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汇川区张娅老师:芦笛:传统中国为何不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芦笛:传统中国为何不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5802 次点击119 个回复 芦信韵 于 2007-11-25 16:37:34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传统中国为何不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前段国内搞税制改革，秦晖教授写了篇论文（见2楼），归纳出了所谓“黄宗羲定律”，其通式如下：

Y=NB+A

学过初中代数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乃线性函数，亦即直线方程，只是这儿的自变量N是自然数而已。用在这儿的意思是，Y乃是国家现在实收的总税额，A是初始税额，而N代表并税制改革的次数，B则是杂派的税额。总体意思是说，传统社会中君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进行并税制改革，把所有的苛捐杂税并成一项税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反倒增加了农民负担，改革次数越多，农民的实际负担便越沉重。

以实例说明：假设某个王朝初建时农民必须缴纳的总税额是A（假定=15）两银子，过了几十年后，地方官员乱摊派（称为杂派），增加了B（假定=3）两银子。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变成了18两。此时某大臣觉得农民负担过重，但若减去那杂派的3两，则朝廷收入必受影响，于是便说动皇帝，干脆把地方杂派并入国家税收，并规定以后不得再在税外摊派。这一开头还确实制止了地方官员乱摊派，减轻了农民负担，但再过几十年，地方官员又开始乱摊派，而农民也忘记了那摊派名目早就并到总税收里去了，根本不应再收，于是又照交。假定新的杂派是3两银子，则农民的实际交税便是18 两+3两=21两。这时朝廷又觉得农民负担过重，再次实行并税改革，把杂派算入国家税收，并再度规定不许税外摊派。如此循环下去，国家的税收额便越来越高，随改革次数而递增。于是本来旨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并税改革，实际效果则成了增加农民负担。改革次数越多，农民受害越大。

这现象首先是黄宗羲发现的，由秦晖教授以现代学术语言整理，命名为“黄宗羲定律”。他的论文受到温家宝重视，于是温在某会上宣布，说中共的农村改革一定能冲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使得该现象成为历史，云云。“黄宗羲定律”一时声名大噪。

此后国内学者李炜光写了篇论文（我也转贴到了楼下），指出秦教授未能指出“黄宗羲定律”描述的现象的发生机制（其实以严格的学术术语而论，“黄宗羲定律”只该称为“黄宗羲现象”，因为黄并未阐明发生机制，如同“布朗运动”一样，只是报道了现象），那就是税收在中国从来是统治者单方面强加给百姓的，纳税人毫无抗争权利，所以当然要出现这种现象。只要中国社会不实行西方式改革，使得税收变成政府和纳税人双方协商的结果，则这现象就永远断不了根（当然人家没这么说，这是我个人发挥，文责概由我负，须株连不到李先生头上）。

李先生接着使用黄仁宇先生的发现，探索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与西方的不同之处，非常富有启发性。只是他学院派味道十足，恐怕读者难以坚持阅读到底，还是我来谈谈自己的体会吧。下文部分是他人的发现，部分是我个人的理解发挥。

黄仁宇的一个重大发现，就是中国所谓“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在本质上完全不同（这其实不是他的发现，而是费正清的，但他的探讨更深入，非费氏可比）。西方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三级塔”结构 （这是我使用的术语），底层是依附于领主、没有人身自由的农奴，中层是贵族领主，顶端则是王室。其运作机制是王室驱动贵族，贵族再驱动农奴。例如收税，王室并不直接向子民收税，而是向领主们收，钱是从贵族的口袋而不是从农民的口袋里掏出来的。

这种社会结构有什么优点呢？第一，它是由多个贵族领主的自治“板块”拼起来的一个联盟，天生就具有地方自治的趋势。第二，纳税人是贵族而非细民，这些人拥有相当的抗争实力，不像势孤力单的细民那样只能听人宰割。因此，国王政府的权力受到贵族的约束和抗衡，并不能如中国帝王那样拥有无限权力，实际上实行的不是专制制度，或起码不是中国式专制制度。第二个特点更导致国王与贵族时时处于冲突之中。中古欧洲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贵族和国王的争吃打闹，由此导致了权利（rights ）观念的产生。英国1215年制定的《大宪章》，就是贵族使用武力迫使国王承认了贵族拥有的基本权利，初步形成了精英民主，亦即国事由国王和贵族共同协商决定。以后这权利观念被新兴资产阶级接过去，逐渐普及到全民，便最终发展成了今日这种全民民主社会。

传统中国社会的结构却根本不是这种“三级塔”结构，农民是享有人身自由的自耕农，即使是佃农也非依附于领主的农奴。皇室直接向百姓征税，其间并没有一个中转环节。贵族可以拥有巨额财富，但并不像西方贵族那样，具有与国王协商国事决定税收的权利。换言之，这种社会只有两层，朝廷直接就压在广大农民身上。 因为要直接管理广大农民，政府便具有无限权力，万事都由皇帝一言而决。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早熟的政府，具有现代极权政府的特征，却没有现代极权政府的统治能力。

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阶级斗争”与西方真正的封建社会很不一样。如上所述，在西方，纳税人是贵族而非农民，于是国王的暴政便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西方的“阶级斗争”于是主要表现为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冲突，少有农民直接起来造反的（注：李先生在此把话说绝对了，西方也有农民造反。英语中有个双关笑话就是“The peasants are revolting. ”此话可解为“农民起来造反了”，也可解为“农民真恶心”）。如前所述，这种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权利观念的萌生和普及。此外，从直接效果来看，贵族们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国王的让步不但直接有利于贵族，也间接有利于农民。因此，这种斗争确实能推动社会进步。

但中国古代社会却不是这样，纳税人是农民而非贵族，相反，贵族常享受免税特权。于是贵族就不会因为朝廷加税而起来和皇帝斗争，使得自己和农民都受益，只会坐视农民不堪苛捐杂税的盘剥陷入赤贫，好趁机把农民的土地兼并过来，土地兼并使得朝廷收入减少，入不敷出，于是朝廷便只好增税，使得农民更加贫困，兼并更剧，朝廷税收更少，便再度增税。这恶性循环就是“黄宗羲现象”的发生机制，循环到了一定地步，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便起来杀官造反。这revolting造反（恶心造反）并不能解决现有的社会结构弊病，只会改朝换代，再建一个直接建立在自耕农之上的无限政府，又开始下一轮腐败周期。

当然，许多开国君主还是看到了兼并乃是朝廷的心腹之患，因此常打击豪强，抑制兼并，曹操就是为此被后人吹到天上去的。但两千年下来就没有谁想到秦始皇设计的不合理之处。在他们心目中，理想社会就是一个具有无限权力的朝廷建立在无数的自耕农之上。皇帝是大家长，人民是子民。所谓“明君”要做的事，就是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儿子”，为民作主，此所谓中国式“民主”。如果儿子们的财富被豪强剥夺，皇帝就大权旁落了，必须打击豪强，把“富儿子”抢走的财富还给“穷儿子”们。此所以许多朝代建立之初都要搞土地改革，亦即所谓“计口授田”（根据各家人口均分土地），使得“耕者有其田”，每个子民都能安居乐业。“打土豪分田地”其实不是我党发明的，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先例。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个设计的根本缺点，是当时的生产力和科技极度落后，朝廷拥有无限权力，毅然承担了管理全社会各方面生活的职责，却根本没有相应的统治能力。此类政府或许能在新加坡那种弹丸小国中如意运转，却绝无可能在一个广袤的国家工作。于是当社会变得复杂起来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财富和土地的集中，社会结构便逐渐偏离当初的原设计，进入上述“黄宗羲恶性循环”，引起周期性的农民恶心造反。这种恶心造反的唯一结果是使国家回到原点，并不能带来欧洲式的社会进步（第一句话才是他说的，后面这些话乃是我的发挥）。

黄先生还认为，秦始皇之所以发明出这种背时的大一统制度来，有着自然环境决定的必然原因。他的说道与我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作出的解释暗合。他认为，北中国干燥少水，灾害频仍，民以食为天，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来强制动员民力资源，主持大规模水利工程和国防工程，放粮救灾，调解仲裁拥挤社会的民间冲突，这就是中国社会提前出现极权政府的地理自然原因，在客观上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西欧和日本的自然环境和中国不一样，所以其封建社会结构当然也就和中国的不同。他还认为，西周的社会制度更像欧洲或日本的封建社会，但它因为不能满足中国自然环境的需要，因此被秦朝的郡县制度取代了（这些话是我的再表述，有可能偏离原意，请读者参考黄著《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但黄先生却没有解释（或许是解释了而我没看见），为什么这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必然发生的社会制度，在充分暴露出其无法持续运转的弊病来后，竟然还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毫无改进，只能以周期性“毁灭——重建”的方式不断回到原点。

我认为，这现象本身似乎就提示，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完全是由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人文因素起到了更大的影响，具体来说便是孔教取消了历代中国人调适能力，使得古人一次又一次错过了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消除原设计弊病，让中国如西方那样自然进入资本主义的机会。

如前所述，土地兼并乃是倾覆历代皇朝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是一把两面刃，一方面直接恶化了农民的民生，一方面减少了朝廷的财政收入，逼得朝廷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不断增税，使得农民生活更加困苦。许多君王也看到了这点，但他们只想到使用行政手段去“打击豪强”，却从未想到可以如西方那样，改为向豪强们收税，使得豪强们转化为西方式贵族，使朝廷避免成为农民的直接压榨者，把官民矛盾转为容易获得合理解决的朝廷与贵族的矛盾。如此一来，则中国社会也就能脱出“黄宗羲恶性循环”，停止在原地无限兜圈，走上西方那种线性进化的康庄大道了。

但要这么做，就彻底违反了孔教规定的“家——国——天下”的思维定势。皇帝就不再是孔教规定的那个全知全能的贤明的大家长，无法再“为民作主”了。这等于让皇帝自动放弃做全民大家长的道德责任，没有哪个读书人能够接受。自从汉朝奉孔教为国教之后，无论人们思想再怎么解放，也绝无可能突破这一樊篱。就连所谓“民主思想家”黄宗羲也如此。他的《原君》被现代人誉为民主思想萌芽，究其实还是脱不出孟子“君君”的窠臼，还是“为民作主”那一套。

因此，我们在这儿遇到的又是一个恶性依赖关系：一个大一统的无限政府需要孔教作为国教统一人民的思想，以证明其存在的道义合理性，而一旦维持这种政府成了统治者不容推卸的道德责任之后，那“早熟的极权社会制度”的枷锁便再也无法解脱下来了。这不但是过往无数帝王的困境，也仍然是今日当局的困境。

其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类似西方贵族的准领主。看过《水浒》的人都该记得那许许多多的“庄”，什么祝家庄、扈家庄、曾头市等等，这些虚构有着实在的生活原型。这其实提供了社会转型的契机，可惜孔教剥夺了人们的政治制度建设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得豪强的存在不但没有变成建立一种新型社会的起点，反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恶心造反，使得权利观念始终无法在民间自发产生。再加上孔教重农抑商、反对物质追求的精神枷锁，中国社会当然也就不可能如西方那样自发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至今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便只能永远是“宋末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那些郑重其事的笑话。

可悲的是人们至今尚不明白上述简单原理，还要像无数皇帝先辈一样，冒充全知全能、公正无私的全民大家长，虽然发现自己力有所不逮，然而想到的不是放权，从国家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里逐渐撤出，却是“加强执政能力”，以便完成那所有皇帝前辈都失败了的“为民作主”的历史使命。如此折腾下去，当然就只能适得其反，绝无可能逃出“黄宗羲恶性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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