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蓉的武功:CIA間諜回憶錄

加入中央情報局

　　退休後不久的一天，我駕著新買的富豪車，帶著妻子和兒子，行駛在靜謐的北維吉尼亞郊外。兒子突然問我：“爸爸，你再也不用為恐怖分子的事兒操心了，是嗎？”

　　“是的，彼得，再也不用了。”

　　在中情局偷偷摸摸22年，終於結束了，那不為人知的成功與艱辛，歡樂和痛楚，似已倏然而去，藏匿在記憶中的某個角落。但我們的兒子對我的過去到底瞭解多少？

　　當我們在國外時，他確實知道一些與恐怖分子有關的事，作為海外美國人，這也是我們最為關切的事情之一。

　　在這一點上，我妻子和子對於我和我在中情局的工作，又瞭解多少呢？

　　我極少和她談到我的工作，除了有一兩次，在緊急情況下，我不得不以實情相告外，她對我的工作只有很粗略的瞭解。絕大多數事情是不能向她說的，也無法解釋。

　　這真是一大遺憾！我思忖，應該更多地讓和子知道我過去的生活，即使那種生活是多麼的不愉快，或是索然無味。也應該讓彼得知道，他的父親曾是一個合格的情報官員，在他20年的“非官方行動”中，經歷了許許多多極端困難的情形。

　　由於工作性質的緣故，我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以至於我的朋友不止一次地建議我寫一本書，描繪我所謂“多彩”的生活，雖然他們無從知道，我作為情報官員還有另一半的生活。

　　我想也是這樣。在很長的時間裏，我一直過著緊張。放縱的生活。但我娶了一個好妻子，朋友們都說是百裏挑一，我豔福不淺。有好幾回，我都因病而幾乎不治。

　　記得有一次，兩個名符其實的內科醫師宣佈我病危，連悼念儀式和葬禮都做了安排，不過，這些善意的安排沒有派上用場。

　　22年來我是一個公認的酒鬼。有一天我認為我必須戒掉這一惡習，於是向妻子和兒子作了口頭道歉和承諾，從此，我再也沒沾過一滴酒。

　　我很忌醫。我蠻橫地強迫自己去攀登比薩斜塔，治好了嚴重的恐高症。我有機會結識高尚的神父，向他們學習新的生活。我不顧梵蒂岡嚴格的保安條例，以個人的身份，送給教皇約翰保羅二世一柄鋒利的刀，那是我專門為他設計的，我還教教皇如何握刀。

　　在雙重生活的另一面，職業生涯裏，我被列在中情局最具職業危險性的“非官方行動”中，與一般情報官員截然不同，生活中充滿了“冒險”與“運氣不佳的遭遇”。同敵對的情報官員碰杯，被全副武裝的敵對分子圍困在辦公室裏……我經歷了多次瀕臨毀滅的生死關頭，還可能有更多的類似情形，因為得以及時逃脫，而未曾意識到。我體會到這種特殊職業中最令人自豪的一面，也體會到最令人憎惡的一面，說來遺憾，我發現危險的敵人不是我的對手，而是我的同事。

　　就像是一時衝動，我發起了宏願：“我要為你寫一本書，寫寫我的過去，讓你瞭解我以前做過的事。”

　　“太好了！那這本書會不會得普利策獎？”

　　天啊，彼得總是百分之百信任我的能力。和子已笑得前仰後翻，插話道：“或許吧，沒准還是諾貝爾文學獎呢。”她是否相信我能夠使她不再持懷疑態度，她竟不知道她嫁了一個可能競選普利策獎的男人。我無心理會這傻女人的哄笑，我得專心駕駛。

　　就這樣，我給自己強加了一個任務，寫本關於我自己的書，就算不給別人看，也至少要給我的妻子和兒子看。我可不想讓他們認為我食言。讀者們也將看到，我確實曾經有過與普通人不一樣的生活和生活方式。或許有的人會說雜亂無章，其實，是絕對的幸運和獨特。我許多朋友和同事也不斷地鼓勵著我，對的，寫一本關於我自己的書！

　　在陰險虛偽和傳統的道德操行並存的情報圈裏，我生活了二十多年。自己的經歷，和在這個圈子裏的所見所聞，每每都是有趣的故事。就此，我也希望我能在某種程度上，描繪諜報工作這一職業的特點，描繪中情局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員（NOC ）

　　的生活和工作。我敢肯定，你不可能在你意識到的時候遇見NOC ，更不可能遇到會向你講述諜報工作的酸甜苦辣的老NOC ，因為他們是不能公開身份的。

　　直到近期，在1995年2 月，《時代》雜誌上刊登的一篇三頁紙的文章，公開談到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員（NOC ）所扮演的角色。在此之前，中央情報局裏的許多人都認為，即使是NOC 這個名詞也是要保密的，也有人懷疑我能否以NOC 為體裁寫書出版。

　　我的故事是從我在華盛頓第一次與中央情報局的人接觸開始的。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從臺灣來的中國人，那麼您持的是什麼簽證呢？”接待我的是一位身著白領套裝的女士，她以平靜的目光審視著我。

　　我回答：“旅遊簽證。”

　　她看了看我那一頁半紙的簡歷，上面列出了我的學歷和我所精通的五種語言。

　　從她臉上的表情來看，顯然她諸練於對付像我一樣的不速之客。她用一種幾乎察覺不到的輕鬆口吻，開始向我發問：“嗯，我們是常常需要語言教師，但這都只是暫時性的，而且……”

　　“哦，不，不，我是想做一個間諜。”

　　她仿佛被噎住了一樣，語塞起來，咳嗽了幾聲。她可能連做夢也沒想到一個外國旅遊者會闖進中情局的辦公室，而且想當“間諜”。

　　我連忙接著說：“我剛從巴黎來。我在巴黎讀書的時候，就已經通過我的一個同學向大使館提出了加人中情局的申請，他是一位美國海軍軍官。但我只得到一次回復，以後就再沒消息了。請打個電話，或有沒有其他辦法查一下，我保證您會從你們的檔案裏查到我的名字。”她回復了平靜，看著我說：“那麼，請您在房間外面等一會兒好嗎？”

　　雖然已經在西方生活了差不多十年，我還保留著東方的禮儀習慣，我微微地躬身致禮，然後走出房間，坐在等候室內等待。這就是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中央情報局招募辦公室。我清楚地記得，這是1965年10月9 日上午。我抽出一支煙，點著火。等候室是一間長形的屋子，我環顧四周，沒看見像007 一樣的人物，只有兩三個文秘打扮的人。我竭力保持“沉著”，好使自己看起來有點007 的味道。

　　我的煙才抽到一半，門開了，那位女士叫我：“洪先生，請進來。”

　　我進屋坐下，察覺到她臉上有一絲笑意。她靠近我說：“請看一下，然後簽名。”

　　這是一份中情局的保密合約，每一位雇員和申請者都要簽署。我逐字逐句認真地看著。

　　映人我腦子裏的第一個念頭使我覺得有些輕鬆：即使在很艱苦的困境下，合約中也不要求我自殺。

　　有一件事深深地映在我的記憶中。1960年，美國飛行員弗朗西斯·格裏·鮑威爾所駕駛的U －2 偵察機在蘇聯上空被擊落，當時曾給他配備了自殺工具，但是他沒有使用。

　　（注：艾森豪總統和他的兒子約翰·艾森豪兩人都相信，在U －2 飛機的飛行員彈射裝置上配有自毀裝置，於是他們認為飛行員不可能生還。白宮就此謊言否認，以致於後來被赫魯雪夫大肆利用。）

　　那時我正在巴黎，在電視上看到了赫魯雪夫大聲叱罵艾森豪，赫魯雪夫拒絕會晤艾森豪、退出會場的鏡頭。我簽了字。那位女士告訴我今後會與我聯繫。

　　我走出了招募辦公室，心裏說：“成功了！”1965年從巴黎大學政治學研究院畢業後，中央情報局是我唯一真正想去的工作單位。“回到1960年，那時我還是總統候選人約翰·甘迺迪的崇拜者，看了他最喜歡的由伊安·弗萊明寫的007 故事。

　　那些o7故事和由肖恩·康納利主演的電影，常使我內心泛起激動的波瀾，就像其他的年輕人一樣。

　　從1960到1962年，除了禮拜天，我幾乎每天都在拉斯巴（後面還會談到這個可愛的地方）的巴黎美國學生和藝術家中心消磨時間，和來自於世界各地的學生們聊天。

　　他們當中有一位從蘇聯來的學生，名叫尼古拉，和我關係很好。他是巴黎大學理論物理專業的。但是，他看起來好像並沒有在做什麼研究工作。

　　尼古拉的語言才能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從未在那些國家生活過，也不可能去過，但卻會流利地說那些國家的語言，比如他會說弗朗哥軍閥說的西班牙語。有一無我問尼古拉他會說多少種語言，他漫不經心地回答我：“10種。”

　　我自己會說五種語言，也有朋友會說四種，五種甚至六種。我知道掌握五種語言可能不算特別，但他年僅26歲就可以流利地說10種語言，何況他又是學物理的，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算是要保持而不忘記這些語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時間和努力。

　　尼古拉知道我憎恨獨裁。也正因為這樣，我不喜歡臺灣蔣介石的軍閥王朝，而且較為開明，能接受一些有益的社會主義思想。

　　一天晚上，尼古拉和我在他停在路邊的小轎車裏閒聊。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說我應該考慮為社會主義工作。

　　我感到疑惑，問他我為什麼要做，怎麼做。尼古拉說蔣介石王朝肯定要被推翻，我可以回到我的故鄉臺灣，秘密地為這一目標工作。（不是真的吧！？）

　　我讀過很多真實的間諜故事，尤其是裏查德·索傑的故事，這位德國記者事實上是蘇聯的超級間諜，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在日本工作。我明白尼古拉想叫我於什麼。

　　我清楚地記得，裏查德·索傑最後於1944年被絞死在日本監獄裏。（1964年，蘇聯追認裏查德·索傑為蘇聯英雄，並為他發行了紀念郵票。他是歷史上唯一被授予這種榮譽的間諜，而且是追授。）

　　我不禁緊張起來，想著如果我給他否定的回答，尼古拉會怎樣對我，他可是空手道和柔道高手。對於搏鬥我也不是新手，和往常一樣，我隨身帶著彈簧刀（關於這柄刀還有其他故事。）車內空間狹小，這對我有利。

　　我閃爍其辭，哺南地向尼古拉暗示我不願直接拒絕他。

　　尼古拉終於明白，他無法使我成為他們的間諜。從後來我在中央情報局多年的發展間諜的實際經驗來看，我當時的朋友尼古拉是一個拙劣、粗心的招募者，可能是為克格勃發展新成員，在同行中打分可能不會超過D 。

　　對不起，尼古拉。

　　尼古拉突然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後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碰面是在我畢業考試後不久，在一間餐館中撞見他和他的朋友，他告訴我他要去古巴，可能還要去美國。

　　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間諜活動。大概在此同時，《時代》雜誌上刊登了一篇很長的關於中央情報局的文章（是歐洲版《時代》的封面故事），使我非常感興趣。

　　這就是當時的我，30歲，在世界知名學府學習國際關係學，對於自己的將來卻一無所知。

　　從1956年1 月離開臺灣，到1965年加人中央情報局，這期間我經歷了許多故事，有時還很不幸，有些相關的還會在後面提到。現在說說我是如何加人中央情報局的，後來我才知道，這也是很特別的。

　　在學校裏，我的成績差強人意，但在巴黎我確實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學習國際關係，還接受了社會禮儀、文學、歷史、藝術、音樂、時裝和女式服裝設計等的薰陶。——至今我還十分羡慕。我非常健談，可以就許多不同的話題不停地談論幾個小時，尤其當談話對象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時，我說起話來更加滔滔不絕。

　　如果我想的話，可以用我在這方面的熟練魁力去引誘人，雖然這種情況不常有。

　　也有不值得人讚賞的一面。很久以前我就有了撲克騙於的名聲，追求女色卻又歧視女性，總的來說，我過去還是一個“酒鬼”——這是東方人為需要治療的酗酒者所加的稱謂。

　　我穿著保守而瀟灑，談吐溫文爾雅。我也能與人爭吵和打架，甚至拔刀相向，刀是我喜歡的工具和武器。

　　有人喜歡我，自然也有人咬牙切齒地恨我。

　　總而言之，我自己覺得我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我智力出眾、心智靈活、膽大，具有一定的道德原則，會五門東西方主要語言，終日醉熏熏卻能自控，我想我應該會成為一個出色的間諜。

　　有一點我必須承認，在巴黎生活六年，我幾乎沒有用過我的母語——臺灣話和國語，因此忘記了不少，今後我要努力，重新掌握這兩種語言。

　　到過招募辦以後不久，中情局同我聯繫，要我到佛吉尼亞州朗利市的中情局總部去參加所謂語言測試。那時我剛好得了風寒，想用空腹喝蘭姆酒的方法進行自我“治療”，結果是昏睡一場。

　　更倒楣的是，他們只考我中文國語，不考其他的語種。我感到很失望，因為我的國語已忘了差不多一半，而我的強項是日語和法語，卻都沒派上用場。由於我曾長期努力研究日本文學，我說得最好的是日語。我的法語水準說起來雖然會使我的母校蒙羞，但與一般講法語的相比，卻也是很不錯的。

　　當時，中國還是美國所謂的潛在“敵對國家”，我必須面對這種情形。

　　雖然我申明我不願做什麼翻譯或語言專家，他們還是要考我的中文（中情局的官員通常都是很善於說服人的）。

　　考試分三部分：最簡易級。簡易級和高難度級。

　　我頭痛欲裂，“最簡易級”還勉強得了60分，“簡易級”幾乎為零分，而“高難度級”則考都懶得考，我準備同他們爭論，對於馬蔔要成為傑姆斯·邦德的人而言，這種考試真是一無是處。

　　用過極其簡單的午餐後，我被帶到了一間所謂的“密室”。

　　我後來才知道，密室是中情局用來召開秘密會議的房子或公寓、在這之後多年的工作中，我也用過很多的密室，這些密室都並不多，冷森森的，沒人情味，也常常沒人住。

　　在那間密室裏，有兩個心理學家正準備給我做心理測試。其中一個給我的印象較深，因為他說曾經在維也納大學學習過，而那是弗洛伊德所在的學校。中情局能將全國最好的專業人才網羅於麾下，今天看來，果然名不虛傳（在以後我還感受到，中情局其實著意於網羅全世界的英才）。他們還向我介紹了那兩位心理學家的名字，但我覺得他們可能用的是假名，或者是難記的名字，我已經忘記了。

　　他們將對我進行資質測試，以確定我適於從事何種工作。

　　這項測試無可避免地將完全改變我的生活，影響我的自信心，影響我對事物的看法和態度。這種測試和我們通常所見的智商（IQ）測驗差不多。接受測試時，我眼裏充滿血絲，嘴裏噴著酒氣，測試分十個部分，包括了知識面、判斷能力、計算能力、記憶力、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和邏輯能力等等測試內容。有的測試是用碼表計時進行的。測試過程中，兩位心理學家對我都很平和與關切，給了我不少幫助。

　　我覺得我的成績可能不錯，因為他們好幾次問起我以前是否接受過或看過這種測試。我說從來沒有，我在歐洲六年，兩個月前才來到美國。

　　我不想在此透露這些問題的細節。有些問題我還記得很清楚，一方面因為我取得了好成績，另一方面是因為後來的一個特工接受測試時，我曾作陪在側。到底是只有一套測試題還是有好多套，我不得而知，但那個特工的測試題與我的基本相同，這無疑又加深了我的印象。

　　在允許的範圍內，我用一點篇幅來描寫一下這種所謂的資質測試，這並不是想誇耀我的成績，而是想說明這次測試對我的一生有著深遠的影響。

　　下麵我舉幾個例子。

　　我的知識面測試成績不錯，在感知和邏輯測試中還獲得了最高的門分，這當中有一道試題非常難。

　　迄今我還不知道那兩位心理學家所言是否絕對真實。但我十分樂於接受我所取得的上佳成績。我寧願相信他們所言不虛，因為他們完全沒有必要在成績上騙我，而且在以後的歲月中，我覺得他們給我打分確實很準確。

　　不管怎麼樣，經過一番苦苦思索，我終於把最難的那道試題給擺平了。我作出了正確的回答。一位心理學家告訴我在我之前還沒人能回答那道題。為了確定不是出於運氣或僥倖，他們還要求我一步步地將我的思考過程解釋給他們聽，最後終於滿意地點頭嘉許。

　　在做一道數學題時，還沒等聽完整道題，我已經給出了答案。這使他手持還沒來得及開動的碼表，目瞪口呆。我又心算了一遍，重複答案，惴惴不安地對他說：

　　“我是算出來的。”他不禁歎了口氣。

　　有一道計時題也很難。我緊張得額頭直冒汗，覺得用了很長時間才做出來。我微微躬身，不好意思地說用了太多時間。那位學者卻笑道：“你只用了60秒，以前有人做這道題卻花了10分鐘！”

　　我被迫放棄了一組記憶題，因為我覺得頭痛欲裂，腦子裏實在無法再塞進更多的記憶內容。

　　在我行將完成測試的時候，天空下起了一場暴雨。我們差不多等了兩個小時，才等到一位官員從總部到密室來接我。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我和這兩位心理學專家交談，使我獲得了一生受益匪淺的心理優勢。

　　他們向我解釋，我的測試成績非常出眾，我得了152 分，是他們過去三年來所見的最高分。

　　他們從我的眼神中看出我還不大相信，又再次加以強調，說他們不僅僅只是測試中情局人員，還測試許多其他政府部門的人。其中一位還打著手勢比劃著，說“測試記錄足可以裝滿兩個大檔櫃”！

　　我問他們這種測試同智商測驗如何相比，他們回答：“基本一致。”

　　我知道智商高於140 就意味著是天才，而且一個人的智商與年齡有關，年少時智商往往較高，但隨年齡增大，人的智商就會大打折扣，受到環境、常識、經驗、社交技能和成熟與否的影響。

　　另一方面，智商是沒有上限的，但這項測試卻有最高分，170 分。於是我意識到我確實做得很好，我開始有點後悔，不應該放棄那部分記憶測試題，那是我十項測試中得分最低的，才得了13分。

　　他們的總結評語是：“你很優秀，非常有能力，可以從事任何工作，不過你現在申請的工作除外。”

　　我不禁感到疑惑，問他們中情局到底跟他們說我要做什麼工作。他們笑了，說他們認為可能是讓我從事翻譯工作。我坦率地告訴他們這不是我來這裏想做的工作。

　　他們說我應當和負責的官員好好談談。

　　我極其幸運，能夠詳細瞭解這次資質測試的結果和含義。其他的申請者可能從來沒有得到過類似的解釋。

　　不期而至的暴雨給了我和兩位心理學家交談的機會。告辭時，我由衷地感謝他們，告訴他們我能得到高分非常興奮。

　　在巴黎艱辛求學的最後兩年中，我變得有些神經質，主要是因為學業的壓力。

　　我甚至害怕法國式的必要的握手。我的手常常因緊張而汗濕，即使頻頻用裝在褲袋裏的手帕擦拭手掌，也無濟於事。我心裏明白，這是由於我缺乏自信引起的，因為當我在充滿誘惑的氣氛中撫摸女人的裸體時，我的手掌卻能夠保持於燥和輕柔。

　　從這次測試以後不久，不知不覺中，我的手再也不會汗濕了。

　　僅僅是一些數字結果，有時卻可以改變人的一生，這真使人詫異。

　　這次測試可說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嶺。

　　在臺灣我在最好的學校接受教育，雖然這些學校的人學考試總是很難，但我總能過關斬將。儘管如此，我也從來沒有什麼優越感，因為我歷來對考試分數不感興趣，常有達不到及格線的危險。

　　雖然我知道我聰明，但也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數人一樣，我在生活中有時極其自信，有時又很悲觀，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反反復複。

　　因此，聽到可信任的專家對自己有如此高的評價褒揚，實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負責招募我的官員大肆誇獎了我一番，不僅說我的資質測試成績優秀，表現上佳，還恭維我說我的語言測試成績也很優秀。

　　這使我轉而對他所說的有了一些懷疑，我知道實情並非如此。我知道，為了使別人感覺不錯或使談話更為融洽，人們常會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這也是無需爭辯的事實。

　　在這一點上，中央情報局的人員也不例外，與其它機構的人員相比，還需更頻繁、更巧妙地運用這一談話技巧。在間諜這個行當中，雖然說兵不厭詐，但如果對自己人也這樣，肯定會產生不少問題。’我被告知還要經過測謊器的測試（通常所說的“黑盒子”）。記不起我是在何時何地進行這項測試的。雖然我對於我酗酒和好色的習慣有所不安（不是因為我認為這都是“禁果”），但我順利地通過了測謊試驗。我在華盛頓特區和巴黎的撲克牌場上頗有名氣，在測謊時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關心的是我是否與其它國家或政治團體或情報機構有秘密聯繫。在這一點上，我非常清白。

　　對應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實性進行測評之後，接著就有一個“安全清查”的過程，所花的時間往往長得令人難以忍受。他們告訴我像我這樣的背景可能要花六到十個月。時間的長短，取決於被考察人過去的經歷和社會關係的複雜程度。對於外國人和居住史和雇傭史複雜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長。總之，要清查與應聘者過去有關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這樣清查有多徹底。我聽夠了許多與安全清查有關的笑話。一個年輕婦人曾對我說過，有兩個安全人員走進她所住的大樓，跑向她，毫無疑問把她錯當成了我的鄰居，然後開始問她各種各樣的問題，卻自始至終不問她姓甚名誰。

　　我從沒聽到我在臺灣或在其他地方的朋友或親戚，談及他們有沒有被美國政府官員詢問過。他們可能被禁止將曾被詢問過的事告訴我，但我敢肯定，有過的話他們一定會告訴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曾有人向他問及關於我的問題。他向我描述他被問話的情形，仿佛他為我說了不少好話，我欠了他什麼似的。

　　我從不掩飾和隱瞞我自己，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就算無法被人接受，也依然如故，我就是我。

　　幾年後我才知道，像我這樣的求職方式在中情局被稱作是“毛遂自薦”式，這種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極少受到他們的重視。中情局走出大門到大學公開招聘人手，常使想加人中情局的大學生歡呼雀躍，但在ho年代中期，還沒有採用這種公開招聘方式。

　　而後，中情局就會考察學生。學者、政府雇員等等，因為中情局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當找到潛在的有用人才後，他們就創造所謂“機會”或巧合，邀請待選者申請所謂“工作”。這種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許多同事開始時都認為他們是在向國防部申請職位。

　　曾有一個應聘者進行測謊試驗時，還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問：“你總是說‘局’、‘局’的，到底你們是什麼單位的，是不是‘部’呀？”

　　這時他正要被綁住與測謊機相聯，如果告訴他真實答案，他一定會休克過去。

　　前中情局長官愛倫·杜勒斯在他的《情報的藝術》一書中談到，在50年代到cd年代早期，每100 個被調查後受邀請的申請職位的應聘者中，只有一個被真正錄用。

　　中情局的官員是經過嚴格挑選的。

　　在我長時間地等待安全清查的過程中，中情局的有關官員建議我將旅遊簽證改為學生簽證。那時我暫住在紐約曼哈頓。中情局只允許我將秘密的供職情況告訴家裏最可靠的人。於是我將我申請中情局工作的情況告訴了我的兩個弟弟和一個弟媳。

　　並告訴他們要準備接受安全清查人員的問話c 我的弟弟們知道我不光彩的過去以及我酗酒的情況，當他們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請應聘的單位時，都感到不安，這一點我很理解。他們建議我找個其他工作，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卻非常堅定（說固執己見可能更貼切些），自信地認為我終會被中情局錄用的。

　　在紐約，我開始加人一所打字／速記學校，並如願以償地轉成了學生簽證。雖然我輕鬆地練習，但我的打字和速記水準與專業水準卻相去甚遠。

　　這段時間我覺得很枯燥和淒慘。我為自己在經濟上還靠父母供養覺得十分內疚，他們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負擔了。這時我的生活中沒有什麼挑戰，中情局也沒有保證一定雇傭我，我也沒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總沉溺於其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可能就是這最後的專案。

　　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個不同一般的特點：第一，我曾經曆過比一般人多很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機遇，經歷過突如其來的幸運或倒楣、神秘的僥倖時刻，在關鍵場合或非常時刻會見重要人物。詭秘驚心的經歷可謂是數不勝數。

　　我感到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標。或者，我以後也開始相信，我常得益於神靈的估護，雖然我認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歡追求卓越，挑戰極限。

　　我通常是一個完美主義者（以前是，但自從中情局要我改變這種態度後，就再也不是這樣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稱作“操心的甲殼蟲”，因為我反復檢查確認，事無巨細都操心，一心為了保證不出任何差錯。

　　我不是悲觀主義者，我一直滿懷希望。但我極少開只有1 ／3 油箱汽油的汽車。

　　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開著時速超不過50英里的汽車，而汽油卻很快地消耗到最後一滴，這是多麼糟糕的經歷。

　　簡單地說，我學習東方的宿命論，羅馬天主教的精神主義，法國現實主義和美國的理想主義，並把它們全部揉合在一起，與情報工作中的冷酷和徹底的實用主義相結合。

　　我曾遭受過各種各樣的病痛，即使我樂於捐獻，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於醫學移植了。

　　這些年中，我得過胃及十二指腸潰瘍，痛風，兩次胰腺炎，然後又是糖尿病，高血壓，哮喘，腎臟併發症。一種治療肌肉疼痛的藥物對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卻引起急性藥物中毒。

　　我長期濫飲，肝臟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內科醫生給我的肝臟下了評語，說是“一間極欠缺工人的破落工廠”（但是，當我在15年前戒酒後，我的肝臟功能又恢復了正常，儘管還“傷痕累累”）。

　　在過去的位年中，我有五次因急症而有生命危險，被送人特別治療部接受緊急治療，但每次都闖了過來。

　　去年，我被意外地診斷為患“明顯的冠狀動脈病”，可能要做心臟多路搭橋手術。但是經過五個星期的新型藥物治療，和在妻於的監督下節食、鍛煉後，醫生在我身上就再也找不到冠狀動脈的病症了，外科手術也因此倖免。

　　我不僅在對待自己的健康問題上總是如此，對工作，對愛妻，在癖好和興趣上，也都有走極端的傾向。有時略有收斂，但事後又依然故我。通常是事後才意識到事情的危害性，也每每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幸運。

　　第三，我感到許多人，尤其是女人，非常信任我，會告訴我他們不願向人透露的內心想法和經歷。

　　可能是因為我常常很開明坦白，對人毫無敵意（大家都能感覺到這一點），所以他們才會如此信任我。我是一個很好的聽眾。大家都認為我處事慎重，這是受東西方的歷史和文化薰陶所致。我相信人們會感覺到我是可以信賴的，不怕將秘密告訴我。

　　能獲得如此信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當然我也從不會背叛這種信任。我想我的這一特點在我的情報工作中幫了大忙。

　　本書中會寫到很多人的隱私，但我相信一般人是無法猜出書中有關人物的真實身份的。

　　書中也批評了不少人，但如果他們不是自己站出來承認的話，也沒有人會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只有與整個事件密切有關的人士，才能猜測到可能是誰。如果有人執意要站出來，聲稱他們即是書中所影射的人，雖然這種情況不大可能發生，但我也表示歡迎。

　　我隱去他們的姓名是因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因為事件的真實性。很多事實還有檔可查。

　　我不怕和他們就事情的真偽，在中情局的測謊器試驗中進行對質——我說的是由中情局專家主持的，而不是人們在電視和電影上見到的那種測謊器試驗。

　　對於很多因屬機密而無法洩露的詳情，我相信中情局這種嚴格的測謊器試驗可用來辯別真偽。雖然對測謊器試驗還有很多爭議，但中情局的測試人員往往非常熟練，如果所提的問題巧妙恰當的話，結果是可信的。

　　有人說通過簡單的藥物抑制或心理訓練可以騙過測謊器，但你能假定熟練的專業測試人員只會準備一些常規問題嗎？

　　我知道問什麼問題可以證明事件的真偽。可以要脅這場“真偽之爭”的輸家用0 ．45口徑的手槍吞槍自盡，這能威懾說謊者，令測謊時人人都誠實坦白。沒什麼大不了的，在這種事上如此要脅，不會是太激烈了點？

　　此外，在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測試人員面前，什麼如“誠實雞湯”一類的魔藥是不可能奏效的，催眠術也一樣無濟於事。

　　自從中情局的艾姆斯間諜案於1994年2 月被曝光以來，中情局的測謊器試驗已備受指責。但我始終認為這套系統沒有大問題，只是測試人員的缺點所致。我曾經問過我的同事，討論過媒體報導的一些事例，我們都認為如果好好運用，測謊器試驗的結果會是很準確的。之所以發生差錯，可能是由於儀器的使用者不夠警覺專注，沒有問及所有的正確問題所致。

　　據我所知，幾乎所有官員在談到“接受測謊試驗”時都會緊張起來，雖然他們沒有什麼好躲躲閃閃的。如果這些有經驗的專家能騙過測謊器，為什麼他們還會緊張？無論如何，他們本身就是專門研究說謊的人。

　　從資料上看，最初的報告表明裏克·艾姆斯並未全部通過測試，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只要有任何跡象表明測試資料還不足以完全作出結論，就必須進一步進行更為有力和更有說服力的測試。

　　關於女人，有不少曾與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親密，這使我覺得非常快樂，也很自豪。但我永遠不會洩漏與我有關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事是我和妻於一同談論過的，但她從來不知道，也不問我到底談論的是什麼女人，可以說她毫不在乎。

　　我還忍痛割愛，捨棄了一些故事，因為其中與我關係密切的女人的身份有可能會被人猜測出來，哪怕這種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沒有十分的必要和正當的理由，我是不會去揭別人的隱私的，因為這要麼是非法的，要麼是道德上不允許。

　　在今天的社會，似乎到處都在散佈毫無根據的謠言，不管後果是否很糟，這種行為絕對是不可取的、錯誤的。遺憾的是，還沒有不確切、有效的措施來界定和禁止這種行為。本書中也會有這樣的例子，但普通讀者也難以猜出所涉及的人究竟是誰。

　　我一次次地打電話到中情局，催負責對我進行安全清查工作的有關官員。雖然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什麼效果，但從他的答復中還是可以感覺出中情局準備雇傭我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了。

　　這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但卻是一個撲克牌高手的本能感覺，對這種感覺我有信心。雖然看不到那個官員的面部表情，但從他談話的用詞、呼吸停頓、語調和時間上可以進行綜合判斷。

　　我有一種可以抓住現場形勢和迅速作出自我反應的本能，這無論是在我以後的諜報生涯裏，還是甚至在作為商業顧問的時候，都是我的一個優勢武器。在以後章節的敘述中每每有這種情況出現。，1966年8 月的一天，足足等了10個月之後，電話終於來了，告訴我已通過了安全清查。

　　我帶齊了我的全部身家，奔向華盛頓特區。

　　在中情局總部，我見到了負責我的那位官員，但沒見到那個最初見到我並保證我會拿多少多少薪水的負責人。合同裏給我的薪水屬於很低的GS－6 檔次（聯邦政府公民工資檔次綱要也適用於中情局雇員）。第一期年薪為5950美元，這即使是在當時，也是很低的工資待遇。我並不企求我的薪水多高，但作為一個在世界著名學府獲得國際關係學學士和碩士學位，且精通五門語言的人來說，我希望拿到的“多少滿意”的最低年薪是7000美元。

　　我覺得很沮喪，不想簽雇傭合同。我在那兒等負責官員露面，要問他一些有關的問題。我一直等到在場的官員發怵，他們回答我說他們的頭兒“不在城裏”。

　　為了這個工作我已經等了10個月，現在只有在合同上簽字了。我終於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地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關於我簽約的故事還有下文。不久後我得知，其他的中國人所簽的年薪和我一樣，但一個學業背景和我相近的白人，沒有碩士學位，會說的語言還不到三種，卻得到了GS－7 一級工薪，每年高於6600美元。更為重要的是，他經過六個月培訓生（CT）階段後，薪水可自動提高到GS－8 的檔次。

　　不過我要說明那時還是1966年，很多工種還不允許雇傭中國人幹。而且，很多中國人拿的是學生簽證。對剛剛被雇傭的人而言，被當局允許給予永久居住權（即拿“綠卡”）已是“天大的恩惠”了，還管什麼中國雇員薪水在第一年內獲升遷，和一年期滿後要作考查以決定是否值得升遷的規定呢？

　　但是至少他們應當坦誠，直接地告訴我我可以獲得的薪水檔次。（後來，我在東京的上級知道了這種不公平的情況，向高層作出抗議，像我一樣的雇傭人員的初薪提高到了GS－7 檔的第一級。但與此同時，白人的初薪卻又提到GS－8 檔的第一級。依然是不平等。）

　　我很不高興，很尷尬地致信給父母，告訴他們我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很低，年薪只有6000美元”。同時，我暗下決心，要勤奮工作，實現自我，以儘快獲得加薪。

　　我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高出其他人，資質測試也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我骨子裏是一個戰士。我要當面質問當初在薪水上誤導我的那個負責官員。後來我發現他並不是“不在城裏”，而是突發心臟病，僅42歲就死去了。

　　前言

　　人們常說妓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當，我同意。我們的社會，從最初的雛形伊始，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許多職業行當，妓女應該也是其中的一種，還有的，比如貿易和商業、軍事和獨裁。密探和間諜、偷竊和搶劫、神職和醫務等等。至於這些行當的出現誰先誰後，卻也無須深究。到後來物換星移，有的行當消失了，有的演變發展了，有的則依然如故。

　　問諜活動是人們熱衷於談論的話題。神秘的色彩，險象環生的場景，枝盤節錯的離奇和奇詭黠詐的智勇爭鬥，每每扣人心弦，令人興奮，也每每使人有不寒而慄之感。

　　我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行動局了作，擔任了近22年的職業情報官員。

　　我的名字被列人中情局最具職業危險性的“非官方掩護人員”名單中，少有的幾達20年。

　　這本書取材十我擔任情報官員時的經歷和感受。書中有的故事是真實的，有的則純屬虛構。

　　我撰寫這部小說的初衷，是想將一個曾過著特殊生活的主人公奉獻給讀者，講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觀，並感謝上帝的垂恩，使他雖歷經劫難，而終得倖存。

　　本書的寫作素材曾經美國中央情報局審查，下麵是CIA 關於本書的聲明：“這些材料已經過CIA 審查。這種審查，不代表CIA 證實這些事件或CIA 的意見，也不代表CIA 支持作者的觀點。”

　　我由衷地希望，本書的讀者們會覺得無此特別聲明的必要。

　　淺談中央情報局

　　在這裏我想向大家介紹一下中央情報局，介紹它的與眾不同之處，和一些公眾甚少獲知的情況。

　　首先我要澄清在小說、電影，甚至在不是隨意杜撰的書籍、新聞文章和廣播中常常被混淆的一些術語。

　　藍登書屋（Rndonl House）出版的字典中對“間諜”和“情報”這兩個詞是這樣解釋的：間諜： 1．秘密接近他人並偷窺對方行動和文字言語的人。

　　2 ．由政府雇傭以搜集他國的秘密消息和情報（尤其是軍事和海軍情報）的人。

　　情報： 1．敵人或潛在敵人的消息； 2．由上述消息所作出的評價結論； 3．獲取上述消息的建制機構。

　　由此可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間諜機構，其雇員可稱為間諜，間諜活動是秘密的、暗中進行的。

　　但是，同是從事情報活動的人，相互之間還是有所區分的。在美國情報部門，情報官屬於官員，而不是特工（Agent ）（英國情報部門將MI－5 （軍情五處）和MI－6 （軍情六處）的官員也稱作是“特工”。更易使人混淆的是，聯邦調查局將其麾下的官員也稱作“特別特工”或“特務官”。在中央情報局，之所以稱一名情報人員為官員，是為了與一般職員區別開來。一個官員可能是一位情報分析員、一位管理人員，也可能是一個行動官員，他常常是隱姓埋名地工作，這是他的秘密工作性質所使然。正在執行一項或多項任務的行動官員稱為“案官”。案官即是通常人們想像中的老套——所謂的中情局間諜。有時，官員和特工也會混為一談，非正式地稱之為特務。

　　事實上，案官有時候也幹特工的事情，但他主要從事的是招募、使用或操縱特工，以達到搜集情報的目的。間諜給人的印象是闖人闖出、偷竊、說謊騙人，或背判別人的信任傳泄機密等等，其實這些都屬於特工所做的事。案官雇傭和指導這些實為特工或幹探的間諜（在他的行動中），案官自己事實上也是間諜。在事態需要的時候，案官也會做特工的工作。

　　不能想像一個真正的“持卡的”中情局官員會闖入敵方的大使館去偷取檔。

　　（這只是一個笑話。中情局並不用身份證，而僅供內部使用的標誌卡。）

　　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因為這往往是屬於特工的任務，而且是最易於接近目標大使館的特工才可能做的事。一個情報官員怎麼會冒著被抓獲的危險，親自闖入他不熟悉的敵對方大使館中去呢？這樣的風險和代價都太高了。

　　當然，當一個情報官員有正當合適的理由進入敵對方的大使館，同時剛好有機會就近看到一些檔，或探頭掃視一下禁人的密室時，他當然會抓住這些有利的機會。

　　他們教導我，一個情報官員應能充分利用想像和機會，這是他工作中最為重要的兩個因素。想像是萌發的，而機會則是由人創造的。有機會出現時，一定要抓住。

　　情報工作是一種遊戲，雖然須認真對待且極其危險。

　　說情報工作是遊戲體現在思想上、肉體上、智力上、心理上、經濟上。技術上、精神上和其他可能體現的各個層面之中。

　　有一次我聽到一段故事，描述了一個很稱職而且大膽的蘇聯情報官，在此我們姑且稱他為諾西科夫。

　　一天，諾西科夫光顧了美國大使館簽證部，天曉得他為什麼這樣做。美國情報官員對他的出現非常警覺，監視著他的行動。正在此時，正好發生了一場裏氏3 級的輕微地震，諾西科夫突然消失了。

　　接下來是一場忙亂，要確定諾西科夫到底在哪兒。不久發現他在二樓的走道裏閒逛，原來他已沖過了簽證部的欄杆像一陣風地奔上了樓梯。

　　請注意諾西科夫沒有被射殺，也沒被拘捕，警衛只是引領他下樓，並勸他說：

　　“嘿，嘿，諾西科夫先生，您好象不應該在這吧一”

　　我記得我們那些聽到這段故事情節的情報官員都欽佩地歎了歎氣：多沖的傢伙呀。

　　這段情節可能會令許多讀者感到驚訝，他們原覺得間諜活動裏一定充滿暴力，就像傑姆斯·邦德小說或電影中描繪的一樣。我想借此機會撩開現代間諜活動中暴力的面紗。

　　在間諜活動中確實存在暴力，但往往不同於小說或電影中所描繪的。

　　在今天的國際間諜活動中，有一條不言明和不成條文的規矩，就是情報官員之間不相互殺戮。

　　原因很簡單：沒有人願意將針鋒相對的情形升級到失控的狀態，從而傷害到非常寶貴的情報官員，這其中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當一名情報官員被敵對國（文明國家）拘捕後，通常首先受到審問，有時會被大作宣傳，而後接受大判決，被送進監獄。他可能會被判死刑，但不論如何，都不大可能最後執行（除非是在真正的戰場上）。就算確實要執行，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他通常會被用作籌碼，在以後用來交換在其他方面可能同等重要的被捕情報官。（我要再一次強調，這種規則只通行於文明國家。不幸的是，始終不能確保如此。）

　　U- 2間諜飛機的鮑威爾就是一個典型樣例，他後來被用來交換蘇聯間諜阿貝爾。

　　阿貝爾操縱著在紐約的一個間諜網，逮捕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是一個有著鋼鐵般意志的人，在聯邦調查局對他進行的長時間訊問下，仍然什麼也不承認，甚至不說出他的真名。他的美國辯護律師在為他的死刑作辨護時聲稱，有一天美國可能會需要一個活的阿貝爾，去交換自己的被捕的間諜。

　　這一聲言後來得到了應驗。

　　從那以後我們交換了很多間諜，一般是不公開地交換。

　　如果事情不像當場抓獲那樣明確，那麼政府情報部門會如何做，怎樣做呢？殺掉那可恨的間諜？當然不是。

　　後來我還知道，已暴露的間諜對另一方來說可能是一件寶貴之物事。可以對他悄悄地進行嚴密監視。他的日常活動可能會引出很多的間諜，甚至可以網獲一個完整的間諜網。或者，可擺佈他使他成為雙重間諜。這也是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MI－6 ）等情報機關小心地對其敏感雇員的身份進行保密的原因之一。

　　中情局過去30年的歷史直接表明，處決在情報行業中不是一種聰明的手段。

　　在我22年的情報生涯裏，有20年是從事非官方的深度潛伏工作，這種工作在中情局裏被認為是最難的任務之一，也就是一般人想像中的間諜。這期間我從未聽說過中情局情報官處決別人或在不很野蠻的國家被殺害（在中情局的早期歷史中，如關聯到伊朗和瓜地馬拉時，事情可能有些不同。我不知道）。

　　這一信條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我的有關同事的證實。有一個刺殺古巴總統卡斯特羅的秘密計畫已經公開了。

　　雖然顛覆一個不合意的政府也屬於秘密活動的內容，而且看起來中情局正是執行這一秘密使命的最適合機構。

　　但這終究是一個政治秘密計畫，而不是典型意義上的間諜活動。

　　可能是因其他因素和有其他考慮，這一秘密計畫以失敗告終。據報導，有一些政治恐怖分子捲入了此事件。又有報告，準備執行此任務的一位特工表現出不知所措等等，等等。

　　還有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例，一個被廣泛引例的命令，“以極度的傷害終結”一名越南特工。就我所知，這一事例中那名越南特工有背叛行為，成為為敵方工作的雙重間諜，由於戰場軍法的嚴曆，他受到處決。不是由情報官，而是由准軍事機構執行的。

　　湊巧我有個朋友告訴我當時他正隸屬於與這起事例有關的當事機構。我很意外和驚奇，問我的朋友他有沒有參與執行。他非常老到，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他惡作劇地笑了笑，只說：“那人得到很好的照顧。”對，對。我們已經知道了。全世界都報導了那人已平靜地安息了。但我的朋友在越南時還是隸屬於一間軍事機構，而不屬於中情局情報機構。”中情局有時也作為准軍事機構使用。在過去的軍隊中中情局扮演一定角色，如在卷人古巴人侵匹茲灣事件（Bay Of Pigs ）的部隊中，或在進人老撾的秘密部隊中。但他們與我們所知的“中情局情報官”有所不同。他們都是以前或現在從事軍事工作的人員，來自武裝部隊。我們這些中，惰局情報官也接受過粗淺的軍事訓練，比如跳傘，不過可能會像我的一位年輕朋友一樣，在跳傘中摔裂踝骨。

　　從實質上講，中情局的特務官員不是軍事官員。他們可能精於射擊，徒手搏鬥，但這些技能是在他們的個人經歷中學會的，而不是從中情局的培訓課程中學到的。

　　我並非試圖開脫中情局過去所犯的“孽行”。我毫不懷疑除了公眾已不感興趣的骯髒伎倆外，中情局曾犯下很多的“孽行”。我在此不過想說明情報行動官員的“一般”使命。

　　如果有一天中情局不得不組建軍隊，發動一場秘密戰爭的話，那也是在美國政府指令下發生的，中情局只不過是一個工具。中央情報局至少從其原本上只是聯邦政府職能部門下的一個機構，它要滿足政策制訂者的要求。想將它變成個人勢力，和用它達到政治目的，都是不軌的企圖和行為。

　　就我所能肯定的而言，中情局一般不殺人。在戰爭時期是有可能的。但是，我無法接受那些說中情局機構有組織地系統地執行刺殺與處決任務的故事。這些故事屬於小說和娛樂。

　　如果確實有殺人，那可能發生於軍事衝突中，而且可能是由准軍事機構執行的，絕不會是由假想得神乎其神的所謂“打擊者（hitman）或“中情局職業刺客”執行，更不會由中情局官員本身去執行。

　　在中情局，我從未碰到過一個談論任何與“殺人”有關的事情的人，除非是談論已為人知的故事。

　　當然，這也並不表明從未有殺人的情況發生，而只是表明“殺人”這回事離中情局情報官的思想有多遠。

　　即使是在休閒開玩笑的時候，“殺人”也不成其為話題。

　　我還知道一個相反案例，至少可以表明：中情局不在極端情形下決不殺人。

　　我從三個各不相於的管道獲知此事，但沒有一個管道是屬於第一手的見聞。這個故事本身的邏輯也表明了這一點。故事的主人公人所周知。這是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我覺得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其真實性。

　　中情局希望某一個人死去，考慮這樣對美國大多數人而言是有利的。於是，一個友好國家的高級秘密行動官員與中情局在當地的情報站長取得聯繫，說願意派出該國的兩名有經驗的刺客，處死那個人，“迅速永久地將他的靈魂與肉體分開”。

　　請注意在一些國家的秘密部門或情報機構中，確實也有專門的處殺分隊執行殺人任務。中情局的情報站長是一位備受尊敬的紳士，溫文儒雅。他很有禮貌地表示拒絕。故事就這樣結束了，也沒有就此事請示中情局總部的必要。原先假定的“刺殺”目標現在依然活靈活現。

　　如果我這個故事使那些間諜迷和神秘故事迷們感到失望，使他們的幻想破滅的話，我只有說對不起了。我並不反對和排斥刺激恐怖的故事。但我正在述說的僅僅是我所知道的中央情報局。我本身也是一個神秘驚險故事迷，過去常看罪案和間諜故事記實，對其中的驚險刺激之處十分著迷。後來為了追求更大的刺激，就轉而看小說。

　　但我很少去看那些甚至連情報名字和情報部門的角色都搞不清的所謂“酷似真實的”間諜小說。它們所表現的手法很粗糙，錯誤連篇。

　　這類書籍使我大倒胃口，這些作者所知實在太少，而且也不用心彌補。當看到他們書中談到的絕不可能的事和在現實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事時，我實在覺得這些“酷似真實”的小說太過荒唐可笑了。比如，他們讓副總統去策劃刺殺總統，更滑稽的還有什麼“白宮裏的兩位副總統”等等。

　　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很遺憾，也很尷尬地發現一些描寫遠東的“小說”實在難以令人接受，與其說它們是作者的想像，還不如說是作者無知的產物。

　　我認為，一部構思精心的007 小說比這些所謂的“酷似真實的”故事更容易讓人接受，打動人心。這畢竟不是科幻作品。

　　我明白感黨派的書和小報都很好賣，電影也很叫座。但如果本是想像之作，就應明確地讓大家知道所寫的只是想像的故事，而不應誤導作“轟動大揭秘”之類的東西，造成難以挽回的社會影響。

　　克格勃的克魯金中將在一次接受日本雜誌採訪時，也證實了上面談到的“不殺人”的觀點，本書後面還將談到。

　　我在中情局的這些年中，包括在與恐怖分子打交道的日於裏，只看到過一次中情局人員攜槍在身。當時我與我們在羅馬的蘇聯處負責人見面。他雙手笨拙地提著一個棕色的袋子，那情景就像是袋子裏有只死老鼠似的。我感到奇怪，往袋子裏瞧了一瞧，看到一支新式的白朗寧0 ．45半自動手槍。我問他帶“那玩意兒”幹什麼，他回答：“蘇聯人近來不大喜歡我。”

　　那是1985年8 月，正值維達利·尤爾琴科叛變之後，形勢很緊張。但是我們的蘇聯處負責人提袋子的樣子，實在不能給我“西部快槍手”的印象。

　　在特定場合，情報官員也隨身攜帶武器，保護自己不受恐怖分子的襲擊或毫不猶豫拔槍相向。但這都是正常情況外的特例。隨身攜槍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有一些組織襲擊美國官員，這屬於自衛防護措施，而不是進行間諜活動所使然。

　　間諜戰無時無刻不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發生。愛姆斯間諜案於1994年2 月曝光，使人們覺得很意外，也很憤怒，覺得俄羅斯不應還繼續蘇聯時代的那種滿懷敵意的間諜活動。但是，專業的情報官員並不這麼看。

　　中情局對於仍在不斷進行的間諜活動心知肚明。憤怒和發洩適於對付叛徒和內奸，但指責對方“於見不得人的勾當”卻同把“莫須有”的罪名強加給別人差不了多少。

　　設身處地，如果我們在他們那樣的情況下，也會那樣做的。

　　一場遊戲終於被曝光了。我們從華盛頓驅逐了他們的情報主管，他們也還以顏色，從莫斯科驅逐了我們情報站的負責人。

　　非官方掩護（NOCS）官員有兩種： 1）“通報的”非官方掩護官員，雖然不受官方保護，但會告知派駐國，該官員與中情局暗中有聯繫c 刀“不通報的”非官方掩護官員，意味著不告知派駐國，所以是潛伏的，適於暗中行動。因此有被派駐國拘捕的危險。此類情報官員不受外交豁免權的保護，也不受雙方政府間的“默契”

　　的保護。

　　在情報工作中，我屬於“不通知”的情報官員（NOC ），不受保護。因為這個原因，我常常能感覺到我所處的無保護狀態，我完全“沒有靠山”。

　　我們這些非官方保護的情報官員是不允許帶武器的。我們像一般人一樣接受質詢。若有武器，我們會毫無例外地交給自己的大使館保管。

　　我總隨身帶著一把刀，刀鋒的長度在美國法津所規定的4 英尺門公分）的允許範圍內。我當然不把這把刀作為攻擊性武器c 而且也不像是我的自衛武器，而只是一件工具。我擅於使用利刀。我也知道很多種殺人的方法，但不會用刀去殺人，而且從一開始，我就不需要去殺什麼人。

　　在以後的歲月裏，我有三次幾乎遭到凶擊。有一次，一個凶徒作勢撲向我，我被迫從人行道跳上行車道，以避免受到他的襲擊。那人是一個大約15歲的年輕崩克，他突然停止不動時，我看到他的身驅在搖晃，明顯是由於吸毒所致。我想把他打倒，但發現他的右手插在外衣口袋裏，拿著刀還是拿著槍，我不敢肯定。如果他右手握的是刀，那勝利者必定是我，我有把握。但如果拿的是槍，又沒有什麼特殊情況阻止他的話。我肯定會輸。用自己的性命做賭注，僅僅是為獲得打斷那個崩克的骨頭的快感，實在不值得。我狠狠地盯著他，一言不發。他遲疑了很長時間，然後轉過身，走遠了。

　　還有一次，我聽到很輕微的腳步聲向我靠近，猛一回頭，發現自己正對著一個彪形怪物。我向後仰頭，看到那大漢正舉著右手要打我。但他終於沒有掄下胳膊，卻突然轉身，一句話也不說就走開了。

　　真正使我擔心的是當時我帶著假身份證，以及一些與之有關的東西。如果我真的被凶徒傷害了，就要花費口舌告訴當地的員警和醫院我到底是誰。

　　用真名時就好辦多了。有一次我和妻兒在羅馬那法納廣場，那是著名的旅遊景點，但也是罪犯和癮君子出沒的地方。那時我已是一個有經驗且極其自信的情報官了。我很快發現一個可能是暴徒的人正向我靠近。那個年輕的傢伙雖然身手不怎麼樣，但看起來很令人厭惡。我知道義大利的暴徒往往兩人一組。

　　我大聲叫著，讓兒子離我遠些，從袋中拿出一根漂亮的皮頭棍，這作為攻擊武器要比刀子強得多。我非常自信地拿著棍子向那人走去，並用目光搜索他的同夥。

　　那人狂奔離我而去，與此同時，我發現了他的同夥，一個同樣面目可憎的年輕小夥子也開始後退。我象功夫高手一樣吼叫著，沖向那個同夥。為了保命，兩個傢伙都溜了。

　　我錯過一場必勝的戰鬥，但卻獲得了年輕兒子的欽佩。

　　官方保護情報官員的準則有一些不同。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他們都隨身佩槍。

　　我聽說過一個情報官在會見一個新加盟的特工時，要那個特工看他腋下的那支大口徑半自動手槍。這個“牛仔”情報官想讓新特工有個深刻的印象，但他做過頭了。那個特工感到很震驚，與另一個情報官報告了這一事件。結果“牛仔”情報官被他的上司狠批了一頓。

　　請允許我再一次重申，殺人是與中情局的正常間諜活動格格不人的。

　　有一次我聽到一位中情局的高級人士的咆哮聲：“我們真的殺人嗎？拿出證據來！捕風捉影是不行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別把捕風捉影的說法當作什麼證據！”

　　我相信我是唯一曾經自願要求去“清除”一個很棘手的特工的情報員，而且還提出了書面要求，這可是夠蠢的了。我寫道：“如果問題真是危險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請為我提供必要的‘工具’，我將‘清除’他。”

　　不過這是我早先時候的事了，那時我還不知道“中情局不殺人”這一信條。

　　總之，我之所以提出了一個非常荒謬的建議，是當時覺得在那種形勢下我有責任提出。這並不意味著我有什麼野心，或想嘩眾取寵。然而，我的建議未能引起任何程度的重視，完全被置之不理，沒有任何官方意見。

　　我想，這種事就像過眼雲煙，沒有人喜歡這種事，也沒人願意提起。

　　我的聯絡官私下功我說：“這不是在熱帶叢林裏，也不是在什麼戰場上。你怎麼會想到去殺人？”

　　當我把這事告訴我的一位看過情報站資料的朋友時，他壓根兒不信，於是翻閱了過去的資料，邊看邊笑我：“難以相信，難以相信。”後來他說我欠他一個人情，因為他沒有把這份檔給大家看，要不然定會是滿堂哄笑。

　　雖然有了一次深刻的教訓，但後來我幾乎又犯了一次傻，不過這次不是什麼書面報告，而是口頭開玩笑。

　　在談到我發現有一個人可能是雙重間諜時，我說出我的論調：“給我一輛有縱火設施的大卡車，一直開進他家裏。我還會順便碾死他一家人，‘免費贈送’。”

　　那次會上有四五個人。大家對嚷嚷叫的幽默竟都沒有一絲反應，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在瞎說，而且知道我本人也知道自己在瞎說些什麼。

　　把殺人當笑料，沒什麼人會感興趣。”中情局可能會利用黑社會組織，但不會讓他們去殺人。1976年，總統簽署了一條規定，禁止中情局從事政治暗殺活動。很重要的原因是要防止中情局涉足政事。因為中情局的加人對政治會有很敏感的影響。

　　這一問題曾引起很大的爭議。大多數人認為中情局不應作為在職管理層的政治工具。我體會到，在幾年後這一規定被另一個約定“沖淡”了，那項約定說，如果是由於意外和非故意的原因致人死亡，是允許的，其結果也可以接受。

　　這是否又意味著中情局可以用“哦，對不起，這是一樁不幸的意外事件……”

　　的套話來為自己開脫責任呢？

　　禁止對罪大惡極的政治人物使用暗殺手段，是否一種道義的行為？不禁暗殺可以避免由此可能引發的昂貴的人力犧牲和經濟損失。在歷史上類似情況比比皆是。

　　換句話說，很多戰爭都是由強有力的個人或其醜惡願望所引發的。毫無疑問，如果在其早年就把那些可惡的戰爭主角消滅的話，人間就會少很多傷害，少很多悲慘的故事。想像一下，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在5 歲時就因天花而死去，世界歷史會有多大的不同。

　　顯而易見，中央情報局的作用是從事間諜活動，而不是從事恐怖活動和謀殺。

　　因為主旨是搜集情報，所以中情局更像是一個“專家”或一個“技術員”用其專業技能執行上級委派的任務。但是，公眾卻每每覺得，只有情報部門才能接觸到最高機密，於是認為最難完成的任務和最不能公開的任務都應該由這樣的部門承擔。

　　於是不可避免地有一種思維定勢，認為：“中情局是一群躲在陰暗的角落裏幹著醜陋勾當的人。”

　　真他媽的，你幹也不是，不幹也不是！

　　情報組織往往面臨著兩難境地，做最困難，同時也是最危險的事，但沒人感激你，兩面不討好，即便是只有“流言蜚語”公開說什麼你失敗了，又能怎麼樣？對於來自國內外的刁難和錯誤批判就只有保持沉默，或“不予評論”。

　　不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裁決，永遠也無法洗清被低毀的聲譽。如此中情局總是不給人以好感，自然落得個令人害怕的醜惡名聲。

　　更為不幸的是，這種壞名聲還是中情局在從事體面、愛國和正確的工作的同時獲得的。在間諜活動的世界裏危機四伏，且在戰爭期間，可以現場處決被捕的情報官員或特工。

　　特工的命運更是涉險履難。沒有所謂的“不成文的約定”保護特工。一旦被捕，便毫無辦法搭救。

　　說得殘酷點，情報官員是犧牲不起的，但特工是可以犧牲的。我曾對執行處決的方式作了一些研究，當然絕不僅是出於職業好奇。

　　我獲知了一些“間諜”被當眾絞死的情境。

　　如果執行絞刑，那麼頸椎折斷而暫態死去，則感覺不到痛楚。這聽起來似乎比面對排槍要可取一些，據我所知，槍斃也不太壞，因為犯人聽到近距離的“砰”的一聲巨響後，腦子裏登時一片空白，身上立即被洞穿五六處。

　　幾年前發生在一個國家裏的一起絞刑非常殘酷：犯人的脖頸被套上繩索後，整個人被慢慢地拉上去就像是升旗一樣，而且在眾目睽睽之下，在他快要失去知覺的時候（像英國人形容被絞死的海盜一樣“在繩索端上跳舞”），繩索卻松了，把犯人放到地面上，再在他臉上潑水，使他蘇醒，恢復知覺，然後再吊起，直到死亡仁慈地終止了他的痛楚。

　　另外一起絞刑：犯人在受刑時已瘦不成形，他的體重甚至難以噎死他自己。除了拉他的腿，還有什麼辦法呢。當時真是那樣做的。

　　死屍被公開吊了好幾天，犯人本就細小的脖子折斷了，並被拉長到了半米長。

　　這是死犯的一位朋友告訴我的，他親眼目睹了一切。

　　這就是警示：千萬不要被實行此種絞刑的國家抓獲。

　　深度潛伏的中情局情報官更容易遭受危險，因為極易被錯認為特工。他不可能高聲尖叫或搖旗呐喊，聲稱自己是美國中情局情報官，而不是特工！

　　在我作為非官方保護情報官（NOC ）的日子裏，缺乏安全感成了我的心病。面對突如其來的危險，中情局和政府都不能作為自己的後盾，我不能說自己究竟是誰，只能憑空等待或許珊珊來遲的救援，或許根本就不會有救援。

　　確確實實有一個我招募的特工覺得，我與其說是一個招募官員，還不如說是“臨時特工”，他當面告訴我他的想法。他無法想像我競是中情局的官員（我要說我在生活中很成功地掩飾了自己的真面目）。我只能對他報以無謂的一笑。幾年後當我開始在間諜、刺客和恐怖分子成堆的羅馬工作時，我本能地對自己的安全格外留心。生命威脅隨時可能從任何方向襲來。我定期地觀察城中恐怖分子的慣用模式，不久便從新聞報導中知道，羅馬城外的一個村莊已被義大利當局作為恐怖分子的集聚地而進行密切監視。那個小村莊正是中情局上司過去常常約見我的地方。

　　有一次我問我的上司，巴解組織成員會不會隨意殺人，他回答說不，巴解組織一般只依命令殺人。很高興聽到他這樣說。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必須承認深度潛伏的情報官也有許多值得考慮的優勢。

　　最重要的一個優勢就是包括對方的情報官員、外交人員、特工在內的其他人，不論是誰，如果你不願意對他們表露自己的身份，他們通常對你的背景無所瞭解。

　　不管他們多麼細心，或有專業經驗，優勢依然明顯地掌握在你的手中。他也可能是有相近專業水準的專家，在一定程度上對你有所猜疑，但他終究還無法肯定你的真實身份，所以你仍處於優勢地位。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常常可以得到總部的提示，但他卻無法清楚地知道你是什麼人，站在哪一邊。在沒有確鑿的線索前，他所能做的僅僅是猜測你下一步的行動。

　　像你一樣，專業情報官往往能“嗅出”或體會到其他情報官的存在，就如同一個有經驗的員警能察覺到罪犯的行蹤一樣。反過來，罪犯也能察覺到員警的行蹤。

　　一般還必須有些防範措施。

　　有一回，面對著兩個舉止粗魯的情報官，我拿出了一厚疊鈔票，這是我預先想過和練習過多遍的。那兩人中職位高的那位滿意地笑了，對我說：“我早料到這次你會給我們錢的。”我也想到他可能已經猜出我是誰，會怎麼做了，而且我也對這種情形作過準備。

　　我說：“好，好。這樣就請不要再推辭了，收下錢吧。”他堅決拒收我的鈔票。

　　但我還有第二招。我拿出兩件很值錢的禮物送給他們，我知道他們對這種“象徵性”

　　的禮物更有興趣，傾向於受禮。最後我終於說服他們接受了我的禮物。

　　非官方掩護情報官（NOC ）還有另一個好處，就是在安排自己的日常活動和時間上有一定的靈活性。不用像一般人一樣，按時上辦公室坐班。表面上人們會覺得這是他的工作性質使然，但實際上，卻是在偽裝之下。

　　此外，對於情報官來說，雖然不會招致殺身之禍，但被捕終究是“走麥城”。

　　這畢竟意味著工作的失敗。

　　被當場抓獲後，不論是否遭到脅迫，承認自己真實身份和所執行的使命，會招致10年或20年刑期，甚至在充滿敵意的異域監獄裏囚禁終身。對於一個情報官而言，這實在沒有什麼好值得吹噓的，不是什麼榮耀之事。

　　不管實際被囚時間的長短，被捕都意味著工作上徹底的失敗，對情報官的個人生涯和自信心都是沉重的打擊。

　　犧牲被認為是一種榮譽，但對於自己的家人而言，就太殘酷了。

　　我記得中情局長官威廉姆·卡塞曾想把擺在中情局辦公室大樓人口處的內森·黑爾銅像搬走，他這樣做是因為內森·黑爾是一個被捕處死的間諜，也就是一個失敗的間諜，不是一個好榜樣。很明顯不能以現在的標準去要求當時年輕的內森·黑爾，這是不現實的。銅像沒有被移走，至今還在那兒，反綁著雙手，向後來人昭示這一職業的危險性。

　　承認失敗是很難的。但明知已經失敗卻不肯承認，則會顯得滑稽。

　　有位情報官向我詳細講述了一個故事。

　　他要在瑞士會見一個共產國家的特工。瑞士是中立國家，也是國際間諜活動的一個舞臺。

　　糟糕的是，他的特工這時已受到懷疑，被那個共產國家的四個秘密員警盯梢。

　　我們的情報官會見了那位特工，兩人一齊走在城中靜謐的街道上，而那四個秘密員警也在街上跟蹤他們。更糟的是，瑞士雖然是一個中立國家，警惕性卻很高，已發現那四個來自共產國家的“不安分子”，於是，瑞士安全部門派出了12名安全人員，每組3 人，分別盯梢一個秘密員警。這樣，18個人走在大街上。這簡直是名符其實的遊行，就差沒有樂隊了。

　　最後瑞士方面覺得這太滑稽了，實在是過於戲劇化，便制止了這一事件。6 個人都被扣留了，最後卻只有我們的美國情報官獲釋，因為他有外交身份（官方掩護的安全性於此可見一斑）。

　　我瞪目結舌地聽完了這個故事。

　　到今天我還覺得這情景十分好笑，十八個神情嚴峻，面無表情的人，同時走在安靜、美麗的瑞士街道上，真像是電影裏的場景。

　　我感覺很意外，我們的情報官並沒發現有十六個人在後面跟蹤他和他的特工（經過常規、簡單職業訓練就應有這點本領），更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詳細講述這個故事的時候竟沒有絲毫窘迫的神情，我想這大概正是他失敗的原因吧。

　　有時，由於對方非常粗暴，即便是中倩局的保護也沒有用。遺憾的是我們碰到的對手常常很粗暴。

　　曾有一個國家逮捕拘禁了一名中情局特務，在六個月裏毫不聲張。而後該國的一個秘密官員在一次雞尾酒會上走近中情局的官員，若無其事地說：“順便說一句，我們手上好像有一個人，不知道你們認不認識他。”

　　多蒙相告。我們對六個月來他出了什麼事一無所知。

　　情報官員還會遭遇其他的危險，在廣泛報導的大使館爆炸。謀殺、恐怖活動、綁架、刑逼和處死，以及一般的交通事故中都可能遭受死亡。

　　中情局大廳人口處有一方榮譽榜，所幸的是，載人其中的有名或無名的犧牲者人數還未超過60人。

　　在1993年4 月的新聞週刊雜誌裏，介紹了一種新的行動官員不為人知且危險和壓力巨大的工作。他們許多人都是在非官方掩護的情形下工作的，每個人都具有正規的專業背景和技能。這是事實。但正如讀者們在本書中將會看到的一樣，非官方掩護生活的沉重壓力不止始於現在。危險和壓力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完全取決於你如何察覺和如何面對這些不同類型的危險和壓力。

　　山姆是一個十分稱職、大膽、有進取心、勤奮、卓有成效的情報官，同時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我和他一起經歷過數不清的歡笑和痛苦，成功和驚嚇。後面會說到我和他的冒險經歷。

　　山姆是我所知的除我之外唯一闖門而入毛遂自薦的情報官，同時也絕不是平平淡淡的人。他從美國海軍軍官學院畢業，是1992年總統候選人羅斯·比洛特先生的同班同學。他在海軍服過役，覺得海軍生活還“不夠刺激”，退役後，作了一次單人摩托車的洲際旅行。從東南亞出發，經布爾馬叢林、印度次大陸、絲綢之路、伊朗和土耳其沙漠，最後抵達西歐。他返回華盛頓特區，刮淨鬍鬚，換上通過郵局捎來的皺巴巴的西服，像我一樣，直沖沖地走進了中情局的招募辦公室。

　　從我和山姆合作伊始，就發覺即使像他一樣性格粗算的人，從事這份工作也一樣多少感到恐怖和危險。我們所能做的是通過制定周密的計畫並實施之以儘量減少危險，不斷增加自己的自信心，排除因可能存在的危險而產生的恐懼感。

　　還有很多很多關於山姆的故事。，）在間諜活動中，欺騙是最常見的伎倆之一。

　　因此，外表上道貌岸然的情報官，必須熟練地掌握和運用撒謊這一伎倆，並將其視為專業素質之一。

　　無疑，這對於一慣被認為受過良好教育和有教養的美國政府官員而言，可能是很困難的一件事。騙人撒謊的確有悖於他們的信仰，也不同於他們過去的行為。

　　更難為人的是，中情局又明確要求，對自己的同事不容使用這種職業伎倆。如此自相予盾的原則，能否令人貫徹始終，信守如一？

　　還有一個矛盾：一次又一次地撒謊，會不會使一個人對真話和誠實的感覺變得遲鈍起來？

　　不必要的謊言會產生危害；無謂的謊言會引致誤解，失去信任，甚至招致怨恨，應當避免。

　　打個比方：一個情報官頂替原來的案官，與特工接頭，就應當明確地告訴對方，原來的案官太忙不能來。

　　而不宜即景說“他這幾天不在城裏”之類的謊話，如果恰巧這名特工在城中某處碰到原來的案官，那會如何呢？

　　情報官最能體驗到“山水總相逢”這一至理名言。世界雖大，但人與人卻常常不期而遇。

　　當人們覺得對方有必要撒謊時，是可以接受謊言的c 但如果覺得自己不被信任，或覺得被謊言愚弄時，就會厭惡謊言。簡而言之，沒有人願意受到侮辱，這是情理之中的事。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一點，但許多人卻不明白這是生活的基本道理之我認為，即使在偷看了別人的信件而不為人發覺的間諜圈裏，誠實仍然是最好的準則。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還會更多地談及誠實這一話題。

　　雖然不滿意於中情局給我定的級別，但我還是興致勃勃地開始了工作。這份工作我已期待了很長時間。我學習過國際關係學，覺得自己已夠格從事情報工作，不明白什麼要浪費精力，從基礎學起？

　　我無法一下子對這份工作有更深的瞭解，覺得這是由關於語言的工作引起的。

　　那兩位心理學家曾說我不適於從事語言工作，可算是說對了。我覺得乏味，也開始覺得灰心。

　　但我告誡自己：這是一個全新的隱秘世界，也是一個全新的工作領域，我必須學習很多很多的東西。我的工作並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一樣歷險非常，但我企盼有一天那種歷險的日子終會來臨。而我首先要做的是不斷充實自己，提高自己，以備將來之需。捷徑就是向比我資歷高的同事們學習。

　　我很快就人門了。僅用了很短的時間，我就已經比有經驗的同事做得更好更快。

　　我暗自慶倖，備受鼓舞。

　　我開始交朋友。與此同時，認識到一但置身於情報圈內，就很少有外界的朋友，因為我不能對外人說任何與工作有關的事。即使是很輕微地暗示我所從事的秘密工作或我的真正雇主，都是不允許的。我即將生活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陰暗世界裏。

　　這時，我是在美國政府所屬的機構中工作，要避免被間及自己的工作性質和雇主，因為我還不能熟練地應對諸如此類的問題。可以相對自由交談的，僅限於我的同事。

　　在此我碰到了情報工作的第一個基本準則——“應知準則”，即不能問自己不必知道的事，也不必指望別人會回答你不必知道的內容。最理想的就如同右手不知左手正在幹什麼。這就是行話所說的：隔密。在學習應知準則和隔密的過程中，當然會有不當的地方，也與人紅過臉，道過歉。但不久大家就理解和學會了這一點。

　　即使不是完全理解，至少也已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令人氣惱的是，這一準則還常被武斷地用於禁止談論與生活和私人關係等與工作風馬牛不相及的事，遮遮掩掩也成為美德。隨意交談的過程中往往出現言語突然打住，仿佛時間被凝固了一樣的瞬間，代之以使眼色和理解的笑容。

　　現在回想起來，很多同事都過分守秘，以至於我覺得簡直是愚蠢、無謂和裝模作樣。你的出生地，你的學校，說出來有什麼大不了的？我們是不是同事？既想說我們是同事，又想保持“警惕性”，豈不是荒唐？！

　　在和認識多年的外界朋友閒聊時，我也變得吞吞吐吐。沒有多久，我就不再執意於想見他們了。

　　從此我的朋友僅限於同事，開始了一種非常封閉、與世隔絕的陌生生活。

　　有多年資歷的情報老手，臉上往往就像戴著副石質面具一樣令人費解，從不表露一絲一毫的內心想法。就算有笑容，也顯得高深莫測，令新手惶然無主。他們樂於此道，神秘就是力量。

　　在人們想像中，目無表情一言不發似乎是優秀間諜所應具備的品質。但事實正相反，如此表情，只會令人第一眼就懷疑你是間諜。有人擔心面露笑容可能會暴露秘密，就像是水缸破了，裏邊的水會噴泄出一樣，這一點可以理解，但若依此推論，憋尿時就不能趕緊找廁所，而只能是：不動，不想，死死站在原地。

　　後來我體會到，這樣做事實上是缺乏經驗、不勝任情報工作的表現，會令人不適和引起猜疑。

　　從事情報工作，保持沉默當然是一種好的品質，但更好的品質是表現自如，靈巧發揮。

　　在職業需要的情形下，連眼都不眨一下，就能撒出彌天大謊。同時又能及時回避哪怕是只會引起些微疑慮的不當言行。

　　這使我想起了一條中國古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說的是要避免可能會引致偷瓜或偷李嫌疑的舉止。

　　幾年後，我有機會和一個局裏很高級別的上司一道參加在波士頓舉行的一個午餐會。那位上司已有很多年沒到過波士頓了，我問他為什麼，他很尷尬地說他的女兒原在波士頓，他不願引起人們的誤解，認為他假公濟私，探望女兒。

　　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愛惜名譽，東方如此，西方亦然。

　　我參加很多訓練課程，就是所謂的職業技能訓練。課程主要教授間諜技能，比如跟蹤、反跟蹤等。在實習課上，雖然大家都很認真。但是難免出錯，有些是很好笑的錯誤。實習課是在華盛頓大街上進行的。我們學生都深信，在街上巡邏的員警與中情局默契，不會注意我們。

　　但是，試想一下，如果你在一個大型商場裏面氣喘噓噓，橫衝直撞，歪頭貓腰兩眼東張西望，不正活脫脫的一個商場竊賊形象？員警不會盤問你？又如果一個年輕女子淚眼盈盈，在華盛頓這樣的旅遊城市，孤身一人絕望地尋找失落的同伴，員警還不過問？笑話就這樣發生了。

　　還有報告寫作訓練。對情報官員而言，撰寫清晰、準確。條理分明的報告，反映其工作進展、接觸的人和事以及所收集到的資訊，是十分關鍵的。

　　我一開始就學得很好，免修了後續課程。教員對我說：“你寫的已經比很多已正式工作的官員還要好。”

　　良好的寫作能力後來成為我從事表面工作和間諜工作的一種優勢。由於時間緊迫，我極少寫第二稿，往往是一揮而就。然而，在一次外派任務中，這一習慣也曾招致一位上司的尖銳批評。

　　與中情局一般的年輕新人不同，我所在的班組並沒有到威廉斯堡附近的“農場”

　　接受3 －7 個月的強化“職業訓練”，而是作為一個特殊班組，接受我們所必需的訓練內容。也就是說，我們與要到世界各地從事一般情報工作的正規情報官員有所不同。（這也許是我們班組的初薪都不高的原因。但由於當時曾受到欺騙，這一理由對我而言並不公正。）

　　還有一些其他的間諜技能訓練，如攝影。隱書、被捕時的秘密聯絡、密碼／破譯。偽裝。防禦、駕駛等等，都是在以後有實際需要時才受訓。

　　我從未接受過武器訓練，我想絕對無此必要（我希望自己不會成為打擊目標）。

　　但因為我的經歷的緣故，我熟知如何使用常規武器。

　　我會些東方武術，這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學就的，就象美國小孩都會打藍球一樣。但這並不是參加中情局工作的前提。

　　從生活經驗中我體會到在真正對峙時，反復操練和勇氣，是取得成功和勝利的關鍵所在。

　　用空手道劈擊對手頭顱，當然是最棒的了。人人都知道這種武技是要經過反復錘練的。

　　但隨手抓起玻璃煙灰缸，向對手頭上猛擊，就是經驗之舉了，而且很有效。我想有很多人沒有這種本能。

　　在非常情形下，能這樣做，無疑是一大優勢。

　　但是，最上乘的勝利卻並不得諸於暴力和痛苦，而是安然走開。這是幾百年來許多東方將帥們所奉行的，是西元前六世紀中國韜略家孫子的哲學，孫子所寫的猻子兵法》是最早的軍事策略著作，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本書是美國許多軍官學院的必讀書。

　　雖然有時我並不喜歡派給我的任務，但我還是努力勤奮地工作。我在等候時機，相信目前優異的工作成績會得到賞識，今後獲派遣其他任務時，會做得更出色。

　　在任何一個超過兩個人的組織中，都難免會有競爭，因此而有羡慕、忌妒和誹謗。這不是大家願意接受的，但卻又是人之常情。中情局也不例外。

　　我不想對中情局令人不快的方面津津樂道，也不想揭露中情局的醜陋之處，因為這些事情會重新引發過去的痛楚、後悔、怨怒和心酸。

　　痛楚的記憶深深地刻在腦海裏，是人力無法改變的，要改正以前的不公，也已太遲了。

　　所以，我之所以會寫到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因為它們的的確確曾發生過，而且是經常發生。

　　在中情局進門處刻著一方座右銘，是引用《聖經·約翰福音》第8 章第32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中情局雖然網羅了眾多各個領域的傑出人才，但也和其他龐大機構一樣，有著不可體面示人的一面。

　　中情局絕對不是完美的機構，在這個行當中人的承受力不斷得到檢驗，人性的脆弱面會被放大加強以致暴露無遺。這裏聚集的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人才和精英分子，自豪、野心和怪癖超出了一般所見，很自然地也充斤著激烈的競爭和強者之間的衝突摩擦。

　　在m 年代中期，早期進人中情局高中層的都是來自於常春藤聯合會和其他名校的穩健派，已穩居中情局高中級管理層的地位。那是中情局裏的一段好時光，充滿了朋友式的友誼和真誠，也很靈活，相互之間彬彬有禮，講求忍讓和紳士的幽默。

　　僵死的官僚作風還未在中情局裏植根穩固。

　　我講述不愉快的往事，不是為了表明我在中情局時受到過的不公正待遇。我既寫壞的方面，也寫好的方面，為的是讓人們更好地瞭解中情局，認識到中情局臭名昭著的“欺詐面孔”，並不如想像的一樣無處不在。也希望通過描寫這些往事可有助於彌補和根治這些弱點。

　　此外，正如我將在後面章節中提到的一樣，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最尊敬的神父都諄諄告誡我，說“忘掉它吧”。

　　不管怎樣，我個人過去所承受的痛楚已經得到了醫治，雖然很慢，用了多年的時間。

　　然而，也有些痛苦彌深。我的家庭也因我遭受了大痛苦，這是不值得的也是不必要的，他們不是聖徒，所受的痛苦和傷害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醫治。

　　要說明的是，直到很後面的1984年，我才有了羅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遺憾的是，那時我已樹敵眾多，有些是我自己的短處所使然，有的則不是。

　　有一次我注意到紐約的紅衣主教奧康諾盾紋上有這樣的一句話：“沒有公正就沒有愛。”

　　我理解這裏所說的“公正”這個詞可解釋成人間的公正（人報）和信仰意義上的公正（天報）。我們知道人間的公正難以徹底實現。但是，現在我確實深信天報和因果報應。

　　“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我還發現因果報應有時也來得很快，往往出現在意料之外的瞬間，恰恰就在我們跨越死亡門檻之前。

　　我想，我所見到的數不勝數的情景，都可以歸於“天報”之列，而不是日常生活中“正常發生”的事。

　　公正和不公正的事一天天發生，是生活的一部分。當它們降臨在你身上時，要正確對待。事實上，面對不公正的對待時，你所採取的態度，最能體現出你的性格和你的價值。

　　我的認真態度令一些同事感到不快。有一段時間我被他們很多人所排斥，除此之外，無法想像還有什麼其他原因。他們不和我說話，甚至連招呼也不打，就像是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一樣。

　　當時，我還是一個強硬、自信和粗魯的傢伙，也沒有什麼宗教信仰。開始時，我只有不理這種不公正的排斤。

　　令我最為惱火的是，在對我各種各樣的指責中，竟有背後說我有“安全風險”

　　的話，而這正是中情局裏最致命的指責（我飲酒並不礙事，因為有幾個說我壞話的和我一樣經常喝酒，並常常喝醉。另外，他們也知道，我喝很多酒後會有小小的不同，我對酒精的忍耐限度是極大的）。

　　有三位同事從不參與對我的無禮排擠。他們後來職務升遷頗快，已到了高級管理層。

　　令我吃驚的是，最能指責非難我的競是一個中國人，而他自己卻可能有“安全風險”。

　　有一次我在中國臺灣大使館前廳申請延期我的臺灣護照時，見到他徑直走向政治部參贊（通常也是情報首腦），就像是探望一位老朋友或什麼親戚似的。至少來說，這對於中情局雇員而言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我保守這一秘密至今。

　　終於有一天我對上司說出了我所碰到的問題。我壓住心頭的怒火，要求上司平復這種不正常的情況，我告訴上司我有證據證明如此情形是誰造成的，我從沒有做錯過什麼能引起同事們對我冷眼相待的事情。

　　我又平靜地表示，如果形勢得不到平復，我就會打斷那個最喜歡刁難我的傢伙的胳膊。我知道是那個“狗屎”（事實上，這也是同事們給那傢伙起的渾名）。

　　那位上司已上了年紀，有350 磅重，心平氣和地要我示範將怎樣實施我的“恐嚇”。我告訴他這不是“恐嚇”，而是以牙還牙，求個公道。

　　我讓上司起身，向他示範一種簡單的日本柔道技巧，這足以使他信服就算對他這樣的大個可能沒什麼用，但卻能輕而易舉地卡住那個體型中等的傢伙的胳膊。上司要求我暫時克制自己的激烈行為，讓他謀劃出一個更易於接受的解決辦法。我接受了他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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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外派任務

　　在我對上司說要折斷那傢伙的胳膊之後兩個禮拜，我突然獲指派去執行一項兩個多月的臨時任務（TDY ），去的國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國度，我的第一外語和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覺得，這是命運的安排。

　　同事排擠和想像中折斷那傢伙胳膊的快意，頓時都統統地被拋到了腦後。我很興奮。去日本，去那個我熟知其文學和語言的國家，去那個我過去呆得最久的國家。

　　夢想成真，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這還不是007 式的冒險遊戲，但對我而言卻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讓我從原先不滿的情緒中解脫出來，揭開一片新天地，重新開始。我將面對什麼呢？在日本我可以再次見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沒見過他們了。我想我是不能回臺灣了，因為我已經被作為共產黨同情分子或台獨活動分子，列入了臺灣當局的黑名單（其實我兩者都不是，中情局對我的安全清查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但我不能對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這回事）。

　　臺灣設在華盛頓和巴黎的大使館以前曾多次對我進行暗示威脅和警告。政府官員對我父親也施加壓力，要他讓我完成巴黎的學業後回臺灣，並嚴厲警告說我父親“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們知道我在巴黎的學習內容似的！）

　　在臺灣之外，我最容易與父母見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離，我終於又可以見到慈愛的雙親了。我內心的激動難以用言語表達。

　　我還沒有執行海外任務必需的綠卡。現在好了，局裏需要我去。只要是局裏需要的事，哪怕是再嚴的規則都可以變通，從速辦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幾個可以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的機構之一。不過並不是所有的目的均可不擇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種限度範圍內。

　　1967年9 月我的東京之行，可以用一個詞來表述：離奇。

　　這一臨時任務並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條件也很艱苦。

　　但我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動機：在這兩個月內，力爭今後能調到東京情報站工作，要抓住這兩個月的時間，達到這個目的。因為我可能很難有其他機會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動機還不止如此，我還要抓住這次機會，完成從含糊的“語言專家”到真正的“情報官”的質的轉變，確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顧現有工作條件的艱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務中去，成績顯著。

　　我的上司是一個自負的白人。年輕，單身，長相英俊，帶點奶油味兒。他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他手下有一個中國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訴我如何避免冒犯這位白人老闆。

　　有一個很重要的規矩是要離老闆的桌子遠些，就像是這位小組負責人身邊有一條看不見的界線一樣，離他的“氛圍”遠些。我的中國同胞告誡我，除非老闆明確指示，千萬不要越過那條看不見的界線。

　　這真是一條愚蠢可笑的規矩。他把他的座位當作是什麼寶座，當作是他手中小小的權力的象徵。不過我遵守了這條規矩，我沒有時間將心思浪費在這種無聊的事情上。

　　回首往事，我對這位老闆沒有什麼可懷念的。幾年後我又第二次去日本，他已獲遷為部長，有些地方他確實曾傷害過我。他很聰明，幾近於狡猾。不過，與我後來所遇到的許多難忘的人物相比，他還算是比較溫和寬容的。

　　他有兩個看起來很漂亮的女下屬，有謠言說他和其中一位有染，並差點使她的婚姻破裂。作為上司，有如此行為顯然令人吃驚。如果此事通過正當管道被反映上去，他可能就要接受和軍事法庭對等的中情局總監察辦的調查和裁決。

　　中情局無需像聯邦調查局（FBI ）一樣，採用和軍隊相仿的統一規章制度，職務甚或語言，而是一個在人事關係上極為鬆弛的機構。除非級別相差很大，在中情局極少使用“是的，長官”或“不是的，長官”之類的套話。同事間大多以名相稱。

　　甚至，在和中層上司交談的時候，還可以毫無顧忌地把腳蹺在桌面上。這在聯邦調查局是不可想像的舉動。

　　在禮節問題上我比較獨特，是極少數固執對上級遵守正規禮節的人之一。不但是對我的上司，甚至對同事，在談話中我都使用“長官”和“先生”一類字眼。我過去是這樣，現在還如此。

　　這可能是由於我講日語所形成的習慣。

　　我認為日語是世界上最禮貌、微妙和精細的語言。例如，日語日常所用的第二人稱單數就有4 、5 或6 種之多，差錯一級對對方的稱呼是極不禮貌的行為，假如差錯兩級的稱呼則完全不可以接受。就我所知，日語中男女使用的語氣截然不同，即有明顯的陽性與陰性之分。在現代日語中，還有第三種中性化的語氣，男女均可用，主要見於媒介報導、學術報告、法律和專業演講之中。

　　這是過去男權時代的產物和遺風。如果是在小說中，讀者很容易知道一句諸如“今天天睛”是出自男人口中還是女子口中，在法語和義大利語中，陽性與陰性的區別，僅見諸於形容詞的詞尾；而在日語言談中，陽性與陰性，男女之別隨處有之：主語、動詞、形容詞、副詞、人稱、感歎等均有不同，尤其見於講述古代故事的小說當中。

　　不過，近年來有一個明顯趨勢，日本婦女尤其是年輕一代開始在口語中使用中性語氣，甚至是使用男子語氣，毫無疑問，這是婦女解放的一種表現。

　　我也覺得女人不必用奴侍式的語言同男人說話，這種情況應當讓它成為過去。

　　婦女在追求平等地位的同時，也失去了一些女人味，這使我每覺遺憾。在我想來，女人味對於婦女來說其實是一種力量和優勢，而不是弱點。

　　在日語中，最髒的罵人字眼就是“愚蠢”、“懦夫”、“禽獸”和“白癡”之類的話了，都不帶任何性的涵義。也只有日語能做到這一點，試想一下其他語言中那些粗俗濫用的語氣詞，真是不堪入耳。

　　人們都在談論日本精神、日本的教育體制、日本效率和生產力，以及日本倫理等等。但卻極少深人分析日本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特點——禮的產生過程和基礎。

　　日本的禮已為世人所皆知。但是，禮是如何深植於日本社會人心之中，並成為日本語言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值得認真研究的。

　　如果人們都停止相互使用暴力和辱罵，我想犯罪率肯定會大大下降。

　　日本人常被人指責為“狡詐，具侵犯性，不守信用”，甚至指責為“說謊”、“不誠實”和“欺騙”。有時這些指責可能是對的。

　　考察一下日本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就會發現，日本人有一個由來已久的習慣，在談話中喜歡委婉、理解和圓滑的語氣。在日本，直截了當地說話被視為“粗魯”

　　（正因為如此，我的日本妻子說我有時是“極其粗魯，令人無法忍受”，這當然是緣於我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的個人性格了）。

　　這種文化的差異在其他領域也存在。比如，日本人喜歡看美國電影，但是很難理解為什麼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還帶武器並求諸於槍擊解決問題。

　　在1995年1 月門日發生在神戶—大阪地區的地震災難中，受難者的平靜、克制和守紀律充分彰顯了日本民族氣質，沒有爭搶和敲詐勒索的事發生，有的只是相互理解，相互接受和相互合作。

　　當然近現代日本也有用暴力野蠻侵略他國的歷史汙跡。在1995年8 月15日的“二戰結束50周年紀念會”上，社會黨的村山富一首相對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表示了“深切自責”和“道歉”，這是在排除了頑固的右翼反對意見後作出的表態（雖然這一表態是經由內閣批准的，但是很快“解釋”為村山首相的“個人”看法）。

　　這種表態對於受害者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但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經表態，大部分日本人民也認識到他們應當回歸過去的善儀做正確的事情，也認識到表態雖遲，但遲甚於無。每個國家都不太願意承認過去的過錯和道歉。這個例子表明了日本的保守傳統和所謂的禮，我認為，這有助於理解其他國家和日本在對待問題上的不同態度。

　　我自小浸淫在日本文化的氛圍之中，很難以名稱人而不以姓稱人，講法語時，也不能自覺把“vons”說作“in”。如果未獲指示，我也不會自覺地對前輩同事和上級以直呼其名，這種轉變對我而言跨度的確太大了。

　　再回頭談我那位自負的上司。八年後我再次在他手下工作，發現他還是一個孑然一身的單身漢，那時我已很有信心，足能揣知他的所思所想。我從不怕任何人，也沒有怕過他。有一次我還故意以行動表示不怕他，儘管知道不應該這樣說。

　　他曾帶我和一個同事去中國餐館，一直談論餐廳裏他想征服的那位漂亮女侍應生。

　　她的確長得漂亮。我發現她竟是臺灣人，和我是來自同一個省的同胞。我和她用別人聽不懂的臺灣話交談，很談得來。在離開餐館時，當著兩位同事的面，我親切地拍了拍她那裹在緊繃繃的旗袍下性感的臀部，我笑了，她也極其情願地笑了，兩位同事的眼卻直了。

　　年輕時我常用這樣的手段。

　　我所期望的幸運之神，不久就意外地降臨了。

　　到東京後約兩個星期，我見到了我的大老闆，支部負責人。

　　那時，我已經被眾人所接受，覺得很舒適。我可以使用美國軍事福利社（PX）

　　和官員俱樂部，這是在我之前還沒有臨時任務員能夠享受的特權。

　　一天，我突然見到一個矮胖的人，他向我親切問好，臉上的笑容和那張令人肅然起敬的飽經蒼桑的臉很不協調，脖子短短的近乎沒有，一頭亂髮像瘋長的野草。

　　我立即意認到，他是一個“重量級”人物。後來我知道，他就是成為中情局裏最為稱職的情報站長（COS ）、被讚譽為能夠“呼風喚雨的人”。他的事蹟常常成為世界各國報章的頭條新聞，當然報章中不會指出是他所為，也不會說是中情局所為。

　　我在大場面上從不退卻：“您是誰？”

　　他那雙有力的大手交叉在胸前，很威嚴地說：“我就是——部長。”

　　想像一下軍隊裏的少尉初次見到上校時的那種情景吧，因為我和他之間的級別差異就像是少尉和上校的級別差異一樣。我需要鼓足勇氣。但如果我怕醜的話就不會加入中情局了，我知道機會來了，我抓住機會說：“太好了，長官，您正是我要見的人。”

　　他沒有掩飾他的驚訝之情：“嗅？那你想說什麼呢？”

　　我直截了當地說：“長官，我想調到東京情報站做一個情報官。”

　　我想沒有一個臨時任務員，在其兩個月的任務期限中的頭兩個禮拜裏就敢提出如此的要求。

　　部長問我：“你能做些什麼？”

　　我腦子裏飛快地閃出一個念頭，沒有一絲停頓就回答說：“十次裏有九次別人會把我當日本人。”

　　作為一個文化和語言背景與日本相去甚遠的中國人，敢說這樣的話是十分令人感到意外的。如果真能做到這一點，那將是一筆極有價值的本錢。部長也意識到這一點。他雙眼直視我的眼底，像是審視著我的靈魂，尋找著真實答案。而後，他抬起頭恢復了常態：“好，就這樣，我同意。停下你手頭的工作。你以前在東京生活過嗎？沒有？那就把你這次臨時任務剩下的時間用來逛逛東京，熟悉這個城市。哦，有一組情報官可能會要你協助他們工作。去問問他們想讓你做什麼。祝你好運！”

　　就這樣，我獲得了我想要的一切。他真能“呼風喚雨”。

　　而且，部長還把我從我不喜歡的臨時任務中解脫出來。我知道他們的確需要完成這項臨時任務，而且也知道，華盛頓中情局總部也沒有其他人選可以派來東京，頂替我的工作。而我事先沒能拿到綠卡，還匆忙派我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其他人無法代替。

　　那正處在中情局的好時光。效率高，沒有官僚作風的羈絆，當斷則斷。

　　我很快退出了臨時任務，並避免和那位自負的上司說太多話，因為我能理解他的不滿和失意，他要找人填補我突然離開的崗位。但他又能怎樣呢？這世界本是為權力和能力所統馭，我知道至少我有能力，我要向大權在握的上級證明我的能力。

　　“熟悉這個城市。”

　　我由衷喜歡這句話。這表示我手頭暫時沒有專門的任務，可以在東京城裏閒逛，瞭解這個城市的街道、商店、酒吧、餐廳、酒店、公園、傳佈消息的地方和歷史遺跡，一句話，瞭解東京。

　　那時美元是強勁貨幣。我拿著GS－7 級別的工資，加上臨時任務的津貼，可以在體面的餐廳、酒吧裏隨心吃喝，且幾乎每天光顧有名的按摩浴室，還可以有節制地購買一些東西。

　　（有一點我要向我的神職教父和認為我行為不妥的人表示歉意。日本當時稱為“土耳其浴室”的，事實上就是男人尋求性滿足的妓院。我很早之前就已是一個性享樂主義者。在此，如果不提及我這方面的生活，也就無法誠實地講述我生活中的故事。）

　　這對我來說實在是快樂極了，因為很多街道、地點和商店的名字本是我從書報刊中讀到過的。還有一些我想去參訪和瞭解的地方的名稱可以溯源到封建的幕府時代。

　　要我幫手於的活則是：在一間特定的酒店租一間特定位置的房間，觀察報告對面街道上的一間辦公室裏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

　　這就是我第一次參加行動時的任務。聽起來很簡單，但比預想的要複雜一些。

　　首先，酒店總臺的服務員本以為我是日本人，但當他看到我的臺灣護照時，潛在的種族主義意識就使他問我一些我不喜歡的問題，說話的語調也使人回想起二戰之前日本的特殊員警。最難的問題就是：你為什麼一定要這個房間，而不要同層的別的房間？

　　我沒有準備這個問題，緊張得出起汗來。突然我來了靈感。我不說日語，而改口說英語。我深深體會到，很多日本人當時在中國人和朝鮮人面前都會表露出優越感，但同時在美國人和講英語的其他國家的人面前，又有自卑感。

　　這一招果然靈驗，在我的傲慢舉止和要求下，那個服務員又變得像平時一樣奴性十足。我拿到了我想要的房間，開始斷斷續續地執行起監視任務。

　　如此輕而易舉就拿到了滿足監視任務的房間，很出乎負責這次任務的案官的預料，他很滿意，幾乎天天都要到這個房間，間或用一部帶長焦鏡頭的高級相機拍攝對方的動靜。

　　危險終於來了。一天當案官用望遠鏡隔著水準百葉窗觀察對方時，突然驚叫起來。我一躍而起，順著他的視線看去。

　　對方辦公室裏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動靜。但令我驚懼的是，在對方辦公室樓上的一個房間裏，有五六個辦公人員正聚集在窗口，對著我們所在房間的窗口指指點點。案官由於一直聚精會神地觀察我們的監視目標，未能及時發現他們的舉動。

　　我趕忙壓低聲音（雖然完全無此必要）對案官說：“快收拾東西，離開房間。

　　從左手邊的走廊離開酒店，這樣可以避開從對面沖過來的人！保持聯繫！”

　　他非常專業地收拾好東西，撤走了。五分鐘後，我也偷偷走出房間，下樓到了酒吧，深飲了一大杯啤酒。這是太需要酒了。

　　我仔細回憶事情發生的全過程，考慮著可能採用的藉口，突然記起案官的記錄本竟還忘在房間裏的椅子上，那上面可有很多敏感的資料啊！天啊，鬼知道還忘記了什麼東西在椅子上。我發瘋似地又沖回房內，果然，我記得沒錯，黃色的記錄本還在那兒。我抓起記錄本，又沖回了酒吧，我不願在房內與任何人打照面。

　　在酒吧裏，我猛喝著冰凍啤酒，藉以給火急異常的心降降溫，心想：就算是007，這也他媽的會是一件麻煩事。

　　15分鐘後，我想出了幾種可能有效的藉口和抵賴方式，走回房間。這時電話鈴響了，是案官打來的，我知道一定會是那本筆記本的事。

　　他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慌亂之情溢於言語，可以想像他覺得這是多麼緊急的情況。

　　“保羅，我忘了，我忘了。”

　　我慰告他我已經拿到“那東西”了，並請他在酒店外的某處和我會面。

　　案官是業內的高手，絕對的資深間諜。他走起路來的樣子，每每使我想起一頭猛虎，兇猛異常，自信十足。

　　有一點很奇怪，頂級的情報行動官員走起路來都像是食肉動物，像猛虎，像獵豹（還要加上一句，也像殘酷的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納昨所扮演的007 的形象與真實的間諜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謀善斷，目的明確，不論男女，都充滿信心。

　　顯然，案官覺得很窘迫。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劃和佈置的行動中，還會出這樣的紕漏。他非常感激地說：“保羅，多謝你，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天所發生的事。”

　　我覺得自己能派上用場，也很高興。

　　後來我知道，我們中情局的人闖進了我們監視的那間辦公室。使我詫異的是，在真正沖入那間辦公室之前，我們的人事實上已十數次進入過那間辦公室，有時是在晚上黑暗時進入的，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證能確實拿到我們所要的“材料”。

　　當部長又一次下令再進入那間辦公室時，我剛好也在場。

　　“哎，老闆，我們已經來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會感動的。”

　　正如預期的一樣，整個行動完成得非常成功。

　　幾年後，在對水門事件的國會電視聽證會上，赫爾姆斯局長說水門事件中的人屋行竊只不過是“業餘檔次”，這使我記憶猶新。赫爾姆斯先生繼續解釋說，在直到真正進入一間屋子之前的半小時，中情局的行動人員還會在不斷練習開鎖。這一點我絕對可以證明，確是如此。我堅持不懈，盡可能多地學習日本人的風俗習慣和待人接物的態度，有些我實際上已很熟悉了。

　　。雖然我能流利地說、讀和寫日語，甚至強過日本大學畢業生，但我說話時還是帶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時，我交過幾個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這已經使我的日語水準提高了不少。）大多數日本人都認為我的口音可能來自日本的其他地區，而不懷疑我是否日本人，因為我的日語辭彙和表達都十分地道，不像學過日本語的外國人。

　　不過，雖然我對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已有了解，但真正學起他們的風俗習慣和處世之道還是有不少困難的。

　　我第一次到一間日式餐館，當我依例脫下鞋子時，迎接我的女傳應看著我的動作說：“先生，您一定是外國人吧！”

　　從我說的日語中她是無法發現我不是日本人的，但從我脫鞋的方式上卻可以斷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難把握的就是何時要擺出傲慢姿態，何時又要顯得謙卑。如果一成不變，就很易被人察覺。

　　作為情報官員，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們教我，要像一團灰色的影子。但我卻發現，有時又要表現得傲慢放肆，以擺脫緊張局勢，就像我訂房時一樣。故而，隨機應變的態度和舉止才是最重要的。

　　這又令我想起在一組北朝鮮別動隊潛人南朝鮮襲擊總統府之後，南朝鮮當局所發佈的一個公告：“……注意從北朝鮮來的特工。注意說話帶有北朝鮮口音的人。

　　注意身穿有皺紋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煩的人。一經發現，立即向有關當局報告。……”

　　這一警告所言，可謂精闢。我引以為訓，儘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發現，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聽到內部秘聞和瞭解日本男人的習性，享受性服務還在其次。

　　我是個十分健談的人，大多數按摩女都對我很友善，渴望為我服務，也樂於回答我提出的問題，尤其是關於日本男人及其弱點的問題。不久我就成了一間消息最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並享受貴賓待遇。

　　哦，他們還特別給我打折扣，真是謝謝。

　　就在這時，東京情報部已決定將我調到另一個部去，因為我會講法語，當時越戰正酣，中國大陸也正為文革浪潮所席捲，中情局就要找一個懂法語、還懂日語和中文的人。而這些語言我都會，這不是因為我有什麼語言天才，而是我的個人經歷所賜。

　　那時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會這五種語言的人：日語是由於我在臺灣出生時，臺灣正受日本統治，二戰後又自然學會了臺灣話；1945年後蔣介石軍閥政府接管臺灣，我又學會了中國普通話；英語和法語則是我長大後在美國和法國生活和學習時所習。

　　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於臺灣，後又學習過英語和法語的人，才會有同時掌握這五種語言的優勢。二戰後終止了學校的日語教學，所以四年級以下的學生不具日語能力。

　　鑒於這些原因，我想沒有其他臺灣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識到我的語言優勢有一天會對我有利，現在機會來了。

　　新部長唐納爾德·布朗先生是一個心地善良，富有想像力和極具才幹的人。

　　他尤其是一個最能理解下屬的上司。他個頭很高，像運動員，動作敏捷，有教養且易於相處，是那個年代裏典型的中情局中層管理人員。第一次見面，他問了我很多問題，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議。雖然我因不能在當初充分理解我、並將我轉成正式行動官員的那位部長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喪，但我發現我很喜歡唐（布朗先生名的便稱）。

　　（當我後來有機會表達對那位部長的歉意時，他寬慰地對我說：“只要是有益於工作，我都滿意。”）

　　第一次見到唐·布朗時，我和他進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訴唐我嗜飲，但喝醉以後不會失去自製力，絕對不會說任何不該說的話。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說的意思，他對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動。依我的經驗，我對我所說的話絕對有信心。人生至此，飲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於早先的幾年。現在即使是喝得爛醉如泥，我也不會喪失理智或失去自製力，儘管說話和走路可能都會變得磕磕碰碰。

　　在這一點上我從來沒有違背我對唐許下的諾言，雖然在11年後才戒了酒。

　　我還向唐表白：“我不撒謊，事實上，我還不知道該怎樣撒謊。”

　　這話不准確。其實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我通常從不說謊，故而說起謊來一點兒也不熟練。

　　唐露出一絲驚訝的表情，看著我說：“哦，那你最好是學學。”

　　我並沒有言過其實，也不是什麼道學家，但不久我確實發現，真誠是避免疑慮和猜忌的良方，從事間諜工作如此，其他行當也一樣。於是這成了我一個固執的信條，即“說真話要比靠謊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想撒個小謊，那麼從一開始，就要切切記住千萬不要自相矛盾。從人之常情上說這已經很重要，在間諜工作中這一點更應是首要原則，因為有信心和守信用幾乎就是間諜行當裏的硬通貨。除非是有很正當的理由，自相矛盾是間諜活動中的大忌，會被認作是不誠實，進而成為失去信任的緣由。而且，這個行當裏是不會給你什麼機會去“解釋”你為什麼會自相矛盾和前後不符的。

　　說真話就要容易很多。我認為一但出現誤會，你就應當立即坦言承認，老老實實道歉。大部分人都樂於接受真誠的道歉。有時，圓滑老練會有助於澄清誤會。但不管怎樣這些都是誠實的誤會，容易解釋。最好和最容易的辦法，還是從一開始就說真話。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無罪”最“平常”的謊話，也會使你失去很多。如果是因為前後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為不真實、而使謊言被戳穿，那麼，不知不覺中，說謊者的信譽就會一落千丈。

　　說謊不是什麼玩笑，開玩笑時人們會知道是玩笑，而謊言一旦說出，以後再想說“這只不過是一個玩笑”就太遲了。

　　我無法喜歡電視情景喜劇和廣告節目中的所謂“幽默”的“白色”謊言，它們看起來就像是在愚弄觀眾的誠實之心，同時也表明，一個小小的謊言往往會導致一個更大的謊言。

　　我記憶力極佳。依照事情的主題，我可以很輕鬆地記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前，甚至十幾二十年前別人告訴我的事。

　　我們經常聽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來自不同的地方，就會使人們懷疑故事本身的真實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個人之口，那麼人們對他的信任就會發生動搖。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錯。要麼是這個人記錯了，那麼故事就不可信；要麼是這個人在胡編亂造，那麼他就不可信任。總之，這是一個警告信號。

　　我個人認為，一個無法否定的謊言，或一個不必要的謊言，足以使我對說謊者的人格產生嚴重的懷疑。

　　我確信一個人在成年以後，他的人格極少能完全改變。不誠實的品行遲早會露出馬腳，不誠實的所做所為也遲早會被揭穿。我多年的經歷告訴我，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不止是討厭謊言，還厭惡那些慣於說謊的人和病態的說謊者。試鑒別之：慣於說謊者在說起謊來時一點兒也不會覺得難為情；而病態的說謊者則在完全沒必要時也說謊，且說起謊來，不暇思索，毫無愧疚之心。這兩類人在心理上都有自卑情結，愛慕虛榮，對他人發洩自己的怨恨。無論如何，他們都是不易相處的。

　　當被問及新奧爾良的天氣如何之類的問題時，大多數人都會說：“不知道。”

　　因為他們本來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奧爾良的天氣，並沒有什麼好難為情的，知道了也不是什麼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諸如“我知道一個迷人的人物”之類的話題時，五花八門各式各樣的吹噓，添油加醋以及不實之辭就會滿天招搖。因為這正是說謊者可資利用以引人注目的話題，他會表現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別人知道得多，比別人更會說笑，而不怕會被當場戳穿。

　　說謊者是不會對著鏡子向自己撒謊的，因為他沒有說謊的動機。他要顯示的是自己比別人高一等，而不會跟自己過不去。

　　過去我見過很多慣於說謊的人。

　　一個女人曾連續幾個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後來我從她那借了幾本雜誌，卻發現她所說的所謂“有趣的個人經歷”原來都出自那本雜誌。

　　還有一個中國人對我講述他在上海親身經歷的趣事。我聽著聽著，突然覺得這故事很熟悉，但又不想說出我的感受，怕他尷尬。我搜索著自己的記憶，發現原來他所說的競完全雷同於一則中國古文故事，20幾年前上高中時我就讀過而且現在還記得。我這位同胞生長在大陸的文革環境中，他不知道，在臺灣學校裏這則古文是必讀和必誦的課文！

　　還有一個日本女人嫁給了美國人。她過去常常在她的美國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並言稱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結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國朋友都不買她的帳，還在背後給她安了個“公主”的雅號。

　　既然我這樣看待不誠之舉，那麼我從事這個以欺騙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諷刺意味。要把說謊當成必備工具，委實令人難以掌握，但我要順利完成任務，就必須學會這門“功夫”。

　　我們中情局官員也每每喜歡即景閒談，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謊言，但都只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說起謊來可以以假亂真，但如果有人說他是騙子，他會氣得鬚髮皆直，並聲色俱厲地聲言他只說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謊言，而且全是在“正規工作的需要下”說的。

　　根據唐·布朗明智的建議，我獨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蓋我真實身份的偽裝工作（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聞記者，招聘我的單位全然不知我的真實身份。

　　這對我而言實在是美妙之極，像我一樣沒有相關工作經驗和沒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本是很難在外國新聞機構中謀到記者的差事的。學歷和語言背景可能是我獲得這份工作的主要資本。

　　這樣，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調整自己，開始了一種敏感的深度潛伏的工作。

　　這意味著我除了從事對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報工作外，在表面上要從事一份合法的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開暴露自己和美國的任何關係，即使是美國永久居留權，也不能公開。（我本可以拿到綠卡，但局裏沒為我辦理，以防我遇到麻煩。）這樣，我用臺灣護照工作。從此，我過的是一種“真正的雙重生活”。

　　這就是我長達20年的深度潛伏工作的開始。

　　深度潛伏，或非官方掩護（NOC ）的生活自然也意味著艱辛：冒著暴露的危險、精神處於崩潰邊緣的雙重生活而且又像永無終結。在遇到危險和被捕時，也得不到美國政府或大使館的保護。

　　還要儘量遠離美國官方機構和美國俱樂部。社交圈子裏沒有或少有美國朋友或同事。尤其是像我一樣以第三方護照做掩護的，更要注意在表面上儘量不與美國發生聯繫。與聯絡官或其他官員碰頭的地點，一般都選在咖啡廳、餐館、酒吧、秘密房屋或酒店房間裏。

　　最為重要的，則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時完全變成情報官身份以外的另一個人，把表面工作的生活，當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需要靈氣與悟性的，僅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實的偽裝，是遠遠不夠的。

　　前面已經提到過，非官方掩護（NOC ）情報官與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他的家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耶誕節一樣的特別時間。總而言之，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獨的披著偽裝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機智和本能而生存。

　　通常，中情局工作的行動官員開始工作之前都要做兩年到三年的深度潛伏情報官。至少過去是如此。深度潛伏工作一般不超過兩次，因為這項工作極為艱難、孤獨，而且危險。潛伏間諜與情報站間的聯絡是由一到兩名官員負責的，一般晚上在指定時間和地點見面，傳達有關命令。這類官員稱為“聯絡官”，讀者將會發現，聯絡官對於潛伏情報官而言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會直接影響他們的生活。

　　作為一名非官方掩護情報官，我必須犧牲自己所有的美國社交生活，遠離有關社交場合。怎樣生活都行，就是不能像美國人。

　　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命運、福禍，都是從聯絡官那兒開始的，也在聯絡官手中結束。

　　如果聯絡官稱職，可資信任，情願把時間花在非官方掩護情報官身上，那就不會有什麼閃失。而如果這條與情報站溝通的唯一管道生銹或阻塞，出了問題，那就等於非官方掩護情報官被折斷了翅膀，甚至更糟——我下麵還要說明。

　　聯絡官是溝通管道，更精確地說則是潛伏情報官的生命線。

　　在中情局裏有一種說法，說非官方掩護任務可以區分一名情報官是男人還是男孩（當然，中情局也有女的非官方掩護情報官），這說明了任務的艱巨性和殘酷性。

　　我作了20年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在局裏至今總共只有6 個人有如此長時間的潛伏工作經驗。我認為我有資格說上述說法有失偏頗，是不正確的。

　　聯絡官的素質直接決定了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工作和生活。聯絡官既能造就、又能毀掉一個非官方掩護情報官。

　　一位熟知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境遇的官員曾經評價說：“這就是很多長期潛伏的非官方掩護情報官不值得去冒險的原因。”

　　無論非官方掩護情報官自己的能耐有多高，都需有一位能勝任的並且有同情心的聯絡官與之配合。我喜歡長期潛伏工作的生活，認為這種生活雖然艱苦、有缺點，但也有很多可取之處。至少更具冒險性。

　　我後來在歐洲碰到一位高級情報官，看起來他十分樂於當一名非官方掩護情報官。使我驚奇的是，他曾作為一名官方保護的外交人員而被我們碰面所在的國家列為“不受歡迎的人”。

　　“你怎麼還敢留在這裏，不怕被捕嗎？你到底怎麼想的？”我驚訝地問他。

　　“小心一點就是了”，他說道。顯然，他大鍾情於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潛伏生活了。

　　小心謹慎可謂是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處世真言。我認為，我之所以能順利地度過近20年的長期潛伏歲月，部分原因就是因為我在日常生活中處處謹小慎微，時刻警惕可能存在的危險，小心駛得萬年船。

　　我曾與一位在不同國家的情報站擔任過站長的退休官員傾談過。他對非官方掩護情報官有不同一般的灼見。他告訴我，他曾有一次在當時最危險的地方擔任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在卡特總統發動從德黑蘭美國大使館拯救人質的軍事行動失敗後，他即在德黑蘭擔任非官方掩護情報站站長。

　　很難想像在那種非常時期和充滿敵意的異域之邦開展情報工作，單是在那兒設“站”已極其不易。官方保護是絕對談不上的。我不禁為他們的智慧和勇氣而嘆服。

　　從他的介紹中我獲益匪淺。我也理解他們是如何從如此艱苦的任務中倖存下來，說他們小心謹慎到神經過敏都不過分，也唯其如此，方得倖存。

　　唐·布朗親自擔任我的聯絡官，在情報站和我之間傳遞訊息和情報，負責所有的與我有關的情報指令、要求、掩護、社交以及繁瑣的行政和財務問題。像他一樣以部長的身份直接聯絡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員，在中情局裏是極少有的。（其下屬有副部長、科長和許多高級官員。我當時是站內最低級別的情報官。）

　　唐·布朗一心希望幫助我，使我成功。儘管他的工作負擔很重，但仍對我悉悉關護，這令我感激備至。

　　雖然唐後來離開了我，給我派了另一名聯絡官，但他仍對我極其關心，看我能否自立。

　　在唐·布朗領導下的一年半時間裏，我發過牢騷，犯過很多錯誤，有時也令唐覺得十分頭痛。雖然我很努力工作，但作為一名情報官員來說，我尚欠火候，沒有做出什麼值得唐誇耀的成績。唐並沒有因此而對我有所責備。如果我犯了明顯的錯誤，他就會間接地提醒我，以使我認識到自己的過失之處和弱點。作為一名優秀的領導，他善良，深請領導藝術。

　　很自然地，後來看到唐在華盛頓的政治舞臺上掌握大權，我一點也不覺意外。

　　我的任務是“熟悉這個城市”，這給我以很大的便利和幸運之機。那位安排我調到東京站的部長將我移交到唐·布朗手下，當唐知道我還從未接受過真正意義上的職業訓練後，又騰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在滂花大雨中陪我在街上走了三個半小時，邊走邊談，向我傳授情報工作中的主要技巧和注意事項。

　　他本是這個行當的頂尖高手，早年間，就曾以在東柏林的工作事蹟而享有盛名，頗有傳奇色彩。有一天晚上他發現自己被秘密員警所盯梢，就索性走入一條死胡洞，盯梢他的秘密員警自認為對地形十分熟悉，就很自信地守在巷口，但卻沒有發現他再出來。其實當他返身出巷的時候，已偽裝得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人，就這樣，從秘密員警的眼皮底下經過而不被察覺，擺脫了盯梢。

　　我曾使用過很多他教授給我的技巧。每次都能從危難緊急的情況下巧妙脫身。

　　例如，他曾教我如何暫時偽裝成跛子，在何種情況下需這樣裝扮，這樣裝扮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我有好多次在狹窄的走道上和對方人員不期而遇，為使對方不致認出我，我就裝扮成破子，仿佛我的一條腿比另一條短了10公分似的。與對方擦肩而過時，眼睛轉向另一方向並向下看。對方從沒認出過我。

　　不注意基本要領曾令我陷入困境。有一次我拜訪一個敵對機構，與三個對方的情報官員談話。要裝扮成跛子。只需在襪子裏放上一塊從鉛筆頭削下來的橡皮筆擦就可以了，橡皮不會弄疼你，但卻在你每邁一步時都提醒你必須跛著走路。

　　我那次沒有依要領做此準備，我只拿了根拐杖，裝得一瘸一拐地到對方那裏，說我患了關節炎（所以我遲遲不露面同他們接觸可以說得過去）。那三個敵方官員都很強壯，目光像刀鋒一樣銳利，目不轉睛地盯著我，聽我解釋。我感到一種不同尋常的緊張氣氛，不久就覺得作嘔。我終於忍不住了，沒拿拐杖，用兩條健康的腿沖進了洗手間，露餡了！

　　叫我怎樣解釋我的荒唐愚蠢之舉！我從洗手間出來時，屋子裏鴉雀無聲。還好那次談話是我掌握主動權，所以對方沒追問令人尷尬的問題，在情勢上占明顯優勢挽救了我。但這一教訓卻深銘於心。

　　我同我未來的妻子初次相識也是這個時候。

　　一次我給一位我在巴黎學習時認識的日本女士打電話。她是一位年邁的貴婦人，以前曾以無憂無慮的愛情生活聞名。我想對她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賭場表示感謝之情，於是請她吃晚飯，而她就將我介紹給她——我未來的妻子。

　　我的女夥伴在電話裏高談說正同照顧她孩子的一位年輕女人在一起，我說我不在意，邀請她一起來。她們來了。

　　老婦人向我介紹了那位年輕女士，並且加重語氣說：“現在，她是一位良家婦女，我要對她負責。你要保證永遠別碰她。放老實點廠現在我和和子一起回憶我們初次見面的那晚時，都會禁不住笑出聲來。和子那時剛剛洗過頭，用一方頭巾包住頭髮，那樣子有點令我反感。她個頭不大卻骨架粗壯，脂粉不施，完全本來面目。

　　雖然她長得並不“醜”，而且開朗友好地對我微笑，但我記得當時我在心裏說：

　　“不怎麼樣。”

　　我帶兩位女士到位於著名的銀座區的高級日式餐廳去用餐。我當時拿著工資和臨時任務津貼，經濟條件不錯。當時我們三個人的一餐飯，在現在東京相近檔次的餐廳可能要花費至少700 美元。

　　和子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婦女，很少在餐廳吃飯，所以對餐廳的環境感到陌生。

　　那家餐廳有一道河豚菜式，雖然河豚的血液裏有致命毒素，但卻被日本人視為珍饌。河豚須由特殊牌照的廚師宰殺製作。此時，餐廳的老闆正在我們前面的櫃檯上準備河豚。

　　和子聽到我們準備吃這道少見的菜式，驚道：“哦！我們不會中毒吧？”

　　真是尷尬。不過餐廳老闆的脾氣還不錯，並沒理會她的話，這倒使我寬心了些。

　　還有很多精美的菜式。我吃得忘形，竟失禮輕聲對和子說：“如果你喜歡，還可以吃我的。”使我吃驚的是，這位良家婦女一言不發，真的開始一盤一盤地吃我的菜！

　　後來我知道，和子是一位羅馬天主教信徒，這在日本人中是極少的。她曾想進入修道院做修女，但修道院主事出於不知道的理由兩次拒絕了她。那時她正在一間孤兒院做義工，照顧行動不便或先天有缺陷的兒童。

　　到我和和子第二次見面，已經過了4 個多月。這也是情報官的職業特點所致。

　　事情不可預見，無法給自己設定日程安排，有事時還無法解釋，可謂身不由已。

　　四年後，當我快要結束派遣東京任務的時候，有親戚朋友問及我：“你要搬去哪兒叩我只能含含糊糊地說：“可能去華盛頓，那兒比較適合我。”不久後，我卻突然搬到了“大城市”紐約，只好又含含糊糊地說：“今後還有可能再搬回我的家鄉巴黎。”

　　我父親和我的岳父都未意識到我的真正職業，他們的看法是我可能不能堅持從事一份固定的工作。

　　臨時任務結束時，我返回華盛頓特區，為長期駐紮東京做準備。

　　局裏向我下達了指令，要我向大多數同事解釋我之所以退出中情局是因為我在東京執行臨時任務時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作為一名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敏感之處。即使對我的同事，我也必須隱瞞我自己的真實身份。

　　談到我作為外國報刊記者的掩護身份，有一段趣事。

　　一家外國媒體意外地給我安排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好職位，在華盛頓充當全權白宮通訊員。這是一個極為特殊榮幸的職位，尤其對於一個像我這樣沒有任何辦刊經驗的新手而言，更是一份意外的好差事。這可能也是很多年輕男女都十分渴求的職位。

　　但是，一個中情局官員有什麼理由必須每天守坐在白宮的新聞發佈室裏呢？除非我辭去中情局的工作，否則就永遠無法開始做這份差事。

　　我依然想成為一名間諜，嘗試冒險的滋味，而不是想成為真正的新聞工作者。

　　而且，我還想在日本住上一段時間。

　　我心甘情願地放棄了成為一名世界舞臺中心的政治新聞記者的機會。現在回頭看看，誠心地說：我不敢肯定我當時的選擇是對還是錯。

　　旅居日本

　　離開臺灣到國外學習12年之後，在東京，我第一次見到了父親，這次重逢使我們激動得禁不住流下了眼淚。父親高興地看到他浪蕩的長子經過這些年以後成了一名令人尊敬的“記者”。

　　幾天以後，父親在國家電視臺晚間新聞播出的一個重要的記者會議的鏡頭中發現了我。因為我坐在會議的前排，我猜到可能會出現我的臉，所以讓父親注意電視螢屏。他吃驚地看到我的側面像大到占去了半個螢屏。

　　作為一名外國記者所需的登記手續都辦妥了。外國記者在日本受到特別禮貌熱情的對待，日本政府官員對外國記者也很熱情，但他們口風很緊，所以日本不是外國記者輕易就能收集到重要消息的地方。

　　我不得不從頭學習如何從事新聞業，同時還得裝作不是生手。事實上，我還是第一次看見那種帶著噪音接收新聞稿的老式傳真機，對於它如何工作，我連最模糊的概念都沒有，也聽不懂關於它的解釋。我很快離開了這臺機器，告訴自己必須儘快學會使用這個神奇的“高科技”新玩意兒。

　　因為我的日語很流利，所以同一組織的日本同事們不知該將我看成是外國人還是日本人。資深的職員對我不太友善，他們很不屑地預言我在以後六個月中將一事無成，因為我不會用英語寫哪怕是最簡單的新聞稿。

　　我將證明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在赤阪的高級住宅區我找到了一套儉樸的公寓。從那時到現在，赤阪一直以酒吧、夜總會和高級酒店而聞名。在東京，晚上有藝伎戴著傳統的假髮和穿著戲服坐著古老的人力車上到不遠處精巧的日本餐館——料亭中表演，而赤阪是東京僅有的兩個這種地方之一。

　　選擇赤阪是因為這裏位置好，交通便利，使我能方便地到其他地方去搭計程車到辦公室，即使是當時所謂的“神風計程車”也只需要40美分，如果坐地鐵則只需8 美分。

　　按照中情局的規定，選定住處必須以保證安全為前提。私下裏我很高興發現了這個地方，這裏有很多外國人——後來得知有很多是外國間諜，夜間則充滿了漂亮的酒吧小姐。我的寓所位於東京最大的夜總會——天皇夜總會的後面，天皇夜總會裏有不下1000名小姐。我搭計程車回家時就常說：“去天皇的後面。”

　　後來有到訪的外國朋方和我一起坐在附近的咖啡店中望著這些可愛的人步行去上班，我的朋友無例外都會被這些美麗的日本女子所打動。

　　一名美國外交官評價我居住的地區：“我從不相信正常人會住在那裏。”

　　我曾以為找到了一處面對小公園的安靜住處，並且能脫離公眾視線，但是我錯了。

　　位於街區一角，離我的住所僅三個門洞的建築裏住著日本最著名的歌星美空雲雀。住在這裏的三年中我從未見過美空小姐，但大部分時間裏，這裏至少會有一部，有時是兩到三部電視站的廣播採訪車停在通往我住所的小巷的入口。我變得對這些記者們很敏感，直到習慣為止。對一名新的間諜而言，這不是能使神經放鬆的住所。

　　按理說，一名記者應該常常盯著新聞並且留意著爆炸新聞的發生。為了能跟蹤最新消息，他必須看許多電視新聞，聽新聞廣播，並且要讀大量報刊雜誌，以跟上形勢的發展。如果想成為一名稱職的記者，他還必須是一個博學的人，像許多從事新聞工作的人所說的那樣，他必須成為一名“新聞癮君子”。

　　我也不例外。從早到晚，我都得看不同的電視頻道，追蹤新聞，將它們進行比較（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現在，如果哪天早晨和晚上不看新聞或報紙，我會渾身不舒服人為盡可能好地完成我的新聞工作，我常常不得不早晨在辦公室閱讀5 種日文報紙，流覽2 －3 種英文報紙，然後是3 －4 種下午版，這些還不包括日本數量龐大的體育報導，因為那不是我注意的範圍。我的雙手常常沾滿報紙上新鮮的油墨。

　　我還每天閱讀1 種日本週刊雜誌，每週6 、7 種，還有英文的時代雜誌和新聞週刊。這些費時的例行公事要求快速閱讀並且濃縮，還需要好的記憶。我很快就獲取了需要的知識。

　　後來，曾經有個總部來的高級官員問我大約花多少時間來作新聞調查，我的回答是“一周的每一天，每天 12 －16個小時”。（為什麼我沒想過要超時津貼呢？）

　　那位官員驚奇地看著我什麼也沒說，顯然這種新聞工作時間表裏沒有留下多少時間做間諜工作，即使新聞和間諜工作在某些領域是重複的。

　　我相信沒有一個記者會對我的日常工作感到驚訝，但我的首要任務是諜報工作而非新聞，如果兩者在時間上衝突，選擇是不言而喻的。

　　這個習慣所帶來的自然好處是我變得非常瞭解日本。利用非凡記憶力，我能記住許多事件、名稱和細節，而且並不限於重要的事件，還包括瑣事和花邊新聞等。

　　這使我在任何場合都很健談。

　　我在巴黎上學時，法國財政部長 Valery Giscand d'Estaing （1974－1981年擔任總統）兩次作國家預算報告，沒用任何稿，所有細節、數字都完美無缺。

　　真是精彩的表演。新聞報導即使是反對黨也站起來為之喝彩。我被深深打動了，於是有意識朝那個方向訓練自己的記憶力。所以在東京，我參加新聞會議以後幾乎能夠不靠記錄而作詳細寫作和口述。這可能是我另一份無可估量的財產，因為情報工作中有時做記錄是一種奢求和一種禁忌。

　　聽而不作記錄——用答錄機除外（即使後來的可攜式答錄機）——不會引起任何懷疑和不安，這也能表明好的記憶力——即使是炫耀——就是高智商。

　　退休以後，有一次我幫助談判一份價值3 ．5 億美元的合約，因為右手腕關節炎發作而不能作記錄，我只能記住討論的內容和細節。長達6 個小時的會議之間，甚至沒有上廁所的機會，對方的一個經理過來問我是否有照像機般的記憶力，很讓我高興了一陣子。

　　間諜工作和新聞工作有許多相通之處，都是打探消息，問刺探性的問題，聽回答，找尋真相，保守來源和機密，客觀、準確。真實地書寫報導結果。

　　許多國家利用自己的新聞媒體在海外刺探情報已不是什麼秘密，常聽說有新聞記者被指控從事間謀工作，兩種工作性質的相通性很自然地將這兩種職業拉到一起。

　　在我加入中情局之前不久，美國政府宣佈美國沒有用本國的新聞媒體作掩護從事情報工作。當然，我不屬於任何美國媒體，我也不知道有哪位中情局官員以美國媒體作掩護。

　　對情報機構來說，與新聞媒介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一名著名記者會有許多朋友屬於情報組織。情報官員對國內和國外媒體會下很大工夫。可以想見這是對雙方都有利的合作。中情局可能會認為這樣付出不多，同時卻收穫頗豐。

　　在我成為記者後的一年之內，部份因為他們的收人接近我“記者”收人的兩倍，也由於我被同事看成講外語的競爭者，在競爭對手如林的合眾國際社、路透社和其他新聞媒體裏工作的朋友多次勸我跳槽到他們那裏。

　　這令人高興，但我只能用想得到的藉口回絕這種更舒適的工作和更高薪水的誘惑。美國媒體不在此列，那是完全禁止的。路透社是英國機構，中情局禁止我n ］在裏面活動（其他美國的親密盟國，如加拿大，也一樣）。

　　約四年以後，我被介紹給美聯社一位主管國際新聞的副總裁。他對我講到日本和中國作為消息來源的重要性正在上升，美聯社將訓練12名年輕記者，6 名講日語，6 名講中文國語。當聽說我是以這兩種語言為母語的有經驗的記者，他說我集三種優勢於一身，應該爭取到美聯社工作。

　　這一次我有些動心了，甚至報告了中情局裏的上級。經過反復考慮，我還是決定留在中情局，上級對我的決定感到慶倖。

　　我的理由並不十分光明正大，間諜工作仍然能吸引我，並且當時我於得很好。

　　如果到美聯社去，因為有嚴重的飲酒習慣，我可能很難習慣新聞機構裏有規律的作息制度，我也不喜歡按時睡覺。

　　後來我為做出這次重大決定感到慶倖。如果沒有後來中情局關於處理過度飲酒的規定，我可能會使我的家庭過著糟糕的生活並且自己早就死於飲酒。

　　中情局雇員為保守秘密而自豪。這是一種建立在絕對實用主義基礎上的文化。

　　一名情報官員首先應學會獨自享受他的成功。而相反，一名記者卻可以將他最出色的報導公之於眾。極密情報官更將之發揮到極致，他只能獨自或僅與配偶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悅，而不能當眾慶賀，即使是來自於中情局同俺的讚賞也是被禁止的。

　　這違背人類需要公眾承認的天性，但他必須接受和習慣這種規定。過去破獲的間諜案表明一個外向的人是不適合從事間諜職業的。我後來注意到，中情局是極少數會讚賞失敗的機構之一，它會拍著你的後背充滿同情地說：“幹得好。”

　　我猜想可能是任務通常很艱巨，就像電影電視中所宣稱的“不可完成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儘管很努力，一名間諜仍然常常會失敗。我不知道成功的比例，但我知道在關鍵地區竭盡全力的行動成功率常常是很低的，幾乎不可能執行的命令，未預料到的突發事件，時間不對，人為錯誤，或僅是不走運，這些都可能使許多艱苦努力付諸東流。在間諜的生活中，挫折是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全心全意的努力所收到的失敗不應看成是災難而應是值得讚賞的工作。

　　與新聞辦公室同事們的預言相反，在學習1 個月以後我開始寫新聞報導，到第2 個月結束時，我變得更自如了。6 個月以後，我已經是一名成熟的記者，能夠充滿自信和駕輕就熟地採訪國際會議、討論會、新聞發佈會。

　　大使館和豪華飯店裏舉行的自助餐會，以及採訪大人物和慶典。

　　但我必須承認不可能沒有失禮之處。

　　在東京的早些時候，在墨西哥大使館的宴會上我看見了一位迷人的夫人，她吸引了客人和記者的目光。我問新來的路透社東京記者站站長這張不熟悉的面孔（可能以後會大幅登在畫報上）是誰，這位新到者也不知道。

　　我神魂顛倒地盯著這位夫人。她年輕，迷人，穿著典型的墨西哥式服裝，皮膚曬得黝黑，眼角上翹。即使在巴黎的荒唐歲月裏精於此道，我仍然猜不出她的國籍。

　　我熱烈的目光堪至可以說是在發送秋波）肯定引起了她的注意，她先是低下頭好像在回憶，然後向我輕輕點頭好像說：“對不起，我真的想不起你是誰。”我只好收回更加粗魯的目光。

　　兩天以後，我吃驚地從新聞圖片頭條上知道這位夫人是裕仁天皇的幼女島津貴於夫人。她的丈夫就站在她後面幾步的地方，很慶倖沒有像以前在巴黎常做的那樣去與前公主“更熟悉”。

　　我還有另外一次與另一位前公主（如果嫁給平民他們將失去“公主”的頭銜）

　　交談，她是裕仁天皇弟弟三笠宮的女兒近衛寧於夫人。近衛夫人與島津貴子夫人（當然還有現任明仁天皇）是親表姐妹。

　　遇見近衛夫人那次，我已經認出了這位有名的年輕漂亮的夫人，而且和她站在一起的是她的丈夫近衛先生。

　　我過去和他們交談。我很高興和熱情，不過我的舉正、所講的日語和英語都不是最優雅的，但這對高貴的年輕夫婦很禮貌和專心地聽我講一些並不深奧的東西。

　　這次宴會上的情形在墨西哥大使館再次發生，當時墨西哥外交部長正式訪問日本並為即將到來的墨西哥奧運會做宣傳。外交部長帶著他17歲的女兒一起來到日本。

　　另一名也是單身漢的美國記者和我企圖從這名年輕可愛的墨西哥小姐那兒得到一些小消息，諸如她可能希望呆在日本念書之類的，這樣可能在墨西哥報紙上發表一條“小小的”新聞。

　　當我用眼角瞧見我的美國夥伴獨自將那位墨西哥小姐弄到一邊，我匆匆地對近衛先生和夫人夾雜著日本和英文講：“實在抱歉，我得回去工作了，我會回來的！”

　　我記得近衛夫人會心一笑——一個少見的情景。

　　日本皇族成員在公共場合很少笑，即使笑他們也很端莊地笑不露齒。

　　我們兩人建議墨西哥外長的年輕女兒到外面的花園去呼吸新鮮空氣。當我們朝門口走去時，一件令我很驚奇的事發生了。我發現五六名穿著粉紅色無尾禮服的傳者靜靜地向同一出口移動，這些傢伙是日本政府保護顯貴的特別員警。通常很刻板的日本政府官員穿著這種樣式的制服真是出人意料。

　　觀察能力對一名情報官員很重要。俗話說熟能生巧，我發覺自己只要見過一眼他們眼睛的轉動、身體的移動等就能認出那些男女同行。專門對付扒手的日本員警在車＿上或店裏能輕易認出潛在的罪犯。同樣地，其他國家的員警常常能通過相同的線索輕易分辨出罪犯和有前科的人。

　　反過來，就像我能認出情報人員或員警一樣，他們常常也能夠認出我來，所以我必須小心。

　　走在大街上，我能認出這類迎面而來的人（日本當時沒有專門的情報機構，公共安全廳擔當類似於聯邦調查局的角色，負責國家安全事務）。我會走大概30步左右然後停下來回過頭看看那人，他也會和我一樣停下來回頭疑惑地看著我。經過幾次以後，我不再理會這種“可疑人物”了。如果被監視，我必須得甩掉“尾巴”，我知道怎麼做。除非有這種必要，我想我不必太在意盯著我的目光。

　　早些時候，我總是對坐在對面盯著我的人感到緊張。一名老練的同事說得很對：“那傢伙面對著你，除了直著向前他沒有其他地方可以看。你希望他能怎麼樣？

　　你能希望他不這麼做而是盯著天花板或看旁邊嗎？”

　　在我結婚以後，妻子常說我的眼睛，尤其是我腦中想著間諜工作時看上去“十分冷酷和嚇人”。奇怪的是當我僅僅作為記者工作時，這種“嚴厲的眼神”很少出現。我嘗試著用微笑加以糾正，但效果不明顯。我猜可能焦慮和內心的緊張會不由自主地在臉上顯示出來。

　　我有一名親近的同事，也是一名極密情報官，他有一次奇異的遭遇：在巨大的新宿火車站，他看見一個感覺像日本安全人員的人。當我的朋友轉身避開他時，瞧了一眼那人帶著的手提包。我朋友後來回憶道：“手提包在眨眼睛。”

　　這件關於“眨眼睛的手提包”的事被報告了總部，得到的答復是：“那可能是我們提供給日本政府的帶相機的手提包，它通過手提包上的小孔拍照。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更好的不閃光的設備。”

　　任何一名腳印被發現的間諜心情都是不平靜的。

　　我聽過許多關於為何日本沒有限制間諜活動的法律的傳聞，所以那是一個間諜活動的天堂。

　　祝你好運。

　　即使沒有法律限制“間諜活動”，如果日本官方決定對你不利，可能會有一千零一條理由——從“背信棄義”到“不受歡迎的盟友”，到“公共道德敗壞”，再到“不遵守交通規則”，你可能會嘆服他們的想像力。

　　一般來說，日本負責公共安全事務的官員有出色的工作能力。那些來自於共產主義國家的間諜人員不會被公開審判，而會根據日本政府當時採取的禮貌的“低姿態”政策得到赦免。

　　常常只有在發生“令人無法容忍”的事件時，“嫌疑人”會被平靜地要求離開日本，僅此而已。感謝上帝，美國是日本的盟國，如果美國情報人員被逮住，最糟糕的也就是會收到站長的命令，悄悄地收拾行李溜出日本。所有受到損害的可能是情報人員的自信心，可能還有他的職業。

　　我剛到日本就收到警告：好好練習職業技能，不要被抓住！

　　不僅如此，有人來傳達站長的話：“如果你們在走進秘密地點時被捕和暴露了，我會活剝了你們。”

　　唉！沒有任何出錯的餘地。

　　蘇聯大使館被日本安全人員從位於大使館對面偽裝成郵局的建築內長期監視著。

　　這是公開的秘密。當一名可疑的蘇聯間諜，這意味幾乎所有蘇聯人，從大使館出來時，一隊日本監視人員會立即行動，坐車或走路，像一群獵犬一樣跟在獵物（也稱兔子）後面。

　　蘇聯人知道這些，所以他們認為應該讓日本安全人員更難辦一些，10－12個蘇聯人會同時走出大使館分別向不同方向分散。聰明吧？

　　碰巧日本並不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國家，當局已經準備好了應付所有可能的意外。

　　10－12個監視小組，每組4 －5 人，坐車或步行從這座無特徵的建築中蜂擁而出，每組都有指定的目標。真是飽和監視。

　　聽到這個我忍俊不禁。那肯定是一個壯觀的場面。那個時候無線對講機還沒取得大的發展，蜂窩電話則是在20年後才出現。

　　對我講這事的高級官員警告說：“腦子裏要記住日本人力資源豐富。如果需要，他們會派10個男人（和女人）跟在你後面。”

　　作為一名“緊張的完美主義者”，我必須特別小心地留意任何可能的跟蹤。一名持中國臺灣護照的極密情報官有一定的弱點，如果我是一名美國公民，我相信日本政府不會干涉，我也可以少點擔心。但是作為在新聞機構中工作的臺灣人，我有理由擔驚受怕。

　　像我們在劣質電影中看到的那樣，停下來彎腰系鞋帶，同時偷偷看一眼背後的方式是很業餘的。這可能明白地告訴你的尾巴你在留意被跟蹤，只能適得其反地招致更緊密的、甚至使你透不過氣來的跟蹤。這些使你厭煩的厚臉皮跟蹤者會阻止你完成任何機密行動。

　　標準方法——用標準方式不會招致任何錯誤——是停在大商店櫥窗前假裝欣賞裏面的展品，實際上利用櫥窗玻璃的反射觀察是否有人跟在你的後面。一次重要的跟蹤一般使用2 －4 人組成的小組，認出他們中的1 －2 個並不困難。繼續走到下一個櫥窗，你會進一步確認。

　　每一個情報人員都應該知道這個，高明與拙劣的區別就在於高明者知道自己的路線，事先也知道櫥窗的位置。換句話說，他事先“踩過點”，知道該走哪條街，該看哪個櫥窗。

　　記住幾條不同的路線並不難，而這對你有很大的幫助。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這能挽救你的行動或你的自由。

　　不幸的是，這種簡單的安全練習很少列人正常訓練中。

　　反追蹤技巧有很多，一種穩妥的方式就是集體行動。你會經過一個有同事在那裏觀察的指定地點。走過兩次以後，如果被跟蹤，同事能夠找出你後面的尾巴。

　　如果單獨行動，你可以保持均勻的步伐，然後突然加大步子。於是跟在你後面和街對面的人會發現他們與你的距離拉大了。多數時候，他們會小跑著跟上來，你會認出誰在跑步。

　　另一個簡單的方法是突然鑽進開有朝街窗戶的小鋪子裏，你可以在裏面閒適地流覽或購物。那個站在外面觀察、好像等著鴿於從天上落下糞來的人就是尾巴。同樣地，你必須事先知道這間鋪子。

　　如果跟蹤者跟得很緊，甩掉尾巴就很困難。我從朋友那裏瞭解到這一點。他是名真正的記者，在一個極權國家裏常被跟蹤。他的跟蹤者常常是一個人，很容易就能認出來。這人通常是站在門邊等他出來。在那裏無需隱蔽，他常做的是靠近尾巴並告訴他自己計畫的路線、預計的停留地點和目的地，同時提醒他：“如果你跟丟了我，直接去目的地，我會在那兒。”

　　我聽說在另一個獨裁國家，一天一名跟蹤者接近我的同事低聲說：“你能走慢點嗎？今天我的鞋子不合腳。”

　　擺脫這種尾巴的難易取決於所在的地點。在一個相對較小的城市，緊密的跟蹤不容易擺脫。因為如果強行甩掉尾巴，一會兒他會召來一群同夥。這樣一來，甚至上廁所也會有人簇擁著你。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需要傳遞一些消息，經典方法是計畫和設立一種快速接觸方式，即當你走到擁擠的大街或走廊的拐角處，離開跟蹤小組視線大概1 秒鐘時間內將消息材料（微縮膠片、微型膠捲、小型磁帶等）傳遞給與你擦肩而過的同事。

　　這種方式在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情報人員間很好用。但如果情報員不熟練，在快速傳遞前會感到緊張，不自覺地手指發僵或拳頭緊握，這會明確提示一名警覺的跟蹤者有事要發生。

　　在中情局的22年間，我主要在大城市工作，即使被跟蹤也沒有多大問題。除了瞭解地形以外，我還充分利用人群，我還有健康的雙腿和舒適的鞋於。大城市也為我提供了大量的計程車、地鐵、公共汽車及商店。更重要的是，有許多大的百貨商店。

　　我常穿著一套傳統的深色西服（或西裝上衣）以及領帶，沒有足以引起別人注意和給人留下印象的顏色和閃光點。同時，芽戴整齊進人高級場所不會招至白眼。

　　我的鞋子，眼鏡和大錢包一起作為重要裝備隨時保持光亮。有一點值得記住：

　　一個日本計程車司機告訴我，他停下來載客之前會看看客人的鞋子。鞋子光亮常常意味著一名好顧客。

　　大的百貨商店是擺脫盯梢的理想地點。這裏有許多可供使用的出口和入口，你可以轉圈或流覽，然後停下來等電梯（不要環顧四周找尋跟蹤者，否則商店的保安會懷疑你〕。坐不坐電梯是你的權利，你可以突然改變主意而乘扶梯，或等另一班電梯。但是如果有多名跟蹤者，至少有一人會和你一起進人電梯看你在哪層落腳。

　　此時你可以在電梯裏睜大眼睛仔細審視周圍的人，即使膽大的尾巴常常也會被嚇住。如果是足夠謹慎的盯梢，結合扶梯和樓梯多次使用這個方法以後，監視的人會失去你的蹤影，或者會放棄那一天的跟蹤。

　　重要的是跟蹤者會再次出現，所以擺脫跟蹤應盡可能表現得自然。換句話說，就是你應該讓他相信，丟掉你是他的錯而不是你故意甩掉他。

　　準備好大量的可隨時掏出來的硬幣和小額紙幣是很有用的。在酒吧或咖啡廳裏，如果你認為只有一個人跟著你，你可以突然站起來出去。那時，你會希望手中有確切數目的錢，和帳單一起放在收款臺上，然後靜靜地走出去而不必跑出去。你的尾巴不會馬上反應，或者他沒有正好那麼多零錢，只好找零錢或在櫃檯邊等著找錢。

　　一般來講，你的尾巴跟不上你。

　　就像對所有情報人員規定的那樣，從走出住處開始，或者是與一名情報員接頭完畢以後，我常常很謹慎。

　　我會改變路線快步走5 －15分鐘，然後坐上計程車到一個地鐵站搭地鐵，直到確信沒被跟蹤。我知道地鐵會打斷當時可以得到的步話機之間的通信。我會從地鐵車站迷宮般的出口之一走出去，自信沒被跟蹤。通常我會在一個咖啡館停留片刻，到達接頭點之前會再走一小段以確信沒被跟蹤。

　　我採取這種路線幾乎到了虔誠的地步。這可能很麻煩，也很花時間，但能保證安全，使我心情平靜。

　　不稱職的同事可能會威脅你的安全。我知道一名不遵守所學職業技巧的情報官從美國大使館出來以後，不是搭兩輛計程車迂回繞道而行，而是像顆炮彈一樣徑直到接頭地點。我一點也不喜歡那樣的行動方式。

　　在咖啡館或酒吧裏找一個能看見人口的坐位，甚至更好的是能通過窗戶看見外邊街上的情況。如果是一隊跟蹤者並且沒有一個人敢進來，他們會因為不知道你是否仍坐在裏面或者已經從後門溜掉了而變得焦慮不安。

　　於是，可以預見其中一張臉孔就像布穀鳥自鳴鐘裏的鳥兒一樣會隔幾分鐘出現一次，從店外往裏看以確信你還在。同一張勝出現兩次以後，你已經確認了你的尾巴。即使有多名盯梢者，這也很容易做到。

　　以後的幾年，我已經習慣了被盯梢。即使我猜大部分是外國政府的情報人員，常常也不知道盯梢的人到底是誰。我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忽略他們的存在。我是一名合法地持有有效簽證的外國人，除非我正在行動，除非我正處在行動的時刻，除非我不知道我的計畫已經失敗——一種不大可能的事情，否則他們不能對我怎樣。

　　我曾經去過一個西歐國家城市裏著名的紅燈區，這座城市以毒品和色情聞名。

　　可能受莫泊桑、佐拉等人的影響，我從學生時代就喜歡在紅燈區裏行走。在妓女中我發現了一些可憐但富有吸引力的故事講述者，雖然她們的故事可能僅僅是“故事”。我喜歡和她們聊天，偶爾給她們買點兒飲料。

　　在昏暗的燈光下，那種頹廢的氣氛反而更有吸引力了。在臺灣，在美國的都市裏，在法國，在西班牙或在日本，也是這樣。

　　和其他城市一樣，這座歐洲城市的中國城也位於紅燈區旁邊。我在中國城吃過飯以後到街上張大好奇的雙眼閒逛。我發現一名衣著寒酸的男子跟著我。我從街的一邊換到另一邊，但這人仍然跟著我。開始我認為可能是個同性戀者，但他顯得太有耐性，而且不整潔。我開始放開步子快速前進，那人跟在我後邊跑，確定無疑！

　　沒有做更好的判斷，我也跑開了。周圍幾乎沒人，我不知道這人是吸過毒的暴徒，是同性戀者，是劫匪，還是在這個骯髒地區工作的政府秘密毒品調查員。最終我跑過了這人，安全回到了我所住的飯店。

　　我年輕、體力更好的時候，在“普通人”不敢去的貧民區或破爛的地方從來沒有遇到過麻煩。

　　然而，這一次我必須承認我害怕了。很自然，當你不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時會更加害怕。

　　在歐洲的許多城市裏，旅館對外國人的登記使得第二天早晨員警知道什麼樣的外國人呆在哪家旅館裏。這是在電腦還沒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樣，我孤身一人呆在這座城市裏，打發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三天時光。一名極密情報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確定旅程和行動。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計畫。然而即使這樣，也沒人知道我所在的確切地點。對一名極密情報官來講，這既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飯店的咖啡廳喝咖啡時，我感覺到被人監視了。沒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一種直覺。我環顧四周，只有一個人將報紙舉到桌面上閱讀，當此人放低報紙看我時，我確信他就是監視我的人。

　　此人年輕、整潔、衣著講究，帶著軍人的舉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員或是反毒官員，不管怎樣，這不關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報官，而且那人可能也看出來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國家裏，我沒有任務。）我想到了前一個晚上跟蹤我的人，但我並不在乎。

　　15分鐘後，我發現那人消失了。即使沒必要擔心，我還是有些不安並環顧四周。

　　那人坐在隔我三張桌子遠的正後方，我後悔不該四處張望，這會顯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個歐洲大城市的一間中國飯館，我看見一個像東歐人（敵人！）的男子和一名年輕的東方男子在一起吃飯和交談。以我的經驗，我覺得這是一名情報官和一名特工在會面，那情報官可能正用英語低聲地向他的特工傳達指示，但我甚至不能確定他們用的是哪種語言。

　　這座城市以間諜活動而聞名，但我的任務不是替美國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抓間諜，於是我繼續吃飯，看我的英文報紙。

　　很快，那名“情報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個誇張的手勢表示去樓下的衛生間，將上衣留在了椅背上。開始，我並沒在意。

　　15分鐘過去了，半個小時又過去了，始終不見那“情報官”回來找上衣和他的朋友，我開始留意了。

　　可能“情報官”也認出了我。因為在這座城市裏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以不能被識破身份或受到干擾。那人可能會去叫一群幫手來，我決定趕快離開。

　　由於可能已處於被監視之中，我採取了自己偏愛的路線：叫一輛計程車去這城市裏的紅燈區。雖然我從沒去過，但從地圖上知道開車需要半小時以上。我催促司機開快點兒（似乎每個朝紅燈區去的人都很急），這樣可以輕易擺脫任何可能跟蹤的車輛。況且，紅燈區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為一個男人消失半個到一個小時或在一個酒吧呆一會兒又換到另一間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處遊蕩，在妓院、商店、酒吧裏很快地進出，然後叫另一輛計程車回到那中餐館附近我出發的地方，因為我希望在那個地區尋找一間適於另一晚上行動的夜間俱樂部。當我從一間夜間俱樂部走到另一間時，在一個拐角處和一個男人相遇，幾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惡的“情報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發出奇怪的尖叫，顯然，他和我一樣感到意外。我很沮喪，因為這意味著將近兩個小時的行動白費勁了。

　　我有些生氣，決定看看這人如何反應。顯然他不是這個國家的官員，所以我沒必要擔心。我唯一考慮的是天已經晚了，計程車越來越少。我坐在一間小酒吧裏，從這裏能看見街道，可以確信那人正從外面盯著我。像教科書裏的情形一樣，每隔大約5 分鐘，他就會把頭伸進來找尋我，每次我都會瞪著他。就像我從一開始就正確估計那樣，他肯定是間諜一類的人物。

　　我認定這是一名不合格的“情報官”，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站起來，走到計程車招呼站叫了一輛車，用同一策略第二次向同一個紅燈區駛去。到我確信自己“乾淨”，回到旅館時已經疲倦不堪，為自己糟糕的運氣而噁心。唯一的安慰是那晚可能有一名敵對方的情報官在擔驚受怕。

　　有一次在歐洲，我不得不搭乘火車去另一個大城市執行任務。乘短途火車來往於許多歐洲主要城市間不會在護照上留下過境記錄。（這是我乘火車的部分原因。）

　　當我下了火車坐在火車站的一家小咖啡館裏時，我注意到一個帶著詭異笑容看著我的人，可能是便衣員警。我很厭惡那種笑容。我要去這城市的一個敏感區域，可能會被盯梢、拍照，或者在行動時被“識破”身份。我的事已經夠多了，不需要節外生枝。即使有已經被認出來了的緊張感覺，我也不願在開始困難的任務之前被“認出來”。

　　任務完成得比預期的好。我已經被告知在那個地方可能會被當地政府監視。因為拜訪對象很熱情地陪我進門又很熱情地送我出來，所以會面時我不能隱藏我的形象和偽裝走路的姿勢。因為我從那個敏感地區出來花去的時間比預計的多，所以可能已經被清晰地錄影和拍照了。但我並不在意，我告訴自己“沒人知道我在這一城市裏”。任務成功以後，我更可以這麼認為。

　　在這裏逗留的三天時間裏，我甚至還進行了一些觀光活動，與一名在日本餐館偶然結識的日本女孩約會。

　　不錯，很不錯。

　　在返回途中走進歐洲列車的車廂時，我吃驚地看到那不受歡迎的人帶著令人不安的笑容正站在我車廂的外面。

　　這次我有些擔心了。我能想到那人甚至知道我住哪家旅館。火車離站時，他仍然沒有離開的意思，這簡直是“貼身監視”，我更加擔心了。

　　我想找一種解決方式——除掉這人或有所行動。如果是在電影裏，我會將他引進洗手間，刺穿他的心臟，於淨利落地將他扔出火車。雖然我自信是一名應變力強的情報官員，但這不是電影。不過我也沒有驚慌失措。

　　在那座城市裏我將進行重要而機密的工作，不能讓他跟著我，否則他甚至可能知道我要於什麼。那人一直跟著我通過邊境，在火車上檢查時他對我的護照不感興趣，這使我相信他已經瞭解我到一個程度了。他到底想幹什麼？我並沒做什麼違法的事，在過境之前好像他不會逮捕我。

　　在車廂裏我看見了一名年輕漂亮的歐洲女孩。開始我講法語，當發現她也將英語當成第二母語時，我混雜著兩種語言與她交談。我過去所受的教育和經歷幫了我，這種“愛情遊戲”我很熟練。我猜想那個討厭的男人也能說這兩種語言。那時我已經想到了策略，我不擔心。

　　我買來啤酒、葡萄酒和零食和那女孩狂熱地吃喝起來。“喝！再來廠我知道混和酒的強烈效果，開始用聽得見的聲音和她調情，而她格格地嬌笑著。那人則站在走廊裏聽。

　　我大聲地要女孩寫下她的電話號碼，但不讓那男人知道是什麼。我們許諾一到目的地，放下行李後就聚在一起。

　　到達終點站時，女孩已經喝醉了，而我相信自己看上去也醉了。我看見那張令人討厭的面孔消失在車站的人群中。或許他認為我僅僅是一個錯誤目標，或者是無價值的不合格情報員，抑或是其他類型的行動人員。不管怎樣，我盯著那人過了一段時間，確信我和那女孩已經擺脫了追蹤者。

　　我懷疑那人會帶著我的名字去當地政府尋求合作以對我進行徹底調查。我提醒自己，間諜的通病就是偏執，畢竟這是另一個政府。火車上遭遇以後我再也沒發現自己被監視。

　　最終我把那女孩弄到了我住的飯店，謝天謝地，還不賴。

　　幸運的是，日本是美國的親密盟友，儘管當時大部分日本的反對力量大聲攻擊美國，我還是越來越喜歡自己的生活和新聞工作。

　　母親也來到東京和我重聚，她開心地看到我成為一名在社會上受人尊敬的外國記者。

　　一大，母親整理我的信件時，一個偉大的時刻來臨了。她問我是否要接受其中的一個邀請，我看了一眼說：“不，媽媽，我不會出席的，我寧願花時間和你在一起。”

　　她說是來自首相辦公室的邀請，我說不，可能有其他機會見到首相。母親快哭了，她肯定在想，這個曾經“沒希望”的兒於真的成功了。

　　確實，我喜歡特殊的社會地位。在一個宴會上，一名美國記者邀請我一起與佐藤榮作首相聊聊。佐藤首相很高興地用日語和我交談，因為他不講英語。他招呼他的閣僚——大藏相福田糾夫和外相三木武雄：“福田君，三木君，過來見見洪先生。”

　　他用比叫閣僚們更高一級的尊稱稱呼我，這是日本的普通禮節，但對一名33歲的年青人是多麼榮耀。

　　兩位部長過來和我握手，福田先生和往常一樣容光煥發地說很高興見到我，還友好地問了幾個問題。三木外相告訴佐藤首相，通過新聞發佈會他已經認識了我，我感謝被認了出來。福田先生和三木先生後來都成為日本首相。

　　這裏還有一段關於三木武雄先生的小插曲。一次，我用化名和“輕偽裝”進行活動（“輕偽裝”就是用一些東西稍微改變外觀而不完全改變面容），到所住飯店的餐廳去吃早餐時，三木先生和他的秘書過來坐在前面離我很近的地方吃早餐。

　　三木先生立刻就認出了我。當時對應付這種窘境還不太熟練，我想我不能帶著這種奇怪的外表去迎接他，並且帶的名片也是化名，我也解釋不了為什麼會一大早獨自呆在這兒。三木先生的臉孔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熟悉的，三秒鐘以後我就不能裝作剛剛看到他。我決定扮演預定的“外國人”角色，不理三木先生。同時，三木先生歪著頭皺眉思索，並且盯著我，好像在說：“我確實認識你，不是嗎？”我不得不忍受這頓匆忙的早餐，希望三木先生不要猜疑自己是否老了。

　　如前所述，在日本，如何拜訪一個人是很重要的。1991年9 月，我在東京見到了妻子的表弟，他正在給宮澤揆一先生打電話。宮澤揆一是前副首相，後來是首相位置的競爭者。表弟沒有用通常的稱呼，對外人而言，這是一種輕蔑的表示或是一種謙卑的舉止，但我知道並非出於輕視。我問表弟他與宮澤先生的關係，他說宮澤先生和他是同一祖父母的表親。他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我從去年起一直讓你去拜訪他。”

　　即使當時宮澤先生忙於競選首相，他還是很親切地接見了我。因為我已經公開退休了，所以我奉上了自己用英文和日文寫的小傳。宮澤先生將兩種版本都仔細看過了，甚至很快注意到兩者間一處輕微的差異。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報官員”在他面前，而且還是遠親，宮澤先生似乎很驚奇。帶著好奇的眼神，宮澤先生問了我一些關於過去和現在的問題。他很謹慎地沒有觸及什麼敏感或令人尷尬的問題。我們一直呆到秘書進來提醒他下一個約見。

　　宮澤先生的確登上首相寶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給人們的記憶：在他的領導下，保守的自民黨政府在執政38年以後第一次被細川護熙首相領導的更開放的聯合政府所取代。

　　我作為外國記者的地位即使不是每週也是逐月在提高。我參加了許多在大使館和高級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我逐漸對這些飯店瞭若指掌。

　　飯店是間諜活動最便利的舞臺。在這裏可以公開地或秘密地進行集會、會談、宴會、閒聊、喝酒、吃飯、交換材料等。這裏有走廊、拱廊、餐廳、大廳和酒吧，當然還有房間，對情報搜集者來講，它們就像設備完好的遊樂場。如果需要還可以很方便地叫計程車迅速離開。

　　我開始用心去瞭解東京大部分豪華飯店，以及地點、路線、公廁、公用電話和出口。

　　只有一個出口的飯店是不受情報人員歡迎的。這就像一個老鼠洞，房中的偵探會隨時警覺地盯著唯一的出入口。

　　我開始被邀請參加雞尾酒會、自助餐會、重要人物的接待會或慶典等。

　　鋪張的自助餐會在日本很普遍，鮮花點綴或冰雕裝飾的大廳裏擺著各種佳餚美食，客人也很多，但我幾乎不認識他們。我一般因惦記自己的首要目標，在這種聚餐會上吃喝很少。但在這種場合很少有行動機會。如果餐會上很擁擠，我就不能隨意走動，那麼我會試著呆在離食品臺較近的地方，而且傾向於靠近我喜愛的食物，如生魚片。龍蝦和小蝦等，等待著或許有吸引力的談話對象出現。

　　即使我是酒精中毒者——這個稱呼當時仍然不普遍或不被瞭解——就像被東方人稱讚的那樣，我很英雄般地喝酒。

　　後來在另一個場合，在一個中國人的招待會上賓主間相互敬酒，我幹了24小杯強勁的茅臺酒（另一名客人誇口他喝了25杯）。我幾乎接受了一名侍者狡猾的挑戰而將整齊擺放在我面前的12杯滿滿的酒喝下去。也許我全喝下去也沒什麼惡反應，但這樣會使陪伴我的妻於——可憐的人——受到全場矚目。

　　在東京的那些聚會中，我的記者身份很好地幫助我與外交官、記者同行、以及可能是許多國家的情報人員接觸，我過去對國際關係的研究和大量的閱讀得到了極好的回報。我可以很明智地講話，用靈通的消息和趣聞使談話變得更活潑。有幾個大使經常用非正式和甜蜜的口吻徵求我的意見。

　　當時，日本嚴重依賴於美國情報的輸人，與日本有關的事務由中情局東京站聯絡處以緊密協作的方式掌握著。因為我與該處不發生聯繫，所以我與日本政府之間的關係純粹是從記者的角度出發的。

　　日本外務省讓我感覺很愉快，我試著盡可能真誠地與那裏面的官員相處。

　　一次，一名新來的外國記者無知地寫了一篇刺激性文章，講新近回歸日本的小笠原群島上“可能進行核子試驗”。這篇文章完全不負責任，忽略了日本人對核問題的過敏性，但是這條消息立刻上了那記者的祖國報紙的頭條。新聞工作方面的老闆要求我寫一篇相似的文章對其加以證實。

　　我認為這很荒謬，只有不了解日本人的傻瓜才會捏造這種毫無依據的故事。如果我寫了任何與之輕微相似的東西，外務省的朋友會瞧不起我，因為他們知道我應該更瞭解實情。這是卑鄙新聞的典型事例，但我傷害了老闆的感情，因為他不了解情況。

　　不久，我與外務省的和睦關係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外務省每週發佈一次外事新聞簡報，主持人通常用英語發言，錄相和出版外務省新聞發佈會記錄也是用英語。

　　有時主持人，即情報文化局長官會打斷報告會，私下用日語向我確證一些消息，使我非常得意。外務省發言人是一名溫文而雅的卓越的外交官，是第一個用英語主持面向外國記者的新聞發佈會的外務省首席發言人。後來，他升職去了倫敦當大使。

　　然而，我的極密情報官身份在東京站內仍然是機密。

　　一天，一次極密情報官的秘密會議分發了一個緊急電話號碼。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們通常假設所有美國高級外交官的電話都受到了所在國的監聽。在遭到逮捕或遇到其他與所在國政府有關的緊急情況時，這個號碼可被確認為是駐日美軍基地的一個號碼。

　　我是唯一沒有得到號碼的極密情報官。我仍然記得當我詢問時，聯絡官幽默的回答。

　　“為什麼我沒有得到它？我能得到嗎？”

　　“不，保羅，你不能。”

　　“我可以問為什麼嗎？”

　　“因為你的身份屬於機密。”

　　“喊！那麼遇到緊急情況時我該怎樣做？”

　　“你只能在監獄裏耐心地等待。”

　　“什……什麼？哦！別這樣，你一定是開玩笑。”

　　“不，我沒有開玩笑，我們不能給你這個號碼，你只能在牢裏耐心等待。”

　　“哎……”

　　我採訪除體育以外所有類別的新聞。然而出於個人愛好，我能得到了世界拳擊錦標賽靠臺邊位置的票。當時日本擁有幾項較輕級別的桂冠。

　　我採訪過許多訪問日本的外國政府首腦，遇到過無數為某一理由訪問東京的外國政府部長。使人記憶深刻的是南斯拉夫的鐵托總統，還有他的淡色眼鏡、雪茄和小手指上碩大的鑽戒。印度甘地總理是另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人物。

　　我是一名快手。採訪國際會議時，在聽的同時我已經準備好了句子。回到辦公室面對打字機時我已經想好了第一段。我在法國受到的寫作訓練對於概念的產生和文章結構的組織起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在這一方面，不少同事會以他們的開頭段落向我徵求意見，這令人喜悅和滿足。

　　我採訪過兩名國際選美賽的參賽者，享受被邀參加的幾個場合的每一分鐘。我發現近看不是每個參賽者都漂亮。

　　在一個為參賽者舉辦的慶祝會上，我和一名參賽者聊天，預測她會進人前三名。

　　她謙虛地認為自己沒那麼漂亮，並許諾如果我的預言成真，她將和我約會。

　　最後她獲得了亞軍，並實踐了諾言。日本贊助商精心地為每一位獲勝者安排了一名長期陪伴，以避免傳出任何絆聞。她用小小的詭計甩掉了跟隨。

　　我帶她去了酒吧和我知道的一個搖滾俱樂部。當時在東京很少見到美麗的白種人，至少不會像她那麼漂亮。日本男人們震驚了！他們用忌妒和羡慕的眼神瞧著我們，從中我獲得了極大的尊重。我也很尊重這個充滿魁力的女人，她是參賽者中唯一的研究生。

　　我開始理解“無冕之王”的力量。有一次，一幫人佔據了我緊鄰的公寓，通宵達旦地喧鬧。儘管我還沒將那種力量發揮到極致，我確實成功地驅逐了這幫暴徒。

　　一個晚上，通過我用鏈條鎖住的鐵門開口處，我大聲要求他們安靜。他們並排站在開口處，想看看這個膽大的外國人是誰。我咆哮著責罵那些面孔，宣稱如果他們不立刻安靜下來，我會打電話給東京警視總監。兩天以後這幫人搬了出去，房東為此十分感激我。

　　這次並非是虛張聲勢，我完全可能打電話給警視總監。雖然我可能沒有機會對總監本人講，但我可以同他的助手講，他的助手會向外交部查證。在核實我的地位和身份以後，警視廳會及時趕來處理這件事。

　　日本對外國記者永遠是最熱情的。

　　當我的記者生涯步步上升時，我的間諜職業卻從來沒有上升過。唐·布朗耐心地引導我向這個或那個目標前進，但我作為一名間諜仍很不成熟。我能夠愉快地單獨採訪諸如巴西總統夫人科斯塔·達席爾瓦這樣的大人物，並且寫出她第一次經歷地震的故事。但我在採訪那些可能提供情報的真正目標時，卻感到很困難。

　　第一次採訪一名很有價值的對象時，我有很充分的理由認為應該和採訪其他人沒有什麼區別。

　　但事實卻不是這樣，我很緊張，以致能看見我的雙手和記事本在桌上顫抖，我不得不將記事本放到膝蓋上加以掩飾，結果記事本又從抖動的膝蓋上掉了下來，近乎一場災難。幸好沒有更糟的事發生。

　　根據日本對簽證的要求，我不得不每半年離開日本一次去更換我的簽證。我可以選擇去南韓、臺灣、關島或香港，旅費由中情局提供。

　　我第一次旅行去了南韓。旅行中我還必須做一些煩人的間諜工作，因為我缺乏經驗，結果變得無關緊要。

　　當時正是南北朝鮮關係緊張時期，實行嚴格的宵禁，任何違反者都可能沒有爭辯的機會而被槍斃。

　　我連一個韓國字都不會說，也不想對韓國人講日語，因為我認為這樣會觸怒韓國人，使他們回想起悲慘的過去。

　　到達漢城的頭一晚，我放下行李就準備到飯店外面來一個夜晚“冒險”（這是我到一個新地方的惡習）。

　　將鑰匙放到飯店的櫃檯時，我聽到服務生對我說了些什麼，因為不能理解，所以沒有太在意。

　　朝著飯店的前門走了幾步，我似有所覺，回去問那服務生剛才說什麼。經過多番努力才聽懂他帶有口音的英語，他剛才是提醒我午夜的“宵禁”，而當時是晚上11：53。

　　第一次去漢城旅行，唯一值得誇耀的是我為一個俱樂部賭場的保險箱作了慷慨的奉獻。我被騙買了只假的“質地很好帶著特殊綠色釉彩的李朝油罐”，而且還從一名“值得尊敬的博物館長”（即出售者自己）處得到了“真品”的證明。

　　多年以後，我向我的日本耶酥會導師展示這個“稀有的古代罐子”，他對多個地域的文化有深刻的瞭解。

　　這位神父看見罐子後馬上就笑了。按照他的說法，這是一件拙劣的作品，期望的紅色沒有顯現出來而代之以綠色，確實是“稀有”。

　　我有一位親密的女性朋友專門從事古董交易，來往於世界各地進行“有價值的收購”。我曾經試圖以“50萬美元的特殊打折價”將那只“稀有的罐子”賣給她。

　　我們常常以那只愚蠢的罐子開玩笑取樂。

　　我仍擁有那罐於，準備以50萬美元的價格將它賣出去，或者不行的話，只要超過200 美元就行。

　　在開始的一年半間，唐·布朗是我所在的東京站站長。按照唐的說法，我在一份報告中提供了“一句話”

　　，但他仍然和藹地讚揚我。後來我覺得這糟透了。

　　情報報告（IRS ）是指由站裏負責報告的官員將所在區域搜集到的情報分類整理而得的報告，它將被回饋到中情局總部，然後，如果被認為有價值或有用，它們將被重抄並散發到我們稱之為“顧客”或“消費者”的適當管道，例如白宮。國務院。國防部等。

　　在我加人中情局的很久以前，一名天才已經在東京建立了一種計算方法：按照年度發往總部的情報報告數進行東京站全年費用的分配。我得知情報報告的價值是每份10000 美元之巨。

　　我曾經碰到一名怪異的情報官，他宣稱自己在較短的時期裏已經從東京發了2000份報告。是否屬實非常值得懷疑。當他聽我講到關於報告的價值時，試著口算但不能進行乘法運算，只好找來紙筆算出他的“2000份報告”已經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他大聲驚呼：“2000萬美元！我寫出了價值2000萬美元的報告！！”

　　我想他可能會用心髒病來獎賞自己。很遺憾，就像後文將要提到的那樣，某些中情局官員並不是那麼聰明。

　　60年代後期，在相對保守的日本，性解放思潮還沒傳到。但在那裏，我曾經有一段花花公子似的快樂時光，在酒吧裏與女人邂逅或相會。據我所知，只有其他國家的男人才會有這樣的經歷。

　　在巴黎，有時男人們很自由地相互“轉讓”一名隨便的女人。圈子裏的每個人，包括女人，都會獲得愉快的享受。

　　我一定程度地進人了一個由24－28歲的日本職業女性組成的“性圈子”。按照當時日本人的標準，她們是少數已過結婚年齡的人。她們中的大多數是辦公室女性，有固定收人，外表和品味高於一般人，已經有過一兩個愛人，並且厭倦了單身生活。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她們有一套轉交男人的制度。如果我沒有親身經歷，我也不會相信。但這千真萬確，我很高興從中受益。

　　我從圈子裏的第四和第五個女人之間退出了。因為誤解了約定的時間，她們為我而爭吵。我從來不喜歡與女人之間有淩亂的關係，而且在國外進行秘密的間諜工作，我也不想鬧絆聞。但是當它進行時，確實很好。

　　一次，我和其中的一個女人在一起。我不明白她為什麼非要將我承諾的一頓晚餐搞成一回大事。當時在日本，女人很少戴時裝帽子，而她戴了一頂無邊女帽——

　　令人費解的裝扮。但這並沒有使我煩惱，因為我已經穿上通常的深色西裝。

　　去吃飯之前，我不得不中途下車去一家主要的報社道歉不能應邀參加雞尾酒會。

　　我不知為何當晚會舉行這個招待會。

　　招待會的接待工作由年青人管理完全是個錯誤。我看了一下準備好的客人標籤，可能總共只有100 張。在我道歉之前，我們被不容分辯地引進大廳。這些沒經驗但過份熱情的男人和女人歡迎和我一起來的女士，並告訴我她不需要正式邀請。我看見許多年長和尊貴的男人，所有的男人都在輕聲地交談。當發現我年輕的女友是招待會上唯一的女性時，我知道大錯已經鑄成了。

　　在我能警告之前，我的女友走到了大廳中央，遠離我所能及的地方。在這裏，主賓——一名很著名的美國人將要講話。我後退到牆邊，發現自己站在美國大使旁邊，他可能是在場的第二重要人物。當然大使不知道我的真實背景。我們低聲交談了幾句。酒會開始時，我的女友很高興，而我卻希望牆上有道縫能讓我鑽進去。

　　第二天，我驚駭地在那家報紙英文版第一次印刷的頭版發現了一張照片。報紙中央，我的女友戴著無邊帽站在雞尾酒桌邊上，沒有標題解釋，而美國大使和我在背景裏清晰可見。但我知道，當時的皇太子妃（現在的皇后）常喜歡戴一頂無邊帽，因為這點輕微相似性，這家報紙的工作人員誤認為她是皇太子妃了。可能不能確定，所以標題沒有指明身份。

　　在我能夠從頭暈中恢復過來、打電話更正之前，第二次印刷的報紙又來了。謝天謝地，照片沒有了。

　　我還將那張照片附上簡短的解釋寄給了在臺灣的父母。

　　我並非隨時都在拈花惹草，職業生涯裏最恐怖的經歷發生在這段時間裏。

　　在我的上司唐·布朗的指引下，我“幫助”了一群危險的敵人。他們說想請我吃飯以表達對我的謝意，我愉快地接受了。

　　我被接上了一輛計程車，兜圈子直到完全迷失了方向，然後被從後門領進了一家飯館。我不知身在何處，更糟糕的是沒人知道那晚我和誰在一起和做什麼。

　　在一間隱密的無畝小房間裏，一名我從未見過的人進來說他將做東。我的食物，啤酒和葡萄酒拿了進來，但沒有主人的食物。

　　主人保持著禮貌的恣態，但沒有笑容，幾乎是陰沉著臉，看上去像一名慍怒的腦外科醫生將要進行一次困難的開刀手術——針對我的腦袋。

　　對我惴惴不安的提問，他回答說他不餓，他也不喝酒。謝謝你的關心。

　　主人簡短地請我享用食物。很好，非常感謝！我餓得幾乎可以吃下任何東西！

　　（不管裏面有什麼。）

　　在緊閉的房間裏，他禮貌地問我一些經過考慮的試探性問題，同時仔細觀察我的反應。

　　因為經歷過更艱苦的生活（我曾經考慮過要加人著名的法國外籍兵團），我已經學會很快做出決定。儘管我平時很固執，在那個時候我放棄了自我，準備面對某些事情，可能是死亡。

　　總之，死亡從來沒有像那樣嚇著過我。這兒最壞的可能就是死亡，我想最有可能的是下毒，這將是可惜可歎的事。如果當時有其他的希望和機會的話，可能會是一架飛機從天而降，正砸在這間可惡的飯館頂上。

　　我能夠保持面部毫無表情，但我能裝得比毫無表情更好更有效。這在我更年輕時得到了很好的考驗並且多次被證明有用。

　　我津津有味地吃著，假裝很高興地盡可能喝酒，好像如果食物或酒中有毒，我希望能快點兒死。

　　如果食物真有毒就糟糕了，但我想如果那位高深莫測的主人覺得我太笨、太傻或不值得信任，對他沒有任何用處，那麼或許有救。

　　最後，當我明顯醉了，我說：“非常感謝你的美食，我已經喝得太多了，請叫輛計程車送我回去。”

　　他真的叫了輛計程車，我安全地回到了公寓。

　　這次經歷給了我一個難忘的教訓，使我甚至是從中情局退出以後，一直考慮以後可能會用上的對策。

　　當我還是單身漢，沒有人可以告之我可能去了何處的時候，我會記下約會地點、時間、我將要會見的對象，以及如果可能的話，還有原因。然後我會將那張紙封在信封裏放在寫字臺抽屜裏。如果我死了或消失了太長一段時間，東京站的人，可能還有日本員警最終會到我的寓所找我。如果我真的死了，他們會為我報仇。雖然這不是令人愉快的想法，但必須這麼做。

　　婚後因為不想嚇壞已擔驚受怕的妻子，我把將要進行會面的細節寫下來，裝在信封裏藏在我們的一個秘密地方。我告訴妻子，如果我沒有回來或是在固定的時間裏（例如早晨的3 點或6 點）沒有聯繫，就走出住所找一部公用電話如此如此打電話，然後去找一個她認識的人將信封給他。這樣有望使搜尋工作運轉起來。

　　同時，這也能發動報仇行動。我不會讓人殺了我之後逃之夭夭。

　　這可能不是很符合天主教徒的行為方式，但這是一條求生之道，而且我當時還不是大主教徒。如果有人殺了我，殺了那王八蛋為我報仇！用任何可能的方式！

　　這是自衛的基本準則。如果將之公諸於眾或向敵人宣佈，也被稱作“威懾”，這將是強有力的有效安全措施。如果不公開宣稱報復意圖，“威懾”將毫無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法國總統查爾斯·戴高樂致力於創造相對較小的法國核武器系統“La Force de Fppe”。儘管它被嘲笑為“死後的”報復，因為法國可能已經被消滅了，所以意義不大。但是它確實起到了顯著的威懾作用。

　　我相信一名情報官員必須具備勇氣、力量、決斷力。執著、狡詐，如果需要，還有冷酷，這是從馬基雅維裏處學來的。

　　我在法國就讀的學校有一句座右銘借自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獅子的力量，狐狸的計謀。”

　　在美國，一名“馬基雅維裏”被認為是冷酷、邪惡和遭人厭惡的，但法國人更實際，更誠實，而不是僅僅是從片面地批判馬基雅維裏。

　　我們學校從不忌諱走向成功的最佳途徑，並且產生了大量法國外交官和政治家。

　　想想美國的總統，他們中所有的人，包括偉大的林肯都有一點兒馬基雅維裏似的性格，否則他不可能成為總統。

　　後來我造了一副刻有這句箴言的手鐲。多年以後當我第一次到佛羅倫斯旅行時，我去參拜了馬基雅維裏親王的墓，以表達我的敬意。

　　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能理解那人為什麼要請我吃這頓“難忘”的飯。經過思考，我猜這些人在考驗我，考慮怎麼用我，如果計畫失敗就可能殺了我或讓我“消失”。

　　後來在有了新的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我想到了更可信的理由。毫無疑問他們在考驗我，但他們的目的是想招募我，如果失敗則可能採取綁架的手段。我醉酒的表現可能使他們失望，從而使我從險境中解脫出來。

　　這次經歷為前文所述在歐洲有人跟蹤我到火車上提供了教材。我發現有時裝傻是很有用的，它可能會傷及自尊心，但它可能會救自己的命。

　　婚姻

　　秘密情報人員的孤獨生活遠遠出乎我的預料。

　　不只是因為秘密世界中的緊張工作，也不只是因為繁忙的記者生活，還因為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世界開始讓我心煩。幾乎沒有同事間的交流，也沒有可以敞開心扉隨意暢談的朋友，更不能將主要的工作做為笑料。那些偶然交上的女朋友，遠遠不能滿足我精神上的需要。

　　作為學生或從事其他職業，我已經獨身生活了許多年。以前，我度過了很多孤獨的時光，比如獨身一人休假，幾乎不和人交談，以至於一段時間裏我的語言功能明顯退化，但我從沒有過現在這麼強烈的孤獨感。

　　我曾經是一個充滿激情的青年，曾經多次陷人死去活來的愛情之中。其中大多數可以算作浪慢故事般柏拉圖式的單戀。可能是第12次，也是最後一次，我被深深地傷害了，於是我發誓不會再愛上別人。可是我沒能做到。

　　當然這次是遇見了我的妻子。我愛很多人，很多事物，但這種愛有別於其他，我不願沉溺其中。對我來說，“戀愛”意味著一定程度上失去自控，判斷能力下降，某些盲目的自我犧牲，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種愛比別的愛更偉大。

　　我有不少啡聞，曾被看作是一名聲色犬馬之徒、“冒險家”、“征服者”、“一夜風流”、“常換常新”。不管別人怎麼叫我，我極少整夜和女人呆在一起，原因是我常常到睡覺時喝得爛醉。隨著咽部肌肉的放鬆，我會發出響亮的鼾聲。考慮到這個，婚姻對我而言曾是很遙遠的事。

　　而且我有強烈的遵守諾言的責任感，所以我很嚴肅地考慮過自己是否能和一個女人以通常所說的“婚姻”的方式結合，是否能和同一個女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生一世生活在一起。

　　每次回到寓所看見與早晨離開時無區別的床鋪模樣，我會很失落。即使明知不會有另一景象，但眼前的情形仍然使人沮喪。

　　曾告訴母親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會保持獨身生活。僅僅三個月以後，我開始考慮結婚了。

　　我和天真無邪的和子約會了一段時間。在這個羅馬天主教徒身上，我仍然沒有發現特別吸引我的東西。但我開始認識到這是一個極其純潔和善良的女人，一個完全的給予者。雖然我不信仰天主教，但我羡慕她純潔和不二的忠誠。

　　她有結實而健康的身體，但並不具備令人眩目的美麗，可是她那純真的、令人愉快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仿佛自然地發自內心。也許不是別的，正是這種親切感吸引了我，使我考慮到或許能和她一起度過餘下歲月。

　　中情局規定如果駐外情報官員要和一名外國人結婚，必須獲得許可，而且必須對結婚對象進行安全審查。對和子的背景，我知之甚少，只知道她父親是一家大的火災及水災保險公司的經理。我曾經問過和子，可她對自己的家庭背景也不了解。

　　她會這樣說：“是的，我父親的中國話講得很好，我父親和我母親的家庭在滿洲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二戰結束。”另外，她出生在中國北京。

　　到第三次約會時，和子已經瞭解了我生活中公開的一面。因為我以我常用的坦白方式對她講了很多事情，包括我多次。長時間地和異性糾纏。她似乎並不在意這些。

　　後來，我才發現在她的生活中沒有“嫉妒”這個概念。她會羡慕但不會嫉妒。

　　她還告訴我她很想遠離諸如錦衣玉食的世俗享受，因為她一直希望作一名尼姑。真是一個奇怪的女人，但是一個不錯的女人。

　　我有意識地問了她一些問題，試圖發現如果我們結婚，她能否面對可能出現的問題。

　　即使在那個年代的公眾眼裏，提出這些問題也是不對的，甚至是無恥的。結婚以後，我因為膽敢向女士談起這些“無恥”的問題而多次受到指責。但奇怪的是，提出最激烈批評的是那些婚姻並不像他們假裝的那樣幸福的人和那些婚姻從一開始就不幸的人。而那些婚姻幸福的人卻總是笑吟吟地聽我講這些“惹人生氣”的故事。

　　我被稱之為“暴君”、“大男子主義者”、“一個大男於主義的豬穢”，或者簡潔地稱之為：“豬！”

　　不管怎樣，重要的是我們的婚姻仍很完好。我的缺點，部分是我的“不忠”，從來沒有成為妻子抱怨的理由。

　　或許使人不敢相信，我一直是一名女權的擁護者，我並不認為形式主義和限額制度是正確的方式。我認為女人應該享有平等的機會和受到平等的對待，這是自然而毫無疑問的。

　　對於一樁婚姻而言，討論對或錯是主觀的，幸福婚姻沒有固定的道德標準和應滿足的必要條件。對不同的文化或不同的民族，沒有統一的道德標準（這是公認的），婚姻只是兩個當事人和他們子女之間的問題，其他人不能給予他們幸福婚姻，也不應由別人來制訂方式和標準。

　　羅斯福勾公爵有一句格言：“婚姻，成功的多，但幸福的極少。”

　　我不知道我們的婚姻能否算作幸福。我妻子和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婚姻應該是一種約定，即使沒有任何宗教上的誓言，我們也會保持一生。

　　我們從沒想到過離婚，而且很快樂地滿足於我們共同取得和擁有的一切。

　　在這裏，我想寫下向和子求婚前對她講的一個想法，或許我又將受到譴責，但這是一個明智的途徑，可以表明我們在思想和行為方式上的不同。我告訴她我會很誠實，永遠不會對妻子撒謊，但我知道本質上我不會停止和別的女人有瓜葛，所以我的妻子在保持貞潔的同時應該能夠容忍我的“不軌行為”。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自私。

　　這是一個簡單的推論，不是嗎？可能聽起來有些荒謬，但至少提出這點是很誠實的。我相信有很多男人有同樣的想法，卻永遠不敢像我這樣講出來，因為他們害怕受到指責，或許這樣就不能得到想要的東西，而我只做那些我認為坦率和深思熟慮的事情。

　　大概一周以後，和子回來告訴我她父母對我所講的很滿意。

　　（“你滿意嗎？”這是我的上級在我即將受領新任務時常問的一個問題。）

　　和子說她父母覺得一個經歷豐富並且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人遠遠勝過那些生活道路平坦、直到四五十歲才感到迷失方向的人。

　　正確！完全正確！我們不是幾乎每天都看到無數個在周圍上演的這種悲喜劇嗎？

　　這事實上是男女間最基本的問題。

　　我很嚴肅地對和子保證自己將“永遠不會迷失方向”。我怎樣才能保證實踐這種與不確定的未來有關的諾言呢？因為我是一個永遠為自己的話負責的人。

　　現在，在結婚26年以後，許多朋友會嘲笑這種“無恥的不公平”，和子也不願意承認有什麼協議，這可以理解。但她和我心中都明白，我們的婚姻應該感謝這些婚前的約定，這些條款從來也沒有明確地被提起過。默契就已經足夠了。許多年過去了，對我們來講，不提也不問已屬很正常的了。

　　至少她知道我一直是誠實的，我永遠不會用謊言欺騙她。理解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堅實基礎上。我們的兒子也同樣接受了關於誠實的教育，基於同樣的理由，他相信我們。

　　儘管這聽起來不太可信，直到最近，我們仍以拌嘴和爭吵聞名，幾乎是每年400次，換句話說，是平均每天約1 ．095 次！（銀婚紀念以後，爭吵減少了，或許是我們意識到這樣做是徒勞的，或許僅僅是因為上了年紀和成熟了。）

　　爭吵的範圍從僅僅是意見相左到激烈的衝突。我們並不是天天都吵，有時會積聚矛盾，然後來一次大的暴發。

　　我們會因為我嗜酒而爭吵，和子認為她有充分的理由為此而抗爭。關於我喝酒的爭吵持續了10年，直到我戒酒為止。即使是現在，我仍然會對因此而犧牲的愛情、精力、時間和金錢感到後悔，幸運的是，這個階段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我們還會為了我和她駕駛汽車而激烈爭吵，有時甚至是關於怎樣拐彎，拐得是否平滑，是不是太靠近路邊了。我常常為記不起和子也不知道的路線和地點而受到困擾。

　　即使是喝一點酒以後我都不會開車，這另當別論，但我們會為了其他能夠想像得到的理由爭吵。

　　我常常採取雄性動物所偏愛的方式：用雄渾的吼聲表示與生俱來的力量、上帝賜予的權力和男性的統治權（但除拍打胸部以外）。和子常對此不屑一顧，而這只能使我更加惱怒。

　　但我們從來沒有像其他許多夫婦那樣，因為和子嫉妒我生活中的一些“小插曲”

　　而爭吵。

　　我兒子已經習慣了這種常出現的交戰狀態，現在他似乎對此毫不在意或一笑置之。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們真的深愛對方又怎麼會如此頻繁地爭吵呢？毫無疑問，我們很不明智。現在雖然已經太遲了，我相信自己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因為確信我們都深愛著對方，我希望她能變得更加完美。很多老夫妻都會承認，這是打破夫妻和諧的原因之一。

　　我們兩人都有很強烈的自信心，有固執的個性，都相信是為著對方著想，結果常常以各人不同的方式發生衝突。

　　不要以為和子膽小、溫順，不會用大噪門說話。她會的，她完全能夠保護自己，為自己而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如此頻繁爭吵。在這一點上，她從不需要盟友。

　　如果我們爭吵，即使是我們的神父也僅僅微笑而已。

　　事實上，許多年以後我們靠得越來越近，變得更像對方，但如果我們希望婚姻延續到一生，休戰是不可避免的。

　　婚後，我曾經遇到過一名藝妓，這是少有的經歷，完全是巧合。深夜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一個微醉的藝妓穿著全套和服搖搖晃晃地走著。在赤扳，這種情形也很少見。

　　我叫她小心，不要被車子撞倒了。她感謝我，並邀我到她家中作客。她家在附近，從我家穿過一個小公園就到了。我跟她去了，因為她太有吸引力了。另外，很少人能夠有機會在藝妓的家中私下與她交談。在東京和京都，高級的藝妓就像名花一樣，常人很難接近。因為這是在赤阪，藝妓一定是最高級的那一類。她是那種常被稱為“仲居”的，是在飯店中服務的新手。

　　她屋裏的整潔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種整潔並不是為防備有不速之客而保持的。在裝飾很少的客廳裏，牆上掛著一把藝妓常用的日本樂器——三弦琴。這是一種職業的象徵，就像在一名士兵屋裏掛著一支槍一樣。

　　屋裏唯一稍為不整齊之處是茶几上她從報紙上剪下來的政府和大公司的人事變動聲明。她說這些聲明與她在飯店中的熟客有關，她會記住這些變化。這種為注意重要客人所付出的努力同樣給我留下了印象。

　　她拒絕告訴我她在哪家飯店工作，她的職業使得言語謹慎比什麼都重要。這就難怪日本的政客和公司經理常在這種被稱為料亭的日式餐館裏進行秘密會談。

　　這是一個酷熱的夏夜，我的襯衣都被汗浸透了。我吃驚地看見在她精美的絲質和服裏面，還有一層漂白的棉布緊緊裹住身體。僅這種情形就使我出了更多的汗。

　　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她輕輕地答道：“為了防止汗冒出來。”簡直是不可思議。

　　從她那兒，我還瞭解到那些高不可攀、價格不菲的藝技幾乎都是“性饑渴和性壓抑”，因為她們要保持自己的價值，不能隨意交往。這是令我或是大多數人吃驚的表白。難以置信像如此迷人的女人對我講述這些。我很願意滿足她的需要。是的，當然是的，完全自願。

　　在一陣令人耳暈目眩的歡悅之後，我像往常一樣坦白告訴她我住得很近，妻子正等我回家。

　　她柔軟的手緊緊抓住我那東西不讓我離開。她所說的大多數藝妓都有性饑渴絕非戲言。我很不願意在她不情願的情況下離開她，而非本意地留下一個“紀念品”。

　　最後，在許諾我會打電話給她和很快會來看她以後，我說服她放開了我。

　　在能夠實踐諾言前的一天，我和妻子離開家的時候突然和那名藝妓面對面相遇了，她穿著便服c 和子注意到了這個女人看我的方式。她回頭看看我的反應，然後繼續前行。我感到很突然，什麼也沒說就從她身邊走過去了。離得很遠以後，和子嘲弄道：“你和這個女人有過什麼事，對嗎？”

　　我只能用我常用的方式回答：“為什麼你會問這種無聊的問題呢？”和子笑了起來，自信她沒有錯。

　　為了尊重善良的妻子，我沒有給那位藝妓打過電話。但是失去這麼一個迷人的女子，真遺憾。

　　請允許我倒回去。最後，我決定娶和子。一天晚上，經過辛苦採訪外相的新聞發佈會以後，我打電話告訴她我已決定娶她。她同意並接受了我的求婚。我喋喋不休，語無倫次地談論著新聞發佈會、我寫的精彩報導，以及我們美好的未來生活，我還要她馬上去徵求她父母的意見。她說她會的。

　　第二天，我打電話給她，急切地想知道她父母的反應，她詫異地反問：“什麼反應。”

　　我提醒她昨晚我已經向她表達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她說：“哦，那個，我忘了。不，我不願意。”

　　“你什麼意思？你是說你不願嫁給我？”

　　“不，我不是那意思，但你昨晚沒喝醉吧？我不敢把你講的當真。”

　　“不，我的意思是。我是喝得有點多，但我敢保證我所說的。不管是醉還是清醒，我已經不能比這更嚴肅了。我保證我所說的。請你徵求你父母的意見。”

　　我請求局裏批准我的婚事。唐·布朗可能有些擔心，他太瞭解我了，不知道什麼樣的女人會成為我的妻於。後來，在我們家去美國旅行時，我和和子拜訪了布朗一家，唐出乎意料地很喜歡和子的性格。

　　我去拜訪和子家，請求她父母准許婚事。這是一次很特殊的拜訪。

　　和子的父親曾經在中國上海的一所學校裏從中學上到大學。這所學校由日本帝國外務省創辦，目的在於“將日本年輕人泡進中國語言和文化中”，實際上是為長期侵略和佔領中國的計畫培養人才。我對他全無口音、純正的普通話感到吃驚，因為沒有幾個外國人能將這門難學的語言掌握到如此程度。

　　這位老人開始考較我的普通話時，我更吃驚了。經過兩個小時、一起喝下可觀量的威士忌酒以後，他輕易地宣佈我根本不會講中國國語。

　　我不得不提出抗議，聲明我初中高中加上臺灣大學的兩年都是用漢語上的。一會兒我明白這位老頭的意思，我不會講他所講的普通話。

　　事實上，即使用我的苛刻標準，和子的父親也是我所知道的最善良和最值得尊敬的紳士之一。他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喜愛，是一個理想的岳父。

　　但他有更多讓我們驚奇的地方。

　　我們知道他“應徵”獨自一人深人中國內地，戰爭結束時化裝成中國人逃生。

　　我們知道不僅因為他純正的中國話，還因為他的和善使得一些中國人幫助他逃到中國的海邊，從這裏他發現了回到日本的途徑。同時，他留在北京的家庭也受到了救助。

　　直到1989年，我們結婚20年和他故去14年之後，和子和我才從她的親戚那裏瞭解到和子的父親曾經是一名日本帝國政府派往北京的間諜。

　　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巧合，我的岳父和我一樣是一名秘密情報官員。其他親屬已經知道很長時間了，而我和和子卻一無所知。當我們表現出震驚時，這些親戚對我也是一名秘密情報官員同樣感到驚奇。

　　和子的外祖父是一名海軍少將，是滿洲旅順港的一名高級官員。後來他從日本帝國海軍“退休”，成為滿洲大軍閥張作霖的日本顧問。所以，和子母親一家從1引9 年起就住在滿洲，享受著“保護國”高級海軍軍官的驕傲和當地軍閥的友情。

　　海軍少將因健康原因引退後不久，一群日本陸軍軍官炸毀了張作霖的專列，張作霖被炸死，另一位接替和子外祖父當張作霖顧問的日本海軍少將也在這次臭名昭著的“意外”中身亡。

　　在與和子談起婚事以後，我心中有些擔心和子的父親可能和許多有聲望的日本人一樣，會雇一個私家偵探來調查我，所以我必須留意可能受到的監視。

　　後來我們瞭解到和子的父親確實曾經調查過幾個年青人，他們是和子傳統的“包辦婚姻”的候選對象。

　　但是，和子的父親並沒有對我採取這種方式，難道是因為我大方，看上去沒什麼秘密？或是老間諜銳利的雙眼覺察到什麼不尋常的東西？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考慮到我大量飲酒，雖然這在普通日本人眼裏並不算出格，但和子的母親仍然勸我找他們的一個親戚做身體檢查。

　　對此我沒什麼意見。事實上，趁此機會我提出了一個我認為應該進行檢查的長長的名單：我酒精過度的肝？當然。還有反復發作的胃潰瘍，給我帶來難以忍受的痛楚的椎間盤突出症。毫無疑問，還有心臟、煙熏黑的肺？好主意。對淋病作一個重複檢查也不錯。另外正好可以檢查梅毒。

　　醫生對檢查結果極其反感，他寫信強烈反對這場婚事。我並不怨他，換了我，我也會這麼做的。

　　同時，我收到總部命令：只有婚後才能向和子及其親屬表明我的真正職業。我也希望那樣。使我內心受到傷害的是婚禮前不久收到一封總部的電報說：“我們猜想此時你已經將你的真正身份告訴了你未婚妻……”

　　他們把我想成什麼樣的情報官員？不可信？不值得相信？一個不能守信的人？

　　真讓人不舒服。

　　我相信說謊者不如誠實的人相信別人，只是因為他們用他們自己的行為準則來衡量別人。他們怎麼能認為人們不會像他們一樣常常說謊呢？我發現這是衡量人們誠實與否的精確標準。

　　和子有時也會警告我不要太相信別人。我的回答是，當我相信別人的話時，我感覺更高雅端莊。

　　當然我不想盲目和輕信，尤其是在間諜這一行裏。情報搜集者和情報行動官員的生涯使我就像一名高明的偵探一樣，能準確判斷別人是否說謊，但我並不喜歡用揭穿他們醜陋的一面來和他們相對，使他們難堪。我情願對謊言視而不見，當然我更希望他們不要對我撒謊。在我已經看穿騙局的情況下聽別人用極易撕破的真誠厚著臉皮撒謊真是令人難受。

　　也許是因為過去的艱難生活，我一度曾憤世嫉俗，不過那是很久以前了。

　　做一個債世嫉俗者更容易一些。憤世嫉俗的人常常對他們聽到的表示很懷疑，揭露陰暗的一面，揭穿謊言，巧妙地暗示他自己豐富的知識以羞辱別人，並藉此表現得比別人“更聰明”。

　　很難發現一個沉默的憤世嫉俗者。同時，憤世嫉俗者認為自己比那些無知的“粗人”更優秀，常表現出難以忍受的傲慢c 他常常以“美好”的反面作為前提，常常否認和輕視那些本可以描述成美好、純潔和積極的東西。

　　我更討厭偽君子，就是那種假裝思想境界很高而實質上行為卻極其可憎的人。

　　這種人裝作很清白，從來不承認有錯，還用假惺惺的義憤去“公正”地譴責別人。

　　這種人我們已經見得夠多的了。

　　當我告訴父母我要和和子結婚時，他們的心情很複雜。除了關於我在巴黎時胡作非為的糟糕記憶以外，他們一無所有。極其保守的母親曾經寫信告訴我她感到羞於見她的朋友。她肯定想過什麼樣的女人可能嫁給我。

　　我父母到東京參加我們的婚禮。他們第一次拜訪和子的家人是在不詳的4 月1日——愚人節。

　　我覺得4 月1 日是我日曆上黑暗的一天，在這一天胰腺炎曾第二次擊倒了我；在羅馬，也是這一天，我曾有最嚴重的一次病情，中情局的一名主管醫生明白地宣佈我即將死去；在日本，退休以後，在這一天我和一名極其惡劣的億萬富翁簽訂一份合同，後來這人出於他私人的原因單方面中止了合同，還可笑地威脅我。

　　在去和子家的計程車裏我不得不消除我父母的不安，使他們鎮定下來。他們將帶來的訂婚鑽戒以我的名義送給和子時，和子的驚喜反應使他們的擔心成為多餘。

　　和子接過美麗的戒指尖叫著跑到廚房向她母親展示。她母親一直在偷偷聽著，並責備和子，說她這樣“不值得”接受戒指。我父親很高興地看到她毫無做作的喜悅。

　　那天晚上，和子還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一個真正的她。

　　當該端上和子專門為此而烤制的蛋糕時，我聽到從廚房傳來她母親的驚叫聲：

　　“和——子！”

　　和子將鹽當作糖放在蛋糕裏，難以置信，但卻是事實。

　　可能是預料到會有這種意外，他們有意識地準備了草莓之類的甜品作為“替代品”。然而最糟糕的是和子將其放在凍櫃裏而不是冰箱裏，我們不得不花20分鐘等這些石頭般的甜點變軟。

　　我父母很快就喜歡上了和子。他們對待她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在接下來我母親在世的4 年裏，一旦我和和子發生爭吵，她總是站在和子一邊，並且鼓勵她勇敢地面對我。

　　我母親晚年確實做了好事，這就難怪我們為什麼一年中爭吵多達400 次。

　　按照中國的生肖方式，我生於狗年，據說狗年出生的人誠實可靠，和別人相處得很好。慷慨但很頑固，多有些自私。得找一個馬年或虎年出生的人，且要當心龍年出生的人。

　　和子是龍年出生的。值得強調的是對龍年出生的人有一句警告：“避開狗年出生的人。”

　　因為和子一家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我也曾受洗為天主教徒，故我們的婚禮在耶酥會上智大學的天主教堂裏以天主教儀式舉行。

　　沒想到多年以後，我們在羅馬碰到的後來成為我們最親密導師的兩個耶酥會神父都曾是上智大學的校長。

　　在婚禮宴會上，客人們看見新郎一桌接一桌地向賓客敬酒，這在日本婚禮上極為少見。

　　我們搭乘快速新幹線到京都去渡蜜月也同樣不同尋常。

　　我讓和子事先購買火車票，她問我應該買什麼樣的，頭等或二等？

　　我一本正經地說：“當然是頭等，那樣到得更快。”

　　火車一離開東京火車站，我就帶和子到餐車並且一直呆在那裏，邊欣賞景色邊享受啤酒，和子卻一直嘟噥浪費了昂貴的頭等車票。

　　我們計畫在京都和大阪蜜月旅行一周。婚禮後的第二天早晨，我帶和子去了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廟。像一名優秀情報官員一樣，我隨身帶著一個小收音機以防止有人竊聽。（現在可能已經不使用這種技術），在那兒我告訴了和子我的真實身份，我不是她想像中的令人羡慕的外國記者，而是一個秘密情報官員——一名間諜。

　　“你知道什麼是中情局嗎？”我望著她的眼睛問道，因為曾經欺騙了她而倍感內疚。

　　和子靜靜地點點頭，她的鎮靜使我有些詫異。我簡單介紹了我所過的秘密雙重生活，並且向她保證不會有身體上的危險——（雖然並不全對）——她不需要擔心，而且還會有許多秘密的朋友。

　　後來，當我稱讚她的平靜反應時，所得到的解釋卻出乎意料。

　　和子的第一個念頭是她的新婚丈夫“有秘密的過去。以他在女人方面的經歷，肯定有一個或兩個不為人知的孩子。可能是因為我在孤兒院工作他才和我結婚，他肯定希望我照顧他秘密的孩子！我會怎麼做？！我能這麼做嗎？”

　　一些快如電光的想法，蜜月頭一天令人沮喪的念頭。

　　實際上和子對中情局知之甚少或僅僅是有對間諜的一般看法。

　　湊巧和子是很天真、極易受驚嚇的那一類人，一種極不適合作為情報人員配偶的人。她不喜歡恐怖、神秘的故事或電影，一點也不喜歡。

　　我不得不慢慢地教她，從秘密情報人員最基本的技能開始。

　　在進行敏感的談話時打開收音機成為她的第二個本能。不是電視機，因為電視機很多時候是沒有聲音的。

　　她學會了假裝沒有發現，開始時這並不容易做到。

　　另外，她具有最優良的品質：慎言。她能保守秘密，我用不著擔心她會將秘密洩露給她的親友。所以即使她有時會求我不要告訴她任何事情，否則她會憂思成疾，我仍然能夠信任她。

　　一個除自己之外值得依賴的人，一個可以敞開心扉交談的人，這是我在緊張的生活中得到的最大的安慰。有了她，除了偶發或嚴重的事件之外我不必擔心工作。

　　直到我退休，她的親友沒有一個知道甚或懷疑過我的真實職業。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可以告訴她任何事。

　　我想起1971年參加的一個重要的秘密會議c 站裏來的聯絡員平靜地講道：“今天，我們得到消息稱中國副主席林彪卷人了某種反對毛主席的陰謀中，失敗後試圖逃離中國，但是他的飛機被擊落了。估計林彪已經身亡。”

　　我被驚得說不出話來，盯著面無表情的聯絡員看了一會兒才問道：“真是你剛才講的那樣嗎？嗅！如果真是這樣，這將是一件令人震驚的大事，真不敢相信，太不可思議了。”

　　聯絡員依然毫無表情：“我當然知道我在講什麼，我只是將消息轉告你這個笨蛋。”

　　幾分鐘以後我們才認識到這位安靜但好開玩笑的聯絡員召集我們是為了宣佈這個爆炸性消息。這離新聞媒體報導有關該事件的消息整整早了一天。

　　和子是那種典型的安靜、樂觀、順從、不愛拋頭露面的傳統日本妻子，因為她父母用那種方式對她進行教育。

　　在我告訴她不用來煩我之前，她認為即使是在雜貨店花一點兒錢都應徵得我的同意。

　　因為她似乎對財物不感興趣，所以我送了她許多禮物，教她如何購物。我還帶她到她沒聽說過的優雅的外國餐廳吃飯。大概花了15年以上的時間她才學會有經驗地自信地按自己的意願決定。

　　我們住在我僅360 平方尺的狹小公寓裏，即使對和子這也顯得太小了。

　　她認為婚後我們會搬到大一些的公寓去住。那時我還不能告訴她租屋的地點是由中情局安排的，房租也由中情局付，搬家並不是件簡單的事，我告訴她我們不會搬，對此她說：“我希望你在開玩笑。你一定是在開玩笑。嗯……我應該怎樣收拾……”

　　我們常打趣不能請客人“進來”，因為客人會穿過整個房間從前面的窗戶落到人行道上。

　　但她又不是按舊式日本妻子被要求的那樣卑屈的妻子。

　　她經常問新認識的客人或朋友是否知道柔道。她會向困惑的客人解釋說她希望學上一兩招，以便能將“可恨的”的丈夫狠狠地扔到地上，“給他一個教訓”。她還會對客人說這是她熱切的希望，但她什麼也沒學到。

　　我感受很深的是我經常因為情報而工作到深夜，和子會一直等到我回家。在用草席鋪就的榻榻米上，和子躺在我的腳邊熟睡，而我還得坐在椅子上列印那一天的報告，有時會直到淩晨3 點。當我叭叭敲打桌上的打字機時，和子像個孩子一樣睡在旁邊。在她臉上我能看到從焦慮中解脫後的平靜。

　　那個時刻我深深感受到她對我的愛以及我對她的愛和責任。也許我們不是平常所說的那種“相愛”，但卻是更深層次的意味著互相奉獻和犧牲的愛。這種互相的愛戀不會因逆境和接下來數年間無數次的爭吵而受影響。

　　和子有理由擔擾。我常很簡略地解釋自己的日常工作，只能最低限度的滿足妻子的要求。對真實情況的偶爾一瞥和想像不熟悉的世界常常使她擔心。她可能希望我盡可能不對她講工作的情況，因為她擔心我可能會暴露、發生對抗，甚至是被捕。

　　想到一切可能的可怕後果，不僅是對她自己，還可能是對她的家庭，她更情願對我的活動一無所知。

　　我們結婚後大約半年，一名我用真名與之共事的特工有時一大早就到我家，正像她所不喜歡的電影裏表現的那樣，或是上交取得的資料，或是請教有關情報的事情。

　　一次和子奉茶時，我看到睡衣裏的她在發抖。我不得不安慰她，並且不得不改變和那名特工會面的方式。

　　即使和子宣稱她已經通過了一名年青高貴的日本女子婚前所應受的訓練——茶道、插花、烹好和裁剪，我仍然感到懷疑。對她顯然是努力做出的飯菜我不敢恭維。

　　最終有一天，我告訴她應該在廚藝上下番功夫，因為她美食家的中國丈夫——

　　所有中國人都是美食家——“快餓死了”。聽到這個，她表現出很慚愧的樣子，她肯定知道自己的廚技不怎麼樣。

　　我建議她參加東京的一個為期6 個月的很好的中國烹好課程。我相信這是我最好的一次投資，她也認為是如此。

　　這些年間，她不斷提高的技術受到客人和朋友的讚揚，其中包括嚴格的批評家，如中國客人、中餐館老闆，這些人之中最苛刻的莫過於她的丈夫和兒子，他們從不放過機會提出他們所謂的“建設性批評”。

　　我必須承認自從她上過烹飪課程以後，我開始對過去常光顧的中國餐館失去了興趣。和子學會了大多數中國菜單上的多數菜式。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對於一個日本人。

　　大多數時候，作為一名溫順的妻子的同時，和子和全世界許多妻子一樣有一個強烈的意見。

　　她先是試探性地，然後激烈地反對我在家中花去太多時間。以從她父親那兒得來的經驗，她認為作為一家之主的男人應該在早晨7 點離家出去工作，晚上與客戶或同事共進晚餐以後才回家。她不在意我晚些回家。

　　那麼週末呢？是不是她的丈夫應該和她父親一樣去打高爾夫球？“有地位”和體面的日本男人是應該在週末打高爾夫球的！（當時日本仍然是五日半工作制。）

　　但是她的丈夫有時卻整日整晚地呆在家中看書，看電視，以及喝酒！喝酒！那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我一直對來拜訪她的朋友表現得很友善和熱情，但仍然不足以取悅於她。對她來說，家是她的堡壘，如果我僅僅是呆在家中，和她呼吸同一處空氣，她的隱私就受到了侵犯。她會容忍我因工作呆在家中，因為這很重要。但如果我呆在家裏與工作無關，她會要求將她的城堡置於自己的管轄之下。

　　所以，如果她知道我沒有報告要寫或沒有重要的書要讀，她會讓我從“她的家”

　　中出去。去公園、酒吧，或去電影院，甚至追逐女人。到外面去！那麼這段時間她想做什麼呢？她會躺下來打個盹，或看書，看電視。一句話，她想像她喜歡的那樣打發時間。

　　所以，此時我會被迫獨自身著日常服裝出門。我可能看看商店的櫥窗，在咖啡店裏邊喝啤酒邊看雜誌，或者看日本舊電影消磨時光。

　　我從中情局退休以後，和子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朝九晚五地呆在辦公室。當這個願望沒能實現時，她說她“崩潰”了。

　　有關一名情報官員妻子的生活，在以後的章節裏將有更多的敘述。

　　第一條“大魚”

　　在表面上，我的婚禮如預想的一樣舉行廠。我體會到一種新的生活，所有的騷動和不安都可以得到平復。

　　但是，我心裏卻越來越著急起來，因為我已經有一年半沒做過與情報工作有關的事了。這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是那種不思進取、可以在幾個星期內都毫無長進的人、東事情報站的新管理層也注意到我近來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新來的副站長會見了我，給我打氣一我一方面承認自己有些耽於疏懶，另一方面也告訴他我的掩護工作非常繁重，嚴重影響了我進行情報工作，通訊社記者和間諜的雙重身份遲早會發生衝突。我當然知道一但發生這種衝突將意味著什麼，我得作好思想準備。

　　我請求，在有必要的時候放棄通訊社記者的掩護工作。副站長同意了我的請求。

　　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抉擇，因為我已經成功地站穩了腳跟，在社交圈內得到了認同。對於深度潛伏的情報官而言，掩護工作幾乎與情報工作同等重要，但是我認為，日本已是我們的友好同盟國，我在掩護身份方面，可能無須像在不太友好的國家裏一樣時刻繃緊發條。

　　我的心情輕鬆下來，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意。

　　一天，我光顧了一個重要的目標機構，和一個人談話。他就像一枚堅果一樣，頑梗不化，表面上彬彬有禮，骨於裏卻充滿敵意，尤其是對我這麼一個所謂的新聞記者。談話時還有一個我不認識的人在場，姑且稱他為奧野吧。談話顯得十分枯燥無味，碰巧那個頑固的傢伙有電話找他，暫時走開了，留下了我和奧野二人。

　　那個年代，凡厲害的對手無例外都表現得沉默寡言，因為都怕“禍從口出”。

　　奧野也不例外。

　　他靜靜地同我一起坐在那兒，面上毫無表情，抽出一支煙，從口袋裏掏出火機，點著火。

　　這不過是一個很簡單普通的動作，但此時，我對日本人的瞭解終於派上了用場。

　　我知道日本男人，尤其是商人，都喜歡帶一些可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的物件。奧野在點煙時，手執火機劃了一道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的弧線，可能是在有意無意間，使我注意到他手執的火機正巧同我的一模一樣，是一種典型的高尚地位的象徵。

　　撲克牌場上造就的本能告訴我，奧野是一個自負的人，因而也是易受影響的人。

　　（自負的人往往也是脆弱的人。）

　　我抓住時機，直接說：“有空一塊出去吃飯？”

　　他冷淡地回答說：“不，我不能去。”

　　我並不覺得臉上無光，又說：“我跟你打電話。”

　　奧野還來不及拒絕，那頑固的傢伙已回來了。奧野沒有對他說什麼，這使我倍受鼓舞，覺得有苗頭。

　　這是一次稍縱即逝的機會，我當時只覺得，這可能是我作為情報官員的一個良好開端，誰曾想到，這次偶然的機會後來竟決定性地改變了我作為情報官員的個人前途，甚至於改變了我的一生。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我打電話給奧野。我不想給他留任何選擇的餘地，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我要在某天某時在一間很有名的餐廳的酒吧裏和他見面。

　　“你一定要去。”我說完就立即掛上了電話，完全不理會奧野有什麼反應。

　　我無法想像將會發生什麼，也無法確定奧野是否一定會赴約，或者他會不會還帶其他同事一同赴約，對方當時最喜歡這樣做。但我覺得我抓住了他虛榮、躍躍欲試的心理。我也希望我所約定的豪華餐廳對他會有些吸引力。這是我第一次獨自一人行動，但我知道應當如何應付。

　　東方武術有一招，稱曰：欺身直進下三路，抓他卵子不放鬆！！！

　　我開始準備和奧野的私人會晤，這是一次好機會，要一擊中的，不能大意。那麼，我要從奧野那兒得到些什麼呢？我完全明白什麼才是我的最終目的，那就是招募，這是同每一個對方的新的目標人選見面最終的目的。當時，這對我還顯得很遙遠，給我的壓力也很大。我不能一味空想如水中月、霧中花似的結果，而要付諸計畫和行動。我開始一步步籌畫該如何實施。

　　我喜歡事事深思熟慮，未雨綢纓，花了很長時間做思想準備。我試著想象每一種可能發生的情景以及相應的對策，以防發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

　　赴約那天，我比約定時間早很多到了那間酒吧，邊觀察四周的，清形，邊等奧野。約定時間過5 分鐘後，他也到了酒吧。

　　他遲到了一些，對我作了簡短的道歉後，開門見山地問道：“你要跟我說什麼？

　　我女朋友正在外面等著我。”

　　“嗅，為什麼不叫她進來一起聊聊？”（我想中情局對這類娛樂是極樂意“資助”的。）

　　“我叫她在外面等我，如果10分鐘不見我出去，就自己離開，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一定是個典型的日本姑娘。）

　　“好吧，那麼請坐一會兒，喝點什麼？”

　　我猜想奧野雖然已經結婚了，但仍想向我炫耀他還有這個“女朋友”。

　　奧野坐下，叫了飲料。我的手上也正端著酒杯。我仔細觀察起奧野來。

　　他穿戴很整潔。從他眼角瞟向門口的舉動上，可以看出他所說的女朋友在外頭等他的話是可信的。他是一位30來歲的身材瘦削行動敏捷的人。

　　我要趕緊有所行動，以留住他。開始的幾句話一定要說到點子上。

　　我問道：“你已經結婚了吧？”

　　“是的。”他依然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哦，你已經結婚了。你每天至少要工作10－12小時，每週工作6 天。而你還有一個女朋友。你一禮拜要操幾次？”

　　我這話就像是一顆炸彈。奧野有點畏縮，看著我的笑臉。

　　我前面已提到過，日語很文雅。那時在日語裏還沒有一個與“操”對等的詞，雖然現在年輕人受外來語影響已開始直接用這個詞。

　　一般日本人用“幹”這個字眼表示性交行為。但如果我問奧野“你每星期幹幾次”，又能文雅到哪兒去？對日本人而言，這一樣會使他感到震驚，尤其是這話竟出自一個第一次真真正正與他交談的外國人之口！

　　奧野竟回答了我的問題！臉上帶著一絲自豪的微笑。

　　我不記得他說幾次了，8 次，10次？這都已沒太大關系。我知道的是我已經把握住了他，奉承了他的虛榮心，找到了他自負的弱點。

　　“啊！”我驚呼起來，顯出我對他的欽佩和敬畏，脫口讚歎他精猛，有男子氣概，同時心裏想：今晚我可抓住你啦，你的女朋友只有自己走了。

　　奧野深坐進了他的椅子，沉浸在他自我榮耀的光圈裏。

　　從那以後，我和他整個晚上都沒有再提及他的女朋友，這一話題被完全忽略了。

　　我們開始像朋友似地閒談起來。

　　奧野是個驕傲自大、自我感覺良好的傢伙。但是因為我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國記者，而且比他大5 歲——這在東方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對我的態度又有所不同。我們無拘無束地談論著我主要目的以外的話題。

　　我引出了“間諜”這個話題。奧野於是說起曾聽說一個關於“間諜”活動的小小酬勞的故事。

　　我評說：“太少了！”

　　他悄聲向我：“你認為間諜值多少錢？”

　　這下輪到我驚慌失措了。

　　中情局有一條基本原則：未經允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私自作出錢財的承諾。

　　奧野可能會極有利用價值，但目前還無法知道到底他有多大價值，所以我實在無法正面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我對一名間諜，或者是像他一樣有潛在利用價值的間諜身價幾何，全無概念。但是，他正等著我給他開價，想知道我的誘餌有多大。

　　我一邊晃動著雙手，假裝胸有成竹，一邊卻搜腸刮肚，尋思對策，然後說：

　　“嗯，我敢說至少值100 萬日元。”

　　這個數目在當時相當於2800美元，但購買力極強，約相當於現時的28000 美元在東京的購買力。

　　奧野沉默起來，像是在體會我的言下之意，而後說：“不過我是開玩笑啦。”

　　“那當然是開玩笑”，我也說。

　　但我知道他並非是開玩笑，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不是開玩笑。我們各自沉思起來，都收住笑容，情緒也跟著低沉起來。談話到緊要關頭，意向還沒有確定下來。

　　那一晚，我們再也沒談論這個話題了。

　　臨別時，我誠摯地對奧野說：“希望儘快再次和你見面。”他表示同意。

　　我的腦裏一片混亂。

　　我即將抓住一條大魚。將對方機構中的人發展成我們的間諜，絕對是一個大勝利。我胡思亂想著，如果僅僅靠我的“職業技巧”就能發展奧野成為我們的間諜，那我將會是何等的榮耀！這可是我情報生涯的一個良好開端呀，我對自己說。

　　在確認了自己沒被人盯梢後，我回到家中，緊緊擁抱著覺得莫名其妙的妻子。

　　我並沒向她作解釋，只告訴她晚上碰上了很值得高興的事。現在還為時過早，容易出紙漏。

　　我認真寫了一份詳細的交往報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聯絡官員雖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對於組織情報行動卻沒什麼經驗。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寫的報告，不置一詞。我覺得很失望。

　　後來他對我說他從未見過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個也未曾掌握過。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動能力。我懷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報告中提及的事情，故而沒有答復我。

　　幾天後我又約了奧野。這次我沒作什麼掩飾，談到“情報”時就好像那是我們注意的一部分內容。談話中我不用“間諜”等紮人的字眼，而只說他可以“為一群人提供可靠的有用資訊”。

　　我也從不提及會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過是一名新聞記者，與這樣的陰險機構毫無瓜葛。這樣我的所做所為使我看起來更像是一個“中間人”。

　　奧野說了他的情況和酬金要求。他沒有要求100 萬日元，但確實是要價不低。

　　這一次，我很輕鬆地回答他：“我回去請示一下。”

　　我又寫了一份交往報告，敘述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奧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應該獲得批准，因為大魚終於吞了誘餌，上了鉤，可以收線了。

　　但使我懊惱的是，聯絡官並沒有如我所想像的叫我回去商量這件事。到底出了什麼事？至少我們要給魚下誘餌。

　　我打電話到站裏，向新任的部長詢問，語氣中夾雜著失意和不滿，直接打到大使館的公開電話在說：“你們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須給他一個答復！”

　　雖看不到部長的臉色，但我可以感覺到他吃了一驚：“晤，晤，請等一等。”

　　他停下來與其他人商量。

　　“行。你答復他可以。我們見面再細談。”

　　綠燈亮了。

　　東京情報站在過去的七年中，至少有20個或更多的情報官一次又一次地企圖發展像奧野一樣的特工，但都失敗了。奧野是我們第一個“滲透間諜”。

　　站裏開始覺得這事難以置信，所以遲遲沒有答復我。五年後，當我提及當時沒有人對我的緊急請求作答複時，當時的副站長滿懷歉意地承認他有責任。他解釋說開始他無法相信我的報告，把它當作謊報邀功，未予重視，以為是早些時候他給我鼓舞士氣而引起的。

　　第一個“滲透間諜”發展成功了。這成了東京站的當月成果、季度成果和年度成果，一遍遍地上報。

　　我開始出名了。同事們對我的日常問候也從“保羅，你好廠變成了“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嗎，保羅？”

　　對奧野的工作成了難點，耗費頗多，但是極有價值。他不單單自己能弄到“硬”

　　情報，而且還厚顏無恥地提出經費要求，聲稱可以在一個我們無法想像的關鍵部門，建立一個情報網。我們覺得他太不知趣了，拒絕了他的請求。由此也可見，中情局在這方面非常保守。

　　他的建議極具誘惑性，雖然我並不完全信任他，但他的確有這個能力和膽量。

　　我的聯絡官是個斤斤計較的人，他考慮得更多的則是奧野提出的經費要求，而不是空頭支票般的情報許諾中的畫餅的幻想。

　　我們又發展了兩個重要特工，這當中奧野起了關鍵作用。我後來的新任聯絡官告訴我，那兩個特工後來不只成為“滲透間諜”，還成為了“電子滲透間諜”，則是滲透進那機構的電腦，所有的情報都一網打盡。

　　我和妻子應邀參加了由美國大使館舉辦的自助晚會。在晚會上，我見到了總站長（COS ）及其夫人，還見到了情報站的其他高級官員。這對於一個非官方掩護情報官而言，是很不同尋常的，我猜想可能是站裏的官員著意安排，想找機會見見我。

　　他們都輕聲祝賀我。很多外國人、外交官員、新聞記者和一些我認識的情報官員參加了晚會。我和妻子在那呆了很久，直至夜深了才離開大使館。

　　後來我獲知，那天與會的大多數人，不論是外國人還是美國人，其實都是以不同身份為掩護的情報官員。

　　不久，總站長夫婦知會副總站長夫婦，在部長家中宴請了我和和子。對於像我一樣的小字輩，這無疑是一種榮幸，尤其我還屬非官方掩護情報人員，如此際遇更是難得。為了減少我們暴露的風險，部長夫人還遣走了僕人，親自下廚準備晚餐。

　　這次成功使我在發展新特工方向有了名氣，而且最終形成了我的工作特長。

　　我們專門來探討一下從敵方陣營中發展能取得“硬”情報的特工的重要性。

　　“硬”特工即通常人們所說的間諜，他們和幫助看管秘密處所、參加監視，或收集和翻譯公開資料的“援助”特工是不同的。

　　毫無疑問，“間諜活動”是不可能脫離“間諜”進行的。所以，發展間諜是情報活動中最優先考慮的問題，也是每個情報官員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但這決不是一項人人都能勝任的工作，需要敏銳的嗅覺、細緻的工作作風和堅強的意志力。所以，只有極少數優秀的人才，才能從事這項大多數業務官員都倍感羡慕的工作。

　　有時也有貪功的情報官未經批准便發展特工，這無疑是急十求成的表現。

　　因為發展特工是一項敏感的工作，所以，中情局為此制定了極其嚴格的規章制度，是非有論，賞罰分明。那些未經批准即盲目發展特工的情報官，最終都會急得直跺腳，害怕被發現後受到總部的懲誡。

　　曾有一個膽大妄為的情報官，沒有採取任何初步措施，就擅自發展特工。結果僅和對方接觸一次，就立即被局裏招回，並予以開除。

　　我們部長說，大概只有5 ％的業務官員能領悟到這裏面的“竅門”，成功地發展特工。能夠正確地發現、評估、培養、發展和招募間諜的人也因此可稱得上是行內的“明星”。

　　作為一個新手，我僅用了短短的5 個星期，就完成了上述所有環節，順利將奧野發展為我們的特工。奧野正是站裏這幾年來著意尋找的那類特工。這當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我個人認為，我的成功在於運氣和時機，賭場上得來的直覺經驗和對日本人的瞭解也幫了大忙。這並不是什麼即興之作，而是水到渠成。

　　擁有外交豁免權和受政府保護的業務官員，最適於操作和發展特工。

　　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發展特工如果遭受失敗，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是不可接受的。

　　要發展一個特工，首先要評估發展對象的價值、潛力和可靠性，同時權衡很多這樣那樣的因素，包括他的種族、教育背景、家庭情況和個人傾向等等。

　　如果行動失敗，就會引起對方的警覺，從而可能使負責發展的情報官遭到生命威脅。假如他受到官方保護，則可能被列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遭對方驅逐出境。

　　因此，發展特工過程中的每一步行動，都必須得到總部的批准。

　　一般來說，發展特工不是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外交豁免權，也不受政府保護，一旦行動失敗，結果將更為嚴重。所以，只有在很偶然的情況下，非官方掩護情報官才會參與發展特工的工作。

　　我是用第三方護照、以記者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的，情形更為敏感，因此尤其不適於承擔發展特工的任務。

　　擁有外交豁免權的官員最適於發展特工。招募者和發展對象間進行溝通時要使用共同的語言，以利於營造和諧的氣氛和增進相互瞭解。還要準備相應的應變措施，以便一旦失敗後能迅速脫身。

　　在發展對象所處的環境不適於有外交豁免權的官員開展工作的情況下，就會指派受政府保護的官員去當地執行發展任務，這樣如有不測，中情局和政府就可因勢介人，並實施保護措施。

　　培養發展對象的情報官一般不參與最後的招募行動，以避開可能發生的危險。

　　但如果他與發展對象關係融洽，只有他才能最後說服發展對象，保證成功招募的話，他就會獲委派，直接與發展對象攤牌。不論最後執行的是誰，所有參與過此事的人都將共同分享成功的榮譽。

　　我發現，中情局如果成功地發展了一個特工，那成功的果實就像一個魔餅，所有參與的人平均瓜分，而且魔餅好像會自己長大一樣，不管是多少人參與瓜分，每塊的大小依然如故。

　　幾年後我問起如果有75％的成功把握，能否向發展對象攤牌。回答是：“見鬼，不行！要有95％左右的把握才行。”

　　我有時並不遵循這個“95％原則”，但卻時時將這個原則牢記在心頭。

　　在我從事特工招募的工作經歷中，對方對我表示拒絕的情形共有6 次。不過沒有一次造成混亂和麻煩。大多數的發展對象在拒絕了我的要求後仍能同我保持朋友關係，直到有一天我覺得應該和他們保持距離為止。他們絕大多數是工作較難開展的“敵對”國家的政府官員。作為“培養人”，每一次我都不得不親自出面“攤牌”，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我，而且在當時的環境下，時間和機會也不允許他人出面。

　　非官方掩護情報官一般只與已經招募的可靠特工聯繫，如果可能的話，也參與對該特工所介紹的“二手特工”的考察和評估。

　　我是一個例外，因為我很幸運，在參加工作的早期就有成功招募特工的事蹟。

　　因而後來我竟以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身份成為一個“招募專家”。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不過要說明，這是20年前的情況。到後來，雖然基本意思沒什麼改變，但規則還是有一些鬆動，非官方掩護情報官可以更積極地參與特工發展工作，雖然這與其主要任務相距甚遠。

　　在前蘇聯解體後，日本記者曾採訪克格勃的奧利格·克魯金中將。在談到發展特工時，這位將軍說：“啥！發展地下特工！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幹這種活！很困難。

　　在我們所接觸的美國人中，真會有人願意成為我們的間諜嗎？很難搞清他到底是不是由中情局派來的。極其困難。只有在通過對他的家人和他的私生活進行一段時間的觀察後，才能下結論。”

　　在那次採訪中，克魯金還談到克格勃如何費盡心機以發展一名中情局人員成為他們的特工，“我們雖然曾經處決過克格勃的特工，但是從來都沒殺過美國人。”

　　對於所謂“刺殺美國總統”，克魯金說：“那只不過是小說裏想像的故事，…

　　…我們從沒想過。”

　　克格勃很難招募到美國人或中情局人員作為其特工。不知道克魯金是否知道中情局的官員愛姆斯在1985年一路跑進蘇聯大使館，把自己像禮物一樣送給克格勃這回事。（仍是難以想像，令人難以置信。）

　　克格勃“從不殺害”任何美國人，雖然他們可能會處決他們自己的特工。克格勃連想都沒想過什麼刺殺美國總統。但是卻有美國人在所謂“並非虛構”的小說裏大肆虛構這些事。

　　我們再回頭說說奧野。

　　他答應向我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情報，常常是一些影印的檔，而我們則按月付錢給“那些”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我則扮演一個“好心的”中間人的角色。

　　招募特工所要作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他簽署一份字據。這有點像是進入兄弟會或黑幫——如果你喜歡這樣說的話——的慣例一樣。

　　字據可以證明雙方之間的確有合約存在，或證明該特工的確曾收受錢物。這也是案官與特工之間的一條紐帶。如果特工後來改變主意和反悔，字據還可起到威懾作用，以防他到處胡說。

　　不少特工不願意簽署任何字據，開始時感到心理極不平衡。他們會覺得這就好比是簽賣身契一樣，會想像字據一旦洩漏會有什麼後果。於是招募官員就要苦口婆心地去說服他，打保票，甚至甜言蜜語，直到特工簽字為正。

　　事實上，特工叛變的行為是極少發生的，雖然我也曾遇到過一次（後面的章節中將會談到），還有一名特工被對方情報部門抓獲，要他交待問題，可憐他已成為案上之組，還能有什麼選擇的餘地。

　　較為常見的是缺乏慎重——把自己吹噓成007 一類的人物。

　　如果一個特工因為無法接觸到所需要的情報而無法再提供情報，或由於某種原因缺乏積極性，或特工或負責他的案官搬離了原先所在的城市，那麼其特工使命即告終結。

　　具有重要價值的特工在簽署字據時可以用假名，以防字據萬一落入他人之手，造成麻煩。字據內容其實很簡單，僅包括日期、金額和簽名。

　　奧野是我發展的第一個特工。因此，第一次給他錢並要他簽署字據的日子，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捩點，也是表明我的努力並沒有白費的關鍵日子＿（新特工所提供的情報獲得總部證實後，招募才算是成功的。）

　　也可能是天意的安排，那天所發生的事竟成為我後來放棄掩護工作的起因。

　　我選擇在星期一的晚上和奧野見面，給他第一筆酬金。那天我計畫早晨6 點上班，下午4 點下班，以保證有充足的時間準備晚上7 點同奧野會面。

　　站裏對這事並不抱太大的希望，雖然我叮以理解，但還是感到有些不快。

　　他們確實把我當作沒有經驗的新手，但卻不知道我多麼瞭解日本人的脾性。我心裏明白，我已踏上成功之路。奧野的一舉一動，言語表情，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目前的進展都是對我有利的，我滿懷信心，要證明給站裏看我是對的。

　　到目前為止，站裏對奧野的認識僅限於我的報告。我下決心邀請我的聯絡官秘密查看我和奧野的初次交易，以證明我所言不虛。此外，我想，聯絡官曾說過他從沒見過真正的特工，現在就讓他見識見識活生生的地下特工吧。我和奧野將在一幢大樓見面，我約好聯絡官在大樓的人口處先碰頭。

　　下午4 點，我正要從通訊社下班，我掩護工作的老闆突然要我參加一個在7 ：

　　30分舉行的新聞發佈會。

　　“不行，老闆，我已經下班了，而且換班的同事也來了。”我表示拒絕。

　　不知為什麼，對我的真實身份毫不知情的老闆卻執意要我參加那個毫無意義的新聞發佈會。我只好不顧一切，強行離開辦公室。

　　我趕到大樓，見到聯絡官，向他示意遠遠地跟著我，到約定的咖啡廳去。

　　這次，我又獲得了一個教訓，不管你覺得你對接頭的地點有多熟悉，都應事先對接頭地點進行確認。

　　我一下子竟找不到我自認為很熟悉的咖啡廳了！我們一層層地找，一條走廊一條走廊地找，那神情就如同兩只瞎老鼠，在迷宮一樣的大樓裏亂竄，真是難堪！這也成了我這位聯絡官日後常常取笑我的笑柄。

　　最後，我終於找到了那間可恨的咖啡廳，所幸還沒有錯過時間，我進屋坐下，隨後聯絡官也走了進來，佔據了有利地形，在離我較遠的一張桌子坐下。

　　奧野如期而至，收下了我給他的酬金，感激之情溢於言表。他很痛快地在字據上簽了名。聯絡官偷偷地瞥視，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

　　我把一些基本安全守則告訴了奧野：如何避免被其同事發覺，如何和我接頭，以及如何用密語向我家中打電話等等。

　　我開始信任奧野了。他雖然也有弱點，但他精力充沛，自負，有膽量也有野心，這樣的特工無疑是很有價值的。而且我也相信，像他一樣果敢努力的人，是一定會成功的。奧野沒有讓我失望。

　　他開始提供情報。我們常常在不同的地方接頭，有時還在我常去的一間酒吧。

　　我們交換著情報和金錢。我一般不查看情報內容，而是把它們連同我給聯絡官的交往報告和費用報告一起直接上交，因為我無須理會這些情報的價值。

　　有一天，已經很晚了，奧野打電話約我在一間我們常去的酒吧接頭。我到酒吧時，發現奧野正一個人喝著黑標籤的瓦爾克酒，這種酒在當時的日本也是一種尊貴身份的象徵，而我們過去常喝的只是廉價的日本威士卡。奧野帶來了一疊子約2 英寸厚的複印檔，沾沾自喜地告訴我，他是如何如何費盡心思才把這些情報資料弄到手的。我相信他。

　　後來，一位東京站情報官員告訴我，他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歸納整理這一疊子檔，最後從中提練出多達門份情報報告。門份！

　　成功招募奧野後的一天，我的聯絡官對我說：“保羅，你調到我們站工作的2年期限還沒到期，而且你希望能在東京多工作2 年。你成功招募奧野，已經提前超額完成了4 年的任務。從現在開始，直到4 年期滿，你再幹的活都可以算是‘外快’了。”

　　奧野非常傲慢，言行難以預料，聽不進我的忠告，所以很難控制。他還常常提出新的經費要求，或者自用，或者是緊急情況下要用。在我而言，更重要的是注意他的安全，尤其是他花錢大手大腳，遠遠超出他的正常收人，很容易招致懷疑。

　　有額外收人是一件好事，但作為一名間諜，大肆花銷額外收人，卻是一個極大的弊端。能長期倖存而不引起別人注意的間諜，在使用額外收入時都十分慎重。除非他是一個不計較報酬、為理想奮鬥的間諜。

　　奧野還有其他方面令我擔心。由於他知道我的真名和真實身份，所以，我將他的安全等同於我自身的安全一樣看待。但他十分自大，喜歡炫耀他的能力和聰明。

　　有時他甚至還作弄我，取笑我的日語如何如何不地道等。其實，因為熟知一般日本人甚少涉獵的中國古典文學，我對日語的體會要比他深刻得多。

　　總之，奧野十分樂於炫耀，而且也沒有什麼能使他收斂的。他傲慢地把我對他的安全忠告當作耳邊風。

　　我越來越覺得事態嚴重，下決心當面警告奧野。

　　一天晚上我和奧野一起到一家餐廳吃河豚火鍋，喝米酒。他察覺到我正用尖銳的目光盯著他，於是叫我別板著面孔對他怒目相視。我頓了一頓，移開目光說：

　　“我這樣的面孔算什麼！如果你聽不進我的忠告，總有一天你的屍體會臉朝下背朝天浮腫地漂在河裏，污穢環繞，腐爛發臭，被員警撈起來，送去解剖，併發現你體內有酒精，而且中了河豚的毒！”

　　奧野臉上頓時顯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拿著筷子伸向河豚火鍋的右手不禁停在半空中。

　　這番話果然十分奏效。我拍了拍他停在空中的右手，說：“別這麼蠢啦。我們現在是在一個鍋裏吃河豚。我只不過是描述一下如果你被你的同事懷疑後會有什麼下場，他們可是疑心頗重的。我們是不會殺你的，但你的同事卻肯定不會放過你，這一點你應當比我更清楚。”

　　這次警告的效力只不過維持了一段很短的時間，奧野秉性難移。

　　因為奧野極有利用價值，但又沒經過考驗確認，所以每當他外出時，應會受到站裏派出的日籍特工的跟蹤。

　　而當他要與我見面時，站裏又會有意識地抽回毫不知情跟蹤他的特工，以保護我深度潛伏的身份。

　　但是，在實際操作時還是出了差錯。一天，我的聯絡官告知我，我和奧野被發現進入一家餐廳。他不但沒有認識到是他犯了錯誤，沒有抽回跟蹤奧野的特工，而是責備我粗心大意，沒有採取反盯梢措施。

　　我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我和奧野僅在一起走了很短一段路，一定是他在進入餐廳以前就已經被跟蹤了。

　　我自己也確實可能有些疏忽，但我的聯絡官應負更大的責任。他不顧後果的工作方式直接危及到我的安全。我沉默不言，內心卻非常惱怒。

　　我知道，由於聯絡官沒有充分認識到他的失誤之處，以後即使在我在場的情況下，也依然會有人跟蹤奧野，錯誤還會繼續下去。

　　果然，我再次與奧野接頭的時候，就發現身後有尾巴，是一個毫不起眼的中年日本男人。我立即帶奧野走進一間我十分熟悉的高檔酒吧。

　　所謂“十分熟悉”，就是我知道有什麼路通向這間酒吧，知道酒吧的入口有幾個，收款臺在什麼位置，廁所在哪兒，哪有公用電話，座椅是怎麼擺放的，哪個座位最適於觀察人口的動靜、適於交換物件，或適於長時間休息和私人談話，以及什麼時候人最少等等。熟悉的環境對一個業務官員是非常有幫助的。這樣的地方知道得越多越好。

　　我和奧野喝酒時，那個跟蹤我們的傢伙了無聲息地溜了進來，在櫃檯前的椅子上坐下，背對著我們。當他轉過頭來偷偷看我們時，我狠狠地盯了他一眼，然後突然對奧野說去另一個酒吧——這在日本是很常有的事兒。

　　奧野走出酒吧後，我到櫃檯付帳，看到跟蹤我們的那個傢伙一臉沮喪，可憐兮兮地全身在不住發抖，這立即使我想起我第一次訪談對手時的情形。這時我也不禁心寒發抖，我雖然內心同情他，但表面上依然以目光威脅他。而後，我一言不發地走出了酒吧。他沒有再跟來，也一定意識到已被發覺，我不知道他回去是如何交差的。

　　我告訴我的聯絡官我止住了跟蹤我的人，再次要求在我和奧野接頭時不要派人盯梢。

　　那時，我已經被掩護工作的老闆解職，覺得解脫了不少。我從不願意在不稱職的老闆手下工作，我想也沒人會願意，何況他還以自高自大來掩飾其無能。

　　但對於我父親和岳父來說，我“失去工作”卻是一個非常震驚的消息。他們屬於一輩子為一個老闆打工的那一代人，雖然我岳父的經歷稍有不同。我不得不向他保證我絕不會讓他的女兒挨餓。他對我表示了極大的理解。（許多年後，我妻子還會不時笑我：“你得承認，你當時確實差不多養不起我了。”“或許吧。但你想想，我們現在有多少東西吃。”）

　　像巧合似的，奧野這時也失去了工作，原因很荒唐，同我方無關。這意味著他不能再獲得我們所要的情報了，也意味著他已失去了價值。這無疑會令站裏和我失望。但是，奧野向我保證，他可以在他的原單位發展一個後繼者，繼續為我們提供情報。他也確實這樣做。

　　在受了這次驚嚇後，站裏決定將奧野交給一位有官方身份、會講日語而且經驗豐富的情報官領導。同為一旦我被暴露，就會引起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我沒有表示異議。

　　一般來說，將領導特工的工作轉交給其他情報官之前，需經過原先案官的同意。

　　有時，如果該特工非常優秀，對負責他的案官的前途會是大有裨益的（比如職位升遷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案官可能會激烈反對，拒絕移交特工。

　　曾有一位案官執意宣稱，除非他從中情局退休，才會將他手下的一名特工移交給別人。（後來的確如此，他和那位特工同時退休，現在的生活都很幸福。）

　　對於奧野，我並沒有執意要他一直在我手下工作。他確實助我建立起了個人事業的基礎，因為他我獲得了極高的聲譽，我由衷感謝他。但是我想，我還年輕，事業只不過才剛剛開始，不應耽於現狀，而應該不斷挑戰自我。第一次成功激發了我的能量，也使我更加自信。

　　我向接手的人介紹了奧野的情況，提醒他奧野的古怪行為和傲慢。我想奧野可能也會嘲笑新案官的日語水準。

　　我的後繼者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白人，柔道功夫高超，已經獲得黑帶。他的日語也很流利，很不高興地問我：“保羅，你是不是想現在就考考我的日語？”

　　他的階銜要高出我很多，性格又很暴燥，我可不敢考究他的日語水準。但是，我很清楚地認識到他一定會碰到不少麻煩。

　　過了大半個月，這位白人果然咆哮如雷，發誓恨不得要擰斷奧野的脖子。

　　只能再換案官。站裏不能容忍任何那怕是只會傷及自身羽毛的事，更惶論要擰斷某某的脖子了。

　　這一決定給我們的“擰脖子專家”觸動不小，他的暴躁脾氣從此平息了不少。

　　幾個月後，他被正常調往一個外國小城市。也是巧合，後來有一次奧野也被安排到那個小城市逗留了3 天。由於那座城市並不如日本那般“文明”，我們都不禁擔心若他們不期而遇的話，奧野會不會真的在僻靜的小巷裏被人擰斷脖子。

　　我和奧野最後一次見面時，他肯切地對我說：“我不知道我最後的結局會怎樣，請收下這張照片吧，上面是我的兩個孩子，作個紀念。”我一時覺得無話可說，心中卻感觸良多：傷心，愧疚，釋然，理解，同情？我從內心深處為他祝福。照片是要隨同接觸報告一同上交到站上的，但我一時沒找到，也因此沒有再上交。三年後，我在那晚我穿的茄克衫的胸袋裏找到了那張相片，至今依然保存著它。

　　其後不久，我回華盛頓休假，有人告訴我奧野非常有用，但是花費太大。他在虛報費用，私下貪污了很大數目的經費。我覺得驚訝。

　　奧野花起錢來確實是大手大腳，但他絕不會侵吞公款。我詢問這個問題是什麼人反映上來的，回答是：“你們站長。”

　　我頓住了，幾秒鐘後才反應過來，說：“站長一定是聽信了錯誤的消息。”

　　我的判斷沒錯。回東京後，我核對了奧野的花費清單，他的帳目清清楚楚，雖然他揮霍甚巨，但我也是一樣。對於花錢，我一直認為最重要的是要講求效率，即有效使用。

　　這一原則使我沒少受敵人的攻擊和熟人甚至親戚家人的指責。但我堅持，考慮到奧野的工作成績，這些錢是值得花在他身上的。當然使用經費也應當慎重，不能亂花不屬於我們的錢。但是許多人只顧算計開銷，而不注重花錢的效率，這是他們目光短淺。思想僵化的表現，也難於獲得成功，同時還少了一層生活的樂趣。

　　他們忘記了，要找到一個像奧野一樣有效的特工要花去多少人的精力，多長的時間，而這豈是金錢所能衡量的。

　　不可靠的特工？或許是。我們通常都會有這樣的疑慮。但籠絡和駕馭他不正是我們要做的工作嗎，從事間諜工作什麼時候沒有危險？而且，間諜工作從來都是花費甚巨的，要秘密進行，不為外人知曉，充分的掩護和補償是必須的。在信任、友情。榮譽。樂趣、款待和技藝之後，排在最末位的才是——金錢。

　　後來，有一次我在國內把一位優秀的合作者（並不是特工）移交給下任時，對下任說：“這位先生幫助我們，而他自己卻要受到良心的譴責，他付出了他寶貴的時間，勤力為我們工作，應當得到補償。至少我們應該擺出一桌盛餐，請他享用，以表達我們的感激之情。”

　　我懷疑這位中級官員到底是本性可鄙，還是缺乏教養，他後來竟嗜談他是如何如何請我那位合作者在一間速食店一塊吃早餐！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在替誰省錢？我立即警告他，他會很快失去這位優秀的合作者。

　　他當然失去了。而他卻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位合作者會越來越不願意同他見面。這並不是吃飯花多少多少錢的問題，而是因為他的吝嗇使對方由然而生鄙視之心。而我們所失去的合作價值，卻遠遠不是他在吃飯“省下”的錢所能相提並論的。

　　六年後，我再次在東京碰到奧野。他沒有認出我，我也無意和他談話，因為當時的情況下我不能這樣做。往事已矣，就把它拋在身後，忘卻吧。奧野這些年來一定一直在找我，或許還恨不得掐我的脖子呢。

　　不過，我由衷高興地看到奧野還是那副老樣子，他的步態和舉止都依然如故。

　　他看起來很不錯，腦袋還好好的安在脖子和肩上。沒人擰斷他的脖子。

　　當年奧野交給我那一疊於複印檔時（信不信由你，那時影印機還只能“出租”，不容許個人購買），我提醒他要小心使用那臺影印機的複印紙。他從沒在意我的警告，後來我也忘了這事兒。

　　大概過了一年多，站裏的一位同事向我講述了一段後話：奧野後來在他原先供職的機構裏成功發展了兩個很有用的新特工，以至於我們的人竟可以從容進出原先被視為禁區的大樓，整本整本地複印檔和資料。

　　但這個機構的財務主管卻發現複印紙的消耗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於是起了疑心。

　　一天晚上，那家機構派了幾個人悄悄守候在複印室門口，就像是我們在電影裏看到的情形一樣。終於看到有一個人走進辦公室用影印機，於是就逮捕了那人。

　　那人不是我們的特工，而是機構內部的，他只不過是想幫人複印幾頁紙，以賺取15美分的一點可憐的外快而已。

　　那倒楣的傢伙被炒了魷魚。那機構內報導的這一事件卻為我們的人敲響了警鐘。

　　這一事件突兀其來，對我們的人來說則是幸運之極。更為重要的是，我認為事先仔細考慮，要遠比靠運氣避過大劫好得多。

　　失去掩護工作後，我又得重新考慮新的表面工作和我的收人了。我於是聲稱自己是新聞自由撰稿人。由於沒有固定收人，這很難經得起家人的審視。還好，我妻於的阿姨站出來說她知道一個和我一樣的自由撰稿人收入頗豐，這才打消了親戚們的顧慮。

　　但日本外交部對我這樣的所謂“自由撰稿人”可不太歡迎，如果還要自稱是新聞記者，我就至少必須跟某個新聞媒體掛上鉤，作為其特約通訊員或兼職記者什麼的才能蒙混過關。

　　中情局神通廣大，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這很容易辦到，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局裏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動員我，要我在國外一家毫不起眼的、說起來自己都覺得丟人的新聞機構從事“新聞”工作。

　　他們給我開了封皺巴巴的證明信，要我遞交給日本外交部。外交部裏為我辦手續的那位年輕女職員對我很友善，她很有禮貌但有些遲疑地對我說，當地的日本大使館沒有查到我所在的那家新聞機構，因而要我提供更多的資料。

　　她問我這家報紙是用什麼語言印行的？流通量有多大？是日報還是週報？以及一些其他基本情況。而局裏甚至連這些最基本的資料都沒有提供給我！我只能搪塞這位漂亮女性所提的問題，我知道她的主要工作即是盡她的最大可能接待好外國的新聞通訊員。

　　真正使我震驚的事還在後面，大概過了一年後我不知在哪里看到過關於這家報紙的消息，說是一份用英語和當地語言混合出版的日報，而且在那家日報的經理給我寫了證明信後不久，報社即告破產倒閉。沒人告訴我這件對我來說是釜底抽薪、生死攸關的事兒，這完全可以把我送進監獄。總算我命硬，當地日本的大使館沒有及時發現事情的真象。

　　但當我知道我的“雇主”破產後，就十分擔心被日本外交部查驗，因此，在日本的最後一年是我最擔驚受怕的一年，同別人說我是自由撰稿人時心裏每每都有些發怵，難以理直氣壯地作出回答。

　　那位女士還在日本外交部工作。但願她能原諒我24年前所說的謊言。我真希望能當面感謝她。她非常樂於幫助我，我覺得她現在一定還像當時一樣善解人意。

　　當我結束事業上最轟轟烈烈的日子，忙於再找合適的新的掩護工作時，站裏已經在考慮為我指派新的重要任務了。

　　同時，組長在向其他同事介紹我時，都把我說成是“一級情報官員”，我想他是確實如此認為的。其實那時我還只有兩年半的專業工作經驗，很多時候還需要別人指導和傳授經驗。這說明我的初次工作表現已經給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想分派給我有份量而且具開拓性的任務。我年輕，有點天不怕地不怕的味道，過去的人生經歷造就了我堅忍不拔的性格，我也渴望承擔充滿挑戰性的任務。

　　我的想法很簡單：情報工作是一項危險性大難度高的工作，如果不想去冒險的話，那又何必要幹這一行呢，何況我本身正是一個賭徒！

　　我首先攜妻子回美國休假。

　　外派人員可帶薪回國休假長達4 －8 個星期，有薪水，但沒有外派任務的津貼。

　　在中情局，這種休假是強制性的，除非是有充足的理由如掩護工作需要、疾病等。

　　回國休假的主要目的，是讓外派人員加深自己是美國人的概念。帶L 自己的家人，看自己喜歡的美式足球和棒球，吃肯德雞和漢堡包，找回真正美國人的感覺。（雖然因衛星電視轉播技術的進步，現在的世界與過去已經不同了，但是這種休假方式仍然被採用，而且大多還與以前一樣。）

　　許多情報官員長居海外達5 年甚至10年，他們的確需要每2 －3 年回美國一趟，以瞭解和體會國內的新舊事物。對於非官方掩護情報官而言，這一措施更是至為重要。他們在國外不參加大使館的正常業務活動，大部分時間裏都在使用別國的語言，無暇理會是誰人主白宮，卻常常置身於別國的政治糾紛中。

　　70年代中期，我在歐洲邂逅一位高級官方掩護情報人員，他生性秉直。我把我隨身攜帶的色情書籍和雜誌給他看時（那是我用自己的錢買來給自己做掩飾或利用於工作上的，這往往十分有效），他竟然驚得目瞪口呆，並誠心告誡我過美國海關時要小心。我只能告訴他，在美國隔白宮兩個街區的地方就可以隨手買到這些東西。

　　我怕他難以接受，還沒有告訴他我們有個業務官員甚至要定期地呈送這些東西給某國的一位女強人。

　　美國是我的第三故鄉。我出生於受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光復，我又成了中國臺灣當局的人。

　　故而，我對美國的情感與一般美國人不同。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別人那麼愛美國。

　　事實上我對美國是既愛之，又嚮往之（雖然當時我還未正式成為美國公民），其中還有感激、驕傲之情。我深深覺得對這個國家和她的人民有著義務和責任。

　　回美國休假對我來說是要花費很多錢的。雖然我的兩個弟弟當時都在美國，一個是醫生，一個在攻讀博士學位，但我卻難以有“回家”的感覺，畢竟，我在美國沒有“根”。我只能呆在朋友那兒，或住在酒店裏，花銷自然不小。但是，我迫不及待地要帶和子回美國，想讓她看看這個可愛的國家。

　　由於我的身份特殊，回美國的過程也就很複雜。局裏已經為我申請到了美國的永久居留權，但又不允許我以這層身份直接離開日本回美國（我登機時會在日本出人境管理部門留下記錄）。然而，按照美國的移民法例，我一旦獲得了永久居留權，就必須以此身份進入美國。於是他們開動腦筋，要我先用臺灣護照從東京飛到泰國曼谷，在那裏拿到美國永久居留權的證明檔，再以之從曼谷飛到夏威夷，與我的妻子在那兒會合。她則事先以日本護照從東京直飛夏威夷。

　　事實上卻並非他們所設想的那麼簡單，生活好比航行，處處都有明礁暗壘。和手雖然曾在1964年去過埃及和西歐國家，但出門旅行的經驗卻十分貧乏，她的英語也僅能應付一般性的會話。而我則從未到過曼谷。

　　他們告訴我，把臺灣護照遞給泰國出入境管理部門時，最好在裏面先夾上一張5 美元的紙幣，這樣有利於順利過關。我覺得這真有點令人作嘔，這樣有用嗎？我持的是合法的臺灣護照和泰國簽證，本來就理直氣壯，有此必要嗎？和子身邊沒帶多少錢，正獨自在曼谷等候我，我們還沒有聯繫上，如果出人境當局以“賄賂泰國官員”的罪名將我羈留，那可就麻煩了。再者假如，僅僅是假如，一旦出了空難事故，我或者和子又如何對當局解釋我們離開東京分頭走這回事呢？誰又會想到日本政府會否依此推斷我和美國的關係呢？畢竟我最初是從美國進入日本的，有證可查。

　　我只能按他們給我擬定的計畫行事，在中情局，有時是不允許你有所選擇和改變計畫的。我所乘坐的班機在夜晚飛過越南的上空，我看到下麵電光飛散，那是炮火？或是高射炮在射擊？戰爭的場面就在眼前，我在想會是怎樣糟糕的結果，同機的其他人卻依然說笑，他們真幼稚得有點可愛。

　　我從心裏喜歡曼谷這座城市。但也有一個缺點，我到那兒正是最熱最潮濕的季節（雖然當時並不是夏天，但曼谷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儘管我是在臺灣長大的，卻也從沒見過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氣候。

　　我第一次見識到了用煤焦油鋪成的路面，汽車駛過，卷起陣陣黑塵，四處彌漫。

　　泰國人非常友善好客。泰國的東西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還有女人，是的，女人！泰國女人可謂是柔雅靚麗。給我送來出人境證明的是一位我以前認識的朋友，他向我介紹了許多關於這座城市的趣事。

　　我很會買東西，知道如何鑒別品質的好壞，以及價錢是否公道，這與我過去愛好設計鞋於和衣服有關。我還習慣於隨時隨地問這問那，與行家或是在極少人光顧的豪華商店裏百無聊賴的女店員閒聊，從中獲得了許多知識。他們大多喜歡叨叨不停地向你介紹他們熟悉的貨品。在曼谷，我給和子買了不少禮物。直到現在，在一番比較後，最後拿主意的人通常是我，我給和子買的東西，像手提包、鞋子。衣服、大衣、手錶、圍巾、飾品、廚房用品、茶具等等，向來能得到和子的認同和讚賞。

　　多年來，我教授和子購物的技巧和對品質的鑒賞能力。我也教給我們的兒子彼得。我尤其教他們要注意商品的詳細說明以及購物的時機。他們現在已經是購物專家了。

　　我在曼谷登機前往檀香山的時候，又遇到了一件麻煩事。一陣喧叫聲從我身後傳來。

　　幾個穿著制服的人沖向我。他們瞪著眼，表情嚴肅。我的臉變得煞白，我知道這一幕對一個間諜來說意味著什麼，以前我在夜裏夢到過這樣可怕的場景。

　　他們那副樣於，使人覺得我定是將這個國家的神像之類的東西偷帶出國。

　　其實，他們只不過是要給我注射霍亂疫苗罷了。但是，我真不明白，離起飛只有10多分鐘了，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如果我是從夏威夷回曼谷，他們這樣做還情有可原。

　　由於我在飛機上不停地喝酒，使霍亂免疫注射在我體內產生了明顯的副作用，等到了檀香山下飛機時，情況變得更為嚴重，面孔發燙，走起路來跌跌撞撞。當和子看到我手上拿著5 瓶免稅威士卡時，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已經差不多過了20年了，和子還一直咕咕噥噥地抱怨，說我們在夏威夷海灘時沒有一點浪漫之意。事實上，當時在酒店我正猛喝威士卡，也可以說是我想減輕行李負擔，幾乎完全沒在意我們竟是在夏威夷。

　　我們也到珍珠港作了一次觀光遊。我能感覺到，和子對於珍珠港事件深感愧疚，我勸她跳進海裏以表達她心中的歉意。但是她卻說表示歉意不必做到這程度。

　　現在回想起來，我對那次旅行也深有悔意，我們本是在天堂般的旅遊勝地暢遊，但由於我只顧貪杯，竟浪費了這唯一的浪漫機遇。以後和子一直說我“不懂浪漫”。

　　這使我體會到：千萬不要錯失良機。我們從夏威夷到東海岸，再到西海岸，雖然不時也發生爭吵，但總的來說是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和子很固執，也很自立，很堅強，每當與我發生爭吵時，一點也不會表現出要人同情的樣子。

　　我們探訪了在北卡羅來納洲的弟弟，在迪士尼樂園遊玩，參觀了中情局，並到我的朋友唐·布朗家串門。

　　等我們回到東京時，皮膚已經曬得黝黑，大家見到我們，嘴角都不禁流露出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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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自軍事書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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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手的新任務是一項很特別的招募工作。工作計畫是由山姆·斯威福特經過幾個月的醞釀後提出的。他是一位傑出的官方掩護情報官和招募高手，也在東京站工作。山姆希望能和我搭檔，開始執行這項計畫。

　　後來，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到東京站檢查工作，瞭解到這一計畫的實施過程和最後結果後，他評價說：“膽大心細，別出心裁！”

　　山姆大約有一米八五高，寬肩膀，結實強壯。臉上輪廓分明：高鼻樑，下巴向前突出，濃密的眉毛，灰色的眼睛，目光銳利如鷹隼。猛一照面，就感到他甚至可以活生生地吞下一個人，邊吐骨頭，還會邊向你要牙籤剔牙。他根本無須說出自己是柔道黑帶高手，往面前一站，已可令人畏避三分。他膽大，好鬥，技能出眾，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從海軍軍官學院畢業後，因為天性喜歡冒險，過幾年就加入了中情局。

　　進一步接近他，我發現山姆是一個非常愛家的男人，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他和他的日本妻子十分溺愛才4 歲大的孩子c 日漸灰白的頭髮使人覺得他不正40歲，也說明他可能是個感情豐富、容易受傷的人。

　　我和他有所不同，也有共通之處。我們能夠成功合作，是因為我們都有一種使命感，都積極向上，所以能夠超越彼此間的分歧。

　　一起執行任務面對敵人時，我們根本無須借助於言語，一個眼神已足夠交流一切。

　　我對山姆很放心，執行任務時協調分工，齊頭並進。到我完成我的任務時，他也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反之亦然。真可謂是心有靈犀。

　　我們都不是那種“嚴肅”的人。即使是在極端緊急的情況下，也不會忘記插科打渾。有時會嘲笑敵人，有時則相互逗趣。我們彼此都深知，在這個行當中，幽默感是不可或缺的，是保持頭腦清醒的調味劑。

　　山姆的缺點是脾氣暴躁。大家都怕他。他還很固執，自己是工作狂，也要求別人像他一樣玩命幹，直到身衰力竭，倒下為止。

　　我們部長曾若有所思地稱讚我們是一對最佳拍檔，但可能不會長久。他顯然過於低估了我們都渴望成功這一最基本的共同點。

　　與山姆認識後，我和他作了一次長談。我想更深人地瞭解他的一切。為保證我們合作的順利，我也向他擺明瞭我的幾條基本原則。

　　那時我剛剛提職，升為GS－9 級。山姆的職銜則比我高，為GS－13級，而且他在上一年還錯失了一次提升機會。

　　山姆告訴我，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不小心把車開進了皇宮周邊的水壕裏。

　　這種情況的確很少發生。

　　他說自己差點被淹死，已不記得是如何被人救起的了。警察局向美國大使館通報了他的情況。

　　日本員警做事從來都是很有效率的，他們私下向美國官員提出警告，說他們發現山姆（有官方掩護身份）與一個被懷疑是蘇聯間諜的人時有來往，因此懷疑山姆是否蘇聯間諜？

　　東京情報站出於無奈，只能把山姆的真實身份知會日本員警當局，解釋說：山姆事實上是在培養策反那個蘇聯間諜。山姆還算運氣，經此遭，也僅獲處罰2 年不得升遷。

　　我和山姆在級別上相差甚遠。2 人都性格倔強，不願容忍別人。因此，為了能和山姆有效合作，我要立幾項基本原則，以調和我們彼此間可能發生的衝突。

　　我和他約法三章：——重要的決定應先相互磋商；——要相互尊重對方的意見；——要平等地討論事情，不受級別高低的影響；——作為高級官員，且可以出入東京站，但除非站裏確實需要他代表我們兩人講話，否則他的意見不能代表我的意見。

　　山姆極守信用，他完全遵守了我這個下級所提出的條件。我敢肯定，如果沒有這些基本原則，我們難以合作到一起。

　　再者，我也不由自主地對山姆存有戒心。

　　我給山姆看我隨身攜帶的一柄鋒利的小刀，告訴他我能純熟運用，應他的要求，我還向他示範在執刀相鬥的時候取勝的秘訣。山姆看起來很吃驚，問我會不會真的用它，我說如果情況需要，會毫不猶豫拔刀相向。他可能體會到我的狂野粗放，我知道他也如此一樣，彼此心照不宣。

　　山姆的計畫是：我和他假扮成從歐洲來的富商，藉此接近通常很難靠近的敵方。

　　如果接觸成功，就開始在對方陣營中篩選可能的發展對象，對其進行評價、培養，並最終吸納為我們的人。

　　山姆將扮演一家大型的歐洲集團公司的“老總”，公司也涉足對方公司的業務範圍，而且十分活躍，這樣，我們與對方就有了共同關心的話題。我們將假作向對方“取經”，提出開展“合作”。山姆假作不懂日語和日本風俗，我則扮演山姆的助手兼翻譯。我的外語特長使我非常適於扮演這樣的角色。

　　我們對細節也進行了充分的準備：為什麼說從歐洲來？因為那時的日本人對歐洲還知之甚少。

　　為什麼扮成富商？因為無論是誰，政客、商人或技術人員，在金錢面前都容易發生動搖。我們並不認為無論是什麼人都可以被收買，但俗語說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英雄難過美人關。

　　我們以富商的身份招搖過市，一定會有人上鉤的c 為什麼山姆要假裝對日本一無所知？這樣可以拉遠山姆與日本之間的距離，適當時他可以說出較為“過份”的言辭，一旦對方表現出反感，就用他對日本人一無所知之類的藉口，搪塞過去。再者，他還可以借此獲得一些遲疑思考的時間，以考慮如何更恰當應答對方，或對對方的舉動作出最恰當的反應。

　　與對方成功接觸後，我們將繼續作何種努力？

　　一個情報官最重要的素質在這時就能得到充分的體現：我們要在最短的時間裏，對所接觸過的人進行評價，篩選最有發展潛力、最有價值的目標人選，加以培養發展。

　　山姆已是一位有目共睹的招募老手。我的工作經驗雖然有限，但已表現出對人性的深刻理解，而且在思維方式上更近於東方人。

　　何況我也有成功發展特工的經驗。

　　我們準備對接觸範圍內所有可能的目標人選展開工作。

　　這無疑是一項很大的計畫。對我們所要接近的目標，中情局以前還從未取得過任何成績。

　　山姆的新身份將是一位在匈牙利出生、在西德接受過教育的安頓·諾維克先生，具黎巴嫩國籍，有一位德國妻子，為德國一家跨國公司工作，公司註冊於萊切斯坦。

　　這是否有些令人糊塗？

　　麻煩的是，山姆不會說匈牙利語，德語只會說大約十幾個單詞。阿拉伯語和法語更是一竅不通。

　　山姆所在的公司，則“擁有數十億計德國馬克的資產，總部設在法蘭克福，在歐洲其他國家均有分支機構。但是，基於稅收等原因，公司卻註冊於萊切斯坦”。

　　無論對方誰有興趣，我們都將不厭其煩地向他解釋，重複這番話。

　　我們知道：與錢有關的事誰都願意聽。

　　雖然山姆事實上只會十來個德語單詞，但他卻能煞有介事地說帶濃重德國口音的英語，時不時地還帶出幾個德文辭彙，甚至已經可騙過真正的德國人。

　　山姆為此還專門留了長髮，做成當時歐洲很時興的髮型。他向我抱怨，由於留長髮，在美國使館等機構還曾被不少女人當作笑柄，笑話他。他還專門訂做了款式考究的歐式對襟西服，帶名牌眼鏡，拿金質打火機和金質雪茄煙盒。這番打扮著實耗資不菲。

　　叫人難以忍受的是，東京站只批准山姆添置一套西服。後來在烈日炎炎的東京，可憐的山姆也只好裹著厚重的冬裝扮歐洲來客。

　　（我們從春天開始行動，當時沒有料到這次行動會成功地一直延續到夏天。結果，我在東京時這一計畫順利進行了18個月之久，此後又繼續了8 年多方告結束。）

　　山姆還要把他那雙經過柔道訓練的大腳，硬生生塞進一對細長的皮爾·卡丹牌皮鞋裏。

　　在歐洲已作了相應的安排，準備了許多細節性的道具，比如信用卡、文具、漢莎航空公司的提包等。還有一只封蓋上貼著日本海關稅條的沃克黑簽威士忌酒瓶，這也是身份的象徵，表明是在日本以高價買下的，我們這些歐洲“富商”花起錢來當然是毫不吝惜的。

　　山姆弄到那只空瓶後，就向其中灌人他從免稅店花較少的錢買來的沃克黑簽威士卡。那時一些很好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在日本還不為人所知。

　　對於我這樣一個新手，局裏就從國外派一位專家，直飛東京，教我如何如何進行“簡易偽裝”。每當有重要行動時，中情局總是會調動一切可資利用的資源。

　　即使是只須半個小時就可以完成的簡易偽裝，也可以使一個人在很大程度上改觀。其效果因人而異，通過比較化妝前後的快相即可一目了然地作出評價。我們的化妝專家給我戴上了一副難看的眼鏡，畫濃了我的眉毛，還在我臉上貼上了兩顆顯眼的黑痣，進而把我的頭髮染成灰色！

　　如果有誰喜歡化妝取樂，我完全可以奉上我免費學來的招數。

　　眼鏡框可以從很大程度上使人改觀，描濃眉毛也有效果。我很幸運他們沒有要我帶上假鬍鬚，否則我和對方的人一起吃飯時就會很不方便。鬍子對於喜劇表演來說可能會是效果出眾，但對於從事情報行動而言，則很不適宜。

　　那兩顆假痣，我們的女專家——當然是一位女士——保證至少可以牢牢粘在我臉上72小時。她發誓說不會有問題。但我敢打賭她絕沒有碰到過如此緊張的情形。

　　如果你在行動中能時時保持警惕，珍惜自己的生命的話，就要把她的話打上一個大折扣，只能相信8 小時。我後來就為此遇到了麻煩。

　　我們的女專家為我把頭發染成了灰色後，又要求我自己操作一遍。我覺得我一點也不喜歡，所以拒絕採納她的建議，這多少令她有些失望。但是，我後來十分慶倖當時拒絕了她的染發建議。

　　首先，晚上我一回家，和子就發現我的頭髮看起來變紅了一些，這當然是頭髮受到氧化的結果。幾個月後，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重複將頭發染成灰色可能會引致禿頂，看來我拒絕得對。

　　我們開始並不期望這一計畫能延續多久：完全失敗的話可能要2 星期，取得一定成果的話可能會延續2 個月。不想後來競延續了18個月，想到如果當初聽那位女士所言，一旦把頭發染灰去執行這項任務，我可能就會在36歲就早早地成了禿頭，真是令人後怕。

　　現在，染發技術已改進了很多，也更容易操作，但我還是希望頭髮在一遍一遍染色、洗發後依然能保持茂盛。

　　在我看來，化妝只適合在親戚朋友很少的地方採用。但我在東京的熟人卻多了些。我用的化名是陳南明，身份是在不同國家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商人，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日本人，由此可以解釋我流利但帶有口音的日語和中文。

　　結婚了嗎？後來確實有人無聊相問。“是的，是的，我和一位漂亮的法國女人結婚了，但是，唉，她竟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

　　我如此交心似地作出回答，加上眼睛裏必有一絲傷悲的神情，而後又默默無語，這足以使任何人都不想再追問下去。

　　我的結婚戒指上刻著我和和子結婚的時間和和子的名字，所以我必須脫去戒指。

　　一開始和子還有點反對，希望我能一直戴著象徵著我們愛情的戒指。但不止是在這次行動中，而且在其後直到我退休長達18年的潛伏生涯中，我對外經常使用化名，身份也一直在變，所以一直都沒有機會戴這枚結婚戒指。唯其如此，我才能不為別人提出的諸如配偶情況如何等無聊的問題所困擾。和子無奈只有接受這一現實。

　　我退休後，和子立即就要我戴上戒指，我當然很高興地從命啦！

　　也不知是否天意的安排，退休時我的手指已經太粗，無法再戴進那枚戒指了。

　　現在它還靜靜地躺在銀行保險箱裏。

　　在給自己選擇化名時，我還學到了不少經驗。起名時，最好先用羅馬字母把它拼出來，然後以你所知道的所有語言把它讀一遍，並試著弄明白這個名字的可能意味的所有意思。

　　我一直對我的化名不太在意，但有一天湊巧登記人住東京一家很高級的酒店。

　　侍者念著我行李箱上的名字，竟忍不住咯咯偷笑起來，我終於明白過來，我化名中的“南”在日語中原來亦有“難”的意思，合起來可以叫是“難民”。那位傳者可能永遠忘不了這個名字，而那對不願引人注意的我而言，卻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我一直對穿戴都很講究，所以無須再另外添置什麼服裝以使自己看起來像個富商。

　　我不得不清理自己的所有衣物，去掉上面可能有的表明我真實姓名的痕跡。做為偽妝的一部分，我還開始使用煙斗。煙斗是很有效的偽裝手段，因為那時極少日本人用煙斗抽煙。但我沒有想到，從此後，用煙斗抽煙真成了我的隱癖，我因此還自掏腰包，收集各式各樣的煙斗。

　　很不幸的是，在執行這次任務的過程中，我偏偏遇見親戚朋友和其他熟人。我的化妝根本騙不了這些親朋老友，每當遇見他們，我只能很尷尬地把煙斗從嘴邊移開，無言以對，徒勞想著自己臉上的痣會有多麼滑稽。想想如果我真的還把自己的頭髮染成灰色，那會引發什麼樣的誤會。

　　山姆和我相互之間以“諾維克先生”和“陳先生”相稱。如此正式的稱呼符合我們歐洲公司的作風，也相互提醒對方，時時不忘自己的化名，而且在說“先生”

　　的時候，還有一點停頓的時間以便思考隨後要說的話。

　　人腦的反應速度有時真是令人驚奇。我們可以很有效地利用說“先生”的那一刹那，來進行思考，就像有時需要略作停頓來想下一步行動一樣。

　　我們當然要“三思而後言”，言語之間容不得半點差錯。事實上，我還常常利用有意無意的咳嗽，來為我們兩人爭取一些時間，以考慮隨後該說些什麼。

　　山姆安排從西德發出商業信函，給對方公司，宣佈我們“即將前往日本”，井表明我們想會見他們的意願。

　　兩周後，一切安排妥當，是拉開帷幕正式表演的時候了。我們在東京一家豪華酒店訂了套房，像兩個演員一樣，一遍又一遍地排練。賭注加大了。

　　組長參加了我們最後的“彩排”，他不斷向我們發問：“那麼，諾維克先生，您又是在哪出生的呢？”

　　“啊，我出生於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哪兒？是布達，還是佩斯？”

　　“當然是佩斯啦！”（注：佩斯英語有“害蟲”之意。）

　　我們三人都狂笑起來。我們從不忘記忙中取樂，更何況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確實很有意思。第一天行動時，我們按捺住緊張的心情，走在銀座後街上。我們都化妝易容，帶齊了所有該帶的東西，包括假身份證明和各種“道具”。

　　這時已是下午，大街上已經開始擁擠起來了，很多酒吧和咖啡店的職員，已經在張羅晚上的夜市營業了。在這樣的娛樂“地頭”，人蛇混雜，很多職員實際上都有黑社會背景。

　　突然，一個小痞子用廣告杆輕輕打了一下山姆的背，在我看來，這不過是日本人對外來旅遊者的一個小小的挑釁行為。

　　但是山姆，或是安頓·諾維克先生吧，卻不是一個一般的旅遊者。這位柔道黑帶高手這時正蹦緊著身上的每一根神經。他迅速作出反應，一把拎起那傢伙，要把那小子的頭向水泥地上猛撞。

　　我馬上出面調解，跑到他們中間，拉開山姆和那個還在叫囂的小子。這時就顯出兩個案官在行動中相互搭檔的好處了，緊張時刻總要有一人保持頭腦冷靜。

　　令我驚恐的是，山姆此時竟用帶濃重德國口音的英語高叫道：“叫員警來！員警！”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到最後關頭我們怎麼能找員警。我只得附耳向山姆說：

　　“想想你身上帶的假身份證，快點閉嘴，你這個白癡！”山姆重新拾回了他的理智，他拉了拉身上的對襟西服。他剛才看起來一點也不像是有數十億馬克身家的歐洲富商，而更像是身邊最多只有幾千馬克。

　　那個小混混兒還未意識到他其實已經很幸運了。如果我們不是想偽裝身份，他可能已經被山姆用來測試水泥路面的硬度了。

　　到了一個酒吧後，我很嚴厲地責備起山姆來：“你能不能保持一點冷靜？站長一定會為你而感到‘自豪’的！你真的想讓日本員警檢查你的假身份證？殺了那小於你打算怎麼收場？”

　　我承認，我們到對方辦公室進行會晤前都感到很緊張。我是一個新手，但是山姆呢？這位著名的鬼見愁一樣的情報官，竟也像我一樣，每隔幾分鐘就要上趟洗手間。無疑，他也像我一樣緊張。

　　山姆自嘲地說：“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傻瓜才不緊張呢，但傻瓜卻不可能完成這樣的任務！”

　　並不是我們兩人都缺少“膽量”。我們並不比世上任何一個人膽小，但當時可能還不敢肯定，我們的膽氣是否能夠應對這樣大膽的計畫。

　　我們都知道，這次行動如果以失敗告終，所損失的可能不光是時間、金錢，也不光是我們的努力付諸東流，這件不體面的事可能會惹惱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如果我們當場被抓，我和山姆就會永遠從日本消失。而我的妻子和她的家人也難免要被大眾媒體所傷害。（山姆的家人則會受到保護，因為他畢竟有官方掩護身份。）

　　我們絕不能失敗！我們一遍遍地說服自己。

　　我們昂首闊步按電話裏預約的時間埋頭進了對方的辦公室，一舉一動完全是億萬富商的派頭，我們會晤了對方的最高經理，告訴他我們公司也和他們一樣，有相似的行動和計畫。

　　這番開場白，連同已經從歐洲發給他們的信件，引起了很有效而且很自然的反應。對方可能認為我們的確和他們一樣，在從事一些秘密的商業行動。而後，我們就建議，在一些商業活動中雙方可以合作，這樣於雙方均有利。

　　這正如一句中國成語所言：不人虎穴，焉得虎子。

　　我們甚至做得更好：可謂是披著虎皮騙老虎。

　　我們一共順利地對近20個對方的據點進行了探查。他們在這些據點裏所從事的活動，很多以前都是我們所不知的。但是，這些人都有著共同的特點：都是默默寡言，面無表情，外表彬彬有禮，實際上是對我們滿懷疑心。他們可能害怕一不小心洩露了他們的見不得人的勾當，也可能是害怕我們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

　　而我們第一步所要做的，就是要消除他們對我們的戒心。

　　在那個年代，我們的對手多少都比較急躁、充滿敵意，這當然是不斷的冷戰和戰爭的結果。在這個狂躁的世界裏，只有利用詭計和非法手段，才能僥倖謀得生存。

　　我們努力表現，勸說他們與我們一起合作，互惠互利。

　　雙方溝通的原則只能是“利益”。

　　大部分人都具有自我保護、自我欣賞的心理，喜歡追求快樂，不斷改善自己的生活。這是自然而然的事，容易理解，我們也都承認這一事實。千百年來，人們都是這麼想的，也都懷著如此的希望。

　　要達到這些目標和滿足這些願望，最可靠的辦法即是不斷為自己謀取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利益”。利益意味著權力，而權力則有助於人們達到自己的目標，或至少看起來如此。所以，謀取利益是人的本性。當一些不道德或非法的因素夾雜進謀取利益的過程中時，人們就會出錯。

　　我們，諾維克先生和陳先生，在我們新認識的“朋友”面前從不擺出所謂“仁義道德”的面孔，我們甚至坦言相告，說我們也會“要手腕”，就如同他們一樣。

　　他們聽到這些話後，發出神經質的笑聲，笑聲裏含有戒意，顯然他們還是要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但無論如何，從表面上看，他們還是放鬆了不少。

　　從純商業角度上來看，他們還是違反了對共產國家的禁運條款。

　　雖然日本人認為這些條款是美國人專橫規定的，但是，在那時全球冷戰和越南戰爭的氣氛下，違反這些禁運條款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有一次我接到消息，有1500副潛水裝置，包括水中呼吸器和潛水刀將被秘密售往香港，而後轉手賣給別國。

　　這一數量的潛水裝置足可裝備一個旅。除此之個，還能有什麼目的？水下奧運會？或是要拍攝什麼史詩式的電影，以重現水下的絕世傳奇？

　　我方將這一情報迅速轉告了日本當局。

　　探查過對方的據點後，就要從中物色合適的人選。這些人肯定是貪心的，而且想獲得更多的私利。而後，我們就會在外單獨約見目標人選，向他們暗示，只要他們願意為我們提供一些服務，就可以獲得額外的個人好處。

　　我和山姆是分別選擇各人的獵物的。當我們到對方公司後，就會分頭留意他們的表情和反應，體會他們說話時細微的差別，或觀察他們的面部表情和注意其身體語言。我們發現，對於大多數的目標人選，我們的觀察結果幾近一致，這使我們更加自信。

　　如此操作進行了2 周。在這期間的大多數晚上，我都是一個人留守在酒店套房內。因為隨時可能有目標人選打電話來，甚至對方還可能來一班人馬“回返”。所以必須隨機應變。山姆相信我完全可以獨自應付深夜可能到訪的不速之客，而他本人則放心地回家和妻兒團聚。我卻相反，我妻子除非是受到太多的恫嚇，是不會阻止我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的。

　　開始時，我還有些提心吊膽，每晚都只能睡兩三個小時。我用一把椅於靠住門把，以防外面的人破門而入，或至少為自己爭取到一點冷靜思考的時間。

　　每次探查時，我們都會出一些小差錯。正因為如此，我們得不斷學習和改進，我們也一次比一次做得好。

　　每天工作完畢，我和山姆都會到一家小咖啡館討論當天的工作進展。我們互相配合得很好。

　　我們本不是生意人，開始時和精通業務的對方談話每覺提心吊膽。山姆常常到大使館的專業部門請教一些專業問題。而談論政治就要容易得多。

　　有些對方的據點就像是捕熊的陷阱，很難接近和深入瞭解。

　　在一處公司，對方對我們假意奉承，使我們迫不及待地就想盡快離開。我們和他們道別時，氣氛顯得很緊張。

　　他們不斷對我們揮手作別。在與對方一個傢伙握了手後，我灰溜溜地搶先走出了門，回頭我看見山姆面色凝重地也出來了，我看到他神色有異，問他發生了什麼事，山姆說：“難道你？跟他們握手？”他有點語不成氣。

　　原來對方一個長相醜陋的人在與山姆握手時，用力很大，像是要捏碎山姆的手似的。而山姆如此強壯，又是一個柔道高手，竟還著了他的道。

　　我們左思右想，也沒理出個可以令自己覺得滿意的頭緒，為什麼那個可能是“空手道”高手的傢伙，差點要把山姆的手捏成肉球？難道這表明，他們已經知道我們的真實身份啦？為什麼他們的手勢如此的不友好？為什麼只針對山姆·諾維克，而不針對我陳先生？是否那個野蠻的傢伙只想向“不討人喜歡的白人”顯示他只憑空手就能把我們如何如何？這種舉動和前一天那個混混兒的舉動如出一轍。

　　山姆恨不得找把榔頭，回頭砸了那個鬼地方。但我們終於還是壓制了怒火，理智地決定，不再去招惹那個馬蜂窩。

　　雖然當時我們的膽子很大，但都不願意忍受屈辱去試探對方。有選擇性地保持自己的尊嚴是一種美德。

　　在另一處，我們則幾乎陷於絕望，因為我們對對方所談及的生意一點兒也不明白，桌子那邊的人不禁起了疑心（貴金屬不僅僅是業餘者能談論的話題。）為使自己免處下風，我抓住一個機會，問對方一個近乎無理的問題：“那麼，那種金屬的純度怎樣？”

　　回答是：“四九五。”

　　我於是胡亂評論道：“啊，四九五，好得很。”

　　我們急忙轉移了話題。我暗自慶倖自己是一個老練的撲克玩家，知道如何連蒙帶騙地應付對方。

　　我們後來問大使館，依然對“四九五”到底是什麼意思一無所知，在這一點上沒人能幫得上我們。

　　許多年後，我忽然想起我父親曾是一家礦業公司貴金屬部的負責人，我於是求教於他，他說：“這人人都知道。四九五，就是99．995 ％的純度。”

　　我們並沒有完全探查我們所開列的所有目標。

　　西德波恩站是為山姆的所謂的“數十億馬克資產的公司”作掩護工作的，我們突然收到波恩發來的一封電報，說曾有一個德國私人偵探打電話到法蘭克福，查問山姆的所謂“公司”是否存在。負責該項任務的情報官失言了。而那個德國私人偵探口裏吐出的髒話，恐怕連成人雜誌上也難見到。（電報裏沒掩飾這些髒話，山姆依實向我說明了這些話的意思，我聽了以後很是擔憂。）

　　看來我們要儘快罷手了。我們擔心這一事件的後果會在兩三天內就徹底摧毀我們。我們心裏都感到震驚。儘管組長和山姆表面上都顯得嚴肅、平靜，但我知道那只不過是他們的職業風度所使然。我已近乎到了崩潰的邊緣，準備面對最壞的後果。

　　這可能是因為如果出事，我失去的會比他們多。我在日本的熟人太多。如果是在其他地方，比如在希臘、巴西或突尼斯，我所擔心的可能就不過現在的十分之一了。

　　不單是對方可能採取行動。日本員警如果發現有什麼不對，也可能會來查問，還有新聞媒體，如果它們發現我……。

　　山姆打心眼裏還想繼續探查完他原先所開列的所有目標，這畢竟是他長期以來的一個宏願。雖然他有點依依不捨，但我們還是立即退出了酒店。

　　山姆是個意志極為堅韌的人。即使是決不輕易言退的我，有時也都會對他的毅力產生欽佩，但有時又會覺得他的固執很可悲。

　　山姆告訴我，在開始第二階段的行動前，我們要再等待兩個星期的時間。

　　他要我保持輕鬆。

　　是的，山姆。不過唯一能輕鬆下來的可能只會是我的腸胃，神經質地瀉起肚子來。

　　我開始提心吊膽起來，不敢出公寓半步，害怕一旦出去可能會碰上在兩個星期的行動中認識的對方的人。我深知我的“簡易偽裝”難以騙過任何人的眼睛。

　　我並不是為我自己的安危擔心。這種意思上的“害怕”從我一加人中情局就已經不復存在了。

　　我害怕的是影響整個行動，辜負了上司和同事們的期望，也怕我的妻子和家庭受到牽連。我能想像到，如果我走出門不巧碰上對手，被人認出，那就會像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一樣，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導致整個事情的全面崩潰。首先會惹惱日本政府，然後是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政府，還有可能引致與對方有關的國家的攻擊。

　　何況我已經感到，自從在法蘭克福為我們打掩護的官員失言於那個德國私家偵探後，這個活多拉魔盒實已半開。

　　雖說我可能有點神經質，但我的確有些相信神秘主義，心裏莫名其妙地，總是覺得一出門就會出事。“揹運”，我總是這樣說。這在我的生活中卻每每應驗。

　　我很容易想像，在一個像日本這樣的國度裏，各種媒體十分活躍。一旦有一點醜聞或“間諜”之類的話題曝出，山姆的日本妻子和我妻於的家庭就會馬上被過分熱心的媒體所包圍。如果那樣，作為主角的我和山姆就別無他路，只有撤出日本，而給家人帶來難以想像的苦楚。

　　這是我一輩子裏最擔驚受怕的日子了。

　　這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愛妻和子的真實性格。

　　和子十分討厭情報工作，但她對我說：“麻煩終於來了，這是你已選擇的工作，打起精神來，拿出你的信心！”

　　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一刻我的愧疚之意，也永遠為愛妻的堅強而自豪。

　　兩周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終日藏匿在一間小公寓內，一定會使人得幽閉綜合症的。我不得不時時出去走走，但只是一個人，以防真有不測發生時，可以隨機應變。

　　在後來的幾天裏，每當我出門散心時，只能專揀小路走，還下意識地用報紙遮住自己的瞼，仿佛自己已經成了通緝犯一樣c 我那時的神情一定惶恐不安、滑稽可笑，但我確實無法自製。

　　我想我一定要找機會向山姆請教，在這樣的情形下如何超脫和放鬆自己。山姆在這方面是出類拔革的。

　　1995年電影《阿波羅13號》推出，披露了一段極嚴重的航太事故，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很大的震驚，也使我感到疑惑。我一向對新聞十分關注，且以自己出色的記憶力為自豪。奇怪的是，我黨對這起幾近災難的事件一無所知。這是為什麼？不久我就從回憶中找到了答案。原來在過去我曾有兩段時間無心關注其他事情，一段是在1973年我母親去世的日子裏，另一段則是在1970年，即我和山姆開始這項“傑作”

　　行動之時。

　　我查閱了當時自己用密語寫的工作日記，上面確實有關於這起事故的記載。阿波羅13號發射升空，實施登月行動的那一個星期，我和山姆正開始對對方的據點進行探查。在那兩個星期裏，我對報紙和電視新聞竟漠不關心，這的確有些令人難以相信。後來阿波羅13號終於脫險，安全返回地球，而我和山姆還未完成探查行動。

　　直到現在，我都難以回味當時那種專注和緊張的精神狀態。

　　兩周後，行動進人最為關鍵的第二階段：將容易拉攏的目標人選約出來，請他們吃飯，培養他們，如果可行的話，就將他們發展為我們的特工。

　　每邁出一步都是很艱難也很危險的。一旦選錯了目標，選錯了時間，甚至言辭不當，都有可能鑄成大錯，引發我們不願想像的災難性後果。被我們約出來吃飯的第一個目標人選，就是一個非常難對付的角色。現在回憶起來，由於我們當時缺乏相關經驗，這一個目標是選錯了。雖然難對付的角色每每也是最有價值的人選，但人不能連游泳都不會就去學潛水，也不能連獵物是鹿是狼都不知道就盲目追逐。

　　我們初次選擇的目標人選是對方的一個經理，我們懷疑，就是他所在的公司雇傭那個德國私人偵探，到法蘭克福查我們老底，並幾乎釀成災難。他頭腦靈活，精明幹練，是那個年代日本人中的姣姣者。他曾到過很多國家，與我們原先對他的猜測大相徑庭。

　　我們字斟句酌，約他到一家豪華酒店吃午飯，言日“隨便談談”，絲毫不敢用“生意”一類的字眼。午飯開始很順利，我和山姆像演員一樣，很好地進人了角色。

　　山姆流利地用帶德國日音的英語，海闊天空地侃開了，還時不時地夾雜著德語口頭禪“呀（是的——譯者注）！”和“耐恩（不是的——譯者注）。我則給山姆充當翻譯，並時時注意場上的動靜。

　　吃了一會兒後，我突然被山姆的舉動驚呆了，急得幾乎要喘不過氣來。

　　我發現山姆吃飯時競然把餐叉從左手換到了右手。只有美國人才改換右手執叉吃飯！

　　因為我在歐洲生活過，所以我知道這一細微差別。而山姆在美國生活，不知道這一點。我不禁開始出汗了。

　　接下來我競又渾身冰涼。我發現山姆左手手指上竟還戴著一枚美國海軍學院的紀念戒指！真他媽的活見鬼！他為什麼一定要戴這玩意兒？任何一個對美國生活有所瞭解的人，都有可能認出這是一枚大學紀念戒指，我甚至還看到戒指上面刻的字。

　　我暗自咀咒山姆，心裏急得直發慌，只好離桌去洗手間，以調整一下心情。

　　在洗手間裏，我看到自己臉色蒼白，覺得視線模糊。吃飯時用餐巾擦臉，有一顆假痣也被擦掉了一半。

　　還好我算細心，出發前就怕發生這樣的意外，隨身帶了化妝用具。我重新在臉上粘土一顆痣。瞧，我依然是個“完美主義”者！

　　我回到桌邊剛坐下，就立刻發覺山姆臉色暗淡。他沒有按我們原先所計畫的將話題漸漸引到談論金錢、利益等“刺激”上，而是在無聊地談論香港的脫衣女郎！

　　同時對方也用磕磕碰碰的英語回應他。到底出了什麼事？

　　山姆顯然知道我在想什麼。他偷空低聲告訴我：“這狗娘養的到過布達佩斯…

　　…他會說一點匈牙利語……”

　　噢，不，黑爾·安頓·諾維克，你不會說匈牙利語！！？

　　我笑了。要是在平常，我一定會大笑起來，可現在卻不行。我和山姆一樣，心裏暗自著急。我們不得不當天就中止針對那傢伙的計畫。

　　我們強打精神堅持吃完了那頓難受的午飯。

　　客人一走，我就沖山姆大聲咆哮起來：“你他媽的簡直是土包子！竟連歐洲人怎麼用刀叉都不知道？你還算運氣，沒有點盤整雞用你的肥手撕著吃！你那麼大的牛皮，還戴著戒指？是不是想讓人知道你老人家是美國海軍軍官哪？任何一個額頭上長著眼睛的人都能看到戒指上刻的字！”

　　山姆承認“錯用”了餐叉，保證他以後會改正。（他的確改正了。）但他不想脫下他鍾愛的那枚安那波利斯（美國馬里蘭洲首府、海軍學院所在地）戒指，堅持“沒有人會注意我手上的戒指”。可我注意到了。

　　在以後執行任務時，山姆依然戴著那枚戒指。他知道我對這事很緊張，每當看到我無可奈何的神情，他臉上就會流露出惡作劇似的笑意。

　　再說說山姆魯莽的個性。在以後的行動中，他競然還同會德語的日本人“講”

　　德語！

　　我對日本人很瞭解，事前已經告誡山姆，在我們所要對付的這一代日本人中，很多人所學的第一外語即是德語。信不信，後來我們真遇到一個能操流利德語的日本人。

　　想像一下我們親愛的諾維克先生會怎麼說吧。

　　“啊！好極了（這是山姆所會的10個德語單詞中的一個）！您會說德語！但你的發音還要再糾正糾正！”

　　那個可憐的日本人竟然真的感到自悲，登時閉口無語，山姆不禁洋洋自得地瞥了我一眼。

　　雖然差一點釀成大禍，但我們並沒有終止對那個難對付的角色做工作。

　　我們認為難對付的角色一定價值也高，於是決定在那個狗娘養的傢伙身上再下一次賭注。

　　我們將他請到了我們的套間裏，他坐在那兒，智慧的臉上滿是問號。我們已無路可退。在和他談所謂“利益”、“刺激”和“合作”之前，必然要首先面對他的提問。

　　這次約會還是一無進展，但快要結束時，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他特意拿出了一個記錄本，打開放在膝上。那情形和手勢，就像是日本歌舞伎的表演一樣。

　　然後，像是電影裏放慢鏡頭一樣，他又拔出一枝筆，放在筆記本上，說：“好吧，請告訴我你們的銀行資信。”

　　在我的間諜生涯中，這是我記憶最深的情景之一。我覺得我的心臟都停止了跳動，幾乎要衰竭。

　　我開始咳嗽以拖延時間，給自己和山姆以思考的餘地。大約過了10秒鐘，我不得不停止咳嗽，故意慢慢地將他的意思翻譯給山姆聽。

　　山姆當然明白對方作如此要求意味著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大聲說：“啊，好，好！我們印有精美的小冊子，介紹我們的公司及銀行資信情況。我們會儘快寄一份給您。好！陳先生，你留心不要忘了這件事！”

　　那日本人心不甘情不願地收起了筆記本和鋼筆。

　　他走後，我和山姆神經質地相視而笑，覺得輕鬆了些。我們開始回顧這次會晤的前前後後。山姆也承認他那顆強健的心，當時也幾乎停止了跳動，還好我那一陣子咳嗽給他爭取到思考的時間，終於咄咄逼人地回應了那個日本人。

　　銀行資信是不容忽略的，但同時也難於偽造。查詢一家公司的銀行資信很容易，也很快就能獲得結果，通過極其普通的操作即可瞭解得一清二楚。如果我們的謊言被揭穿，就會立即傳遍對方所有的公司，我們已經作出的努力也會悉數付諸東流。

　　山姆感歎說：“那狗娘養的擺出的譜兒還真他媽的有效，有機會我也學他試試。”

　　我們最後作出結論，不能再去碰那傢伙，應當把他從我們的名單上徹底抹掉。

　　我們很勇敢，有時蠻勇得甚至近乎自殺，不能再這樣了。

　　在這次行動中，我從山姆身上學到I 一個很重要的職業技巧，把我從害怕遇見熟人和朋友的陰影中解脫出來。

　　我在東京的熟人要遠遠多於山姆。

　　山姆告訴我：人總是只對自己感興趣，而不是別人。

　　這可是山姆給我的真傳。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熟人，只須避開和對方的目光相接觸，要完全忽視對方的存在，加快步伐離開。這樣的話，即使是你的生身母親，也會考慮是否應該當面叫住你。（一個人能否忽視他母親的存在又是另一碼事。）

　　山姆曾有機會證實過這個道理。

　　一次他和我一起偽裝後外出，碰到一個日本姑娘要和他打招呼，但對方即又頓住了，欲言又止。山姆卻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照例前行。

　　走遠後山姆咧嘴笑著對我說：“知道那個’／頭是誰嗎？她是一家美軍基地商店的銷售員，我每個星期都能見她幾次。她馬上就認出是我。但當我絲毫不理會她的存在後，她應沒有那麼自信認定我了。”

　　這個經驗對我非常有用，從那以後，雖然我還有些不自在，但卻不像原來那麼緊張了。後來我到羅馬，雖然地方比東京小，人比東京少，條件比東京艱苦，而且對手還更難纏，但是，我也沒有害怕碰見熟人這一層顧慮。

　　我們繼續執行原定的計畫，試探可能發展的目標人選。在那段雄心勃勃的日於裏，我們依次約見了3 個發展對象，分別和他們喝酒吃飯，終於成功地發展了3 個特工。

　　招募有潛在價值的特工是一項很重要的成果。試對比一下所花費用（像我在前面所述的一樣，特工也是很耗錢的）和所獲得的情報，就會知道這錢花對了地方，花得值。許多情報官從未發展過特工。還有一些則雖然聲稱要招募特工，但卻沒有付諸行動。

　　曾有一位女特工在結婚的同時，也勸說她的新婚夫老同她一起“搞副業”。這幾乎算不上是負責她的案官的功勞，雖然那位案官煞有介事地吹噓這件事，但這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招募。這名所謂的“新特工”，倒有點像是由他妻子招募的。

　　山姆把我們成功發展第三個特工的消息報告站裏後，副站長對他幾乎是倒展相迎，興沖沖地說：“‘你們十得太棒了！太棒了！再接再勵。”

　　我們並不需要鼓勵。山姆和我從不耽於現狀，我們已經在策劃下一個目標了。

　　表面上看“有吃有喝”是不錯，但其實我們所冒的風險絲毫不亞於其他行動。

　　由於心不在焉，我常常面對豐美的珍精卻毫無食欲。不過，山姆卻是大展雄心，他的食欲絕不會受其他事情影響的。

　　在日本，最有特色的娛樂就是把客人帶到餐廳、夜總會或酒吧，讓女侍應坐在身邊，為客人倒酒、添菜、點煙、叫酒和淫樂取笑。據稱這樣有助於舒緩身心，從一大的勞頓中解脫出來。

　　在那時，這種場合的消費是很高的。在我們的客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的同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花美國納稅人的錢，所以，我們不得不仔細對待這種消費。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將免稅沃克黑簽威士卡倒人準備好的空瓶中的原因。那時，免稅威士卡的價格僅是日本市面上同一牌於價格的1 ／10）。有效地使用經費是我們的基本原則之一。

　　在幾年以後的一次行動中，為滿足3 個目標人一小時的“娛樂”，我為3 個人（我、目標人和介紹人）付了800 美金。

　　我們陪這些人狂歡作樂、培養他們時，世會碰到一些很巧合的事。

　　曾有一個目標人選揚言他也為我們找點樂子，以作為回報。我們立即表示歡迎，以表明我們夠朋友c 我們步出酒店套間後，我問他帶我們去哪，他說出了一個酒吧的名字，我聽後大吃一驚。

　　在著名的銀座娛樂區的眾多酒吧、夜總會當中，他所說的那家是我絕不能去的。

　　三年前，我和和子認識的那一晚，那位貴婦人在飯後就是帶我們到那間酒吧的，她實際上是那間酒吧的股東，並把其他股東經理也正式向我作了介紹，他應當還能認出我。我很慶倖自己還記得那間酒吧的名字。

　　我不得不臨陣退縮。山姆卻不知道我為什麼要臨陣退縮，他沒有了我就等於“沒有喉舌”，因為他不能在目標人選前說日語。山姆禁不住又要發火了，他的脾氣就像乾柴，一點就著。我只能把他拉到一邊，向他說明原委。

　　而後我當著山姆的面問我們的目標人選那間酒吧的情況，他的回答證明了我所說的情況屬實。我的確不能冒這麼大的風險去那間酒吧。山姆極不情願地接受了這一事實。

　　還有一次，我們和另一個目標人選到一間有異國情調的餐廳，由女侍應陪我們吃飯。從一開始，我就對一個女侍應很警覺，因為她好奇心很重，又很潑辣。她給我帶來了毫無前兆的麻煩，她靠在我胸前，幾乎要和我臉貼臉。（你可能覺得這不壞吧。）

　　可她卻突然用手指點著我臉上的假痣，問我：“這是什麼呀？”我覺得我的假痣競然滑動了。

　　我一言不發，馬上走進了洗手間。我的假痣竟然已經移動了有幾公分。要把它再安回去已經太遲了，我只能乾脆揭掉，準備以“我從香港一個和尚那學來的‘辟邪用的護身符’”之類的藉口搪塞過去。（不錯的藉口！）我回到自己的座位，要山姆儘快結束會晤。

　　這次意外之後，我只保留了前額上的一顆假痣。沒人發覺有什麼不同。

　　還有一次很意外的巧合。6 周後，山姆又忙碌地安排另一次行動，而且他第一次告訴我行動的細節，請我也參加。事情大概一樣，只是要會見的人背景不同而已。

　　山姆自己當然沒問題，但當我聽到對方的姓名後．又大吃一驚。

　　我對山姆說：“這回可不行，山姆。我6 年前曾在巴黎見過這人。我曾在巴黎一間便宜的酒店住了差不多4 年，在酒店裏認識了這人，和他一起出去找女人，卻反而被兩個年輕的法國女人纏上了，她們帶我們去一家香擯酒廊喝香檳，我發覺那兒的香檳酒質差價格高，我立即意識到我們可能被騙了。雖然我表示了反對，但他卻不聽我的意見，施了點小恩小惠，把他那個女人弄到了手，並把她帶回酒店做愛。

　　我則單獨回酒店。第二天一大早，他跑來敲我的門謝謝我，說他按計畫要離開巴黎。

　　我知道他在一間有名的機構工作，但我怎麼都沒想到，竟會在幹這一行時又聽到他的名字。我敢肯定他還記得我，因為那個法國女人是我幫他弄到手的。”

　　這實在太過巧合了，山姆不信我說的，他很氣憤，認為我一定有其他理由不願合作，並堅持時隔6 年，那人一定已經認不出我了。可我很堅決，因為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那個法國女人是那傢伙睡的第一個白種女人。他絕不會忘記那次豔遇的，換誰都不可能忘記。

　　山姆只好找了一位朝鮮裔的美國官員去扮演我的角色。

　　清者自清，事後山姆有些心虛地告訴我：那個目標人選對山姆的朝鮮日語翻譯的流利日語很感詫異，說：“我曾在巴黎碰見過一個臺灣大學生，他的日語水準也很高。他名叫洪保羅。”

　　我感激山姆的坦蕩。那個目標人選甚至還記得我的全名。可想而知，法國女人的床上功夫一定了得。

　　有時這世界真是太小了。我時時在偽裝後意外遇見熟人，新聞社的同事，老朋友，姻親，甚至還有7 年前我在巴黎的日本女朋友。

　　我初見她時她還是個處女。雖然我化妝很濃，她還是認出了我。她興奮地叫了起來，問我她怎樣才能再找到我。我一時顯得很狼狽，結結巴巴地對她說：“我結婚了，是的，幸福，很……，請……理解。現在請……，真的要走……，改天……”

　　另一次不可思議的重逢：1957年夏無，在華盛頓我好像發瘋似地愛上了一個法國女人，但我們在一起僅3 天。1959年我赴巴黎，一下飛機就直奔她住的公寓，一門心思地要向她求婚。她是我所見到的最美麗、大方、聰慧的女人，會說6 種語言。

　　可惜的是，她當時沒住在巴黎那間公寓裏。我費盡心思終於找到了她，但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猜猜我現在怎樣！我正準備這個禮拜結婚！是不是不可思議？！”

　　是的，絕對不可思議。我的運氣就是如此。

　　她嫁給了一個同她非常般配的上流紳士。

　　沒想到12年後，我臉上化了淡妝，竟和她單獨面對面在豪華酒店的電梯裏相遇，我一時百感交集，無言以向。她手上拿著她的房間鑰匙，腋下夾著一件名貴的貂皮大衣，高貴典雅。她沒有認出我，絕不會想到我在日本，而我覺得此時此地又見伊人，真恍若在夢中一般。我那晚還有一項工作要做。我當時沒有對她作任何表示，只默記她的房間號碼，。

　　大約到了晚上10點鐘，工作結束後，我對山姆說我要給住在同一間酒店的她打電話。山姆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他的態度已經有所轉變，開始知道無論什麼難以想像的事，都有可能發生在我身上。我給她打電話時，山姆在一旁全神貫注地聽著。

　　她已經上了床。我費了很大的勁，用了兩種語言，才抹平了12年光陰的溝閡，使她終於相信原來是我。（我的形象在她的記憶中並不深刻。但我能呼出她的閨名，這使她終於在記憶中找到了我的位置。〕我要她在10分鐘內穿上衣服，我則L 前敲她的門。我和她一起走進東京迷人的夜色中，相敘初年。

　　後來，我調往歐洲工作，又與她取得了聯繫，她和她的丈夫邀請我們全家到她家中作客。她們的生活正是我和和子所喜歡的那種：雅致、考究、平和溫馨，文化味十足。

　　如果在過去我有什麼值得欣慰的話，那就是我和異性朋友相處的方式。即算是因為我的愚蠢而分手，雙方依就是好合好散，極少帶有怨恨之氣。或熱情似火，或如歌如泣，我都能體會個中的美妙之處。有時是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有時是肉欲的親歡，我都能自尊自重，表現得像個騎士。愛情是豐美的盛宴，留下的不應是苦澀。

　　正因為如此，當我1982年到羅馬時，我攜家眷依次拜訪了20多年前的四個女友，幾家人後來都成了朋友。

　　有一位女友原來是義大利貴族出生（我過去並不知道，因為當時我並不知她的全名）。我在羅馬的電話號碼薄上好不容易找到她的縮姓，然後致電她。對她來說，要找回23年前並不是很重要的記憶，確有些困難，但她終於還是想起了是我。剛好她的獨女不久正要舉行婚禮，她邀請我和和子參加。

　　作為職業習慣，我迅速對她的家庭進行了了解，發現她的家族競然出了2 個羅馬天主教教皇和12個紅衣主教。

　　那是一個使我印象深刻的婚禮。知情的人發現，“羅馬所有的貴族都蒞臨祝賀”。

　　珠光寶氣，華彩精呈。

　　第二天，在他們的家族教堂中等待儀式正式開始時，我和一位前義大利駐美大使的遺霜閒聊，獲知他們家族竟可以追溯到西塞羅。我想印證一下我有沒有聽錯：

　　“您是說尤利烏斯·愷撒時代的西塞羅？”我在臺灣時就背誦尤利烏斯葉豈撒的故事和莎士比亞的兩起悲劇。

　　我還有機會到丹麥赫爾辛基和義大利維羅納，找尋哈姆雷特和羅蜜歐與朱麗葉的蹤跡；到威羅納，到蘇格蘭，莎士比亞不朽的悲劇索繞在我的心扉。

　　有趣的是，我到這四個莎士比亞悲劇的歷史遺跡都純屬偶然：在哥本哈根（丹麥首都——譯者注）執行任務，我正在料峭寒風中找洗手間，卻不經意看到“哈姆雷特城堡”；駐派羅馬，在羅馬廣場上我似乎呼吸到尤利烏斯·愷撒時代的氣息；在維羅納，我正埋頭走著尋找停車場和酒店時，卻看到一個標誌牌L 寫著“朱麗葉故居”，在那以前，我還一直以為羅蜜歐和朱麗葉不過是小說裏的人物；最後一次到歐洲，帶兒於彼得到蘇格蘭去看“尼斯湖怪獸”，卻在蘇格蘭北部又見到了“麥克白城堡”（麥克白是莎士比亞悲劇《麥克白》中的主人公——譯者注）。

　　在東京，這次行動已成了我的日常工作。這段時間裏我犯了一個情報人員的大忌：我同時隨身帶著兩個身份證。這是違反職業規定的，但我別無選擇。我和山姆不同，因為我常常會在東京遇到熟人，所以必須帶兩個身份證。中情局要求如確有必要，必須使用特殊的藏匿方法，將一個身份證藏在身上，但我沒有作此準備。

　　我之所以敢如此大膽，是因為我想如果被日本員警查問，我就給他看新聞記者的身份證，他應該不會再難為我。如果這樣還不行，那本身就已表明我們的整個行動已經敗露，再遮遮掩掩已無必要了。

　　不過，這樣我就要小心，千萬不能卷人交通意外事故中。

　　前蘇聯間諜理查德·索傑曾在東京郊外遇到一起嚴重的摩托車車禍，被送進了醫院。

　　雖然極度疼痛，但索傑堅持不讓醫院對自己實行麻醉手術。他要人打電話叫他的同事來醫院，向同事暗示，在他內衣口袋裏有機密檔。當看到同事順利地找到了檔後，索傑便失去了知覺。他不愧是間諜中的姣姣者。

　　我得在腦子裏先行排練好，在同一酒店的不同場合，該怎樣把握自己的身份：

　　在酒店大廳，應使用真實的身份；當進人某一樓道或轉過某一個轉角後，在包括清潔工和一些餐廳的女侍應面前，我又變成化名的身份。但如果在這些場合我又碰到熟人，又必須能自如地轉換角色。可想而知，我的心理壓力是相當大的。

　　每當我要走出自己住的公寓外出時，和子都會為我檢查身邊所帶的東西：兩張放在特定口袋裏的身份證、化妝盒、一些零錢、紙幣（常是大面額的）、空白支票、髮蠟、煙草、假眉毛、假痣等等。

　　我和山姆都急切地想去日本西部的名古屋和大販，以發展新的對象。我們去了，但不幸的是沒有任何進展。

　　有一個大熱天我和山姆去西部，擠在擁擠的車廂裏，道路又彎彎曲曲，我流了一身汗。我再看看我們可愛的“安頓·諾維克”，他穿著那件其實是冬裝的唯一的雙開襟西服，活脫脫已成了一只正在洗桑那浴的豬。

　　我赴約時絕不遲到，除非是特意遲到或是得到預先警告。大約從1956年起，包括被交通擁擠所耽誤，我總共的遲到次數也不會超過15次。

　　和子和彼得首先就被我這個“愚蠢的習慣”搞煩了。不過到現在，至少彼得也已有了這樣的習慣，他還振振有詞地說：“有其父，必有其子。”

　　但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這並不完全意味著你從不遲到，從另一角度上來說，可以使你有充分的時間進行思考，準備即將開始的工作。

　　有一次弄得我很緊張。我化了妝後正準備開門出去，突然我的一個叔叔在門外敲門。

　　我們的公寓可沒有後門可走。而我絕不可能不讓這位長輩進屋。我只能讓妻子去應門，自己卻跑進浴室，飛快地褪去化妝c 而後找藉口讓叔父儘快離去，又跑進浴室化妝。但我終於還是準時赴約。

　　我們一位官員曾引用前長官艾倫·杜勒斯的話：“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下，你雖然只遲到短短的10分鐘，但這對於正在等你的特工而言，則可能是以生命危險為代價的10分鐘。”

　　我有一次在羅馬等上司時，就有類似的遭遇。我認為他是懷著卑鄙的意圖故意遲到的。

　　有很多的約會地點可選，而他卻非要選擇在伊拉克大使館前與我見面，而那時伊拉克正與伊朗交戰。我提出可否在另一地點見面，他很傲慢地拒絕了我的建議。

　　我請求他準時到約會地點。結果我準時去了，而他卻很自然地遲到了。

　　沒多久，就有三個伊拉克人出來檢查我的車。那時到處都有汽車炸彈爆炸事件。

　　我竭力擠出些笑容，以緩解他們的疑慮。

　　7 分鐘後，那位上級才姍姍來遲，臉上絲毫沒有一絲歉意，也不向我作任何解釋。

　　第二階段的招募行動持續了2 周，結束時還有一段小插曲。

　　在酒店的最後一晚，我和山姆決定放鬆一下，慶祝我們所取得的出色成績。

　　在酒店大廳裏，我看上了三個美貌的日本女人，於是徵求山姆的意見。好極啦，為什麼不？山姆也想“浪漫”一下了，他這時已差不多忘了做愛是怎麼一回事、該怎麼做了。但山姆說：三個女人？對我們兩個？他有點猶豫不決了。我馬上勸說他這沒什麼，我們一定能搞定，我知道怎麼應付這種情形，相信我對女人的經驗。況且連兇狠的敵人我們都對付得了．何況三個日本女人，幹吧？

　　我在巴黎時對“獵豔”就有一套，我能感覺到這三個日本女人是在找刺激。她們肯定不是妓女，但今夜不只是想賣弄風騷調調情，而是想找男人真刀真槍，瘋狂一夜。我說不出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覺。儘管是在大廳裏，從她們的氣息中，我還是能感到她們身上的雌激素在噴勃湧動。發情的女人。她們穿著都很不錯，看起來經驗老到。

　　我問山姆是願意做安頓·諾維克先生，還是想做山姆·斯威福特本人。山姆笑著說他想做個“會說流利日語的”諾維克先生。這個想法不錯，他既可以用日語和那三個騷娘們溝通調情，又能掩飾自己的真實身份。我嗎，當然還是再當一回陳先生啦。

　　我走近那幾個女人，有禮貌地邀請她們“到我們的套間去喝點酒玩玩”。她們競高興得跳了起來，這令我們“無暇理會女人”的山姆先生很覺意外。

　　回房後，我和山姆悄聲商量著策略。如果有人到訪，山姆就和女人們一起躲起來，讓我一個人去應付來人。即使是從於這類事的角度來說，我們也不失情報官的特色。

　　我們於是打開名貴的威士卡，要大家一起玩“脫衣撲克”。兩個女人馬上迫不及待地贊同，而另一個看起來較年輕、長得又最漂亮的則有些猶豫。我一眼就看出她是那兩個縫製高級衣服的女人的徒弟（難怪她們穿得很好），而且，不是開玩笑，一定還是個處女。另外兩個則都是30歲上下，一個結婚，一個離婚了。

　　不久，我們就驚訝地發現對於那兩個急於想脫下自己的衣服的女人來說，這種遊戲實在是太慢了。山姆於是用日語建議改玩“牙籤”遊戲。誰抽到五根火柴中最短的那根，就脫下一件衣服。這個玩法雖然簡單得近於荒唐，但效果絕對一流。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女人高興得咯咯笑，而那個處女只勉強同意c 這純靠運氣，不久，我和山姆幾乎全裸，而那兩個最想脫的女人卻幾乎沒脫。這可不行。我們可是一流的中情局情報官，絕不能在這樣愚蠢的遊戲中輸給這些業餘選手。我和山姆交換了一下眼神，無須一言一語，我們就各自施展手腳，開始作弊。

　　也是運氣，那位不幸的處女小姐最早輸得脫光了最後一絲衣服。她哭著掩面跑進了浴室。

　　那位處女小姐很漂亮，她無助地竭力想用手掩蓋雙乳的神態，酷肖希臘女神。

　　我和山姆絕無誘使她脫衣的想法。她哭著躲進浴室後，我和山姆互望了一眼，然後又看了看那兩個已經面似桃花、興奮異常的女人。我們還等什麼呢？上！

　　暴風雨過後，那位處女小姐靜靜地走出浴室，手裏抓著一條大毛巾，遮著她還全裸著的身子。她的雙眼還紅紅的，面上帶著難為情的微笑。她依然純潔美麗。

　　我們發展的那三個特工都向我們提供情報，但他們的價值和獲取情報的能力各自不同。他們好像並未意識到是為中情局服務，或至少他們表面上裝作不知道。

　　我們案官並無必要告訴特工我們是什麼人。很多人並不喜歡，甚至害怕中——

　　情——局這三個字。所以我們也不用這三個字。從另一方面來說，“被招募”的特工也不想問他們是為誰提供情報，這有點像鴕鳥，埋頭砂中裝不知。他們有“評價”

　　他們自己行動的準則，那就是金錢。

　　成功發展了三個新特工後，山姆就表面上回到了歐洲。我則表面上到香港和其他東南亞城市做生意，每隔兩星期“回東京一趟”，分頭與三個特工見面，拿取情報資料。山姆依照我的接觸報告和我轉交給他的情報資料寫出情報報告。這樣，這三個特工實際上是由我直接控制。後來，“安頓·諾維克”又每兩個月從歐洲到東京，以加強對三個特工的瞭解和聯繫。人總是傾向於接受那些令他感到愉快和高興的事物，同時排斥和拒絕其他可能性，就如同是一種自我催眠。

　　我經常隨身帶著一板香港夜總會的紙板火柴和一本香港酒店的便箋，和特工會面的時候，我總是故意使用這兩件東西。我發現這種小道具非常有效，於是一有機會就隨手收集這類東西。

　　每兩周穿梭於香港和日本之間對我來說是件好事。我從不喜歡和特工一起吃飯，雖然這是由局裏出錢，而且常常是在豪華的酒店餐廳裏吃豪華餐。

　　我寧願自己付錢，在便宜的餐館吃飯，這樣我可以使自己得到放鬆，不用為化妝提心吊膽，也不會碰到熟人，還可以自在地喝酒和看我喜歡的雜誌。而且，我發現了滿足我肉體上需求的新方法。

　　無論怎麼說我的工作壓力是很大的。我的脊骨節原有些錯位，有一次一位日本按摩師幫我治療，複了位，由於我患疵氣的骨節已經基本上磨損了，以後疼痛就減輕了很多。但是，由於長期緊張，我的脖子和後背肌肉很僵硬，幾乎每晚都需要按摩。

　　我聽說，對頂級酒店裏的女按摩師是不能“動手動腳”的。如果要她們於按摩以外的事，她們會很反感的。但是，我用日語和她們親切攀談，加上我是外國人的背景，不久我就發現她們也不能抗拒我私底下的誘惑。我早在巴黎時就是一個誘情高手了。

　　我和她們攀談，勸她們，有時甚至是用甜言蜜語誘惑她們，總能令她們心動。

　　在大約一年裏，我和五六個年輕的女按摩師一起在床上嬉戲。我無須另付錢，只需在超時時補上差價八當然我是用自己的錢給她們付費的，因為我不能把這些費用計人房費中，然後到站裏報銷。）她們都很喜歡我，但她們彼此之間都不知道別人也和我私下有關系。

　　有一個很有禮貌的女按摩師被她們視為榜樣，但可能只有我才知道，其實她是一個女色情狂。

　　三個特工中，有一個頭腦特別遲鈍。一次他竟帶給我一份瑞典紅十字會給河內一家醫院的醫療用品清單。（把人道主義援助的清單給我有什麼用？）我不得不委婉而有耐心地對他說，我們所要的是“機密的、不公開的、很少有人能拿到的資料，全世界只有不到十個人能看到的資料”。

　　上帝呀，救救他！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似地宣稱：“你是說要像007 一樣的材料？

　　間諜材料？”

　　我遲疑了一下，說：“是的”。那個中年人的臉競亮了起來。

　　“哦，這太刺激了！晤！我要試試！”

　　快拯救這人的靈魂吧，上帝！

　　另一個特工則相反。他拿到他的“服務”酬金後，一定感到了不安。我相信他已經知道了他在幹什麼。他決定和我攤牌，在還不算太晚的時候就斷絕和我們的關係。

　　中國有句話：“人急要反，狗急跳牆。”

　　雖然我沒有給他什麼壓力，但他卻自己感到了壓力。我和他一起在酒店餐廳裏吃午飯，點完菜開始談生意時，他突然高聲說：“你是說要我做你們的間諜？這絕對不可能！你認為我是什麼人？間諜？你憑什麼以為我會幹這種事？”

　　他說著說著，競站了起來。餐廳裏每個客人和傳應都不禁轉過頭來看著我們。

　　我知道他是被嚇壞了，他故意製造這樣的場面，好使自己能在別人看我們的同時安全離開。

　　他可能是害怕被毒筆刺中，或是害怕被無聲手槍射殺，電影裏說間諜都這麼幹。

　　但是他其實還可能不知道我的真正底細，因為我和山姆從未對他暗示過什麼。

　　我做了一個很友好的姿勢，請他坐下別急。但他卻沖出了餐廳。我無奈地攤開手掌，臉上一副被刺痛的表情，不理會旁人的目光，獨自吃完了沉悶的午飯。我知道，這個貪婪的膽小鬼再也不會回頭了。

　　我們完全可以忍受。他沒必要在這種場合這樣離去。

　　在這三個特工之後，我們又開始對兩個重量級的目標人選展開了工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

　　下一個目標很重要。非常有發展意義。我們要極其慎重地對他開展工作，以免危及我們已經招募的特工。我們相信他可以為我們提供大量的情報，但也知道，如果手中沒有他的把柄，而憑空對他展開工作，幾乎是天方夜譚，因為他是一個有信念和人格完整的人。

　　他是個忙人，在多個圈子裏為人所熟知。我們終於找到機會和他一起喝酒吃飯——這是我們的慣伎。在與他會面前，我們已經下了不少功夫，收集關於他的資料。

　　一起喝酒才知道，原來他的酒量也很大。

　　這時我已是有12年以上經歷的酒鬼了，酒量很不小。我在喝醉後還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緒，有時喝醉了回到家裏，連和子都不知道我已經喝醉了。但糟糕的是我一喝醉就想睡覺。山姆的酒量沒我大，大概是我的一半，關鍵是他一喝酒情緒會發生變化，有時興奮，有時發怒。在日本，人們喜歡把啤酒、米酒和威士卡混在一起喝，這樣更容易使人喝醉。

　　第二次見面時，我和山姆計畫要把他灌醉。我們準備輪番向他敬酒，這樣我們每次只有一個人喝，而他要陪我們兩個人喝。

　　喝酒的氣氛很好，不過我們離灌醉他還遠得很，他一點要發軟的樣子都沒有。

　　但是，他表面上已開始能接受我們說的話了，不再像在外國人面前那樣顯得拘謹了。

　　機會、“體質相和”和加上大膽，我們盼望的時機終於來了，可以對他發動攻勢了。我們發現，這位目標人選“需要一大筆錢”。我們可以滿足他的要求，但不敢保證他會不會因嫌錢少而拂袖而去。

　　雖然我們已經是熟手了，但在最後向他攤牌之前，我們的神經依然繃得很緊。

　　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放走這條值錢的大魚。只有在確認了他已落人我們撒開的網中，我們才會全神貫注地開始收緊網袋，然後用手把他撈上岸。

　　我要山姆以感謝信的形式，準備一份稍微正式一點的收據，以便在適當的時候誘使他在上面簽名。山姆對要這條大魚在收據上簽名覺得心裏沒底，怕被他正面拒絕，過早地結束這個遊戲。我讓山姆放心，我比他更瞭解日本人的性格，只有在我覺得沒問題時，我才會讓山姆拿出收據，給對方簽字。

　　“勇敢一點，聽我的指令行事。”我對山姆說。我奇怪自己竟然敢這樣訓山姆c 晚飯後，我們又把目標人選帶回酒店套間裏繼續喝酒。我們早已準備好了一箱威士卡。我偷偷地吞下一大塊黃油，這樣使小腸壁上沾滿一層黃油，或許可以阻礙身體對酒精的吸收。這是一種流傳的民間方法，我以前從沒試過，現在卻指望能派上用場。

　　我們用很大的高杯盛威士卡，半杯威士卡約有六指寬高，再加上一半水和冰塊。

　　我和山姆輪番向客人敬酒：為健康乾杯，為工作乾杯，為未來乾杯，為美帝國主義的衰落乾杯，為世界和平乾杯，等等。

　　但我們的客人實在是厲害，我和山姆已覺得有點東倒西歪，而他還是面不改色。

　　我們只能再耍手腕了，在向他的杯子裏倒酒時，僅放一決冰，再把威士卡加滿。兩杯下去，他終於支持不住，醉了。

　　我們立即依口頭協議進行交易，把事先經上級批准的錢給了目標人選。

　　山姆飛快地看了我一眼，他在徵詢我的意見，是否把錢給對方後要求在收據上簽名？在這個節骨眼上他又猶豫起來。我深吸了一口氣，堅定而大聲地對山姆說：

　　“諾維克先生，拿收據來。我們不能忘了生意上的手續。”山姆從他胸前口袋裏抽出收據，目標人選竟一言不發地在收據上簽了名。我和山姆相視一笑，成功了。

　　目標人選走後，我和山姆相互翻著醉眼，又用抖抖索索的手拿起酒杯：“成功了！太棒了！”我們祝賀自己。

　　這個目標人選的確有價值，雖然他的工作很繁忙，但依然信守諾言，同我們見面並為我們提供情報，他提供的情報都是硬情報，極有價值。如此一直持續到我離開日本。山姆後來只好讓那個會說日語的美籍朝鮮人給他當“翻譯”。

　　故事還未就此完結。差不多5 年後我回日本，山姆告訴我的事幾乎令我難以相信。

　　那個美籍朝鮮人是一位高級情報官，也能力出眾，但我知道山姆一直和他相處不好，他對山姆的脾氣頗有微辭。

　　而那位目標人選，其實已是我們的特工，後來意識到他是在犯錯誤，覺得後悔，想退出，脫離困境。

　　不過，我認為他還是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哪個國家的情報機構所控制。

　　他知道肯定不會是蘇聯克格勃。首先懷疑的應該是中情局c 但是由於我們自我保護和掩飾做得很好，又使他覺得糊塗，或許我們是英國情報部門，德國的，法國的，還有可能是臺灣的。我們所表現出來的背景和所用的語言，使他費解，難以作出肯定的結論。

　　正如我想像的一樣，他宣稱不再為我們工作，不再要我們的錢。我們可不幹！

　　山姆告訴我，站裏在認為這個特工極有價值的同時，也認為他一但反水，會引發很大的風險。為防他反水，我們兩次用攝像機錄下了他接受我們的錢的場面、而且，這些錄影帶也能對他起威懾作用，使他不敢向公眾公開我們的“故事”。

　　但這些錄影帶並沒有派上用場。

　　山姆雖然本身既不是律師，也不是生意人，但在準備第一份收據／信時，很細心地在末尾加上了一句極為鄭重的話：“此協議須經雙方同意方向終止。”

　　任何一個律師可能都會認為這樣的聲明十分荒謬。但卻沒人注意。

　　在特工提出要終止不幹的那個晚上，山姆從他的公事包裏拿出一疊複印的收據，煞有介事地給特工一份，給“翻譯”一份，自己手持一份，口裏嘀咕：“嗯，就這樣哪？”然後把剩下的幾份放回公事包裏。

　　他雖然嘴上沒說，但意思卻很明確。我們可愛的山姆，或安頓·諾維克先生，完全可以把成千上萬份收據影本貼滿大街小巷，對那個特工而言，這無疑就是世界的末日。

　　然後，山姆又像一個老練的律師一樣，在桌邊對收據上那最荒唐的一條發表意見：“上面說‘要經雙方同意’，我還沒同意！你不能單方面撕毀協議！”

　　那個特工以後再也不說要退出了。

　　但對山姆而言，這還不算完結。

　　山姆對我說，他和那個美籍朝鮮同事從一開始就合不來。那時，那個特工約定每個月和山姆會面一次，而且他每次都能帶來有價值的情報。所以，同他見面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一天晚上，最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山姆喝醉了酒，而且是爛醉如泥。而那個從不喝酒的美籍朝鮮同事竟然也喝醉了。那個特工當然也喝酒，但我們知道他的酒量。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那“翻譯”竟然發起呆來罷工不幹，按山姆向我描述的，“他說不出話來，走到窗口，眼睛一直盯著窗外，對我和那個特工置若罔聞。”

　　山姆既覺得狼狽，又覺得可氣。在特工面前，山姆不可能打他的好像是突然啞了的“翻譯”，而在另一方面，山姆又的確不想失去這個特工，或每月獲得一次硬情報的機會。整個過程中，那個特工都一直在看山姆和“翻譯”鬧彆扭。

　　  最後，山姆採取了行動，也只有他才做得出來的行動：他走近特工，用自己流利的日語向特工說：“請聽我說，我最近已經學了一段時間的日語了，我現在覺得我可以不要翻譯了。”

　　特工站在那兒，連眼皮都不眨，似乎是他早已料到。

　　山姆和特工用日語順利地完成了交易。

　　五年後我回到東京辦理第二次調動手續時，山姆忍不住要我幫忙，央求我回到他所在的小組，再給他當“翻譯”。

　　這滑不滑稽！你不是說你已經用流利的日語跟那個特工溝通了，沒有嗎？

　　“不，不。我們還是接著打啞謎好，這樣對行動有利，而且你在場還可以做很多其他事。”山姆沒有告訴我，他和接替那個美籍朝鮮人的新搭檔，也是他的好朋友，又有了矛盾。他也沒有再解釋為什麼會這樣。後來我被那個官員無端傷害，並彼此結下怨恨時才知道這一情況，但知道得已經太晚了。（後面的章節中對此事還有詳述。）

　　我有點勉強地同意繼續和山姆合作。

　　我再次充當諾維克先生的“翻譯”，而他也好像是完全忘記了他曾用流利的日語和特工說話。特工絕口不提此事。他從不和山姆直接對話，一直要我翻譯。他依約仍向我們提供情報。我第二次離開日本之前，山姆對我說他想“放走”這個特工。

　　這時已經過去了八年，我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雖然我對這個特工還是有些介懷，但我覺得他是一個“大人物”，一個紳士。

　　我尊重他的勇氣，也尊重他的人格尊嚴，甚至還甚於我身邊的其他人。

　　雖然有時我也認為對待敵人應該殘酷無情，但內心裏還是覺得做人應該善良、有同情心。有些官員認為，特工僅是為了金錢和自身的利益而工作，因此覺得他們令人討厭，不尊重他們，或私下蔑視他們。但是，我從不喜歡持這種觀點的官員。

　　我承認我不喜歡這些特工的根本動機。確實，很多特工有令人厭惡甚至更壞的動機，而且人格低劣。

　　但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會為我們工作。所以我還要保護他們，並善待他們。

　　我覺得山姆是以搭檔和朋友看待那個特工的。不知道這出戲還能唱多久，我希望那個特工能好自為之。山姆已經退休了。

　　現在我談談我和山姆的一個敗筆。我們為發展一個特工而努力了近乎一年，終以失敗告終。在那個特定的時期，這位目標人選十分重要，他是我們收集某一類特定情報的關鍵人物。（在情報工作中，若沒有一次一次地與目標人選接觸，是很難評價目標人選到底有多大價值的。）

　　這個目標人選很不誠實，更糟的是，因為他長得不好看，個頭又太矮，所以心裏有明顯的自卑情結。

　　依我個人的經驗，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發現：我在中情局見到過很多特工，他們大部分身材都很矮c 我想不起有比我高的（我身高一米七五），在心理學上，身高是很重要的，身材大矮的人常常懷有所謂的“拿破崙情結”。從男人的角度，這很容易理解。可能的解釋是：從一開始上學．小個子就容易受到大個子的欺負。他們因此會不願意上學和參加社交活動。在性格上則容易走極端，要麼過於柔順，要麼非常好鬥。

　　（有一個例外是我的岳父，他只有一米五的身高，但沒有這樣的情結。他當時也確實希望自己能長得高一些，但卻沒有因此而導致性格上的缺陷。）

　　還有一些身材矮小的人則出類拔革，我想這與他們的身高也有關，恰恰因為矮小，他們才立志發奮圖強，追求卓越，並最終獲得成功。

　　我和山姆多次會見這個目標人選（我下麵稱他為崎田）。開始我們款待他，而後是哄騙、奉承、勸說，再後是給他錢。崎田對此從不拒絕。我們知道他需要錢。

　　他也可能更想要女人，但我們不想把他往這方面引。他思想上還是有些想不通。

　　崎田不是個謙虛的人，但談到工作。成就、女人等問題時，他除了只是炫耀他曾結過三次婚，就別無其他什麼好炫耀的了。我們認為用女人去進一步“腐蝕”他是不明智的。就讓他為他曾有過三個老婆而自我得意去吧。

　　但是，崎田對我們的承諾卻從沒兌現過。雖然我們對他的空頭承諾、拖延和搪塞很不滿意，但由於他可能是一個很關鍵的人物，所以我們還是堅持對他做工作。

　　現在想來，我覺得崎田非常貪婪，他事實上是想要更多的錢。他吃我們的，玩我們的，但同時又猶豫不決是否幹間諜的事。這也不是很特別，還是可以理解的。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花錢一定要有回報才行。否則，我寧可承認失敗，轉頭放棄這個令人倒胃口的傢伙。然而，崎田卻是這個領域裏唯一的目標人選，百折不撓的山姆不願意放棄。一次，我們邀請崎田到一個溫泉去玩一晚。我們一起吃喝聊天c 半夜裏山姆還找了三個脫衣舞女到酒店裏表演取樂，他關注崎田的一舉一動，同時也喜歡看這類表演。有一個脫衣舞女還帶了三條大活蛇來表演，其中有一條到處亂爬，令我覺得很煩躁。我不怕蛇，但這卻令我無心看那三個娘們的浪舞。

　　從下午5 點到第二大淩晨3 點，我們和崎田談了近8 個鐘頭，直到我的嗓子啞了為止。作為一個“翻譯”，事實上有一半的話是我說的。已年過中年的崎田言語中始終躲躲閃閃，不肯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許諾，真可謂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一點也沒有被軟化的跡象。

　　終於有一晚，我和山姆強硬地質問崎田，為什麼又失信不帶任何情報來。崎田顯然有些害怕了。我曾說過山姆發起怒來可以嚇呆任何人，看起來像一只發怒的老虎，隨時會吃人似的。而我則作出一副很不友善的表情。崎田意識到他已經沒有退路了，拚命地想擺脫困境。但他不知道我們到底是什麼人，他可以猜測，結果是越猜越怕，任何人都會這樣的。

　　已是晚上10點了，在這間豪華酒店的大堂裏，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個在酒店餐廳裏向我高聲叫嚷著不幹的膽小鬼一樣，崎田從他那具驢肝馬肺裏憋出幾個字，把我們叫作“中情局間諜”。

　　你能想像嗎，他竟敢叫我們作骯髒的“中情局間諜”？！

　　就像是經過事先排練的一樣，我和山姆立即分別用德國口音的英語和日語，以更高的聲音罵崎田，把他的聲音完全蓋了下去。我們罵他是“騙子”、“賊”、“冒牌貨”、“王八蛋”等等，反正能用的髒話都用了。大約100 多個酒店的客人和員工看到了這幕對罵的場景，我和山姆邊罵邊沖出了酒店。

　　看來要再過許多年我才能再回那間酒店了。

　　我們和崎田的瓜葛還沒完，是的，沒完。我們一定要教訓他一下，讓他知道我們的不滿。要在他污穢的靈魂中注人恐懼，好讓他以後不會到處吹噓他的所謂戰勝“中情局間諜”的“經歷。

　　隔一段時間後，我打電話到崎田的辦公室，請他出來一起到另一家酒店的餐廳裏吃飯。對崎田來說，我的聲音仿佛是來自地獄，要招他的魂。可能他又害怕他的同事會聽到，所以只好答應赴約。

　　他如期來了。

　　他以往很喜歡吃中國菜，但這次我能看出他面對滿桌豐盛的美食，竟提不起一點胃口。

　　看到我和山姆陰沉沉的目光，崎田的雙手開始發抖，手裏的勺子已經盛不住湯了。無論他碰到碗、銀器、筷子還是什麼的，都會發出抖動的聲音，就像正發生一場小地震似的。我們對他的舉動不置一評，只是無聲地吃飯，眼若冰霜地盯著他。

　　他說不出話，他也無話可說。

　　這樣一直持續到午餐結束，然後我們嚴肅地向他“最真誠地送別”。

　　幾年後我在一家華麗的中餐館又看到了崎田。他穿得很體面，後面跟著兩個對他畢恭畢敬的下屬。他可能也注意到我，我無所謂。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最後的午餐，永遠不敢說他和我和山姆一塊曾做過什麼。

　　他看起來老了許多，依然又矮又令人厭惡。

　　就在這段時間，和子懷孕了。我們欣喜若狂，因為原先覺得這不可能。我心裏暗自擔心，我一直酗酒會不會對胎兒產生什麼副作用，影響他（她）的健康。

　　我開始心疼和幹了。每次外出與特工碰面前，我每隔兩個小時給和子打一次電話，向她問好。即使正在執行任務，我也一定會抽空打電話。

　　和子的情況並不太正常。嬰兒比預期的日子晚出生了三個星期。和子快要分娩而發生陣痛時，因為反應不明顯，我竟沒注意到。我帶她到醫院時，醫生高聲責備和子太過拖拉。

　　按照日本醫院的規定，開始兩天我只能呆在家裏等候消息，我十分焦急，獨自一人喝光了三瓶威士卡，又喝了不少啤酒，接著發現自己的肚子已疼痛難當。

　　我後來開玩笑地把這種現象叫做“同情分娩痛”，通常發生在十分鍾愛自己妻子的丈夫身上，不過沒人肯相信我的話。

　　到了第三天早晨，我的肚痛便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於是我知道，孩子出世了。

　　果然，幾分鐘後，我岳父打電話給我：“是個男孩！”

　　孩子正常得很，健康得很！

　　其實，原先我們一直想要一個女孩。現在生了個男孩，我們也高興萬分，至少我是如此。一想到如果是女孩就會有一天要出嫁，“給別人”，我就難以接受。

　　孩子像極了和子，但一點也不像我。

　　一連幾個月，和子都對我的父母表示歉意，說“對不起”。她不愧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女人。

　　兒子出生四天後，我又要跑到漢城，以保證我的護照上又有新的出人境簽證記錄。

　　當了爸爸，我感到很自豪，但到了漢城後，我的好奇心又占了上風。我想去著名的“妓生屋”（同日本的歌舞妓館相當，但性服務要多一些）體驗一下那裏的樂趣。

　　由於已經有了孩於，我花錢就不能像以前一樣大手大腳了。但我還是想在那兒消遣一夜，我明確提出不要性服務，同主家講好大約花50美金（對於做這種交易，我還是挺在行的）。

　　雖然到我桌上的兩個女人都不會講英語、日語或中文，但桌上的食物和酒卻很豐盛。我覺得這50美金花得值。

　　兩個女人都身著鮮豔的朝鮮民族服裝，光鮮亮麗。坐在我左手邊的大約有26歲，另一個則可能只有18歲。因為我喜歡成熟的女人，所以被坐在我左邊的女人迷得暈乎乎的，差不多要忘記我自己錢包裏面貨色不多了（那時還沒有信用卡）；；不過，在我還想更進一步時，那女人很巧妙地避開我走了。只剩下我和右邊那位不說話的18歲姑娘。我有點悵然若失，但臨走前也沒忘說謝謝。

　　我把和那兩個女人在一起的快相帶回東京給和子看。和以前一樣，她覺得我的故事很好玩。

　　幾年後，通過日本朋友，我對漢城的認識加深了：在兩個女人中，其中被“指定”陪我過夜——如果我想的話——的總是坐在我的右手邊！被指派坐在左手邊的只是“裝飾”。所以，那次我是無意識地傷害了坐在我右手邊的姑娘。

　　“但我實在喜歡坐在我左手邊的那個。”我向朋友抗議。

　　“那不行。你只能要坐在右手邊的。就算她長得不好看，甚至是只有一只眼，或是跛子！”我的日本朋友教訓我。

　　對於無意識地羞辱了右手邊的那位姑娘，我感到很難受。但我的的確確是喜歡左邊的那位。

　　孩子的出世，從根本上改變了我的生活、思想以及我對生話的態度。初為人父的欣喜和責任感，改變了各種事體在我心裏的相對重要程度。但是，我吸煙和酗酒的習慣卻依然如故，這有時使我覺得很羞愧。

　　孩於出生後，我還對和子說：“我愛孩子甚於愛我自己，絕對的。但是，如果必須在孩子和你之間只選擇一個的話，我寧願要你，而讓孩子上天堂。”

　　已經過了八年，當我們在家裏閒聊，胡亂假設各種可能性時，我的選擇次序還是沒有改變。我們問我們唯一的孩子彼得，如果出了事故，我和他媽媽都死去了，他一個人會不會獨自活在世上。

　　對於一個小男孩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很殘酷的問題，但我們就是這樣帶孩子的，教育他不要怕任何事、任何人。儘量讓他獨立思考，思想上不要有框框。

　　仔細想了一陣後，彼得大笑著說：“我會活下去的，我喜歡生命，我要體會生活，要看世界！”

　　我和和子被他這幾句話深深感動了。

　　我們都意識到，事情的輕重已經發生了變化。

　　兒子出生不久，我接到指示，要我回美國辦理移民歸化手續。我別無選擇，這是法律的要求。在我終於能在美國某個地方呆下來之前，我只能把和子和兩個半月的兒子交給岳父照顧。成為美國公民後，我的下一個目標很自然地就是想調到巴黎工作。那時，我是中情局唯一能講法語、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情報官，況且我對巴黎又很熟悉。

　　在日本四年，使我已經成為一個家庭男人，為了妻子和兒於，我可能做任何事。

　　我非常幸運，已經抓住了使自己成為出色情報官的機會，成績顯著。我獲得升遷，同時也被同事們認同。

　　比如，曾有人告訴我，一位名叫羅伯特·肯德勒的高級官員，就曾試圖推薦我升職。雖然因為當年我已經升過一次職了而沒有成功，但我很感激這位素未謀面的長官如此看重我。他後來升遷到了很高的職位。

　　也是巧合，我的GS級別和年份間對應得很好。我於1966年加人中情局，定級GS－6 ，而後每年均獲升遷。尼克森總統下令凍結政府人員的職位6 個月的那一年，也就是1971年，我已升到GS—11級。我開玩笑說1985年我該是GS—25級（GS級別止於GS—18級，再向上已是另外的職銜了）。

　　雖然因為是華裔而受到排擠，其間還有6 個月的職位凍結，在9 年半中我獲升遷7 次。我的職位趕上了比我早5 年加入中情局的同事。很多上司對我升遷的速度都感到驚奇，我在以最快的速度登金字塔。

　　離開日本時，我的願望是達到GS－14級，這個級別當時在中情局裏，還沒有在美國以外出生的華裔人員達到過。而後，我又向GS－16級努力，這是“高級職位”

　　的開始級別，當時這個級別上還未曾有過華裔官員。以後，美國的職銜體系發生了變化，如讀者可知我永遠成不了GS－16級。

　我的個人背景

　　我生於臺灣，當時臺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種族匕，我是絕對純粹的中國人，在族譜中屬第33代於孫。我們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個世紀前的唐朝宮裏的大官，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時代還早2 個世紀。家族後來南遷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僚，在第叨代的時候，全家從中國大陸遷到臺灣，並就此定居下來。我們在臺灣做大米生意。幾個世紀以來，整個家族分成了許多分枝，散居在中國各地。就我們這個分枝來講，我的父親仍就每年都慶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紀念我們舉家到臺灣定居。

　　然而，我要聲明的是，我們家並不是嫡親後代，中國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當家裏沒有男性繼承人時，或者萬一夭折，常常就會收養一個男孩以續上香火。

　　我們家也屬這種情況，據我父親推算，在我之前的第3 代，家裏所有的男孩都是抱養的，這樣，我們家雖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個分枝，卻不是真正的“血脈”

　　相承的後裔。

　　中國有記載的歷史真是太長了。在我上高中時，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代孫（他自稱是嫡親的）。他的名字中有一個正親的家族的字，單就名字看，喻示此人是一個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貴的家族為他取的名字，因為人們總是希望他的所做所為符合楷模的標準c 我父親比較保守，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統看得很重要。我雖是家中的長於，對此卻不以為然。1943年，日本人強迫我們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時，父親把全家都召集起來，含著眼淚告訴我們一個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義，表示我們家是與一個“高貴的中國家族的名字”有關系的，他同時告誡我們，不要忘記自己是“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的家族”的一員，但要保守秘密。

　　關於我家的歷史故事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我們為此而蒙受的恥辱。

　　當然在1930年的臺灣，是不會有人想像到日本帝國最終會失敗的，臺灣在1895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學校，父親在少年時代就去了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我的父母也希望他們的兒子成為一個“日本良民”。

　　我通過了專為臺灣學生設的人學考試、進入臺灣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學校就讀，這所學校約有1000名日本學生，而我是僅有的10個臺灣學生中的一個，那時的日本教師和學生普遍抱有嚴重的種族歧視觀念，瞧不起我們這些臺灣學生。

　　我是個好學生，但那時只會說日語，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間也很少說臺灣話。

　　每當從教育局來的大人物到我們班視察時，老師經常會點我的名，要我站起來朗讀或回答問題。要一個臺灣學生在這種時候站起來讀日本課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難堪的事，但老師沒有更好的選擇，因為我是最棒的。

　　我上課時不太注意聽講，因為每堂課的內容我大多已經提前學過。我從不把老師放在眼裏，有一回我沒理會老師正在講解的乘法九九表。那個殘暴的老師就為這個“罪過”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兇猛地打我的頭，我強忍著痛堅持站在那裏，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後還是經不住他那旋風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板上。其實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會背了。我的爺爺是在爸爸出世的兩個月前去世了，當時家裏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沒有父親做榜樣，所以他從不知道怎樣當好一個爸爸，更不知道怎樣對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腸很好，是一個典型的工作第一的工薪族。

　　與父親剛好相反，母親卻是一位非常嚴格的人。我是她的長於，是在她嚴格的教育方式下帶大的。她在我還很小、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對我的體罰，在抽打我的時候，她也禁不住地淚流滿面。我由此體會到，她可以放棄一切，但決不會放棄對我的教育。

　　在我這一生中學到的第一個外語單語不是“Hello （喂）”也不是“Santa Claus（聖誕老人）”或者是其他什麼俗套的東西，母親教我的第一個字是“SPARTA（古代希臘市名，以勇猛嚴格出名）”，她希望對我施以古時斯巴達式的嚴格訓練，但對我一個很小的孩子來講，斯巴達就是痛苦。

　　當我在學校裏被老師毒打一頓，腫著臉回家的時候，母親會再打我一頓，因為她斷言我是在學校裏於了什麼壞事。（30年後，母親為她曾這樣誤會我向我道了歉。

　　哦，媽媽！）

　　我受到了日本老師和學生對我精神和肉體的嚴重虐待，他們在欺負我的時候絕不手軟。我那時還只有七八歲，而母親教育我要在壓力面前決不讓步，為此日本小學的老師甚至嘲笑我母親灌輸給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這樣苦澀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c 那時正值戰事緊張的1944年。

　　最近，往事又浮現在我腦海裏。（我妻子後來指責我不該在吃飯的時候講這些事。）每當我看見淺紫色，我就會想起臺灣很常見的一種大蝸牛殼的內壁。因為在我八九歲的時候，三個日本同學欺負我，後來我們打了起來，我終歸是敵他們不過，其中兩個孩子按住我，另外一個扯住我的頭髮把腦袋往地板上撞，然後用個蝸牛殼到屋外地上裝滿沙土，回來全部灌進我耳朵裏。就是用的那種蝸牛殼，這在我的記憶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當時我沒有哭，更沒告訴母親，因為我害怕她知道後會強迫我去和那三個壞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親已經那樣做了好幾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親讓我去向一個四年級的惡棍和他母親要求道歉，那時的我僅讀一年級。我只好接她說的去做。一路上我緊張得雙膝發抖，結果卻出乎我的意料，他們真的向我道歉了，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對的，就不要怕。這就是我母親。

　　還有一次，我也在讀小學，當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國牧羊犬攻擊的時候，我堅定地站在那裏，儘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終成功地接近它並撫摸它。

　　在日本人眾多的地方做一個少數的外來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總是十分傲慢無禮。母親告訴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擊，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我過去如此，現在也大致如此。我學會了一些彈性，從很大程度上來講，我很少妥協。

　　50年代，當我看到美國南部的學校取消種族隔離的時候，我對黑人的處境有強烈的同情，因為我和他們有著相似的經歷，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嚴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長起來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堅韌的性格，同時也學會了生存之道。

　　不論什麼原因，不論什麼方式，當一個人不懼怕死的時候，他就會變得無比強大，因為他不那麼容易死，他就反而會成為一個倖存者。

　　現在，我的感情很豐富，常常會感動流淚。直接地表達自己老實、純粹的情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相反，說謊。掩蓋真象倒是最大的缺點。

　　雖然我容易動感情，但只要形勢需要，我也會強硬。冷酷、有淚不輕彈。我把我的這些觀點都教給了我的兒子，不過對這些觀點做了一點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一點。從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領會到，一個正派的人或者說一個紳士，必須具備誠實、努力、頑強和同情心，這是必須的基本素質。“紳士”這個詞的含義要比“一個男人”的內容豐富許多。

　　兒子3 歲的時候，我就開始教給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動作，他每天早上都練習實用空手道的技術，直到上高中。

　　兒子6 歲時，在東京讀一年級。有一次在上學的路上，住在我們附近的日本小孩欺負他，回家後，我鼓勵他，用他的鐵拳教訓那領頭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領頭的那一個，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訴說他被兩個日本孩子無故地打了一頓。他上的是一所國際學校，穿著和別人不一樣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負對象。

　　我問他是否按爸爸說的方法回敬了他們？彼得有點沮喪地說，他打了那傢伙的胸，結果又被別人踢打了一番。

　　“為什麼，彼得，為什麼不用拳頭重重地打他的鼻了和下巴？！”我問彼得說。

　　“我夠不著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沒有？”我又問。

　　“有一點。”他紅著臉承認了。

　　我表揚了彼得，畢竟他勇氣可嘉，我無法想像當年的我會不會做得像他那麼好。

　　他不愧是我的兒子，敢和兩個連下巴都夠不著的壞孩子對打，我覺得很自豪，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親也會讚賞彼得的勇敢之舉。

　　第二天早上，我帶著彼得和妻子一起去找那兩個欺負我們寶貝兒子的壞小於，我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們。

　　當時，如果不是妻兒和路旁的工人在場，我會宰了這兩個五年級的無賴。我想我必須嚇唬一下這兩個一錢不值的傻小於，我大聲宣佈，以便在場的人都聽見：要是還有下一次，上天作證，我會把他們、他們的頭兒、他們的老師、父母、祖宗，任何一個有關的人都送進監獄。打那以後，這種騷擾彼得的事就再也沒有發生過了。

　　彼得在美國讀四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長召去，因為學校懷疑彼得卷人一場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麼呢？他的同學威脅了他，並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頭反擊，打了那傢伙的下巴。哈！這正是我教的。

　　結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學被彼得打倒，並有輕微的腦震盪。

　　好！就是要告訴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練空手道的！校長很害怕，但我保證地說空手道精神是從不提倡主動挑起爭端的。

　　當太平洋戰爭進人緊張狀態時，我們舉家遷往農村，以便躲避美國人的炸彈。

　　我們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個大地主、著名的詩人。這是一個受人尊重的家族，我的外祖父後來被譽為臺灣400 年來最偉大的30個人之一。

　　在鄉下，我每天都領著一群兄弟和侄兒圍著遍植熱帶果樹的大花園散步，就是在那時，我學會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認識到把刀當作工具的優點，這刀好像是我的手指頭和指甲的延長。

　　當時，我們儘管在鄉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還要幫體弱的母親做點家務。

　　偶爾，我會去釣田雞，但田雞很容易引來蛇，我得時刻防範蛇襲擊弟弟。曾有一天，我共殺了4 條蛇，那時我9 歲。

　　1945年8 月，太平洋戰爭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終，我的生活一夜之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日本的戰敗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對我們的震動也不小。

　　我們的國籍立刻就由日本變成了中國，但這種變化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講莫名其妙，只有我那十分愛國的祖父為這一變化欣喜若狂，我父親的感覺有點複雜，但是，因為我們不再是日本人統治下的二等公民了，父親也為此感到高興。而我則是很糊塗地過了這段日於。

　　對我來講，困難的是必須學說臺灣話。雖然我僅是11歲的孩子。學這難學的臺灣話還是有點難。

　　儘管我開始學習臺灣話和普通話，但仍遭受了新的歧視，首先來自臺灣人的，然後就是大陸人的。中國共產黨在大陸把蔣介石打敗了，蔣政權逃至臺灣，就以我們的解放者和老大哥自居。因此，臺灣人和大陸之間常有磨擦。

　　我在臺灣上的初中，仍舊過著受排斥、受欺負的生活。

　　到學校的第一個月，有一幫同學故意刁難我，他們要我借他們一本小說，被我拒絕了。他們就用生銹的剃刀架在我喉嚨上威脅我，僅僅因為一本小說就這麼凶，簡直是一幫地道的惡棍。

　　類似的惡作劇經常發生，但我很少打別人，偶爾我也會對付他們，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用我那把鋒利、精緻的刀。

　　那時的臺灣是一個不安定的地方，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無不驗證著適者生存的真理。當然，我也學會了怎樣生存下去。

　　順便我想帶一句，也許是巧合，我這一生中只參加了兩個畢業典禮，而且是最初的兩個，一個是幼稚園，另一個是小學，我總是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錯過了另外五個。

　　1949年，在我初中畢業時，學校被蔣介石撤退的部隊佔用了，當時我心中最關心的是校游泳隊那些女孩子的安全問題，因為那些疲於戰事的大兵正用我們的游泳池洗澡。

　　後來，我成了游泳隊的隊長，這是一支以前被譽為臺灣最好的游泳隊，不過，我當隊長時，成績不好，我雖然遊得不太好，但我卻是一個好教練，一個好管理者。

　　在我高中畢業的前二天，我因為做了一件壞事被抓了起來。我身上帶著一把刀，這在別人看來像是在持刀行兇，學校為此專門開會，討論到底是開除我，還是仍讓我畢業。這樣，我就又錯過了高中的畢業典禮，但被允許畢業，並繼續參加了大學人學考試，我被當時最好的國立臺灣大學錄取了，兩年之後，我去了美國，而我的學位是在法國得到的。法國根本不存在畢業典禮這回事，學生們只是到學校的佈告牌前找自己的名字。如果畢業榜上有自己的大名，則舒心地叫一聲：“我獲得博士學位了！”就這麼簡單，沒有遊行，沒有熱鬧的吹奏聲。這就是命吧，我只參加了今生最初的兩次畢業典禮。

　　我非常感謝已故的母親，她對孩子們的成長傾盡心血，年輕時她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格，年齡稍大一點後，對弟弟們的態度就溫和了許多。因為她對我嚴格的管教，使我覺得和母親有一種很特殊的情感。

　　事實上，母親就是用誠實、正直、遵守紀律的準則來要求我、錘煉我，塑造我的個性。

　　她希望我坦誠，具有強烈的反抗意識和堅忍不拔的性格，這些要求，對一個孩子來講的確高了一點，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很多方面都沒有達到她的期望。

　　她要求我必須努力把每件事都做好，不允許有半點折扣。她完全可以同有偉大聲譽的猶太母親相媲美，她給我講貞潔、忠誠、正直這些美德，讓我讀歷史上東西方英雄的故事，希望我能從他們的身上學到對事業的執著追求、對生活的創造力和對正義、公平的態度等等。她教我不怕“死”。如果不怕死，痛苦也沒什麼可怕的。

　　雖然母親沒有信教，她認為在生和死之上，仍有更高的存在。

　　母親教育我要有求知欲，要提得出問題，然後去證明，去學習。求知欲催人向上，是我一生前進的動力。這正是母親教給我的。

　　後來，在母親臨死前幾個月裏，她奮力和已經擴散的癌症作鬥爭，接受了及時的醫治。但她被手術和化療折騰得十分虛弱，當我發現母親已失去了她那特有的求知欲時，我傷心地意識到她快要離開我們了。因為她已失去了生活的動力，正如她教誨我的那種學習、奮鬥的動力。

　　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母親只在考試成績上和我妥協。在我接受早期教育的頭兩三年中，我是一個全優的好學生，但自從讀日本小學之後，我的成績單上就奇怪的只剩下不多不少三個優了，每學期皆是如此。而且假如得優，則都是些不重要的課程，比如：手工、音樂之類，而不是數學課或更“重要的”其他課程。母親就十分擔心。慢慢地，她明白了這其中另有原因。

　　此後，我便不太關心考試的成績，而對我要求嚴格的母親也很少為後來我得的壞成績責怪我。

　　後來，我帶著我成績很好的女朋友回家時，母親有時會問：“怎麼同一次考試你只得及格，她得優呢？”實際上，母親真正擔心的並不是我的成績，而是我那些弟弟們，他們在學校儘管成績很好，卻沒有經歷我受過的磨難。

　　這種對考試成績漠不關心的態度，後來從各方面都證明是有害而無利的。儘管我“學得很好”，能通過最好的學校的人學考試，但我的成績記錄卻都不好。

　　我要強調的是，兒子和我不一樣，他應該有好成績，但我也不苛求他。畢竟還有比學習成績更重要的東西。對這一點我表示充分的理解，我要求孩於努力向上，但不必為學校的名譽，更不必為一個不公平待人的老師填的成績卡上的分數去費勁。

　　在國立臺灣大學時，我第一次有了一個女朋友。她是在大陸“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這種戀愛“組合”在當時的臺灣是極少的。我必須忍受其他人陸來的人對我的嫉妒和仇視。這樣類似的種族歧視對我來講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後來我還遇過比這更糟的情況。我們愛得很深，我覺得很愉快，但這段感情的最終結果是不可避免的。那時，年輕的我對生活、對愛的認識還不成熟，後來，我花了很大的精力才學會駕馭愛情這個令人難以捉摸的東西。

　　後來，我去了美國，第一站是德州，待了一個學期。在那裏，經過洗禮，我成了羅馬天主教徒，後來又到了美國東北部，因為在我的想像中，這一帶是文化教育中心。

　　我對新學校沒什麼好感，而學校就更對我沒有好感。經過糟糕的三年大學生活，被學校以“成績缺少進步”的理由巧妙地開除了，這是我聽到的又一種新的拒絕理由。

　　我不否認我的行為方式中存在缺點，我的學習也不好，但我不想仔細討論我記憶中這段失意的生活，而且這段時間，我也很少去羅馬天主教堂。

　　儘管如此，也許是無意，我在德州的聖·伊格納修斯（注：聖·伊格納修斯是耶穌會的創立人）教堂接受洗禮，被耶穌會大學開除，而後在東京的一間聖·伊格納修斯教堂結婚，後來在羅馬偶然遇到了耶穌會的代理總長，他成為我關係密切的幾個基督導師之一。是他把我又重新帶回了天主教。

　　後來，在羅馬，我有時去耶穌教堂，這裏存放著耶穌會奠基人——羅亞拉聖徒伊格納修斯的遺物；有時拜會梵蒂岡的耶穌會總部做彌撒和懺悔：有時去耶穌會其擁有的岡多夫城堡的羅馬教皇夏宮；有時到耶穌會格裏戈裏大學作懺悔或會見朋友。

　　我對自己和耶穌會之間有一種無形的牽連感到驚訝和高業自從被大學開除之後，我去了巴黎，打算在巴黎大學學習，我熱愛法國的文化、語言和法國人的生活哲學。

　　眾人周知，巴黎是個迷人的城市，我也對她一見鍾情，這樣的感情在我度過了三年清教徒式學生生活後很容易產生，我簡直被巴黎陶醉了。

　　但是，事情的發展未能如我所願。我的法語不好，這使我難以在像巴黎大學這樣的法國名牌大學裏學習。

　　很快，我就不上課了，像很多其他到巴黎的外國學生一樣，我成了一個“巴黎遊民”，過著那種既不工作，又不學習，成天泡在咖啡館裏喝酒，看閒書，向女人拋媚眼的生活。

　　我開始酗酒。好像住在巴黎就一定會想到愛和性，我頻繁地戀愛又失戀。我再也不好好學法語了，只和美國人、英國人，以及那些法語不好的日本人或其他國家的“學生”交往，講英語。

　　我的一個好朋友叫麥克·沃克，是女演員珍·瓊斯和男演員羅伯特·沃克的兒子，後來大衛·塞爾茲尼克成了他的繼父。大衛曾是著名電影《飄》的製片人。

　　我和麥克在一起有很多樂趣。倆人經常在巴黎街角的咖啡館裏談天。喝酒和狂歡。我喜歡和他談論好菜塢，麥克有好多關於好菜塢大人物的於女的故事，他把這些人叫做“好菜塢的臭小子們”。我想如果麥克的繼父知道我和他交往，一定不會認為我會對他有什麼好“影響”。

　　麥克後來得了嚴重的精神病，這使我感到非常遺憾和傷心。我們也失去了聯繫。

　　我曾給珍·瓊斯後來的丈夫——藝術收藏家兼商業巨頭的諾頓·西蒙先生寫信，才一度又重新取得聯繫。

　　到巴黎的頭一年，我沒有好好學習，甚至連法語也講不好，我心裏感到對父母有一種負罪感。因為不能向他們彙報好消息，我一定使他們很沮喪。除了星期天，我每天都要去蒙帕那斯附近的美國學生中心和藝術中心。

　　在那裏，我可以碰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我們聊天，打橋牌，打檯球或者玩撲克，如果想喝酒，就會去附近的幾家有名的咖啡館。我們這幫人看上去真是無憂無慮。

　　穿過藝術中心的林蔭道，有一個乾淨的拉斯巴小餐館，有時我們也會去那裏玩撲克，從中午一直玩到午夜，有些人會喝掉20多杯啤酒。但那裏的消費很低，一杯啤酒只要14美分，還包括小費。在這個小咖啡館裏有時可能見到一些著名的電影名星。其他顧客也互不於擾。我們經常看到簡保羅·沙特裏和西蒙尼·畢爾夭伊一起，他們倆就像一對年邁退休的夫婦，坐在咖啡店的一隅。我很想請他們給我簽個名，但從沒有看見別人這樣做，也就放棄了這個想法。

　　在那段日子裏，我還有個當舞蹈演員的美國朋友，他和30年前在巴黎夜生活舞臺上紅極一時的約瑟芬·巴克爾是舞臺上的搭檔。約瑟芬收養了許多孤兒，當時她正在為這些孩子募集資金。我的朋友常抱怨說約瑟芬身體太重，在舞臺上要把她舉過頭頂不是易事，而他每晚演出時都要舉好幾次，真辛苦。他最感興趣的話題永遠是女人、酒和飲食。我們還有人曾和他一塊兒在大冷天喝得微醉，借著酒勁撒野一般開車到東德柏林。不過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我還有一位很有文化修養的朋友。他通曉四種語言，包括法語、英語、義大利語，而且都說得非常地道，甚至比受過教育的當地人還要好。在年僅24歲時，他就是位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翻譯部的主任了。

　　他出自名門。有一個叔叔是世界著名的建築師。還有一個他可能曾向我介紹過的妹妹，幾年後成了義大利最叫座的電影女演員。

　　有了這幫朋友，時而集體行動，時而獨來獨往，我開始享受起巴黎寫意浪漫的生活。我指的是愛情遊戲。我經常和那些抱著“享受”巴黎的態度來巴黎的年輕學生一起，放蕩形骸。我時而做導演，時而做演員，和他們一起融人了巴黎迷人的生活之中。但我的生活方式並不像“波西米亞人”，我穿著整潔，並恪守我的為人之道，我是一個既充滿熱情，又頭腦冷靜的公子哥兒。

　　因為學業上的失敗，我總覺得精神空虛，沒有工作，沒有目標，頹廢墮落。我常覺得生不如死。

　　那時，阿爾及利亞人正搞獨立運動，而且爆發了戰爭，阿的右翼將領起來反叛法國中央政府。我心裏打算著加人政府軍去鎮壓右翼分子，但是，他們只征招那些有打仗經驗的人，我沒去成。

　　還有一回，為了生存目的，我又想參加法國外籍軍團。但是，後來我又考慮到，我不能適應沙漠的氣候（在影下有攝氏52度），長達5 年的服役期也太長，而且軍隊的那種如人間地獄般的生活又實在讓人受不了，所以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一想法。

　　退休後，我碰到一名退休的中情局官員，他說他原來曾在駐外軍團幹了6 年，獲得了上尉軍銜。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兒，因為大多數能活下來的外國人，再好也只能在外籍軍團裏混上個上士，像他這樣能升到上尉的，委實廖廖無幾。據我所知，與他有相似經歷的後來只有一位阿裏汗王子，他也做到了上尉（曾與著名女演員麗塔·海沃絲結婚）。

　　這位年邁的紳士還告訴我：“光在那裏和別人一樣呆5 年還不夠，你必須再多呆上1 年，以證明自己的勇氣。”嗅！

　　在巴黎的這段時光是我一生中最浪費光陰的幾年，但有點自相矛盾的是，這也是我長進最大的幾年。我博覽群書，思索生活的真諦，通過自我反省和上下求索，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從身邊許多有趣的人那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接觸過眾多的音樂家、藝術家、舞蹈演員，以及不少生活態度嚴肅的人，和不少巴黎的匆匆過客，我與他們長談，並漸漸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我“學到了”巴黎人的文化和他們的世故。偶爾也會混人上流社會，參加音樂會和時裝表演等活動。對我來講，這些機會總是毫不勉強，很自然地來。

　　更重要的是，我在這裏開始全面瞭解女人的含義，並從此喜歡上了女人。我生活中的女人來自不同的國度，有著不同的背景。我學會了怎樣欣賞、接近她們，怎樣和她們做朋友，怎樣說服她們跟我上床。我的渾名是“一杆進洞”，表明我常和女人在第一次約會時就能“征服”她們。

　　這些功夫對我後來從事的情報工作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還能清晰地回味和幾十個女人交往的故事。我有不少印著巴黎風景的明信片，每一張明信片的場景都能使我想起一到兩個女人，想起我和她們共處的時光。僅這些與我有關的女人的國籍，我記得的就不少於20個。

　　有一次，我和一個有親戚在巴黎的年輕女人來往了一個月後，她笑著對我說，她的親戚聽說我對女人有一套，結果發現在我和她交往的一個月裏，什麼“事兒”

　　都沒發生，就調侃她，問她我是不是有些名不符實。她後來也把這事兒當做笑話，打趣我。

　　其實，她的那些親戚哪里會知道，這恰恰是我“一杆進洞”的典型事例。正是在第一次約會，我就和她上了床。當然我們始終什麼都不說，直到最後，她的親戚還蒙在鼓裏。

　　不論是在巴黎，還是世界上的什麼其他地方，對這類事情，敏銳的判斷力是男人要具備的第一素質。

　　正因為有這樣的經驗，後來在開始執行任務之前，我都會首先考慮利用女人達到行動目的的可能性。這往往是一條既省錢、省時，而又十分實用的路子。我對評估女人這一招越來越精通，只有一次大出意外。

　　我十分樂於向前來“取經”的朋友傳授此道，就像是社工在大街上發放三明治一樣。那位當舞蹈演員的朋友不停地向我問及我對於一個“很有可能”的女人的看法，我則總是告訴他，那個女人看起來很冷淡，“任何男人都很難得手”。

　　哪知我完全錯了。我的朋友咧著大嘴告訴我，那女人夠得上是個女色情狂，性欲旺盛，要男人要得發瘋。沒過幾周，他就想找一個人來代替他，因為他已被那個女人搞得精疲力盡，以致影響他在舞臺上的正常發揮（私下他也對我承認，他多少有點怕那女人會懷孕人我看女人，首先是看會不會對她感興趣，如果有興趣，又會持續多久？一夜？二夜？一周？還是一個月？我會客觀地判斷出來。如果相互間關係愉快，就能相處久一點。不過也不大可能維持一個月以上，因為很多女人都只是巴黎的“匆匆過客”。

　　現代人把這種性關係看得很淡、很常見，但在35年前的社會卻十分保守。

　　一次，我接到一個姑娘的信，她感謝我打開了她“驚奇的生活”之門，使她享受快感。事實上，這並非我有所計畫的，因為當時她的體材之大實不亞於我——絲毫不像個16歲的少女，她的熱情竟完全迷亂了我。一個處女是絕不會像她一樣如乾柴遇烈火情欲亢奮的，我後來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了眼。（注：與未成年人發生關係是犯法的。）

　　到後來，我搬到了位於Latin Quarter （拉丁區域即巴黎大學生區域）的奧迪恩劇院前的一家旅館居住，那裏租金較為低廉。我一住就是4 年。旅館的女侍應常常會為我提供消息，告訴我哪間房裏來了一個女客，看起來有點孤獨，而且還“可能比較溫順”……等等。這幾乎成了我後來從事情報工作時指使操縱特工，使他們為我賣力搜集情報的前奏。

　　一次，在DOME餐館，我遇到一位漂亮的女郎，她手拿一束長莖的紅玫瑰看著我，向我微笑。花好還是人好？她穿戴很好，我想絕不會是個賣花女。我又看了看身後左右，發現她竟是在向我示意。我趕忙邀她到身邊落座。她說她很喜歡亞裔男人，想看看我有沒有膽量和她玩。我有膽量嗎？美酒金樽，哪個男人會不動心？

　　她把玫瑰放回家時，她姐姐戲謔她，說她又在玩“東方探險”遊戲。我把她帶回酒店。春風一度，她的確非常嫵媚，優雅可人。我問她姓什麼（其實這是不恰當又沒有必要的問題）。她說的我聽不清。她問我有沒有勞洛斯百科全書。她說她家原來是個貴族家庭，住在一座城堡裏，勞洛斯百科全書裏有記載。後來，因為負擔不起維修費用和重稅，就把那座城堡作為一座博物館捐獻給國家了。（她的姓名中還是保留了原來的族姓。）

　　女人對我而言，有時是滿足饑渴之需，有時則是一席豐美的盛宴。

　　有一陣，我同時與五個女人來往，那算得上是件“苦差事”。一天早上，我疲憊地坐在人行道邊的咖啡館裏，兩個一看便知是初來乍到、想在巴黎找刺激的歐洲婦人，坐在我旁邊，迫不及待地想和我搭訕。當時我正感到狀態不佳，沒有心情和精力應付新的“挑戰”，言語之間不免有點躲躲閃閃。旁邊的一個非洲黑人見狀，湊臉過來，不耐煩地用法語對我說：“你有毛病吧！為什麼不上去搞她們？他們可是煮熟的鴨子，送上門來啦！”

　　他說的沒錯，但我還是讓他失望了，“得啦！那你自己上啊！”一個男人，不能幹就不應幹，這種事兒，我可不想勉強自己。

　　我有個美國朋友，是個黑人，赴讀巴黎的富布萊特學者。他學習很努力，玩起來也是沖勁兒十足。他向我透露，有一天晚上，他“搞”了一個歐洲處女。從那個女人的公寓出來，下樓的時候，他得意忘形地揮著手，一不小心敲響了別人的房門。

　　誰曾想，那門兒竟開了，屋裏探出一個女人來，一把把他扯了進去，又是一場翻雲覆雨。第二天早上．他懶洋洋地坐在盧森堡花園邊的咖啡館裏休息時，又來了個他原先就認識的法國女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只能再接再厲，接著搞第三個，就算是在刷新記錄吧！”

　　當時我們正一起下棋。他喋喋不休，還沉醉於昨夜的“新獲”時，我已贏了他。

　　他竟絲毫不在意，這在他可是破天荒頭一回。

　　這就是巴黎過去的好日子。男女競相追逐，一晌貪歡，那情景就如同是一種回家體育活動。愛滋病和其他的性病那時還未對人們產生什麼威脅。

　　巴黎，是我26年來所遇到的第一個不存在種族歧視的城市。當然有些法國人還是有很強的種族觀念，但對我個人來講，在我旅居巴黎的六年中，從來沒有遭受到或感覺到什麼種族歧視。

　　有時，當我看見年輕的黑人擁著華麗的白種女人走在巴黎大街上時，甚至有些感動，這種事在巴黎顯得極其平常、和諧。但是，也就在那時，一個來自美國南方的白人女學生竟對我說，她在咖啡館裏看見一對不同膚色的男女，還覺得“很不舒服”。就在我前往巴黎之前，我還聽到一個白種女人的黑人丈夫在紐約被人尤端毆打致死。巴黎，紐約，反差立現。

　　那時我覺得，在法國，你只要行事得體，看起來順眼，法國人一般就不會把你當作異己之類。

　　有一次，我陪三個日本女士去有名的銀塔飯店吃飯。因為我選擇的時間是星期五的晚上，而那家餐館要求週五晚上前去就餐的顧客必須著禮服，所以女人們都好好打扮了一番，穿上和服我也穿上了晚禮服。這件衣服原來是為了在比較講究的場合打牌時穿的，那種地方常會找到有錢的牌客，所以要打扮得體面一點。

　　突然，我聽到餐館最好的席位上傳來一陣操著濃重美國南部口音的英語。我看出這是溫莎公爵夫人。我原來就知道公爵和公爵夫人常常到這個飯館。所以我又開始找公爵本人。

　　公爵過去是英國王室的愛德華五世，因“不愛江山愛美人”而出名，現在就坐在離我不到兩臂遠的地方。他的上衣襟上插著一枝紅色的康乃馨，典雅溫馨。我告訴了我的日本同伴，那個“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不朽愛情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就坐在離我們不遠處。她們都興奮不已。

　　那天晚上我也很盡興，獨自喝了一整瓶 1911 年釀制的紅葡萄酒（我忘了它的名字）。而且品嘗一大杯1806年產的上等於邑酒。這種絕佳的幹邑卻出奇的便宜，只要l ．6 美元，和女士們用的甜點是同一個價。真可惜，與我同行的三位日本女士不會喝酒，甚至連啜一下也不敢。這頓飯很實惠，連給服務員的小費和為探訪藏酒的地窖付的費用都算在一起，每人才花了20美元。

　　19年後，我帶著妻子和7 歲的兒子再次去銀塔飯店吃飯。這是我特意安排的，作為我們歐洲之行的一站。我向他們講述從前那次奇跡般的經歷。我早就戒酒了，但我還是問他們是否還有原先的那種於邑酒？那位年輕的待酒人不用我詳述，一聽便知道是那種好極了的酒，當時店裏僅存有小半瓶了。

　　我為和子和彼得要了一杯，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品嘗拿破崙時期的幹邑酒了，我聞了一下它的醇香氣味，沒有去碰它。這一杯的份量僅相當於我多年前喝的1 ／5 ，但卻注明酒錢是cd美元。我還是很情願，我要讓妻子和兒子體驗一下什麼是美酒。

　　店主後來為我打了折，只要了我40美元。

　　法國人當然懂得怎樣生活和怎樣品味生活。我有差不多20年沒去過巴黎了。最後兩次去巴黎，發現法國人的生活也不如以前優裕了。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回首往事，不免令人浮想連翩，感觸良多。我願巴黎優秀的文化更加豐富多彩。

　　當我的孩子彼得上大學時，我們讓他獨自去歐洲旅行。他在意大利和巴黎各逗留了兩個星期。彼得對義大利的感覺更好一些，因為他曾住在那裏。雖然彼得的法語講得不錯，但他和其他美國人一樣，對巴黎有些不滿意的看法。

　　但彼得依然耳儒目染了一些美好的事物。他參觀了他父親建議他去的地方，並且和他父親一樣，碰到一個漂亮的女人，和她共度了一天的好時光，當然只是柏拉圖式的戀愛。

　　我為兒子感到高興，因為我發現這次旅行增長了他的見識。

　　當年的我在巴黎總結了一套追女人的辦法：那時的巴黎女人外出吃飯喜歡AA制，我就把約會地點安排在好酒盈庭卻又價格便宜的中國餐館。這是一個花錢少、見效快的辦法。

　　飯後，我會約她去散步。巴黎的小巷都很昏暗、狹長，鵝卵石鋪就的路面常使女人們走起路來不太穩當，於是我也許會趁機伸出手，攬住她的肩膊或纖腰。這樣和著柔美的夜色，很容易激起她浪漫的情愫。然後，相機我就會提出去咖啡館小座。

　　在咖啡館裏，透過昏暗的燈光，品著優質的白蘭地，看著鄰座的情侶們親吻、擁抱，酒精的醇香灼熱著喉嚨，耳畔仿佛傳來柔聲輕訴：“這就是巴黎。”

　　這時，我會非常溫存。很明確地向她建議，去我的酒店房間。無須多餘的解釋，在巴黎，這樣的邀請僅僅意味著一件事。我們不是去談論什麼歷史或藝術，不遠處我的旅館就是最浪漫的地方。

　　這個套路很成功。事實上只有幾個女人在最後一刻能拒絕我的邀請，大部分都順理成章，欣然前往。

　　我有一個原則，只幫女人脫去她們的大衣或外套。然後，我會讓她們自己脫下衣服，這樣做有一個好處，就是讓女人們明白，她們是自願的、自由的，她們隨時可以走出這間屋於。雖然這樣做可能會讓她們覺得不夠浪漫，但我覺得應當如此。

　　雖然我喜歡這樣自由自在找快活，但旅店的老闆卻都很喜歡我，信任和尊重我。

　　有時，我不僅可以拖欠房費，還可以向老闆借錢，這是很少見的事，甚至還沒有先例，因為在巴黎房客通常都是要預付租金的。

　　我帶女人上樓時，他從不多說什麼。有一天午夜，我一下帶回兩個女人，守門的女接待員也吃了一驚，但我向她悄悄地說，那張床太小了，不可能三個人一起玩雜技。她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讓我們上樓去了。

　　我和那兩個女人一直幹到黎明。

　　還有一次，我傻裏傻氣地愛上了同住一層樓的一個女人。她和我分手後，開始常帶其他男人去她房間，好像是故意做給我看，想折磨我似的。我的朋友建議我搬出去住，免得受不了發瘋。我拒絕了朋友們的好意，相信自己很堅強，可以忍受她的行為。

　　倒是房東請她搬家，說：“我們不是開那種旅館的。”法國人對那種女人有個專用名詞。

　　這家旅店結構單薄古老，沒有電梯。很多房客都在那裏住得很久，住在我樓頂上的是一個年輕的法國女人，她的情人每週來探望她二次。她們做愛，像鐘一樣守時，每天晚上9 點開始第一次，次日淩晨6 點第二次。她們的動靜太大了，天花板都快被搖下來。雖然我縮在被子裏，但我的耳朵卻躲不過沖進來的聲音。

　　他們的表現，是據我所知最“優秀”的，特別是那位男士，隨著女人的指示、評論能堅持15分鐘的前奏，這一點尤其可嘉。伴隨著那女人露骨的鼓勵和應合之詞，他們時而輕歎，時而抽泣，時而尖叫，時而低吟。這些聲音被戲劇性地放大後，撞擊著那六面薄壁，使聞者甚多。而且，大家都明白這一對的行動姿態。

　　在這熱烈的前奏之後，那騎兵開始在草原上漫遊，一會兒也許發現了目標，他急速進行，雙方交火，流彈從身後飛來，騎手狂奔起來，夾雜其間的嚎叫和呻吟聲此起彼伏，戰鬥進行到了激烈的時候，震天動地，山河怒號。這場似乎帶有英雄主義色彩的激烈戰鬥，持續了近30分鐘。（我可沒開玩笑，我確實掐表計過時。）

　　然後，戰場恢復平靜，隨著柔聲細語又開始了另一個樂章（還有續曲？大多數男人是做不到的，他們或許會點一支煙或是沉沉地睡去），這樣善始善終的精神令人佩服。間或還能傳來兩句議論聲，也許是對勝利的回味或是對戰術的評點。寂靜慢慢降臨，這時第一幕結束，已是10點多鐘了。

　　如果說我的觀察統計結果還算有用的話，他們的作愛過程堪稱經典。要不是我親自查證，反復核實，我自己也會無法相信。他們次次成功，從不失敗。那男人就如同大力神，讓旁聽者又嫉妒又羡慕。所有住在他們左右、上下的房客都欣賞過這漂亮的戰鬥。大家根本用不著刻意偷聽，他們歡快的聲言，刺破牆壁回蕩在空中。

　　無人不張著嘴傻笑，無人不歎為觀止。“陽剛”一詞在我腦海裏從此有了新的含義，如果他們這樣壯麗的戲劇場面可以被拍攝下來的話，我相信，票房收人一定是很高的。也許還應收進國會圖書館，哈佛醫學院。我敢說，如果貝多芬和莫紮特知道了，也會為這人類壯觀的表演譜寫出不朽的樂章的。

　　那個女人大約25歲，長得甜甜的，但外表卻很平常。一眼望去，誰也不會想像到她的身體裏蘊藏著如此活躍的生命的歡欣。也許樸素正是她的快樂如意的資本。

　　如果她的外表再動人的話，一定會迷倒一大片男人，使他們像中了咒語似地如醉如癡c 我要開始認真學習了，要使自己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有一個夏天，我到西班牙瓦倫西亞呆了兩個月，那兒幾乎沒有人講英語或日語。於是我開始自學法語。當時我手頭上只有一本法一日字典，和一本亞曆山德·杜馬寫的《蒙特·克裏斯托公爵》作為課本。這樣學習很不容易，因為它是一本時代小說。同時也沒有老師來為我答疑。我只能一個詞一個詞地從字典裏找出它的意思、語法和動詞組合。

　　因為過去的經歷，學習語言對我來講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我辛苦地讀完了這本書的2 ／3 ，然後又回到巴黎，參加並通過了著名的巴黎大學政治學院的人學考試。

　　在那裏我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難，但最終勉強畢業，獲得了一個相當於政治學碩士的文憑。

　　回顧過去，學校教育、學校的氛圍和個人的經歷最終塑造了我的個性。我依然對課程成績不感興趣。

　　這所學校是世界一流的，有享譽世界的教授和校友。

　　國際公法的教授巴絲泰德夫人一次開玩笑地指責我：“先生，如果你再這麼懶的話，我就不會推薦你做國際法庭的法官！”那時，一旦國際法庭的法官空缺時，聯合國就請教她是否有合適的人選，任何一個想在巴黎法律界幹事的人都要通過她的一門或幾門法律課的考試。她是學校裏一個重要的人物。

　　最令人生畏的是經濟學課程。教我們經濟學的雷蒙·巴爾教授後來成了法國總理，不過他後來競選總統沒有成功。

　　1986年，法國新任命的外交部長的名字我聽起來有點耳熟，登在報上的照片不太清晰，但當我看見他在意大利電視臺亮相時，一眼就認出他來了，老師簡伯納德·雷蒙特，就是我在國際關係研習班的導師。

　　20年過去了，看到他已是一個滿頭灰發的中年人，我說：“哦，他老多了廣我夫人道：“照鏡子看看你自己吧廠在巴黎生活的那幾年中，我到過西班牙兩次。每次都在暑期，為期兩個月的樣子。我分別去了瓦倫西亞和巴塞羅納。那時的西班牙還不算太先進，但我喜歡她的文化、她的簡約的姿態。在西班牙，有許多方面能令我想起臺灣。同時，我也愛上了鬥牛。

　　有一年夏天，我到法國南岸的尼斯呆了一個月。我是一個人去的，但心裏並不覺得孤單。我常去賭場玩，這倒不是因為我嗜賭，我是喜歡那裏雅致的氣氛，就像我在巴黎前往多維勒賭場的感覺一樣。

　　我碰到一個從蒙特卡羅來的年輕女人，她說她已經和丈夫分居。她開車帶我沿著風景恰人的海岸兜風，有一天晚上，我們看見了一艘美麗的全黑三桅遊艇籠罩在彩燈裏，船上正開著派對。有幾條汽艇正來回在遊艇和岸上接送參加派對的客人，他們個個衣著光鮮。這情景就如同在夢中一樣。我想：什麼時候我也能參加這樣的派對呢？

　　那女人說這條船叫卡利普索號，主人是亞裏斯多德·奧納西斯的內弟。（我想她一定是說斯塔夫羅斯·尼亞爾科斯先生。）

　　好像是命中註定的一樣，我從中情局退休後，找了一份差事，在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一艘內燃機船——171 英尺長的南方十字勳章號船上任經理，這艘船以前是屬於澳州的阿蘭·邦德先生的。19w ）年8 月，在法國尼斯的安地布港，我的眼前突然一亮，發現利卡普索號就停泊在我們的船邊。船體雖然已經有些舊了，但依然典雅美麗，令我陶醉。

　　巴黎留給我的記憶是十分美好的，也讓我學會了該如何生活。和子也說，她能感受到巴黎美好的生活給我的生命烙下的印記。正如海明威所說，巴黎的每一天都是熱鬧的節日，凡是去過巴黎的人無不被她愉快的氛圍所感動，並帶著這份美好的心清，走遍天涯海角。

　　正因為我有著這樣豐富的經歷，所以我對兒子的教育也是很獨特的。

　　我和妻子非常愛我的兒子彼得，我深知父母的愛很容易寵壞孩子。在這一點上我接受併發揚了我母親的觀點：愛之彌深，律之彌嚴。

　　我努力把彼得培養成一個獨立、守紀、愉快、樂觀的人。在他剛剛8 個月還在地上爬來爬去的時候，我就開始訓練他了。

　　作為一名非官方掩護情報官，我不用天天去辦公室上班，可以在家裏讀書、看報告、打電話、招待朋友等等。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從事這份職業的好處之一。雖然和子並不贊成我從事情報工作（這一點在前面已經提到過），但這種獨特的工作方式，使我可以看著我的幼兒一天天長大。

　　每當彼得碰電器插頭或者掛著中國畫的卷軸時，我會輕輕地拍他的手腕，說“不，不”，我相信不論嬰孩懂不懂都要耐心向他解釋，一遍又一遍地重複，溫和的鼓勵是把孩於帶大的基本要求，給他無微不至的愛和堅持不懈的努力會創造出奇跡。

　　孩子們需要長輩的愛勝過一切，而且他們時刻都需要大人向他們保證這一點。

　　大人們有義務向他表達感情，通過語言、擁抱、親吻來告訴孩於，我們愛他，他是安全的，孩子們永遠不會厭倦我們十遍二十遍地重複這些言語舉動，在這樣溫曖的氛圍下長大成人之後，會形成自信的性格，會比較溫順和自然地表達對別人的愛，他們處事會更有信心。

　　功夫不負有心人，彼得長大之後，成了一個很有個性的孩子。我和和子從來都不用擔心放在四處的危險物品、藥品、火柴和刀、錢，甚至是糖果。這些東西即使他能拿到也不要緊，彼得知道什麼東西可能不准他碰，比方說他想吃糖時，會先徵求大人的意見。當然我們拒絕他也需要有一個正當的理由。有時他可能不完全懂，但他會尊重我們的意見。

　　每當逛商店，沒有征得大人的允許，彼得是不會自行去玩店裏的玩具的。這和一般的進商店就愛使性子、發脾氣甚至偷商店裏的東西的孩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他大一點但還不會說話的時候，我們就讓他自主地選擇飯後的甜品。他會用小手指一下他想要的那一個。他知道，我們不會給他那些他沒有指的。我們就是從這些小事上從小培養他自己做主的性格。

　　彼得是我們唯一的孩子。這是件有利有弊的事。一方面我和妻子可以把全部的愛傾注在他身上，不必擔心他和兄妹們吵架；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時刻提醒自己防止彼得形成孤僻的性格。要學會同小朋友和睦相處。

　　我自豪地成為彼得喊第一聲“母親”的見證人。也是我看著他笑著邁開人生的第一步。他笑得是那麼爽朗（我及時地拍下了他隨後走出的幾步），也是我看著他經過幾天的努力，終於自己爬上了沙發。還有一件令我終生難忘的事，彼得小時候，看到狗就叫“汪汪”，當時他知道的動物沒有比狗大的，所以當第一次在公園裏看到一頭大象時，他驚奇地使出吃奶的力氣，大叫“汪——汪”，好像只有這樣大聲高喊，才能表達象的巨大。

　　彼得學會自己上廁所也是我教的。

　　這可很少是做父親的能得到的快樂。

　　一有機會，我就會給他洗澡。他常常想先在浴缸裏玩上三四分鐘，於是我就給他刻做木船、木魚和海豚等。等他稍大一點，則刻雕他最喜歡的蝙蝠俠的蝙蝠船、蝙蝠飛機和蝙蝠雙人舟，讓他可以在浴缸裏玩。這些玩具至今仍在彼得的房間角落裏，在那裏還放著他2 歲時穿的小布鞋和旅遊鞋。

　　在我“自由主義”的教育方式下，彼得可以隨時看到我的花花公子雜誌。一天，他大概還只有一歲半，還不會說話，竟然一邊翻雜誌，一邊哼起了小調！

　　彼得9 歲時，參加了他們學校辦得很出色的性知識學習班。實際上，我們父子之間從來沒有為談論到性問題而顯得尷尬。

　　彼得既繼承了我堅強的個性，又具有他母親溫柔的一面。他辦事考慮周到，這一點也像他母親。他工作努力，追求執著，為人厚道，禮貌待人，心地寬闊、善良。

　　他不像我有時會很冷酷。我對彼得的性格很滿意，這一點要感謝他母親對他的積極影響。

　　我們只想養他而不是把他寵壞，因為他是我們唯一的孩子。我們知道，無端縱容只會對他有害。

　　彼得小時候有點挑食。我就在他的盤子邊放上一張像片，上面是一個因為饑餓而消瘦的非洲孩子。我告訴他那個不幸的孩子什麼都吃不上，和他相比你應該珍惜幸福的生活。我還宣佈，如果彼得繼續挑食的話，我將無限期地把這張可怕的像片放在他的盤於邊。

　　這樣做沒有多久，就讓他把這個壞毛病改掉了。

　　我還教彼得游泳、空手道、打藍球和踢足球，以及騎自行車。一般做父親的是不會有這麼多空閒時間來陪伴孩子的，也不會享受和孩子度過的這麼多快樂的時光。

　　時間是一個父親能給孩子的最好禮物。我和孩子一塊運動是我們最快樂的時候，儘管我由於喝酒太多，有時不能貫徹始終。

　　在彼得小時候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我也必需提一下。他在成長中遇到的問題和其他孩子遇到的一樣，讓我們感到棘手的就是撒謊。儘管我知道，這對小孩子來講很正常。

　　彼得在六七歲時常犯撒謊的毛病。因為我對誠實很在意，所以每當發現彼得撒謊時，我都無法忍受。我極力使自己去理解孩子的想法、恐懼、需求和懶惰，或其他可能的這樣那樣的原因。我對自己說：彼得什麼都有了，為什麼還要撒謊呢？他完全無須撒謊。說謊話的應該只是那些想要他們自己沒有的東西的孩子。

　　孩子還很小的時候，就可以對他進行誠實教育了，這時的孩子天真無瑕，樂於接受新事物和新觀點。但由於他們還小，也很容易做錯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被批評，甚至是懲罰。儘管這些不愉快的懲罰非常輕，但小孩子是肯定想避免的。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認為逃避懲罰唯一的辦法就是說謊。

　　我們認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告訴孩子，做錯事是正常的事，為此受到懲罰也是應該的。儘管你很小，也要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行為的後果，接受懲罰。

　　後來我終於明白了。彼得並不是缺乏誠實，而是缺乏在他嚴厲的父親面前的勇氣。我們教導他，要勇敢地面對自己的言行的後果。如果他沒有做錯什麼，就無須擔心會受到什麼懲罰。我發現彼得總是在我很忙，或因工作上的事不開心，或是沒時間陪他玩的時候撒謊。再有就是我被工作纏住，易發怒的時候。現在想起來，這並不是巧合。我的疏忽是導致彼得不良行為的根源。

　　這又再次說明父母的愛和關懷對孩子成長的重要性。

　　我相信，如果一個成人有說謊的惡習，那他一定是個怯懦的人。他們不知道怎樣鼓起勇氣面對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帶來的後果，他們關心的只是表面現象，因此那些有勇氣承認錯誤，承認後果的人才受人尊重。

　　對於體罰的爭議一向很大。那些反對體罰的人常常主張對孩子們好言相勸，進而是加高說話的聲調。每當我看見某些對孩子無可奈何的父母們愁眉苦臉的樣子，我想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方法一定存在某些問題。

　　我相信沒人能在彼得身上找到由體罰所造成的任何“心理創傷”。彼得自己也承認，儘管有那麼一點懷恨在心，但他還是從嚴格的紀律教育方法上獲益匪淺。

　　我只在彼得重複做一種錯事兩遍以上才會懲罰他。我想他應該在第三次犯錯時明白為什麼要受懲罰了。

　　我們從不強迫彼得服從我們的意願。比方說，他從來不願和我講法語。其實他的法語說得不錯，曾經學過6 年的法語課，完全可以應付日常交流的要求。不過，照他說，如果他在我面前說法語犯1 個錯，我就會責令他重複10遍正確的。雖然這樣講有點誇張，但我確實是這樣要求他的。其實，勤練是學語言的關鍵方法。如果彼得常和我說法語，他是完全可以學得更好一點的。

　　我堅決反對虐待孩子。因為虐待孩子不但是犯罪，是不可原諒的事，更是懦夫的行為。但是，我認為，那些真心愛孩子的父母，對孩子施以一定量的體罰是有益的。我是從自身的成長經歷中總結出來的。不過我的父母對我的體罰是很重的。

　　彼得小時候，我對他的體罰方法就是用竹尺打手掌。而且，我們還制定了一項基本條例來執行體罰。

　　1 ．決不因為自己不順心而施怒於孩子。

　　2 ．不許濫罰，我們必須守規矩，一巴掌（打在穿了衣服的屁股上）是小錯誤的懲罰；四巴掌是最重的懲罰，通常是對撒謊的懲罰。

　　3 ．我也必須抽打自己，用同樣數量的巴掌打自己光著的大腿，但力量要比打彼得的重。

　　4 ．如果彼得忍不住疼，還哭了的話，就再加一下。

　　（這一條在執行時常被免了，我這樣說是為了鍛煉孩子的不屈不撓的性格，希望他像男子漢一樣經得住痛苦。這種觀點起源於過去日本軍隊的紀律。）

　　有一次，在我打彼得的時候，我發現他用牙咬著手絹，竭力地忍住不哭。後來，我知道這是和子教給他的方法。

　　這就是體罰的意義。

　　起初我用竹棍打彼得，但棍子很快就斷掉了。後來我乾脆用手，這也不是一個安全合理的方法。

　　我曾去附近一個富裕的小鎮，那裏有一家專營騎術用具的商店。我想，那些騎士既然可以用馬鞭去抽打那些值幾百萬美元的純種馬，那我小心一點用它來教訓孩子也應該是安全的。那女售貨員問我：“是為賽馬用的還是馴馬用的？”

　　當我告訴她我是準備用來對付孩子的，那姑娘露出了恐怖的神色。當然，我還是得到一根不錯的馬鞭。

　　彼得稍大一點後，我在抽他屁股之後，就會脫掉自己的衣服，讓他來抽我的脊背。當那條鞭子第一次抽打在我身上時，差點讓我痛死過去。彼得也是滿臉的淚水。

　　我命令他繼續下去，抽滿我約定的數字。自那以後，我記得彼得再也沒犯過什麼要用皮鞭抽打的大錯誤。彼得認識到，他應該誠實，否則會給自己和父親帶來痛苦。

　　1992年，電視上播出了特納廣播網的會長泰德·特納先生回憶他父親的教子之道的節目。其中有一個和我們經歷十分類似的故事。

　　特納先生的父親在抽打完兒子後，就會讓兒子也抽打他，以使兒子明白父親也會和他一樣承受痛苦。特納先生說，當輪到他打他父親時，他完全崩潰了，不能動手。

　　我認為已故的特納先生的父親是一個偉大的父親，對孩子充滿真摯的感情。

　　後來，我把那條用來教育彼得的鞭於上了油，送給彼得留念，讓他要以同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

　　很多親戚、朋友都反對我培養孩子的方法和對他們嚴格的紀律要求。一些人預言，我的壓力會扼殺彼得的天真。有些人甚至說我苛刻的態度會讓彼得離開我們。

　　我相信，在我對孩於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然是愛，即使懲罰也是出自愛的動機，僅僅是對偏離正確軌道行為的糾正。

　　我更相信，對待那些批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沉默。我會用彼得出類撥革的表現來證明一切。實際上，除了極少數的幾次，彼得一直是一個好孩子，一個好學生，成績優異、品行端正、禮貌待人。他是一個有理想、有主見的孩子，並會為自己的理想付出努力，穩步前迸。同時他也非常活潑，頑皮可愛，決不是一個安靜的抑鬱者。

　　因為我們是關係親密的父子。我把我會的東西都教給了他。

　　凡是認識彼得的人都對他有一致的好評，謙虛地說，我並不奇怪，有其父必有其子。

　　彼得的朋友說他沒有自由。一派胡言。彼得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美的“童年”。我和他母親都希望他是一個尊守紀律的孩子，但在追求理想上又要無拘無束，擁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在當今社會中，遵守紀律是最基本重要的素質。如果說為了讓他守紀律而抽打他是罪過的話，那這也是一種必要的、有效的罪過。在現實社會中充斥著對年青人缺乏倫理、法紀觀念的今天，我和塔雅就不用操心兒子會有這樣的缺點。

　　彼得小時候需要很多指導，但現在，隨著他的成長，他已基本上能獨立思考，但他仍在重大問題上徵求父母的意見，並獨立做出最終的決定。

　　我們多次送他去參加夏令營，哪怕是在我們經濟困難時也不例外。在維吉尼亞藍嶺山度過的那個夏令營裏，彼得獲得了1980年度的露營獎。

　　在他9 歲時，曾獨自一人去日本旅行一個月。我們都認為，彼得過的是美國式的生活，生活方式和思維方法不能很好地適應日本社會。他東渡日本，語言不通，沒有父母的關愛，對一個9 歲的孩子來講決非易事。

　　彼得在羅馬時，就表現得像一個普通的調皮的男孩，他的一些“壞行為”，就是在與老師高高興興地參加一次聚會後才出現的。

　　他會在足球館裏用意大利語叫喊，我很難弄懂他說的那些義大利語，只好小聲問他這些難懂的口號是什麼意思。他小聲地告訴了我，並附加一句：“但是，爸爸，女孩子們也是這樣喊的。”

　　另外，我對彼得最滿意的一點是，他是一個完全公正、客觀的孩子。在他8 歲時的一件事表現得尤其突出。那時，他經常和一個男孩玩，並迷上了男孩的同胞妹妹，他經常講起這對雙胞胎的朋友。幾周後，我們見到這位小哥哥，沒想到他是一個黑孩子。這時，我們才發現，在彼得幼小的心靈雷根本沒有種族區別的觀念。所以他認為沒有必要告訴我們他的朋友是黑人。

　　因為我曾受過殘酷的種族歧視的折磨，所以深為彼得能有這樣純潔、正確的觀點而感到欣慰。

　　在彼得讀大學時，獲得了3 個獎學金。一個是一年級的州立獎學金，一個是四年級的州立傑出青年獎學金，還有一個是高等獎學金。前兩次獎學金他是怎樣得到的，我一點都不清楚。

　　最後一次獎學金的獲得也屬意外。那時，我知道他申請這個獎學金，而塔雅和彼得當時正在日本度假，我就打電話讓他們早點回來參加這個獎學金的頒獎典禮，因為獲得這種獎學金是很有意義的。

　　說實話，當我們得知彼得是6 名獲獎者中的一個時，我們都很驚訝。而後來評委們宣佈彼得獲得的是最高獎時，我簡直不敢相信，因為他的累加等級平均分在人選的6 個人中是比較低的。

　　會後，一個和我相識的評委前來向我們道賀時說：“彼得太好了，他獲得這項獎勵不是‘優秀’一詞可評價的。”

　　這是彼得送給我們的一份最厚的禮物，一份美好的記憶，我們可以自豪地慶祝。

　　我們家已經有兩代人酗酒了。我反對彼得喝酒，除了一些特殊的場合以外，彼得都能聽從我的勸告。他的同伴們經常指明要他開車。我希望他能保持這個信譽，避免一些我曾經犯過的錯誤。

　　對毒品，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向彼得指出：“如果你被騙而吸毒，就馬上告訴我，我會竭力幫助你。但如果是好奇而自願吸毒或者是尋求‘刺激’的話，我就會斃了你並自殺，我們將一同去地獄。”

　　彼得懂我的意思，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嚴厲的警告會否真的兌現。但我也不必再重複。

　　無論如何，我不相信彼得會把時間花在瑣碎無意義的事上。因為彼得知道，時間太寶貴了。另一方面，彼得小時候就過著和普通人不太一樣的生活，我對彼得來講意味著一切，幫他學習、進步、擴大視野，還包括遊戲和愉快的時光。

　　我相信自由和放縱決不能相提並論。

　　最近，彼得對蹦極跳十分感興趣，並說他會去試一試。他知道我非常反對此事，我對那些存在致命危險的遊戲是很反對的，儘管危險發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古話說得好：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彼得調皮地說：“爸，沒事的，別擔心，我會等的，我會等到你——你明白的，直到你‘走’了，才去行嗎？”

　　作為我的兒子，彼得看在父子情份上總算是勉強同意了。而且他對我早逝或暴死的想法很習慣。

　　我告訴他：“好哇，不過聽著，我打算活到130 歲，那時你93歲，我看你還怎麼去蹦極跳！”

　　於是，我們開懷大笑。

　　彼得讀了四年大學，專業是國際研究，那所學校最適合他不過了，而且離家也近。

　　但是，彼得在大學裏的表現並不令我滿意。他直到三年級才告訴我們，他在三年級時才上“院長名單”（上院長名單是好成績才能得到的榮譽）。而且他還故意“忘了”告訴我們他的其他三個室友也早就是“榜上有名”了。

　　儘管有時我想指責他，但我還是忍住了，沒這樣做。這倒不是因為我做學生時沒有取得驕人的成績，這一點不會影響我批評兒子。我知道他現在做事很努力，儘管不是都成功，但確實十分認真。我最關心的還是彼得的人品。

　　現在彼得在學法律，獲得了全額學生貸款，這真是上帝保佑，這確實是減輕了我的經濟負擔。

　　兒子再也不依賴於我們的經濟支持了。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春假、暑期短工或者是將來的工作申請。彼得做暑期工時，常會選擇一些沒有報酬，但非常積極、使自己能得到進步的工作，為今後擇業作準備。他體驗了獨立自主的滋味。

　　同時我和塔雅也過著和過去兒子在身邊時大不一樣的日子。塔雅喜歡園藝、整理花草和社交，每天精力充沛。她不愛讀書和看電視，而是忙於慈善事業。我就不太一樣，我不愛交際，愛看新聞、讀書、聽音樂或寫點東西。

　　國內任務

　　我將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兒子彼得留在東京，由岳父母照顧，自己立即返回華盛頓，通過電話向在維吉尼亞州朗利市的中情局總部報告。因為我仍是“非官方掩護”身份，而這種身份不是對任何人都有好處的保護方式。如果曾有過“官方掩護”的身份，要再轉成“非官方掩護”身份是極其困難的。非官方掩護身份就意味著我不能踏足中情局總部，也不能隨時會見任何與中情局有關的人，包括中情局的管理人員、同事、技師、會計和醫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總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間、餐館或旅館的房間裏與他們取得聯繫。

　　可能由於在東京的出色表現，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與我見面的高級官員對我的工作表示讚賞，我們一致認為我的下一站應是巴黎，理由很簡單：我非常熟悉巴黎，而且是當時唯一一個能講流利法語、日語、臺灣話和普通話的華裔中情局官員。

　　此外，我所經歷的種種考驗，也證明我完全能勝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數情報局人員都同意這樣的說法：在任何一次行動中，費時最多的往往是等待。

　　以我作為非官方掩護情報官的情況為例，這種說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我必需採取額外的安全措施。我有準時赴約的習慣，總比預期的時間提前到達約會地點，接下來就是等待，在機場、火車站、旅館、街角、咖啡館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員要花費令人難以想像的時間，等待一件事、一次聯絡、一次約會，更糟的是，有時要等待一次已被錯過或取消的會見。

　　“你等我們跟你聯繫”，是我不喜歡但已習以為常的話。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僅有耐心是不夠的。你得學會找些事做，只要在所處環境中提高警惕，或表現自然，比如閱讀、思考或寫作，無論什麼事，這或許是防止你易於動怒或神經質的最好方法。

　　我有時也非常不耐煩，總是想盡快儘早將事情完成；但同時，我也有異乎尋常的東方人的耐心。誰知道這次新的任務對我這個東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驗。

　　一如每個人在執行中情局任務時都會碰到的問題，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選擇“合適的位置”和“合適的掩護”。

　　首先，要在所計畫的任務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個適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預算和組建情報網絡，你不能總是隸屬於情報工作局內的同一地域，根據某一派遣任務例如歐洲或遠東，可作變動。情報工作局必需給你一個位置並有相應的預算和人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國家開展活動。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的“合適的掩護”。很明顯，非官方資格的深層掩護是最理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這樣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經38歲了，以學生的身份顯得有點大。但是有什麼組織或私人公司願意為我提供商業上的掩護呢？我知道一些美國公司，出於愛國的原因，哪怕當事情變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境的風險也願意提供這樣的掩護。在巴黎有這樣的公司嗎？

　　對我而言，真有一個這樣的位置，但當時已有人佔據了。其中一個是我的密友，他和我幾乎同時加入中情局，並和我在同一間公寓裏住過。

　　他比我年輕5 歲，非常機智和勇敢，但由於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強烈的動力。換句話說，他不在“饑餓”狀態。我的看法在他以後的活動中得到了印證。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後，總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飯和看電視，並一起憧憬未來。他幾乎像我的弟弟一樣。

　　他在巴黎以學生身份作掩護。因為聰明，他是一個好學生，但和大多數去巴黎的人一樣，他受到了稱之為“愛”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熱地愛上了一個比他年輕15歲的女孩，但並沒有得到她。但他卻一直緊緊抓住他的巴黎的職位，等待著已註定沒有結果的愛。我嘟嘟噥噥地提醒他，但他聽不進去，甚至無法與他溝通。我只好以強烈的語氣告訴他，他的職業和責任都使他對一個18歲的女孩的愛是毫無希望的。

　　但這是在巴黎，是在“愛之都”。中情局對此仍表現出靈活性和包容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聽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這位朋友從巴黎返回，在此期間，我補習一些訓練課程。除此之外，我還得完成人美國國籍程式，使我和我的家人能成為美國公民。

　　中情局決定為我先在紐約尋找一個臨時“非官方掩護”的工作。

　　至於我親愛的朋友，兩年多以後我見到他時，他已獲得了巴黎大學的博士學位（和我數年前在巴黎考慮想獲得的博士學位相同），並將和一個比他年輕15歲的漂亮的巴黎女孩結婚。再後來，我聽說他們離了婚。

　　被年輕得多的女人吸引大概類似於吸毒成癮和一些慢性疾病。他也對我承認他在巴黎期間實際上沒做什麼情報工作。

　　“哦，親愛的，你讓我等待這麼長時間，卻一無所獲？”

　　“至少你在那裏享受了女人？”我問。

　　“七八個吧。”他答到。

　　“才七八個？在巴黎？在三年多時間裏？”我說。

　　“我不濫交的。”他一本正經地答。

　　正如我前面講到的，“非官方掩護”身份的雙重生活的最大關鍵就是“掩護”。

　　這種掩護必須是盡可能的安全和舒適，而且要非常適合到處走動而不引起任何懷疑，甚至是共事的美國人的懷疑。

　　在中情局有一個機構專門負責為指派到某一個新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個新“非官方掩護”身份的間諜處理“掩護”等事宜。這個機構裏有一個特殊官員神通廣大，他能隨便地人美國500 家大公司中任何一家的總部辦公室。

　　如所有認識他的人所知道的，我們這些人就一直等待他一時衝動的念頭和擺佈。

　　我聽說此公“太神通廣大、太有價值”了，你不可能將其解雇。我在東京時的一個朋友、他的上司亦有類似的評論。他是一個不受約束的人。

　　在維吉尼亞州的亞靈頓的令人討厭的公寓裏過了三個多月孤獨生活後，我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兒子終於和我團聚了。

　　這時候，我在紐約的掩護身份也已建立起來。我表面上作為一名經濟新聞編輯，在一個與經濟新聞沒多大關系的大公司駐曼哈頓的辦公室工作。只有社長和財務部主任知曉我的真實身份。工作只是名義，但是我為社長擬定實驗性秘密計畫書，看來我受掩護的身份確實受到尊重。

　　我在曼哈頓東邊的一幢著名居民大樓找到一間理想的豪華公寓。租金由於受到《紐約租金控制法案》的限制而壓得較低。除此之外，中情局還有部分租金補助（那時此補助金只是在紐約和波士頓才有。在紐約，為行動需要，情報官被要求生活在花費不菲的曼哈頓島，但沒得到全額租金補助）。

　　該大樓十分龐大，有大約800 個公寓套間，大多數時間在大樓人口處至少有三個穿著華麗制服的服務人員。

　　一進門我要穿過50米鋪著厚毯的大理石地板到達電梯處。緊鄰該大樓的是一個供小孩玩的小公園。我兒子稍大一點，可以自己走路時，常在那兒玩。

　　有一個有趣的插曲：後來，我想知道一兩個高檔妓院（因為真實行動需要，請理解），我向計程車司機詢問在哪兒可以找到，司機會毫不猶豫地將我帶至我所居住的大樓。我大感吃驚，因為大樓裏居住大約100 名醫生和大約100 名律師，還有大量職業人士。我問妻子是否在大樓裏看到什麼那類女人時，她非常肯定地說她見過，後來她指給我看在大樓的便利店裏的兩個女人就是妓女。再後來我在閱讀曾在此樓住過的女士的自傳小說中亦看到這樣的描述。

　　在紐約當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時，紐約“基地”（比站小一級）的上司也是我們聯絡官，我將叫他莫裏·鄧恩，我對他一點都不知曉，我尚未有智慧，先去調查我將踏進的是什麼樣的土地。

　　在紐約，我第一次知道，在國內工作比在國外工作要容易得多。首先，工作不很緊張，如果我被抓或不得不對他們暴露身份，儘管這也是非常可怕的，但我不必擔心諸如紐約警察局和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執法機構。雖然我也知道他們和中情局的關係並非像蜜月中的情侶，我還是被告知要保持低調。

　　當我去看公寓時，我可以當場簽租單而不必出示信用證。這與莫裏告訴我的不同。我相信能這樣快速辦理的秘訣其實很簡單：我看起來很富有。不知怎的，我看起來總是像個富人。

　　我曾經讀過希臘船王亞裏斯多得·奧那希斯談到成功的秘密，一些觀點我還記得：總有深褐色的皮膚（因為皮膚癌，現已不時興），這使你外表顯得優閑而富有；總是入住高級旅館，哪怕你所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間，並常在酒吧出入。在這些場合，你會遇到富人並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機會。僅僅是你的住址都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注意到，有許多沒有看到這些觀點的人通常會陷於平庸，更嚴重的情況是他遲早會與失敗為伍。當然，傑出或優秀者終究會出人頭地。在這點上，外表也是重要的，除非你有愛因斯坦的超常智慧。

　　我不是在爭辯說，你的衣著應像有名的演藝明星那樣，畢竟，一名間諜應該顯得不太起眼。我只是說，從長遠來看，修飾你的外表可使你得到更多的優勢，並使你顯得溫文爾雅。作為一名人門者，芽深色。保守的服飾可使你看起來很優雅，由於同類衣服易搭配，可以節約金錢。

　　貴重的衣著，尤其是鞋子（傳統日式旅館在彎腰接待客人時可通過其腳上穿的來準確評價客人）、手錶（我注意到，在西班牙皮條客以問時間來評價你所戴的表，進而來估計你是否是潛在的顧客）、自來水筆（在我的法語學校裏，只有一些新生使用圓珠筆，自來水筆才是標準）、眼鏡（當你如此關注你的臉時，為什麼卻忽視你的眼鏡呢？）等等都將突出你的形象，即信用良好，於是可得出結論：你是可靠的。

　　詩人阿希巴爾德·麥克萊斯說道：“成功的秘訣是每天都著盛裝。”

　　這是精英分子的態度嗎？是的，千真萬確。但是“精英”意味著“被選擇”。

　　由於有正確的態度，精英們就不會犯什麼錯。幾乎每個人都渴望出人頭地，即使平庸之輩也會懷著這樣的希望。那些批評精英主義的人實際上是不能達到精英水準的那些人。

　　這是自命不凡的態度嗎？這種態度是錯誤的嗎？不應該是。它是自愛。自尊的一種表現。一個人若要出人頭地，不必非要踩在其他人頭上。

　　好的外表並不能保證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資本。對一個“非官方掩護”的間諜來說，這無疑可以極大地增加其安全性。由於政府雇員收人有限，這就需要時間和精打細算來改善外表和衣著並得到額外的優勢。

　　我對我將要開展的工作任務作一簡要交待。我的第一個活動舞臺是住有大多目標國家的聯合國。因為我一直在東京當記者並且我是以經濟新聞編輯的身份作掩護的，我的上司莫裏建議我熟悉駐聯合國的記者。莫裏過份自信地預測只需一個月時間未獲得外國記者的信任，可能需兩個月多一點的時間接近我們已經瞄準的目標。

　　莫裏沒有記者經驗，他也不知道如何開始工作。

　　不像現在，當時聯合國的安全不很嚴格。為進人聯合國大樓，你只要有一個由大使簽發的身份證明卡，或者在大樓裏有一個朋友到樓下接待廳來接你並引你人內。

　　一旦進人大樓，你幾乎可以到處走動。當時沒有諸如金屬探測器或搜身等過程。

　　中情局不會來幫我得到記者身份證，掩護我的公司也不會。因為這很敏感而不能實行。我不得不自己在聯合國裏尋找朋友。

　　一周之內，我和一些外國記者建立了友好關係並能和我們注意的目標接近。之所以進行得如此之快，在於我當記者的經驗和我的行為舉止。

　　兩個月之內，我已經能訪問聯合國並要裏面我的一個朋友下來接我。簽到，然後上樓。要麼與他閒談，要麼去喝咖啡或一個人四處轉轉。

　　這種進人聯合國的方式持續了兩年半的時間，直到結束了我在紐約的派遣任務。

　　在聯合國，我結識了一個講其本土法語的目標，他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他，用英語說我想請他就一些主題發表專家意見，並和他在聯合國約了見面時間。我準時到達聯合國，要求接待人員去告訴目標我已到達，並要他下樓來接我。

　　聯合國的女接待員通常能講四五門流利的語言。一會兒，看見目標下來了，我趕緊大聲用法語和女接待員閒談，好像根本沒注意到別的什麼。我的目標走過來聽見我用法語交談，只是簡單地說：“AllonS prendr un verse！”（我們去喝一杯吧！）那時對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態度。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在紐約，沙利文法案禁止攜帶槍支和利刀使我感到很不安。但是在那兒，我認為我的外表和舉正將為我和我攜帶的“利刀”提供了良好的庇護。需要再次說明的是，“利刀”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武器，而是我的庇護傘。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紐約都是一個危險的城市，不管你怎麼說，我必須時時小心。有時正是所處的環境將我置於不希望見到的危險之中。

　　有兩次，我在唐人街被身著制服的幾個年輕的中國男人跟蹤數個街區（有一次是身著皮夾克的一群人），我猜他們是臺灣國民黨特務。無論如何，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儘快離開唐人街。但在跟我妻於和兒子一起來唐人街購物時，就沒有什麼麻煩。

　　現在並非所有人都還記得這樣一件事：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灣獲得聯合國承認之後，有一影響了中國代表團在紐約出席聯大的事件發生。

　　我從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朋友那得知的事情原委是這樣的：一些獲准去聯合國的中國外交官住在曼哈頓，有一天晚上他們去一家中國餐館吃飯，一名年輕的外交官突然死在飯桌旁。

　　屍體解剖表明，該人神秘地死於純尼古丁中毒。純尼古丁通常是液體，無色無味，有致命毒性，當然也是很難得到的。

　　阿加莎·克裏斯蒂（英國著名偵探小說家，著有《尼羅河上的慘案》等——譯者注）可能也想不到這樣殺人。這起事件隱患極大，性質很嚴重。中國代表團對聯合國所在國——美國提出了強烈抗議。這給當時正與中國進行秘密外交的尼克森政府帶來了極大麻煩。

　　我已不記得自己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獲知此事的，但我記得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別調查員對無法查出誰是嫌疑犯而十分沮喪。

　　很自然地，合乎邏輯地來看（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臺灣當局是最大的嫌疑，其次是美國。

　　儘管來自中國的講話暗示並指責有兩個政府共同謀劃。製造了這起謀殺事件。

　　但我相信美國和中情局與此次謀殺無關。如果中情局插手此事，沒有必要不告訴我。

　　因為我的工作立場關係，如果要執行此事，至少我應是一個合適通知的人選。當然這只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正如前面提到的，重要的情報機構通常不會從事謀殺（可能是一些需要“以牙還牙”的原因吧，以色列的默薩德是個例外）等活動，這是一個彼此心照不宣的約定。將別國外交官殺死在自己的國土上？這是非常愚蠢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做法。就本事件而言，如果美國暗殺中國外交人員，她既得不到什麼，也失不掉什麼。更何況，兩國之間就發展和平外交關係正在進行秘密談判。

　　中情局沒有理由謀殺，尤其是不會逆美國政府政策而行。

　　有人會說，暗殺行動可能是某個兇殘的中情局人員所為，我可以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那麼是因為某原因被人雇傭？絕大多數中。清局人員是非常正派的，儘管不是每個人都能完全做到這一點。這種罪行即使在中情局內部也是嚴重的，任何小的紙漏都將很快地由我所屬的部門查出。

　　中情局是唯一一個對其雇員強制性地、定期和不定期地進行生理及心理測試的政府組織。這種測試對犯錯人員的檢查是非常有效的，像謀殺這種性質的罪犯極有可能逃不過這種測試。

　　我從不知道這件事是如何了結的或曾經了結過。

　　我現在講述的可能是一個有趣的電影情節，但如果涉及中情局，那將純屬虛構。

　　中國外交人員完全停止在餐館或在某家做客、吃飯。

　　讓我忽略時間順序詳細描述關於以後和中國外交人員一起吃飯的故事。

　　一段時間之後，我家成為第一個（第一個中情局間諜）中國官員私下拜訪外出到某處做客的地方。

　　當時我對他們非常友好。我妻子和子當時非常瞭解各種中國菜式，儘管她是道地的日本人，和子還是受到曾和日本軍隊打過戰的老資格共產黨於部和他們的妻於的歡迎。

　　我問莫裏是否我可以邀請他們來我所住的公寓吃飯。莫裏，一個有著一張圓臉、狡猾（我後來的發現）的傢伙，他年紀和我差不多。他急於瞭解中國和一些中國人（好可笑！），但他對安樂的生活和自我保護更有興趣．他是那種死也不敢冒一點險的人，在列舉了幾個“更有資格”的人邀請過中國人並遭到拒絕的例子後，莫裏很傲慢地拒絕了我的想法，說中國人根本不可能受邀出來吃飯。

　　有點被他那“無所不知”的態度所激怒，我問到：“我可以試一下嗎？”

　　莫裏的答復是：“去幹吧，盡你所為。”

　　莫裏做夢也沒想到我可能會成功。事情完全出乎這個卑劣、不誠實、原本就不該被允許加入中情局的陰謀家的意料。

　　我的理念很簡單：我是個中國人，我對中國人非常友好。我妻子中國菜做得很好（若是法國菜，那就另當別論），她也受中國人歡迎。那麼為什麼不幹呢？處於這樣條件下的人都會去做的。

　　有人說中情局的暗探生活在他們特別的世界裏形成了他們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

　　一定程度上說這是真的，正如在此故事中所表明的那樣。

　　我是一個中情局間諜，但是沒有官方身份，我生活在一個完全正常的世界裏，與在紐約基地或中情局總部的怪異的氣氛沒有關係。我的觀點與莫裏的不同。我的是正常的，他們的有時卻是怪異的、有邪念的和偏執的。

　　對，中國代表團成員來到我所住的公寓吃飯了！

　　這是遍佈世界各地的中情局人員第一次請中國官員到家裏做客（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對世界各地的情況都非常瞭解）。莫裏對這種努力給了什麼評價呢？這將在以後提及。

　　應該說，儘管我沒有惡意並儘量使兩位中國客人更隨意些，但他們仍有點緊張。

　　他們來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幾次；對我的信任逐漸增加而且越來越放鬆。

　　情報官員確實是請他們的對手來用餐和參加聚會。雖然這是一個陰謀，但這並不意味著有什麼危險。間諜活動常常是彬彬有禮的。

　　我們也曾搞過一個“女士晚會”，邀請代表團成員的夫人們參加。我和她們打招呼後就出去，讓她們和我妻子閒談。和子對我的間諜方法或目的一無所知，但這沒關係。不知道這些，她可更好地當好女主人。

　　這些中國人對我妻子的烹飪技術讚不絕口。這對我的情報來說不算什麼，但這說明我能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

　　1973年耶誕節，我們的兒子彼得收到一件來自中國代表團的由真羊皮做的毛茸茸的大熊貓。之後12年間，彼得每天晚上都抱著大熊貓睡覺，直到他14歲。這個可愛的大熊貓現仍放在他房間裏。

　　我成為第一個會見中國外交部長喬冠華的中情局人員。

　　我會見了三位到聯合國任職的中國大使和他們的妻子。資深大使黃華後來接替了喬冠華成為外交部長。

　　很明顯，中國人認為我對幫助他們瞭解美國及其盟國非常有用，我生在臺灣對他們亦極有吸引力，他們希望可通過某種方式獲得情況（實際上，他們對臺灣的瞭解比我瞭解的更多）。至於我，對他們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我心裏很清楚。

　　有一年，在中國代表團的宴會上，一個中等年紀、從其衣著來判斷，身份重要的中國人徑直向我走過來，自我介紹了他的姓名，然後說道：“我昨天剛從北京來，你能為我解答一些問題嗎？”

　　我察知我在中國官員裏已經相當有名，覺得有點驚訝榮幸。

　　我說明我的答復是“很有根據的推測一，其中一個答復兩天後上了報紙的頭條。

　　我受到鼓舞，我知道我的資信將因此而提高。

　　中情局測謊儀進行測謊時，常有的一個問題就是：“你曾與外國外交官或情報員有過接觸嗎？”這理所當然的是中情局最關心的事，這也是變節者裏克·愛姆斯當初接受測試時“卡殼”的問題。

　　如果答復“是”，那就要進一步交待清楚細節。在我這種情況時，我的答復是“是的，但我已將我的接觸過程全部記錄下來並將其交給了我的上司”。這就夠了，因為這是我的主要工作，我為能在這敏感性工作上活躍而倍感驕傲。

　　一個從事情報工作的人的恐懼感是難於定義和描述的。但恐懼確實存在。恐懼是在充分考慮到一切後仍存在可能會失敗的想法，如對對手的能力超過我們的擔心等等。自信和理性的思考是克服恐懼最有效方法。

　　有時，恐懼是蒼白、抽象和令人壓抑的，很難說個究竟；有時，某種危險的確可能會在腦中浮現。基於這樣一種理解，對恐懼應該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有一段時間，在我和妻子因兒子一天天長大而高興時，和子突然問我：“要是在哪個國家被逮捕，如果我們不坦白，有惡意的政府威脅要殺死我們的兒子，我們怎麼辦？”

　　對其他的中情局官員來說，這不是一個現實的問題；對一個沒有官方身份的間諜來說，這是一個遙遠，但也確實存在的問題。

　　我想了一下，說道：“如果一個政府這樣野蠻並作出這種威脅，而不論我們坦白與否，它都會將我們全部殺死，我們最好否認一切。”

　　聽完後，我忘不了妻子死一般的沉默。

　　回過頭來說，最重要的是分析形勢和處境，正確地看待恐懼，不要讓它影響你的生活和行動，以免使其成為你經常的心理負擔。於我們這行，一定的危險和恐懼均應順其自然。

　　你可能會認為從事諜報活動比在比薩餅店工作危險得多。也許吧，但也不盡然。

　　從事間諜工作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更大的挑戰，因此，心態是非常重要的。與在比薩餅店工作相比，間諜工作聽起來更神氣、更令人激動和有英雄主義。但我敢打賭地說，同在一年時間裏，在美國被搶劫者殺死的比薩餅店雇員比美、英。法、德的間諜被殺的人數要多得多。當然，這並非說諜報工作更安全，只是不同行業無法互相比較。

　　一切進展順利，我仍然期待著指派我去巴黎的指令和我朋友從巴黎返回。

　　在此期間，我抽空去華盛頓見中情局駐巴黎站的站長，一個很有名望的先生。

　　一如他的名望，他看起來莊重、有權威而且也非常英俊。我另外一些上司也在場，站長和我就我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啟程去巴黎進行了討論。熱情的站長的最後一句話是“幾周後咱們巴黎見”。我非常激動，要知道，巴黎可是我的第二故鄉。在哪里，我能做許多別人不能做的事。

　　事後，出席這次會見的我的一個上司告訴我：你一直在和巴黎站站長講法語，而其他人卻沒懂一句。我根本想不起有這回事。可能我太激動而沒注意到這一點。

　　計畫要求我以官方的外交人員身份去巴黎。對此我並沒感到不安。可以想像，以官方身份可能更安全。這樣的變更依賴於任務的性質和地點。不管怎樣，我們不會像在東京那樣過隱居生活了。

　　正如諺語所雲：命運中註定沒有的，似乎伸手可及的官方身份，卻突然“消失”

　　了。

　　數年之後，我見到那位取代已安排給我的職位的官員，我仍然能很好心情地回想此事。

　　我還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於“愛”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留。後來，中情局計畫要我們兩個交換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職位，而他回紐約代替我的職位。然而這樣的事從沒發生。

　　回首往事，我職業生涯的每一個轉捩點，儘管許多事開始都是失望，但最終都是福星高照。失去這次去巴黎的任務，儘管我傷心萬分，但從許多方面看也是福。

　　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國繼續我的任務，這我會在下文中提到。從各方面考慮，巴黎不是我那個時候該去的地方。

　　最使我傷心的事發生了：我獲悉母親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誤診多時了。

　　現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卻不容易，尤其已處於發展階段。

　　我飛回臺北勸母親來美國接受更先進的治療，但是母親一開始便拒絕到美國去。

　　母親一生都是一個戰士。在40歲時，她騎自行車去上夜校達4 年之久，並以優異成績獲得學士學位，在這個私立學校4 年的學習中她3 年獲得獎學金。她也以此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學習，儘管我當時使她失望。

　　對去美國治病，母親不太情願，儘管她英文不錯，她說她寧願留在臺灣與父親和親戚朋友在一起。臺灣是故鄉，而美國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改變了她的思想。也許她想到了兒子們的一片好意，畢竟她有個兒子是醫生，一個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內科醫生。

　　母親首先到了紐約。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長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來訪的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講述關於一個我十分瞭解的國家的情報摘要（那時，我偶爾要執行這樣的任務）。我妻子去機場接我母親，但在她可能會乘坐的飛機到達時卻沒有接到. 整個晚上，我們打了許多長途電話到東京、臺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詢。第二天早上終於知道了母親的下落。原來，航空公司沒有為母親在東京機場辦理轉機，將她安排在東京的一家旅館裏，卻又未能通知我們。

　　在我巴黎之行泡湯和我母親的健康狀況不明朗期間，我在紐約的事業卻有了發展。

　　我不應該再拘於細節，但我開始做一些其他間諜不能做的事，並使“莫裏鄧恩”

　　的事業也有了極大的起色。

　　是的，我將莫裏鄧恩加了引號，因為一直到我離開紐約後，在和其他人交談並讀到了我自己的檔案檔之後，我才知道莫裏鄧恩將我的大部分成績占為己有。他還虛構十分卑鄙的謊言來侮蔑和貶低我。

　　我竟然有這樣一個可卑的、謊話連篇的上司！我雖曾懷疑過他的不軌和墮落，但我仍不能相信一個每週都要面對的人會做出這樣背叛我的事。此外，他畢竟是中情局的官員。但這件事本身讓人覺得意味深長。

　　在他按常規從紐約調到國外任職以後，總監察辦“指控”莫裏對其另一下屬的成績據為己有。（他對我的犯罪沒有被發覺）他真不該對我這樣已經有較高知名度的出色情報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經常使用同樣的手段犯下同樣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他榮升至 GS －14時，對其審判亦開始了。

　　關於他的情況，我將在以後提及。

　　即使作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間諜，我還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員。該成員在他的國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於潛伏該國的間諜站起先表示反對，不相信我的這種努力會有什麼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我非常安全、機智地招募到一個又一個的目標。

　　與此同時，我通過社交關係，結識了許多美國的敵對國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報人員，因為這些國家或為會員國，或作為觀察員列席聯人，他們的新聞記者也遍佈聯大。

　　我的掩護身份非常可靠。因為我在國際關係方面有專門的學術和新聞背景。我可以非常自如和內行地談論國外一些外交官和記者所感興趣的話題。一些國家的外交官甚至新聞記者要麼是初來乍到，要麼是不熟悉有關新聞主題，我必需跟他們解釋並作分析。他們也情願和我交往。

　　那時有許多重要的事情可談：越戰和和平談判。水門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新成員的出現、石油危機、國際恐怖分子等等。

　　美國公眾對電視和出版物上對水門事件的報導如醉如癡，外國外交官亦是如此，但他們對此卻缺乏真正的瞭解。

　　然而．佔據我頭腦的仍是我母親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療。病症預測並不樂觀，我母親亦很壓抑。

　　這或許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頻繁激烈地。無羞恥地爭吵。我心中唯一的亮點是兒子彼得，他正開始學走路和說話。

　　令人稱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沒有失誤。更令人稱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起。

　　回憶1973年是非常痛苦的。母親在手術和化療之後，癌症有了緩和，但仍然十分虛弱，在她打算來和我們住在一起的前兩周，即9 月初，因肺炎而去世。

　　對我而言母親比什麼人都重要，她培養我。教育我，同時也十分理解我。在還來不及報答她，讓她看到她的大兒子成長順利時，我就失去了她。

　　我記得她在臨終前和我面對面談到的一件事。她談到我曾想帶當時在紐約的父親到一家好的妓院去（我父親大笑並拒絕了）。母親微笑著說到：“你是個孝順兒子，你考慮這事我們會感謝你的。”

　　我聳聳肩，對此有些不好意思。

　　現在當我回憶這個插曲，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用酒精來掩蓋遺憾、痛苦和羞恥。為了忘卻時間和現實，喝酒是我排遣痛苦唯一的途徑。只是有一點，我還能控制我自己，還能過沒有過錯的雙重生活，還能繼續做一個以多面孔出現的情報人員。

　　對特別重要的任務，我必須深思熟慮。我經常在多人共同執行的任務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所招募的目標到底有多重要？來自總部的一個官員告訴我，局裏願意支付給那位重要目標人物比我的年薪還要多的錢（應該是免稅，那將是我拿回家的錢的兩倍），外加“加利福尼亞的一個牧場，如果他願意的話”。沒有開玩笑吧，加利福尼亞的一個牧場？那好像在天堂有個加有遊廊的平房。這對我也好，我可以經常去那兒拜訪，並在那兒呆上一陣子。

　　這種待遇類似於克格勃提供給來自西方的變節分於如英國情報六處的金菲爾比和我們親愛的中情局的裏克愛姆斯的蘇聯鄉下別墅。但我們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意義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傳達給目標這個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務。我只能告訴目標人選，中情局對他非常重視。

　　在我明確表示要退出後，朋友們幾次問我一個情報員應有多少報酬。我通常答復說，應根據其貢獻論功行賞，既不能過高，也不能低得可憐。

　　但不管你為誰工作，都不能指望間諜職業是座金礦。直到愛姆斯事件發生（1994年2 月暴露），據報導他被支付270 萬美元現金，並允諾再加 190萬。最近幾年，我還不知道有任何一個間諜被支付過100 萬美元。臭名昭著的約翰沃克家族從克格勃那兒也只接受了一百萬美金。

　　間諜通常是不穩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門賺錢的職業。

　　如果一個間諜為美國及其盟國的對手工作，要是幸運的話，一年他可得到不到六位數的酬勞（這個數字來自過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這幾乎要冒一切風險：他的名譽燼管秘密地進行，但肯定他已經喪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未來，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話（正如克格勃的奧立格·克魯金陳述，蘇聯人偶爾會幹掉他自己的情報人員）。更可能的是，他要長期食不甘味、寢臥難安。

　　那些為敵方工作而被美國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國政府提供吃住。然後他們自己再也不需要金錢了。他們的非法所得將被沒收，且不得再與其家庭接觸。那麼，這值得嗎？

　　至於我們這些為中情局工作的間諜，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話歸納：按勞取酬。

　　在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後，我覺得最好是去搶銀行，一個月一次，肯定比當間諜合算。至少搶銀行更需周密策劃且獲利更豐。當然，如果利用你的時間和頭腦努力學習並成為某一領域的佼佼者，你照樣可能賺大錢而不必冒生命危險或者持槍行劫。

　　要是他或她有幸成為中情局的一員，並充當～名情報員，但這不會像聽起來那麼容易。新了可能嘗到一些從事此工作的“刺激和樂趣”。但薪水按政府規定的，一般雇員的沒有什麼吸引力的薪水標準支付。然而，會有一些附屬的好處，如可以免費旅行或在餐廳和征招對象吃飯（如果該對象值得如此對待的話）。

　　但要記住，有時旅行並非總是安全或令人愉悅的事。一位女同事就曾告訴我一個關於婦女地位不如狗的地方。還有一次，她冒險外出，一個乞丐走過來拉她的裙於以引起注意。當她使勁拉住裙子時，她看見乞丐的幾根手指已沾住了她的裙子。

　　她意識到那個乞丐是個麻瘋病患者。真是個可怕的故事。

　　無論站在哪邊立場，一個成功的間諜在他退休後可能有點積蓄。當然我對此只知冰山之一角。但我的確看到一些間諜在退休時名利雙收。我也知道一些反西方的間諜不得不躲進“鐵幕”國家，在那兒過得並不如意。

　　我們的“退休者”境況要好得多。

　　隨著東歐共產政府的倒臺，許多（並非全部）傳統意義L 的間諜開始失業（幾乎是幅滑稽的漫畫：一個曾經頗有價值的間諜整天為麵包奔波）。一些人被追捕，一些被投入監獄、受到懲罰。有的免了處分，有的則還在奔跑。

　　我們都同意這樣的看法，間諜是最緊張和最困難的工作之一，假若你要做好的話。電影或電視明星、體育明星或者某個名人最終或會歸於平淡，但在此之前至少他們享受過榮耀並賺取了大量金錢。對一個間諜來說，這些都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公開享受他的榮耀或者公開他的富有，真是糟透了。

　　一些前蘇聯的背叛者受到了美國“良好的對待”，因為他們一直處於“高位”，使他們能為美國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有時是十分關鍵的資訊。

　　我曾遇見或瞭解一些拿高報酬的間諜。有趣的是，這些人都很有特徵。有些人相當傲慢，如像要補償他們失去了的榮譽、尊嚴和自尊。

　　我也聽說過兩個貪得無厭的前間諜。例如，當他們在一間旅館房間會見與他們接頭的官員時（這兩個人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而且所涉及的案件毫不相關），走之前都會隨手帶走旅館房間裏一些諸如肥皂、洗滌劑甚至紙巾之類的小玩意兒。或許對他們來說，得到某些東西一直是他們的動力。

　　我常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曾當過間諜的純粹是想獲得興奮和刺激。我猜不會很多。

　　如果你想興奮排出你的腎上腺素的話，你可以花很小的代價，請醫生幫忙；或者，你自己獨自一人不帶任何武器行走於漆黑的夜晚，或遲或早你就會有一次發生在你心臟和腎上腺的難忘經歷。但是你可能必須跑得比子彈要快。

　　謀報工作是黑暗的、充滿陰謀的世界裏的極為秘密的職業。身處其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會感到難以排遣的挫折。我就碰到過比我事先考慮的要多得多的處境。但你必須繼續下去，保持準確的判斷。高昂的激情和靈敏的感覺，絕對不能總處於壓抑狀態。

　　我有一個非常獨特有用的建議：如果你想感覺好，非常非常好：去找一此三盎司活著的癩蛤蟆，不是青蛙。通過它們的皮膚分泌粘粘的、各種顏色的物質的醜陋的癩蛤蟆。

　　早上一醒來，抓起它的後腿，送進你嘴裏，將其生吞下去。

　　現在你真正知道到底什麼是“感覺良好”了。你剛幹了想像不到的事，你今天內不必再幹一次，這一定使你覺得整天快樂。這意味著放鬆、冷淡和信心，意味著你能做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

　　我是在開玩笑嗎？不，不完全是，不是。

　　在從事諜報工作時，有時你覺得好像在被迫生吞一只令人作嘔的癩蛤蟆。你甚至不知道為什麼被迫這樣做。你別無選擇。此外，你的上司會以組織的名義強迫你這樣做。你明知這極不公平，對此你尤能為力。那麼你就想想我的關於癩蛤蟆的故事。只要想想你不必一會兒再吞下另外一只癩蛤蟆，你就會覺得好些。

　　在曼哈頓，我經常步行。部分原因是計程車費貴，部分原因是不想讓莫裏懷疑我騙中情局的錢。他不許我有一些我認為是正當的開銷，如在家中準備工作宴會，要是他不允許我有這種合理的花費的話，不難想像他會怎樣算計我其他的開銷。

　　一次宴會，食物和飲料按人頭每人補償我10美元。但其他一切費用由我和妻子支付：烹凋、勞力、裝飾和清潔。打破的瓷器和玻璃器皿，事實上有些還很貴重，我們只好自認倒楣。

　　如果不怎麼考慮在家中宴會的效果或對客人的影響的話，我可以非常高興地邀請我的客人到一家餐廳，每人花三四十美元，我和妻子也不需承擔額外的勞動力或花銷。莫裏不讓我有這些合理的花費，而他卻幾乎每天和聯邦調查局的特別官員舉行毫無節制的所謂“工作協調午餐會”。

　　我從不和莫裏就此問題爭執。錢在我的議題上並非處於頭等地位，所以我不為錢爭執。

　　紐約是個高消費的城市，甚至很多家庭必需品我們都沒有，我們也很少出去吃飯。我仍然在花我在東京時的積蓄。

　　一個好心腸的上司十分體貼地勸我帶妻於一起去吃一次工作餐，讓她放鬆一下。

　　但我那時有一些“目標”

　　，為了對他們產生較大的影響、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我更願意在家裏招待他們，讓自己扮演殷勤的主人角色對我是非常重要的。

　　我記不起在哪本書上讀到富蘭克·塞納特拉是個追求完美的人，他甚至練習丟棄煙頭的方式；我也讀到過，勞倫斯·奧立佛爵士在上臺演哈姆雷特之前還要在一面大鏡子前練習詞句。奧立佛練習調整句？

　　要是這些偉大的表演藝術家都還要練習這些他們熟悉的動作，肯定我也必須這樣做。

　　我開始在鏡子前面練習我的表達方式和關鍵對話、借日、妙語等等。

　　我用各種語言練習可以在哪種場合使用的方式。我經常對一些“目標”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對話、手勢或語調的變化往往產生預想不到的效果。

　　這已成為我在各種聚會上的習慣，這種習慣非常有用。我不是那種能言善辯的人，但我能用事先準備好的語言、令人信服地“表演”。這對我培養潛在的情報員或招募他們幫助極大。

　　在此期間，我接觸了一個可能的合作者（與有協約和定期付薪的特工不同），他似乎不想再提供合作。他和妻子剛搬到紐約。我被告之，他以前一直合作得很好，可能是與他接頭的情報員對他太太流露出不正常的興趣，因而惹火了丈夫。“去把他拉回來”，莫裏說得很簡單。

　　在電話中，他以種種藉口不願出來和我一起吃飯。我對那對夫婦用了一個中國化名。從與他妻子的電話交談中，憑直覺，我感到有潛在的危險。我練習得到的對女人的感覺仍然十分敏銳。

　　在和他們夫妻令人失望的約會之後，我還約那位丈夫單獨吃一頓午餐。

　　在紐約我經常使用不同的化名。當使用中國化名時，我經常用當時十分著名的姓如毛、周、鄧等。用這些熟悉和著名的名字稱呼我會不斷地敲擊我的記憶神經並不斷提醒我：我是誰，我現在處在什麼情況下。

　　當我同時使用四五個化名和身份時，這尤其有用。我妻子經常感到吃驚的是，我怎麼在晚上能一會兒醉酒，一會兒睡覺，一會兒又被電話吵醒，而且在第二次響鈴時，就能詢問對方名稱並用正確的化名、身份回答相關問題並暢談一番。

　　有一天要赴與他的午餐。提前2 分鐘，我去那“目標”的辦公室造訪。當我進去時，我問：“嗨，有人嗎？”突然有人大叫：“毛先生！毛傑瑞先生！”

　　我知道是在叫我。可是毛傑瑞不是我對今天要見面的“目標”使用的名字。

　　我當然知道現在叫我名字的人是誰。他是我接頭的一個值得信賴的特工。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就是他，知道我叫“毛傑瑞先生”。

　　由於擔心用兩個不同的名字同時面對他和我的“目標”，因此我得儘快回避他。

　　我很快地作了一個迷惑的表情，然後走出辦公室，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快步走了十多步，試圖平息一下怦怦的心跳。這時我又聽到從辦公室門口傳來警笛般的尖叫聲：“毛先生，是我——！！”

　　我知道是你，你這個笨蛋！你不能閉嘴嗎？我在心中咒道，我的心現在跳得又像機關槍了。我意識到我應控制這種形勢了，無論事情有多微妙。讓我的“目標”

　　出來見見到底誰是“毛先生”可能還會好些。在這種情形下留下尾巴而不解決．可能會留下事故隱患。

　　我停下來，轉過身，向我的特工走過去，問到：“你在這兒做什麼？辦公室裏的老闆在哪兒？裏面還有其他人嗎？”

　　“我一周前開始在這兒工作，老闆半小時前外出了，辦公室就我一個人。”

　　在曼哈頓，我的特工為他的新工作偏偏選這一個辦公室，但未有機會向我彙報情況。又是我的狗運高照，差點心臟病發作。

　　我認識到“目標”從沒有和我外出共進午餐的打算。我要求我值得信任的特工不要說出我的名字也不要說我來訪過。試叫醒一匹死馬是徒勞無功的。

　　然而這事仍沒有結束。

　　幾個月之後，當我離開紐約在華盛頓地區等候新調動時，中情局總部和我聯繫，要我回到紐約與聯邦調查局的一名官員合作，我去了。

　　那個不願合作的“目標”被懷疑為國外勢力作仲介試圖影響一些國會議員。我將我的前任特工交給聯邦調查局紐約辦事處，並向他們保證這個特工是明智的、可靠的。

　　同往常一樣，對此我再也不知下文了。

　　我從紐約奉召回華盛頓參加一個情況彙報會：他們將指派我一件“最有意義的”

　　任務。這樣的說法令我喜出望外。我花了三天時間在喬治城一旅舍閱讀有關分類案卷，並特別指定了一個人幫助我瞭解情況。

　　正是這一次，我認識了一個我將叫他喬布蘭德的人。

　　他年輕、有活力、機警而且對工作十分投入。他在我被選擇參加的宏偉計畫中扮演聯絡和後援的角色。

　　喬至少可流利地講兩種語言。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諱贏得了我的賞識。在許多方面，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輕時的影於。他獨特、富有想像力、無所畏懼而且幽默風趣。

　　喬對工作的熱情令人吃驚。他從國外返回華盛頓已半年了，他和他的家眷仍住在汽車旅館裏，因他不想花太多時間去找房子。

　　他四歲時就是局裏最年輕的GS—13（級官員），以後又成為局裏最年輕的GS－14和GS—15。他現是局裏資格很高的經理（因為中情局不鼓勵退役人員和在任人員交往，所以我對他以後的情況知道得不多，但我從已退休的朋友那兒確實知道他的一些情況）。

　　喬留下一系列無與倫比的職業記錄。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經常和我見面的那段時間，他盡一切可能幫助我，並積極修補莫裏·鄧恩對我的傷害，努力為我的新任務尋找合適的掩護身份。

　　有一天，在華盛頓，他來找我，看上去很壓抑。他說妻子對他忍無可忍，自己出去買了一套價格昂貴的房子，已花了一大筆存款。

　　喬說道：“保羅，你想我該怎麼辦？按我的計算，在房屋抵押後，我每個月只剩200 多元過活。”

　　我不得不勸他回家解決這個問題。以後我再也不知道他和他妻子是否真的買了房子。這就是喬。

　　喬對我亦非常同情。他一直在想盡快幫我找到一個可靠的掩護身份。他也是一個十分正直的人。在一間旅館的房間裏，他和一個大家都不喜歡的負責尋找非官方身份的官員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怒不可遏，站起來準備將那人猛揍一頓。我不得不阻止他說：“如果要揍，我會自己動手，你不必為我而鬥。”

　　在華盛頓期間，我開始瞭解到莫裏向總部打我的小報告，大意是：我總是酗酒，以致於早上9 點在我辦公室不得不扶著椅子才能站起來。（非常聰明的虛構。我是一個“醉鬼”，沒有能力完成這樣重要的任務。說實話，我喝酒從來沒達到他所說的那種情況，在我一生中都沒有。因此，他絕對不可在那時看見我酗酒。我也想不起早上9 點在我的辦公室看見過他。）

　　他自吹自擂，說我先培養一個“目標”，然後他來招募這個“目標”。簡直一派胡言。來訪紐約的督導員向我和莫裏轉達令人困惑的敬意說，祝賀我和莫裏分別“培養”和“證招”了情報員。

　　當時我或許太單純、太惶惑了，儘管這個局外人注意到當時莫裏對這樣的讚賞明顯地退縮和不自在，但我並沒有提出我的疑問。但莫裏的不自在增加了問題的神秘性。

　　後來當我有機會翻閱我自己檔案的記錄時，我發現由莫裏撰寫的兩段互相關聯的電報，但這兩段放在相近但不同的地方。若將其放在一起來讀，就可清楚地看到，從我第一次將那位十分敏感的“目標”介紹給莫裏到“目標”同意做我們的特工的時間總共不到15分鐘！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這不是拳擊或摔跤比賽，不是將對手突然擊倒就可宣佈比賽結束的事。莫裏究竟想說什麼呢？他能馬上問“目標”是否想加入中情局而“目標”馬上點頭同意並舉起右手宣誓加盟嗎？

　　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是，在莫裏向“目標”介紹“特工要求”和他每月的薪水等之前，我已將所有一切事情都概括地告訴了“目標”。莫裏對此是十分清楚的。

　　由莫裏記述的他在這次任務中的表現完全掩蓋了我的作用，並切斷了我與中情局的直接聯繫。他知道他不能宣稱此次征招是他的功勞，因為我已完成一切並獲得了“目標”的認可。莫裏毫無羞恥地背叛了中情局有關榮譽的條令。

　　我沒有公開對莫裏指控，只是因為已離開並到了他處任職。我後來在東京聽說他因為類似的欺騙而受到審查。

　　再後來，我被告之，莫裏在他的律師的幫助下，搞出了些“技術”上的理由，“脫離了那次審查”。他人雖仍在中情局，但再也不會獲得提升了。

　　我完全可以用莫裏本人親自撰寫的在紐約“招募特工”這樣虛假的報告指控他，讓任何人都能讀到它，看見莫裏的真面目。

　　我那時沒有這樣做。因為在東京，我還要和另一個狡猾的對手周旋。

　　莫裏聲稱幾乎我做的每件工作都有他的功勞，要是我沒有講出來，他也會編造一個。莫裏是唯—一個向總部報告關於我的活動情況的人，他可以在背後做任何事而我對此卻一無所知。他聲稱在他的富有遠見的領導下，我終於成功地邀請到中國外交人員到我家作客（好像在開始時，我對此任務非常勉強）。

　　真是厚顏無恥之極！到底是誰如此傲慢地拒絕了我最初對中國外交人員邀請的提議？

　　莫裏被調離之後，又來了一個新女老闆。我很高興有這樣一個堅強的、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女上司。

　　她聽說過有關我的情況，好的和壞的都有。她希望我繼續努力工作。她也見了我妻子和兒子。

　　不久，很奇怪，她詢問有關我開展行動時重要部分的細節。起初我答復說她可以到紐約基地檔案室找到有關我的記錄。問我好幾次之後，我意識到莫裏（還能有誰？）破壞了許多重要的報告，工作記錄中有關我的成績很少。由於莫裏聲稱任何行動都有他的份，因此他破壞這些積累起來的報告就順理成章了。

　　就在我退休之前不久，我在總部見過莫裏一次。我很想知道在被同事視作竊取他人成績的小偷、僅靠上帝的恩賜過活的他，這許多年是如何度過的。

　　他仍是一副粘粘糊糊、得意洋洋的樣子。但隨著年齡的增加，明顯有了疲態、沒有了生命或信心的神采。

　　儘管我的宗教信仰教我學會寬恕，但我對他仍是憎惡之極。看看他，我感到就像見到不得不吞下的、令人噁心的癩蛤蟆。但知道再也不必和他打交道，我的感覺又是如此之好。他甚至不值得人們用腳去踩死他，因為沒人願意去踩一只會噴粘液的癩蛤蟆。

　　一年過去了，我被要求去西歐作幾次臨時外派，主要任務是評價，如果可能的話，培養幾名重要的“目標”。儘管工作本身很困難，但仍將是一次愉快的任務。

　　因為那時我對處理“非官方身份”、評價“目標”、交朋友和培養“目標”，如果可行，選定一個特工等都十分自信。我沒有絲毫的驚慌。此外，在工作之餘，我有時間遊覽我以前沒到過的城市。

　　在此次特別任務中，也派遣其他人前往歐洲。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工作，這畢竟是中情局“最有前途”的任務。

　　我的任務並不輕鬆，因為我必須自己去發展目標並與之聯繫。沒有人會主動找上門來或將我介紹給要招募的對象。這完全要我自己來尋找機會。因此，從根本上講，如果我能發現“目標”，那很好；如果我能和他們會面並交談5 －10分鐘，那更好。只要能有機會對他們的性格、秉性、甚至他們的怪癖和弱點作出評估就行。

　　將此任務交給我無疑是因為我在東京和紐約發展。培養和招募特工的良好記錄。

　　因此情報局長官選擇我來擔此重任。

　　儘管我一直是“非官方身份”的情報官，不屬於從事招募工作那一類，但卻逐漸成了“招募專家”。因為沒有官方身份作掩護的間諜經不起失敗，因此我既享受特權又承擔風險，因此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但這實在太刺激了。

　　非官方身份掩護的間諜的成功是悄無聲息、安安靜靜的事。當你獲得成功時，你的上司只是過來向你表示祝賀。這還算好的，更糟的是，碰到像莫裏之流，他還會竊取你的榮譽而你卻一無所知。我們這些人很少能見到自己的檔案，除非你有特別的、可以解釋的原因。更可能的是，你的檔案在大多數時間裏被秘密保存、永不公開。事實上它“不存在”。儘管你可能聽到點什麼，但肯定不會是事情的全部。

　　好幾年之後，有一次，我收到來自總部的電傳，其中含糊地指責我在國內的行動報告有問題。我想不起我究竟做錯了什麼。後來當我有機會去總部時，我要求看看對我的指控書。

　　給我發電傳的上司卻不允許我看。這人明顯沒聽說過美國憲法第六修正案：

　　“說明指控的本質和原因”，“有權知道對他不利的證據”，或者“有權獲得對他有利的證據”等等。

　　然而，正如本書所述，中情局的一些官員完全不將美國憲法當回事，總是對不同的意見置若罔聞。

　　然而，正義很快地懲罰了他。一年後，他因嚴重違犯保密規則極不光彩地被開除出中情局。

　　我一直堅信：一個撒謊者、一個心術不正的人、一個失去希望的失敗者，遲早會以某種方式或被抓或被懲罰，因為源於其本性和習慣的驅使，他註定要犯錯誤。

　　對此現象人們有各種說法：正義、必然性、自我毀滅等等。我更喜歡這樣的說法：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我退休前不久，那份虛假指控報告的作者在總部碰到我。我完全沒在意他的存在。對我來說，他真是不可思議，因為在我們簡短見面之前，我從不認識他，因此沒有理由會成為他的敵人。

　　當他一眼看到我時，便像驚弓之鳥一樣奪門而逃。很明顯，他心中有愧。或許他聽說過我曾非常憤怒，也聽說過我會對他動粗。這一點他是猜對了。

　　我只是站在那兒看他跑，真希望這個可悲的惡棍從樓梯上摔下來扭斷脖子或突發心臟病而死。

　　他真的該陷於心臟病。假如他被通知有一個實驗性的、兇暴的計畫對他實施逮捕並投入監獄幾天。在他出獄之後，對他這樣解釋：“我們犯了最令人遺憾的錯誤，逮捕你完全錯誤地依據了所謂通常是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消息來源。”

　　在執行臨時外派任務期間，在西歐各國，我感覺就像在家中一樣。在這次旅行中，我所見的風景名勝最多的是滑鐵盧，它像一個優雅、令人興趣盎然的離婚婦人遊說的。黃昏中的滑鐵盧景色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我感覺好像聽到成千上萬的鬼魂在風中忸哭。對一個在法國受過教育的人來說，我感到拿破崙兵敗滑鐵盧在歷史上留下了悲壯、不朽的一頁，它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次臨時外派旅行中，我也遭受到了我自己的滑鐵盧。

　　儘管我喝酒，但仍以自己的方式十分小心。時間並沒有減輕因為失去母親而帶來的悲傷和痛苦，壓抑感仍然揮之不去。

　　從歐洲返回紐約時，在機場受到海關人員的檢查。他們抓住我並迅速將我帶到一個房間進行全面搜查。我非常迷惑，當然他們沒有發現我有什麼違法的東西。他們對此很困惑和尷尬。在我一再堅持下，他們解釋說我厚厚的冬裝“似乎”藏匿了什麼。

　　但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可猜出到底為什麼。我是個中國人，而且走過的是一條亞洲毒品販子販賣海洛因的、臭名昭著的路線。

　　剛一到家，儘管妻子勸我先休息一下，但我還是馬上給我的女上司報告了有關我在海關被搜身的情況。這可能是多此一舉，但這是我的本性：快速行動，如實彙報。

　　此後發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和妻子劇烈地爭吵。然後是去看內科醫生、心理醫生和上司等等。

　　簡言之，我變得十分消沉。我被迫停止飲酒（儘管還不是按中情局對“酗酒者”

　　規定的治療要求）。最重要的是預定調動去歐洲的計畫因此而被取消了。

　　可以理解，我妻子對此大發雷霆。因為我們已通知親戚和朋友，我們不久將去歐洲。現在又不得不解釋我們為什麼突然“改變了主意”。

　　不知什麼原因，原本對我頗為同情的關鍵人物認為我們的婚姻正在破裂。他建議我呆在華盛頓什麼也不用做，只是一心一意從飲酒和壓抑中恢復過來。數年之後，他竟然問我是否還是和同一個女人結婚。

　　我的未來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對此我別無選擇。當我從紐約到華盛頓居住時，我懷著悔悟的心請將妻子和蹣跚學步的兒子送到東京和臺北和親戚朋友在一起住了兩個月。分離對我們雙方都是非常痛苦的。

　　對我的不良嗜好，我從不需要任何治療。在有過這樣一次令人痛苦的經歷之後，戒酒對我來說是很容易的事。

　　在巴黎做學生時，我有一年時間依賴安眠藥才能人睡。後來我一夜不睡讓自己出了一身汗就克服了這一毛病。

　　我也從不服用任何非法藥品。在巴黎，當我與朋友或妓女聊天時，有人經常給我大麻。那時吸食大麻是一種時尚，但我從不去嘗試吸一口。

　　我戒酒肯定不需要什麼“意志力”，如果我有這樣的“意志力”的話，當初我就不會沉醉於飲酒。

　　還有更不妙的事在等著我。

　　不妙的事一件接一件地發生，儘管這些事並沒有立即發生。醜惡的嫉妒女神開始像細菌一樣傳播流言。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我可能是碰巧出了差錯。他們說我不適合擔此任務。最終的結果是，我將失去立足之地，並從高山之巔落下，摔得粉碎！

　　是到了申辯的時候了。

　　要是我用東方人的陳詞濫凋，我的失敗可以用東京戰犯審判後一些日本戰犯的話來表達，即，“我的失敗是由於我缺乏道德和洞查力。”

　　現在，因為我的宗教信仰，我或許應該說正是我的驕傲自大或缺乏謙虛才使我從宏大的招募計畫的頂端這個令人羡慕的位置上跌下來。

　　這是唯一的原因嗎？想像一個人很快地跑在最前列，而將其他人遠遠地拋在後面會發生什麼吧。正如一則日本諺語所說的：突來的釘子肯定要刺傷別人的頭。

　　我屬非官方身份的間諜，這意味著我將是孤立無援的。我處於易被責難卻不知為什麼、怎樣或被誰責難的位置。回首往事，我也對我的直言不諱感到吃驚，以致於要忍受如此巨大而惡毒的攻擊。

　　一個甚至連行動官都不是的、天份一般、相貌平平的女士說她被指派參加了這個宏大的計畫，想聽聽我的忠告。（我說：這很適合你！）我能看出她不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大戰士。但我還是竭力幫助她，因為我相信合作，相信團隊精神。

　　結果她不僅違背了向我提供歐洲之行所瞭解的情況的諾言，而且隱匿了一條能將我置於極度危險境地的重要資訊！這是在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脫離險境之後才知道的。

　　有個我視作朋友、住在歐洲某城市的男同事，後來因為妒忌，冷酷無情地堅持說有證據表明我在那次行動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這是在我背後放冷箭。我不知道該怎樣來描述這種令人始料不及、背信棄義的行為。他沒有拿出什麼證據，可這還沒完，連他都認為沒有什麼能耐的妻子卻無條件地站在他一邊。

　　有一個年老的、已退休的、曾經被認為“博學多才、聰明能幹”但私下有人叫他“蠢驢”的前資深情報員，也被請來參加這個宏大的計畫。總部抽調所有人力物力，甚至像這樣的“恐龍”也派上了用場。

　　這個“恐龍”十分武斷地反對我的意見，並“自願”“花六個月時間親自對形勢作出評估”。

　　當我開始考慮任務的具體細節時，還得因為他那“虛無飄渺的靈感”再等六個月，這對情報站的官員來說也是夠長的了。除此之外，他那堂而皇之的意見絲毫也掩蓋不了他想得到在歐洲六個月的高額顧問費和滯留歐洲的額外津貼的個人目的。

　　直到有個也被“恐龍”赤裸裸的貪婪嘴臉激怒。滿懷妒忌的同事告訴我其中因由，我才意識到原來如此。

　　我和一個由總部派遣過來、保持中立的情報官員兩人反對那對夫婦和“恐龍”，因此我們屬二對三的少數派。

　　那對夫婦未讓我瞭解計畫的全部細節，而其中一些情況將會對我觀察和思考問題提供極大的幫助。這真是太可悲了！他們尋求以自我為中心而不是齊心協力的幼稚想法實在讓人覺得遺憾。

　　儘管如此，我還是將我的份內事處理得有條不紊。一些重要的、以前從沒有任何人做過的事情，我也完成得極為出色。連我自己都對這種難以置信的進步感到驚訝。

　　但是，情報站主管這一行動的一名新情報官由於不熟悉具體行動方案和進程，因此他意欲取消我的行動計畫。他反對我招募一名十分特別的“目標”，當時我對該“目標”的招募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其反對的理由是該“目標”太“古怪”了。

　　我也承認此“目標”有時行事不太理性。情報站副站長反駁說：“由這個‘古怪’目標帶出的秘密資料可不‘古怪’。”興之所至、自作主張似乎成了一種主流，合作精神不復存在了。

　　當時那位副站長對我十分瞭解，他對我充滿信心，讓我自行選擇我認為的合適方式來達到招募該目標人選的目的。他補充說：“要十分小心，因為我們目前有四個單方面的行動正在進行。”（這意味著我們有四個正在進行的單方面的行動沒有通知東道國，該國是與我們關係密切的盟國。任何暴露或“風吹草動”都將妨礙和破壞國盟關係。〕不知怎的，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發生了。我的“客人”不再保持與我的約會。當天在他的門鈴上附有一張既非無禮。亦非道歉且毫無意義的便條，聽到門鈴聲，也沒出來開門。

　　我想，除了再靜等兩天外，沒有其他辦法來解釋所發生的事。但總會找到原因的。我與此次行動聯繫最為緊密，但對所發生的事毫無頭緒。

　　儘管知道一旦出了岔子，第一個上斷頭臺的是我，但我仍未想到會有什麼危險。

　　只能等到事情結束，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漸漸地，從那些不願看到我成功的人那裏聽說，主管情報官員願意丟掉——這個燙手的山芋整個計畫。這就是該死的解釋！

　　在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之後，此次行動被毫無道理地中止。我被告之忘記一切，然後離開那裏回國。

　　長達一年半的行動突然中止。

　　回顧所發生的事，這次行動或許不會非常成功。行動的中止對我也許是福。在引火上身、坐穿牢底之前，能從行動中及時抽身而退可能是最好的結果，誰知道呢。

　　我後來聽說此次行動被重新恢復但很快便又悄無聲息地放棄了。對此我並不吃驚。但如果有人想做，我仍有信心做好。

　　在我背後放冷箭的那對夫婦提前退休了。我只希望她妻子在知道了他的所做所為之後，能用切肉刀斷了他的男根。

　　再回顧所發生的事，我認識到自己犯了一個不該忽略的“大錯”：我應該提醒其他人，要是我成功了，每個人都會榮升，而不僅僅只我一個。

　　計畫中止前一周，我被提升至GS－13，總部行動局局長被問及如果我的計畫“在下星期”獲得成功的話，我是否應該提升到GS－14，得到的回答是：“當然，是的。”“自動提升”是對完成重要招募任務的“常設嘉獎”。（當時我並不知道有這樣的插曲，只是很久以後才知道。）

　　我的成績遠遠超過大致和我同時加入中情局的人，因此他們的羡慕和妒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認為，參加行動的任何人都會因他或她的努力而得到提升是很自然的。我的愚蠢之處在於沒有想到其他人是多麼的愚蠢。

　　住在北維吉尼亞州“修養生息”並“等候新的調動”期間，我發現自己無所事事。如果我想找些事做的話，我完全可以呆在家中而不必去那間“安全的辦公室”。

　　但我認為去辦公室比呆在家裏更有益處，而且我妻子也希望我每天都去那兒。

　　辦公室有兩三個同事，他們都在等候命令，偶爾作一次外派。

　　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

　　我等待著那一天。

　　為了重拾有些生疏、以前十分鍾愛的漢語和中國文學，我開始閱讀中文報紙和書籍。作了幾次前面提到的臨時外派旅行。就這樣我過著十分悠閒的日子。

　　我不厭煩這種生活，但卻有些不耐煩。我一直在三步並作兩步拼命爬樓，為什麼現在讓我停下來？至少目前我已停止酗酒，也不想再飲了。我的家庭生活也歸於正常。我學會駕駛，然後再教我妻子。我也教我妻於和兒子學游泳，我有點煩躁了，迫切要求去同外執行新的任務。由於誤解，這種要求引起了我上司的不滿（對我們這些必須通過間接管道才能轉達自己的想法的“非官方身份的間諜”來說，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上司認為我在“威脅”他。經過幾次激烈的爭論後，他終於同意派遣我去香港，這是一個富有異國情調的、值得一去的地方。

　　然而，上司從沒有理解或原諒我對他的冒犯，在未來的數年裏，他仍然沒有忘記，香港就香港吧。我不會講廣東話，這是遍佈全香港的中國方言。但我被告之，我的“目標”不是中國人。

　　當時我已是一個多面手．因而對完成那個任務很有信心。

　　一個能於的情報官員要求是個多面手．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我確實有自己的好惡，但我清楚自己有能力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

　　然而，在我的情報職業生涯中，有許多與間諜有關的工作我並沒有幹過。我從沒有執行過跟蹤監視任務（除了最初偶爾經歷的觀察任務），也從沒有鬼鬼祟祟地破門而人過（我太笨拙了，會碰倒東西，發出聲響）。

　　但也從沒人要求我做這樣的零碎事。我對自己擅長做的事感到很滿足。

　　首先，我開始研究香港。我深知我不可能將廣東話講得很好，但我認為可能也用不上它。由於從中國大陸逃港的人開始多起來，普通話在香港也變得普遍了。

　　為了解道路名稱，我拼命記香港街道圖，熟悉主要場所的位置，這花了我半年時間。

　　但就像以前常常發生的那樣，有一天，我被告之我的新上司決定讓我去東京會更好些。

　　我對自己像一件毫不重要的傢俱被人搬來搬去十分惱火。然而我岳父剛去世不久，而我又沒有什麼積蓄送妻子回家奔喪。我想，對失去親人的妻於來說，前往日本是最好不過的了。從另一方面考慮，再調到日本工作五年，對我兒子也大有益處，因為他還可以進一步學習日語。

　　在等待建立合適的掩護身份期間，我接受了一些訓練課程。正是這一次，我漸漸加深了對一名具中國血統的情報人員的瞭解，在我剛加入中情局時我曾見過他並對他有點瞭解。

　　他被認為能幹而巨值得信任。我也聽說他是個最擅長語言的間諜。他作為非官方身份間諜在東京已服務了很長時間，我將在他手下工作。我叫他梅巴尼。

　　見尼大約50歲，過早的白髮總是染得很黑。他臉色平靜，毫無表情，按中國算命術的說法，他的短下巴的臉表明他很陰險，整張臉給人不祥之感。

　　從一開始我就對旦尼心懷疑慮。

　　他不願告訴我有關他的年齡，我猜他可能比我大4 －5 歲。

　　即使在中情局，除非是論及有關行動計畫，“沒有坦誠的友誼就不算是真正的友誼”。我也開始瞭解有關旦尼的情況，但所見所聞令人憂慮。

　　我發現旦尼在東京這麼多年，卻根本不會日語！這怎麼可能呢？如果他只是以官方身份呆在大使館和美國同事打交道還說得過去。但作為一個隱蔽良好、且要在城市中工作的非官方身份的情報人員來說，使用日語在餐廳安排一頓飯都不行，真是令人難以想像！這和一個職業冰球運動員不懂滑冰有什麼兩樣？

　　梅旦尼是唯—一個在東京連續生活七年卻連一級日語水準都達不到的非官方身份的間諜。（官方語言等級分為五級，三級是基本工作水準。）

　　對一名高級偵察員來說，具有良好的語言能力可以為其獲得成功提供“可靠的保證”。

　　我認為對一般的職業而言，在同一外國城市生活七年後，一個普通智力的人至少可達至二級以上的水準。

　　旦尼是個中國人，他在學習與漢語一脈相承的日語時應有比白人更大的優勢。

　　其他大多數在東京的白人。情報員都能講流利的日語，有些人可以毫不費力地閱讀日文報紙。如果是個體育迷的話，通常都隨身帶著日語體育報紙。

　　梅旦尼在日本生活數年卻對基本日語如此無知，讓他的許多同事感到迷惑不解。

　　旦尼的那些上司這麼多年難道沒發現這事很奇怪嗎：）或僅僅是一時疏忽？這聽起來更像掩耳盜鈴。

　　這的確是難以想像、耐人尋味的事，我不敢想像中情局還有類似的無能的非官方身份的情報員存在。

　　旦尼現在或許可能會辯解說他曾經可以講一點日語，但過了數年後又忘記了。

　　這樣的藉口有可能會出自他的口。因為後來我知道巴尼表現出令人難以容忍的不誠實。我們大多數同事都知道他甚至不能用日語問到洗手間該怎麼走。

　　  此外，旦尼還有其他有名的不良德行。最明顯的是貪婪、耍手段和虛偽。

　　我從巴尼的朋友處聽說他曾從中情局騙取搬遷費。在香港期間，他讓搬家公司提高貨幣兌換率，條件是搬家公司必須將差價給他以補償中情局不付的保險費用。

　　這只能在像香港這樣的地方才能做，因為在那兒，對貨幣的兌換率時常變動，他以為沒法查出。（不是很準確的。圖書館的舊報紙或銀行記錄可能有比較合適的數字。）

　　巴尼還向其朋友炫耀他的這一小伎倆。

　　只是一個小騙子，肯定不能算作大盜竊犯。但對一名中情局情報員來說，任何微小的、簡單的和虛假的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

　　最初我對此事並不怎麼相信。直到在東京，旦尼親自向我吹噓搬家費的事我才對此深信不疑。

　　有天，我倆在一起接受訓練時，巴尼問我：“你認識楊愛克嗎？”

　　楊愛克是個我從未聽說過的中國官員。但見尼卻知道他。

　　“楊有大麻煩了，因為他從特工的薪水中撈取好處被抓。”

　　我清楚地記得我當初的答復是：“怎麼這麼壞！”

　　截取特工的薪水在中情局被認為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這個來自巴尼的謊言是他最典型的害人方式。因為以後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

　　我不認識楊，我至始至終也沒見過他。我所知道的是在我從巴尼那兒聽到這個致命的小道消息後幾個月，楊得到了提升。這意味著所有圍繞他的卑劣的謠言和指責被一掃而空。

　　“加強相互信任感、共同承擔責任和義務”是中情局，情報員的行為準則。

　　認識到旦尼是個一貫性的、變態的說謊者並不花費我太長時間。我對有這樣一個上司作為我與情報站的溝通管道而感到不幸。

　　如果你覺得本書中與我相關的人或事聽起來太荒謬了，請允許我指出，這些故事已講了數年了，有證據和記錄來證實。

　　梅裏尼比我加入中情局早五六年，主要充當語言學家。在我去東京時，我的職位已趕上他，但不久他在那兒又得到提升，也成了我的上司。

　　旦尼感覺到我的威脅了嗎？可能會。他也應該意識到這一點。但不管誹謗楊的事實如何暴露，他仍會無中生有或毫無根據地撒謊——正是一個變態撒謊者的標準。

　　奇怪的是，他的攻擊對象經常是中國人。或許他覺得自己比其他中國人優越但又不如白種人。這使他成為中國人中最為可憐之輩！

　　我在中情局22年的時間裏，梅旦尼是最欺詐成性的官員之一，因為原諒他那明顯的罪行，他的一些上司應對其行動承擔責任。大家在背後都嘲笑旦尼生存的法寶就是溜鬚拍馬。

　　中國同奧特曼帝國和阿拉伯國家，在過去的歷史中有一類玩弄權術的特殊群體，即太監。他們在身體和靈魂上所具有的雙重特性毫無疑問地影響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陰險、狡猾和懦弱。

　　似乎歷史和傳統有時會世世代代沿襲下去。

　　旦尼總是將自己裝成在教堂中高唱聖歌的仁慈的、虔誠的基督徒。

　　我曾研究過基督教的理論和哲學，後來又在羅馬得到了專門的指導。

　　甚至當時在東京，我就經常想：梅旦尼信仰的耶穌基督是否和我知道的是同一個耶穌基督。

　　我常提到“天報”，我堅信這一點，因為我見過許許多多的例子。

　　梅裏尼將成為讓我憎恨的受報應的人。

　　但我受到的教育說：上帝是博愛和寬容的。

　　我必須寬恕他，以免自己不被寬恕。

　　我試著這樣做，在一些方面，我成功了。

　　但無論什麼時候一想起梅裏尼對我和我的家庭的所作所為，我就不得不在另一個說教中尋找安慰：偽善是一種難以被饒恕的罪惡。

　　中情局官員的妻子們

　　中情局如果不是美國聯邦政府中離婚率最高的機構，至少也是離婚率最高的機構之一。那麼你或許可猜測到問題毫無疑問地與其隱蔽的工作性質有關。

　　工作的緊張和焦慮可能引起高血壓。事實上最近的醫學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中情局供職六年之後，我發現自己得了高血壓。由此看來，我有百分之百的可能性是到中情局工作之後患高血壓的。

　　我的確知道在中情局有許多高血壓病患者。

　　有人曾作過一個“非科學”性的觀察：中情局官員通常都比其同齡人顯得老些。

　　據我所知，中情局中酗酒者的比例在政府中也是最高的。毫無疑問這也與他們的工作有關。

　　在加人中情局之前很久，我自己就是個愛飲酒的人，因此，我不能也不應該責備我的病完全是由現在的工作造成的。

　　但是中情局的工作的確是主要原因。試想，緊張、孤獨、焦慮以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還需經常飲酒，而其費用由政府提供。其後果可想而知。

　　在一間漂亮的酒吧飲一杯可樂不是什麼壞事。但是從我後來的經驗看，除非確實因健康原因不能飲酒，否則肯定會失去某些東西。當“目標”在一家時髦的酒吧看見你喝可樂而不喝酒，他可能在有你作陪時難以享受到飲酒的樂趣。而且至關重要的是，他或許只是對你稍不爽直，而且神情不甚愉快，或少喝一兩杯；在這兒我們不談論省錢的事，因為只要飲酒對“目標”有效，有助於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就要對我們的“客人”招待得周到些。這時，我們不關心國家的債務問題或預算是否平衡。

　　我並不是在為我和我的同事們辯護，但對於一個情報官員來說，酒精誘人的作用和效果確實可為其行動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必須時刻意識到不要使自己沉溺其中而失去自我控制。我相信飲酒在很大程度上與人的基因有關。我看見許多人每天都飲酒但從不像其他人那樣酗酒。但我也同樣相信不停地飲酒也可將你“轉變”

　　或“培養”成一名酗酒者，即酒精本身並不會自動去找你。因此，酗酒也是一種“被接受”的疾病，換句話說，你需要它。

　　適量飲酒並非壞事，但如果是用來“麻痹神經”或用作某種“藉口”，就會很危險。

　　正如在我開始經常飲酒之前，經常與我好心的妻子爭辯時所說的那樣：“飲酒可以熔化我僵硬的神經末梢，好像將熱水傾倒在凹凸不平的冰塊上一樣。”

　　以上的描寫並不完全準確。我用一大杯半是威士卡半是冰塊的酒來緩解緊張的神經、消除不安情緒。

　　但這種邏輯和藉口是不能容忍的。

　　一旦開始酗酒，你就會躲進你自己的世界裏，情況就會變得相當糟糕。因為你的配偶不能參與你的工作，這是一個“秘密’的間諜世界，對不對？你只能自己一人處於其中，對不對？你正獨自與你的“隱形敵人”作戰，對不對？

　　我一直試圖使自己直言不諱，以便本故事能準確地呈現給您。我完全認為自己有罪並應為自己的性格和道德缺陷承擔責任。

　　但是不應該指責我虛偽。我欠她太多的妻子在過去26年裏從沒有抱怨過我不誠實或虛偽，未來的26年她也不可能這樣做。

　　在本章中，我要說的是有關間諜人員的妻子，尤其是非官方掩護間諜人員的妻子的處境、發生的問題和可能的解釋——不是探討有關解決辦法。當然我亦會加人一些我個人的觀點，它們可能不正確，但絕對是肺腑之言。

　　由於我對有官方掩護的間諜人員的妻子知之甚少，因此我很少寫到有關她們的情況。她們的生活方式屬於完全不同的一類。他們可以參加外交或官方宴會，而非官方掩護間諜們的妻子卻不能。（我曾參加過類似的宴會，有時和我妻子，因我有過一個不同尋常的記者身份。）

　　我也將甚少提到女間諜或類似“夫妻店”的間諜生活，只是因為我對他們亦知之甚少。當時以非官方身份作掩護的女情報官不多，也不太主張使用女性作這類間諜。因此，除非她們和你在同一組工作，否則你不會知道和瞭解她們。在我22年的情報生涯中我只知道兩個非官方掩護的女情報官員。據我所知，現在的情況已大不相同。

　　請注意我要講述的是情報官員，不是分析家，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語言學家。

　　我相信，由於他們的分工不同，這些人和情報官員的生活環境和對事物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樣。

　　處於隱蔽戰線的情報官員通常不能承認他們為中央情報局工作，而大多數其他的情報人員（行政。情報和科技人員）則可以。由於能承認自己的身份並可以為之驕傲，儘管不為新聞界和公眾認知，但其心理負擔仍可大大減輕。他們的配偶也一樣。

　　在國內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如不首先擰開收音機，我們就不能在家中談話。在過去多年裏養成的習慣使我們成了類似於“巴蒲羅夫的狗”一樣的條件反射。

　　是缺乏靈活性？抑或感覺遲鈍？

　　試著為某件事將你的生活和自由當籌碼，試試絕對準時地做每件事，哪怕只是幾天，你或許就會理解一點被迫出來的習慣的滋味。想像一下從事秘密工作時沒有美國政府的任何保護，而政府也將斷然否認你的存在或你與政府的關係，你的感覺會怎樣？按15－20年算，天天如此，你或許會相信我們這些長期生活在“暗無天日”

　　的環境裏的人是十足的傻瓜。

　　一個處理過去非官方掩護間諜記錄的朋友告訴我，在中情局歷史上只有6 個這樣有傻勁的官員。

　　隨著蘇聯和其他許多前共產黨國家的消失，以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集團日趨溫和的政策，中情局的主要任務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然而，中情局對前共產黨成員和新的、敵對的、具有不同民族背景的獨立共和國仍保持高度警惕，並時刻留意那些不時出現的零星的獨裁者的野心。中情局現將注意防止核武器擴散、國際恐怖分子、跨國毒品走私以及經濟和科技情報等方面。

　　這些任務比和作為我們主要對手的前蘇聯及其衛星國鬥爭更可怕。

　　70年代的中情局看到了非官方掩護的、隱蔽性強的情報官員的重要性，並開始增加此類間諜的數量。

　　針對這些新的任務，中情局開始大量招募將要或能夠成為“非官方掩護”的間諜。據我所知，這些新的招募對象從未踏入過中情局總部大門一步。而且新招的女性人數和“夫妻店”數目也在大幅增加。

　　至於少數民族情報員的招募，其需要和利益十分明顯。據我所知，這樣的行動進行得十分活躍。

　　一個主要的問題是：在社會上已具豐富經驗的和完全獨立的人士，誰會心甘情願地為相對不高的政府薪水賣命呢？

　　任務肯定變得更複雜。更危險了。我以前提到的“情報人員不會相互殘殺”只適用於本要的、“文明”的國家，而不適於少數獨裁政權，更不適於恐怖分子。犯罪集團和毒品販子。因此，這些危險的確使情報人員及他們的配偶變得很現實。

　　安排和使用非官方掩護且不易暴露的情報官員需要花費更多的金錢和資源。不難理解，因為他們過的是情報官員和以某種職業為掩護的雙重生活。

　　當然還有其他的原因。他們的身份要麼是真正的有經驗的人士，要麼需經長期的培訓來達到。對中央情報局來說，需要為他們建立掩護身份、提供其子女的生活和教育費用。其他消費和津貼等等，這需要大量資金。可以想像，由於需要有詳盡的計畫或非常間接的方式才能使情報員隱蔽得更好，因此這又增加了後勤人員的工作量。安全的住房和辦公室也必須增加。當今高科技的通訊工具使得間諜及其相關人員的工作比人們在電影和電視上看到的要複雜得多。

　　然而，在這一行當有一個亙古不變的東西：人類的本性。

　　由於人類本性難移，一些與之相關的故事也就顯得很老套。

　　我們那個時候，女性情報員相對較少，而且也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我聽過一個笑話說，一名男特工被安排和一名既能於又漂亮的女情報官共事，不知怎麼地，他覺得她——他的上司——是中情局給他的“小小的優惠”，是飯後的“點心”。

　　後來我聽說他仍然認為她只是他的“點心”。

　　發生這樣的事是很不幸的，但確有其事。

　　在使用一名非官方身份掩護的間諜之前，行動組必須首先對候選人的不同能力和專長進行甄別，到底是作一名間諜世界裏的工作情報官，還是作一名在公眾場合出現的以真正的職業為掩護的秘密情報官。由於生活方式對家庭的影響，對其配偶的情況亦應作通盤考慮。

　　我們那時，對“夫妻店”式的情報員來說，很難為他們安排任務，主要是因為“職位”問題。在同一個城市為他們同時找到兩個理想的職位是十分困難的。即使有這樣的一對夫妻，很可能一個是工作官，一個是以官方身份作掩護的，諸如辦公室工作人員或秘書人員。在當時，工作官絕對不可能以非官方掩護身份出現的。

　　當時，有許多人在等待被派往如倫敦、巴黎、拉巴特、內羅比、日內瓦、羅馬、東京、甚至夏威夷等地去執行任務。當然，令人垂涎的位置會隨時代、當地的政治和經濟形勢而變。日元的突然升值肯定使日本成為一個不太誘人的地方，而30年前，堅挺的美元是很值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長期工作在很誘人的城市，不一定意味著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或可以提高工作水準。相反，舒適的生活會使一個能於的情報員沉溺其中、麻木不仁，而艱苦的環境可以使人更加勤奮工作並獲得提升，最後達到令人羡慕的地位。（當然，配偶和他在一起，一二人就可以榮辱與共。）因此，只想去一個聽起來不錯或配偶要求生活的某個國家的想法並非是好主意。

　　我知道有個情報員在一個可稱之為天堂的地方呆了三年之久。那裏氣候好，風景迷人，沒有危險也沒有上司。除了在陽光下游泳，幾乎無事可做。除了要考慮下次的雞尾酒會，享受實際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海鮮和免稅美酒之外，沒有任何壓力，等等。

　　他說在那兒的生活真像神仙過的日子，也許是如此。但對像我這樣的人來說，我相信會感到厭煩。我會為自己的事業擔憂。我亦會為在這次任務中浪費光陰、一事無成而擔憂。那對我不會是什麼天堂。

　　將我和妻子不斷的爭吵作為例外，放在一邊暫且不論（因為按我的一些朋友的說法，我們的爭吵有些像體育鍛煉），前往一個“天堂”般的國家生活，因工作壓力和挫折和妻子發生爭吵將使“天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夫妻和諧亦會葬送在那兒。

　　我相信在潛伏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夫妻雙方相互信任。沒有完完全全的信任，只是心理負擔就足以減少你的作用。

　　在情報生涯中，讓人最感辛苦的是夫妻分別，不管是三天、兩周的短期外派還是兩個月或六個月較長時間的分別。不像軍隊生活，我們經常沒有直接的聯繫方式。

　　對情報員和他的家庭這是不可避免的困難。因此一個人必須要學會調整並適應這種生活方式。

　　我知道一對夫妻，每當丈夫的臨時外派時間變得“難以容忍的漫長”時，他的妻子就會變得“歇斯底里”，這已成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儘管這完全可以理解，但肯定對丈夫事業有害無益。

　　就我而言，我的妻子還是能容忍我。很幸運我從不需要為妻子有這樣的感受而擔憂。完全沒有戒意或對忠實的懷疑是我最大的幸福。

　　在長期的分離生活中，相互信任是克服這種困難的基礎。必須始終保持對一個人的信任、對他或她處理難題能力的信任以及情報局的支持（儘管這種支持並不完美）。這是對他或她克服困難、堅持工作的重要保證。

　　對為情報局工作的任何一個人或夫妻來說，信任和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需要，情報官必須能夠全力以赴地開展工作。他不應該為無謂的瑣事所干擾。因此，可以預見，大部分責任和義務在於妻子，她也必須學會處理這些問題。

　　為此，我相信最好的辦法是立下一條規則，可以向配偶透露一點你工作的大概，如果必要的話，記下細節，然後將其密封後放在某一安全的地方。如果發生了什麼小差錯的話，其配偶可以和聯絡官聯繫，取得他的忠告和支持。

　　當然，說得越少越好。否則會增加配偶的精神負擔，次次盼你安全歸來。

　　就我而言，我總是時時幫妻子做一些可以想到的、妻子不得不處理的日常事務：收人和支出、健康和醫療、學校、社交、聯絡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等等。但我只是向她簡略地講一下我的行動任務。她經常事先就能猜出，知道我在幹什麼類別的事情，因此她並不太擔心我。或許她已聽天由命了。她甚至經常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國家。她只是在我返回之前不久，才通過總部得知我將返回的時間。

　　作為一個篤信宗教的人，她確實一直在為我祈禱。

　　我見過、也認識一些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的妻子，她們做得非常好。她們信任她們的丈夫，盡一切可能、義無反顧地支持他們的工作。作為一個隱姓埋名的家庭，他們彼此之間必須隱瞞許多事情。但他們仍顯得高興，一如既往，至少表面上如此。

　　確實，在知道了他們的私下的感受之後，我覺得他們是值得尊敬和讚賞的人。

　　有個同事的妻子，顯得非常苦惱，因為不知向誰求助，於是來向我借錢。她丈夫當時回國休假。正如前面所述，休假是半強制性的，而且花費很大依他的情況來看，由於資金困難，他沒有足夠的能力帶家屬到美國休假，事實是，要求情報員在休假之前必須清算其資金帳目。同事們不得不為他募集7000美元將他“保釋”出來，以便讓他能返還他所掌握的周轉金去休假。他可能沒有為妻子留下多少錢，所以她在花完之後未向我、他的同事借錢。

　　順便提一句，這種事並不少見，而且即使在當時，7000美元也不是什麼大數目。

　　即使嚴格地按規定執行，在一個國家的消費是相當高的，通貨膨脹意味著要失去大部分所得到的津貼和補助（租金、設施和學費），通常來說，使用當地貨幣時，情報官有時除了使用他的周轉金外，別無選擇。總部最終會對此進行重新調整並返還津貼和補助的損失，但要等50——70天才能拿到。

　　我必須坦白，我做了一件同樣的事：在我收到全部美元款項。但按當天匯率不得不兌換成日元時，日元對美元迅速升值。我們的周轉備用金（我們收到的是日元）

　　通常是大量的日元，我記得我從中轉用了相當1 萬美元的周轉金。當然一旦從總部收到補償後，我就將總數還原了。

　　我聽說我們的部長一次就短少了3 萬美元。我想知道，如果因為某種原因他必須突然清理他的帳目時他怎麼辦。

　　我曾試著和總部的一名官員談談這個問題，因她對類似的問題很瞭解。但當知道我要談的內容時，她馬蔔說：“不要給我講任何可怕的故事。”

　　這是一種嚴重違規事件，她不應視而不見。但對此也沒有什麼容易的解決辦法。

　　我有個關係極為密切的老朋友，很早就從事我們這個行當。有大，他從他手下的特工那兒聽說東道國的親西方的獨裁者下令幹掉他！這不是兒戲。那是一個野蠻的國家。匆忙中，他不得不留下妻子和幼小的孩子逃命，由於不能直飛，只得沿路不停地換乘飛機，用盡一切辦法才到達安全的地方。可以想像，這是多麼恐懼，被留在那兒的親人將是多麼悲慘！

　　由於試圖離開那個不友善的國家，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受到該國員警的折磨。

　　我們當地情報站獲得的可靠消息表明，當局試圖綁架他的家人，誘使他回去。

　　57天後，家人才和他團聚。由於高度焦慮，導致無節制的飲食，使體重增加了57磅（在團聚後體重很快降了20磅．但回復到原來的體重卻花了3 個多月）。

　　無論總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還是在他退休之後，也無論已處於幸福的日f 裏還是在最困難的日子裏，他那位美麗的、善良的妻子是從中學時代起的愛人，就一直愛著他並義無反顧地支持他。這位前情報官尤其會講幽默故事，他九死一生的逃亡故事總是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間諜。軍隊或執法等職業中，對生命的威脅可以說是家常便飯，或者說是註定會有的，我相信置身其中的人並非是勇氣使然，而是一種所謂優先順序，一日你加人了這樣的職業，危險就伴你左右了，當要對一件事立即做出決定時．起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一個人的優先感，是他的責任感，而不是他的勇氣。在危急時刻，他不會考慮自己是否應該冒生命危險。然而他或許會考慮通過這樣的冒險，是否可以達到完成任務的目的。我們經常聽到英雄故事中的主人公講述他們的行動過程。這很少是勇氣的問題，因為問題已經被回答了。“在我知道……之前”通常是對我們聽說的一次有巨大勇氣的行動的描述。然而，對許多沒有搞清優先感的人來說，恐懼是主要原因。他們必須花時間來考慮，因為他們以前從沒有考慮過。猶豫不決導致上下搖擺，美其名曰“有理性”，很快，一個懦夫就產生了。

　　不合理的行為在如此藉口下，就變成了所謂“合理的”行為。

　　在我的生活和職業中，我見過許多顯示巨大勇氣的例子。很遺憾，我也見過許多明顯的現象：“合理”的推辭，“高度”的理性，“仔細”的考慮。不管怎樣表達，最明白、最簡單的事實只是“臨陣畏縮”而已。當然，加人中情局並不意味著自然而然地在胸前掛上了勇氣的徽章。

　　希望能做到的是加強責任感，從而克服恐懼心理。

　　我無論如何不是在鼓吹盲目的勇氣。很自然，你必須仔細考慮其他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說在危機到來之前，你必須已經對你成年生活中一些可能性作出了一定的思考。

　　舉例來說，當一個人沒有錢或感到饑餓時，他就應該去偷嗎？答案似乎再清楚不過了。不對。如果當時他別無選擇了呢？或者說，如果還有其他重要的原因呢？

　　因此，沒有諸如“深思熟慮”的事兒！

　　如果在為“臭名昭著”的中情局工作期間，經常地擔心死亡或其他與工作相關的不幸事情，你就要盡一切努力，趕快全身而退。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在我加人中情局時，我知道並至少和兩個同事交談過，這兩個人從不來坐從華盛頓到例如洛杉礬的飛機，因為他們擔心萬一被綁架，就有可能飛到共產主義古巴。他們豐富的想像力真是無人能敵。

　　他們其中一人最終再也忍受不了擔驚受怕的日於。不要問我為什麼。當時並沒有什麼地動山搖的事情發生。他或許惶惶不可終日，感到末日即將來臨吧。他來告訴我他“深深關注”的事情，問我對他到另一個政府部門的忠告。當他告訴我他正考慮申請去國防情報局工作，我不置可否。那有什麼區別？真是天才！

　　在精神完全垮下來之前，他最終退出了。他研究過法律，於是去當了律師。當然不是有關犯罪或訴訟類的律師，那樣他就不能遠離暴力、極度危險或報復。他發現自己可在移民法方面找到一個合適的職位。可能他聽說過美國移民局很少謀殺唱反調的律師吧。

　　30年後，我又見到過他。他看上去仍像驚弓之鳥，怕這怕那。也許他擔心隕石掉下來砸了他吧。

　　另一個同事通過講毫無根據的“可怕故事”嚇唬別人，並以此為樂，藉此滿足其諷刺他人的目的。

　　他自己非常膽小，因此從不願意接受海外任務（你能相信一個中情局官員真的會這樣嗎？這可是他親口對我說的）。

　　有一天，當他獨自在行人稀少的路上行走時，（我猜不出到底為什麼或怎麼回事）他忽然中風倒在地上。他痛苦得呻吟了兩天兩夜。（就這樣竟然還講“可怕的故事”！）這時人們發現他的頭髮全白了，身體瘦得只有大約90磅了。我相信這遠比他數年前排斤、打擊我要可怕得多。幾天後他就一命嗚乎。我沒聽說過他死亡原因的任何細節。

　　畢竟生命的意義依賴優先選擇。人的價值經常由人所安排的優先順序所決定。

　　名聲、金錢、榮譽、生命、尊嚴。聲望、愛國心、地位。家庭。愛情、友誼、幸福、好奇心、奉獻、平和的心靈、死亡，都是上帝所賜。

　　人的一生中有許多目標。因為他每天的各種努力受到優先順序的指引。因此，通常來說，對優先權明確的選擇，這決定他的人生價值和生存的理由。當他的選擇產生嚴重偏差或出現紊亂時，那麼他的生活就沒有什麼意義或者乾脆是個悲劇。

　　在我與我的老朋友山姆斯威特搭檔工作時，一天早上，他來告訴我說他房子昨晚上被燒了。從他臉上表情來看，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但他沒有開玩笑。讓我和妻子——後來我妻子有機會和山姆的日本妻子見過面——吃驚的是，山姆的妻子逃出火海時只帶了山姆的行動必需品：他的“歐式”皮箱、定做的衣服、“皮爾卡丹”

　　牌的鞋子、偽造的護照等等。她完全沒有時間去救其他東西。我和妻子時此印象極深。山姆的妻子知道這些東西是山姆能夠繼續工作下去所必不可少的，在她腦海裏已完全建立了一種清醒的優先感覺。而山姆也十分明智地將這些東西集中放在一起。

　　無官方身份掩護的情報人員的家庭少有聚在一起的時候，只是在有些特別的情況下，一年中有兩三次團聚時間。

　　有一個情報官的妻子，她是一個快樂的女人，因此常能用笑聲影響其他人＿但她丈夫很少去注意他那位可愛的妻子。不是他不愛她，他愛她，非常愛她。我從沒有聽見他對妻子講一句溫柔體貼的話，因為向她講出自己的愛不是他的本性。（或許我的朋友也會時我對我妻子的態度作出類似的或更壞的評價，但這不是我現在要談的主題。）

　　我朋友在“偶然”結識最難結識的日本女招待時有個小訣竅：找一間昂貴的高級夜總會或酒吧，他只要在晚上11點1 刻，也就是在關門前15分鐘進去，這個時候通常提供免費服務。女招待們正準備回家，他們會和他閒談幾句，發現他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其中一個會讓他搭她的車——常常是十分豪華的車於，帶他到她的住處。

　　要是他不是這樣真正的朋友，我不會相信他。他也相信我告訴他的令人難以置信的但卻是真實的故事，因此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的。他說他妻子根本不在意那樣的事。

　　“那麼你真有這樣快樂的時光？”我羡慕地問他。

　　他通常的答復是：“我沒有於任何事。”

　　我相信他，那是他消除壓力的方式。

　　我對這種軼事的觀點是情報員不必到外面“閒逛”；他們需要有自己的消遣方式。讓他們做他們想做的，這也會減少夫妻之間的磨擦。

　　談到稀奇古怪的消遣，可順便提到我的一位在巴黎的日本朋友，他喜歡看脫衣舞表演。對他的癖好使我難以理解的是：他是一個優秀的婦科醫生。他為什麼願意付錢去看裸體女人？我不理解。他的嚴肅的解釋是：當她正在工作時，腦海裏沒有任何雜念，他說，脫衣舞，哈哈，就不同了。

　　我還知道另一個同事，他是一個有官方身份的間諜，有段時間來處理我的聯絡工作。他快到半夜回家，然後花兩三個小時建造諸如“放蕩女人”或卡拉維爾號等複雜的很大的舊船模型。他說他建一只船要花上六個月時間。我問他為什麼花這麼多時間而不是去睡覺。

　　“那是我忘記和像你這樣的白癡們工作的最好方式！”他對我嚷到。他是個好情報員。我後悔沒有向他要一只他通常要放棄的模型船。

　　我並非說要妻子們對丈夫的“怪念頭”或“不忠”必須逆來順受而不加抗拒。

　　而是將其當作是一種暫時的“不忠”或迷途，不要過分看重它，這可能是更明智的方法。我不是在為不誠實辯護，作為實用主義者，我只是說，現實如此。

　　民意測驗和調查確實表明，有相當高比例的男人做通姦或其他蠢事。一些學者認為這是雄性動物與生俱來的自然本能以我們不要離題太遠！）。還有，最近的研究表明有通姦行為的已婚美國人的比例令人吃驚地低。然而，這不是由於道德的約束，而主要是由於機會或設施的缺乏。

　　現在，我們看看那些和特工打交道或培養“目標”的情報官員。他們有大量機會過放蕩不羈的生活，而且都發生在日常工作，費用由公費支出。

　　我個人的忠告是：忘記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不將它們當回事，試著更溫柔、更體貼地對他，他會回到你的身邊。除此之外，你怎麼知道他在欺騙你呢？雇個私人偵探等於向外人洩漏秘密，在國外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大多數妻子能做的就是去找行蹤不定的丈夫的上司訴說。很自然，無論事實是真是假，對丈夫的道德水準或妻子的心理穩定性都會提出質疑，這或多或少地會影響丈夫的事業。

　　如果他真的應受懲罰，你願意折磨你自己或孩子，提出離婚嗎？溫柔地對他吧。

　　不要指責他，好像是他扼殺了你們的婚姻似的。所謂婚姻需要兩個人來共同珍視，而不是兩個人來共同破壞的。如果他傷害了你們的婚姻，試著去維護它。不要和他一起來破壞它。

　　你曾經任性的丈夫很可能像個調皮的、後悔的男孩一樣乖乖地回到你的身邊。

　　因為許多男人跟一個不顧後果、調皮的男孩沒什麼差別。畢竟，他選擇你來結婚，把你當作他最好的“一半”，對不對？

　　如果這些寬容大度的方法失敗，我不會再勸阻你與他分道揚鑣。

　　這使我想起了為中情局工作時的另一個重要的觀點。我聽到許多信任我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的一些私人想法，或許他們認為我容易和他們溝通吧。我聽到許多關於性的坦率的想法。我相信情報局的緊張生活對夫妻之間的性生活有相當的不利影響。

　　至少許多私人談話可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

　　在這兒我談的不是那些每天工作不緊張的情報人員，這些人早上8 點30分上班，下午5 點鎖好報告和文件，然後下班，從不擔心回家途中會有人跟蹤。

　　我要講的是那些每天24小時保持警惕的情報官員。

　　我發現這些情報官員中有相當比例的人患有陽萎，這可能是暫時性的，但有時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比如半年或更長時間。其中有些人正確或不正確地認為放縱自己是較好的解決辦法，因此他們極積尋求婚姻之外的解決辦法。

　　一個新的性夥伴可能會有一定的作用，但也可能沒有絲毫效果。對“陽萎”也沒必要大驚小怪，並由此進一步毀掉自己的事業和家庭。

　　中情局曾提防其雇員被訛詐的可能性，那的確是很可怕的。

　　中情局被認為對訛詐手法也有極為專門的知識。

　　請允許我和大家分享我對訛詐的個人知識。

　　訛詐並不時有發生，但如果一旦發生，怎樣來對付它呢？

　　首先，不要猶豫，也不要害怕。對你來說，天還沒有塌下來。只是不要採取錯誤的對抗措施。

　　迅速和上司、保密人員、有豐富經驗的朋友以及可以採取措施的任何人取得聯繫。要知道，訛詐只是在秘密還沒有公開時才有效。中情局或其他任何主管當局應該能找到一個審慎的解決辦法，至少比你私下和訛詐者打交道要好。

　　30多年前，我聽說有一組中情局情報員和攝影師突然闖入，照相機閃光燈叭叭作響，手持 16 毫米相機，拍下那個難對付的“目標”與一名婦女鬼混的場面（當時沒有電視錄影機）。對赤身裸體——可能狼狽不堪——的“目標”，我們臉色嚴峻的官員威脅地說：“跟我們合作，否則……”

　　考慮到目標的外交身份和他們國家嚴厲的制度，中情局官員認為他們大功告成，肯定可將瞭解敵對政府大量秘密的這個人為己所用，一次良好的合作即將開始。

　　令他們目瞪口呆的是，第二天，那位在突襲中被捉的“目標”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回國的飛機，興高采烈地向前來機場送行的大使館高官們揮手致意。想像一下我們的情報人員張著大嘴、傻乎乎發呆的樣子吧。

　　我們不知道故事的結尾。但我們仍然可從中得出這樣的教訓：即便是在最佳條件下，訛詐也不一定有效。

　　我知道，中情局現在如果不是完全沒有，但至少已極少使用訛詐這一手法。沒有必要只考慮在道德上的顧忌，更多地應考慮到與國家事務有關的實際情況。

　　由於知道這個規則，後來當上司錯誤地指責我“從事訛詐”時，我因此大怒懊惱，因為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對此我將在下面仔細描述。

　　因為以上提到的原因，我從不幹訛詐這樣的事。法律上的差別姑且不論，如果訛詐真有效的話，我或許去試著幹了。在情報工作中，正如我們所知，有時如果你僥倖成功的話，那麼就只看結果，不管手段如何了。畢竟，偷竊是情報收集的基本方法之一。

　　我要做的最接近恐嚇的就是我稱之為“邏輯規勸”、沒有那種高聲大氣的恐嚇。

　　對情況的平靜解釋正如在棋盤上分析戰爭形勢一樣，需通過凝視和沉默來加強效果。

　　這往往非常有效c 你或許會問，這與訛詐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不要明確地說出要暴露你所掌握的對手的什麼樣的秘密。隊對手的觀點來看，可能你隱含著什麼。你不要以任何方式暗示因為他的什麼不端行為將會毀了他的生活。讓他自己去解釋。去擔心好了，你不要以任何方式去暗示或建議什麼你只要暗示或提醒他你知道他不可告人的秘密就行。

　　第二，你保持沉默，讓對手之作出選擇。你不要要求他或對他施加影響迫使他屈從。絕對不能和他談什麼交換條件，絕對不能。如果他堅持要知道“怎樣做道德仁是正確的事”，你只可以概括地說一下你的“主觀意見”。當然，你要全心全意地鼓勵他可能採取的任何道德上是上確的行動。

　　是詭辯嗎？也許。按外行話來說，這可以說成是“修補籬笆”、“悔誤之舉”

　　或“付錢給該死的債鬼”。

　　就我個人而言，訛詐一個真正的罪犯，看他在恐懼和焦慮中倍受煎熬，我不會有任何於心不忍的感覺。坦率地說，這讓我感到高興。壞蛋畢競值得這樣的懲罰。

　　要是他不幹壞事，他就不會害怕，對吧Z 在間諜活動中，我們進行的是一場遊戲，一場戰爭遊戲。戰爭是殘酷的、無情的。一個人必須為他在戰爭中所犯的錯誤付出代價。我們都知道並能接受這樣的法則。關鍵是我們要用最小的代價或傷亡獲得真正的勝利。訛詐並不能保證會取得成功。

　　有個關於有名的花花公子式的國家元首的故事說：一個“友好”的政府展示了一些他與女人們狂歡的有關他名譽的照片。他高興地說：“這些照片真可愛，我想要一些這樣和那樣的副本……”

　　本想訛詐，卻反而幫了那位國家元首的忙。

　　我妻子有次突然取笑我說：“當心，不要讓人拍到有損尊嚴的姿式。”

　　對此，我通常回答說：“別擔心，我總是表現得很有尊嚴。”

　　我還有一個性格很獨特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一個同事，當時正值中年。他已為中情局工作了許多年，但其妻卻對此事一無所知，她還以為他只是在為一家美國公司工作而已。

　　我知道他不喝酒也不近女色。我問他：“你是怎樣對你妻子和長大的女兒守口如瓶這麼長時間的？你怎樣對她們解釋不分白天黑夜所做的古怪的工作或經常離家不歸的原因的？”

　　他的解釋很簡單：他妻子完全相信他。因此無論他離家去以作掩護的公司或去華盛頓總部，都不會和家人發生什麼爭吵。他不需要向家人做過多的解釋和說明。

　　他認為沒必要讓家人陷人麻煩。由此可見，信任是關鍵。不需要讓對方知道的問題幾乎從不告訴對方。他認為妻子知道得太多並非好事。

　　然而，這種情況後來也使中情局大為頭疼，我朋友患了肝癌，在6 個月內就去世了。但他不曾向家人告訴他是中情局官員，他在中情局有壽險，而其家人對此竟一無所知。

　　而且他和他用作掩護的公司也有一種名義上（虛假的）壽險合約。失去丈夫的妻子自然想到向他生前所在的公司獲得“實際上不存在”壽險賠償，而真正要做出理賠的是與他簽約的中情局。

　　負責處理此事的一位官員告訴我說：“這位寡婦得到一大筆意想不到的保險金，她怎麼也弄不明白為什麼，但我們也不能告訴她真相。”值得慶倖的是，至少她得到了一些補償。

　　這次事件之後，中情局發佈了一條新規定：情報員的家庭成員中至少要有一名嫡系親屬知道他與中情局的關係。

　　對我妻子來說最困難的事就是當別人問起他丈夫某個晚上在幹什麼或在什麼地方時，她卻一點都不知道。

　　我們結婚初期在東京生活時，這並不算什麼大問題。但當一個美國朋友在紐約問我妻子時卻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對一個美國妻子來說，不知道丈夫晚上在哪兒就意味著其婚姻要麼有麻煩，要麼丈夫在四處遊蕩對妻子不聞不問。

　　因此原因，從我們一開始在紐約生活時，我妻子就遠離社交圈，因此她的英文水準提高不大。因我是一名非官方掩護的間諜，所以我們很少有關係極為密切的美國朋友。我們大多數朋友都是日本人。日本妻子對不知道其丈夫晚蔔到底在幹什麼都習以為常。“我不知道”幾乎是一種專門的足以應付詢問的答復。

　　對大多數男人來說，吃飯和性是他們最重要的兩件事。（事實上，相當部分人的職業與這兩種本能的生物需求有關）。為滿足這兩種基本需求，以某種方式拼命賺錢，是一個人不得不時時刻刻考慮的事情。但光有錢還不能滿足所有需求，尤其是性。因此，對情報官來說，知道如何得到一個“願意”和他有性交往的女人是一個不公開的但卻是真實的職業需求。事實上，為“目標”介紹（使用“提供”或“拉皮條”等詞聽起來太猥瑣了）一個女人比給他錢更能迎合他。使用這種“常規療法”可以達到各種目的。

　　我對此認識很深，如果必要，我會試著準備一些“自覺自願”的女人，以便可隨時派上用場。儘管我自己實際上從沒有用到這種方法，但在美國我還是能介紹幾個來自某著名學府、漂亮、打扮人時。舉止優雅的女學生。

　　我有個特工，他對以前一位情報官在某個晚上介紹給他的一個金髮學生一直念念不忘。每當談起此事，就好像這是他一生中最為珍貴的經歷一樣。自然，他一直纏住我，要我為他再提供一個“金髮學生”。

　　當然，介紹認識女性夥伴對目標或特工都沒有什麼限制。高官和有影響的人對此亦同樣持欣賞態度，這是個全世界都認同的事實。

　　為此原因，在瞭解了很多地方之後，我在紐約某處找到了一個地方，這是曼哈頓中區的一個真正時尚的妓院。

　　和一個同事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樣，我喜歡這種方式．因為這對行動十分有用。

　　我尤其喜歡碰巧是來自西印度群島的、漂亮的黑皮膚女人、我的同事也將黑皮膚女人作為首選目標。像往常一樣，我對她非常友好並很快與其進行了相互信賴的交談、我對她有許多聯合國外交官的顧客並不感到吃驚。

　　在日本，為培養某些“目標”，我到過幾個非一般人可以出人的高級按摩室，這些場所是專門用來迎合電影明星和相撲高手以及那此怕因醜聞而退出公眾場合的顧客。這些按摩室非常昂貴，而且非常謹慎。其中擺設令人眼花綻亂，有些裝飾十分時髦，有些是後宮武士或信佛的尼姑的肖像。按摩室中的年輕女人絕對漂亮，乾淨，有禮而且健康。她們的服務還用說嗎？

　　我和一個同事在秘密接頭時提起這些豪華的按摩室，他對此相當瞭解而且還去過按摩室。所以當我說：“她用香皂把我全身每一處都洗擦了一遍，我的意思是說下巴以下全身的任何地方。”他對此並不覺得吃驚。

　　我親愛的同事十分狡猾地問：“那又如何？”

　　“就像雜技演員用她的陰毛刷遍你身體的每一個部位。”

　　我在總部工作過一年，在此期間，我對一個朋友談起此事。不久，他得到一個去日本作臨時外派旅行的機會。自然地，他問我在哪兒可以找到這樣的地方。我十分樂意地寫下了這間按摩室的名字，畫了地圖，告訴了那些女孩的名字，甚至告之他在日本應找哪種計程車司機。

　　我朋友回來後，我問他在那兒玩得怎樣，他回答說：“我太喜歡那地方了，我擔心我老婆發現你畫給我的地圖等，所以我將這些東西放在總部保險箱裏，而我忘了將它們帶出來。”

　　與在國外或在軍隊任職一樣，對中情局的情報官員的妻子們來說，一個非常頭疼的事就是不停地搬家。而搬家對沒有官方身份的間諜們來說尤其討厭，因為他們沒有在國外可以利用的大使館或軍事基地，也沒有固定的居住區。特別不能使用前任騰出的居所，因為要儘量避免在非官方掩護的間諜之間有任何可能的聯繫。他們必須自己找地方，並得到情報站的許可。

　　再到一個地方作一次旅行要2 年以後，但視情況可以縮短時間。如果要想使調動做得更有技巧些，在回到同一個城市之前，在別處作了短期駐留。有些情報員需在一個城市呆5 年多，有些要斷斷續續地呆上10年之久。

　　這通常是因為情報員對這個國家、其語言和人民已十分熟悉，有助於他更好地開展工作。然而，假設一個情報員平均每2 －3 年搬一次家，加上在真正住下來之前的一些諸如汽車旅館的臨時住所。這意味著妻子將獨自承擔幾乎所有家務事，因為情報員本人必須在到達後不久就開始執行任務，有時他還身在別處。

　　就我而言，我在22年裏搬了14次家，其中10次是實打實地搬家。我和搬家公司商討事情，而在到了一個新居後，我妻子和子要做大部分工作。如擺放傢俱，清潔房間並將所有東西放好等。在我們真正能邀請客人到我們乾乾淨淨、井井有條的家中吃飯時起碼要花上3 個月時間。

　　我們的情況相對來說還算好的，我知道有一家在20年裏搬了20次家！

　　儘管局裏支負除了搬家保險費和工人的小費外所有的開支，但在搬家過程中仍有一些可見或不可見的損失。如搬錯了東西，打破、損壞了東西或丟失一些傢俱，或丟失棒球卡（對我們的兒子來說是無價之寶），遺留在美國的已生銹的手槍（我的心愛之物），已經丟失的但沒有注意到的東西等等。

　　作為一名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員，在國外，如果你在草草指定的地區和由中情局支付的規定房租價格之間有選擇的自由的話，選擇原則應與職業房產經紀人的相同，即：位置，位置，還是位置。

　　你應該選擇一個交通、工作、學校、郵局、醫院、雜貨店等都方便的地方。然後考慮諸如鄰居、景色和安靜與否等條件。

　　這些聽起來很奇怪，但至少它是很實用的。如果你對工作和職業很認真，你還應該仔細考慮哪些是你應最優先考慮的事。位置可影響你的機動性、心理狀態、進取精神等，而這些反過來將影響你的工作表現。

　　我不同意一些情報員將住所選在“可愛而寧靜”的郊區的觀點，因為這會使你要花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你開展工作的地方。只要簡單地算一算，你就知道，你一天只過了22個小時，而不是24小時，也就是一年中只過了329 天或者說是12年中你只過了＊年。

　　如果那個地方是安全的或者你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長一些，噪音和環境就不算什麼。當然，這可能會為你的家庭帶來一些不便。但有中情局非常大方的津貼，你不可能住在類似貧民窟那樣的地方。只要不是住在城市中那些與你格格不人的地區就行，因為這些地區往往犯罪率較高。有些國家，這樣的地方還可能會受到恐怖分子的攻擊。我相信一點，就是，要有個能和睦相處的鄰居。

　　我認識一個情報官，他選擇住在政府辦公地、官邸和受到嚴密保護的政府要人中間。這不僅給家庭日常生活或閑來散步帶來不便，而且這些地方經常是群眾遊行集會，裝甲車，大炮，突擊和空襲的首要目標。你很容易碰到政變或反叛等的事件。

　　位置和安全性絕對是應優先考慮的事。如果可能的話，你最好先去諮詢一下保險公司或以前曾在那兒生活過的同事，選一個犯罪和恐怖分子較少的地方。

　　我自己曾經在羅馬住過，當時羅馬是個不太平的地方，犯罪和恐怖分子十分猖撅。但我發現那時還算安全，這只算是我的運氣好而已。

　　縱使是在羅馬，有兩次我們都親眼看見在我們所住的地方有持手槍和手提機關槍的安全人員在實施逮捕行動。行動進行得十分平靜，我甚至一點都沒意識到。每次都是妻子拉我的手臂，我才注意到我旁邊的人正持槍瞄準“嫌疑犯”。

　　後來，我們住的大樓曾受到憲兵一天24小時的武裝保衛，那是後話。

　　我總是單獨決定選擇我們的居所，常常事先都不與妻子商量。我們不喜歡單住，一般都是住在公寓裏。我隨身總是帶著指南針、地圖和前面提到的所需的各種居住條件的清單。在作出決定之前，我會從光線到飛機噪音對那個地方進行仔細地研究，經常在白天和夜晚去查探情況。我不怎麼考慮室內情況（部分原因是對此我們沒有太多的選擇餘地）。我知道妻子最想要的是什麼，所以我尤其注意廚房設備和佈置，有時甚至要測試一下廚房的風扇。

　　只有一次在羅馬，我愚蠢地實施了所謂的“家庭民主”：和妻子商量。自然，我們發生了不可避免的爭執。我妻子希望去著名的帕裏奧利山地區居住。對此我非常惱怒，我問她：“你真的希望在深夜，可能天又在下雨的情況下，在鋪著光滑的鵝卵石和佈滿狗糞的山上街道上我走得更快些嗎？你想我滑倒在地，一頭撞死，然後你為我清掃粘滿狗糞的屍體嗎？還有個小問題，在這樣的街道上，停車場不可能很近。請可憐可憐那些可能和我有同樣遭遇的客人吧。”

　　最後還是我贏了。我們在羅馬一個可愛的小花園前住下來。妻子非常滿意，在羅馬期間她一直都過得很開心。

　　順便提一句，這個地方離尼碌皇帝墓很近，大約只有一英里左右。當時臭名昭著的皇帝一般都葬在遠離羅馬的郊區，由於城市的擴大，才使得荒涼的郊區成為繁華的居民區。

　　在像羅馬這樣的城市，偷竊是非常普遍的。一個高明的門衛就顯得十分偉大。

　　感謝我們的門衛夫婦，我們所住的大樓在22年裏，包括我們住在那兒的4 年裏，從沒有發生一起失竊案。然而，門衛的警惕性意味著我白天和夜晚的活動也受到監視。

　　這對我們這些非官方掩護的間諜，在非正常時間穿著不同的衣服外出十分不便。

　　在國外為中情局工作所遇到的一個主要問題是，你要使你的小孩從一種教育制度轉到另一種教育制度。教育體制的不同可以通過進人美國人的學校或國際學校來得到補償。但是，因為你是非官方掩護的間諜，你就沒有機會和其他有官方身份掩護的間諜或真正的美國大使館官員進行正常的交往。你的孩子就可能沒有機會和其他的美國孩子交朋友。就我而言，因為大都把我們當作亞洲人而不是美國人，因此，一般說來，我們與美國人交往得不多。

　　更為重要的是，每2 －3 年一次的搬家，孩子就不可能與其他孩子從小發展成長期的友誼。這種生活方式對我兒於的影響使我很難過。他小時候的好朋友都離他很遠，或者中斷了聯繫。他現在的好朋友都是在我退休並定居下來後才遇到並結識的。

　　我們的兒於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孤獨大概一直是他最困難的體驗。我們當父母的盡力去做他的朋友，但這當然不太合適。兒子養成了獨自學習和玩耍的習慣，對一個孩子來說，他遠遠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東西。

　　你在國外生活，縱使你也是一名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官。如果與你的朋友和鄰居分別，基於同樣的原因，你亦會覺得孤獨。因為在經過一兩次旅行之後，很可能你再也不會見到他們了。在非官方掩護的情報人員中，有多少朋友我能再見到他們？

　　非常非常少。

　　在你安全回到美國之前，由於對職業的考慮和關注勝過你和同事之間的友誼，因此，在國外，彼此之間也不會與你有正常的交往。就是在美國國內，非官方掩護的情報員朋友遍佈全國，除非你們碰巧都在華盛頓區或同一時間在同一城市，否則聚在一起是十分困難的。

　　到一個你不熟悉的國家之前，要像一般的旅遊者一樣，帶上大量可以防止你平時易患的病的藥品。有些國家可能沒有這樣的藥品，即使有，其價格也會高得離譜。

　　在日本，我就買不到在美國隨處可見的普通抗酸劑。同樣的藥品，在日本就需要處方，而且價格要高5 倍多。

　　如果可能的話，在出國之前，要從你的醫生那兒得到你要去的地方的醫生、牙醫或專家的名字。這為我到羅馬執行任務少了許多麻煩，節省了大量金錢。對孩子來說，沒有醫療保險的牙齒護理，在哪兒都會相當昂貴。

　　不管是否有官方掩護的中情局人員的妻子，和一般外交人員的妻子一樣，肯定都會將烹調作為社交活動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因為職業要求，我妻子經常要準備主餐。當然，只有用我的真名時才這樣。

　　我深深地感謝我的妻子和子的烹調技術，而且只要我稍稍叮囑一下，她就會很樂意地應我所求，馬上著手張羅。

　　數年來，我們邀請了眾多的客人，甚至20年前，她就因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國菜而得到中國外交官和記者的讚賞。常常在談到中國烹調時，她還能進行一些粗略的評論。

　　現在，和子已收集了30多本烹凋書和20多本厚厚的可供選擇的菜譜。每次她都要詳細地記下主餐的菜譜和客人的愛好，這已成了她的習慣。許多中國人都建議她去開烹調課或開家中國餐館。

　　炒菜，烘烤或開三明治宴會等是非常有用的技術，這可使你的生活更加愉悅，同時亦可使你丈夫更好地工作。真是一箭雙雕。

　　和其他技巧一樣，社交也是非常需要的，它可以通過實踐和訓練來提高，和子對此瞭解不多。豐富的經歷，加上你的幽默和一些適當的玩笑，你在任何聚會上都會過得很開心。

　　如果你有運動、植樹養花或參觀博物館等方面的愛好，這也是在國外結交朋友的好力、法。

　　許多妻子擁有工作，這可在多方面改善你的生活。在國外，整天呆在家中會產生厭煩感。我相信每個人，無論男人或女人，不管他或她在什麼地方，都應該做他或她最擅長或最願意做的工作。

　　巧的是，我妻子和子在她的生活中實際上從沒有出去工作賺過一分錢。（最近她做了一天陪審員工作並賺了15美元，她認為這非常偉大，並非常驕傲地送給了她妹妹。）和子在婚後一直都充當家庭主婦。對此我從沒有抱怨過，相反，我對她所起的作用十分滿意。

　　可以說，和子對我們家庭所做的和付出的也是一種工作，一種不是一般薪水所能替代的工作。因此和子生活得很幸福，而且在其努力中不斷遇到挑戰。

　　在這裏，我只能描述我們所做的一些與其它家庭不同的事。

　　大多數家庭喜歡外出進餐。而我們經常在家裏吃飯。這可節約不少開銷，和子可以為我們做各種口味的食品：中國的，義大利的（我們兒子愛好的），美國的，有時是日本的或法國的食品。她現在對我的肉、蛋、油、脂肪、膽固醇和糖的攝人量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凡是中國美食家認為精美食物必不可少的成份，她都限制。

　　從她年輕時開始，她就一直通過鍛煉來減肥，但常常並不成功，直到現在才有成效。和我朋友對其妻子的態度相反，我從不要求和子減肥。其實她根本不胖，但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她想變得“苗條”些。由於現在她每天積極鍛煉，因此她成了一個非常健康的女人，倒使她的丈夫顯得有些老態和懶惰，有時看來像受到苛待的人了。

　　在我退休之後，她對醫院、家庭護理和慈善事業的自願工作顯得非常積極。

　　我想，如果和子有份工作，那麼我就可有些額外的收人可用。然而我敢肯定我不會像現在這樣幸福。我們的兒子也肯定願意他母親呆在家裏而不是出去工作、作為一個學生，他請朋友來家裏吃飯，受到母親那充滿愛心的烹調和食品的款待，我們的兒子從中得到了巨大的滿足。

　　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非常精明的購物者，我常常從我熟悉的賣家那兒以較大的折扣價得到非常好的東西，並因此省了不少錢，尤其是我們住在羅馬時。與其他家庭中有較多人賺錢相比，這也是對我家庭收入較少的一種補償方式吧。

　　我們也常常收集一些瓷器、銀器和水晶器等，很多情況下我們都用到它們。

　　不管是在執行國內任務還是國外任務，我都相信，孩子都需要更多的來自他們父母的關。乙和照顧。對一個中情局情報官來說，當他或她努力工作，不停地忙碌或頻繁地旅行時，這往往非常困難但絕對是應明智地加以解決的問題。

　　我也相信每個人都不相同，情報官和他們的配偶都必須自己為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最好的計畫。

　　我在這裏所描述的更多是如何避免失敗，而不是成功的秘訣。

　　再到日本

　　我對第二次日本之行計畫了很久，並且憧憬著以後五年快樂的生活。誰知一開始就出現了不祥之兆。

　　再一次作為一名極密‘情報官，我在紐約的一家規模雖小但信譽卓著的公司接受為期兩周的實際掩護工作的訓練。和藹、愛國的社長給了我一個副社長的頭銜。

　　準備這一新任務時，我不得不接受專家的指導，閱讀關於我自己和將要在東京開展的活動的檔。我發現總部和東京站為一個行動存在嚴重的分歧，而我被提名為這個行動的案官。

　　厚厚的檔中，大多數是往來電報，爭論一名在日本的特工的價值。這裏我稱這人為草見立夫，他被認為是一名“睿智”的中國事務專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結束了混亂的“文化大革命”。1976年的頭九個月裏，中國失去了三位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同時鄧小平第二次下臺。在這種情況下，中情局需要它的中國事務專家對中國的國內局勢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能夠從中國得到有價值情報的諜報員非常有用。

　　梅旦尼仍在華盛頓地區，他饒有趣味地注視著我對這項與草見立夫有關的新任務的反應。當時我提升到GS－13級，成為優越的“長期會員”和一名多面手時，梅旦尼則完全是一名“中國通”，他處於GS－13並且正向GS－14前進。中國通梅巴尼能講三種主要的中國方言，但他不講日語。他不是學者或分析家，也不是招募人員。

　　他先是中情局的語言專家，後來主要從事特工管理這種極密情報官的通常角色。

　　在這個極密情報官組裏，我在梅旦尼下麵工作。

　　我和家人匆匆抵達日本，正好趕得上和於父親的忌日，這對我們全家是一個重要而令人悲傷的日子。

　　經過站裏的“安全檢查”，同意我租下了一套高級雙層公寓。這裏離東京最大的國家公園（也是奧林匹克公園）代代木公園只有3 分鐘的路程。後來我兒子幾乎把那裏當成了我們的後院。

　　我不信教，也不迷信。但多年以來，我感覺自己雖然有點微弱、但可以明顯覺察到的能力——我稱之為先覺，憑此我能預感到快要發生的事情。我不能確切地說明，也不願談論它，因為這聽起來有些“怪異”。連我妻子也不全信。因為它們常常變成現實，所以我不能否認我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