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行重庆保税港支行:从胡乔木晚年三首新诗看其两重性?zhuan

从胡乔木晚年三首新诗看其两重性 zhuan

2011年10月17日 书摘 散木

[导读]胡乔木不是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布满

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

【“是骏马，也是被驯服的老牛”】

1985年年初，胡乔木又创作了一首十四行体的新诗，名曰《窗》。诗云：

打开窗户，不用奔走操劳，就能见浪拍海岸，云起长天，楼房拔地，道路延伸到广远，自然和人类一切神奇的创造。分担不分担人世的喜怒欢乐，随你的自由；安坐在自己的席位，饱看舞台上进出的一群傀儡，有兴致，就评评剧本和演出的成败。窗开着像关着，人存在也像不存在。扰扰的红尘除观照于你何有？群众都拜倒于你的澄明的睿智。忽然你瞥见一个跌倒的小孩，车在飞驰，你跳出闭锁的小楼。你活了，你为这孩子活下来，敢出死！

说实话，这样的诗句，如果没有一点解铨，读之如入云雾之中。且不说它的“现代性”，人在“窗户”里和“窗户”外，毕竟是不同的。如果只在“窗户”里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让“群众都拜倒于你的澄明的睿智”，那么，果真是“人存在也像不存在”了。

胡乔木的晚年，是力争走出“窗户”的。就在他创作这首诗之前，1984年11月中旬，他在王梦奎等人陪同下赴外地调研，所去之处，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

王梦奎后来回忆说：当时胡乔木以为，“哲学研究有两个方面，一是要研究实际问题，二是要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充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僵死的东西，成为教条”。这正是点中了过去种种失误的“死穴”。那么，什么是“实际问题”呢？胡乔木于是列举了诸如农村联产承包制、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他认为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问题要按照实践加以正确的而不是离开实际的空洞的解释，不要说得太绝对。此外还谈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又列举了“三论”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发展规律就是一个系统。这些都给王梦奎深刻的印象，即胡乔木“是勤于思考的人，对许多问题的观察都有深刻独到之处。他不仅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持否定态度，并且做过理论上的说明，对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观点，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重要观点，甚至对流行的、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口号，也大胆地提出过批评”。在从广州到深圳的列车上，在谈话中，“他批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分工的观点，说马克思的想法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多次表示怀疑，还批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社会主义国家说成是一架很大的管理机器的思想”。在广州，与文艺界的丁峤、张瑞芳等人的谈话中，他又对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写的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文章表示赞同，认为“赵丹说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说法是对的”，等等。显然，这又凸显了胡乔木两重性的另一面，即他放眼“窗户”之外的一面。

大概是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缘故，王梦奎更加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胡乔木的晚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大的变革。胡乔木曾经为这种社会变革作过理论论证和热情鼓吹。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是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变革的广度、深度和速度超过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预料。社会变革所伴生的消极现象使胡乔木深为忧虑。他对实际经济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变化缺乏充分的准备；他从理论上或者逻辑上或许意识到了，但面对纷繁的社会经济变局仍然难免不知所措……历史上常常有站在社会变革前列的理论家随着变革深入而不能适应甚至落伍的现象，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中国的康有为，虽然胡乔木的作用和影响远不能同普列汉诺夫和康有为相比。或许不能忽视社会政治变局中复杂的人事关系。”这是十分恰当的评论，从经历、学养、视野、性格，以及转型时代的特点、“大变局”的复杂和吊诡等方面，解释了“胡乔木现象”。

也是在那一次的广州之行中，王梦奎敏锐地觉察出了胡乔木的两重性。他回忆说：“我感觉到胡乔木有一种明显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一辈领导人的大批复出是一种过渡现象，最高领导层不能不从年龄结构上进行调整。新的领导人有自己的笔杆子，胡乔木失去了依托。既然连器重和提携胡乔木的毛泽东，连不计较胡乔木在‘文革’末期‘批邓’中的表现、排除异议而重新起用胡乔木的邓小平，都说胡乔木‘固执’，新的领导人谁还能够很顺手地用胡乔木这枝笔呢？或者说，胡乔木对谁还会像对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恭谨呢? 胡乔木并不善于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分歧。胡乔木并不摆谱，他是秘书出身，平易近人，就我的接触和观察，觉得他对年轻的领导人是尊重的，甚至对年龄和地位悬殊的青年人也往往是热情和客气的。即使如此，仍不免陷于进退失据的窘况。胡乔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写的一首诗里，发出‘晚年遭遇颇离奇’的感叹，并且说‘自古功成身合退’。如果功成身退，及时离开政治的前台，他的晚年或许会过得更洒脱轻松些，留下的遗憾也会更少。”（《回忆胡乔木》）这更是非常传神的摹写了。

或许，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过程中，这是避免不了的现象。在历史上，类似的例子也可谓数不胜数了。

2010年《文汇读书周报》上有几篇商榷的好文章，也堪为珍贵的史料。先是吴江先生发表了一篇《留下一份重要的史料》，其中用具体的史料说明，“由于胡耀邦的阻止，胡乔木欲发动又一次反右派运动的打算才未能得逞”。不久，宋木文先生也写了一篇《为吴江同志“重要的史料”做一点补正》的文章，就其中胡乔木以波兰事件为殷鉴致胡耀邦信的史料提出质疑。吴江又回应以《对我所提供的两条史料的补充说明》的文章。吴江还在《又读宋木文的补正文》一文中回忆说：“1995年我在纪念胡耀邦的一本书中，也多处提到胡乔木。我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当代拥有大量才俊之士的政党，英雄豪杰云集，人才济济，为其他各党所难能，古来所未有。’其中也提到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位。关于胡乔木，我写道：‘胡乔木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内一位难得的文才。他撰写政论，其才思之敏捷，文笔之泼辣，胜过陈伯达。胡乔木可说是毛泽东的贴心的政论秘书。’胡乔木因为有参加‘批邓’这笔账，所以他重出的时间较晚，在‘十一大’以后，首任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在此以前，我曾有一件事专程前去拜望他，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那次谈话他给我的印象是平心静气，有思想深度，我在书中写他‘确是一位思想家，名不虚传’。接下去我在书中又有这样一段论述：‘从以往的表现看，胡乔木是一个多方面的人，一个复杂的人。有时他居高临下，让人觉得如同晴天霹雳（这可以拿他在社会科学院一次大会上当众、也当着我的面宣布‘若有人认为中央对两个凡是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这话来作证）；有时又能与人平等谈心，谈话中背大段大段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话，记忆力惊人。有时‘左’得出奇，出手伤人，有时又表现出一点人情味，能赐人以某种温暖，例如他力主将吴祖光清除出党，而又自己亲身登门将退党书送到吴祖光的手里，以示尊重，如此等等……胡乔木在思想界特别在新闻界是老领导，因此他的复出无疑对思想界有很大的影响。’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吴江和宋木文你来我往的商榷文章，其实就是从各自的视角来看待和评判胡乔木的复杂性格。另外还有郑异凡先生的文章提及胡乔木（《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1970：普列汉诺夫序言风波》），即1970年初胡乔木上书揭发和批评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收入普列汉诺夫的序言和注释，只因为普列汉诺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就厉声斥责中央编译局是“中共中央的编译局还是苏共中央的编译局”。显然，这在举国“反修”的意识形态大革命浪潮中是非常严厉的，也是致命的一击。郑异凡先生还揣测当时“处于靠边站”的胡乔木的动机，“也许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关怀，也许是想在‘文化革命’中‘立新功’，也许是想踩着普列汉诺夫以求复出”，可谓肯綮和传神。郑异凡先生提到的普列汉诺夫序言的“风波”，表现在胡乔木身上，应该不是一个孤例。

不久前，刘再复先生也撰写了一篇《往事如烟更如火——缅怀胡乔木》的文章，刘再复以为“乔木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中最有才华的”。也许是文人相惜，刘先生追述道：“尽管和胡乔木没有私交，但是我一直感到和他有一种忘年的神交，并感到在一九八四年我发表一系列关于‘性格组合’文章之后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一九八五年，他的儿子胡石英在民族文化宫的饭店里特请我和汪曾祺、刘心武吃饭。一见面石英就开门见山地说：‘我父亲希望我和你们交朋友。’说得很诚恳。那一瞬间，我感受到胡乔木的热切的眼光。（刘再复还回忆：“早在八七年反自由化运动中，他就多次保护过我。那时《红旗》正在拿我祭旗，批判我的主体论。社会科学院党组正为《文学评论》的‘倾向’撤销我主编职务。胡乔木知道这些后，站出来为我说话。”）不过真正感受到他的关怀还是漂流到海外之后。一九九年还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几位国内的朋友告诉我，说胡乔木多次地保护我和李泽厚，说他对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平乱报告’中的胡乱点名很不满意，特别是点了我和李泽厚的名。他对一些朋友说：李泽厚和刘再复是搞学术的，这次被卷入了政治，也不能随便点他们的名。胡乔木的这一鲜明态度，王蒙在回忆乔木的文章中曾经记载。除了和王蒙表示过，他还多次在社会科学院里说过。听了这消息后我是很感谢的。我也知道在这个时候发出另一种声音不容易。”（又据《范泉编辑手记》中的1991年3月17日日记：“王元化从美国回来不久，曾在美国遇到搞研究工作的刘再复，临别时刘流下了眼泪。他外语不能会话，生活虽无问题，但思想苦闷。”显然，这一状态下的刘再复听到胡乔木以上的谈话，会是怎样的心情了。）

也许，有过这样经历的刘再复对胡乔木的两重性就多了一层认识，他又回忆说：“到海外之后，才知道胡乔木仍然背着‘极左’的名声，不少文字仍然抨击他。读了这些文章，总觉得他们把胡乔木有时理解得过于简单，有时又理解得过于复杂。其实，胡乔木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所谓‘极左派’，也不是一个复杂得布满心机的政治家。他是个很有才华的思想者，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笔杆子。前者占上锋（风）时他像一匹骏马，后者占上风时他却像一头驯服驯良的老牛。但不管怎样，在他的性格深处，一直还保留着一点书卷气。在中国数十年的政治狂风巨浪中，能保留一点未被风浪卷走的书卷气，就很不容易。这也足见其性格中真诚的一面还是坚韧的。但因为有书卷气，也就难免在政治风浪中把握不住自己，摇摆于两端。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参加筹办与《红旗》抗争的刊物《思想战线》时，就看到他作为这一刊物的设计者而不断左右摆动。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时候，本是邓小平热烈支持者的他，却惊慌失措地揭发了许多邓小平的言论，印发出来，竟有数十页的一本，使人读后又困惑又惋惜。可是，邓小平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他，反而把他推向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领导地位……在中国，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很难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和属于自己的声音，而胡乔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难得。”

胡乔木曾反对周扬拿“异化”说事，但局外人对他的认识则是“一旦当上‘笔杆子’就要被异化成机器”，不知地下的胡乔木对此会作何感受了。

“窗开着像关着，人存在也像不存在。扰扰的红尘除观照于你何有？”

人世繁难，月旦和评骘人物，自然也大不易矣。譬如胡乔木，套用一句如今经常见的话，的确是“说不尽的历史人物”。作为中共“党内第一笔”，及其自云的“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他的自信和抱负是显见的，那么，无论是在位或赋闲，他都不是尸位素餐或坐看风云之人。似乎已刊落声华的刘再复先生在说到胡乔木时，会从更高的视角作冲淡之谈，他说：“在人间，最好还是不要苛求人的完美，一苛求，就会有所排斥。禅者早已悟到，人的性情如双掌合一，一掌为正为阳，一掌为负为阴，两掌合一才是正常的。人因为有负面而不完善，不完善才正常。以为人可完善，乃是一种幻想。去掉虚幻之求，才有