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丰异界游小说下载:江青要外国人拍纪录片歌颂自己

[导读]周恩来请伊文思夫妇来中国之后，江青三次接见他们，让他们陪自己看了四次样板戏。江青一直在跟伊文思讲自己成长故事和历史，暗示伊文思拍一部《红都女皇》歌颂自己。夫妇俩商量后决定不予理睬。

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许多纪录片，从抗战到“文革”，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中国的重要性比安东尼奥尼更大。

被遗忘的纪录片大师伊文思

“文革”十年在影像资料上留下了诸多空白，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拍摄的《中国》则成为了东西方都重视的珍贵史料。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留下了这部3小时40分钟的纪录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另一位纪录片导演伊文思（Joris Ivens）从1972年开始，花了三年在中国拍摄长达12个小时的系列纪录片《愚公移山》。

伊文思1938年就到中国拍摄记录抗战的电影《四万万人民》，和周恩来关系深厚。《愚公移山》拍摄于“文革”间，但其中有很多不符合人们历史想象的片段，包括有中国人生活稳定、进步的展现，伊文思本人也有“相信‘文革’”的名声在外。外国人对他有批评，中国学者对他也有怀疑的声音，东西方看他，都有不能理解之处。

相比安东尼奥尼《中国》的巨大影响，伊文思则是被人遗忘了。在北京举办的新人电影节上，《愚公移山》的部分章节再度放映，伊文思夫人玛索琳娜·罗丽丹·伊文思作为嘉宾出席，回忆了《愚公移山》的往事。

周恩来说，不要拍红色的中国

1938年，伊文思在当代历史电影公司（伊文思和海明威等美国知识分子组成今日历史电影公司，后改名当代历史电影公司）和华侨的资助下，经香港到达汉口，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有关宋美龄、周恩来的镜头都收录其中，还有收复台儿庄的画面，史料价值不言而喻。伊文思也在那时和周恩来结下私交。1958年，伊文思在中国拍摄了两部纪录片：表现新中国初期中国人生活的《早春》，反映北京市民抗议英国帝国主义武装侵略黎巴嫩示威游行的《六亿人民的怒吼》。

玛索琳娜回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夫妇是“被禁止到中国来”的，人们认为他们属于“民主派”。1967年伊文思夫妇到中国拍摄关于越战的电影，却不敢与自己熟悉的中国朋友相见，即便行走在老朋友住的街道上，也不去敲朋友的门，怕给朋友惹麻烦。

1971年末，伊文思夫妇又来到中国。周恩来见到故交便问：“为什么不带着摄像机一起来？”伊文思答：“不知道带摄像机来是否合适。”当时整个西方都有反对中国的声音，周恩来邀请他们到中国来拍摄纪录片，并说：“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回来拍电影，但是不要拍一个红色的中国，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我们知道欧洲人认为，在中国一切都很糟糕，但这并不是把中国拍得很美好的理由。”玛索琳娜说，周恩来一直强调不要把中国拍得完美无缺，这帮助了伊文思夫妇争取到高质量的现实。

和安东尼奥尼不同，伊文思夫妇没有带自己的团队。他们用中国的团队、中国的摄影师，计划长期工作。

伊文思希望拍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伊文思夫妇曾经的翻译陆颂和回忆，伊文思曾到清华拍摄教育改革，学生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是工农兵，他觉得不真实，最后没有用这一段。在新疆拍摄，当地居民把冬天穿的皮袄子都挂在外面，看见外宾来了就掸掸皮袄上的灰，伊文思立刻阻止，说皮袄在外面放了一个冬天，有灰才是自然的。

在拍摄《上海第三药店》（《愚公移山》的一部）时，伊文思夫妇花了很长时间让药店的员工熟悉自己。药店的员工的确对伊文思非常坦诚，其中有一位过去是药店的主人，药店收归国有之后成了普通员工。他对镜头老实说了一些在当时有些敏感的话：自己拿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但是现在已经不参与药店的经营讨论：“我过去是资本家，经营药店总是有资本家的想法，比如有些需要的药想多进一些，他们觉得这样不对。”

江青暗示想拍《红都女皇》

周恩来请伊文思夫妇来中国之后，江青三次接见他们，让他们陪自己看了四次样板戏。看戏的时候，江青一直在跟伊文思讲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历史，暗示伊文思拍一部《红都女皇》来歌颂自己。夫妇俩商量之后决定不予理睬：“我们的镜头从来不对准领袖，我们感兴趣的是人民的生活。”伊文思对中国共产党有感情，觉得江青所为有损共产党形象，也没有跟别人说这件事。

玛索琳娜说：“我们不受江青的喜欢。”伊文思夫妇曾在新疆住了很长时间拍片子，玛索琳娜上街拍照，一直有人跟踪，她怀疑是江青派来的，就把跟踪的人也一并拍下。“我觉得我们当时都被当作间谍了，我不是在控诉江青，只是当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被卷入其中。”陆颂和解释，这只是玛索琳娜的怀疑，当时跟着她的是保卫，也没有人把他们夫妇当作间谍。

1975年，《愚公移山》拍好了一部分，伊文思夫妇想放映这些段落，以便知道中国观众的意见，但被阻止了。文化组要审查《愚公移山》，提了61条修改意见。例如伊文思在大渔岛跟船下海，问船长：“你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吗？”船长说不理解。审片组的意见是：“不可能有人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已经拍好的部分几乎全部被批评了，但是伊文思夫妇拒绝任何修改意见。

安东尼奥尼《中国》的盛名，和这部影片曾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批判有关，伊文思夫妇也牵扯其中。江青组织不同单位和学校去看《中国》，看完了要批评，并要求伊文思也加入，让他们写文章反对安东尼奥尼。伊文思给出的回答是：“批评别人不是我们的习惯，我们拒绝写批评文章。”玛索琳娜回忆时解释：“都是电影人，我们不能批判我们的伙伴。我们是自由的人，别人跟我们一样自由。”伊文思夫妇在中国的拍摄经常涉及到政治，玛索琳娜说：“历史要比我们讲述的更复杂。”

被指“撒谎”的伊文思

《愚公移山》1976年在法国公映，起初很引起轰动，西方人终于看到隔着铁幕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电影在巴黎放映了六个月，场场满座，收到来自各国的购买要求，电视台也准备播放。当时的评论说：“伊文思把我们带到中国，让我们和中国人生活了一段时间。”

上世纪70年代拍摄纪录片期间，伊文思虽然生活在中国，对政治新闻反而没有国外知道得多。陆颂和回忆，林彪坠机的事情，当时他们对伊文思是保密的：“我们有外事纪律，不能讲就是不能讲，他一点也不知道。”1976年西方开始猜测中国政治变局，伊文思在电视台发表演讲，称“以伊文思的声誉保证，中国政府是稳定的，党是稳定的，不会有变化”。不久后，“四人帮”倒台被捕。

伊文思在西方的形象忽然变成了“撒谎者”、“宣传家”，西方人指责他给中国涂脂抹粉，怀疑纪录片的真实性，《愚公移山》也随之名誉扫地。 伊文思夫妇在随后的十年里都没有工作，生活贫困。1989年，伊文思在巴黎去世。

即便是今天的中国人，看到《愚公移山》，都会觉得有些地方很意外。《球的故事》中，北京一所学校规定上课铃响之后不能再踢球，一个学生还是踢了一脚球险些伤了老师。老师没收了所有学生的球，学生不服。另一位老师因此组织了一场班会讨论这件事。最后双方都反思了自己的不当之处。其中冷静、平等的氛围让人难以置信这是“文革”时的中学。《上海第三药店》中，顾客和村民都派代表到药店开会，给药店的经营提意见，药店则虚心接受。药店的女工收入稳定、生活小康，在家扭开音乐坐下休息，丈夫端着搓衣板出去洗衣服。

玛索琳娜一再强调自己当时对“文革”的记录是真实的：“我们的行动自由是相对的，当1967年有斗争的时候，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向我们夫妇敞开。有那些斗争的时候我们不在中国，我们只能拍摄能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能够看到《愚公移山》的全部，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也拍到了当时中国贫穷的一面。但是很多中国人不能看到全部影片。”

《愚公移山》的名字来自于毛泽东1945年的讲话《愚公移山》，全长12个小时，由12部各自独立的影片组成：《大庆油田》、《上海第三药店》、《上海汽轮机厂》、《一个妇女，一个家庭》、《渔村》、《一座军营》、《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球的故事》、《秦教授》、《北京京剧团排练》、《北京杂技团的训练》、《手工艺艺人》。拍摄足迹则遍及大庆、上海、南京、青岛、新疆等地，受访者有当时的工人、农民、渔民、教授、学生、解放军战士、售货员、演员、手工艺艺人。70年代中国社会的风貌，在其中体现得很多。但是市场上至今找不到这部纪录片的全部，有人怀疑伊文思夫妇不愿意公布。

玛索琳娜说，他们从来都希望大家能看到完整的《愚公移山》：“影视界不要认为我们自己不想出版这些影片。我们希望这些电影能被大家看到，现在只是资金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大家认为，别人说我们是错的，我们就把错误隐藏起来不给大家看。当资金有条件的时候，我会出一个全集。”

伊文思相信“文革”

时代周报：我看到有报道说，伊文思一直相信毛主席语录？

玛索琳娜：伊文思相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但他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根据官方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民主和给人民更好的生活。当时中国在反苏批修，伊文思相信修正主义确实存在，中国是通过“文革”寻找出路，给人民更多民主。现在中国有很多学者投诉我们，认为伊文思的想法不正确。我们希望大家看问题能公正些。首先是公正，其次是自由，然后要更多的民主。我们到中国是带着这种想法来的。

时代周报：你们曾受到很多攻击，说伊文思是在撒谎，在十年里都没有工作，但你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玛索琳娜：信念。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要这样去做。我15岁的时候就被关在集中营，我家里有45个人都在集中营里被杀害。为什么我还活着呢？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活着干什么呢？我和伊文思在一起，有很多哲学上的思考。我们不断拷问自己，在思想上往前走，可能一个人走得快一些，另一个人就会很快跟上；一个人有了灵感，另一个人就会有新的想法。

时代周报：很多人都会拿《愚公移山》和《中国》对比，《中国》现在被议论得好像更多。

玛索琳娜：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的时候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他有一些成见、缺少理解和了解，带着一支骄傲的西方团队。他和我们的态度不一样。我们没带着成见来，相反有很多友善和友谊。我们拍摄纪录片是为了架起桥梁，让欧洲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是什么，阻止反对中国的声音。

时代周报：你和伊文思的中国情结来自何处？

玛索琳娜：这个故事很长。伊文思长期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1938年抗日战争的时候，他就支持中国抗战，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片。我则是跟他来到中国。我们在中国做了很多工作，渐渐地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感情，越来越了解中国。我们对中国很友好。

时代周报：你来了中国很多次，觉得这些年中国有什么变化？

玛索琳娜：一部分人比原来生活得更好，但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得这么好。有五千年历史的过去的中国还在。如果要说中国这些年以来的变化，可能在70年代大家都想着对人民服务，现在有点“为人民币服务”的意思。

我很高兴中国有这样的发展，中国人现在生活得更好了，但是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钱不是革命的思想，革命也是为了思想的解放，为了人民能有更多平等。我不敢肯定现在的思想是否比原来更胜一筹。

我并不是要反对中国人改善生活，因为现在的中国社会在向我们的社会靠拢。我们的社会里，自由已经有很多，民主还不够。这些都不是钱能解决的。

时代周报：很多年轻人看了《四万万人民》觉得外国人反而记录了中国的历史。

玛索琳娜：真正的历史是中国人讲述的，不是我们这些外国人能呈现的。要有勇气，要有冒险精神。我和我的丈夫就一直在冒险。生活不是一条平静的河。现在中国的情况好转了，人们之间有更多的沟通，不再害怕在公众面前讲话。你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要让自己的父母讲过去的事情，如果我们想控制未来，必须要知道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