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办公打字用啥键盘好:何绍基《临争座位帖册》、行楷书册《班固·答宾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5: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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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绍基有关史实考（三则）
一、何绍基究竟兄弟几人？
何绍基兄弟皆富文艺，除绍基工书为艺林所熟知外，绍业擅画，绍祺、绍京亦皆工书，因而何绍基的艺术成长与家庭环境有着莫大关系，可见对于其兄弟人数的考辨也并非全属题外之谈。此前，学界对于何绍基兄弟的人数并不存有疑议，因为，据何绍基撰《先考文安公墓志》云：公生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巳时，年六十有九，配廖夫人。子四：绍基，翰林院编修。绍业，四品荫生，候选县主薄，出嗣伯父，先卒。绍祺、绍京，皆举人。
又所撰《先考文安公墓表》亦云：子绍基，翰林院编修。绍业，四品荫生，候选县主薄，出嗣伯父健园公，先殁。绍祺、绍京皆举人。
再如，何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表》云：子绍基，翰林院编修。绍业，荫生，候选县主簿，出嗣伯父，先卒。绍祺，举人，云南广通县知县，江苏候补同知。绍京，举人，候选知州。
可见，何绍基兄弟为四人，长幼依次为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其中绍基、绍业又为孪生。必须注意到，来源于何绍基为父母所撰墓志、墓表这种家族谱系式之叙述应最为可信，与寻常诗文集乃至笔记、野史自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何氏兄弟人数的质疑最初是由梅墨生先生提出的，梅先生曾在《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之年表及附注中，及《何绍基数题－－〈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编辑札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梅先生一方面同样注意到了上述碑志材料，故而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见，何绍基兄弟为四人：
长兄 绍基 子贞
二弟 绍业 子毅（孪生）
三弟 绍祺 子敬
四弟 绍京 子愚
但随即又据何绍基所撰《陈恭人行略》等材料，指出：
但《陈恭人行略》有：“辛酉春，绍基与五弟绍京相继归”语，《诗钞》卷二有《三弟子朴以高句丽苔笺作朱丝册，索王鲁之书，蒙赐诗题赏，语极伟丽，辄和其韵》诗，是以“子朴”为三弟，以“绍京”为五弟了，那么究竟“三弟子朴”为谁？是否真有其人？如真有其人，名不见载。果如是则“绍祺”当为“四弟”，而“绍京”为“五弟”方能成立。……《诗钞》卷十三“戊申己酉”有作于五十一岁之《寄黄香铁，时由学官迁翰林典簿》诗，中有句谓“兼哭子毅同乳弟，一夜惨淡神魂悲。”似绍基确有一乳弟（小弟）亦与二弟子毅（绍业）先后亡故。根据这些零散材料不妨再列一弟兄表：
长兄 绍基 子贞
二弟 绍业 子毅（孪生）
三弟 （失名）子朴
四弟 绍祺 子敬
五弟 绍京 子愚
但这显然与《先考文安公墓志》、《先妣廖夫人墓表》不一致。……是否何绍基撰有关父母墓表时遗漏此一兄弟？似不可能。那么，“三弟子朴”与“五弟绍京”之说似又非尽出笔误、刊误。在无新证据之前，只能推测，他可能确有一个“三弟子朴”，年纪甚幼便夭折了，故后来之撰述均不及之。因为“兼哭子毅同乳弟”句显然说明，他是有一乳弟夭亡了。至于此乳弟是否排行为三即“子朴”者，抑或是排行为四，而绍祺（子敬）为三，实不得知。《诗钞》中未再出现过“子朴”，而出现过的一次，已能“以高句丽苔笺作朱丝册，索王鲁之书”，似已相当晓世事了，年岁当不至于过幼。诸材料绝数出何绍基手，而此中出入，令人生疑。
梅先生对于何氏相关史料的阅读是极为细心的，否则也不会生此疑窦，而如此质疑一经提出后，内地学界未见回应，唯有台湾学者何孟侯先生在其学位论文《何绍基及其书法之研究》中续有探讨，何孟侯先生注意到了何绍基于咸丰二年出任四川学政前，在咸丰帝召见时的对答：
咸丰帝问：“尔于今有几个兄弟？”何绍基回答：“臣今尚有两个兄弟。”又问：“自然都是做官的了？”答曰：“一个在江苏候补同知，一个现在京城。”显然两个兄弟即指绍祺及绍京二人。接续以上，皇帝再问：“尔还有兄弟呢？”何绍基则答：“臣有弟二个，兄弟早已过去了。”这样的回答，虽然有点语焉不详，但似可解作，除健在的绍祺、绍京两弟外，另有二个己经过世的弟弟，如此一来，何氏一门共兄弟五人，似又可成立。
上述对话引自何绍基之日记，何孟侯先生据上述对答，设定何绍基此时已有两个已经过世的弟弟，从而使梅氏关于何绍基兄弟五人之假设得以成立。其实，何孟侯先生误读了何绍基日记中“臣有弟二个兄弟早已过去了”一语，此处“弟二个”之“弟”当作“第”解，故绍基之意，实指二弟绍业过世多年，非两弟皆已去世之谓。
梅、何两先生之观点提出后，迄今已有十年，然而应者廖廖。
笔者认为，何绍基兄弟实止四人。
首先，已知的何氏兄弟依次为：长兄何绍基，生于嘉庆四年十二月五日，仲弟何绍业，生于嘉庆四年十二月五日，为绍基孪生之弟⑩，三弟绍祺，生于嘉庆六年十月十七日，四弟绍京，生于嘉庆十四年六月十二日。此四兄弟中，以二弟何绍业为去世最早，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 。
那么，是否早在嘉庆年间，除此四人外，另有“三弟子朴”呢？笔者认为并无可能。因为，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中，《三弟子朴以高句丽苔笺作朱丝册索王鲁之书蒙赐诗题赏语极伟丽辄和其韵》一诗，作于嘉庆二十五年，而次年（即道光元年）所作《嘉鱼阻风》诗云：颇忆年年此时日，昆季四子据晓窗。竞读奇文逞寒快，笑破斗室无幽。
同年《得家书》诗亦云：孝友如坡老，平生一子由。嗟余四昆季，得似古人不。
何绍基上述两首缅怀四兄弟历年家居生活的诗歌，既作于道光元年，在时间上推断，显然已将去年尚在世的“三弟子朴”也计入兄弟之数，也即迄于道光元年为止，何绍基认定的兄弟人数止为四人，所以何绍基兄弟五人之说并不成立，然而此后在何绍基所有文字资料中未再提及“子朴”，亦从无有关悼亡、碑铭之作存集，所以唯有一种可能：三弟子朴即为绍祺，证据如下：道光年间，何绍基代父何凌汉所作《黔阳县教谕陈文亭先生墓表》云：先生讳学奎字文亭，世为道州人……孙女五人，其一为余三子绍闻室。
而何绍基同治十年所撰《陈恭人行略》则云：恭人陈氏……祖学奎字文亭，黔阳县学训导……先文安公充嘉庆辛酉科拔贡生，是年三弟绍祺始生。次年朝考一等授吏部小京官，文亭公以岁贡生应北闱乡试，与先公同砚席，恭人以庚申岁生，遂缔姻焉。道光元年辛巳，绍基偕三弟归应湖南乡试，始完姻于道州东门外之探花第。
根据上引文字，娶陈学奎孙女者皆为何凌汉三子，唯两文相距近三十年，前文之“三子绍闻”成了后文之“三弟绍祺”，据此可以推定，何凌汉第三子初名“绍闻”后改名“绍祺”，经查，何绍祺乡试履历载：何绍祺。原名绍闻，字子敬，号辛甫，行三。
虽仅记述其原用名，但既然“行三”，可见何绍祺与“三弟子朴”实即一人，盖何绍祺子敬不但有原用名“绍闻”，还有原用字“子朴”。
何绍基兄弟人数、名字既已明瞭，其它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比如，梅先生所质疑的绍京为五弟的问题，其实依照旧时习俗，亲人称呼家庭成员内排行第四之人多以行五视之，因为“四”字之音谐“死”，故亦可视作称谓中忌讳之例，今日民间尚多沿此习。
又如“兼哭子毅同乳弟”的问题，梅先生亦误读了何绍基之诗。何氏《寄黄香铁时由学官迁翰林典簿》一诗作于道光二十九年，诗中云：……挑灯急读别后诗，有吾先公之挽词。兼哭子毅同乳弟，一夜惨淡神魂悲。
其实诗中所谓“同乳弟”，正是指子毅何绍业，并非别有一弟，因何绍业与绍基孪生，故谓同乳弟。何绍基《仲弟子毅哀辞》有云：“同乳孪生，世乃稀有”、“同乳兄弟，从今孑然。” 而所谓兼哭云云，乃指黄氏诗集中除哭何凌汉之作外又有哭何绍业之篇，并非若梅氏所谓兼哭另一同乳弟。何绍业、何凌汉相继卒于道光十九年冬、二十年春，今检黄钊《读白华草堂诗初集》，道光二十年作有《余自出国门其明年即闻鹤田凶问今岁夏秋叠得四农子毅噩耗临风一痛几于哭不成声率成二诗以志哀感》、《赠太子少保户部尚书座主何文安公挽诗》，正与何绍基“有吾先公之挽词”、“兼哭子毅同乳弟”之语相符，然而黄钊诗集中并无伤悼其他何氏兄弟之诗作。
当然，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最终确定的何绍基四兄弟之数目，系指以何绍基为首，且已涉人世，有一定人生经历之何氏昆季，若以何母廖夫人之生子数目计，则确有五子，据何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志》云：初生男震儒不育，嗣孪生绍基、绍业。
然此男既“不育”，当与索人作书之“三弟子朴”亦无涉，且生于何绍基之前，则显非绍基之弟，因无关乎何氏兄弟才艺、交游之过程，兹不论。
二、何绍基乙未归湘日记中之“陈东之”究竟为谁？
目前几种何绍基年谱（年表），在关于何绍基道光十五年（乙未）之叙事中，均引用了何氏此年归湘日记之资料，且均涉及了“陈东之”其人，并作了各自阐释。
首先是何书置先生，在《何绍基书论选·何绍基年谱》之道光十五年叙事云：“蝯叟乙未归湘日记一本，余以数十钱得于打鼓担上。蝯叟知之，索观甚急，后仍还余。余谓叟'王氏琼箫同行’一语，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松禅（翁同和）记。”（《何蝯叟日记》）“前日得家书，堂上下均平安，惟陈东之（芝）病殆不可救，今日作书，泪堕不可止也。”（同上）王琼箫、陈东芝为何氏之妾。
另外，在《何绍基墨迹》中亦附录何书置先生所撰《何绍基年谱》，于本年叙事中谓：绍基再度纳妾王氏琼箫，原已纳妾陈氏东芝。（见《何蝯叟乙未归湘日记》）梅墨生先生复于《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何绍基年表》道光十五年叙事之注释中云：蝯叟《乙未归湘日记》后，有翁松禅跋语一段，云：“蝯叟《乙未归湘日记》一本……余谓叟'王氏琼箫同行’一语，何遽涂去耶？叟亦大笑。松禅记。”……又《日记》中云：“前日得家书，堂上下均平安，惟陈东之（芝）病殆不可救，今日作书，泪堕不可止也。”陈、王均何绍基之妾也。
崔伟先生在《中国书法家全集·何绍基·何绍基年表》中云：纳妾王氏琼箫，原已纳妾陈氏东芝（《何蝯叟乙未归湘日记》）此年何绍基纳妾王琼箫当无疑议，因为此年何氏北上归舟之日记中，尚有王琼箫学书之记载（十月初二、十一月初一日），然而此番纳妾是否如以上诸家所言，为第二次？日记中之“陈东之”究竟谓谁？各家均指为何氏此前已纳之妾陈氏东芝。尤其是，上引何书置、崔伟两先生之叙述，俨然为何氏日记中之自述，然而何氏日记手稿今藏上海图书馆，笔者曾遍检全文，并无此前已纳妾陈东芝之记载，且手稿亦作“陈东之”，以之曲为“陈东芝”解，亦殊难服人。且假若此妾“病殆不可救”，又焉得谓“堂上下均平安”？又何绍基道光十四年日记亦云：作弟一次家书，讬吴（唐）姓淮安人带去。又与陈东之一札。
既在家书之外另作一札，显见此“陈东之”并非何氏之妾。龙震球先生在《何绍基诗文集·何绍基年谱简编》中云：九月在长沙作《杂书绝句》九首，中有“买得雏姬当菊花”之句，疑于是年置妾。
假如龙先生意指何氏此年始纳妾，我觉得还是接近事实的。另外，何绍基之子何庆涵所撰《先府君墓表》云：“侧室王氏、王氏、陈氏” ，亦可知纳妾陈氏当为最晚，断非在道光十五年以前。所以，笔者同意何孟侯先生的提法，何先生指出：
何绍基于元配陶氏在世时有侧室王氏，陶氏卒后又纳王氏，陈氏两房。
何孟侯先生尚未论列何氏纳妾具体时间，经笔者考证，何氏除于道光十五年始纳妾王氏外，复于咸丰七年、同治十一年相继纳妾。
咸丰二年八月，何绍基被清政府委以四川学政，咸丰帝召见何绍基时，问以“尔有妾未有？”，绍基答曰“有一个妾” ，此妾即为王琼箫。咸丰七年，何绍基自济南赴京师小住，好友张祥河为其纳妾，何氏作有《诗舲少宰和诗有笑无姬侍伴残更之语昨日酒间复以相戏且欲赠婢叠韵奉谢》诗，盖何氏此行北上，妾王氏未曾同行，故有“笑无姬侍伴残更”之语。故而至咸丰十年，何绍基之家人先行离济南返湘，何氏日记中有“二妾、一女、一儿、一妇、四孙全行”之语。所谓二妾，一谓道光十五年所纳之妾王氏，一谓此次新纳之妾。
同治十一年，何氏在吴门，又纳一妾，据何氏友人方浚颐此年所作《五月朔得贞翁书感赋兼柬叔平》诗，注云“翁新纳姬人。”
何氏所纳三妾时间既已辨明，王琼箫为第一位妾亦无可疑，则此前已纳妾陈东芝之说自难成立。
上述诸家“陈东之”之“之”皆曲为“芝”解，其实何氏实有好友陈潮字东之，据杨亮所撰《陈东之家传》云：君讳潮，字东之，泰兴陈氏。生而颖异，立志果锐，学必精研而后止……游于京师，大兴徐星伯先生见而重之，延课其子，巨公争识其面，由此显名。当是时，都下有十二才子之目，而君实居其一，因得遍识瑰奇伟杰之士，所学益进。问音韵于吴伯盉先生，尽其蕴奥，爱唐李阳冰篆法，每晨起必作篆三百字。尤精于许氏《说文》，自二徐以及钱、段诸人之异同，无不研究。凡经史笺疏、诸子百家、诗古文辞，口诵手披，靡间寒暑。道光辛卯中顺天举人，会试不第。乙未卒于星伯先生家，年三十五……。
可见陈潮与何绍基于治学门径及书学之用功颇有相近之处，陈潮在京时寓学者徐松府，因而何绍基与徐松、陈潮、张穆、沈垚等学者时相过从。
而目前可考的何、陈两人交往的最早记录则在道光九年。龚自珍《重摹宋刻洛神赋九行跋尾》云：龚自珍云：王子敬《洛神赋》九行，百七十六字，用麻笺写……同者吴县顾莼、昌平王蕿龄、大兴徐松、侯官林则徐、泰兴陈潮、阳城张葆孚、邵阳魏源、道州何绍基、长乐梁逢辰、金坛于铿。道光九年，岁在己丑。
此外道光十二年何氏有诗《汪孟慈农部招同杨季子陈东之王□□游二闸》，题下注云：孟慈时以仓差于闸口行馆，奉母舟中，宴罢出纸，索季子、东之及余书甚畅。
《中国书法全集·清代名家三》收录有陈潮篆书轴，款署“子贞属陈潮” ，经考，与陈潮交游中人，字“子贞”者仅何绍基一人。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戴熙曾为何绍基作画数幅，中有《荒庭橘柚》一幅，戴熙跋云：前十载，子贞属画便面，为写此图，一面乃陈东之篆书释鸟，寻失去，子贞常惘惘。今为补写，惜乎东之归道山，篆书不可复得矣。
可见何绍基对陈潮之篆书赏爱有加，有人曾指出何氏篆书受陈潮影响，看来不为无因。此外，《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收录有一幅何绍基楷书《杭州杂诗轴》纸本，款署：子坚庚兄督书杭州诗，纸阁久矣，忽以十五刻竟之，东之所谓子贞一握笔惟恐纸不得完者也，请两正之，甲午暮春何绍基并记。
此跋作于道光十四年，可知此年何绍基与陈潮尚有往来。据《陈东之家传》，陈潮卒于道光十五年，虽不可考知具体月日，然与何氏乙未日记提及陈潮病重情形尚大致符合。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在何绍基所发起的顾亭林祠祭祀活动中，曾以亡友俞正燮、陈潮、沈垚、张际亮配祀 。
可见，以何、陈这样的深交，何氏日记中当不致将好友与自己所谓妾的名字如此混淆吧。以上诸家的曲解轻易抹煞了何绍基与陈东之这位英年早逝的同道的交往记录。
三、何绍基咸丰六年春的京师之行
何绍基于咸丰二年八月被咸丰帝委任四川学政，十一月抵蜀。咸丰五年四月，因缕陈时务十二事，被咸丰帝责以肆意妄言，由部议以私罪降调，九月去蜀入秦。十月至西安，并在西安度岁。咸丰六年正月初九，自西安出发东下，后又登华山、泰山，此年夏又至江苏兴化。
以上史实见诸何氏诗文集，故亦为近年几种何绍基年谱（年表）所采用。如龙震球先生在《何绍基诗文集·何绍基年谱简编》中云：正月初九日晓发西安，上元前出游华山，旋游泰山，宿绝顶。五月间至江苏兴化。
何书置先生于《何绍基墨迹·何绍基年谱》中云：正月初九日晓发西安游西岳华山然后东下，五月抵江苏兴化小住。
梅墨生先生在《中国书法全集·何绍基卷·何绍基年表》中云：正月初九日晓发西安，游华山登顶，有诗。
旋东下，游泰山宿顶。
值得注意的是，诸家对何绍基咸丰六年行踪的描述均为西安、华山、泰山、兴化数处，均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本年春何绍基自陕西东下后，曾北上京师作短暂逗留，此后方至泰山、兴化等地。故何氏所撰《跋石门颂拓本》即云：“丙辰（咸丰六年）入都小住即南游。”
此外，何氏今年诗集中亦并非全无线索，其《半城宿寄都中二首》（之二）云：峨眉秋爽佛光开，华顶春看大月来。一梦柧棱复东下，登封重上古皇台。
诗中“一梦柧棱”即指在京师小住，而关于此次京师之行更为具体的记述则见诸今年二月廿三日致陕西布政使司徒照一札：……侍自正月九日启程，二月十日抵都寓。中间登太华绝顶，在太原与应翁盘桓两日，得游晋祠，惟中条、太岳可望不可即耳。春明旧交云散，无复从前文酒之韵，止弟兄聚首，聊足开怀。然江南、豫省，军务纷如，迄无成算，都中人多语杂，耳根更无清净时，杞忧烦切增甚，无可如何也。秦中风气古朴，山川深远，在今尚为安静地……钱法竟惟京师为最坏……。
这次短暂的京师之行，之所以在何氏诗文中不曾留下太多痕迹，或许与何绍基内心的矛盾有关。
昔日何绍基经张芾保举，得咸丰帝赏识，未参加考差即授以四川学政，并且正是由京师起程，踏上万里征途，当年离京时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可想。然而事过境迁，如今失官而失意之何绍基再次踏上京师这片熟悉的土地时，京师的一切反而更易刺痛他敏感的神经。加之时局动荡，即便是身处京师，也徒增忧烦，遂复又黯然离去。所以，这段不为人知的京师之行，对何绍基而言，是一种不敢碰触的创痛感受，乃至于他不但不愿多在京师逗留，甚至于不愿多留下语言的蛛丝马迹。
同时，冷静之后的何绍基又未尝不对此次草率离京抱有悔意。如，约此年夏秋间致何绍京的家书云：……出门后四十日，不得见南北一字，雁行参池，可胜怀想，屡于县署见邸抄，知都中光景如常，且悔且慰，想寓中一切平安照昨也……。（案：约作于四月十日左右）……出都非计，悔想已迟，命该如此，尚复何说，好在身子结实，总有不晦气的时候……五月廿三，兄猿猿拜书子愚阅悉。到济南已廿日，北雁不来，十分悬念，不审都寓作何光景？……一俟南军报捷，即拟北上当差，或得仍住蓬莱，岂非佳事……悔春闱时不宜出都也……十九日，猿书。（案：约七月）……都寓诸儿之乐，思之亦是一大景，春间半月提携，无故闷怀不释，遂一成五月之别，可叹笑也……。（案：约八月）
这些信札依然流露了对仕宦及京都生活的留恋。可见，面对时局的动荡、生活的窘迫，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总难免这样的尴尬和无奈。一方面，目睹家、国命运的巨大转折，何绍基似乎已万念俱灰，表现了与功名、仕宦彻底告别的决绝。同时，内心深处仍对政治人生的急剧落幕心有不甘，对优裕的清贵生活仍耿耿于怀。所以何绍基虽然在诗文中对自身的这种境遇变化选择了隐默，却在与家人的信札中一吐为快。
可见，何绍基这次显得如此讳秘的京师之行，恰恰是何氏研究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细节，它的意义绝不仅仅隐藏了一段何氏行踪，更是何氏晚年人生及思想转折的一个重大事件。何绍基正是以此年为界，由早年之“切琢在道义”、“冀挽俗颓唐” ，步入了“我甘瓠落自颓放” 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