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计算与matlab语言:中国抗日死了多少英雄你知道吗？

   本人所知蒋公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一次生物课上一位日本生物老师拿出一块土壤说：“这块土壤中的寄生虫细菌就是中国人”，当时蒋公就怒斥道，这里面也包括你们日本人，在蒋委员长的日记里有这样一句话，日本人的骄横让我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中日之战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确实如此，第一，在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就扎扎实实地着手准备长期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制定了以空间换时间、准备长期抗战的战略，积极建设大后方。1934年4月，由蒋介石亲自掌管为对付日本侵略而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随即开始在大后方(湖南、四川、湖北等地)投资设厂开矿，进行军事重工业建设。并抓紧在西南地区勘探和建设公路。这些战略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1936年，国民政府多年的建设措施终于开始显示成果，国民经济实现了全面好转，农业丰收，工业振兴，外贸增长，各项指标都出现了历史最好水平。特别是国防军工，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为长期抗战创造了条件。历史证明，这种准备在后来坚持长期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备战，准备长期抗战，这本身就是抗战的一部分。也是决心抗战的表现。

                   抗日大旗

                     国军年龄最小的抗日战士

            日本残兵

                    开赴前线的国军将士 

                  日本战犯




第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根据敌强我弱的方针，采取了比较稳妥的抗日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战术则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以达到延迟日方进攻，争取时间调动抗战力量的目的。这个方针的基本点是抗战。战争初期，从敌我双方的国力、兵力上讲，我方确实处于劣势，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后备力量较强，因此，国民政府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努力着手备战、不急于决战或避免全面战争的方针，这从敌我双方的力量悬殊的角度看，是切实可行的，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稳妥抗战决不是不抗日，更不是投降。１９３５年月１１月在国民民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这就是说，不放弃和平是为了备战的需要，是为了最后战胜日寇的所采取的方针。所谓最后关头，"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同闻周报，第１２卷，第４６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１９３６年７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是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导土主权的完整......。我们绝不订立任何分割我们的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国闻周报，第１３卷，第２８期，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１９３２年他提出的对日方针是，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史学家认为，"他这个外交政策是与他对日战略之所谓节节抵抗的消耗战术，与坚强不屈变动不居的革命战略，是完全相应一贯的，始终不变的。"他提出了步步为营，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乃为御侮图强基本之要务。""拿我们的血肉来代替我们的国防，拿我们的血肉来抵挡敌人的枪炮，"他的方针也是以空间换时间。这些抗战方针与毛泽东提出的中日战争是持久战的论断有相似之处。是对敌我力量双方全面考虑后提出的抗战方针。这个方针是抗日的，不是投降的，是积极的，不是逃避的，是稳妥的，不是盲目的。因此，逼蒋抗日说，是缺乏内在的依据的，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侵略，曾多次发动过抵抗日军进攻的战争，表现了抗战的决心。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曾再三下令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坚守锦州，抵抗日本，阻滞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国民政府会议的决议，国民政府主席孙科等给张学良的电报，都是要其守卫锦州。军令如山，说明抵抗日本进攻锦州，这是国家的方针，也是蒋介石的方针。蒋介石还明白告诉张学良，准备派遣航空部队，归张学良将军指挥，以增强张将军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事实证明，国民政府令张抗日，蒋介石令张抗日，孙科令张抗日，汪精卫也令张抗日，但是，都没有成功。张学良将军就是不抗日，他不抗日的意志十分坚定。任你多大的权威、多坚决的命令，都无法促使他抗日。
在一二八抗战中，国民政府调动了几十万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使日本人几天之内攻克上海的希望落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浴血抗战，可歌可泣，其英雄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虽然战争失利，但是，也重挫了日本，充分体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如果不是南京政府决心抗战，几十万军队怎么可能在战场上拼命厮杀？

敌我武器装备的差异：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和〈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分别做了论述。国府成立初期，面对国民政府陆军（下简称国民党陆军）落后的装备状况，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系列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事宜，但由于成绩有限，且面临国防建设与军队建设的现实需要，国府又不得不从国外购买陆军军火。大量引进外国先进陆军兵器，虽然大大加快了国府陆军兵种建设的步伐，同时也严重阻碍了国府谋求兵器自给的努力。截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国府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并没有整体性的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也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2、九一八事变后，应对对日备战的需要，国府在引进德国制造的兵器和谋求兵器自制方面颇下功夫，但由于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作用依然存在，国府最终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又陷入了愈建设愈依赖外国军火的怪圈之中。国府虽然部分地提高了中国陆军的装备水平，但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国民党陆军装备落后的面貌。
    3、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国府的陆军武器装备进入了战时建设时期。由于抗日战争是一个受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漫长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尽管战时装备建设的目标很明确，即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但国府在不同阶段上的战时陆军装备建设在内容与方法上并不尽相同。基于此，并在综合国民党当局对抗战的指导以及战时国内外形势更迭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国府在抗战中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可划分为三个时期: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抗战中期（1939年1月至1944年12月）与抗战后期（1945年1月至1945年9月）。这前后连贯又彼此差异的三个时期，为我们后人展示了一幅并不轻松的图景。
二 抗战初期武器装备的损耗与补充
抗战初期，国府举行的具有战略性质的战役乃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战前国民党陆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不抵日军，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民党陆军的官兵与装备在战场上损失惨重。
淞沪会战中，由于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日军的进攻流程大体是飞机、舰炮轰炸→炮击→坦克进攻→步兵冲锋。虽然战前国民党陆军引进了不少先进装备，像专门对付坦克的战车防御炮在第三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精锐部队中均有所配备，但从实际的战场效果来看:国民党陆军缺少大口径高射炮，加之机枪对空只能射五百米，步枪只能到二百米，对日机多是无可奈何；炮兵为了躲避日机轰炸，不能连续攻击日军的炮兵阵地和冲击队形，只能打一阵停一阵，甚至一打完就要迅速转移阵地；而派至战场的二十辆坦克，又因不能实施步坦协同，在日军炮火的轰击下损失惨重，参战未几就被击毁五辆，击伤八辆。同时，国民党陆军因为训练不足，无论使用轻、重武器，其命中率皆远逊于日军。
缺少重型装备，国民党陆军便不能对日军实施有力的攻坚作战；蒋介石又要求中国军队实行「固守阵地，坚忍不退」的战术，而低命中率地使用轻兵器与少量火炮来抵御日军空地联合的进攻，结果只能使国民党陆军的抵抗付出更高的代价。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就以「牺牲十人换取敌人一个伤亡」的比例牺牲了三十万精锐部队，不少国民党陆军部队「甚至尚未发现敌人，即已死伤惨重，参战三、五日即须后调整补」。
激烈的战事与错误的战术更导致了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的巨额损耗。淞沪一役，国府战前所积累起来的外国装备尤其是德造兵器几乎损失殆尽。第二集团军在台儿庄战役中仅在十五天之内便消耗了步、机枪弹3,828,027粒、迫击炮弹25,127颗、七五山炮弹（即口径为75mm的山炮炮弹，下以此类推，不另作说明，笔者注）460颗、手榴弹51,720枚。
据国府自己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国民党陆军武器弹药的损耗总量为:步枪311,000枝，轻机关枪18,500挺，重机关枪4,000挺，迫击炮1,300门，山、野、重炮660门，步、机枪弹7.2亿粒，各式炮弹346万颗，手榴弹730万枚。
武器弹药既然有巨额的损耗，也就得有相应的补充。国府于抗战初期陆军装备建设的唯一任务便是获得足量的兵器以填补战场上的损失。国府的武器弹药储备本来就少，而抗战爆发后，各主要兵工厂奉国府令纷纷往大后方迁移，国内的兵工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兵器产量根本不抵损耗量:1937、1938年两年间，国府总共只生产出了步枪123,330枝，轻机关枪3,600余挺，重机关枪700挺，迫击炮1,700余门，步、机枪弹289,260,000粒，各式炮弹55,350颗，手榴弹1,680,000枚，山、野炮则几乎没有出品。因此，国府对于获得外国陆军军火的需求遂变得愈加迫切与重要。
在美、英等大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隔岸观火、袖手旁观的态度之时，国府主要是从德国与苏联等欧洲国家引进陆军装备。然而，日本早就对德国供应中国军火表示强烈不满，不断向德国施压，希特勒也急于向日本示好。很快，循著承认满洲国（1938年2月20日）→停止武器供应（1938年5月初）→撤退军事顾问团并关闭驻华使馆（1938年5月中旬）的顺序，德国与国府的关系便每况愈下，国府逐步丧失了从德国购进陆军装备的可能。
          装备有德国当时最先进武器的国军德械师


              开赴淞沪战场的国军德械师





                      国军德械装甲师

              装备德国最新式反坦克炮的德械师




 
 
 
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1937年8月21日）为标志，苏联正式开始对华实施军火援助，但苏联援华是基于让中国拖住日本使后者不能进攻苏联的战略考虑，故此苏联提供的兵器数量一般是以使中国能继续抗战为限。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的财力已濒临枯竭，国府从外国订购武器装备，除了拿农矿产品交换外，往往还得首先从外国获得贷款，然后再用这些贷款去购买需要的陆军兵器，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国府获取外国装备的难度。经过一系列艰辛的外交奋战，并饱尝了需求始终得不到全部满足的痛苦之后，截至1938年12月，运抵国内的陆军武器装备大致如表1所示。这些军火的输入，对维持国民党陆军从淞沪抗战到武汉会战的战力均起了积极的作用。
表 1 1937.7-1938.12 国府从国外引进的主要陆军武器装备 
此表是笔者综合以下资料后估算而得: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二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页466-507、708-12中的往来电文；《关于对美易货偿债及外销矿品的函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二八（2），案卷号:2101；〈抗战爆发后中德易货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南京），1995年第2-3期；〈抗战初期杨杰等和苏联磋商援华事项秘密函电选〉，《民国档案》（南京），1985年第1期；马振犊:〈德国军火与中国抗战〉，载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编:《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1996）；程天放:《使德回忆录》（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出版委员会，1970）；孔庆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对华军事援助述略〉，《历史档案》（北京），1991年第1期；蒋永敬:〈抗战期间中法在越南的关系〉，载《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一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2）；张丽:〈抗战时期的香港与中国内地〉，载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王正华:〈抗战前期香港与中国军火物资的转运〉，《国史馆馆刊》，复刊第26期（台北，1999）。
在为武器装备的来源而奔波时，应对战时的需要，国府也尽可能地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针对国民党陆军「每次战役之后，其因伤亡过重遗弃械弹无限，或离队拐逃，或受伤官兵随带械弹住院」的状况，军政部除要求前、后方各弹药机关加强密切联系外，决定「除由各师对于作战队随时专派人员，分赴战区查收外，关于离队拐带及住院收缴械弹，应由各该收缴机关，随时通知各部队派员领收，或呈缴军委会，饬令发还，或饬交原来官兵携回原队。以期随时皆有收集之机会，藉免减少原有实力；同时，责成各部队组织战场清理队，专一清理收拾遗留之械弹」。此外，军政部还颁布专门的办法，奖励收缴枪炮弹壳以供熔制弹壳或改装枪炮弹之需；并综合各方建议，新设了许多修械所，以求加快武器修理的效率与速度。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至1938年底，国府一共向国民党陆军补充了274,000枝步枪、19,000挺轻机枪、4,000挺重机枪、1,500门迫击炮、426门战车防御炮、28门高射炮、160门野炮、116门榴炮、24门重炮20。虽然补充的数量抵不上损耗的数量，甚至许多新补充的武器装备在品质上往往不能切合国府的需求，但毕竟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三 抗战中期的建设情况
以日军占领武汉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在漫长的抗战中期，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了由独立抗战到汇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转变，国府的抗日活动也经历了由积极趋向消极的转变。期间，中国军队进行了正面战场所有二十二次会战中的十五次，还进行了数百次的重要战斗与数万次的小战斗。除此而外，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还在境外的缅北、缅中一带与日军多次交锋。
有战事就必然会有武器装备的损耗，国府自然不能放松陆军武器装备的建设。早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遵循蒋介石抗战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念，国府便制定了一边抗战，一边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的抗日战略，并明确提出要「努力从事积聚武器」。
（一）艰难的外援
自从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国府已失去从欧洲国家进口陆军装备的可能；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这一落井下石的举措，使得苏联对华的军火输入亦告中断。至此，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便只剩下美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极为重视，而美国虽然在1940年9月日本侵占越南北部并与德、意成立军事同盟后，便已明确了援华制日的态度，且于1941年3月开始实施租借法案，可对中国一直是有条件的经济援助辅以微量的军事援助。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战争之后，美国才开始正式的军事援华行动。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代表领衔，在华盛顿签订了反侵略共同宣言，中国在经历了四年半的单独抗战之后，正式步入与同盟国联合作战的阵营。可即使如此，国府从美国得到的陆军兵器也极其有限。以中国抗战所急需的三七战车防御炮、七五山炮、步枪与手枪为例，1942年的头四个月，美方供给中国军火的数量与中国所需要的数量如表2所列，二者相差甚大。
表 2 美国援华军火数量与中国所需数量差异表
资料来源: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页245；苏启明:〈抗战时期的美国对华军援〉，《近代中国》，第64期（台北，1988），页134。
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尽管丧失了所有的海港口岸，但军火弹药的输入除以香港为中转站之外，还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苏联至中国新疆这三条内陆线路。可在香港、越南、缅甸相继被日军占领之后，中国的国
际交通线便已完全断绝，外来军火的输入只剩下「驼峰」空运航线一条，即美国的援华械弹先运抵印度，然后再从印度空运至云南。「驼峰」线路险恶，空运吨位有限，由此，美国运抵国内的援华物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不仅未能增加，反而急趋锐减，以致于蒋介石在1944年6月22日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的备忘录中抱怨道:自1942年4月中印空运以来，物资之总吨位仅一万七千吨，平均每月不到六百五十吨，最近方始达到一千三百吨左右，「与中国各战区所需以配备军队作为反攻之用以及维持各种战争工业之实际需要，相距甚远」。  

“给全中国人以伟大的模范

更让国府感到无能为力的则要属美国援华物资的支配权问题。按照租借法案的精神及原则，受援国对其所获得之美国租借物资有完全运用及支配的权利。然而在1942年5月15日，美英军火分配委员会却决议指定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全权负责在印度接收美国援华物资，并决定运往中国的时间和地点。如此一来，国府基本上丧失了对援华物资的分配权。国府没有对物资的支配权，加之美国人又坚持以装备攻缅部队为优先（在华美军的装备补给除外），因此大量积压在印度的援华军械就直接装备了由史迪威亲自指挥、训练的中国驻印军；就连实际运入国内供中国陆军使用的数量微薄的陆军装备，其大部分也还是用来装备用于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而在中国内地战场面对日军强大攻势的国民党陆军部队，则并未获得美式装备的大量支援。表3即为1942年4月至1944年9月由印度空运入华的美国军械交拨分配情形。

表3中拨交国内部队的陆军装备，其中只有60门山炮、50挺战车防御枪、3,000万粒步、机枪弹是在1944年5月以前拨交国府，其余大部分则是在长衡会战开始后才由美方陆续交拨中方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国府军事委员会公开的怨言:「中国军队自与盟国联合作战以来，所得援助之实际数量，几不足供英美军一师作战一星期之用。」

（二）积极发展自制兵器

国府在获取外国援华军械上步履维艰，这对抗战中期的陆军装备建设冲击很大，所幸的是，国府仍在谋求兵器自制方面的发展。

表 3 空运入华的美国援华陆军装备交拨分配情形（1942.4-1944.9）

资料来源:〈中央社发表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谈美国对华军火援助情形电讯〉，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一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2），页512-14。

至1940年兵工厂内迁的壮举完成时，兵工署直辖的兵工厂（不含修械所）已达十六个；1940年以后，国府又在后方新建了八个兵工厂25。为了保密起见，兵工署还下令各厂厂名均不冠所在地地名，一律称「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兵工厂」26。由于得到了国府的重视与支持，各个兵工厂与部分民用企业均以兵工自立为目标，开足马力、全力以赴地从事各项生产活动，国府在战时的兵器生产能力遂得以长足发展。在国民党陆军常用的十五项武器弹药中，国府仅凭自制，能够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重机关枪、迫击炮、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或大部满足消耗、补充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

在兵器产量稳步提高的同时，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国府不断研制、仿造出了以前未能生产的陆军兵器品种，每年都会有一种或几种新品问世28。虽然国府的这些新品均为国外某一产品的仿制品，无一完全独立创新，而且国府的新品皆属轻兵器，重炮、坦克、装甲车之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普遍使用的常规重型武器，国府则丝毫不能问津，但这些新式兵器的创制，毕竟属于国府在战时谋求兵器自给的重要成果与组成部分。表4反映的是国府1939-1944年间的主要兵器产量。 

依托这些国内的自制产品，国府不仅部分满足了国内部队的装备需求，而且还向中国驻印军供应了大量步枪、轻机枪、掷弹筒、八二迫击炮、半自动步枪等陆军兵器29。在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日趋恶劣以及军火生产原料进口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国府能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如此成绩，无疑是让人欣慰的。 

（三）陆军武器装备建设对抗战军事的影响 

武器装备建设的落脚点无非是为了提高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从而更好地与敌作战。国府获得外援是何等地艰难，国内的兵器生产又有著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羼弱因素，因此，国府在抗战中期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仅是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继续抗战，并没有整体性地提高国民党陆军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

表 4 1939-1944年国府主要陆军兵器产量

三万余名驻印军在1943年就装备了381枝手枪，13,793枝步枪，1,644挺轻、重机枪，3,603枝冲锋枪，399门迫击炮，48门战车防御炮，48门山炮，84门榴弹炮30。且不论驻印军装备的质量如何，单就数量而言，就足以让任何一支在国内战场的国民党陆军部队汗颜。表5为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的主要武器装备。从表5可以看出，除了弹药补给之外，国府并没有向第三十六师补充过一枝枪、一门炮，而这支曾为国民党陆军最精锐之一的部队在装备数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仍被国府运用于滇西战场，恰恰说明其在当时已是装备较好的部队了。两相比较，我们也就不难想见为甚么从1944年3月开始，中国驻印军就可以「兴致勃勃并以十足的信心向日军猛攻，又快猛地消灭敌人」31，而在同时期的豫中会战中，日军甚至可以畅通无阻地用坦克撞毁国民党守军的阵地32。

表 5 陆军第三十六师抗战各期（1937.7-1944.12）主要武器装备表

资料来源:《第三十六师历次战役伤亡损耗俘获补充数目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八七，案卷号:6960。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武器装备本身并不会形成战斗力，其只有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其杀伤敌人的效用33。正因为没有足量的装备，国民党陆军的编制体制与战斗技术在抗战中期均没有得到任何提高。除了靠将部队带到装备储存地而武装起来的国民党陆军精锐部队──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国府虽然在国内战场几经整编部队，但每次整编均未能按照编制配备武器，结果反而造成了人数愈来愈多、武器装备却愈来愈少的奇怪局面。没有装备，国民党陆军便无法维系正常的军事训练:炮兵训练时用的是木马、木炮，步兵训练时用的是木制机枪，骑兵训练时则用的是连步兵都不用的俄式长枪34。没有训练，国民党陆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自然是极其低劣，常常不等日军靠近就到处放枪，结果反而为日军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射击目标35。更有甚者，国民党陆军新兵往往没有经过任何训练就被投入战场，这些新补充上来的人既不懂兵器机能，也不懂兵器的保管与维护，就连投掷手榴弹也都是扔得太早，而被日军重新掷回了守军阵地36。国府辛辛苦苦弄到的一点新式兵器，也往往由于官兵不会使用，以致发挥不出任何威力37。

国民党陆军原本缺少武器装备，而有了装备也得不到有效的训练与使用。因此，尽管国府在整个抗战中期一直在努力地争取外援与自制兵器，但国民党陆军「装备不精」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由于装备不精，再加上训练不够、指挥无方、政治腐败、经济崩溃等种种因素，这支拥有著350余万官兵的陆军不仅未能「愈战愈强」，而且战斗力更是直线下滑到了「我方十个师也不一定挡得住日军一个师团」38的骇人地步。其最终结局便是国民党陆军在1944年豫湘桂战场上的全面溃败。

四 抗战后期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与兵器自制能力的下滑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远征军部队在缅甸的芒友胜利会师，恢复了滇缅陆上交通，不久中印公路全程打通，自此，中国的西南国际交通线彻底打通。与此同时，美陆军部为了配合中国战场的最后反攻，答应提供国民党陆军三十六个师的新式装备39。在良好的内外形势下，国府企盼已久的美国援华陆军军械品种开始增多，数量开始提高。表6为1945年前后美国运抵印度的援华主要兵器数目比较统计。

不仅如此，这些援华军火不再是像先前那样大量囤积于印度，而是沿著顺畅的交通线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国内。至1945年8月，国民党陆军部队共有十三个军、三十九个师配备到了美式装备，计有:步枪140,660枝，冲锋枪26,907枝，轻机枪7,430挺，重机枪1,404挺，战车防御枪155挺，信号枪737枝，战车防御炮277门，迫击炮1,009门，火焰喷射器148具，掷弹筒5,055具，火箭筒286具40。

表 6 美国运抵印度的援华主要陆军兵器比较统计表

注:上表并未将各种弹药统计在内。 

资料来源:《美租借法案主要武器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七七四，案卷号:1040。

有了大量美式装备，国民党陆军终于可以「以其与敌同等之武器在国内与日军作战」41。在1945年4月爆发的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战──芷江战役中，日军不仅被打得死伤惨重，而且弹尽粮绝，士兵只能以野菜和水充饥，陷入了日军侵华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惨状之中42。史迪威「中国的军队如果予以良好的训练和装备并领导得好，其英勇堪与世界上任何一国的军人相媲美」43的预言得以在国内战场部分实现。

与美式装备的大量引进形成鲜明反差的，却是国府兵器自制能力的下滑。尽管国府于抗战中期在兵器自制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但兵器自制终究是以工业为基础的，而早在1943年，大后方的工业即因为原料短缺及通货膨胀急剧恶化等因素，普遍呈现不景气的危机，只不过国府那时尚有一定的控制力，才基本支撑了兵器自制的发展。可自从国民党陆军在豫湘桂战场上遭到日军毁灭性的打击后，国府积七年之力而建设起来的「繁荣」景象几乎丧失殆尽:战时工业损失过半，军火工业的开工率更是下降至原有的55%44。

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国府在1944年11月成立了旨在统筹规划战时工业生产事宜的战时生产局。但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已陷入无可逆转的恶劣境地的景况下，战时生产局根本无法完成其被赋予的对兵工生产实施调控的任务，原本混乱不堪的美援军工物资的运输与分配变得更加无法收拾，各个兵工厂为了争夺有限的物资，相互之间不仅寸步不让，而且互相射击、杀伤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45。另外，国府原本就有依赖外国装备的惰性，随著美式先进装备大量涌入，国府投入到兵工生产方面的精力也自然有所下降。上述种种因素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国府自制兵器产量的下降。表7为1945年头四个月主要兵工产品实际产量与1944年同期产量的差异。

表 7 1945年1-4月兵器产量与1944年同期产量比较

表中数据是据国府战时生产局统计的相关数据综合而得，资料来源:《各兵工厂生产数字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四一九，案卷号:670。 

虽然下降的幅度不是很大，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国府被迫放弃了其既定的兵工现代化的目标！国民党人似乎忘记了战时从外国获取武器装备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也似乎忘记了一个国家靠自制的武器装备抵御外来侵略者有著怎样光荣的前景！抗战八年，国民党陆军武器装备消耗甚巨，凭借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的军火援助，国府勉强撑到了抗战的「惨胜」。然而，国府武器装备建设的种种成就皆因中国科技与经济的落后窘迫，国府政治与军事的腐败低能，国民党陆军装备与训练的相互脱节，战场兵器与战术的互不协调而失效。抗日战争时期国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于抗日作战的要求与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无疑是一颗疲惫的种子，它长不出结实的果子来。

”──佟麟阁(1892-1937)

      

佟麟阁将军原名凌阁，字捷三，河北高阳人，七七事变爆发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负责军事指挥，他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发出命令：“命令前线官兵坚持抵抗，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撤。”同时在南苑召开全军将校会议中激励将士：“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寇进犯，我军首当其中，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1937年7月28日他亲临火线指挥战斗，遭日寇四面包围，突围时被敌人机枪射中腿部，又遇敌机轰炸，头部再受重创而壮烈殉国，时年45岁，将军以死报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抗日战争中第一位为国牺牲的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国民政府1937年7月31日发布褒恤令，追授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毛泽东称之为“给全中国人以伟大的模范”。1979年8月，民政部发出通知，追认佟麟阁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赵登禹(1898～1937)

     

赵登禹，字舜诚、舜臣，山东菏泽人。1933年率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零九旅参加长城喜峰口抗战，在潘家口战斗中毙伤日军5000余人。特别是赵登禹扬长避短，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给敌重创，用大刀砍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砍出了中华民族的骨气，也砍出一曲英雄战歌《大刀进行曲》。赵登禹因战功升任第132师师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任北平南苑前线总指挥。7月28日晨，日军主力在数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战斗中，赵登禹右臂中弹，后率部队向城南大红门转移时被日军包围，混战中胸部受伤，壮烈殉国。3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上将。1946年3月，北平市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八宝山忠烈祠为赵登禹等举行隆重的入祠仪式，并将西城区从崇元观往南至太平桥的一段马路更名为赵登禹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给赵登禹将军的家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烈士证书。

 

                “昌锋镝以建奇勋”──饶国华（1894－1937）

     

饶国华，字弼臣，四川资阳人，是奔赴抗战前线的300万川军将士中的杰出代表。1937年时任21军145师师长，11月奉命率部赴武汉，后转赴安徽坚守广德，30日与来犯日军激战时被围，寡不敌众，誓死不当俘虏而举枪自戕殉国，终年43岁。饶国华的遗体由“民俭”轮运回四川途中，各地均举行公祭仪式。1937年12月12日，饶国华遗体运抵重庆，重庆国民政府为其隆重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自撰写挽联两副：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上都资捍卫，昌锋镝以建奇勋。

                秉节之来，捍国卫民方倚舁；存仁而达，唁生吊死倍哀思。

      重庆国民政府于同年12月追赠为国捐躯的饶国华为陆军上将。

      1983年9月10日，在川军出川抗日46周年之际，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并拨款重新修葺了包括饶墓在内的甘溪沟烈士陵园。

 

                “精忠报国”──张自忠（1891—1940）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张自忠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兼任北平市长的张自忠被认为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称他“张逆自忠”。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要求张自忠通电反蒋，被严词拒绝。1937年11月，张自忠脱险回到原部队任军长。1939年5月和12月，率部取得“鄂北大捷”和“襄东大捷”。他鼓励将士们说：“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蒋介石通电嘉奖，称张部为“最优部队”，防区为“模范战场”。因为军纪严明，老百姓则美称张自忠为“活关公”。

     1940年4月，日军集中30万兵力发动枣宜会战。张自忠率军战斗在最前线，5月16日身陷重围，激战中，腰部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随后又中五弹，为了不当俘虏，举枪自戕。留下两封遗书中云“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周恩来誉其为“忠义之志、壮烈之气”。

     张自忠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穿越重庆全城，并追晋上将。冯玉祥题词“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延安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的挽词。为纪念张自忠将军，湖北省宜城县曾一度改名为“自忠县”。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1995年5月16日，张自忠纪念馆在湖北省荆门市龙泉公园落成。

 

                “黄埔之英，民族之魂”──戴安澜（1904－1942）

    

戴安澜，字衍功，号海鸥，安徽无为人，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脱颖而出的名将。

     他在台儿庄战役因战功晋升为第八十九师副师长。1939年升任第二百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作为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参战，“扬威国外，藉伸正义”。在东瓜战役中，他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表示：“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的盛举，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孤军奋战，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美国官方认为此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蒋介石赞誉：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泰唔士报》称之：“东瓜……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同年5月戴安澜所部陷入日军重围，激战中戴安澜胸腹两处中弹，伤口感染恶化，5月26日行至孟关（即茅邦）时以身殉国，终年38岁。

     1943年4月1日，国民政府为戴安澜举行国葬。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李济深在悼词中说道：“戴故师长为国殉职，其身虽死，精神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模范！”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在挽词中写道：黄埔之英，民族之魂。

      1956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追认戴安澜将军为革命烈士，同年10月3日，毛泽东主席向戴安澜的遗属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李家钰(1892—1944)

               

     李家珏，字其相，四川蒲江人，是抗日战争后期牺牲的国民党最高将领，他在卢沟桥事变后请缨杀敌。9月初，率47军1.8万人从西昌出发，单衣草鞋行程3000余里，12月始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布防于太行山区之长冶、长子、黎城、潞城一带。

     李家珏将军在抗日前线致力于国共合作。1938年春，与朱德、彭德怀部协同作战，在东阳关、长冶一带同日寇108师团104旅团下原熊弥部（1万多人兵力）激战两役，毙伤敌寇1000余人。1939年冬，李家珏积功升任36集团军总司令，辖3个军7个师兵力。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将军亲书字幅：“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以明为国报效的决心。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陷入日军重围，李家钰额头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而牺牲。

     李家钰抗日殉国后，四川省各界爱国人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6月11日发表短评：“我们哀悼李家钰将军抗战殉国”、“李家钰将军在此役中杀敌殉国，是应受到全国尊敬的。”柳亚子挽诗：“万里中原转战来，前师忽报将星颓。归元先轸如生面，化碧苌弘动地哀。”1984年5月2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李家钰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抗日战争中国军最小的俘虏战士

以下是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国军阵亡师级以上将军名单及其阵亡的时间、地点： 


空军将领 

高志航空军少将，驱逐司令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河南周家口 

陆军将领 

佟麟阁上将（追授），二十九军副军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一三二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九军军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山西忻口 
饶国华上将，一四五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安徽广德（自杀） 
王铭章上将（追授），一二二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 山东藤县 
张自忠上将（追授），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年 五月十六日， 湖北南瓜店 
唐淮源上将，三军军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 山西县山 
李家钰上将，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秦家坡 
刘家麒中将，五十四师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六十七军军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松江 
夏国章中将，一七二师副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浙江湖州 
吴国璋中将，七十五师副师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浙江湖州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山东莒县 
周元中将，一七三师副师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九日， 山东蒙城 
李必蕃中将，二十三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 山东菏泽（自杀） 
方叔洪中将，一一四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六月，山东冯家场 
冯安邦中将，四十二军军长，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湖北襄阳 
李国良中将，军训部辎重总监 ，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陕西西安 
张?行中将，第一战区副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三月七日，陕西西安 
陈安保中将，二月九月军军长 ，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 江西龙里 
马玉仁中将，江苏第一路游击司令 ，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江苏望乡台 
丁炳权中将，一九七师师长， 一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江西武宁 
郑作民中将，二月军副军长 ，一九四○年二月三日， 广西昆仑 
关钟毅中将，一七三师师长， 一九四○年五月九日，湖北苍台（自杀） 
戴民权中将，豫南游击第五纵队司令 ，一九四○年五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将，新二十七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 山西台寨 
寸性奇中将，一十二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三日，山西毛家湾 
石作衡中将，七十师师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 山西绛县 
赖传湘中将，一九○师副师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湖南梁家段 
李翰卿中将，五十七师步兵指挥官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将，九十八军军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山西东峪 
朱士勤中将，暂三十师师长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 山东潘庄 
戴安澜中将，二百师师长，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缅甸茅邦村 
周复中将，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山东城顶山 
彭士量中将，暂五师师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湖北石门 
许国璋中将，一五○师师长，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北诹市（自杀） 
孙明瑾中将，预一十师师长，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湖南常德 
王甲本中将，七十九军军长， 一九四四年九月七日， 湖南东安 
阚维雍中将，一三一师师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广西桂林（自杀） 
陈济恒中将，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广西桂林（自杀） 
齐学启中将，远征军 新38师副师长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三日，缅甸仰光 
姚中英少将，一五六师参谋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一六○师参谋长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江苏南京 
邹绍孟少将，一二四师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一二二师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内蒙黄油干子 
黄启东少将，二十三师参谋长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四日，山东菏泽（自杀） 
付忠贵少将，鲁北游击司令，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山东 
林英灿少将，一五二师副师长，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 广东清远 
王禹九少将，七十九军参谋处长，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江西高安 
张唐聚五少将，东北游击司令，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河北平台山 
韩炳宸少将，山东第十三区保安副司令，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 山东莱阳 
张敬少将，三十三集团军高参， 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 湖北南瓜店 
梁希贤少将，新二十七师副师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山西台寨（自杀） 
陈文杞少将，新二十七师参谋长， 一九四一年五月九日，山西台寨 
金崇印少将，十七军参谋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山西横水镇 
朱实夫少将，新三师副师长，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甘肃 
郭子斌少将，暂三十师副师长，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 山东潘庄 
王凤山少将，暂四十五师师长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山西张翁村 
胡义宾少将，九十六师副师长， 一九四二年七月， 缅甸埋通 
张庆澍少将，鲁苏战区高参， 一九四二年八月，山东唐王山 
张少舫少将，一一三师参谋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山东城顶山 
高道先少将，山东铁道破坏总队长， 一九四三年五月， 山东 
江春炎少将，一一四师参谋长， 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 山东邹县 
卢广伟少将，骑八师副师长， 一九四四年五月五日， 安徽颖上 
陈绍堂少将，一○四师步兵指挥官，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南秦家坡 
周鼎铭少将，三十六集团军副官处长，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河南秦家坡 
王剑岳少将，八师副师长， 一九四四年六月， 河南灵宝 
吕旃蒙少将，三十一军参谋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广西桂林 
胡旭盱少将，第三战区第一突击队司令 ，一九四五年六月 浙江孝丰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军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有22场大型会战、大型战斗1117 次、小型战斗38931次。国民革命军陆军伤亡、失踪约321万人，空军阵亡4321人、损失战机2468架，海军几乎全灭。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国军总损失400多万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根据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占领区内游击战为主。据统计包括民兵活动在内一共发动了111,500余次各种形式的攻击。 

中国平民则约有900万死于战火，另有800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为难民。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约为3800亿美金。

国军每个师装备：

士兵：粗布衣服两套，草鞋两双，每师平均兵员九千六百人，步枪二千支，子弹每人二十发，轻重机枪六十挺，山炮五门，汽车二十辆，坦克无，空中掩护无。士兵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稀饭。

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前总共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千吨。据史料记载，国军六百人从贵州出发入滇参战，步行一个月到达战区时被饿死三百余人。

日军：一个师团平均二万二千人，BA1BX步枪九千支，轻重机枪六百挺，汽车一千辆，战马二千匹，山炮二百门，装甲车二十辆，每个士兵每月消耗子弹三百发。日本总计飞机二万架，军舰二百八十万吨，航空母舰至战争结束前有四十艘。

战斗力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其战力相当于国军一个师，中国宋希濂将军估计一个日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到八名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我一个连的运动。

据迟浩田将军回忆，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八个日军士兵五支步枪，一挺机枪，赶着一个县城数万军民弃城而逃。

国军伤亡和日军伤亡比例为十比一，最典型的松山战役，日军一个联队一千二百人，遭国军三个军十万优势兵力围攻，最终日军除一人突围外其余的被全歼，国军死亡一万余人。

抗战期间中国汽油的百分之百，钢的百分之九十五，药品的百分之九十，武器弹药的百分之八十靠美英供给，平均每运进一加仑汽油要消耗一加仑汽油。

抗战期间中国战区总共击毙日军六十余万人，中国军民总共牺牲三千七百万人。死亡日军其中相当一部分的牌位供奉在靖国神社。

日本在整个亚洲唯一没有进行过战争赔偿的是伤害最大的中国，甚至连越南也接受了日本的赔偿。Z6

台湾仍然在发放抗战老兵抚恤金，日本也在发放二战老兵抚恤金，所有参加过二战的国家唯有中国大陆没有发放抗战抚恤金。

战死的三百八十万国军战士和二百多位将军没有理由不愤怒，死难的三千七百万国人没有理由不愤怒。

在松山战场每年来凭吊死者的是日本人，遗忘的是我们自己。

南京的抗战空军墓在日军侵占南京和文革中两次被毁。

淞沪抗战的英雄朱耀华将军在土改中被枪毙。

抗战中牺牲的饶国华的四个儿女有三个死于文革。

抗战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我们还要荒谬和冷漠多少年。

面对数字和事实，我实在羞于再看！

                  国民党军队击毙击毙日军人数的部分数据

　1、凇沪会战
　　　　
　　　　国军1937年战报：日军伤亡6万余人；孙元良个人在2005年估计日军伤亡4到5万。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公布自身死亡9115人,伤31157人,共计伤亡40672人. 但是日本在1960年到1970年又公布：日军战死１９５９４名，负伤８０２４３名，共伤亡９９８4７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１卷第２册８３页）。 
　　　　
　　　　2、太原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2.6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3、南京保卫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76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4、徐州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5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在1937年承认伤亡3.2万余人，在1960年日本官方承认日军伤亡5.7万余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5、武汉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0万余人 
　　　　日军战报：自身伤亡3万余人，因病减员6.7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6、随枣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4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3万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7、枣宜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8、南昌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3000余人，后又把数字改成67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9、第一次长沙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3600人，病6119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0、昆仑关战役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81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1、桂南会战（包括昆仑关战役）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3万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1.2万余人（日本出版的《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 
　　　　
　　　　12、豫南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1.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3、上高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9000余人，病减员6000人（《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4、晋南（中条山）会战 
　　　　
　　　　国军战报：毙伤日军9900人 
　　　　日军战报：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以上是本人对历史的皮毛认识，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国民党在卫国战争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是老百姓打嘴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战争需要周密的计划，敌我各方面实力的对比，战略战术的运用等等。

永远的悼念!

    如果没有国民党的英勇抵抗，也就无法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脉延续至今。莫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 

像中国卫国战争中死去的国民革命将士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