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林线策略:张闻天：功绩被历史埋没

张闻天：功绩被历史埋没

长期以来，张闻天（洛甫）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曾被忽视。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近来史学界研究成果却表明：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正视历史，还原真相，超越政治成败的评价体系，客观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只会有助于来者更好地把握未来。

遵义会议后的中共最高领导人

根据现在资料，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1938年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何方）

杨尚昆回忆张毛关系变化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张闻天夫人）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来到杨尚昆的家中。

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

杨尚昆主动说起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他说：遵义会议以后，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邓小平在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所说会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

人们有所不知的是，张闻天为何后来接受了呢？原来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毛泽东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即土城战斗遇挫，吃了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张闻天才终于临危受命。

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

1986年8月30日，杨尚昆还应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请求进行了一次谈话。当时，杨尚昆回忆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系的变化。

他说：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关于战略方针问题党内实际是有些不同主张的。那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一个战略来，就是要脱离陕北，占领太行山，然后向绥远发展，背靠内蒙。他提出这么个战略计划，好像就是在洛甫那个窑洞里，不是在毛主席那个窑洞。大家都不赞成他这个意见，所以毛主席就改了。

在延安我觉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同江青结婚。我是看到过洛甫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时毛主席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罗瑞卿抓住写那个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毛主席把这个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就给我看了。洛甫那时态度很坚决，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我看毛主席最忌恨的是这件事。那时真正是中央的同志写信向他表示的就是洛甫。刘英这时插话说：他那时是党的负责人，因为好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过去在外头搞情报工作，说江青这个人在外边桃色新闻太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对党的影响不好。给中央写了信，信上签名的一大串。闻天告诉我，这样他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送去了。毛主席看了信后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所以我觉得在延安恐怕这件事是洛甫使得毛最恼火的，甚至于他可以联想到王世英写的信也是洛甫在里头搞的。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以后他对洛甫的态度就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讽刺挖苦。

毛泽东对张闻天的疑心

后来张闻天在莫斯科当大使时，我想毛主席可能也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当(苏联)大使的就只有张闻天和王稼祥，而在王稼祥当大使时同张闻天当大使时比较，苏共政治局对张就比对王要重视，规格要高。这就又联想到你张闻天是苏联培养出来的，王稼祥也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为什么对你就比对王稼祥要好？所以为什么高岗的事情也把张闻天扯进去了。我看这里有个我们不知道的内在的毛主席的想法问题。其实张闻天他去看高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有个说法，说高岗那个时候集中力量反对刘少奇，反对总理，也可能这个是毛主席的意思，因为毛主席后来看到形势不对，就又反对。反正他对少奇同志既觉得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又觉得有些事情没有经过他，这是对刘有意见的。那时召开的财经会议实际上是高岗发难反对总理；同时召开的组织工作会议是饶漱石发难反对少奇。这两个会议实际上都是高岗在里头搞的。

张闻天当大使从苏联回来以后同毛主席讲话就不投机了，他很少去，毛主席也不大见他。庐山会议时我知道闻天同志想同毛主席单独谈一次，但毛主席拒绝了。庐山会议是突然一下子变了的。会议本来是要反“左”，就是反那个时候的“左”倾。按照少奇的话，就是叫做“成绩说够，缺点说透”。所以上山的时候大家都是从反“左”这一方面考虑的。彭德怀的这个信一去，主席并没有马上表态。那时很多组都拥护彭德怀那个意见。华东组表示赞成彭德怀的意见，还有西南组也都觉得彭德怀讲得有道理。陈伯达这个家伙不是个好东西，他就讲“唯我彭大将军”，就是说只有彭德怀敢讲这个话。这个信当时并没有印发，但是毛主席找了几个大区的书记都说看了这封信。毛主席一听这个会方向变了，变得好像是对着他了，他着急了。所以就决定发，就把这个信印发了。彭德怀后来不是讲么，我是写给你的信，你为什么要发？发了以后就在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后头一个饭厅里开了个会，这个会上毛主席就摊牌了，说你们说彭德怀这个主张对，那你们就把王明请回来，我去打游击去，他发脾气了。彭德怀那时也太硬了，就站起来说，你不要煽动！这时毛主席脸色就很难看了。这样会议的方向一下子就转过来了。

庐山会议以后闻天在科学院写的很多东西，都是经过我转毛主席的，毛主席根本连理都不理。那时候我不是有时也跑到你们（指刘英和张闻天）那里去看一看么，去了我还要跟他报告。毛主席问，他怎么样？我说情绪还好，他在做研究工作。从那以后他就是一落千丈，这个中间实际就牵扯着一个高岗、一个彭德怀这些案子，毛觉得张闻天在后头都起一定作用。反正我看他对这个事情是深信不疑。（张培森整理）

【本版文章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