钙尔奇钙片:王根权品评书谱第17讲 书签之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06:44:36

王根权品评书谱第17讲

第17讲
书签之辨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孙过庭《书谱》墨迹前边有一个书签贴条,上边写着“唐孙过庭书谱序”七个字,七个字的下边隐约还有一个“下”字。这个书签是宋徽宗赵佶的“渗金御题”,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中的“序”字和“下”字却是有问题的。

今观孙过庭《书谱》墨迹卷首书签“唐孙过庭书谱序”这几个字,前边“唐孙过庭书谱”六个字和后边的“序”字,笔意是有明显区别的。“序”字是“广”字部,前边的“唐”字和“庭”字同是“广”字部,“唐”与“庭”的“广”部写法是一致的,而“序”字与“唐”和“庭”二字的“广”部写法明显不一致,差异很明显。“唐”和“庭”,“广”部的一撇是通到底的,而“序”字之“广”部一撇只占了字的一半。再看七个字的“笔气”,“唐孙过庭书谱”六个字的气是通的,一贯到底,“序”字的气与前六个字的气不通,是断开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前六个字“唐孙过庭书谱”是宋徽宗题写的,“序”字不是徽宗题写的,而是周密省的人续加上的。当时续加上的还有一个“下”字,后来又将“下”字刮去了,但没有刮净,留下的痕迹依然可辩。

我们说“唐孙过庭书谱”六个字是宋徽宗御题,而“序下”二字非宋徽宗御题,此说除以上从笔意观察分析外,还能不能再找到一些别的依据呢?我们说,可以的。

我们仔细察看这个书签,会发现“序下”之“下”字是被人用刀刮过的,现在还留有明显的刀刮痕迹。试想,如果这个“下”字属宋徽宗御题,谁敢用刀去刮呢?按照封建礼制,在皇帝的字上动刀,就意味着在皇帝头上动刀,这在当时是一大忌,谁有这个胆量敢冒这份险?这是充分说明,“下”字非宋徽宗所题。

“序”字是不是宋徽宗所题呢?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宋徽宗是一位具有高深学养与书法艺术造诣的皇帝,于书法艺术上他是行家,他所书写的“瘦金体”为后世学书人之范本。关于孙过庭《书谱》的文字内容宋徽宗一定是详细阅读过的,是正文还是序文,他应该有自己的判别主见,他不会将如此翔实的书论内容当序看待。再退一步说,假设宋徽宗当时没有时间细谈《书谱》内容,“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几个字他是看到了,他也不会凭空冒出一个“序”来。可以见得,只题“唐孙过庭书谱”,而不题“唐孙过庭书谱序”与这位书家皇帝的学养与书法艺术见识是相符的。

有以上两个事实作支持,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宋徽宗只渗金御题了“唐孙过庭书谱”六个字,后边“序下”二字属周密省《宣和书谱》一书的编纂工作人员续加上去的。

关于孙过庭《书谱》书签问题,启功先生在其《孙过庭<书谱>考》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元初,《书谱》二字早已成为此篇序文之定名,故不待加‘序’字已为人所共喻。即如陈思所录,前亦只标《书谱》二字,并‘卷上’二字俱已删之。且焦氏所藏,明著有‘徽宗渗金御题’及‘政和宣和印’,是即宣和之本无疑,则其所谓‘上下全’者,即《宣和书谱》之‘序上下二’。余嘉锡先生谓《宣和书谱》衍‘序’字,今按实是周密省‘序’字耳。”

启功先生的观点是孙过庭的《书谱》文字内容是孙过庭《书谱》的序言,而非正文。孙过庭《书谱》墨迹上所贴的那个书签是周密省藏书的“序”,即由周密省藏书时才有了这个“序”字,但没说明这个“序”字是宋徽宗书写的,还是周密省的人书写的。现在我们搞清楚了,宋徽宗只写了 “唐孙过庭书谱”,而其后“序下”二字属周密省工作人员续写上的。

启功先生《孙过庭〈书谱〉考》一文对书签一事还有一段话:

“又今墨迹卷前宋徽宗渗金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序’字之下隐约有‘下’字痕迹,当是合装时上轴之签或失或残,故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

启功先生的这段话虽说为书签中“下”字被刮找到了一种说法,但这一说法与其前文的说法是矛盾的,与事实也是不符的。这一说法引出了一系列的其它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孙过庭《书谱》墨迹书签一事所要辨析的问题。

我们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宣和书谱》是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命周密省将御府所藏历代法书墨迹进行编辑整理汇编成集的一部皇室藏书图书册,《宣和书谱》所编辑收藏的不单是孙过庭的《书谱》墨迹,还有其它书家的墨迹。宋徽宗也不是仅给孙过庭《书谱》墨迹题写篇目的,应该题了好多。当时周密省奏请皇帝为这些墨宝题写书签,应该是一次性拉单奏请。奏请时不可能将纸剪成小纸条让皇帝题写,皇帝也不会自己将纸裁成小纸条书写,应该是将所要题写的书目题写在一张纸上,只有到了使用的时候,才由编辑人员分别剪下来贴在各自的墨本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孙过庭《书谱》墨迹卷首的那个书签样式。

其次,我们接着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年宋徽宗为孙过庭《书谱》墨迹题写了几个书签?试想,如果宋徽宗题写了两个书签的话,就不存在粘错的问题,将其换过来就是了。也不存在用刀去刮的问题,上轴的“下”用刀刮去,下轴的“上”还得用刀刮,刮去后还得重新写。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既没有换过来,刮去后也未重新写。这说明宋徽宗当年就只写了一个书签“唐孙过庭书谱”。

第三, “合装时”“移装于前”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孙过庭《书谱》墨迹有过两次合装,一次是宋宫室编纂《宣和书谱》时的合装,一次是“入严嵩家,两半卷合为一轴”。 “入严嵩家,两半卷合为一轴”的原因是上轴的后端文字,下轴的前端文字残缺。基于这个原因,严嵩才将残缺部分割去,将两轴合装为一轴。可知下轴之书签所处的部位恰属文稿残缺之部位,于残缺部位还谈什么“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若指宋宫室编纂《宣和书谱》时孙过庭《书谱》墨迹上下卷的合装,那么要知道,这一次是初装,既是初装,也就不存在“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这样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下轴贴不贴书签?不贴书签两轴形式不统一,贴书签贴什么书签?若将“唐孙过庭书谱序上”的书签贴在下轴上,所贴的这个书签同样存在一个签与轴不相符的问题,同样存在一个需要用刀刮的问题。这种情况若出现,解决的最佳办法也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两个书签加以对换。既然是对换,就不存在“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这样的问题。

第五,“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要用“刮”的办法而不用“去”的办法,宣纸上的墨迹渗透力是很强的,刮是刮不净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没有刮净的,何不一剪刀剪去“下”字,既省时又干净?由此看来,“将下轴之签刮去下字移装于前”当不可能。

第六,合装时丢失弄残书签的问题。我们知道,第一次合装时的装裱师是皇家的装裱师,其装裱技艺、业务素质和工作态度是可以想象的,装裱时丢失书签或将书签弄残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装裱的当时丢失弄残的可能性不大,装裱后丢失弄残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我们想想看,书签是粘贴在墨本上的,宣纸与宣纸粘贴,怎么会粘不牢靠呢?既就是粘不牢靠也只能是部分的不牢靠,而不可能全都不牢靠。还有,该轴是珍藏品,打开的次数是有限的,打开时也是很仔细小心的。如果说因没粘牢靠而脱落,应该是可以发现的,粘贴后再弄残的可能几乎也没有。第二次合装是在严府进行的,严嵩所请的装裱师,其装裱技艺、业务素质和工作态度也是可以想象的,装裱时丢失书签或将书签弄残的可能性几乎也没有。我们还可以思考这样的问题,装裱师是干什么的?是修复墨迹残损的高手,书签在装裱师眼中,那是一个大件,他们不可能将其丢失或弄残的。

将以上矛盾问题汇集一处推理分析,孙过庭《书谱》墨迹书签的原本越来越明晰了。当时宋徽宗题写书签时只题写了一个书签“唐孙过庭书谱”,《书谱》墨迹的下轴没有书签。周密省的人装裱时将《书谱》手稿分成了上下两轴装裱,贴书签时应该是先贴的下轴。由于周密省的人一直认为孙过庭的《书谱》墨迹只是《书谱》的序文,序文又是分作两轴装裱的,现在下轴装裱好了,该贴书签了,拿到书签后不加思索,便在后边添写了“序下”二字,就粘贴到了下轴上。等到上轴也需要贴书签时,这才发现只有一个书签,怎么办?奏请皇帝重题不合适,下轴贴书签上轴不贴书签也不合适。既不能奏请皇帝重写,原来皇帝浸金御题的书签又不能不用。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想出了一个凑合的办法,上轴贴,下轴不贴,将原来贴在下轴上的书签揭下来贴在上轴上。贴到上轴上后,原来续写的“序下”二字中的“下”字是不能出现的,故此就试图用刀将“下”字刮去,刮的过程中又连带了“序”字的下半部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书签的面目。

孙过庭将其书法理论论著定名为《书谱》,提笔书道:“书谱卷上,吴郡孙过庭撰”。按说凡读《书谱》者,只要见到这一字样,就不会认为这不是书谱的正文。但孙过庭怎么也不会想到,就是在自己取名意图非常明确,让别人就此无话可说的情况下,有人却对此说话了,而且说出了违背自己本意的话。将自己的《书谱》命名为《书谱序》,将自己的《书谱》正文说成是“书谱序文”,还给自己的《书谱》墨迹本卷首贴了一个《唐孙过庭书谱序》的书签。《书谱》,中国书法史上一部难得而少有的书法理论巨著,怎么会是这样一种命运呢?这是为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们对《书谱》的陌生,又说明人们对《书谱》的热衷。正是这种陌生与热衷的不断交织碰撞,形成了书法史上的一个个谜团,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迷案。

我们探秘《书谱》的这些谜团,为《书谱》正名、正文的时候,辨析“唐孙过庭书谱序”这一书签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什么问题?起初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我们明白了,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我们直面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着手解决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终于省悟了一个道理:学术研究中最复杂的问题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有人将它搞成了问题,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面对如此一个大问题,不由得不让我们想起了伟大的民族英雄岳飞。岳飞是怎样死的?就是有人给他搞了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说岳飞谋反,说谋反又说不清,说不清就是大问题,大问题就要负出大代价。将岳飞父子处死,将岳家军遣散。岳飞谋反了吗?没有。岳母为其脊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当时国家的形势是什么?金兵大举进攻,南宋半壁江山岌岌可危。岳飞的作用是什么?抗击金兵,保家卫国,“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敌人闻之丧胆。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国家之栋梁,在南宋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不得不为不是问题的问题承担最严重的责任,不得不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的牺牲品。对于岳飞的死后人如何评说我们且不去说,我们单看处死岳飞者秦桧的态度和观点,秦桧的态度很坦然,秦桧的观点很明确,就三个字:“莫须有”。“莫须有”是什么意思?可能有,可能没有,不可能有,也不可能没有。“莫须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我们研究孙过庭这位伟大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解读他的书法理论巨著《书谱》,就是在破解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谜案,就是在解决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