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银行k宝转账限额:陈永苗：中国难免发生一场内战？

● 陈永苗
一个可以安排国家和人类生活秩序的立法者，必须洞悉制度的奥秘。一项秩序一旦从立法者诞生出来以后，它就有着自己的生命，他能够自行呼吸，偏离原来的意图运转。所以立法者必然是一个悲观者，必须面对失败的命运。 种下龙种，收获跳蚤。如果邓小平还在世，那么对目前的时局，会不会老泪纵横一场？ ( http://www.tecn.cn )
文革之后，几十年的瞎折腾已经耗尽政治运动的能量，人们由乌托邦天空回到黑油油的土地上，开始重点考虑世俗问题。这时候毛泽东的平等主义给出的压力，如同原子弹爆炸之后的核辐射，令立法者窒息。 ( http://www.tecn.cn )
尽管民众饿着肚子，还是必须告诉另外一种模式更有利，这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意。民主和平等的大潮之下，没有说这些是更有利于民众利益的，很难获得合法性。 ( http://www.tecn.cn )
在邓小平的“富裕论”中，必须有一个说法，让民众相信这才是符合普遍利益的。这个说法就是共同富裕。这样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同时回答了回应平等主义诉求，这个缓兵之计从而为安排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提供了时间差。 ( http://www.tecn.cn )
邓小平这样将“共同富裕”的目标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手段进行分离，由特殊趋于普遍。这种手段与目标之间有很大的离心力，如何预防这一点，邓小平或者没有安排，或者依赖于念念不忘的政治体制改革。 ( http://www.tecn.cn )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共同富裕”之间有一种连带关系。一些人或者一些地方，有幸被选中成为先行官，但是他成为先行官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项连带责任。这就是履行帮助未富者一起富裕的义务。这种义务是天生的，没有人回避的余地，他是无对价的，也就是没有回报的。 ( http://www.tecn.cn )
至于如何履行，当先行官富裕到何种地步的时候应该开始回报，这是默示条款，没有明说，但是谁都心底清楚。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不能束之高阁，盘旋在先行官的上空，不时地责问，不断计算他们与目标的距离，有没有逃逸出去。 (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手段和目的的分离，只有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内才成立。也就是说，都是一家人，才能放心让一些人先富， 而不会放弃连带责任，而且共同体具备足够的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让先行官不能离心。那时侯人们处于一个共和国之中，相互之间有一种模拟的亲情，一种类似兄弟般友爱的“合伙”之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差别和不平等处于可以忍受的范围，没有阶层或阶级冲突。 ( http://www.tecn.cn )
如今回头去看， 可惜的是，本来寄予厚望的市场经济没有完成任务，相反与当初意图相反，在可能有轻微好转以后，却形成贫富分化严重的鸿沟。没有了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市场经济明显是一张空头支票，象彩色泡末一样破裂了，现在看来清清楚楚。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犹如一个黑洞，把本来有可能转为良性的市场经济吸纳磁化，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政府由“有武装的先知”堕落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私人保安或打手，某种程度上，整个国家与香港黑社会办公司距离不远了。 ( http://www.tecn.cn )
贫富两极的内战
很显然，没有及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革命无疑造就了阶级冲突，共同体从中分裂了两半，极有可能发生内部的战争。要知道，历史证明，贫富分化是内战的原因，这是千古颠颇不破的真理。 这时候共同感破灭了，不可能是一家人了，人们不能够再容忍不平等。 ( http://www.tecn.cn )
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一部世界史，那么是不是说财富不平等是永恒的？
从心理学角度写作而闻名于世的俄国社会主义者赫尔芩曾指出，自从人类依附于财产，生活变成了为追逐财富而进行的不断斗争的那一时刻起，世界的政治集团遂变化为努力维护手中巨额财富的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后者尽管意欲剥夺有产者手中的财产，却苦于没有足够的权力。这样历史的进程只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抗。如果阶级斗争仅仅意味着财富的斗争，那么马克思说的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永恒的主题一点也没错。 ( http://www.tecn.cn )
在我看来，人类政治秩序的变迁，除了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关于自然正当生活方式由德行到财产权的演变之外，还有一个是永恒循环的贫富分化引起的内战。这个内战是受生存伦理来支配的，当贫富分化到了让穷人接近死亡底线，产生了大规模饥荒等灾害，这时候内战就爆发了。在古代，宗教产生一些意识，例如原罪或因果报应可以轻微抑制阶级冲突，但是到了生存底线，宗教中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基于末世论，或千禧年的教义，正当化穷人的暴动。到了现代，当财产权方式成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时，这时候加剧了为财产权而斗争的可能，不可能像古代那样能够容忍不平等，同时没有了原罪或因果报应的制约，占有财产的欲望就大规模的释放出来，那么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 ( http://www.tecn.cn )
即使步入现代社会，形成统一的政治秩序，贫富分化引起的阶级斗争和内战都不会消失。托克维尔始终不相信这种内战会消亡。例如就象美国那样的形成统一民族国家， 而且在财产体制安排上，也比较合理，还是会出现贫富分化，甚至要弥补以福利政策，形成福利国家。 ( http://www.tecn.cn )
在民主分配和暴力革命之外，人们还以为有这样一条路，那就是扩大总量，作大蛋糕，扩大了分母，分子也就扩大了；同时按照亚里士多德面对希腊晚期的贫富分化，在《政治学》中提出的扩大中产阶级的路数，减缓冲突。 ( http://www.tecn.cn )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方法从来没有奏效过，发展不过是一种行不通的自我安慰，其结果不过是让富者更富，贫者更贫，不管是政治，还是商业方式，都是对贫者显性的豪夺，或者隐性的欺诈。斯密说，“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 ( http://www.tecn.cn )
解决的方法
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平等和认得实际不平等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是自由和共和国遭到毁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古代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当下中国宪法白纸黑字写下的平等，以及在政治口号中许诺的平等，与实际上的差距，是不是将来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炸弹？ ( http://www.tecn.cn )
即使在纯正的市场中，在平等的口号下，还是存在交换的不平等，总是在法治之下，还存在牺牲他人以肥己。所以在经济中也有政治，也要划分敌我。既然市场经济承认人性是自私的，那么就存在政治。卡尔.施密特一口咬定，经济形成的矛盾不可能完全经济本身解决。 ( http://www.tecn.cn )
不仅仅如此，在市民社会获得的权利，并不能获得完全的保护。韦伯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进入政治社会，通过博弈获得政治权利，以进一步保障在市民社会获得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所以人们获得人身独立和财产自由之后，必然诉求于政治，通过掌握政治权力， 而获得财产分配的优势。这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 ( http://www.tecn.cn )
当孙中山面临者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一同进行的压力，日后的内战也是一样，要同时解决自由和面包问题。就难度而言，解决自由问题要容易得多，完成政治体制的变革就差不多了，可是要完成面包问题，非有伤筋动骨不可，不是民主手段或暴力手段再分配。 ( http://www.tecn.cn )
这样财产权原则就荡然无存了。1793年罗伯斯皮尔在谈到人权时重申，财产的分配不均，是许多弊端的根源，因此所有权不能认为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而是一种由社会保障的社会控制。 ( http://www.tecn.cn )
而这时候，自由往往被面包拖累，搞得鸡飞蛋打。柏克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大革命将人们对财产的妒火引入，从而导致了根本意义上的自由和正义的丧失。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创造自由行动的持久条件这个政治问题被大众贫困这个问题排挤掉了，革命堕落为野蛮与暴政。 ( http://www.tecn.cn )
政治由此不再是自由问题，而更只能是面包问题。这样的冲突在罗伯斯皮尔的身上很明显。他认为，政治不平等的起源是经济不平等，因此革命的法律力求缩小这种不平等。他和卢梭一样，认为民主具有政治价值，但更应该具有社会价值。 ( http://www.tecn.cn )
为贫困的人提供工作，或者保障他们的生存权，这是现代宪政对生存伦理的回答，也是保障免于内战的必要措施。这样的措施，必然对富人进行高收税，并且非强制地强调富人的社会救济义务。 罗伯斯皮尔当时就拒绝了英国以纳税作为条件的议会制度。 ( http://www.tecn.cn )
如果不愿意贫富分化的内战发生，就应该将把内战搞到议会中去，法院中去，而不是在大街上，广场上，不是在战火中， 而是在争论中解决问题。美国独立战争是财产原因引起的，杰弗逊等承认，如果英国议会肯给予美国几个议席就不会发生革命。如果罗斯福不是把经济危机引起的矛盾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厅内解决，难免会有一场内战。 ( http://www.tecn.cn )
文章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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