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市农林小学:北岛接受专访：我依然很愤怒，老愤青一个

诗意地栖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你从40岁离开，绕了一圈回到香港。香港是终点吗？

北岛：我认为在香港比较稳定，人永远是居安思危的。可能还会继续走，不会认为香港是终点，是永久居留处。这么多年，在路上已经变成了生活的方式。会在香港住一个时期，以后去哪，是个未知数。

南都周刊：香港是一个商业大都会，你在与香港年轻人的交流过程中，会有孤独感吗？

北岛：内地的读者会比香港多。在商业化环境中，内地的诗歌读者也很有限，香港年轻人读书少，这是香港社会很大的问题。我们做诗歌节，国际诗人在香港的计划，也希望改变香港年轻人的状态。这几年，香港年轻人在改变，虽然有限。没有诗歌的生活是挺可怕的。“诗意地栖居在香港”的概念也是为了让年轻人知道物质的生活乐趣是有限的，希望他们能过一些与诗歌有关的精神生活。

南都周刊：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难了？

北岛：香港没有像样的诗歌活动和诗歌杂志。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创造这样的环境，对物质主义人们会厌倦，人们会有互动关系，吸引更多年轻人读诗。像日本诗人谷川来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工作坊，请各大学的学生、老师、市民来，我们出中日文对照的诗选，来之前把书做好，有专家导读，细读。谷川到的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我们会做赏月，他会朗诵，我也会朗诵，还会有古琴演奏。

南都周刊：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香港年轻人的精神生活？

北岛：是的。但是想法要慢慢实现，不能简单地批评、指责，要改变这个环境就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接下来会有大规模的国际诗歌节相配合，让诗歌成为香港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对过去的反省

南都周刊：《城门开》回溯了很多历史的细节，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删除不想记住的内容吗？

北岛：记忆往往带有功利性和选择性——记住愉悦，忘却痛苦，比如1976年7月27日，我妹妹在湖北因为游泳救人时淹死，这样的事件就在记忆中被冷藏了，写作就要克服这一心理障碍。本书最后一章《父亲》，对我来说是个挑战，这主题太复杂也太沉重。我一直拖，拖到今年5月，才终于在柏林完成了。写这一章很痛苦，不仅是时间精力的消耗，更是感情的付出。换个角度来说，正是通过文字本身，我和父亲达成了最终的和解。

南都周刊：书中提到你在“文革”时曾揪出一名熟人的“历史反革命”，并将其剃成“阴阳头”。

北岛：这也是处于冬眠中的记忆的一部分。我犹豫过，是不是写出来，初稿时没有这段，修改时想了很久才决定放进去。所谓真实就必然包含了残酷，写作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反省，尽管从本能上总想回避。理解“文革”时青少年的残酷性，就必须从自己开始。人们是在后天中获得道德、教养和自律的。这涉及关于“文革”的反省方式。作为这场暴力革命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应负的责任，不能只是简单指责别人。

南都周刊：这是一种忏悔吗？

北岛：是一种忏悔，如果忏悔与负罪感相关的话。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那是一种现实，不可否认的现实，谁也无法从中逃脱的现实。写出这段经历，让我自己感到某种释放与解脱，它在我内心留下很深的阴影。然而，这又不仅仅是个人事件，我希望人们能从更复杂的层面来认识“文革”。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所经历的最好时候是何时？

北岛：70年代，大家在地下挣扎；80年代大家都在发挥能量。90年代出现分化，有个人的，也有历史转折，有权力和资本的关系，可以理解。近十年是最坏的十年，知识分子在体制化之后独立声音都没了，缺乏开放的、可以真正讨论问题的气氛。

“大家都犬儒化”

南都周刊：你编的《七十年代》引起过关于知识分子分化的讨论，你们那一代人是否正在放弃理想？

北岛：我认为这是这些年普遍的现象，近十年，体制化、学院化让很多人变成专家，不再对社会和中国文化有独立的声音。党同伐异的现象很严重，不同派系中文人之间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立场化现象严重。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这样？

北岛：大家都犬儒化，基本放弃对世界大问题、真问题的关注，变成了私人恩怨。知识分子大谈自由民主，自己反而在行为方式上恰恰相反。我对这种整体的趋势感到很失望。

南都周刊：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国内文化界的？

北岛：香港是一个过路码头，来往的人很多，可以见到各种想见的朋友。网络也让信息来源不成为问题。

南都周刊：与你同一代的刘再复先生现在已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这一批海外知识分子是不是在尝试更容易被接受的事情？

北岛：我没有太多读他们的东西。接触不多，我接触的人很杂，学者型的知识分子接触不多，有时我怕太学术化的文人。我自己没什么知识，对学术不敢兴趣，读的很有限。

南都周刊：去年你在某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引起很大争议，批评者认为你功利了，向岁月投降了。

北岛：是一篇《对未来发出的9封信—致2049的读者》的文章。那些批评我的人存在党同伐异的一面，网上很多化名谩骂的人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认为民族最重要的是文化复兴，民族的命脉还是要靠文化和文字传承的。汉语的转型远远没有结束，很多人因此批评我。我提出的六条具体的做法却被忽视，不进行实质讨论，却是扼杀的态度。这让人失望的，这种谩骂在作家圈也存在。这是很让人愤怒的。

南都周刊： 60岁的你对愤怒是如何理解的？

北岛：我现在依然很愤怒，老愤青。（笑）愤怒不一定要语言表达，愤怒不是骂人，需要保持一种克制，情绪的愤怒和文字的控制之间需要张力。写《城门开》时很愤怒，反而文字是收敛的。

南都周刊：除了散文和诗歌作品，还会通过什么方式去发声？

北岛：作家通过写作发声，一个作家应该永远要跟他所在的时代的矛盾、政治、文化、语言保持紧张的关系。如果没有，就别做作家了。现在中国大部分人缺少这种紧张关系。

南都周刊：你依然保持着这种紧张状态？

北岛：对。我是中文写作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