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氯溴苯与镁:从他人的遭遇中反思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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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人的遭遇中反思亲子关系

2011年11月1日   A1叠02:A1叠02-评论   稿件来源:新闻晚报   作者:熊志

  交流的搁浅、隔阂的积淀可以说是激发矛盾、酿造伦理悲剧的“恶的种子”,而之于整个社会,这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有时它是一句责难,有时它是一次争吵,有时它只是一次未兑现的电话或回家。须知,新闻中的这些孝义式微的案例,都是细节沉淀的最终结果。

熊志

    10月31日,法院对留学生机场弑母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男子汪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6个月。30日下午,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天野在沟通之后,情不自禁地跪倒在父母面前,泪流满面,“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爸爸妈妈表达深深的歉意和深切的忏悔,希望你们原谅我。 ”

    “孝亲敬老”是个基础而又永恒的伦理命题,也正基于此,任何对这一底线的僭越,都免不了饱受道德层面的责难,这一点,从“留学生机场弑母”以及“公务员打骂父母”曝光后那错愕、愤怒的舆论表情即可看出。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诸如此类极端个例的呈现,亦从侧面影射出当下家庭亲子关系的疏离乃至恶化。

    “弑母案”也好,“打骂父母”也罢,它们终究是以个案的形式见诸社会,而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弑母案”判决的尘埃落定以及廖天野声泪俱下的悔过致歉,个案终将收场,批判与指摘亦将日渐消弭。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人的激昂指点,并不能弥合普遍存在于社会的亲子裂痕,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社会终究有一个值得反思的理由。

    在“弑母案”曝光后,弑母者汪某的亲属曾一度渲染“好人论”,这固然有博法外开恩之嫌,但它在社会固化汪某弑母之残酷认知的同时,亦还原了其并不残忍乃至善的一面;而在记者的采访时,汪某亦明确表示,他与母亲关系挺好。无独有偶,在“公务员打骂父母”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硕士毕业并曾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学习的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形象,应该说,这很难与忤逆挂钩;另一方面,从其讲述来看,廖天野与父母拳脚相向,源于生活重压下累积的怨愤。这即是说,汪某抑或廖天野并非大凶大恶之人,他们与其父母间亦无极端仇恨,恶的生发,只是隔阂、矛盾积淀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这里面,可剥离出两点共性,一是亲子关系的恶化不会以身份、学历为转移,二是忤逆行为的发生往往是矛盾沉淀的结果。前者为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自省的理由,后者则为重构亲子关系找到了一条可资依循的路径,那便是于细节之处反思家庭关系。

    因而,可以说,于个别个体而言,孝悌之义的日渐式微乃至走向反向极端,并非摧枯拉朽之势,而是随时间流逝日渐撕开亲子裂痕。如果说,汪某和廖天野所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恶”,那么,交流的搁浅、隔阂的积淀可以说是激发矛盾、酿造伦理悲剧的“恶的种子”,而之于整个社会,“恶的种子”又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有时它是一句责难,有时它是一次争吵,有时它只是一次未兑现的电话或回家。

    在一个孝义式微的时代,伦理和价值的重塑必然依赖于整个社会。于大众而言,没有理由不去从自己身上寻找他们的影子,须知,任何“极端的恶”,都是细节沉淀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