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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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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30年代，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自然是正深受新八股之害的左翼青年听不进去的。倒是鲁迅，在私下里对他的三弟周建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①。但鲁迅没有把他的这一看法公开发表，即使发表了，左翼青年也未必会听，反过来把鲁迅也批一通也说不定（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不是已经把鲁迅与周作人连在一起，说“和他的兄弟”如何如何吗？）①周建人：《致周作人书》 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公开场合，也是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的。这种“交锋”是30年代的时代风尚，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曾一再发表文章“反打架”，认为即使是笔战，也会“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①。鲁迅则认为，“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至于谩骂，诬陷的”。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②。有趣的是，不论反对“打架”的周作人，还是以为“打架”不可免的鲁迅，都没有停止过和别人“打架”，而且彼此打起架来，也都是颇为认真、起劲的。①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②鲁迅：《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当然，也有不打架的时候及地方。周氏兄弟在1923年8月大打出手（那已不是“笔战”，而是“动真格”的了）之后，其实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彼此密切配合的。大的如女师大事件、如《语丝》且不说，文字上的互为声援也不少。例如1925年底，女师大师生与章士钊斗争正激的时候，有人在国家主义派办的《国魂》旬刊上发表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周作人立即发表《国魂学匪观》一文，指出该文作者“假装超然，实在的意思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周作人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共鸣，他又写了《学界三魂》一文，发挥了周作人的思想，指出，动辄指别人为“学匪”，正是“摆官腔，打官话”，“似乎还走着旧的道路”。1927年10月，鲁迅还写过一篇《扣丝杂感》，一开头便声明：“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随感录（二八）》正是周作人（署名启明，这个笔名鲁迅自然十分熟悉）写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揭露，《语丝》141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自此以后，《语丝》在南方都被扣留。鲁迅的《扣丝有感》不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语丝》被扣的事实证实了周作人的指责，而且对扣《语丝》的检查人员以至读者的心理作了极为透辟的分析，并且赞扬《语丝》“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则其“有时失踪”是不可免的。这对于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主持《语丝》编辑事务的周作人，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①。鲁迅在给章川岛的私人信件中，谈到《语丝》被禁，周作人避难时，对周作人继续留在北京的安危也极为关心；信中说：“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②，欲言又止，自有一番情意与苦衷在。①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1927.8.17.信）
②鲁迅致川岛书（1927.11.7） 但到了30年代，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虽然事实上仍然存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惊人的相似。①但那种自觉的配合，却基本不复存在。当然，他们彼此都仍避免公开交锋，少有指名道姓的抨击，更多的是私下谈论偶尔流露的不满。例如1932年鲁迅北上探望母亲的病，与许广平通信时谈及周作人就有“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②。周作人在与江绍原的信中，谈及鲁迅《两地书》出版时，也明显表示不以为然：“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③后来，他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说，收入自己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正是暗含讥意。类似这样的笔锋一转之间稍有触及之处，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中都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鲁迅在《“京派”和“海派”》④中所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老京派”都是指周作人。写于1934年8月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一开头就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到我这里跑，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⑤“房东太太”即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她当年说这话，鲁迅与朱安夫人都很受刺激，朱安夫人后来谈过⑥，鲁迅现在旧事重提，虽是顺便涉及，但也说明创伤之难以愈合。而周作人1935年7月写的《老人的胡闹》，很多人都以为是针对鲁迅的；文章说：老人“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又云：“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用语是够刻薄的了。这可能是针对鲁迅《趋时和复古》一文的，鲁迅在那里说到刘半农逝世后，被一些人“封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周作人因此大怒，专门写有“漫云一死恩仇报，海上微闻有哭声”的打油诗，《老人的胡闹》里的尖刻恐怕正由此而来。也有另一种情况：显然是对一种社会典型或现象进行剖析，敏感的读者却能从中感觉到其中似乎内含着对乃兄（或乃弟）的批判。例如，鲁迅讲“现代隐士”“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⑦，这些分析虽是泛论，但对于周作人，却也是切中要害的，比一些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批判更要有力得多。周作人发表在《明珠》上的《遵命文学》是批评左翼文艺思潮的，但显然也针对着鲁迅⑧。①参看本章第十节有关周作人、鲁迅对“气节论”的批判。
②鲁迅致许广平（1932.11.20）
③周作人1933.3.4《致江绍原书》（据手稿复印件）
④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⑤文收《且介亭杂文》。
⑥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七》
⑧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如《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谈及“救救孩子”；《答南京阳君书》谈“呐喊”；《关于写文章》谈及“小摆设”；《关于命运》谈及“读庄子文选”，《科学小品》谈到“苍蝇”；《谈养鸟》谈及“玩物丧志”等等。 周氏兄弟在30年代的主要交锋，恐怕还是1934、1935年间关于“论语派”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公开与鲁迅论战的是林语堂，但熟悉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论语派”的真正灵魂，正是周作人。林语堂与周作人早在《语丝》时期关系就十分密切；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之不属于胡适集团，而接近“语丝派”，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①。在周作人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与现代评论派发生笔战时，林语堂曾连续三次致书周作人，表示声援。后来关于《语丝》文体及“费厄泼赖”精神的讨论，更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30年代，林语堂由主张“实行彻底的精神之欧化”，转向提倡中国传统的闲适小品，以明公安派袁中郎为楷模：但林语堂结识袁中郎，全靠周作人的介绍，他本人是把周作人视为今日之公安派的。至于林语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文学，“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其理论基础也是周作人奠定的。鲁迅对此自是了然于心。因此，当他尖锐地批判“性灵文学”的实质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②时，他当然明白，这同时是针对着周作人及其文学的，由此产生的沉重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但鲁迅毕竟避免了公开点名批评周作人，这其间的一番苦心，也相当感人。①林语堂：《八十自叙》、《记周氏弟兄》。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但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却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那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就是周作人。①可惜周作人至死也不知道鲁迅的这一“最后评价”；否则，他将作何感想呢？①《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整理、翻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
周作人的不辨而辨 文/毛天哲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句话看起来简直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一生做了预先的注解。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在北京辞世。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与鲁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从此“动若如参商”，再也没有见面。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看鲁迅的旧诗，有几篇《怀诸弟》真情毕现，是他那些投枪匕首风格以外少见的婉约之作。周作人对兄弟反目，“至死不悔”。鲁迅生前，他数缄其口。直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才隐约有点伤逝之情。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为中心，有一帮京派文人，形成了与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海派文人相对垒的局面。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他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他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的书。反目后，鲁迅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说过他“昏”。这个评价真是一语中的。周作人却常攻汗鲁迅。刘半农去世后他那篇怀念文章中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皮里阳秋，直指鲁迅。《老人的胡闹》那样的尖酸刻薄也是对鲁迅而发。可笑的是，解放后为了稻粱谋，他写了大量回忆和阐释鲁迅的作品的文章。让人既觉得鄙夷也心酸。 看周作人这个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怎么也绕不过去他变节附逆的那段历史。一个有那样学养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耽于个人享受而落水，实在让人不解和扼腕。沦陷期间，郭沫若提到他时说过百身莫赎的话，可见当时他在士林里是何等地位，“世穷节乃现”，他没有过好这一关。让人气愤的是，直到死，他也没有真正后悔和忏悔过。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汪伪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竟能写考证宋太祖强幸小周后那样的文字，真是匪夷所思！ 周作人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部是自述传——《知堂回想录》，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南洋商报》，几年后，在香港全书付印，而在国内出版则是九十年代的事了。这本《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在七十七岁高龄时写下的，作为新文学的史料来看，这本书还是有重要的价值。它虽然罗嗦，但很细致，可信度很高。几乎完全没有六十年代大陆文人回忆录中，凭空编造、无限拔高的毛病。它对周氏兄弟的家族、童年、求学、留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兄弟失和、以及著者自己出任伪职、译书生涯等，都有详细的叙述。 前些年我曾看过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周作人为这些诗先后写过两篇序，又有好些题记和自注，反复声明，一再解释，唯恐读者不能理解，这是有点不合此公写作之常态的。这些诗和解说性文字加起来只能给人一个深刻印象：他自知大节有亏，难以做人，于是千方百计来表明心迹，以求人们的同情和谅解。当过汉奸是他的一大心病，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知堂杂诗抄》是如此，后来我所看到的这部《知堂回想录》也是如此。 而这本书最被人炒做的是“兄弟失和”与“出任伪职”的部分，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史学者，拿鲁迅祭旗的文坛新锐，无不以此大做文章。对“兄弟失和”这件事，众人揣测纷纷，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兄弟二人在世时始终缄口不言，此后他们就没再怎么接触过。这样一来，后世研究者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推断，比如“失敬”说、“调戏说”和“听窗”说。都是属于信口雌黄，扑风捉影的猜测。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更是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 而“迅”与“信”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真佩服这些人的想象能力。 事实是：鲁迅一直不但照顾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还照顾羽太信子在日本的家庭，经常给她家寄钱，而那日记中记载的信和钱，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而是寄给她家的，因为那时候，羽太信子根本不在日本，而在浙江。“羽太家信”，不应该理解成“给羽太信子的家信”，而应该理解成“给羽太家的信”。千家狗这哥们，别看他是大作家，文化水平的确一般。人说望文生义不好，千家驹这驴驹连望文生义都不会，甚至还没学会断句。 其实在事后，很多与鲁迅、周作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通过存留下的资料我们能看到一些真实： 周老太太：“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她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许寿裳：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细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陌路，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在我看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所说近于事实。周作人是听信了妻子的一面之词导致了兄弟失和。信子由于不满意鲁迅反对周作人提出的把信子父母接来住，就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窗下偷听，这是做兄长的不检点。周作人信以为真，致使他为这事向兄长递交了绝交书，鲁迅无从辩解，以搬出大宅院了事。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到八道湾，他要取回一些东西，没想到他遭到周作人夫妇无情的痛骂，周作人还随手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头上砸去，幸好被门客夺下，鲁迅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只陶瓦枕。至此，大家庭宣告完全破裂，其实，作为普通人，兄弟的失和本是很平常的，不必探究过于细节性的问题。这次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或许都是一个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口。 鲁迅的小说《弟兄》，是在兄弟之情破裂后写的，在文中，他却分明地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他想告诉周作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做大哥的还会像往日那样提供援助。1934年周作人做《五十自寿诗》，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都很多，他还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若非深知周作人，不能说出这番话。鲁迅更加知道周作人讨厌喊口号而喜欢实际之事功的作风，但兄弟之情拳拳，总希望他不要太任着性子来，以防不测，所以于周作人拒绝在救国宣言上具名一事，鲁迅认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 反观周作人对此事的回忆及其充当汉奸一事，却充满了不辨而辨的况味。在《知堂回想录》中针对此事他写了两节——“不辩解说”（上、下）。标题虽然说的是不辩解，其实一如他在《知堂杂诗抄》中的行文。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文中上节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之死、嵇康与山涛绝交书，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再到林冲在野猪林哀求免死时，差人董超的“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总的意思是辩解无用，一说便俗。下节则说此事鲁迅生前无一字发表，以此称颂鲁迅的伟大。但又似乎不经意地表明，鲁迅平素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此次对“兄弟失和”却无一字发表，真属意外了，其隐约的含义是鲁迅理亏了，故默然以对。他的另一句话则更是常被人引用——“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只有人的力量”，这话的指向是极其暧味的。 在“出任伪职”的部分，则是解释了北平失陷时，因家口大，故未听劝告，逃离北平，但身兼护校的公职。对遇刺一事，还是坚持日特所为的老话，以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跳入火坑的。对出任伪职后的叙述，则是重点描写了自己弘扬民族文化，暗贬大东亚共荣的壮举，并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作家批判为证，甚至说在日本投降后，日本特务头子曾问他是否接到新的任命，以此来暗示自己的曲线救国之实。 周作人对“诗与真实”这个命题很感兴趣，在文章里总是不断提及。通常，在别人的说法与他自己的不同时，他就要出来唠叨一通。自然，自己的永远是“真实”，别人的就成了“诗”。但有心人会发现，周作人的“真实”也要加工、剪裁，比如：在“兄弟失和”中，他剪去七月十七日记的十余字，并且有意将此事宣扬出来；而在“出任伪职”前，北大南撤的1937年，竟然遗失了全年的日记。由此可见，有些“真实”还是不能见人的。而这部《知堂回想录》的“真实”又是经过了怎样的剪裁，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看来，“兄弟失和”显系家事所为，鲁迅除了用过一个“宴之敖”的笔名，确实再未提到此事。但指鲁迅理亏了，恐怕也有点想当然。鲁迅对家事历来很少提及，他与朱安的不幸婚姻，谁还看到他发表过几个字来？现在某些人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实，谁也没在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边呆着，连周作人自己也是听信一面之辞而已。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娘们雌威着实了得，据说，晚年的周作人被她整治得长吁短叹，痛不欲生。更可笑的是，周作人以“不辩解”自炫，却唠唠叨叨地写了两节，春秋笔法，语含机锋，诚不知是真痴还是假愚。但如此一来，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疑案就更加迷雾重重，成为中国文坛永远的热点话题。这个好兄弟就这样报答了从小照顾他、关心他的长兄。 而“出任伪职”的事更无须辩解了，史料已经证明，“元旦刺客”并不是什么日特，而是几个抗日青年，在风闻他将就任伪职后的一次行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大汉奸，以北周南胡（胡兰成）著称，这是无法篡改的历史。就是对“曲线救国”态度暧味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也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投入监狱。据说，当时有人曾向周作人的老朋友胡适求情帮忙，但被胡适一口回绝。另外，在大节有亏的前提下，那些对日本稍有微词的文章，其实不提也罢。铁杆汉奸与麻杆汉奸又能差多少？ 由此看来，有些历史的真实经过岁月的久远总会变得迷雾重重，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不是不可能，只是会变得很吃力。在周作人晚年的这部《知堂回想录》，除了在“兄弟失和”上玩了一把春秋笔法，在“出任伪职”上搞了点云盖雾罩外，其余部分写得还是诚实的，其史料的详细就绝非一般文人所能，它的文史价值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作为被鲁迅关爱一生的二弟，在“兄弟失和”这件历史疑案上，在鲁迅生前沉默不说，死后又岌岌于此。说是不自辩，其实是不辨而辨。鲁迅已死，无从自辩，实乃陷兄长于尴尬之地，可谓不够厚道！
第七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三）（1927.11.-1937.7.）
Little Pie OCR、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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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30年代，各派势力严重对立，大有拼个“你死我活”的劲头，周作人的这些意见自然是正深受新八股之害的左翼青年听不进去的。倒是鲁迅，在私下里对他的三弟周建人的谈话中，说了这样一番话：周作人的许多意见，“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①。但鲁迅没有把他的这一看法公开发表，即使发表了，左翼青年也未必会听，反过来把鲁迅也批一通也说不定（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论争中，不是已经把鲁迅与周作人连在一起，说“和他的兄弟”如何如何吗？）①周建人：《致周作人书》 就是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公开场合，也是时有或明或暗的思想交锋的。这种“交锋”是30年代的时代风尚，也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文化现象。周作人曾一再发表文章“反打架”，认为即使是笔战，也会“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①。鲁迅则认为，“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至于谩骂，诬陷的”。而“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②。有趣的是，不论反对“打架”的周作人，还是以为“打架”不可免的鲁迅，都没有停止过和别人“打架”，而且彼此打起架来，也都是颇为认真、起劲的。①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写文章》
②鲁迅：《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当然，也有不打架的时候及地方。周氏兄弟在1923年8月大打出手（那已不是“笔战”，而是“动真格”的了）之后，其实是有过相当长时间的彼此密切配合的。大的如女师大事件、如《语丝》且不说，文字上的互为声援也不少。例如1925年底，女师大师生与章士钊斗争正激的时候，有人在国家主义派办的《国魂》旬刊上发表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周作人立即发表《国魂学匪观》一文，指出该文作者“假装超然，实在的意思及行动还是暗地偏袒一方的”。周作人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的共鸣，他又写了《学界三魂》一文，发挥了周作人的思想，指出，动辄指别人为“学匪”，正是“摆官腔，打官话”，“似乎还走着旧的道路”。1927年10月，鲁迅还写过一篇《扣丝杂感》，一开头便声明：“以下这些话，是因为见了《语丝》的《随感录（二八）》而写的”；《随感录（二八）》正是周作人（署名启明，这个笔名鲁迅自然十分熟悉）写的。周作人在文章中揭露，《语丝》141期登载了一篇《吴公如何》，指斥吴稚晖提议“清党”，残杀异己；自此以后，《语丝》在南方都被扣留。鲁迅的《扣丝有感》不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语丝》被扣的事实证实了周作人的指责，而且对扣《语丝》的检查人员以至读者的心理作了极为透辟的分析，并且赞扬《语丝》“每有不肯凑趣的坏脾气”，则其“有时失踪”是不可免的。这对于正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主持《语丝》编辑事务的周作人，自然是一个很大的支持①。鲁迅在给章川岛的私人信件中，谈到《语丝》被禁，周作人避难时，对周作人继续留在北京的安危也极为关心；信中说：“今天乔峰得启明信，则似已回家。……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②，欲言又止，自有一番情意与苦衷在。①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语丝》中所讲的话，有好些是别的刊物所不肯说，不敢说，不能说的，倘其停刊，亦殊可惜，我已寄稿数次。”（1927.8.17.信）
②鲁迅致川岛书（1927.11.7） 但到了30年代，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虽然事实上仍然存在——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仍然惊人的相似。①但那种自觉的配合，却基本不复存在。当然，他们彼此都仍避免公开交锋，少有指名道姓的抨击，更多的是私下谈论偶尔流露的不满。例如1932年鲁迅北上探望母亲的病，与许广平通信时谈及周作人就有“启明颇昏，不知外事”的评语②。周作人在与江绍原的信中，谈及鲁迅《两地书》出版时，也明显表示不以为然：“即如‘鲁’公之高升为普罗首领，近又闻将刊行情书集，则几乎丧失理性矣”③后来，他在《周作人书信·序言》中说，收入自己的书信“原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正是暗含讥意。类似这样的笔锋一转之间稍有触及之处，在鲁迅、周作人的文章中都还可以找到一些。例如，鲁迅在《“京派”和“海派”》④中所说，“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老京派”都是指周作人。写于1934年8月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一文，一开头就说：“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到我这里跑，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⑤“房东太太”即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她当年说这话，鲁迅与朱安夫人都很受刺激，朱安夫人后来谈过⑥，鲁迅现在旧事重提，虽是顺便涉及，但也说明创伤之难以愈合。而周作人1935年7月写的《老人的胡闹》，很多人都以为是针对鲁迅的；文章说：老人“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势力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病正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又云：“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在守旧，实在都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用语是够刻薄的了。这可能是针对鲁迅《趋时和复古》一文的，鲁迅在那里说到刘半农逝世后，被一些人“封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周作人因此大怒，专门写有“漫云一死恩仇报，海上微闻有哭声”的打油诗，《老人的胡闹》里的尖刻恐怕正由此而来。也有另一种情况：显然是对一种社会典型或现象进行剖析，敏感的读者却能从中感觉到其中似乎内含着对乃兄（或乃弟）的批判。例如，鲁迅讲“现代隐士”“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⑦，这些分析虽是泛论，但对于周作人，却也是切中要害的，比一些左翼青年对周作人的批判更要有力得多。周作人发表在《明珠》上的《遵命文学》是批评左翼文艺思潮的，但显然也针对着鲁迅⑧。①参看本章第十节有关周作人、鲁迅对“气节论”的批判。
②鲁迅致许广平（1932.11.20）
③周作人1933.3.4《致江绍原书》（据手稿复印件）
④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⑤文收《且介亭杂文》。
⑥俞芳：《周建人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8期。
⑦鲁迅：《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七》
⑧类似的文章还有不少，如《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谈及“救救孩子”；《答南京阳君书》谈“呐喊”；《关于写文章》谈及“小摆设”；《关于命运》谈及“读庄子文选”，《科学小品》谈到“苍蝇”；《谈养鸟》谈及“玩物丧志”等等。 周氏兄弟在30年代的主要交锋，恐怕还是1934、1935年间关于“论语派”的论争。从表面上看，公开与鲁迅论战的是林语堂，但熟悉文坛情况的人都知道，“论语派”的真正灵魂，正是周作人。林语堂与周作人早在《语丝》时期关系就十分密切；林语堂后来回忆说，他之不属于胡适集团，而接近“语丝派”，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①。在周作人因《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与现代评论派发生笔战时，林语堂曾连续三次致书周作人，表示声援。后来关于《语丝》文体及“费厄泼赖”精神的讨论，更把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30年代，林语堂由主张“实行彻底的精神之欧化”，转向提倡中国传统的闲适小品，以明公安派袁中郎为楷模：但林语堂结识袁中郎，全靠周作人的介绍，他本人是把周作人视为今日之公安派的。至于林语堂鼓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的“性灵”文学，“半文半白”的“语录体”，其理论基础也是周作人奠定的。鲁迅对此自是了然于心。因此，当他尖锐地批判“性灵文学”的实质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庸”②时，他当然明白，这同时是针对着周作人及其文学的，由此产生的沉重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但鲁迅毕竟避免了公开点名批评周作人，这其间的一番苦心，也相当感人。①林语堂：《八十自叙》、《记周氏弟兄》。
②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但鲁迅最后一次公开谈到周作人，却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眼光，公正而客观地肯定了周作人对于新文学的历史贡献：当著名的斯诺夫人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身份问他：“你认为中国最优秀的杂文作家有那些”时，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居第一位的就是周作人。①可惜周作人至死也不知道鲁迅的这一“最后评价”；否则，他将作何感想呢？①《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安危整理、翻译），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
周作人的不辨而辨 文/毛天哲
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人一但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屈辱。”这句话看起来简直为他的二弟周作人的一生做了预先的注解。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他比鲁迅多活了三十年，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在北京辞世。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 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作人与鲁迅二十年代初期反目，从此“动若如参商”，再也没有见面。反目的原因至今也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的解释。看鲁迅的旧诗，有几篇《怀诸弟》真情毕现，是他那些投枪匕首风格以外少见的婉约之作。周作人对兄弟反目，“至死不悔”。鲁迅生前，他数缄其口。直到晚年写的《知堂回想录》里，才隐约有点伤逝之情。 三十年代在北京，以周作人为中心，有一帮京派文人，形成了与鲁迅为中心的进步海派文人相对垒的局面。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是两颗最璀璨的明星。他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记，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卓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引博征、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他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的书。反目后，鲁迅在公开场合指责过周不多，只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说过他“昏”。这个评价真是一语中的。周作人却常攻汗鲁迅。刘半农去世后他那篇怀念文章中打油诗“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皮里阳秋，直指鲁迅。《老人的胡闹》那样的尖酸刻薄也是对鲁迅而发。可笑的是，解放后为了稻粱谋，他写了大量回忆和阐释鲁迅的作品的文章。让人既觉得鄙夷也心酸。 看周作人这个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怎么也绕不过去他变节附逆的那段历史。一个有那样学养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耽于个人享受而落水，实在让人不解和扼腕。沦陷期间，郭沫若提到他时说过百身莫赎的话，可见当时他在士林里是何等地位，“世穷节乃现”，他没有过好这一关。让人气愤的是，直到死，他也没有真正后悔和忏悔过。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汪伪分子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他竟能写考证宋太祖强幸小周后那样的文字，真是匪夷所思！ 周作人在晚年曾经写过一部是自述传——《知堂回想录》，它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连载的方式，首发于《南洋商报》，几年后，在香港全书付印，而在国内出版则是九十年代的事了。这本《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在七十七岁高龄时写下的，作为新文学的史料来看，这本书还是有重要的价值。它虽然罗嗦，但很细致，可信度很高。几乎完全没有六十年代大陆文人回忆录中，凭空编造、无限拔高的毛病。它对周氏兄弟的家族、童年、求学、留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兄弟失和、以及著者自己出任伪职、译书生涯等，都有详细的叙述。 前些年我曾看过周作人的《知堂杂诗抄》，周作人为这些诗先后写过两篇序，又有好些题记和自注，反复声明，一再解释，唯恐读者不能理解，这是有点不合此公写作之常态的。这些诗和解说性文字加起来只能给人一个深刻印象：他自知大节有亏，难以做人，于是千方百计来表明心迹，以求人们的同情和谅解。当过汉奸是他的一大心病，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知堂杂诗抄》是如此，后来我所看到的这部《知堂回想录》也是如此。 而这本书最被人炒做的是“兄弟失和”与“出任伪职”的部分，现在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史学者，拿鲁迅祭旗的文坛新锐，无不以此大做文章。对“兄弟失和”这件事，众人揣测纷纷，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兄弟二人在世时始终缄口不言，此后他们就没再怎么接触过。这样一来，后世研究者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推断，比如“失敬”说、“调戏说”和“听窗”说。都是属于信口雌黄，扑风捉影的猜测。1991年，千家驹先生在海外更是发布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论断：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千家驹：《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有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 而“迅”与“信”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真佩服这些人的想象能力。 事实是：鲁迅一直不但照顾周作人夫妇的生活，还照顾羽太信子在日本的家庭，经常给她家寄钱，而那日记中记载的信和钱，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而是寄给她家的，因为那时候，羽太信子根本不在日本，而在浙江。“羽太家信”，不应该理解成“给羽太信子的家信”，而应该理解成“给羽太家的信”。千家狗这哥们，别看他是大作家，文化水平的确一般。人说望文生义不好，千家驹这驴驹连望文生义都不会，甚至还没学会断句。 其实在事后，很多与鲁迅、周作人有密切关系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通过存留下的资料我们能看到一些真实： 周老太太：“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周建人：他《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正好当年5月14日他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事后鲁迅也未跟他谈过，但他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朱安夫人：她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许寿裳：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细心地糊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陌路，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在我看来，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所说近于事实。周作人是听信了妻子的一面之词导致了兄弟失和。信子由于不满意鲁迅反对周作人提出的把信子父母接来住，就对周作人说鲁迅常在他们的窗下偷听，这是做兄长的不检点。周作人信以为真，致使他为这事向兄长递交了绝交书，鲁迅无从辩解，以搬出大宅院了事。到了1924年初夏，鲁迅最后一次回到八道湾，他要取回一些东西，没想到他遭到周作人夫妇无情的痛骂，周作人还随手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头上砸去，幸好被门客夺下，鲁迅也毫不示弱地回敬了一只陶瓦枕。至此，大家庭宣告完全破裂，其实，作为普通人，兄弟的失和本是很平常的，不必探究过于细节性的问题。这次失和，对于鲁迅和周作人或许都是一个一生都难以愈合的伤口。 鲁迅的小说《弟兄》，是在兄弟之情破裂后写的，在文中，他却分明地表示了“脊令在原”的意思，《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他想告诉周作人，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这个做大哥的还会像往日那样提供援助。1934年周作人做《五十自寿诗》，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各方面批评都很多，他还被进步青年们骂为“僵尸”、“自甘凉血”。鲁迅对此持论却是既公且深，他在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若非深知周作人，不能说出这番话。鲁迅更加知道周作人讨厌喊口号而喜欢实际之事功的作风，但兄弟之情拳拳，总希望他不要太任着性子来，以防不测，所以于周作人拒绝在救国宣言上具名一事，鲁迅认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据说，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天，还在读周作人的书…… 反观周作人对此事的回忆及其充当汉奸一事，却充满了不辨而辨的况味。在《知堂回想录》中针对此事他写了两节——“不辩解说”（上、下）。标题虽然说的是不辩解，其实一如他在《知堂杂诗抄》中的行文。口头上说不愿解释，其实颇亟亟于此。文中上节是些东拉西扯的东西，从苏格拉底之死、嵇康与山涛绝交书，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再到林冲在野猪林哀求免死时，差人董超的“说什么闲话，救你不得”，总的意思是辩解无用，一说便俗。下节则说此事鲁迅生前无一字发表，以此称颂鲁迅的伟大。但又似乎不经意地表明，鲁迅平素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此次对“兄弟失和”却无一字发表，真属意外了，其隐约的含义是鲁迅理亏了，故默然以对。他的另一句话则更是常被人引用——“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只有人的力量”，这话的指向是极其暧味的。 在“出任伪职”的部分，则是解释了北平失陷时，因家口大，故未听劝告，逃离北平，但身兼护校的公职。对遇刺一事，还是坚持日特所为的老话，以表明自己是不得已跳入火坑的。对出任伪职后的叙述，则是重点描写了自己弘扬民族文化，暗贬大东亚共荣的壮举，并以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作家批判为证，甚至说在日本投降后，日本特务头子曾问他是否接到新的任命，以此来暗示自己的曲线救国之实。 周作人对“诗与真实”这个命题很感兴趣，在文章里总是不断提及。通常，在别人的说法与他自己的不同时，他就要出来唠叨一通。自然，自己的永远是“真实”，别人的就成了“诗”。但有心人会发现，周作人的“真实”也要加工、剪裁，比如：在“兄弟失和”中，他剪去七月十七日记的十余字，并且有意将此事宣扬出来；而在“出任伪职”前，北大南撤的1937年，竟然遗失了全年的日记。由此可见，有些“真实”还是不能见人的。而这部《知堂回想录》的“真实”又是经过了怎样的剪裁，人们就不得而知了。 现在看来，“兄弟失和”显系家事所为，鲁迅除了用过一个“宴之敖”的笔名，确实再未提到此事。但指鲁迅理亏了，恐怕也有点想当然。鲁迅对家事历来很少提及，他与朱安的不幸婚姻，谁还看到他发表过几个字来？现在某些人在此事上大做文章，其实，谁也没在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边呆着，连周作人自己也是听信一面之辞而已。羽太信子这个日本娘们雌威着实了得，据说，晚年的周作人被她整治得长吁短叹，痛不欲生。更可笑的是，周作人以“不辩解”自炫，却唠唠叨叨地写了两节，春秋笔法，语含机锋，诚不知是真痴还是假愚。但如此一来，那个日本娘们的澡盆疑案就更加迷雾重重，成为中国文坛永远的热点话题。这个好兄弟就这样报答了从小照顾他、关心他的长兄。 而“出任伪职”的事更无须辩解了，史料已经证明，“元旦刺客”并不是什么日特，而是几个抗日青年，在风闻他将就任伪职后的一次行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大汉奸，以北周南胡（胡兰成）著称，这是无法篡改的历史。就是对“曲线救国”态度暧味的国民党当局，在抗战胜利后，也是毫不犹豫地将其投入监狱。据说，当时有人曾向周作人的老朋友胡适求情帮忙，但被胡适一口回绝。另外，在大节有亏的前提下，那些对日本稍有微词的文章，其实不提也罢。铁杆汉奸与麻杆汉奸又能差多少？ 由此看来，有些历史的真实经过岁月的久远总会变得迷雾重重，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不是不可能，只是会变得很吃力。在周作人晚年的这部《知堂回想录》，除了在“兄弟失和”上玩了一把春秋笔法，在“出任伪职”上搞了点云盖雾罩外，其余部分写得还是诚实的，其史料的详细就绝非一般文人所能，它的文史价值是极其珍贵的。但是作为被鲁迅关爱一生的二弟，在“兄弟失和”这件历史疑案上，在鲁迅生前沉默不说，死后又岌岌于此。说是不自辩，其实是不辨而辨。鲁迅已死，无从自辩，实乃陷兄长于尴尬之地，可谓不够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