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馨无虐高干文:李泌的全身避祸智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0:11:51
 

李泌的全身避祸智慧

 我们说李泌的处世态度十分机智,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宗教家的高超智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四次归隐,五次离京

  第一,该仕则仕,该隐则隐,实践了道家的“无我”精神和儒家的“无可无不可”态度。
  不固执己见,适应客观形势以做到出处自由,这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而李泌就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综合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知道李泌至少有四次因各种原因离开权力的中心——朝廷:
  第一次发生在玄宗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重视,“令待诏翰林,仍东宫供奉”。然而却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说李泌曾写《感遇诗》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蕲春郡(今湖北省蕲春县)安置,而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乃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旧唐书·李泌传》)。
  第二次大约发生于肃宗至德末、乾元初。自从肃宗灵武即位时起,李泌就一直在肃宗身边,为平叛出谋划策,《旧唐书·李泌传》说他当时虽然没有身担要职,却“权逾宰相”。正是这种与皇上极为亲密的关系,招来了权臣崔圆、李辅国的猜忌。收复京师后,为了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灾祸,也由于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动要求离开权力的中心,进衡山修道,“有诏给三品禄,赐隐士服,为治室庐”(《新唐书·李泌传》)。
  第三次发生在代宗大历年间。代宗刚一即位,就马上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并勉强他吃肉,还为他娶朔方故留后李的甥女为妻。当时的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对自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此时刚好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朝廷为他派去一些僚佐,于是元载就盛称李泌有才,可担任此任,于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义下把李泌赶出了朝廷。顺便要提到的是,元载是一位靠应试老、庄、列、文起家的文人,却容不得同道。第四次则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末、建中初。大历十二年(777),元载被诛,李泌又被召回,却再一次受到常衮的排斥,先让李泌到澧朗峡(在今湖南省澧县)当团练使,不久,又调任杭州刺史。
  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也仅呆了两年,至贞元元年(785),又被任命为陕虢观察使。观察使的地位比较高,所以不能被视为受到排挤。到了贞元三年(787),李泌才回到朝廷,当上了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邺侯。贞元五年(789),一代奇才李泌去世。
  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且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屡蹶屡起的原因,主要得力于他恰当的处世方法和豁达的心态。每次被赶出朝廷,虽然我们不敢断定他就没有怨心,但我们的确没有听到他的怨言,这是他没有受到进一步迫害、能够东山再起的根本保证。李泌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前两次为主动人京外(第二次肃宗曾召李泌,李未接到诏书即起身赴行在),后三次都是被召,这说明李已经达到了顺应外物、无我无己的境界。李泌还做到了儒家所提倡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行”则建功立业,“藏”则修心养性,出处都过得十分充实,心情都很平静。如果他整天都在怨天尤人、满腹忧愁,为自己的不平遭遇愤愤不平,他的身体大概也无法坚持到位极人臣的那一天。李泌对待个人进退荣辱的平静心态,对今人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2以布衣、道士的身份避祸全身

  随时随地牢记并显示自己的布衣、道士的身份,以此来避害全身。
  李泌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事的战乱时代;他所处的朝廷,是一个矛盾极为尖锐的朝廷。如何在这个异常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是当时每一个人,特别是当权者都要遇到的问题。前文提到的曾排挤过李泌的杨国忠、李辅国;元载都曾权倾一时,后又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杀。
  李泌用来保全自己的方法,首先是在为国出力的同时,又竭力与权力中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新唐书·李泌传》记载:“肃宗即位灵武,物色求访,会泌亦自至。已谒见,陈天下所以成败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辞,愿以客从。人议国事,出陪舆辇,众指曰:'著黄者圣人,著白者山人。”’李泌坚决要以白衣人的身份为国效力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向皇帝身边的当权者表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以避免卷进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
  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后,李泌则时刻以世外神仙自居,甚至不惜以荒诞的形式宣示于众。《唐国史补》卷上记载:“李相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曰:'令家人速洒扫,今夜洪崖先生来宿。’有人遗美酒一植,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来,与君同倾。’倾之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还之,略无怍色。”有如此政治才能的李泌竟然荒诞到了这种地步,特别是当谎言揭穿后,李泌竟然能够泰然处之,毫无愧色,令人不可思议。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对李泌的为相,“时论不以为惬”(引日唐书·李泌传》),“泌有谋略而好谈神仙诡诞,故为世所轻。”(《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有谋略”与“好谈神仙诡诞”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因为真正明智的人是不会陷于诡诞之谈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好谈神仙诡诞”正是李泌“有谋略”的一个表现,欧阳修、宋祁等人就看到了这一点:“德宗晚好神鬼事,乃获用,盖以怪自置而为之助也。”(《新唐书·李泌传》赞语)说李泌是假借神怪以自助,这当然有道理,古代有数不清的政治家以神鬼设教,而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李泌处处表现出神仙家的本色,让同僚们清楚,自己的根本兴趣不在于人间,而在于仙界,这样—来,与世俗人就会少几分摩擦,自己也就多几分安全。我们这样讲并非全是猜测,《邺侯外传》记载:“(李泌)曰:'若臣之所愿,则特与他人异。’肃宗曰:'何也?’泌曰:'臣绝粒无家,禄位与茅土皆非所欲。为陛下帏幄运筹,收京师后,但枕天子膝睡一觉,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动天文足矣。”李泌反复强调自己是“绝粒无家”的世外人,不争名夺利,或者说世俗名利对自己无用,这样讲无非是要包括皇帝在内的名利之人不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竞争对手。以世外人的身份参与世内的政治活动,是李泌全身的策略。事实上也是如此,肃宗听了这番话以后,对他更加放心,并且不久就满足了李泌枕天子膝睡一觉的愿望。《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九还记载,李泌早就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到南岳当道士去厂。



3以谦退处世

  以谦退的态度处世,是道家和儒家所共同提倡的。《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六十七章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四十四章也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李泌深知这一点。《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要授予他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的头衔,而李泌坚决要求去掉“大”字,只要“学士”头衔。后来被授予“大学士”头衔的人也多引李泌为例,不敢称“大”。在金钱方面,李泌更是如此。动乱时期,朝廷赏赐百官的物品“皆三损二”,后来稍稍安定,“帝使还旧封。于是李晟、马燧、浑碱各食实封,悉让送泌,泌不纳”(《新唐书·李泌传》)。李泌能够在名利面前保持着一种谦让态度,这是他处世精明的又一表现。
  有关李泌的谦退态度,时人也已看出,《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记载:“上谓泌曰:'卿昔在灵武,已应为此官,卿自退让。…可见,李泌的“退让”态度给当时的君臣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四、早慧的文学奇才

  李泌家世代重视读书教育,据《邺侯家传》说,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聚书两万余卷,并告诫子孙不得让这些图书出门,如有求读者,可在别院阅读、供馔。这些图书至少保留到了李泌的儿子李繁的时候。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为人强记览,过眼不再读。伟哉群圣文,磊落载其腹。行年余五十,出守数已六。京邑有旧庐,不容久食宿。台阁多官员,无地寄一足。我虽官在朝,气势日局缩。屡为丞相言,虽恳不见录。送行过泸水,东望不转目。今子从之游,学问得所欲。”这里说的邺侯是指李繁,李繁当时为随州刺史。这首诗说明了当时李家的藏书天下闻名,甚至有人从京城跑到李家去借阅。同时也说明了一代文宗韩愈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李泌自然受益不浅。李泌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开元十六年(728),刚刚七岁的李泌就能为文赋诗,一次儒、道、释三教学者聚会,玄宗把他也召人宫中,而此时的李泌就以非凡的文学才能征服了与会的君臣。《新唐书·李泌传》记载:“泌既至,帝方与燕国公张说观弈,因使说试其能。说请赋'方圆动静’,泌逡巡曰:'愿闻其略。’说因曰:'方如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是当时一位才华横溢的名诗人,被时人称为“燕许大手笔”,他与李泌的这两首小诗都是即兴之作,相比之下,七岁李泌的作品在立意方面远远超过已经五十多岁的张说的作品。也难怪诗成后,“说因贺帝得奇童,帝大悦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赐束帛,敕其家曰:'善视养之。”(《新唐书·李泌传》)其后,重臣张九龄、严挺之等对他都非常器重。七岁儿童即受到朝廷君臣的一致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十七岁时,李泌写了另外——首诗歌《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1——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可以说,李泌在十七岁时,就为自己设计好了一生,那就是要么学道成仙,要么建功立业。而事实上,李泌的一生也确实是在这两条路上徘徊。据《邺侯外传》说,此诗写成后,流传很广,因为诗歌中表露的志向十分明显,所以张九龄告诫他说:“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李泌听后十分感动,“尔后为文,不复自言”。
  据史书记载,李泌“尤工于诗”(《旧唐书·李泌传》),所写诗文很多,如《复明堂》、《九鼎议》(一说二者为一篇)、《明心论》、《养和篇》、《建宁王挽歌词》、《八公诗》、《感遇诗》等等,《旧唐书·李泌传》说他“有文集二十卷”。
  李泌与诗人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著名诗人顾况就曾拜李泌为师:“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及泌相,自谓当得达官,久之,迁著作郎。”(《唐才子传·顾况》)
  除文学创作外,李泌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他对《周易》、《老子》颇有研究,玄宗曾召他进宫进授《老子》,晚年又参修国史。以上我们所举的文章,有——些即属于学术著作。
  综李泌一生,是自强不息的一生,也是成功的一生。虽然《旧唐书》对李泌评价不高,但《新唐书》已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其谋事近忠,其轻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当然,这段话在赞美的同时还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新、旧《唐书》都是由儒生写的。如果作者能够跳出三教的藩篱,从更高的文化角度去审视李泌,从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去理解李泌的一番苦心,那么他们对李泌的评价肯定会更高一些。


  【李泌最后的贡献】
  李泌这个人出道很早,是玄、肃、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无为的老庄之道,视功名富贵如敝屣,所以在肃、代两朝数度坚辞宰相之位,并且最终远离朝堂,长年隐居于衡山。不知道为什么,在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六月他终于同意德宗的请求,出任宰相,可当时已经是六十七岁高龄。即便他想把当年的肃宗和代宗求之不得的智慧和心力全部贡献给幸运的德宗皇帝,可上天却没有给他和德宗更多的时间。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三月,李泌便与世长辞。虽然执政的时间很短,可李泌在任期间却做了许多意义重大的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贞元年间帝国总体形势的和平与稳定。
  李泌的重大举措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内政等多方面:
  贞元三年七月,命各道及州县将正常的政府税收之外所有的非法聚敛悉数革除,缓解民生困难。同月,下令边防戍卒开荒屯田、自力更生,目的是解决军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八月,向德宗劝谏,消除了李适对太子李诵的猜忌,成功化解了一场废立风波。九月,力谏德宗,联合回纥与南诏共同对抗吐蕃,减轻了帝国边境线上的军事压力。贞元四年十一月,设置徐泗濠节度使(治所在徐州),以保障帝国的生命线、即江淮漕运不受平卢(李纳辖区)等藩镇的威胁。
  而在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李泌在拜相当月,对互相猜忌的德宗皇帝与平叛功臣所做的调停,从而避免了一场新的叛乱。
  贞元三年,也就是在诸藩之乱初定、大唐帝国的马车刚刚摆脱倾覆的危险时,德宗李适就迫不及待地卸下了那两个质地坚固的车轱辘,一个是李晟、一个是马燧。这两个人的功劳实在太大了,大得让皇帝时刻感受着“尾大不掉”的危险。德宗李适真怕他们一转眼又变成李希烈和李怀光,所以在这一年三月和六月先后卸掉了他们的兵权,把他们召回朝廷享受天子的尊崇和礼遇。
  可这样的尊崇和礼遇在李晟和马燧看来却着实有些恐怖,因为他们也时刻感受着“兔死狗烹”的危险。又一个麻秆打狼两头怕的局面已经形成,又一场似曾相识的叛乱在令人不安的气氛中悄悄酝酿。
  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表明天子与功臣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那是李晟被剥夺兵权回到长安之后,京城的很多士民忽然纷纷议论起李晟的府第,说他的大宅中有一座大安园,说大安园里有一座大安亭,说大安亭的四周有一片茂密的竹林。这则流言说到这里实在是一点内容都没有,可当李晟接着往下听的时候,他突然在盛夏的阳光下惊出了一身冷汗。
  人们说——假如李晟在这片茂密的竹林里埋伏一支奇兵,一旦抓住机会,不是很容易造反吗?!
  对于世人们这种惊人的想象力,李晟不可能一笑置之。
  因为他实在不敢保证天子李适的心中并不具有类似于世人的这种惊人想象力。所以李晟当天就命人把竹林砍得精光,连只老鼠都藏不住。
  可问题是——世人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既然李晟家的竹林可以埋伏一支军队,那么李晟家的每一个房间为什么就不能隐藏几名士兵呢?
  为了终止这种无穷想象,也为了长安不再无意义地流血,李泌在拜相当月立即陪同李晟和马燧入宫面圣。李泌直言不讳地对德宗说:“陛下既然让我当这个宰相,那我今天就跟陛下做个口头约定,可不可以?”德宗说当然可以。
  李泌说:“希望陛下不要加害功臣!臣蒙受陛下厚恩,才敢放胆直言。李晟和马燧为帝国立过大功,听说有人不断散布谣言,虽然陛下一定不会信,但我今天仍要当着他们的面提出来,为的是让他们二人不再疑惧。假如陛下把二人诛杀,恐怕宿卫禁军和四方边镇的将帅都会扼腕愤怒,而且恐惧难安,那么朝野之乱势必随时会发生。而今,李晟和马燧无论财产还是地位都已臻于极至,只要陛下坦诚相待,让他们感到身家性命均无可忧,国家有难就挂帅出征,天下太平就入朝参奉,君臣之间便能和睦安宁。所以臣希望陛下不要因二位大臣功高业伟就有所猜忌,而二大臣也不要因为自己地位太高而心怀疑虑,则天下自然太平无事!”
  听完这一席话,德宗皇帝诚恳地表示接受。李晟和马燧也当场泣下,起身拜谢。
  当初的李怀光之所以对国家和个人前途丧失了信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堂上有一个卢杞那样的宰相。而今天的李晟和马燧之所以没有成为李怀光第二,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李泌这样的宰相。


          至于长安坊间那些善于制造并传播流言的士民们,实际上也应该感谢李泌。因为这则流言原本极有可能引发一场祸及整个长安的血光之灾,可却被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侥幸地避开了。可见,历史上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也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的确是当得起“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这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