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乐会第三季:谈谈晚清新政中的几个问题

　　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可都难免给人非此即彼的感觉;其实历史没那么简单，晚清最后十年宪政改革也没有这么简单。1901—1911这十年清政府所进行的改革大约可以用“假亦真来真亦假”形容。满清皇室与清政府高层在真心为中国寻找出路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利益寻找保障和出路。在这里我们将简单梳理一下晚清十年改革历程，看看清政府是怎样进行这场真真假假的改革的。

　　1.满族皇室知道宪政改革的后果吗?

　　很多人认为晚清最后十年之所以慈禧与后来的载沣愿意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宪政改革可以保证“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永久确固”;可梳理史料，这种认识难免失之偏颇。不错，在慈禧以及载沣等满蒙贵族的许多发言里确实有许多关于宪政改革成果后可永保皇室地位的记录;可是这并不代表满蒙贵族们不知道宪政改革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来说，究竟代表着什么。

　　事实上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慈禧以及清王朝上层对立宪后所存在的危险是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比如日本法学博士中村进午就很明确的向清政府高层点出了立宪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作者说：“满人汉人之争阋，由来伙矣。立朝者，或欲因立宪以弭此争端，不知在他国所谓保守、进步主义之争，在清国议会，即成为满汉两种之争。满人若以为籍自己立宪之功，为能得亿兆之心，必有感戴讴歌之报，其愚遂不可及矣。选举之结果，议员之多数为汉人所占无疑，然则立宪之结果，于满人有何利益?诚不待智者而后决也。使满人之势力尚足以匹汉人，则犹可言，然其争亦适足以召清国分裂之祸。北美合众国之南北战争，所得之善果，岂清国所能梦见者乎?清国之力，尚不足以防内国之变，更何能抵抗列强分割之事乎?内顾之忧，外患之可乘也。”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以慈禧为代表清政府高层就如此伟大，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只是想说明一点，清政府上层在进行改革的时候是预计到了最坏结果的，而不是被“有心人”蒙在鼓里，稀里糊涂的进行的改革。事实上，正是因为对最坏结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慈溪到载沣无不强调改革首要目的是保全皇室，才会在最后搞出一个“皇族内阁”来。

　　2.清朝改革失败是因为改革太慢了吗?

　　许多人认为清朝之所以改革失败，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改革太慢所造成的。如果清政府能早一步改革，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在中国改良输给了革命，其责任全在清政府。这种看法也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确实太理想主义了。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真考察晚清十年的改革的话，得出的结论恰好相反，清政府的灭亡不在改革太慢，而在改革太快。

　　从以往世界各国改革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改革最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这里引用一段晚清民国史研究者雪珥先生的文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雪珥先生这段文字可谓一针见血的点出了清朝最后十年改革中两个大弊病其中之一：即盲目分权导致的分离主义倾向在中国大行其道。事实上即使是当时，看到这一点的人也是存在的，1909年的春夏之交，近代亚洲著名政治家，日本的伊藤博文便向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M.MacDonald)宣称：3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以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为标志，伊藤博文的预测误差只有两个月，准确度高达94.5%!

　　而更为重要的是，伊藤博文竟然精确地预测了这场政治雪崩的真正根源：中央权威丧失，“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各种政治势力在改革的名义下忙于争夺权势。而当时的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伊藤博文这番见解表示了赞同，他认为“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后，伊藤博文到访哈尔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他告诫大清官员，要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导权并控制节奏：“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此时贵国办理新政，外面极为安帖，一旦有意外不测，危险不可不防。”

　　当然晚清的权利下放除了改革因素以外，也是自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清政府允许各省设立卡收税后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借着清朝的改革，这一趋势得以加快。而清政府高层即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能否扭转权力不断向下流逝这一趋势也难说得很。

　　如果说中央权力的丧失责任不全在改革以及清政府高层的话，那么使士绅阶层(即当时中国主流阶层)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这一责任则全在清政府高层了。而与普通人想象的不同，士绅阶层与清政府的离心不在于清政府迟迟不召开国会，也不是因为搞皇族内阁，而是清政府做了一个万众期待，众口一词赞扬的改革——废除科举，停止捐官。从此士绅阶层与中央政府维持了上千年的羁绊被彻底斩断。

　　如果对比一下日本明治维新期间的藩政改革，可以看出同样是针对主流阶层动刀，日本要小心谨慎的多，而且相关的保障措施也得力的多。而清政府则显得莽撞了许多。至于废除科举制度造成的问题，我们会在以后的专题里详细为大家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而言之，清政府在最后十年改革中，在一片喝彩声中轻易的为自己树立了两个异常强大的敌人：权力日益扩大的地方政府以及废除科举后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的士绅阶层。至于底层民众与革命党，前者从来都不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彻彻底底的围观群众;后者嘛，他们更大的作用在于传播民族主义。

　　3.晚清改革究竟是加深的压迫还是减轻了束缚?

　　对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引用著名晚清民国史研究者金满楼先生的一段文字回答：张朋园先生曾引美国学者的观点说，“一个革命运动的发生，不在专制统治的败坏或者压迫到了极点的时候，而反是统治者措意改善，压迫已经减轻、政治趋向开明之后”。此所谓，“高压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构成不满;痛苦愈是加深，愈无反抗的余地”。

　　这个判断形容晚清的最后十年可谓十分贴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真实。

　　其实不只是晚清如是，法国大革命也如是：“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经济越是繁荣，旧制度消失得就越快;政治自由程度越高的区域，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也就越积极。他认为，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他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最简单一个例子：1910年摄政王载沣接见由士绅组成的请愿代表，并在颁布的上谕中应允“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也就是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由9年改为5年，预备宣统五年(1913年)开设议院，并预备组织内阁。这种让步在任何一个王朝时代都是绝无仅有的。

　　4.晚清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

　　其实这两场改革除了都是由东亚国家自发进行的以外，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之所以拿来一块说是因为现在许多人认为日本皇室比清皇室要伟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皇室主动放弃权力，从而使得日本崛起于近代;而中国则恰恰相反，因为慈禧等顽固派宁死不愿意放弃权力，所以造成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

　　可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在明治维新前，日本皇室根本不掌握日本的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在幕府将军手里。天皇仅仅是作为一个精神象征存在。而且自从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来的200多年里，大部分天皇终生被“囚禁”在皇宫里。因为德川家康明确规定天皇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学问”。所以，明治维新其本质是地方势力与天皇势力联合起来瓜分了幕府将军的权力。明治维新对于天皇来说不是使自己的权力缩小，而是扩大了天皇的权力。

　　而清王朝的改革恰恰是以缩小自己权力为代价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佛陀以外恐怕不会有人割自己的肉不心疼的，因此清王朝在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狐疑、颟顸、迟疑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

　　说了这么多，看上去似乎是在为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新政”做辩护，其实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忽略清王朝改革中的“假”，那是因为经过长久以来的教育，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于清政府在1901——1911年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假”已经耳熟能详了。

　　最后，请允许我用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作为最后的总结：“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