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慈善家: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

     李洪峰先生的著作《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大国崛起，要有经济准备、政治准备、军事准备，也要有文化准备。”
     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许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2007年9月就预言：“中国可以在2015年重新恢复它曾经拥有过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到203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将达到23%”。紧接着，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8年11月又发布《全球趋势2025——一个转型的世界》报告，称未来20年间美国将渐失主导地位，中国将拥有最大影响力。2010年5月，日本内阁也在一份《世界经济趋势》报告中预测，再过20年，中国的GDP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将达到23.9%，从而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然而，一些清醒、理智的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冲昏头脑。他们知道，经济的崛起并不是大国崛起的全部内涵。一个国家的崛起，应该是其经济实力、政治制度、军事实力、科技竞争力、文化影响力、社会活力诸方面综合实力的体现。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更是体现在其文化获得全球性影响。
      大国竞争的核心是文明的竞争，大国崛起的核心是文明的崛起。一部人类文明史证明了这样一条规律，谁创造了领先世界的文明，谁就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历史深层的运动，决定着哪些国家有条件实现“崛起”。这“历史深层的运动”，便是文明的运动。英国和美国之所以能够在19、20世纪分别称霸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表。
     中国在19世纪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它的这个位置才被美国所取代”。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从1840年至1950年之间，中国的GDP从占世界总量的1/3下降到了1/20。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不仅是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也是自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全面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结果，最终表现为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在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文明凶狠冲击下的全面颓败。
     大国崛起究竟需要哪些文化条件？李洪峰先生强调了四个方面：（1）强化国家意识，坚守文化传统；（2）增强文化感召力；（3）培养开放的民族心态；（4）坚持思想引领和制度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核心是思想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一个国家的崛起，既是其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体现，也是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文化软实力之所以“软”，是因为它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而是一种文化吸引和精神感召，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即所谓“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其实，能够体现文化软实力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文化产品的背后，都有文化价值观。对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的仿效和认同，其根本都是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全体国民在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上的认同，对内成为凝聚力，对外即是文化软实力。正如李洪峰先生所强调的：“相对于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有形力量，以价值观念、精神追求为核心的无形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增强。文化感召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胜负。”因此，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便成为大国崛起首要的文化条件。
    一个好的制度也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要文化条件。文化竞争同时也表现为制度的竞争，因为任何制度背后都有一整套文化观念，一些非正式制度甚至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道德伦理、宗教观念、文化精神等文化因素，就曾对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发挥过举足轻重的支持作用。有历史学家认为，近五百年来，真正拥有过世界霸权的国家只有三个：荷兰、英国和美国。其原因正是这三个国家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了接力棒式的创新和发展。17世纪时，荷兰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的创立，缔造了一个称霸全球的商业帝国。他们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来聚集资本；他们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他们还创办了现代银行，发明了全世界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李洪峰先生在书中也指出：“美国之所以比其他大国领先世界更长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更为完备和成熟。”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与国之间在经济、科技、人才等各个方面的竞争，其背后都有制度的竞争。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哪个国家的制度好，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就会流向哪里。
    此外，强大的文化创新能力和整体国民素质也都应该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要文化条件。
    七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曾在陕北瓦窑堡豪迈宣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中国已取得巨大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有信心让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焕发青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为世界文明作出应有贡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最终也应该以文化来定义。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