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站拉手网:庄朝晖：自由意志：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庄朝晖：自由意志：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摘 要：自由意志的问题，在西方哲学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考察自由意志的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习性（内在约束）的倾向性，会影响但不会决定人类的自由选择。人类的自由选择，反过来又重塑了内在习性。基于这个自由意志模型，解释了神经可塑性，概念构造性和人类智能对于机器智能的优势。

　　自由意志（free will）的问题，在西方思想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都思考过这个问题，如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莱布尼兹，休谟和康德等。近代心灵哲学兴起，使用概念分析的方法重新思考这一古老问题。这几年，由于磁共振成像等观测技术的成熟，脑神经科学的研究突飞猛进，又赋予了这一古老话题以科学内涵与科学手段。

　　人类有没有某种自由能力，或者人类是完全被决定的？当代研究的方法结合了日常经验，概念分析和科学观测。在日常经验上看来，面对某种情境的时候，我们有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与行动。人类的自由意志，还表示在我们是可以选择其他可能性的（could have done otherwise）。然而牛顿物理和现代脑神经科学的新成果似乎又在揭示着：人类的意志和行为是已受决定的。所谓的自由意志，或许只是人类的一种幻想。本文将介绍自由意志领域的一些重要观点和重要实验，并且尝试提出关于自由意志的一种新的解释：所谓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具有一种在外在和内在约束条件下自由选择的能力。

　　一、决定论

　　决定论者（determinism）认为：未来的一切都已经被过去预先决定了[②]。传统的宿命论(fatalism)，与决定论有相似之处。然而，宿命论将未来诉诸于命运的安排，而不是诉诸于自然的因果法则。现代决定论的思想，则主要来源于自然的物理决定论。

　　在经典物理时代，拉普拉斯提出物质世界的决定论，他认为：“宇宙的当前状态，是宇宙过去状态的结果，又是宇宙未来状态的原因。”[1]或者说，如果给定宇宙间的力量和宇宙间所有事物的相对位置，那么就可以确定地计算出宇宙未来的状态[③]。

　　既然宇宙规律是符合决定论的，由此类比推出人类应该也是符合决定论的。但是这里存在一些疑问：即使宇宙是符合决定论的，但是人类也不一定符合决定论。因为人类，至少在直觉上和经验上看来，具有某种自由选择的能力。这种自由选择的能力，我们往往认为物质并不具备。例如，当我们面对着眼前的分叉路，直觉上我们认为我们是有自由选择能力的。我们选择哪一条路，直觉上是不可预先决定的。

　　物质世界成立的决定论，应用于人类身上是否依然成立呢？这是一个问题。决定论用于人类身上，还会带来一系列的道德难题。如果人类的行为，都是已经被决定的，那么人类为何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呢？

　　二、作为自愿的自由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类具有一种免于强制的自由（freedom from compulsion）。从另一方向来说，人类具有作为自愿的自由能力（freedom as voluntary）。如果我们的行动不是出于外在的强迫，而是出自于我们内心的自愿选择，那么这种能力就是人类的自由能力。

　　霍布斯说：“从自由意志一词的使用中，我们也不能推论出意志、欲望或意向的自由，而只能推论出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他在从事自己具有意志、欲望或意向想要做的事情上不受阻碍。” [2]因此，在霍布斯看来，所谓人类的自由意志，是指人类免于外在强制的情况下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认为：“这种行为（自愿行动）由于来自人们的意志，所以便是出于自由的行动。”[3]例如，当一个人面对着面前的分叉路，如果他没有受到外在的强迫，选择走向其中的一条路。那么这个人就是具有“自由意志”的。

　　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与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定义不大相同。当前讨论的“自由意志”不但考虑外在的约束，还要考虑内在的约束。在外在约束之外，人类会不会还受到某些来自内在的约束呢？

　　三、李贝特实验及其解释

　　上世纪80年代初，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关于自由意志的脑神经实验。[4]研究表明，自愿行为的背后，也有相当的内在决定因素。

　　实验是这样的：用脑电记录装置监测志愿者的脑电活动，然后给他们下达指令：当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就立刻报告。脑电记录装置显示，当志愿者意识到自己要动手指时，大脑早已发出动手指的指令。实验表明，大脑准备电位(readiness potential)的出现比人有意识的选择运动要早几百毫秒。

　　德国神经学科学家海恩斯( John Dylan Haynes)及其同事使用了核磁共振成像仪， 重复并扩展了李贝特的经典实验，将时间间隔从几百毫秒扩展到十秒。[5]

　　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大脑已经发出了指令，那是否说明我们的自愿行为也早已经被决定了？有些学者认为，李贝特实验揭示了自由意志是一种幻觉。然而，这样的解释是有争议的。大脑确实给出了可能的反应，但是这与最终的决定并不完全相同。1999年，李贝特在一篇名为“我们有自由意志吗？”的论文中回顾了他的实验，他认为尽管自愿行为是被无意识启动的，但是意识功能仍然可以控制结果，也可以选择不行动。因此，自由意志并没有被排除。[6]

　　其实，李贝特实验说明的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除了受到外在的约束，也受到内在的约束。但是，在这一切外在和内在的约束之下，人类仍然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以下，我们考察一下可能的自由意志说。一个合格的自由意志理论应该能够说明，在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下人类仍旧还具有某种自由选择能力。

　　四、双层模型说与事件因果说

　　1978年，丹尼尔？邓尼特（Daniel Dennett）较清楚地提出了一个包含“非决定性”的双层模型说[7]。在第一个阶段，生成各种可能的考量（Consideration）。这些考量的生成具有某种非决定性。在第二个阶段，根据这些考量生成最终的决定。邓尼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发生在第一个阶段，因为这些选项的生成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决定性的。他说：“当我们面对一个重要的决定时，一序列的考量会被非决定性地生成，其中的一些考量会因为无关紧要而被取消，或有意或无意地。那些被认为是相关的考量会进入推理过程，如果主体是理性的，那么那些相关考量会成为最终决定的预测者和解释者。”[8]后来，梅乐（Alfred R. Mele）发展了邓尼特的双层模型说。[9]

　　双层模型说有以下的特点：在第一个阶段，（非决定性地）生成可供选择的各种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在第二阶段，从这些可能性中进行慎思和选择。如果没有足够好的选项，而且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回到第一阶段生成更多的选项。

　　然而，双层模型说并不能充分表达人类的自由能力。一方面，在第一阶段的所谓“非决定性”，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直觉上，我们所认为的自由能力，指的是人类具有某种控制的能力，而不是超出于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某种“非决定性”。另一方面，在第二阶段的具有决定意味的慎思中，人类也缺失自由选择的能力。简单而言，双层模型说的第一阶段非决定性过强，第二阶段决定性过强。

　　埃克斯多姆（Laura Waddell Ekstrom）在她的《自由意志：一个哲学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双层模型说[10]。她认为，邓尼特和梅乐将“非决定性”安置于错误的位置，她认为“自由意志”应该安置在第二个阶段。埃克斯多姆引入了偏好（preference）这一概念，认为第二阶段的输出是某一偏好。这些偏好是有原因的（causal），但并非被决定的（determined）。

　　另外，埃克斯多姆认为“主体因果”（agent-causation）的分析框架过于笼统，提出“事件因果”（event-causal）的分析框架，更具体地来探讨事件的因果关联。她说：“偏好所导致的行动，是被主体（agent）所控制和因果决定的，因为在我看来，所谓主体就是指偏好与认可的集合，还有我们塑造与重塑个性的能力。关于形成哪一个偏好的决定，基于我们关于主体的分析，是一个关于我们想成为哪一类人的决定。这种决定来自于过去，但并不是被过去所完全决定的。”[11]

　　通过对于“偏好”和“事件因果”的阐述，埃克斯多姆认为人类有各种各样的偏好，这些过去的偏好，会对我们的自由选择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是决定性的影响。当我们通过自由选择确定了某一偏好，这一偏好选择又会重塑我们的个性。通过事件因果说，埃克斯多姆说明了内在的约束来源于过去的自由选择。

　　但是，埃克斯多姆并没有清楚地说明自由选择的机制，只是将行动的自由性归结于偏好的自由性。另外，在所有的双层模型中，都是从多种可能考量出发，通过慎思确立最终的决定。在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之中，自由选择可能已经发生多次。

　　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于每一种可能选择，人类都有执行与不执行的自由选择能力。正是因为不立刻执行某一种选择，我们才有机会考虑另一种选择，这也正是慎思之所以可能的原因。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往往会生起一种惯性的倾向，但是人类的自由性恰恰在于，人类并不一定要按照这种惯性倾向直接反应，而是可以将这种惯性倾向先停止下来，进入一种更富于理性与自由的慎思与抉择。

　　五、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

　　以下借鉴“事件因果说”，提出自由意志的新模型：约束条件下的自由选择。约束条件包含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所谓外在约束，包含宇宙法则，科学定律，环境因素，身体条件等等，所谓内在约束，主要指的是我们以前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倾向，习气，志向，偏好，爱好，习惯，潜意识，习性等等（以下统称为“习性”）。各种习性对应了各种情境之中的刺激与反应模式，在遇到相似的情境时相应的习性会触发。在这些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之下，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与自由行动的能力。

　　当我们面对某一情境的时候，我们的某类习性会生成一个可能的反应。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的话，这反过来又加强了习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对这个可能的反应进行反思的话，这个可能的反应就进入我们的高级监控模块。高级监控模块觉察到这个可能的反应，可以选择是否按照这个反应执行。如果选择不按照这个习性进行反应，这反过来削弱了该习性的影响力。例如，当我们回家面临分叉路口的时候，习惯会生成一个惯常的选择，如果我们不加反思，我们就会按照习惯的方式进行选择，这反过来也加强了习惯的力量。但如果加以反思和审查，暂时不按照这种惯性去执行，这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生成其他的可能选择，并且对这些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审察与评估，这反过来削弱了习惯的力量。

　　这类习性的影响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立即按照这类习性进行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该习性非常强大，我们就倾向于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该习性非常微弱，我们就倾向于不受该习性的控制。

　　过往累积的习性会对我们的选择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具有完全决定性。在高级监控功能下，我们具有选择执行或者不执行的能力。所谓高级监控功能，是指人类的反思，理性，觉察与选择等能力。高级监控能力越是强大，我们越会倾向于对该习气进行理性的觉察与选择。如果高级监控功能越是微弱，我们就会越不加审查地直接按照习性行事。如果高级监控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就会越理性地对该习性进行觉察与选择。

　　如果我们选择执行相应的习性反应，那么我们可以说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但并不能说该习性反应是被事先决定的。当该习性反应已经发生，该习性反应是有原因的，是受先前的习性的影响的。但该习性反应并不是被事先决定的，因为在事情发生前我们具有不执行该反应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们所选择的习性反应可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自由的习性反应之后，引发身体，语言或者思想的行动。这种行动，也可以说是“自由”的。我们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塑造和重塑着我们的个性。

　　六、可能的反驳与分析

　　对于自由意志说，有一种常见的反驳称为“对于自由意志的典型反驳”（The Standard Argument Against Free Will）。这种反驳在历史上多次以不同形式出现。大概而言，这种反驳认为：一方面，如果非决定论成立，那么我们的行为是随机的，我们并没有对于意志的控制力，人类也就不必为随机行为负责。在此意义上，人类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另一方面，如果决定论成立，那么未来是可预测的，也就没有自由意志的空间。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由意志都不能成立。斯马特（Smart）认为，或者决定论是正确的，或者非决定论是正确的，这两种已经穷尽了逻辑的可能性。[12]因此，自由意志并不存在。

　　我们将结合本文的自由意志模型，对于这一反驳进行分析和说明。一方面，非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人类行为并不是纯粹随机偶然和无作用力的。另一方面，即使决定论在宏观物体运动方面成立，但是一旦牵涉到人类行为，决定论并不成立。举个例子，对于一辆无人驾驶车辆，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质量和速度等因素，推算出未来某一时候这辆车的位置和速度。但是如果这辆车里面坐着驾驶员，那么事情就会发生变化。尽管受限于车辆的性能和环境等因素，但是这位驾驶员依然可以选择加速或者减速，如此这辆车未来某一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就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那么，如果非决定论与决定论都不成立，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性？斯马特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有原因的，要么是随机的。所以，要么决定论成立，要么非决定论成立。其实，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已发生的事情是有原因的，未发生的事情则是不确定的。斯马特将已发生的事情与未发生的事情混为一谈，忽略了这种中间可能性。如果我们将事情划分成“已发生的”和“未发生的”，那么就出现了第三种可能性。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走向哪条路是不可完全决定的。换句话来说，我们有可能选择不走，我们有可能选择这条路，我们也有可能选择另外一条路。但是当我们已经选择走向某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之所以走向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

　　七、自由与责任

　　面对着外在与内在的各种约束，人类依然具有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的能力，所以人类也就要承担由此自由带来的责任。

　　即使一个人处于负面的环境里，他接受到的教育是负面的，但是这个人依然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外在的环境并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更进一步地，假设一个人的大脑接收到某种指令，可能是来自于科学信号，如果这个人按照这个指令执行的话，那么他也要为他的行为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因为内在的环境也不能完全决定他的行为，他依然具有选择执行与否的能力。

　　因为人类过往的自由选择和自由行动，形成了人类内在约束的诸习性。这些内在约束反过来，又影响着我们当下的选择。内在约束越强，我们越倾向于按照这种习性进行反应。如果我们按照这些习性进行反应，我们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例如，当我们面对分叉路的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习性进行自由选择，选择和走向了某一条道路。那么，当在这条道路上发现问题的时候，或者发现走错方向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责任。

　　八、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神经可塑性

　　以前有个成见，以为大脑的结构与内容在成年以后就固定不变。然而，近几年的脑神经科学研究显示：大脑的功能会随着经验而变化，大脑的功能是可塑造的可变化的。[13][14]这称为“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大脑中包含着大量神经元（neurons），这些神经元之间通过突触（synapse）连接在一起，形成各式各样复杂的神经回路（neuronal circuits）。神经回路接受刺激的输入，产生反应的输出。这些神经回路，也是可以改变的。

　　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与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具有某种对应性。人类的各种各样的习性，对应于大脑里各式各样的神经回路。如果我们不加反思地重复某种习性，相应的神经回路就会加强加固。固化的程度越严重，那就越近于一种“刺激——反应”的简单冲动习惯。如果我们对于习性加以理性地选择，停止相关的习性反应，那么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可以削弱减小。固化的程度越减弱，神经回路就可以有其他的可能性，我们也就有越多的可能性。

　　当我们面对着分叉路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不假思索地选择某条道路，那么就会强化某种习性。相应地，也会强化大脑的某个神经回路。如果强化的程度很严重，相应的神经回路也就越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是别无选择，有一种力量逼近我们只能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我们进行理性的选择，用理性代替冲动，那么习性就会减弱，相应的神经回路也会弱化。这样，我们就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九、开放的思考：自由选择与概念构造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语言’、‘命题’、‘命令’、‘规则’、‘计算’、‘遵守规则’这些词都与一种技巧、一种习惯相联系。”[15] 人类的很多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习惯”，都可以在本文的理论模型中得到合理解释。

　　概念构造能力是人类的一种重要能力，它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上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概念[④]，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例如，“红”这个概念，基于语言共同体相似的身体机能，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小孩子通过指物练习，将红色色块的刺激与“红”这个概念相连接。在训练中还需要“调整”的机制，如果这次反应是正确的，这是正向反馈，如果这次反应是错误的，那么就是负向反馈。如此这样训练，我们的刺激与反应模式渐渐符合于语言共同体。我们在反复地训练和交流中，掌握了“红”这个概念的用法后，就可以独自进行概念化的活动。比如对于眼前的红色色块，我们根据经验积淀有“红”的概念，现在把眼前的红色色块归类为“红”这个概念，因此就概念化为“红”这个概念。这个红色色块，在概念化为“红”后，反过来也建构了“红”这个概念。用数学化的语言来说，假设经验积淀的个体红的集合为A，当前知觉的个体红为a，则新的个体红集合等于A再并上{a}。在这个意义上，“概念”一直处于构造之中。

　　规则构造能力也是相似的，也可以在习性这个层面得到理解。我们学习的规则，来自于生活世界，有利于更好地生存于生活世界。我们学习的规则，也是通过“刺激”和“反应”和“调整”机制逐渐建立起来的。每次所谓“遵守规则”（或“违反规则”）的行动，就是对这些规则的一次再解释。这些规则，也是一直处于构造之中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层面上，认知与伦理具有某种平行性。我们有各种认知规则，这些规则是习惯的产物。我们也有各种伦理信念，这些信念也是习惯的产物。

　　这些习惯如“概念”、“规则”与“信念”的构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习惯对应于习性，习惯的构造与变化，对应于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我们一方面可以加强这些习惯的惯性，我们另一方面也可以削弱这些习惯的惯性。这正是人类的自由选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