错误，有的说你岁数大了，再经不起戴高帽子，坐飞机了。万里曾说，“很多同志不同意包产到户，是认识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包产到户既不符合党的决议，中央文件中明确提也不要包产到户，又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这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安徽的农村改革得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万里说：“亏了小平同志支持，我从安徽回来多次向他汇报，他表示同意，可以试验。出了成果之后，他公开表示支持。”1980年5月31日，正当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受到讨伐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谈话。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0]他又说，“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小平同志的谈话是对安徽农村改革的肯定、支持和鼓舞，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一次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万里对陈云同志说，我那里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陈云同志合掌抱拳,高兴地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的那些做法。”万里说，“中国农村改革没有邓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斗争，没有邓小平的那一番谈话，安徽燃起的包产到户之火，还可能会被扑灭。光我们给包产到户上了户口管什么用，没有邓小平的支持，上了户口还很有可能会被注销的。”
1980年初，万里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分管农业。在小平同志对农村政策做了重要讲话后，他提议召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起草会议文件，旨在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经过反复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上取得了一席之地。1982到1986年中央5个“一号文件”，是在万里主管农业期间制定的[11]。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很高的评价，称为“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到1984年底，全国99%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这一年粮食产量达80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92年10月，万里主持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1993年3月，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决议，把家庭承包制载入我国宪法。
坚持民主、科学和改革精神
万里和群众一起推进安徽农村改革的过程，可做这样的概括：他鲜明的站在农民群众利益立场上，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没有能够实现温饱、多年左的错误和人民公社体制影响农民积极性和生产发展的问题。在解决这问题的过程中，勇于从实际出发，破除条条框框，放宽政策，放开群众手脚，尊重、保护和支持农民群众的创造和选择，使大包干家庭承包制这种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得以实行，由不合法变为合法，实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解决问题的结果，是建立了农民拥有权、责、利，在生产、分配上当家作主，得到实惠的新制度，焕发了群众发展农业的积极性；是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富有的新生活，实现社会和个人更好发展上，丰富和革新了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推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促进改革的传统在执政党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纵观我国改革发展30年的历史及新中国成立以来近60年的历史，有很多理由可以说，实行大包干家庭承包制的农村第一步改革是一个兴邦之举。
如，它所形成的经营体制，使农业、农村告别高级社、人民公社时代而“起死回生”。既保持了土地集体所有，避免农村两极分化，农民（农户）又获得对承包土地的长期经营使用权、经济剩余的收益权和有偿转让权，恢复了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地位，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经营形式。由此，一举解决了从斯大林时就开始存在的集体化农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农民受剥夺、劳动效率低的体制性问题。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自由，与包干上交的责任、剩余多少都属于自己的利益，权、责、利结合，形成农民群众自我推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生机活力。因此当时有人说，大包干救了社会主义。
再如，农村土地家庭承包，不仅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促成第一步解决温饱目标的迅速实现，而且八亿农民从大呼隆集体劳动下解放出来，引出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规模的进城就业，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并成为推进改革开放和城乡二元结构转变的强大动力。
这一开改革先河的农村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经验应该很好总结。万里1985年曾做过一次总结，主要是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改革。这三条老生常谈，却是改革的成功之道，值得结合实践来领会和坚持。
一是把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在第一位。实际是以人为本，以民生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为本，以群众的实践创造为推进制度改革的本源。首先，这是立场。1982年1月，万里对到安徽滁县地区“双包到户”做了调查的青年们谈话时说，前一段有些同志对包产到户想不通，根本不是站在农民切身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立场问题很重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就不一样。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的长远和现实利益，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在方向上离开了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这个方向就不足取。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就是共产党员最大的失节（201页）。其次，这是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党的领导和群众结合的原则和解决问题的群众路线方式。1985年他说，农村第一步改革为什么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一系列政策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农民积极性高了。那么，这些新的农村政策又是从那里来的？这里面当然有党的集体智慧，各级党政领导做了大量概括和提高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却是亿万农民的实践，亿万农民的创造。为什么家庭联产承包制先在最贫困的地区突破？主要是因为贫困地区的农民受大锅饭、瞎指挥的祸害最深，对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包产到户、大包干，都是当地农民自己先搞起来。一批农村干部冒着受处分的风险，支持农民搞改革，为农民利益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这就是真正的群众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改革中，如何认识农民、对待农民，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446－448页）。第三，特别强调农民问题。他说，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心目中没有农民，不切实保障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物质利益，就不能说是有真正的群众观点，也不能说有真正的国家观念和全局观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大半成了空话（447页）。中国走向现代化，重要的是80％人口的农民利益的实现，是他们走向现代化。第四，关系改革所创建制度的取向。实践表明，往往只有群众参与创造和选择的制度，才能体现人民群众的权力和利益。他说，农村改革的成功之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民主，实惠”，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是经济民主，能够多劳多得就是实惠。第五，改革使我们过去受左的影响丢失的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又恢复了，这个法宝要坚持下去。
二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不容易。要把普遍真理和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农村改革是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尊重群众意愿，放手让群众在实践中选择最适宜的经营形式，看不准的就不急于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更不扣帽子、打棍子，这符合实事求是。如果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唯上、唯书，不唯实，就不可能正确对待包产到户。他说：“关于社会主义怎么才能搞好，政策应该怎么定，需要不断实践，由实践来作回答。我坚定地相信，只有实践才能检验真理，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才是好办法。”（198页）
三是坚持改革。他指出，农民顶着种种罪名和不合法的压力搞包产到户，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制度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按照他的逻辑，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人有没有积极性，是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标志，农民要有生产积极性，就要有民主权力和物质利益，这就要改革影响他们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他说，改革的目的是要闯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资文化生活，早日实现现代化。这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不可能不遇到困难、曲折、问题，必须不怕困难，不断排除干扰，不断调查研究，依靠群众的社会实践，开辟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在实践中提高和统一干部的认识，把改革事业扎扎实实地推向前进。
这三条，群众路线是民主精神，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再就是改革精神。
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万里对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贡献，一方面是实践上的推动。亿万农户商品经营主体的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成分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解放和转移就业，成为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不可阻挡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是在理论探索和决策过程中的贡献。万里是最早提出我国要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80年他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发展商品经济”（189页），1982年指出“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发展商品经济。商品经济不发展，是搞不好社会主义的”。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后，1985年他说城市企业和农村要发挥优势，就要“按照市场经济搞”“我们的干部要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指导经济工作”（393－394页），1986年指出“双轨制是过渡办法，最终要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565页）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后，他7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提出“摒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趋势”（617页）。此后，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对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贡献。一是把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看作是社会主义能够向前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他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核心，即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生产力。”我们比资产阶级高明之处，就在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生产力的发展得到最重要的保证。二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人民在政治上享受民主权利，经济上得到实惠。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同时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及其代表行使法律规定的选举权、罢免权、监督权等权利。同时要在经济上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他说，共产党关心不关心群众物质利益，是一个从生产、分配到流通要不要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12]他提倡村级民主，1980年1月，他在嘉山县说，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对办好农业关系很大。基层干部没有选举的，是否可以选举。让老百姓自己选组长，队长，看看谁能带领他们三增加……奖励基层干部，县里可以建议，决定权在群众，群众对干部选有权，撤有权，奖有权。[13]他指出“人事制度必须改革。什么时候能真正实行民主管理、民主选拔干部，事情就会好办些。”（202页）新中国成立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决策失误，曾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损失。1986年万里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519页）
安徽农村改革和万里同志有关农村改革的所为所言，给我们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和精神财富。我们要从中得到鼓舞和启发，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7-238页1992年
[2] 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39－141页。
[3]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43页。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第11页。
[5] 万里《安徽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农村改革口述史》71、73页。
[6] 万里《要农民讲真话必须政策对头》，《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12－13页。
[7]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147－148页。
[8] 陆子修，《万里皖东行》，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农村改革的兴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
[9] 万里，《在实践中探索农业发展的新路子》，《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第81-82页
[10]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316页
[11] 万里谈起中央5个“一号文件”时说：“这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邓小平同志坚决支持下取得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如调查研究、会议组织、文件和讲话稿的起草等项工作，是由杜润生等领导负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
[12] 沈梦罴、赵福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新时期改革和建设的重要文献——《万里文选》介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
[13]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万里论著编辑组编《万里论农村改革与发展》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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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